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在半推半就中开始
蒋介石主动赠送“玉照”
1926年初春，如焰如血的木棉花烽火般地点缀在珠江两岸，此时，身在广州的蒋介石格外兴奋。几个月前，廖仲恺遇刺之后，蒋介石支持汪精卫驱逐胡汉民出国；不久，又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驱离广州，成功收编了粤军部分师旅。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头号人物。
随着革命形势进一步好转，广大民众一致要求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统治。为了顺应民众要求，更为了捞取个人政治资本，蒋介石立即提出了北伐，并出任了北伐军总司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北伐开始后，军务、政务突然增多起来，不断地批阅文件、发表讲话、商讨军事部署，这些由权力带来的成就感，让蒋介石变得格外亢奋。已是人到中年的蒋介石，工作起来犹如20岁的小伙，日之不行，继之以夜。
饶是如此，堆积如山的公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此时，蒋介石认识到，治天下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现在自己身边急需一个既会动笔头又善于谋划的秘书。于是，蒋介石想到了浙江“老乡”陈训正。
陈训正是浙江省慈溪人，从小聪慧，早年曾经中过举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此外，陈训正还是老同盟会会员，和宋教仁、陈其美、张静江等人关系甚好。也就是在张静江的家里，当时还只是普通军人的蒋介石认识了陈训正，并对其才华非常仰慕。
认定陈训正之后，蒋介石派人捎话给陈训正：陈先生，总司令希望你能够到司令部“协办文案”。
蒋介石的口信中并没有直接说让陈训正来做秘书，这是因为陈训正比蒋介石大15岁，算是蒋介石的长辈，若说请他来做秘书，估计老头子会不高兴。
尽管蒋介石如此小心，陈训正还是清楚地知道，所谓“协办文案”就是给蒋介石当秘书。陈训正自然不甘心听一个晚辈使唤，于是，他告诉“信使”：“我年纪大了，又不习惯军旅生涯，就不去给总司令添麻烦了。”
虽然陈训正自己不愿意去给蒋介石当秘书，但他也明白，给蒋介石当秘书无疑是一个颇有发展前途的工作。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时他想到了曾经是自己学生、又是自己堂弟的陈布雷。于是，陈训正对“信使”说：“如果总司令真的需要协办文案的人，堂弟陈布雷是个不错的人选。”
虽然陈训正没有请到，蒋介石心情却并不坏，因为陈训正推荐的这个陈布雷，蒋介石也是了解的。
陈布雷于1890出生于浙江慈溪县西乡官桥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就异常聪慧，14岁就在宁波府试中名列第一。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陈布雷进入报界，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当时中国报界“四大主笔”之一。陈布雷的许多文章，蒋介石都曾认真拜读过。通过这一篇篇文章，蒋介石对陈布雷的文笔、才华钦佩不已。
此外，在个人方面，陈布雷比蒋介石小3岁，年轻人精力旺盛，品格端方，挑选这种人在身边做秘书，要比年迈的陈训正更令蒋介石放心。
“对象”选中了，蒋介石却并没有直接行动。他明白，陈布雷是一位颇有风骨的文人，对从政的兴趣似乎不大。贸然去请，可能会遭拒。
事缓则圆，蒋介石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就在这时，蒋介石打算派秘书长邵力子到上海，向上海报界通报一下北伐战争的进展情况。临行前，蒋介石交给了邵力子一个秘密任务。
邵力子一到上海，就邀请上海报界名流赴宴。邵力子本来就是上海报界前辈，这次又是奉总司令之命来上海，所以当时很多上海报界名流都应邀参加了邵力子的宴会，自然也包括陈布雷。
宴会中间，邵力子突然来到陈布雷身边，递给陈布雷一个信封。陈布雷打开信封，发现里面装了一张蒋介石的戎装照，上有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这又不是谈恋爱，找对象，蒋介石为何突然送来一张“玉照”，很让人费解。其实，蒋介石此举多少有些无奈。如果送东西给陈布雷，一来不知该送什么，二来送了陈布雷也不一定收，以总司令之尊给一介书生送礼，结果还被拒，自然难看。
写信吧，信该写些什么也不好把握。如果直接写信告诉陈布雷，希望陈布雷来做秘书，一旦陈布雷拒绝，不仅丢面子，而且失去了转圜的余地；如果不写请陈布雷做秘书的事，蒋介石本来和陈布雷就不认识，确实不知该写什么。
左右思量，蒋介石决定送“玉照”给陈布雷。蒋介石对自己戎装“玉照”颇为满意，他决定用这张送“玉照”赢得陈布雷的“芳心”。
“当代吕不韦”从中推动
送给陈布雷一张“玉照”之后，蒋介石没有了进一步的举动，这不是因为他放弃了，而是因为没有好的由头继续和陈布雷接触。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总司令挑选秘书，直接邀请或者下命令就行了，何必如此谨小慎微。事后证明，蒋介石的谨慎是正确的，因为要俘获陈布雷这种才华横溢，又对从政兴趣不大的人，是急不来的。
忙忙碌碌中，转眼到了年底，北伐军接连在湖北、江西取得大胜，蒋介石也把司令部搬到了南昌。就在这时，有一个身患残疾的中年男人，匆匆从广州来到南昌。他的到来，对蒋介石进一步“追求”陈布雷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个人叫张静江，他虽身患残疾，却能量很大，有“当代吕不韦”之称，国民党的两任“老大”——孙中山、蒋介石，都对他评价甚高。
张静江和孙中山的结识颇为传奇。孙中山早年闹革命时，经常要为经费发愁。一次在一艘赴法的轮船上，孙中山第一次遇到了张静江。一席谈话之后，张对孙的革命理论非常敬仰，他对孙表示，这几年我在法国做生意，“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
张静江还和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
为了筹款吃了很多白眼的孙中山将信将疑，萍水相逢，对方居然会给自己这么多钱，不会是这个“土豪”瞎吹牛吧？后来，孙中山抱着尝试的态度，让黄兴到张静江指定的地方取款，果然领到了张静江许诺的钱款。孙中山惊讶地称赞张静江为“革命奇人”。
在以后的多年里，孙中山一遇到经费紧张，就想到了“革命奇人”张静江。张静江每次都慷慨汇款。有一次孙急需用钱，张静江款项不足，就把在巴黎的茶店卖掉以资孙中山起义。于是，孙中山对张静江的评价由“革命奇人”变成了“革命圣人”。
张静江对孙中山的帮助更多是钱上面的，而他对蒋介石的帮助则是多方面的。
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时，张静江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革命处于低潮，张静江在上海开办证券交易所，让蒋介石在交易所做经纪，并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1922年，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从而令蒋介石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黄埔军校创建时，张静江又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校长。
可以说，如果没有张静江的这些帮助，蒋介石不可能如此快速崛起。正因于此，蒋介石把张静江视为自己的“革命导师”。
因为是两人关系甚好，张静江和蒋介石谈话不绕圈子，来到南昌，他直接对蒋介石说：“老三，我们今天都不是常人了，你当了总司令，我也当了什么主席（中常会主席），总司令指挥三军，克长沙，下武汉，占南昌，击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孙传芳的末日恐怕也快到了。可是你要知道，你的枪杆子很硬，但笔杆子很软啊！”
蒋介石何尝不知道自己笔杆子很软，但好的笔杆子一时难以找到，就问张静江有何合适人选。张静江道：“我考虑再三，觉得陈布雷是最佳人选。”
蒋介石顿时有了英雄所见略同之感，但他有所顾虑地说：“布雷先生文笔犀利，析理畅达，自是秘书的最佳人选。只是不久前托邵力子到上海向他转达过敬意，现在不好意思骤然邀请啊！”
