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术篇》：结党营私术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起初仅是一个无名小辈。论资历，蒋在国民党内虽属“首义党员”，只是小字辈，充其量不过是二等“公民”而已，根本不能与“元勋公民”中的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派等重量级的人物相提并论；论实力，他在一段时间里，无权、无兵、无钱，远不及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后来者，却花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在争权夺利的博弈中独占鳌头。其成功之道，众说纷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在权谋权术上比他的同类要高明得多。
然而，权术并非万能。同样是这位精通权术的蒋某，却在20世纪40年代末，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本钱几乎输尽，蒋家王朝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
蒋介石的驭权之道、用权之术，五花八门，自成体系下面择其主要，概略论析。
近代权术大师曾国藩说：“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他把结交关系，编织从政网络，培植势力，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视曾国藩为“祖师爷”的蒋介石，对于此道倍加欣赏，颇有心得。建立关系网络，不分黑道白道；网罗人才，不计历史恩怨；攀附权贵，不择手段；培植势力，不计成本。在他的精心编织下，形成了一支“船坚炮利”的蒋记“联合舰队”。他依靠这个网络，夺“天下”，坐“天下”。
早做准备，未发迹时善交人
曾国藩在广结关系网方面，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对此术心领神会，很有心计。
事例：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头面人物。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他相见。陈比蒋大10岁，属于忘年之交。据说两人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此时的蒋介石没有任何资本，更不用说“发迹”了。然而，这笔感情投资，使他获得了超额政治“红利”。
当时，陈其美处于革命力量的核心领导层，能够给蒋介石介绍很多革命领袖人物。他介绍蒋介石加入中国同盟会，在他的引荐下，蒋介石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见面。
与陈其美的交际，蒋介石得以参与重大的革命活动，使才能能够很快发挥，从而得到党内同志的认同。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给蒋介石发电报，要他回国。蒋介石立即启程回国，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起义的陈其美会面。接着，他受令前往杭州，组织“敢死团”，在起义中冲锋陷阵。
陈其美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蒋介石也能知恩图报。革命成功不久，受陈的指使下，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陶是光复会的著名首领，跟陈其美一样，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但陈与陶二人的关系很差，武装起义的硝烟未散，两人为争夺控制权，斗得死去活来。浙江总督人选有三人竞争，这就是陈其美、汤寿潜、陶成章。陈是上海都督，但不愿浙江的大权落到陶的手中，陈其美决定除掉这个政敌。蒋介石为了哥们两肋插刀，收买歹徒将这位民主革命家在医院里暗杀了。陶案发生后，全国为之震惊，革命党人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孙中山指出：“陶君抱革命之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尤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痛惜。”他电令缉拿法办凶手。陈其美一时惊慌不已，为掩盖真相，给蒋介石一笔钱，让他离开上海到国外去避风。蒋介石便以出国深造为名，于1912年2月，逃往日本避风。
陈其美搞暗杀，自己不久也被人暗杀。1914年，袁世凯派特务将他暗杀，当时蒋介石不在身边，慑于袁世凯的暴政，没有人敢前去认尸，结果陈尸三天，惨不忍睹。蒋介石闻讯后，冒着被抓砍头的危险，将陈的尸体安葬，并亲自写了祭文：“义弟蒋介石致文英士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殷，如公者乎？所约者和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词乎。”
虽然蒋的这位领路人已死，但他为蒋打通的关节起着长期效应。孙中山对陈其美之死，甚为惋惜，痛感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他了解到蒋介石与陈其美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始对蒋介石重视，不久便派蒋介石到居正任总司令的山东，担任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参谋长。而陈其美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蒋介石的这种哥们义气所感动，后来成为蒋介石夺“天下”，坐“天下”的中坚力量。
