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看见同时代人避而不见的真实

1890年4月21日，契诃夫从莫斯科出发，开启前往一万公里之外俄罗斯最东极的旅行。年方三十的他刚刚获得普希金奖，在俄罗斯文坛声名鹊起，为什么要突然踏上他一生最艰难、最漫长的旅途呢？亲友中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支持，而契诃夫本人对不同的人给出的不同解释，似乎更像是现找理由、搪塞敷衍。现代研究者发现，他至迟在前一年冬天就有了这个念头，当时就开始搜集一切有关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的资料。在做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之后，契诃夫宣布要去萨哈林岛，去看看俄罗斯刑罚流水线的终点站，那个用刑徒和流放犯垒砌起来的新殖民地。

他的哥哥和另两位家庭成员都死于肺结核，特别是一年前哥哥的死对他打击尤其大，造成了一段时间的情感与思想危机——很可能这才是（或也是）催生萨哈林之旅的现实因素。据说契诃夫早有咳血症状，而医生出身的他选择了讳疾忌医，宁愿相信那些血沫来自呼吸道而不是肺部。正是在这样的身心条件下，他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投向大陆的尽头。如他自己在给亲友的信中所说，社会大众对罪犯的兴趣通常只在犯案事实和法庭审判，一旦罪犯被判刑，他们再不会出现在报章新闻和日常谈话中，仿佛不复存在了一样。契诃夫说，他想知道苦役地的情况，也就是说，他想了解俄罗斯刑罚体制的真实面貌，他想看到被判决之后的罪犯。为此，他进行了这次堂吉诃德式的远行。

不管是在准备远行之时，还是已在路上，契诃夫一再宣称这次冒险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他可能不会写出人们期待的作品。很显然，他从头就没打算把这次旅行经历转化为他赖以成名的小说或戏剧作品。他已经读了太多有关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的旅行记或考察报告，几乎全都是非虚构写作，对他后来写作自己的萨哈林经历可能产生了体裁上和方法上的影响。他要写的是纪实的、非虚构的，但他并不想写一部那种泛泛反映自己日常见闻的旅行记，因为他有更高的标准。

还在行前的准备中，契诃夫就找到了两个无论是在旅行还是在写作上都适合当作榜样的人：一个是伟大的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他1829年自西而东横贯俄罗斯的欧亚大地，历时半年多，行程一万五千多公里，随后写出三卷本《中央亚细亚》。洪堡的科学精神和工作方法，为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的调查树立了最佳范例。另一个榜样是美国人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他先于1864—1865年在堪察加半岛和西伯利亚其他地方生活两年，回国后写出在西伯利亚民族志调查方面至今仍很重要的《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Tent Life in Siberia，1870），之后又两度在俄罗斯旅行，一次是1870年在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一次是1885年穿越西伯利亚。后一次旅行中他接触了大量流放政治犯，他们改变了他对俄罗斯政治的看法，使他从此成为俄帝国的激烈批评者。凯南最后一次西伯利亚旅行所催生的两卷本《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1891），虽然出版于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之后，但主要内容之前已在《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连载，契诃夫很可能读到了。凯南所关注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流放犯境遇以及刑徒管理，在此前俄罗斯的主流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公开讨论过。这个主题本身，以及凯南所持的批判立场，可能都对契诃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所以契诃夫要写的不是一部游记，而是以萨哈林岛上刑犯生活为中心的田野调查报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是从阿穆尔河（黑龙江）入海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写起的，从莫斯科出发到抵达这座滨海小城之间的近三个月、近万公里艰辛旅程，竟完全被排除在这本书之外，而对于一般写作者来说，仅这一部分就够写厚厚一本书了。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无论是写作中的契诃夫，还是出版时的编辑与出版商，或者最初的、后来的甚至现在的许多读者，都不知道该如何给此书恰当定位，不知道该把它归入哪一个图书类别。从现代学科分野的角度，研究者把这本书视为某种人类学或民族志著作，是有相当理由的，但显然它又不限于此。前不久《纽约客》的一篇评论，说这本书常被误认为医学人类学作品，但它实际上属于调查新闻，而且是19世纪最伟大的新闻作品。毫无疑问，这部跨文体著作是不应简单归类的，它是契诃夫唯一的非虚构作品，耗费了他最多的时间与精力，而它多方面的成就也配得上契诃夫的巨大投入。