张静江道：“据我所知，布雷先生对革命向往已久，也敬慕总司令威名，现在去请他来南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拒绝的。如果能够请来这样一个笔杆子来，枪杆子加上笔杆子，对你以后得天下非常有利啊！”
受到张静江的鼓励，蒋介石心动了，他立即派出侍从秘书邓文仪去上海，邀请陈布雷以记者身份来南昌，并特别转致了“蒋介石很盼望与君相见”的意思。
就在蒋介石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陈布雷所在的《商报》高层正遭遇危机，作为主笔的陈布雷也希望跳出这个是非之地，另寻出路。于是，陈布雷和好朋友潘公展一起，决定去南昌见蒋介石。
共产党员推荐陈布雷说
一般资料认为，陈布雷去南昌见蒋介石，是由陈训正推荐、张静江推动、蒋介石努力争取的，但据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在《我的舅父陈布雷》中却披露，陈布雷的这次南昌之行，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员推动的。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26年前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迅速崛起，此时，他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蒋介石的这种变化，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李一氓。
李一氓于1903年出生于四川，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早在北伐初期，李一氓就认为，蒋介石是独断专行的枭雄式人物，壮大之后必然会损害共产党人的革命。但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而且蒋介石推动的北伐确实符合了中国广大民众的利益，因此，当时的中国还是非常需要蒋介石这个“总司令”的。
不仅从形势需要的角度出发，不能阻止蒋介石的崛起。从现实角度来看，李一氓也没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崛起。于是，李一氓只能忧心忡忡地看着蒋介石一步步飞黄腾达，而又不能采取任何措施。
就在这时，社会上有传闻蒋介石打算物色一位长于文字工作的秘书。在上海的李一氓等共产党人，开始考虑找一位正直、爱国、富有正义感，而又长于文字工作的人，到蒋介石身边工作，了解蒋介石的动向，影响蒋介石的决策，以服务于共产党革命之需要。
这样的人选是不太好找的，如果找一个共产党员，蒋介石生性多疑，绝对不能接受身边有共产党员存在。要找国民党员，又很难指望他完成我党交给的任务，所以李一氓认为应该挑选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士。
按照这个要求，郭沫若很快成为了李一氓等共产党人看好的对象。但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大家认为郭沫若诗人气质太浓，太过于浪漫，谨慎不足，明显不适合在蒋介石身边担任秘书工作。
几经权衡之后，李一氓等人选中了陈布雷。这是因为陈布雷具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陈布雷文笔流畅，能够被蒋介石接受；二是陈布雷和蒋介石都是浙江人，和蒋介石信任的戴季陶、邵力子私交甚好，容易得到蒋介石信任；三是陈布雷为人正直，有爱国心，有正义感。
人选确定了，如何把蒋介石、陈布雷“撮合”到一起，也是一件麻烦事。李一氓等人商量之后，决定请陈明仁出面。
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与共产党人有着较好的关系。此外，陈明仁还是张静江的女婿，而张静江则被蒋介石视为“导师”，关系非同一般。
“东床娇客”出马，效果果然不同凡响。听了陈明仁的一段游说之后，张静江立即从广州来到南昌，劝说蒋介石请陈布雷当秘书。就这样，在张静江的推动下，才有了陈布雷的南昌之行。
共产党推荐陈布雷的这个说法，是由陈布雷外甥翁泽永说的；陈训正向蒋介石推荐陈布雷的这个说法，是陈训正的孙女陈明楞说的。至于哪种说法为真，后人难以考证。也许两个说法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说法是可以包容的。陈训正的推荐，让蒋介石给陈布雷送了“玉照”，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共产党人的努力，请出了张静江，加快了蒋介石请陈布雷“出山”的步伐。
事情的发展总是难尽如人意。李一氓“撮合”陈布雷和蒋介石在一起确实是成功了，但陈布雷后来并没有为共产党所用，相反陈布雷以其卓越的才华，辅佐蒋介石，写下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蒋介石来对付共产党。
对于共产党来说，推荐陈布雷，是福耶？祸耶？这就难以说得清楚了。
第一次见到蒋介石
1927年2月1日，陈布雷、潘公展二人抵达南昌。这一天正是农历除夕，眼前的南昌令陈布雷有些失望，当年王勃在《滕王阁序》提到的“豫章故郡”是多么令人神往啊，不想此时的南昌竟如此破败。
行走在南昌的大街上，陈布雷并没有看到多少节日的气氛，在大街小巷里他看到的都是“蒋总司令万岁”“蒋总司令劳苦功高”等政治标语。
陈布雷略有些不满，当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时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地位并不比蒋介石低，何以标语只提蒋介石，不提张静江呢？陈布雷决定，先找张静江聊聊。
在张静江的书房里，陈布雷看到了张静江。张静江曾经因为一次火灾留下终生残疾，此时，他躺在藤椅上，身上盖着毛毯。透过毛毯，陈布雷依然能够看到张静江骨瘦如柴，全身只有70斤左右重。这样一个瘦弱的如同一个孩子的人，竟然就是“民国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陈布雷心中暗暗生出一些感佩来。
彼此问候之后，陈布雷衷心地说：“北伐军进展神速，底定长江中下游，张主席劳苦功高啊！”
张静江虽然是国民党元老，却因为身体残疾而影响了仕途，他能够当上中常会主席，只是蒋介石担心北伐期间大权旁落，而临时把张静江扶上去的；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自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听到陈布雷对自己的赞扬，张静江道：“劳苦功高的是草头蒋，不是我跷脚张。现在军权高于一切，我不过是傀儡而已。”
张静江如此直白的表述，令陈布雷呆了一呆，他道：“张主席，总司令说要见我，不知……”
张静江道：“老三（结拜中蒋排第三）去牯岭了，明日当归。”
接下来，作为蒋介石结拜“大哥”的张静江，又极力动员陈布雷辞去报社职务，来南昌给蒋介石当秘书。后来陈布雷在其《回忆录》里也承认张静江是“布雷见蒋介石的引路人”。
果然，第二天蒋介石从牯岭回到南昌，陈布雷、潘公展二人应邀拜见。此时的蒋介石正当壮年，又刚刚掌权，目光炯炯，英气逼人，一介书生的陈布雷对蒋真可谓“一见倾心”。陈布雷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
蒋介石对陈布雷也非常尊敬，为了让第一次见面的气氛更轻松一些，他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中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接下来，陈布雷、潘公展二人以记者身份，与蒋介石进行了一场谈话。陈布雷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谈约一小时，对北伐局势、人心趋向、收揽党外人心及现阶段革命方略均有所陈。”
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有没有邀请陈布雷做秘书，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后人也无法推知。所以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多以试探为主。
蒋第一次“求婚”遭拒
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对陈布雷更加看重，两天后，他再一次邀请陈布雷、潘公展过来谈话。谈话进行不久，蒋介石就直接说：“希望你们两个加入我国民党，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本来陈布雷是以记者身份来南昌的，蒋介石突然提出这个要求，陈布雷有些感到突然，他说：“我深领蒋先生盛情。但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尚有未尽明之处，愿指教之。”