曾国藩还有一句与以上交友准则相配套的话，那就是“识于人未发迹之时”。对此，蒋也是心领神会。与戴季陶的结交，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蒋介石与戴季陶也是相识在日本，当时，戴季陶同他一样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且境况更差。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后迀四川广汉。早年家境贫寒。为了资助戴季陶留学日本，长兄卖掉家里的土地，作路费，这点路费却在上海码头被流氓抢劫一空。所幸运的是，同行的四川老乡对的处境很同情，携其一起东渡日本，这样，才得以进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年仅15岁。他家里接济非常有限，常常衣食无着落，全靠同学帮助，才得以渡过难关。正在日本军校留学的蒋介石，就是在东京与戴季陶相识的。从此，两人难舍难分。
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同学帮助也是无济于事，戴季陶只好决定放弃学业回国。临行时的路费也没有，与其同结为“松滨四友”的伙伴，卖掉了讲义、妻子的首饰，为他凑足了盘缠，于辛亥革命前夕，返回中国。
回国后，戴季陶在上海参与了陈其美组织的起义行动，就在这时，在上海巧遇已在日本相识的蒋介石。上海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极力拥护陈其美出任都督，戴季陶也极力说服与陈其美在上海有同样大的影响的纽永建，不要与陈争夺这个位置，避免了一场内讧。可以说，这是戴季陶与蒋介石的首次政治上的默契。打这时候起，戴季陶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成为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得力帮手。
第一、蒋介石政治上发迹的举荐人。戴季陶与辛亥革命回国的孙中山相遇上海。他以革命党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久仰的革命领袖，无比兴奋。而孙中山对这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记者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中华民国成立大典。此后，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戴被任命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当蒋介石来到孙中山身边时，戴季陶加以引见，介绍了蒋的才能。这样，蒋介石被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任职不久，蒋因受粤军派系的排挤，负气跑回老家。孙中山催其返粤，蒋介石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劝说，结果两人闹翻了，不欢而散。事后，蒋介石致信戴季陶，表示“自愧而又可笑”。戴回信，要他自忍，“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介石深为感动，复信说：“兄之待我者，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
第二、蒋介石篡党夺权的理论制造者。戴季陶虽然受到孙中山的赏识，但他不赞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反对“跨党”案，其提案虽被大会否决，但他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一要职。他不仅积极策划，协助蒋介石培植个人势力，控制军队，摄取政治资本。而且，还炮制了所谓“戴季陶主义”，这对蒋介石影响极大，成为蒋介石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进行篡党夺权的思想武器，也是蒋介石后来当政时的护身法宝。
第三、蒋家王朝的“卫道士”和“殉葬品”。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起南京政府后，戴季陶成了蒋记王朝的重要成员，他是经蒋介石一手包办的改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7人常委之一，任“五院”政制的考试院长，以“选贤任能”标榜，为蒋介石选拔人才，不遗余力。他以东方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宣传封建文化，抑制马克思主义，并借以笼络一部分封建文人，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效劳。
戴季陶始终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为己任。为了讨好蒋的欢心，即使丧失人格、出卖朋友也在所不惜。在宁汉合作之初，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当时蒋胡由于有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调和，蒋胡相安无事。谭死后，蒋胡矛盾激烈，胡准备出走，扯旗反蒋。胡汉民与戴季陶的私交颇好。但戴季陶得知这一消息后，竟向蒋介石告密，致使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起来。
