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宁粤和解中下野

搬开了胡汉民，5月初，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三届中央全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修正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

5月5日，为期12天的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心议案《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主席。

约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同时规定，五院院长及各部人选，均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

蒋介石虽然避开了“选举总统”的焦点，但约法赋予蒋主席的权力，与大总统的权力并无多少差别。

然而，“胡汉民事件”的副作用，却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胡汉民在3月8日被软禁自家宅邸之初，即设法与孙科取得联系，要求孙科联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州结成反蒋联盟。

孙科立刻联络胡派骨干，分头行动。古应芬拿着陈济棠提供的巨额经费，赴香港与汪精卫、唐生智、唐绍仪、李烈钧等人取得联系。

陈济棠也与桂系消除宿怨，从广西桂平、梧州一带撤军，退回广东。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等人先后赶往广州，商议两广统一、建立新的中央等事宜。

与此同时，各路反蒋派包括西山会议派许崇智等人，纷纷从上海、香港等地聚集广州，共同商讨、筹组新政府，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由非常会议产生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会议产生的国民政府相抗衡。

5月27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正式召开；

28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

会议推选汪精卫、唐绍仪、古应芬、孙科、李宗仁、陈济棠、许崇智、唐生智、李烈钧等15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推选汪精卫、唐绍仪、古应芬、孙科、许崇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轮流担任国民政府主席。

自此，宁粤分裂，中国出现两个国民党“中央”和两个“国民政府”。

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地方势力以两广为根据地，形成空前规模的反蒋阵营。

6月12日，广州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蒋介石亦准备出兵两广。

表面看来，宁粤战争一触即发。然而直到七八月，宁粤仍处于对峙状态。原来，西南反蒋集团内部正纷争迭起，各派系针对集团主导权问题争吵不休，无法一致“对外”。

蒋介石因为拘禁胡汉民，受到国内外谴责，而西南公开分裂已成事实，蒋介石在准备出兵的同时，亦尝试和平解决宁粤纷争。于是，宁粤双方对峙之中迟迟不见出兵，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一致抗日，宁粤迅速由对峙走入和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个人的政治危机就此解除。

10月14日，胡汉民被释放；10月中下旬，宁方蒋介石和粤方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人齐聚上海，举行和谈，双方达成协议，分别在广州、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同产生一个统一的中央。

于是，粤方代表返回广州准备开会。汪精卫却留在了上海，召集汪派代表到上海集合。如此一来，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广州、上海三个地点先后召开。

四大召开后，胡汉民和汪精卫认识到，不搬开蒋介石这个障碍，重新分配国民党权力就是一句空话，而且他们双方都难以获得最大权利。

对蒋介石来说，在饱尝政治倒蒋的滋味后，深知作为反蒋派的共同敌人，只要他存在，他们便会结为同盟；只有失去共同敌人，他们才会很快陷入相互争斗之中。既然胡、汪一心要他走开，何不让他们如愿以偿！

于是，蒋介石再次决定，以退为进。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

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反蒋派获得多数职位，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1932年元旦，孙科政府宣誓就职。

然而，孙科政府一就职，立刻陷入困境。最大的危机莫过于：钱！

蒋介石虽下野，但江浙财团被他牢牢把控，政府收入只有600万元，支出却高达2000万元，没有江浙财团支持，孙科政府寸步难行。这就预示着：地球，离了蒋介石不转。

果不其然，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决定改组行政院，汪精卫任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长。

在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汪精卫提议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中央政治会议又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参谋部参谋总长。

3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就职。

通过三个月的下野，蒋介石名正言顺赶走了胡汉民，收服了汪精卫，在与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的斗争中，再次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