于是，蒋介石耐心地一一解答。陈布雷则是边听边记。蒋介石讲完了，以为陈布雷应该爽快加入了吧，没有想到，陈布雷却说：“容我等考虑一下。”
蒋介石继续劝说：“君等在精神上实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
事不宜迟，两天后，陈布雷、潘公展就加入了国民党，而入党介绍人则是总司令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两个记者入党，居然要总司令和中组部部长做入党介绍人，这真可谓是民国一大奇观。
入党之后不久，潘公展回了上海，陈布雷则留在了南昌，并搬进总司令部西花厅居住，以便于蒋介石朝夕相处，参赞机务。
在很多人看来，南昌西花厅就如同蒋介石的“军机处”。陈布雷前室住的是张群，对门住的是黄郛，两人都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又都是以“善玩密室”政治而著称，蒋介石的不少权谋之策，皆出自二人之手。
于是，在很多人看来，陈布雷搬进西花厅，似乎是已经进入蒋介石幕僚集团了。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实际上陈布雷搬进西花厅，更像是“试婚”，蒋介石要看看陈布雷这个“准媳妇”的水平到底如何，陈布雷也要看看和蒋介石这个“准老公”过日子是否合适。
“试婚”第一步：蒋介石测试陈布雷。
当时，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蒋介石很快发现，两湖一带工农运动高涨，国民政府也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控制，自己不但不能控制，反而要受制于武汉方面。蒋介石岂是一个肯吃亏的主？为了排挤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他开始谋划把都城从武汉迁到南昌，“迁都之争”由此而起。
很明显，蒋介石提出“迁都”，实际上就是夺权，所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起攻击蒋介石。对于这些人的攻击，蒋介石并不是很担心。真正令蒋介石感到担心的，是黄埔系的分裂。
蒋介石是靠黄埔系起家的，那时社会流传“穿上黄马褂，就把洋刀跨”，黄埔学生手握军权，是蒋介石能够和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抗争的资本。但在“迁都之争”中，除了部分黄埔系依然坚持支持蒋介石之外，黄埔系又出现了以教育长邓演达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蒋先云为代表的共产党中心。尤其是蒋先云这个中心，甚至公开骂蒋介石是“国贼”，这让蒋介石非常不满。
为了把黄埔系控制住，蒋介石希望发表一篇文告，从舆论上对广大黄埔学生进行引导。于是，蒋介石决定让陈布雷起草这篇文告，以测试一下陈布雷的水平到底如何。
接到任务后，陈布雷还是很快地写出了《告黄埔同学书》。蒋介石对文章非常满意，尤其是文章提到“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蒋介石尤其满意。这句话的大意就是：俺老蒋让黄埔学生行，他们就行；俺老蒋让他们停止，他们就要停止，一切唯俺老蒋马首是瞻。
蒋介石对陈布雷满意了，现在开始进入“试婚”第二步：权力逆转，陈布雷开始选择是否跟蒋介石“过日子”。
在看完《告黄埔同学书》后，蒋介石立即问：“布雷先生，是否愿意留在总部工作？”
以蒋介石今日的地位及对陈布雷的器重，如果留在总部，其前途自然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但可惜陈布雷对从政的兴趣不大，他回答说：“书生从政，多不中的。我还是希望回上海继续做记者。”
蒋介石做了挽留，但无奈陈布雷去意已决，最终还是离开了南昌。就这样，蒋介石第一次“求婚”被拒了。
蒋介石不禁对身边的人说：“当今之世，还有不愿做官的书生！”这句话包含了蒋介石的好奇、无奈，而更多的则是发自内心的敬佩！
一对“新人”走到一起
回到上海之后，陈布雷又成为了“无业青年”了。但陈布雷的就业是很容易的。刚回到上海，他的老东家《商报》找上门，想请陈布雷担任主笔。同时，上海另一家影响很大的报纸《时事新报》，也请陈布雷担任主笔。
为了担心陈布雷被对方请走，最后两家报馆一商量，决定允许陈布雷同时兼任两家报纸的主笔。两份报纸，一个主笔，这是很少见的。
当初，陈布雷拒绝蒋介石“求婚”时的理由是回沪当记者，但现在他却拒绝了这两份报纸的邀请。这是为什么呢？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所写的理由是“《商报》已无可为，《时事新报》内情复杂，两皆却之”。
但实际上的理由可能并非如此。陈布雷拒绝蒋介石时所说的回上海报界干，可能并不是真心话，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看看局势，再做定夺。这个观点，至少有三点可以证明。
一是离开南昌后，陈布雷并没有立即回上海，而是从九江去了武汉，并在这里住了10天。武汉是当时国民政府首都，也是蒋介石政敌扎堆的地方，陈布雷此举似乎有权衡各派实力的嫌疑。
二是即使陈布雷对《商报》《时事新报》这两份报纸都不满意，但当时上海还有其他报馆，以陈布雷的文笔，去任何一家报馆都是可以的，但陈布雷都没有去。
第三点则更为明显了，4月份时已经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静江，邀请陈布雷去做秘书长，陈布雷随即来浙江上任。说是回上海报界发展，却做了浙江省政府秘书长，陈布雷此举很令人奇怪。
由此可见，陈布雷所谓“回沪做记者”的说法是有水分的。这也说明，陈布雷在挑选“郎君”方面，是非常谨慎的。
请陈布雷担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似乎是张静江和蒋介石导演的一场戏。在陈布雷离开南昌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蒋介石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进了一大步。他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了国民党，并于2天后在南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此时，蒋介石政治、军事实力，已经和一个多月前大不相同，他决定再试探一下陈布雷，如果陈布雷愿意接任水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一职，那就有可能把他调到南京来任职。
看到陈布雷来浙江任职后，蒋介石笑了，陈布雷已入我囊中矣！
在陈布雷担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的这段短暂时光里，他的同事不禁有些感慨：早就听说陈布雷，才华横溢，勤奋负责，但自来省府上班以后，陈布雷却做起了甩手掌柜，日常公务，很少动手！看来所谓才子，还是“见面”不如“闻名”啊！
其实，这些人都错了。陈布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省政府秘书长这个职位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担任了这个职位，其实就是一种表态：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宁汉之争中，我站在了蒋介石这一边。所以，目前的省府秘书长一职只是一个过渡，自己下一步将会被调到南京。
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当然是牛人！果然，不到一个月，陈布雷就被调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一职。
至于“书记长”是个什么职位，这个问题可难倒了一大批人。因为在这之前和之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机构里都没有这个职位编制，倒是有“书记”这个编制，书记一般在秘书之下，有点类似给秘书打下手的工作。
人们常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书记类似参谋，所以后人认为，“书记长”一职实际上是蒋介石为吸纳陈布雷而专门特设的职位，职责类似于秘书长。
从担任书记长开始，陈布雷算是跟在了蒋介石身边，开始了自己的秘书生涯。但蒋介石并没有就此放心，因为他们这对新“夫妻”还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一份意义重大的“辞职信”