戴季陶是蒋家王朝的忠实的卫士，在这个王朝的大厦将倾时，他却无回天之力，只好仰天长叹。1949年春天，当人民解放军将要强渡长江，直捣南京总统府，戴不得不南逃广州。此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责备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密友和智囊，对蒋不加规劝，反而助桀为虐，应对蒋的许多罪恶负责。这使戴季陶受到相当大的刺激，一时极度忧愤。2月11日，戴终于因服安眠药过多死亡，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当然，戴季陶与蒋介石之间还有一段与蒋纬国身世有关的隐秘。迄今为止，蒋纬国到底是他俩谁的儿子，还有不少版本，不少说法，可见戴蒋关系之亲密到了何种程度。
评析：蒋介石是曾国藩的崇拜者，对于曾国藩的交友术颇有心得。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结识陈其美，依靠陈其美的领路，使自己参加了革命党，有幸与革命领袖孙中山接近，参加了武装起义，积累了政治资本，为他后来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作做了很有价值的铺垫。
“识于人未发迹之时”，这是曾国藩识人的高人一筹的地方。因为，在人未发迹时，更少功名成分，即使有，要价也不会很高，交友的成本低廉，最为可贵的是，感情真实，如果没有极特殊因素的影响，可以说这样的结盟牢不可破。蒋介石与未发迹的戴季陶由在日本相识，到在革命营垒相知，结下生死之交，戴季陶为蒋介石步入政坛，攫取最高权力，为巩固蒋家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在蒋家王朝倾覆时，还甘当“殉葬品”。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到，蒋介石实践其祖师爷曾国藩的交友哲学，活学活用，出自于曾国藩而又胜过于曾，真可谓“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
这是仅就交友术而发的议论，就大方向而言，蒋介石交友的目的，起初并非完全是为了私利。那时，他们之间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也有相同的情感志趣。我们很难断言蒋介石在与陈其美、戴季陶结识之初，就是完全受功利的驱使，或者说，是“结党营私”。但是，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野心的膨胀，“结党营私”成为主导方面了。
厚黑之道定乾坤
曾国藩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虽然也拉帮结派，假以营私，但注重交友的品位。他把择友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为自己提出了“深交之人，宁缺毋滥”、“择友如同求师”等交友原则。在这方面，曾经混迹于上海滩，且在私生活上不拘小节的蒋介石，与其“祖师爷”有很大的不同。
蒋介石在结交朋友时，往往不太在乎对方的名声，他所关心的只要对自己有用。不管黑道白道，只要对自己有用，他一定接纳，并不忌讳对方的身份。
而且在发迹之后，他往往也不隐瞒自己与那些流氓势力的结合，相反还给以很高的礼遇。这同样可以收到良好的回报，那些黑道、白道的人物不忘旧情，为了昔日的难兄难弟两肋插刀，而且为感蒋的新恩，竭尽全力相报。
事例：早年，蒋介石在上海依靠的具有代表性的白道人物是虞洽卿。此人商人出身，同上海青洪帮来往密切。
蒋介石投靠陈其美，在上海搞武装起义时，还不认识虞洽卿。当陈其美被刺身亡时，蒋介石因失去靠山而苦恼，一下子由一名革命志士沦落成上海滩上的小混混。他本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现在却连一口饭都难吃上，万般无奈之下，急于寻找新靠山。在他走投无路时，遇到了陈果夫，陈果夫是陈其美的侄儿，这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差。他建议蒋介石到股票交易场去“淘金”。虽然此建议很好，可此时贫困潦倒的蒋介石身无分文，建议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陈告诉蒋介石，要带他去拜见这位巨商。
虞洽卿，出身于浙江镇海，6岁丧父，家庭贫寒，读了三年书后，被迫到上海谋生。说来也够巧的，他所要见的一个颜料行老板先生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下大雨，财神赤脚到他家躲雨。第二天，他也不太在意，结果到了中午，天果然降大雨，虞洽卿打着赤脚来了，原来他因家穷，一双刚做好的鞋子，舍不得在雨中糟蹋。伙计当他是叫花子，对他臭骂，赶他走，正好被老板看见，觉得应验了美梦，急忙将其引入屋内。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偏偏这家颜料行里，自从他到来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于是乎，老板把自己爱女许配给虞为妻。虞不甘心当一个店老板，看到做买办发财容易，坚持学习英语，不到三年，英语竟然达到对答如流的程度。后来他果然当上了买办，贩粮贩盐，搞房地产，开轮船公司，一跃成为上海的大富豪。当时在上海做生意，如果没有黑社会的支持，是无法做下去的。因此，他与当时的黑道老大黄金荣关系甚密。
蒋介石初见虞洽卿时，虞洽卿对他并无好感。只是有碍于陈果夫的面子，给了一个小差事让蒋介石做，纯属打发应付。蒋介石请虞介绍他与黄金荣见面，他顺水推舟，将蒋介石介绍给黄金荣。
蒋联系上白道，又通过白道转入黑道，本可在上海商界和黑道大干一番；但自幼拥有极强权利欲望的蒋介石既看不起商人，更看不起黑道。后来，他又投靠孙中山，继续与革命党人为伍。中间因为筹措革命经费，曾以敲诈的手段要求虞洽卿资助，得到经费后南下广东。虞洽卿曾因此气愤极了，吩咐手下人，警告蒋介石，要他不要再到上海捣乱。
谁知蒋介石这个曾被他嗤之以鼻的落魄者，几年后竟然成了位高权重者。虞洽卿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对蒋介石看走了眼，为此而后悔，会生意经的他虽然不一定想走仕途之道，但还是要高攀权贵，为自己留条后路，于是急忙找黄金荣商量对策。1926年7月，北伐前夕，广东国民政府电邀上海商界派代表赴粤参观，虞洽卿派自己的女婿盛宣怀前往广州，结果受到蒋介石的热烈欢迎，盛情款待。不但专门陪同吃饭，而且还陪伴游山玩水，言谈之间对过去在上海所受到的照顾多有谢词。回沪后，盛称赞蒋介石是一个重乡谊，重感情的人。