1890年7月10日，契诃夫乘贝加尔号轮船横渡鞑靼海峡，到达萨哈林岛，之后在岛上的多个地点连续生活了三个月（确切地说，是82天）。他的名声、社交能力和关系网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使他以非官方身份，竟然获得了准官方人员的调查机会，除了不能接触到政治犯以外，几乎不受干扰、畅通无阻。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社会调查专家，他设计了一种简洁易用的人口调查卡片，用来采访几乎全部苦役犯、流放犯和定居者，自称填写了上万张卡片。但他又说，他使用这些卡片不过是为了使他的调查显得正式，他真实的目的只是接近被调查者，让他们“打开”，好听见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淡漠。他走访了所有的监狱和几乎所有的定居点，采访过数千人，参观过全部医疗设施，多次参与接诊，目击过犯人被折磨和处决的过程。他总是早上五点起床，白天采访，晚上整理笔记。高强度的工作使他的眼睑出现持续痉挛，他只好不停地眨眼。不祥的咳血再度发生，而且，还有令他难以忍受的头痛。按研究者的说法，这些与他后来健康状况的恶化和早逝是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说法是靠得住的，那我们可以说，这部跨文体非虚构作品真称得上心血之作、生命之作。

对于那些先接触契诃夫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的人来说，读这本书时你会吃惊地发现他对数据的大量使用。这些无处不在、清晰明确的数据，对当时读者的意义究竟如何，也许已难悬想，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档案资料一样真切强硬。契诃夫仿佛刻意要提高自己写作的科学报告的价值，多次直接抄录官方文件。他要呈现一个真实的萨哈林岛，他要让俄罗斯中心世界的人们看到所谓的刑徒殖民究竟如何。他用冷峻的文句和数据，描绘出利用刑徒流放制度拓殖远东是多么失败，不仅达不到设定的目标，而且对于所有参与者，无论是罪犯还是管理罪犯的政府官员与普通士兵，都造成了深重的人道灾难。契诃夫不能接触政治犯，当然是一大遗憾，但也许反倒强化了他这部作品非政治化的基本特征。他接触的都是被法庭确认的刑事罪犯，至少从法律角度可以说他们都在承受自己犯罪行为的后果。然而罪犯也是人。契诃夫正是把他们看作人，正是看到了他们是人，才揭示出萨哈林岛上的徒刑实践，是多么反人道甚至反法律的。

这本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科学报告的性质，然而它不止是一部科学报告，它的几乎每一个章节都燃烧着炽烈的人文关怀，这使它超越了田野调查的属性，而进入文学写作的最高境界。契诃夫对边缘人、对苦难中的人，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感同身受。他对萨哈林岛上女性、残疾人、老人、儿童的处境格外关注，用笔墨最多，大概是因为这些边缘人中的边缘人，最能体现流放制度及其实践的邪恶。作为医生，他注意到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如天花和梅毒）对西伯利亚土著人口的毁灭性打击，他也努力试图理解土著人口的急剧减少原因到底何在。他在记录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事件、人物和境况时，语气平和，冷静克制。这样的叙述风格与全书作为观察笔记的性质互相支撑，强化了内容的思想张力，使阅读总是处在亢奋与爆发的边缘。

一部伟大的作品必定具有超强的可读性，何况它的作者是契诃夫。他在西伯利亚旅途中写给亲友的信上说：这里没有人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对契诃夫而言，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途径是很多的，最重要的不是想什么，而是看见什么。看见同时代人没有看见或避而不见的，然后用最好的写作表达出来，那是他的职责所在，当然也是他最令人赞叹的本事。

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