陈布雷到蒋介石身边任职，虽然经历了些波折，但总的来说，陈布雷还是愿意的，这不是因为陈布雷想从政，而是因为他很感激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
单就陈布雷个人来说，他既不喜欢从政，性格上也不适合从政，尤其是他担任的这个中央党部书记长，常常要涉及一些党务，非常繁琐，陈布雷做得很不愉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余对党务诸不熟悉……常觉个性与任务格格不相入……常忽忽不乐。”
虽然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但陈布雷心里清楚，蒋介石才是自己的“主子”。作为一名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书生，陈布雷对“主子”非常忠心。但参加过几次中央党部会议之后，陈布雷很快发现，国民党高层派系林立，蒋介石的基础并不稳固，这令陈布雷有些忧心。
陈布雷的这个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当时蒋介石的对手北面有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势力，西面有汪精卫等人组成的武汉国民政府，即便在南京国民政府内，还有李宗仁、何应钦等其他派系势力。
在这三股强敌中，北洋属于被讨伐对象，只要蒋介石不主动进攻他们，他们就阿弥陀佛了，所以他们对蒋介石的威胁不大；武汉国民政府是由广州迁过来的，算是正统，蒋介石的这个南京国民政府是他自己搞的，有另立中央的嫌疑，所以在政治上武汉方面更占优势；在南京方面，蒋介石刚刚崛起才几个月，属于新贵，李宗仁、何应钦等人，在心理上并不太认同蒋。
就在蒋介石面临其他派系打压时，本来凭借军事胜利崛起的蒋介石，却在军事方面遭遇了一次惨败。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东征，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急调在鲁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回师增援。看到北伐军后撤，北洋军阀张宗昌指挥直鲁联军乘机反扑，一举拿下军事重镇徐州。
一时间，南京震动，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夸下海口：“不打下徐州，不回南京！”随后，蒋介石亲至前线，指挥作战。没有想到，不但没有能够夺下徐州，反而被诱敌深入，国军大败，蒋介石仓皇逃回南京。幸好有白崇禧压阵，国军才不至全军覆没。
徐州兵败，举国哗然，蒋介石想把责任全部推给王天培，并将其扣押，但对蒋介石的指责并没有减少。在8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党部会议上，李宗仁、何应钦对蒋介石的兵败表达了不满，并委婉表示，总司令太辛苦了，不妨出国“休息”一下？
最后会议进行表决，主张让蒋介石出国“休息”的占了多数。所谓“休息”，即是下野。于是，蒋介石刚刚当了几个月“老大”，就被迫下野了。
作为书生的陈布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第一次看到如此激烈的权力斗争，看到如此多的将领对蒋介石不满，陈布雷大有心惊肉跳之感。加上新“主子”已经下野，陈布雷也打算离开。
会后，蒋介石一脸铁青地回到丁家花园住宅，在房间里焦躁地踱来踱去。陈布雷走进来对蒋介石说：“蒋先生如下野，我也打算辞职回乡。”
看到刚跟自己2个多月的陈布雷要和自己共进退，蒋介石感动地说：“布雷先生，你对党国确实忠心耿耿！”
陈布雷以为辞职被批准后，就可以卷铺盖走人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离开前，他还要替蒋介石写一份辞职信——《辞职宣言》。
都要辞职走人了，蒋介石还如此重视这份辞职信，并不是因为蒋介石有多绅士，而是因为他有更为长远的政治目的。徐州兵败之后，李宗仁就告诉蒋介石，你下野已经成为必然。不仅南京国民政府内部，要求蒋介石下野；北面的直鲁联军在徐州一带虎视眈眈，武汉方面派出唐生智也要东征，蒋介石的处境非常不妙。
既然这样，蒋介石果断决定接受下野。但蒋介石知道，在北伐军中，大批黄埔将领是忠于自己的，自己下野后，国民党内并没有一个能力、威望足以取代自己的人。假以时日，时局动荡，自己随时可以复出。
尽管蒋介石对自己的复出非常自信，但下野前他也要多做一些工作，为自己的复出做准备，他要通过各种手段，让国内“有识之士”知道两点：一是蒋介石继承总理遗志，北伐有功；二是蒋介石下野，是因为遭遇“逼宫”。所以蒋介石此举走的“煽情”路线，希望人们对他的下野产生同情。
既然是有政治目的的，《辞职宣言》就显得格外重要起来。这是陈布雷第一次以秘书的身份，为蒋介石写文章。作为秘书，能否写出让“领导”满意的文章，不仅在文笔，更在于能否揣摩出领导的真实意图。在这方面，陈布雷做到了。
很快，蒋介石的“辞职信”写好了，文章写了宁汉合作、继续北伐、彻底“清共”的三点愿望，并说自己下野，是为引退让贤，促进宁汉合作，等等。蒋介石对“辞职信”非常满意，随即让该信于8月14日，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
陈布雷替蒋介石写的这封“辞职信”非常成功，读过之后，蒋介石北伐有功、顾全大局、悲情下野的“光辉”形象，立即出现在了读者面前。
和蒋介石一同下野
就在《辞职宣言》发表的头天下午，陈布雷和下野的蒋介石，一同坐火车离开南京，蒋介石回了溪口老家，陈布雷则回了官桥老家小住。到了10月，陈布雷来到上海，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在《时事新报》任职。
下野之后的蒋介石异常繁忙，他先去日本拜会了宋美龄的母亲倪珪贞，因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相识四五年了，准丈母娘倪珪贞，老是不同意二人的婚事。通过和原配毛氏协议离婚，把小妾陈洁如哄骗出国，丈母娘终于接受了蒋介石这个女婿。于是，蒋、宋于1927年底在上海结婚。和宋家联姻后，蒋介石实力大增，1928年1月，他东山再起，重新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决定二次北伐。
经过第一次下野之后，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忠心甚为赏识。复出之后，他立即把陈布雷招至南京。蒋介石本来打算任命陈布雷担任总部秘书长，考虑到陈布雷不愿意当官，蒋介石就让陈立夫代为转达这个意思。果然，陈布雷婉言拒绝了这个职位。
陈立夫回去告诉蒋介石：“布雷先生一介书生，公务繁剧，怕不能胜任，就不必勉强他担任这种要职了吧！”
蒋介石有些苦恼，到底该给陈布雷一个什么职位呢？最后，他直接对陈布雷说：“愿担任何种职务，你自己选择吧！”
陈布雷回答：“我最初是把新闻事业作为终身事业的，若不可得，愿任先生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非我所胜。”
“怎么可以委屈你做我的私人秘书呢？”想了一下，蒋介石又问，“你是否愿意担任《中央日报》主笔？”
陈布雷知道，《中央日报》已有彭学沛主持。彭学沛早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又赴比利时留学，1928年《中央日报》在上海创刊，彭学沛就任主笔，而且成绩甚佳。《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党报，凭借蒋介石的手中权力，陈布雷自然可以在职务上取代彭学沛，但此举必然会引起很多人不满。所以陈布雷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这个职务。
在总部住了一段时间，陈布雷经常和蒋介石聊聊天，两人相处很是融洽。但陈布雷一直没有担任一个正式职位，蒋介石心里有些担忧。果然，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陈布雷向蒋介石辞行，说是希望回上海继续办报。
蒋介石心中非常不舍，只是没有办法，只好略带伤感地说：“布雷先生，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只管打电话给我，我随时欢迎。”
蒋介石能够如此真心地说出这段话，陈布雷很是感动。但陈布雷还是为了自己的办报理想离开了，这让南京官场上那些渴望升官的小官僚们称羡不已。
起草《祭告总理文》
回到上海后，陈布雷在《时事新报》担任主笔，同时还和邵力子、陈果夫、周佛海等人创办了《新生命月刊》。