其实，从蒋介石的角度说，他在上海混迹多年，深知上海的实际控制者到底是谁，不是官府，而是这些大商人和黑道的大老们。黑道十分讲究等级秩序，只有得到黑道的支持，他的势力在上海才能插得进足，才能有所作为。而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得到上海大财团的支持，以获得雄厚的活动资金，这离不开虞洽卿这样的商界头面人物。
果然，1927年蒋介石的部队打到浙江，虞洽卿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商议，如果蒋介石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将给以财力上的支持。由于虞洽卿对蒋介石有知遇之恩，商界公推他穿针引线，派江浙财团巨商钱新之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虞洽卿等人的要求与正在密谋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不谋而合。3月，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兵临上海城。这些大财阀十分担心上海被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所掌握。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挂到蒋介石这个战车上。虞洽卿等人本是支持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这时抛弃了孙传芳，转而支持蒋介石，一次给了6000万元的借款。
北伐军被武装起义占领上海的工人纠察队迎进城后，蒋介石决定“清党”，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当时上海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很强，明火执仗可能遇到很大阻力。于是，蒋介石决定借用黑社会的力量，在他的授意下，上海黑帮势力行动起来。4月12日，这些歹徒身着工人服装，冒充工人，分头向工人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同蒋介石布置的军队配合，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四·一二”惨案。这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上海黑社会是他的帮凶。
评析：蒋介石与上海黑白道的头面人物的交往，遵循他自己独特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黑道白道，为我所用即“王道”。这是典型的厚黑之道。他在处于落泊境地时，经陈果夫介绍，到上海大买办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虞洽卿的门下奉职，随后，又主动请求虞洽卿举荐，通过白道联络黑道，同黑社会头子黄金荣建立了联系。就蒋介石的志向而言，他既不想经商更不愿在黑道长期混迹。然而，从他因偶然的机会与虞洽卿相识之时起，就潜意识地本着“不管什么道，为我所用即‘王道’”的人际关系哲学，广泛交际，编织关系网络，以备将来需要时所用。
同白道黑道打交道，除了金钱因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情意。蒋介石这方面的功夫比较到家。白道讲究信誉，要求忠实守信；黑道讲究义气，他在与黑白道建立联系之初，受到冷落、歧视，不抱怨，不却步，得到黑白道的认同。在政坛得势后，不记旧怨，不忘旧情，当虞洽卿、黄金荣等人向权贵攀附时，蒋介石热情相迎，礼遇相待，并且刻意回忆旧情，使来访者感动至极，虞洽卿的女婿回上海后，称赞蒋介石是一个重乡谊、重感情的人。这大大地提高蒋介石在上海的声望，更重要的是，当蒋介石需要帮助时，他们会鼎力相助。
蒋介石后来利用与白道黑道的关系网，借助这两支“偏师”，出奇兵，收奇效。正因为得到他们的支持，蒋介石才能得以在上海站稳脚跟；才有胆量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此后，由于有了以虞洽卿为首的江浙财团的支持，他不仅攫取最高权力，而且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权位。就蒋介石个人而言，他所结的这个关系网虽然不十分光彩，但“实惠”。
然而，他所依靠的这些势力所代表的是没落阶级的利益。一个政坛“新星”与已渐日薄西山的阶级和人们结合在一起，也势必在他们共同欢庆“胜利”的同时，也就种下灭亡的种子。这看似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但这又是不可违抗的，说是“天意”也好，说是“报应”也罢，对于阴谋家来说，历史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
巧妙联姻，爱情让位于政治
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政坛是男人的一统天下，加上一些权谋家施用“美人计”之事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若有女人涉政，那随之而来的便是“脏水”、骂声滚滚来。在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的年代，其政治环境不同，加上蒋介石的那种特殊的身份，人们对这类婚事溢美之词不少，但也颇有微词。
客观地看，不能说蒋宋联姻没有一点爱情因子，但也不能由此可以断定它真的远离了政治。这种婚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政治联姻。
