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契诃夫启程之前就曾答应苏沃林为他的《新时代报》撰写西伯利亚旅行随笔，但要“过了托木斯克之后才能动笔，因为从秋明到托木斯克之间的旅途早已被人描写过，并且已经被人用了上千次”。可是作家在托木斯克停留期间仍然整理了从秋明到托木斯克的旅途印象，写成《寄自西伯利亚》的前七章，并且为该报寄出前六章，后来在伊尔库茨克又寄出第七和第八两章。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允诺还将陆续寄出“关于贝加尔湖、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河的篇章”。但上了轮船以后，情况完全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他在6月21日写信给苏沃林说：“叶尔马克号轮船疯狂地抖动，因此根本不可能写字。由于这种小小的麻烦，我原来寄托于乘轮船旅行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现在能够干的只有睡觉和吃饭。”于是6月20日写完的《寄自西伯利亚》第九章，便成了西伯利亚旅行随笔的最后一章。

《寄自西伯利亚》虽然没有反映出契诃夫在西伯利亚旅行的全过程，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相当完整的，其主题与《萨哈林旅行记》一脉相通，是它不可缺少的“序曲”。首先，作者在这里即已开始反对惩罚的终身性，反对沙皇政府奉行的西伯利亚流放殖民政策。其次，这些随笔还提出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如崎岖不平、艰难而又危险的道路，地方官吏的专横与腐败，西伯利亚居民的风俗习惯，单调而恶劣的西西伯利亚自然条件等等。作者像是写私人信件一样，无拘无束，信笔写来，使人倍感亲切。他时而援引“驿站里的谈话”，时而借助他人的讲述，时而直接描写个人的种种印象，从而勾画出一幅幅鲜明的画面和众多的人物肖像，如流放犯、官吏、车夫、移民、能工巧匠等等。俄国大画家列宾读过契诃夫的《寄自西伯利亚》之后，1890年7月25日写信给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说：“安·契诃夫寄自西伯利亚的信真是美妙绝伦！”[4]

萨哈林之行对于契诃夫来说绝不是一次休闲的旅游观光，而是一种艰苦而重要的劳动，是一项艰巨的创作任务。他回到莫斯科家中立即投入《萨哈林旅行记》一书的写作，书名为《萨哈林岛》，副题为《旅行记》。但本书的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因为这期间作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做，有许多新小说的构思需要写出来。1891年上半年，除了到欧洲旅行四十天之外，他还写了短篇小说《古塞夫》、《女人们》和中篇小说《决斗》，但到5月底仍然写完《萨哈林旅行记》的前三章。同年12月底，旅行记的第二十三章在文集《救济饥民》中先行发表。1892年上半年，契诃夫又写成《在流放中》、《邻居》、《六号病房》、《恐惧》等小说，下半年则埋头写作《萨哈林旅行记》，1893年6月最后定稿。全书从1893年年底到1894年上半年首先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连载，1895年6月出版单行本。

《萨哈林旅行记》不无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的影响，融汇了各种笔法。这里有艺术性很强的描写与叙述，也有带有浓厚抒情和政论色彩的议论，还有客观的考察纪实；作者时而直接记述个人的观察和思考，时而引用他人的讲述和有关文献，从而使本书包罗了丰富的资料。不动声色的艺术性描写、带有抒情成分的议论和学术性的分析论证，相互穿插，加强了旅行记的揭露和批判倾向。全书明显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至十三章按照作者的行踪，以时间先后为序，描写叙述了他在萨哈林旅行的过程和对岛上三个行政区的哨所、监狱、屯落、矿坑、各类人物的生活状况以及自然条件的考察；而下半部，第十四至二十三章，则以翔实的材料为基础，每章集中分析论述一个或两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如南萨哈林的爱奴人和日本人，殖民地的农业和渔业，妇女问题，流放居民的衣食和文化教育、道德面貌和重新犯罪的问题，家庭婚姻状况和儿童问题，驻军士兵和地方官员、流放犯外逃问题，流放犯地医疗卫生和疾病死亡等等。但不管怎样变换写法，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一个基本主题：萨哈林是一座人间地狱。

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记》中既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学者，不仅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描写了婚礼、送葬、肉刑等一系列生活场面，塑造了叶戈尔、“小金手”等许多栩栩如生的流放苦役犯的形象，而且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但是，书中艺术描写和学术考察论证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譬如岛上的气候本是气象学家的研究课题，但在契诃夫笔下却被描写得生动有趣，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之感。作者写作过程中在给友人的信里说：“昨天一整天都忙于描写萨哈林的气候。这种东西很难写，但是终于抓到了要领，找到了门路。我提供了一幅气候的画面，读者读到此处就会感到冷如冰窖。”可以说，全书写人状物都达到了这种艺术境界。契诃夫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通过大量精确的材料，对流放苦役犯和强制移民的悲惨处境做了真实的描绘，字里行间随处都饱含着他对被蹂躏的囚徒深切的同情和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强烈憎恨。

萨哈林之行是契诃夫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对他后半生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都起了积极作用。可以说，假如没有萨哈林之行，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就无法写出来。这次旅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促进了他的“成熟”，使他“产生了数不尽的计划”，也就是说，加深了他对许多社会政治和人生哲理问题的认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和艺术视野，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契诃夫旅行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决心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感到需要有“哪怕是一点点社会政治生活”，为此而把家从莫斯科市区搬到郊外乡下。他这次旅行之后的创作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1892年，契诃夫正是根据萨哈林之行的总体印象，在中篇小说《六号病房》中才能够把专制制度的俄国概括成一座阴森恐怖的大监狱的形象。他的短篇小说《匿名者的故事》早在1887—1889年即已动笔，但一直未能完成，正是由于他在萨哈林与流放此地的民意党人有了交往，对他们有了了解，才于1893年完成这篇反映恐怖主义者活动的作品。契诃夫在萨哈林最早结识的邮局职员爱德华·杜琴斯基是一个莱蒙托夫式的业余诗人，作家后来写作剧本《三姊妹》时即以此人为原型塑造了索连内的形象。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作者的西伯利亚和萨哈林之行，诸如《在流放中》等作品也就无从谈起。

至于《萨哈林旅行记》，这部作品虽然被作者戏说成是他的“散文衣橱里”一件“粗硬的囚衣”，但却为这位小说和剧作大师的创作增添了许多光彩，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光辉灿烂的俄国文学宝库。

1995年1月　于哈尔滨

[1]　本文引用契诃夫的书信皆根据《三十卷本契诃夫著作和书信全集》书信集第四卷，1976年莫斯科版，以下不另注明。

[2]　1俄尺等于0.71米。——译者

[3]　刘邦厚先生在《未曾发生的奇遇》（见《北方文学》1994年第12期）中认为此人就是当年漠河金矿总办李金镛的属员、民国初年任黑龙江巡抚的宋小濂，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

[4]　《列宾和斯塔索夫通信集》，俄文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