经过和蒋介石的短暂“婚姻”之后，陈布雷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在《商报》时，陈布雷是“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一副铮铮铁骨的书生形象。但现在的陈布雷思想更为温和，文风更为平实。
就在这时，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发生。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克复济南，日军遂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侵占济南，肆意捕杀中国军民。中方交涉员蔡公时被割去耳鼻，然后遭遇枪杀。此案中中国官民被焚杀死亡者，达17000余人，受伤者2000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
面对日军如此严重的挑衅，蒋介石不让中国军人反抗，而是撤出济南，绕道继续北上京津。
“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布雷撰写了《暴日膺惩》一文，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但陈布雷认为北洋军阀尚未铲除，不能轻易对外开战，所以他提出了“统一第一”的口号，鼓励北伐军忍辱负重，继续北伐。
陈布雷的这个观点，令上海报界同仁非常失望，但却令蒋介石等人非常满意。
因为蒋介石主张“顾全大局”，“济南惨案”不了了之，北伐军继续向北推进。6月初，盘踞在北平的张作霖退出北平，向关外撤退，北伐军随即进入北平。
北平在金元明清就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北平意义重大。6月底，蒋介石带着国民政府文武大员，绕道武汉、郑州，一路向北平赶来。这一次，陈布雷也随蒋介石北上，而且是朝夕相处。
蒋介石此次北平之行，重中之重的一件事就是一场“表演”——祭奠孙中山。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始祖，是蒋介石的连襟，也帮助过蒋介石，但这都不是蒋介石要大肆祭奠孙中山的真正理由。真正理由是什么？当然是为政治需要。
北伐之后，吴佩孚、孙传芳这些军阀虽然倒台了，但国民党内部除了蒋介石之外，还有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此外，还有一个刚刚在皇姑屯事件后死掉父亲，刚刚接手东北军的张学良。
吴佩孚等人的军队可以凭借武力解决，因为这属于“敌我矛盾”；但李济深、李宗仁的部队不好办，因为他们同属于国民党阵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解决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呢？蒋介石想到了孙中山。
孙中山曾经提出建立“民国”的三个阶段，即军政﹑训政﹑宪政。现在北伐胜利了，蒋介石决定在北平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政”。“训政”是走向“宪政”的过渡，私人军队将交给国家，这个时候蒋介石就可以和李宗仁这些军阀说：“现在已经是‘训政’时期了，大家都把军队交出来吧！”
军阀要交出军队，那么谁来接收这个军队呢？当然是国民党。因此，蒋介石的思路是利用党来接受军队，进而来控制党控制一切。
但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蒋介石不是孙中山的儿子，孙中山临死时也没有说要把自己的位置传给蒋介石，这样在“法统”上，蒋介石就很难顺理成章地成为国民党的真正党魁。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蒋介石要大肆祭奠孙中山，给人们造成俺老蒋才是孙中山嫡传的印象，想要挟“死孙中山”以令“诸侯”。
大规模的祭奠活动，蒋介石自然要发表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而这个讲话稿的起草工作，自然落在了陈布雷的头上。陈布雷本来就很崇敬孙中山，又知道蒋介石要通过这次讲话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写得非常认真。
《祭告总理文》写好后，很快被交到了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看后连连称赞好，并称赞犹如读《陈情表》，读之令人悲痛。
1928年7月6日，农历五月十九，有北伐各路军总司令、总指挥参加的祭灵大典，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举行，蒋介石主祭。这次祭奠规模空前，蒋介石一身戎装，宣读了由陈布雷起草的《祭告总理文》。
陈布雷的这篇文章写得固然是声情并茂，下面的听众听得也是泣不成声。但也有人注意到，文章一开头即有“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之句。蒋介石和孙中山本是连襟关系，在辈分上应该算是兄弟关系，根本不曾有师徒名分，蒋介石自称“弟子”，实际上凭空捏造这种师承关系，来强化自己继承人的合理性。
蒋介石此举引来了有识之士的讽刺，章太炎就曾经做过一副讽刺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当然，不管有识之士如何讽刺，蒋介石碧云寺如同“孝子哭棺”式的祭奠，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也就是从这篇《祭告总理文》起，蒋介石的诸多重要文章都开始由陈布雷代笔，所以陈布雷的秘书生涯从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开始了。
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虽然实际上已经是蒋介石的秘书，但陈布雷并没有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职务，而是继续在上海报界发展，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有点像是“情人”关系，陈布雷一直没有“名分”。
也许有人要批评蒋介石：你太过分了，“偷情”之后，你也不给人家一个名分！
蒋介石叫苦不迭：不是俺不想给，是俺想给，人家不要嘛！
事实确实如此，陈布雷给蒋介石写完《祭告总理文》后，就又回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为了给陈布雷一个“名分”，开始了艰难而曲折的争取。
1929年春，国民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布雷作为上海市代表参加了大会。会上，他提议：“凡入党不满三年者，概不得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个看似普通的提案，实际上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当时，国民党内为了争夺一个“中委”头衔，常常明争暗斗，致使党内乌烟瘴气，元气大伤。用“三年”做限制门槛，自然可以防止一些新贵也加入进来瞎掺和。
陈布雷却不知道，蒋介石崛起后，陈果夫、陈立夫成为新贵，他们要通过这次会议，大肆安排自己人成为“中委”，所以陈布雷“三年”门槛的提案，自然没有被大会接受。不仅如此，会议选举结果揭晓，陈布雷居然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陈布雷有些哭笑不得，立即给胡汉民、蒋介石上书说：“我入党未满3年，实在不够资格。”
蒋介石避开资格问题，策略性地劝道：“党中向例，被选者不得请辞。”
蒋介石的这个“向例”之说，一下子把陈布雷给唬住了。就这样，一直向往自由的陈布雷，终于被迫戴上了“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这个枷锁。
此次会议之后，陈布雷再次陪同蒋介石前往北平视察工作。没有想到回来之后，张静江居然向中央提请陈布雷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陈布雷对当官兴趣不大，更别说担任主管一省教育的教育厅厅长了。陈布雷向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蒋介石表示理解，并向中政会转达了陈布雷的这个意见。
但不知是蒋介石“转达”的不够真诚，或者是其他原因，中政会没有同意，而是要求陈布雷立即去浙江赴任。无奈之下，陈布雷回到上海，决定赖着不去浙江就职。
