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寻找盟友苦撑待变

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寄希望于英美等国“主持公道”，出面干预和制止日本的侵华战争。

日本侵华，直接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而英美等国既想维护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又不想得罪日本，因而采取“中立主义”立场，不仅自“七七事变”以来未给予中国任何军事援助，反而一再敦促国民政府从速与日本“和平解决”，以利国际通商。

而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国。

在英美立场的影响下，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只是空泛地对中国表示同情而已。

而蒋介石一向与德国、意大利过从甚密，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德国便派出军事专家，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兴建国防工事。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红军中采取的筑堡战术，便是来自德国国防之父冯·塞克特。早在1934年8月，中德便已签署贸易协定，中国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物资和军工设备，然后用农矿产品偿还。这份协定，让蒋介石看到民族复兴的希望。

但出乎意料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德国也放弃了中国，选择了日本，因为日本能够对德国的敌人——苏联，产生巨大牵制作用。

就在蒋介石忧心不已的时候，苏联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答应与中国恢复邦交，给中国以军火援助，并于1937年9月给中国运来了战斗机72架、轰炸机54架及大量大炮与弹药。

蒋介石将此视为对日寇的一大打击。

然而，面对共同的敌人，斯大林担心的是日军从东面攻击苏联，既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又不愿将自己绑在中国的战车上，因此没有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而只是签订了一个《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如此一来，面对日寇的侵华战争，苏联就没有义务出兵参战。

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莫斯科清楚中国抗战对于苏联远东安全的重要性，但却坚决拒绝对日作战。

苏联的这种态度，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蒋介石刚刚对苏联燃起的热情，他甚至猜不透俄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会儿给你军火，一会儿又在新疆什么地方给你制造一些麻烦，他甚至认为莫斯科会利用中共推翻他，取而代之。1938年1月1日，他在日记中不无忧虑地写下：

“倭祸亟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

中国依然孤立无援。

日本为了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泥沼，在中国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请其欧洲盟国——德国出面“调停”，企图对国民政府进行劝降与逼降。

面对日本的“议和条件”：默认满洲国和在内蒙古建立一个与外蒙古类似的自治政府，蒋介石不仅不能同意这种事实上的分疆裂土，而且针锋相对地提出：

“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将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而日本人的“议和”不过是灭亡中国的一种手段，其野心岂止是占领东北与华北，而是独占整个中国！因此，在“议和”的同时，侵略步伐不仅没有放缓，反而以此给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迫蒋介石投降。

蒋介石愤然宣称：

“日军不先退出中国，就无和平可谈！”

但国民党内部在战与和的抉择上，一直存在很大分歧，外交部的态度比较悲观，汪精卫等人更是大肆散布“再战必亡”的消极论调。

在对日问题上，蒋介石与汪精卫矛盾甚深。但接下来汪精卫的出走，给蒋介石带来了更大的苦恼与麻烦。

1938年12月18日，一个不宜飞行的日子里，一架飞机从重庆珊瑚坝机场仓促起飞，飞机里坐着的，正是汪精卫和他的妻子陈璧君。

汪精卫私自出走河内，下一站显然是京沪，投靠日本人！

消息传来，蒋介石面无表情，然后在日记中写下“希望汪精卫能够回头”的痛惜之词。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日本为拔出深陷中国战场的泥足，为进一步南进作准备，决定与国民政府和谈，并以汪伪政权相要挟，称若和谈失败，便承认汪伪政权。

为此，蒋介石于1940年7月，在重庆黄山官邸云岫楼中约见了《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早在1938年1月起，张季鸾便开始接受蒋介石派遣，参与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和谈，成为蒋的高级智囊。蒋介石首先想听听张季鸾的看法：

“你认为，日方是否有求和诚意？”

“敌阀野心如昔，毫未改变。”

蒋介石点点头说：

“但仍要尽力一试。否则，一旦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不仅会在国际上产生连锁反应，中国的军心、民心也会受到影响。”

随后，蒋介石向张季鸾提出与日和谈的条件，大体分为两条：一是要日军撤出中国，二是撤销所有伪政权。

8月31日，张季鸾携带蒋介石亲自提拟的和谈条件，乘飞机由重庆前往香港。

然而日本的和谈条件与蒋介石的条件南辕北辙，根本无法达成统一，谈判最终破裂。

11月30日，日本宣布承认汪伪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