一

契诃夫早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和毕业后行医时就曾参加过法医鉴定，写过这一题材的短篇小说《死尸》（1885）。后来他采访过法庭的审判，写了这方面的报道（如《雷科夫及其同伙的案件》）和短篇小说《法庭》、《审判中的一件事》、《昏头昏脑》（1881—1887）等。他还有些短篇小说，如《小偷》（1883）和《呻吟》（1886），直接描写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而《幻想》（1886）则再现一个将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在押犯人的思索。在《打赌》（1888）中，死刑和终身监禁的问题则成为主人公争论的对象。由此可见契诃夫对流放和苦役等刑事惩罚问题的关心。

萨哈林原为中国的领土，称作库页岛，欧洲航海家误用黑龙江口地区的蒙语名“萨哈林（连）”称呼该岛。19世纪60年代，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库页岛，沿用了“萨哈林”的名字。为了开发这个面积比希腊大一倍的海岛，沙俄政府开始在这里进行苦役殖民。到了80年代，萨哈林已成为俄国最大的流放苦役地，囚禁着成千上万的在押苦役犯、流放犯和强制移民，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芬兰人、波兰人、高加索人、犹太人、茨冈人等等。这个时期，司法、监狱、流放、苦役等问题，为俄国社会所普遍关注，人们的这种关注反映了对沙皇专制的不满。因此，考察苦役地的情况和了解各种犯人的命运，应该是契诃夫萨哈林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1890年3月9日，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说：“萨哈林只是对于不把成千上万的人流放到那里去并且不为之花费几百万巨资的那个社会来说才可能是无用和无意思的……萨哈林——这是个无法忍受的痛苦的地方……遗憾得很，我并不多愁善感，否则我会说，我们应该到类似萨哈林这样的地方去朝圣，就像土耳其人去麦加一样，而特别是海员和研究监狱的学者则应该看看萨哈林，犹如军人应该看看塞瓦斯托波尔。从我所读过和正在阅读的书籍中可以看出，我们在监狱中已虐待死了数百万人，无缘无故地虐待，失去了理性，野蛮……”考察流放地的状况，了解犯人被判刑以后的处境，以便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命运遭遇的关注，这表现出契诃夫作为作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但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还有更深远的目的。

19世纪80年代是俄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的年代。这个时期，民粹派运动已经瓦解，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反动势力甚嚣尘上，资产阶级卑躬屈膝、苟且偷安的市侩习气笼罩着俄国社会，一般的知识阶层过着醉生梦死、得过且过的灰色生活。契诃夫从创作一开始便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深刻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表现出当时俄国社会“脱离开生活标准到什么程度”，反映了广大群众要求摆脱种种迫害和疾苦的强烈愿望。他向往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不了解通向新生活的具体道路。作家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以及整个世界观的这一严重缺陷，他写道：“比较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的，他们写的是现有的生活，但是因为字里行间充满浓厚的目的性，所以除了现有的生活之外，你还可以感觉到应该有的生活，使你入迷的也正是这一点。至于我们呢？唉，我们！我们写的是现有的生活，可是再进一步呢？无论怎么逼，即使是用鞭子抽，我们也不行……我们既没有近期目标，也没有远大目的，我们的灵魂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乏味的故事》就反映了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当时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这种深刻的精神悲剧，女主人公卡佳刚一踏上人生旅途，便遭受种种挫折，于是向她所崇拜的保护人，有威望的著名学者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教授发问：她该怎么办？可是教授自己也正为这个问题所苦恼，因为他缺少“一般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东西，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一辈子也找不到归宿”。契诃夫本人当然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80年代后半期他对自己的生活更加不满意，精神上感到无限苦闷，在给友人的信中抱怨说：“唉，朋友，多么苦闷啊！如果说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患者和医院；如果说我是个文学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哪怕是一点点社会政治生活也是好的。可是现在这种生活，关在四堵墙里，接触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见不到祖国，身体不健康，食欲不振——简直不是生活！”正是为了走出“四堵墙”，深入接触社会，解脱思想危机，他在1887—1889年间过着一种“流浪汉”式的生活，四处漫游，先后到故乡塔甘罗格、乌克兰、高加索、克里米亚等地旅行。他还想要去中亚和波斯，甚至产生过环球旅行的念头。他在赴萨哈林途中，在西伯利亚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度发生动摇，想要返回莫斯科，可是一想到自己近年来的精神生活，立即决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契诃夫萨哈林之行的深远目的即在于从生活中寻找“该怎么办？”这一极重要问题的答案。1890年3月22日，他在给作家伊·列·列昂节夫的信中写道：“若是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办，……福法诺夫就不会待在精神病院里，迦尔洵至今还会活在人世，巴兰采维奇就不会患上忧郁症，我们也不会感到寂寞和苦闷，您可以不被戏院所吸引，我也无须奔赴萨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