没有想到张静江做事非常执著，他亲自来到上海，劝陈布雷去浙江任职。一次没有劝说成功，张静江又来了第二次。张静江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又是国民党元老，如此盛情，陈布雷实在过意不去，就推脱说：“我要和大哥陈训正商量一下。”
这个陈训正既是陈布雷的堂哥，又曾经做过陈布雷老师，现在正担任杭州市市长。一听说陈布雷要拿陈训正做挡箭牌，张静江立即说：“不用问了，我已经征询过他的意见了，他也希望你到浙江任职。”
实在推脱不开，陈布雷被迫到浙江赴任。这已经是陈布雷第三次离开上海报界了，同时也是他最后一次离开报界。至此之后，他将踏上仕途这条充满荣光而又充满荆棘的不归之路。
在“土豪”手下任厅长
张静江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也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他的传奇和悲剧都是来源于他的“土豪”性格。张的“土豪”性格有豪侠的一面，当年他支持孙中山革命，投资数万；他支持蒋介石崛起，也是不遗余力，这令孙中山、蒋介石对张都心怀感激。
但张静江的“土豪”性格中，又有跋扈和不识“时务”一面。现如今，蒋介石已是党国领袖，趾高气扬，张静江却还像以前一样见面直呼“老三”。虽念其有功于己，蒋不好说什么，但心里实际上非常腻歪，他曾对陈布雷说：“张静江先生老朽无能，而专横跋扈，若使他身体力健，恐为浙江省之患。”
揭人不揭短。张当初大力挺蒋，陈布雷是清楚的，如今蒋对张的评价如此差，甚至还提到了张的残疾，未免有些恶毒，陈布雷很难从感情上接受。但等陈布雷到浙江赴任之后才发现，蒋对张的评价岂止合理，简直正确至极。
张静江这种人让他拿钱支援革命，当一下令人尊敬的“革命元老”，那是绰绰有余的，因为这种工作就是对外掏钱，技术含量很低。但让张静江主政一方，问题就来了。他当浙江省政府主席后，不仅专横跋扈，而且好大喜功，挥霍浪费严重，结果让浙江省财政出现巨大亏空。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张静江举起提倡国货的大旗，隆重地举办了一场西湖博览会。张静江又发扬“土豪”精神，大请名人参加，先是请来了蒋介石的大姨子宋霭龄和其丈夫孔祥熙，后来又请来了蒋介石。
西湖博览会办得倒是风风光光，没想到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赔了40多万，一些重要物品还被“与会同志”顺手牵走，只剩下些不值钱的鸟、鱼、虫类标本。
陈布雷本来就不愿做官，如今又碰到这样一个“土豪”上司，自然是后悔不迭。但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了。看着博览会剩下的这些鸟、鱼、虫类标本没用，陈布雷就用这些“剩余物品”成立了一个西湖博物馆，后来这个博物馆就演变成为了今天的浙江省博物馆。
化废为宝，陈布雷出手果然不凡！
在担任教育厅厅长期间，陈布雷打破学派限制，大力提拔人才，还创立了一所民众试验学校，浙江省的教育水平很快得到提升。
也许有人感到奇怪，陈布雷并没有从政经验，为何一接任厅长一职，就能干得风生水起。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在民国时代做官，重要的不是从政经验，而是一身正气和见识不凡，身正识高，则浊气自消。
能够证明陈布雷一身正气事例很多，例如当时浙江省厅级官员，每人一辆小轿车。但陈布雷感到教育经费有限，就把钱投到了教育上，自己天天身着布衣，坐人力三轮车。
可惜陈布雷的这个廉举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天，他坐人力车经过西湖断桥，恰好有一辆轿车经过这里。那时轿车很少，能够开轿车的多是高官，于是警察连忙拦下陈布雷的人力车，让轿车过去。
人力车刚想走，又来一辆轿车，警察又拦下人力车，等轿车先过去。陈布雷的车夫很生气，想找警察理论，被陈布雷制止了。陈布雷不禁感叹，在这个势利的社会，想独善其身都难！经过这件事之后，陈布雷才不得不买一辆轿车，用在公事上。
见证“土豪”张静江落幕
忙忙碌碌中，杭州再一次迎来了草长莺飞的阳春时节，1930年4月1日，全国第一次运动会在杭州召开，蒋介石担任大会主席，将亲自参会。会前，蒋介石让担任教育厅厅长的陈布雷，为大会写一个讲话稿。
陈布雷身体羸弱，经常生病，为此吃尽了苦头，而他偏偏又是一个“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人，由自己的体弱，他深切体会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民众都有强健的体魄，才能言及其他。
于是，陈布雷信笔写来：
有健全之体魄，始有健全之精神；合健全之国民，始有健全之民族；亦唯有健全之民族，而后能创造健全之文化。亘古尽今，横绝大宙，未有国民疲弱萎靡，而其文化能发扬昌大，其国族能独立自强者也……
这篇讲话稿，气宇恢宏，横行无涯，而又掷地有声，蒋介石读后，击节数叹，连连说：“布雷先生，很好，很好！真是大气象，大手笔！”
运动会结束之后，蒋介石问张静江现在如何了？陈布雷对张静江这个革命前辈，既心有敬意，也认识到他不是一个政才。西湖博览会失败之后，为弥补财政窟窿，他不断加重赋税，又搞了特捐，把整个浙江搞得怨声载道。
作为一个正直文人，陈布雷老老实实地把实情告诉了蒋介石。
其实，即使陈布雷不说，蒋介石对张静江在浙江的“政绩”也是非常清楚的。接着，蒋介石还告诉陈布雷，张静江不仅为政昏聩，还贻误军机，影响了“剿匪”。
听了蒋介石的这番话之后，陈布雷知道，张静江这个“民国元老”的仕途要结束了。
果然，接着蒋介石告诉陈布雷，他打算让张静江辞职，而且让陈布雷向张静江说一声。陈布雷感到有些为难，当初是张静江两次去上海把自己请来浙江任职的，现在由自己去劝说张静江辞职，陈布雷感到无法张口。
无奈之下，陈布雷想到了叶琢堂。此人早年曾经和蒋介石、张静江一起在上海交易所共事过，和蒋、张两个人都有些交情。
虽然有老友叶琢堂在场，当陈布雷把蒋介石的意思告诉张静江时，张静江还是勃然大怒：“要我主动辞职，休想！”
性格温和的陈布雷，很是尴尬，他非常不善于处理这种事，最后只好说：“要不你和我一起去中原见一见蒋先生，解释一下误会？”
“土豪”性格，又自认有功于蒋介石的张静江，毫不客气地跟随陈布雷，来到郑州。此时蒋介石正忙着与冯玉祥、阎锡山火拼，侍从官告诉蒋介石：“张静江来了。”蒋介石依然不为所动。
蒋介石不同于陈布雷，陈布雷是一介文人，太过于敏感；而蒋是强权人物，心比较硬。等自己忙的差不多了，他才慢悠悠地出来见张静江。
“土豪”张静江如何能忍受如此怠慢，他生气说：“你现在架子大了，我以前见总理也没有等这么久！”
看到这个身患残疾的“大哥”，依然不能摆正自己位置，依然倚老卖老，蒋介石愤怒地说：“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来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说完，蒋介石扬长而去。一旁的陈布雷，显得有些尴尬。
和蒋介石闹翻之后，张静江不久转任全国建委主任，从此淡出政坛。
陈布雷第一次见蒋，是由张静江促成；陈布雷两次到浙江任职，也是张静江极力邀请。看着这个对自己有恩的“民国奇人”黯然失势，陈布雷心情有些复杂。
再次来到蒋介石身边
1930年底的一天，陈布雷来到南京，拜会了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二人之前都曾在上海办报，私交甚好。一见面，留着小胡子的戴季陶就对陈布雷说：“国府已经内定你为教育部常务次长了。”
陈布雷大吃一惊，现在教育部部长是由蒋介石兼任的，蒋介石日理万机，自然无暇管教育部的事。所以，自己即将接手的这个常务次长，实际上就如同教育部长。自己一个省教育厅厅长干得都非常吃力，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教育部？
陈布雷不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兼任教育部部长，自己之所以能够担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和国民政府教育系统的内斗有关。当时，民国有四大元老，除了张静江之外，还有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其中，李石曾、蔡元培都是在教育系统内起来的，因此也都在教育系统内有一定影响力。而上任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曾经从蔡元培手里接过北大校长一职，因此被认为是蔡元培的人。
蒋梦麟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李石曾推荐过几个大学校长，结果都被教育部裁掉，李石曾一怒之下主张换掉蒋梦麟。后来，围绕新部长人选，李石曾和蔡元培达不成统一，最后另一个元老吴稚晖提出了一个人选，大家勉强接受了，不想胡汉民又起来反对。
