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上掉下个大儿子

关于蒋纬国的身世，正如蒋介石所说，他的父亲另有其人。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戴季陶。

蒋介石与戴季陶相识于辛亥革命期间，当时戴季陶协助陈其美发动上海起义，蒋介石奉命组织发动杭州起义，两人在上海相识，但仅是一般工作关系，并无深交。

“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携侍妾姚冶诚避居浦石路的时候，与张静江、戴季陶相距不远，时常暗中来往。

蒋介石与戴季陶年龄相仿，又情况相近，都是早年丧父，都曾留学日本，尽管一文一武，但都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萌生了反清志向。相同的境遇与共同的追求，拉近了两人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两人有了密切接触，并缔结金兰。

由于官府四处追杀革命党人，不久戴季陶再次东渡，亡命日本。由于他仪表堂堂，原本风流倜傥，又在逃亡中情绪低落，妻子不在身边，一位日本女子的关照与抚慰，使他很快坠入爱河。1916年10月6日，日本女子生下一名男婴。

戴季陶在离开日本之前，对日本女子海誓山盟，当时确有将其纳为侧室之心。但戴季陶“惧内”，在上海圈内是出了名的，回国后一见到老婆，对这段风流韵事便再也不敢提了。

不料，一别三年，日本女子带着3岁儿子，异国寻夫来到上海。

这是1919年，戴季陶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投机生意。与他同做此生意的，还有蒋介石、张静江以及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等人。

蒋介石并不常在交易所，这一时期他正在援闽粤军中担任第二支队司令，由于永泰作战失利，战争停止，蒋介石感到无聊，请假两个月回到上海，仍做交易所投机生意。

当时蒋介石住在环龙路44号，楼上住着戴氏夫妇。有天早上门铃骤响，蒋介石开门一看，是一位日本女子和一个3岁左右男孩。

“请问戴季陶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日本女子问。

听说找戴季陶，蒋介石将日本女子打量一番，再看她身边的小男孩，脸型、五官，尤其眉宇间洋溢的那种神气，与戴季陶颇多相像。

蒋介石赶紧将母子俩让进屋内，问清来龙去脉，然后悄悄上楼通知戴季陶。戴季陶一听说日本女子来了，顿时脸色大变，赶紧关闭书房门，低声说：

“平心而论，我是应该接纳他们母子。可你知道我的情况，要真那样做，这个家还不塌了天！”

“就算不留大人，孩子总该留下。”

戴季陶何尝不想留下儿子，他沉吟半晌，终于表示：

“我试试看，你先把他们母子安置一下，等我消息。”

蒋介石比戴季陶年长4岁，作为把兄弟，自然有为小弟排忧解难的责任。他对日本女子作出一番解释，将他们带到外面安排住下。当天晚上，戴季陶便带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戴季陶的妻子钮有恒以死相逼，不仅坚决不许戴季陶纳妾，而且拒绝接受那个男孩。

钮有恒是有名的才女，曾以总分第一名毕业于吴兴女中，在戴家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她比戴季陶大4岁，戴季陶对她又敬又惧。据说有次国民党召开中央会议，戴季陶发言时滔滔不绝，没完没了。任会议主席的胡汉民急得头上直冒汗，又不方便直接制止，情急之中忽然灵机一动，悄声对戴季陶说：“你姐姐来了。”话音一落，戴季陶的发言戛然而止，与会者无不哑然失笑。

戴季陶“惧内”到如此程度，蒋介石自然心知肚明，只好将结果如实转告日本女子。但日本女子又哭又闹，非要上门讨个公道。在这种情况下，戴季陶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到底是蒋介石脑瓜灵活，他对戴季陶说：

“不如把孩子留下，由我抚养。大人打发些钱送走。”

“好！好主意！”

戴季陶双手一拍，连声称赞，孩子交给盟兄，他一百二十个放心。他知道姚冶诚膝下无子女，孩子进了蒋宅，等于进了蜜罐。

几经周折，日本女子终于被送回日本，3岁男孩被送到奉化老家，交给姚冶诚抚养。

蒋介石为养子取名蒋纬国，从此丰镐房里有了经、纬两儿。

对于蒋纬国，不仅姚冶诚视如己出，蒋介石出于兄弟情谊，更是待之如亲生。尤其经国内向少言，纬国活泼可爱，招人喜欢，蒋介石对他比亲生儿子还要亲。

毛福梅对蒋介石的偏心深为不满，经常在蒋介石耳边唠叨，让他分清，哪个才是他的亲生骨肉。为了远离家庭纠纷，给次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蒋介石在奉化城内西街岭租了一套房子，将姚冶诚和蒋纬国迁出了丰镐房。

蒋介石返回粤军后，由于处处受到排挤，爽性以安置眷属为名，在鼓浪屿租屋，将姚冶诚和次子接去同住，一家三口度过了三个月逍遥自在的美好时光。辞职返回上海后，蒋介石又在法租界贝勒路369号一座小洋房里安置新居，将姚冶诚与次子迁去同住。

相对长子经国来说，少年时代的次子纬国，享受到了更多的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