最后，实在选不出合适的部长，只好让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兼任教育部部长。蒋介石既是总司令，又是国府主席，又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哪里还顾得上教育部，所以他提出让陈布雷担任常务次长。
自知自己难以胜任这个工作，陈布雷立即去见蒋。还没等陈布雷开口，蒋就开门见山地说：“让你到教育部任职，算是帮我的忙。教育是革命建国的大事，凡事可以请教李石曾、蔡元培他们。当然，不要坠入他们的派别之中。”
蒋介石都说是“帮我的忙”了，忠心的陈布雷不好再说什么，回浙江办完离职之后，于12月10日正式到教育部任职。因为蒋介石是部长，陈布雷从这个时候起，算是正式在蒋介石身边任职。
其实，从1927年第一次见蒋之后，陈布雷就开始陆续为蒋写了很多文章，如《告黄埔同学书》《辞职宣言》《祭告总理文》等。因此，从1927年开始，陈布雷就算已经成为蒋介石秘书了。
但由于陈布雷志不在从政，这4年的时间里，他一会儿“在朝”，一会儿“在野”，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总计折腾了4年之久，才再次来到蒋介石身边任职。
当然，这一次，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也没有能够停留太久，纷繁变化的时局，很快又把刚刚结合在一起的一对“新人”分开了。
因“约法”之争提出辞职
据史料记载，清朝非常孤傲自负的两个名将——年羹尧、左宗棠，都有个习惯，即轻视武将，尊重文官，蒋介石在这个方面，倒是和年、左二人有些相似。平日里，蒋介石对那些武将，常常是一脸严肃，武将稍犯错误，常常要遭到蒋介石的一顿臭骂。但遇到读书人，蒋介石态度好多了，常常是和颜悦色，即使对方犯了错误，蒋介石也常常能够一笑了之。
蒋的这个习惯，可能与他的军人出身有关，也可能和他的御人术有关，因为他知道，对待武将，你越骂，对方越感到亲近；而读书人则不同，他们很敏感，怕挨骂，渴望得到尊重。
蒋介石本来就尊敬读书人，而对陈布雷更是敬爱有加，两个人的关系既为“君臣”，又如朋友，简直可以用“相敬如宾”来形容。陈布雷进入教育部担任次长后，经常和蒋介石一起聊天，有时蒋介石与别人喝酒，也喊上陈布雷。
一天，蒋介石读私塾时的一个老师来南京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给自己安排个工作，蒋介石发扬“举贤不避亲”的“高尚”精神，把这个老学究安排到立法院任职。抽了一个空闲，蒋介石又请老师吃饭，并请陈布雷作陪。
酒酣耳热之际，蒋介石对老师说：“我给你介绍的生意，清闲是清闲的……”
老先生一边吃饭，一边道：“蒋院长，言重了，我托你的福，已经很好了。”
蒋介石继续说：“这立法院生意清闲，恐怕进账不多，是个清水衙门。”
听到蒋介石像谈生意一样谈论立法院，一旁的陈布雷不禁“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陈布雷感到此举不妥，赶紧解释：“我偶感风寒，感冒咳嗽，恕我失礼了。”
领导谈话，秘书在一旁忍不住偷笑，这自然是非常不妥的，但蒋介石却并没有在意，可见蒋介石和陈布雷关系此时已经非同一般了。
尽管蒋介石如此信任陈布雷，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就任教育部次长仅一个多月的陈布雷，却突然提出了辞职。
陈布雷的这次辞职，和胡汉民事件有关。
胡汉民，广东番禺人，早年曾经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是孙中山得力助手之一，凭借这个身份，在孙中山死后，胡汉民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除此之外，胡汉民还是国民党内的极右势力的一分子，是反共的急先锋，当年左派人士廖仲恺遭遇暗杀时，胡汉民成为最大的嫌疑分子，而遭到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驱逐。
胡汉民反共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当蒋介石发动反共“清党”时，胡汉民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支持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李济深火拼，为蒋介石的胜利立下大功。
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敌人纷纷遭到打压之后，蒋、胡矛盾加剧了。当时，蒋介石提出结束“军政”，实行“训政”，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此举，立即招致胡汉民的反对。
“训政”是实现“宪政”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且是孙中山提出的。胡汉民之所以反对蒋介石这样做，是因为按照胡的思路，他希望和蒋一起打下天下之后，蒋介石主军政，他主党政，和蒋分权。
但蒋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岂肯拱手分给胡，他提出搞“约法”，就是要选出总统，从法律上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此，蒋、胡的“约法”之争，实际上是围绕国民党的主导权进行的一次权力之争。
在第一轮较量中，胡汉民小胜，蒋介石提出制定《约法》的要求没有通过。当然胡汉民也做了妥协，同意让蒋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岂甘失败，他启用了与胡不和的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院长，又令陈果夫、陈立夫二人向各地派员监督各地代表选举，力争让忠于蒋的代表当选。
尽管蒋做了这么多，但第二轮斗争，他还是吃亏了，因为这次斗争是一场理论之争。在民主理论方面，军人出身的蒋哪里是胡的对手，一场辩论下来，胡赢得了大批的支持者，包括“太子派”孙科等大批实力派，都站在了胡的一边。
陈果夫兄弟二人赶紧利用“中统”四处活动，但依然无济于事。国民会议前夕，陈果夫兄弟二人只好沮丧地告诉蒋，绝大部分选票都支持胡。无奈之下，蒋下令软禁了胡，并希望以此威慑胡派分子。
陈布雷对胡汉民表示同情，并向蒋表达了这个看法。蒋却说：“你真是书生气十足，政治这东西，就是要运用权术，不可退避。”
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陈布雷再次萌生退意，他说：“政治这事，我视为危途。故而我每思引退，重做记者，或者教书。”
蒋介石哪里肯答应，他连忙说：“布雷先生，你不能走，要帮我的忙，帮忙，帮到底。”
看到蒋介石如此看重自己，陈布雷只好留了下来。
第二次和蒋介石一起下野
陈布雷一直表示不想当官，却官运亨通。
1931年6月，陈布雷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而部长则由刘芦隐担任。但刘芦隐是胡汉民派系大将，长期盘踞在广东，不来南京，所以陈布雷成为了宣传部的实际当家人。
不仅如此，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外交形势，国民政府成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宋子文主持，陈布雷也是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权力很大，每天早晨7点开一次会议，外交部正副部长都要列席。会议形成决议后，由外交部负责执行。
就这样，来到蒋介石身边不久，陈布雷就成为了教育、党务、外交领域的高级领导，有的还是负责人。
就在这时，陈布雷的堂兄陈训正，也来到南京任国府参事。一天，兄弟两人来到玄武湖畔被誉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寺的鸡鸣寺。古寺集山、水、林、寺于一体，环境幽雅，宝刹庄严。兄弟二人决定求一个签，只是两人求签不是想着何时官运亨通，却是想预测一下何时可以辞官回乡。
签摇出来了，签语为“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签解作“官非宜解”。单从签语来看，这无疑是个上签，誉为可以“满载归”。但“官非宜解”四字又似乎在预示，辞官回乡无望，陈布雷感到有些失望。
这时，陈训正说：“签解可以作三句读，即‘官，非，宜解’，这样不正好遂了你的愿吗？”
陈布雷非常高兴，他在回忆录中说：“自是常为友人言之，力子、佛海、志希诸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验。”
“至是果验”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蒋介石强行软禁胡汉民的行为，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孙中山的儿子——“太子派”的核心人物孙科，他准备联合在宁汉合流中失败的汪精卫，一起反蒋。
孙科的秘密反蒋，令蒋非常头疼，他把孙叫到家里，好言相劝，并让宋美龄以三姨的身份，好好招待孙科这个外甥。孙科是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所以他对宋美龄这个比自己还小6岁的“三姨”并不买账。
就在这时，两广一带风云再起。此时，粤系大佬古应芬、陈济棠，联合了汪精卫，又找到了唐生智、李烈钧，最后新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也加入了进来。这些曾经权倾一时，但又大都遭到蒋介石打压的人，聚在一起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反蒋。
眼看两广反蒋势力已经形成，“太子”孙科立即飞到香港与汪精卫密谋。随后，孙科效法老爹孙中山护法的先例，发起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组建广州国民政府，目的就是要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并提出要求：蒋介石必须在48小时内下野！
单就广州国民政府的实力来说，要想让蒋介石下野自然还有一定的难度。但就在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蒋介石不主张抗日，遭致了很大的批评，并引发了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国府只好动用警察镇压，结果南京国民政府引来了更多的指责。
面对严重的危机，蒋介石希望南京与广州进行和谈，此时已经被放出来的胡汉民提出，只有蒋辞职，和谈才有可能。此时，反蒋势力非常庞大，聚集了孙科的“太子派”，胡汉民的粤系，李宗仁的桂系，还有汪精卫、唐绍仪等人，蒋陷入孤立之中，他被迫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总司令职务，宣布下野。
陈布雷是因为感激蒋的知遇之恩才出来做官的，看到蒋介石下野，他明确对蒋表示，我决定与你共进退。
看到自己一手提拔的一些军政要员都背叛了自己，没有想到陈布雷居然要与自己共进退，蒋非常感动，他对陈说：“行政院最后一次会议，我发表你兼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你还是返浙吧！”
虽然陈布雷再次获得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一职，但陈布雷实在无意官场。12月20日，陈布雷坐火车返回上海，他希望重回报界。
此时的陈布雷，虽然没有能够像签语中所说的“珠玉丰余满载归”，但离开官场的他还是感到了无官一身轻的清闲。
一对“新人”正式结合
陈布雷并没有能够在上海过上安逸的日子，因为很快浙江方面就催他去浙江赴任。尽管陈布雷称此“败兴不浅”，但他还是去了浙江，再次接手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一职。和上次一样，陈布雷在这个职位上并没有做太久，因为他的“主子”蒋介石很快又复出了。
当初，蒋介石选择下野，部分是出于无奈，部分是出于主动。说无奈，是因为当时反蒋势力、日本侵略者、国内呼吁抗日的势力太强大。
说主动，是因为蒋介石认为，只要自己在，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三人就会走向联合；但只要自己一下野，三个人必然会内斗。等到三人内斗到一定程度时，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自然比现在同时和三个人斗要省事得多。
蒋介石的分析是正确的。当时反蒋势力主要三方，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汪精卫希望南京和广州两个国民政府合并后，由他出任行政院院长。
胡汉民的势力在两广，被蒋介石软禁了几个月后，他对蒋仇恨很大，要反蒋到底，所以对合并政府，他不积极。
看到汪精卫对合并政府如此热心，胡汉民“恨屋及乌”，他决定挡住汪精卫，力挺“太子”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三足鼎立之下，汪精卫自然顶不住胡、孙两强的进攻。蒋介石下野后，果然由“太子”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
孙科当上院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钱，当时江浙财团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没有钱，简直寸步难行。无奈之下，孙科邀请蒋、胡、汪三人进京，但三人都没有回音。这是因为，胡汉民扎根两广，要跟蒋介石死磕到底，拒绝来京；而蒋、汪两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在了一起。
和上次胡汉民、孙科联合打败了汪精卫一样，这次蒋介石、汪精卫联合也顺利打垮了孙科，孙科组阁失败后，1932年1月，汪精卫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行政院院长。
就在这时，日本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还击，“一·二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加剧，汪精卫上台，这个时候，社会各界都要求蒋介石复出。在这种情况下，3月18日，蒋介石再次复出。
在决定蒋介石复出的那次中政会上，大家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出任委员长，陈布雷出任秘书长。陈布雷没有到任前，由李仲公代任。
对陈布雷的人事任命已经公布了，陈布雷似乎应该卷铺盖准备去南京赴任了，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陈给蒋发电报提出，李仲公北伐时期就已经是秘书长，现在由我取代似乎不太好。
蒋让人传话给陈，暂时可以不必到任，你先安心在浙江办教育吧。
蒋这次爽快地同意让陈留在浙江，并不是表示他不想用陈了，而是他看到陈确实不想来，硬要求他来，也有失自己领袖风度。
但蒋的“风度”是有限的，到了6月，正在南昌忙着“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再次发电给陈布雷，请陈去“佐助笔札”。虽然用语含蓄，意思还是请陈去做秘书。
陈布雷勉强同意了，教育部却提出了不同看法，教育部给蒋介石去电认为，江浙两省教育正待推进，不可临阵换将。
蒋介石无奈，只好放弃。
转眼到了1934年2月，国民政府在南昌召开了一次由苏、浙等十省秘书长和民、教两厅长参加的会议，陈布雷作为浙江教育厅厅长，也到南昌参加了这次会议。
陈来到南昌，蒋又有向陈“示爱”的机会，在开会的那段时间，蒋三次召见陈。最后一次召见，蒋直接摊牌：“现在南昌行营政事由杨永泰帮忙，军事由熊式辉帮忙，唯独文字这一块一直没有好的帮手。”
陈再次以浙江教育厅厅长一职推脱。蒋有些近乎哀求地说：“你可以来担任秘书长，至于教育厅厅长一职，你可以继续兼任，也可以找人代任，无论如何，你要来南昌帮我一下。”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陈布雷非常感动，他同意来南昌帮忙。5月，陈布雷办完教育厅厅长的交接之后，正式来南昌赴任。
从1927年第一次见蒋之后，陈、蒋二人分分合合已经好几次了，这一次，陈来到蒋身边后，就再也没有离开。
从1927年到1934年，7年的时间里，为了“俘获”陈布雷，蒋介石如同一个丑男追美女一样，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或主动出击，或找陈布雷谈话，或给陈布雷官职，或约陈布雷一起游玩北平，最后，他终于把陈布雷拉到了自己身边。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个努力是值得的，“俘获”了陈布雷之后，陈布雷笔下的那一篇篇像匕首一样的文章，为蒋介石夺取和维持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陈布雷的角度来说，他本身不愿从政，却在蒋介石的主动进攻下，半推半就，最后终于羞答答地来到蒋介石的身边，从此踏上了一段辉煌而又略带悲剧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