事例：蒋介石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多情男儿。十二三岁就有儿女私情的冲动，年仅14岁便与自己相中的女孩结婚，其妻毛氏比他大5岁，是一个小女婿。后来又上海红尘女子姚氏爱恋结合。过不多久，又对少女陈洁如一见钟情，紧追不舍，数年后与陈洁如结婚。如果说他与前两人的结合有爱情的基础，那过于牵强；如果说他与陈的婚姻是逢场作戏，那也入了俗套。那么，蒋介石与陈洁如的结合还是有些爱情因素的。陈洁如无论在美貌方面，还是在社交上，都给蒋长脸不少，特别是陈洁如会俄语，在蒋介石与苏联政治顾问交谈中充当翻译，在政治上对蒋有所帮助。据说，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还送给陈洁如一块手表作纪念，从中可以看出陈洁如还是颇有女人魅力的。
然而，当蒋介石政治上发迹，有了更高的政治目标追求后，他又在物色更能在政治上助他一臂之力的强女人。1922年12月，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时候，立即被其美貌所迷住。宋美龄举止大方，容貌端正，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对于当时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蒋来说，他以前的三个夫人都显得土气，与他的前程越来越不合拍，这是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最初动机。
但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更有其政治上的企求。
首先，为了更好地贴近孙中山，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蒋介石的家庭世代经商，但只能算是小康人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资本。宋家则不然，宋美龄的父亲宋查理早年去美国，在美国接受了基督教，成为一名神父。回国后，他经商发迹，成为上海的大富豪之一。宋查理还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孙中山的私交甚好，曾经用自己的家财支持革命。他的儿女们许多也是头面人物。二女儿宋庆龄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夫人，大女儿宋蔼龄嫁给孔祥熙，孔家是山西富户。长子宋子文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由宋美龄介绍，到广东省担任财政厅长，不几年就使广东出现新的气象，后来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财政部长。
蒋介石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最坚定的信徒，自诩为孙中山的理想继承人，但他的地位并不高，不能与汪精卫、胡汉民相比。虽孙中山广州蒙难时，他挺身而出，创造了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领袖的辉煌业绩，但毕竟与孙中山的交情不深。如果能娶宋美龄为妻，那就与孙中山有了亲戚关系，这在讲究封建宗法关系的中国，多少可以给蒋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提供些宗法性的支持。西格雷夫在其写的《宋家王朝》一书中说：“不能轻看孙中山博士形象的重要性，他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半神化的人物……政治家或将军只要同孙中山有一丝关系，也就带上了某种神奇色彩。”对于渴望全盘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的蒋介石来说，为了达到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他太需要像宋美龄这样的女人了；当然，这里除了政治因素，不排除英雄爱美人的情结。
其次，寻找实现最高政治目标的经济后盾。常言道，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对于蒋介石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来说，也是这个理。而宋氏家族是当时中国有钱的财团——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与宋美龄联姻，就有可能给自己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如果没有金钱做后盾，一切政治企望都有可能成为泡影。虽然蒋介石在江浙财团中有自己编织的关系网，如虞洽卿，但仅仅有虞洽卿一人的支持还是显得单薄了些。
宋查理1886年回国之后，从事实业，最初办理出口业务，后来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到1894年，宋已经是上海名气比较大的出版商和实业家。宋的夫人倪桂珍家也是上海富豪家庭出身，与江浙商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江浙财团中的核心家庭之一。而宋子文是理财高手，在国民政府中掌握财政大权。武力与政治的结合必须金钱作为润滑剂，政治资源的垄断需要经济上的垄断支持。蒋介石与宋家联姻，自然就多了一个与江浙财团联系的渠道。
第三，为了寻求英美势力的支持。宋氏家族与英、美势力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此与宋氏家族联姻，可以打开与美国、英国联系的渠道，为自己的政权得到美、英支持找到一个捷径。其实，这时，无论是蒋介石也好，还是英、美列强也罢，都有联手的需要。蒋介石在背叛革命、与苏联决裂后，需要寻找新的外国势力做靠山，而美国、英国也需要一个政治代表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中介人。宋氏家族与美国有着很好的关系，与宋家联姻，就可以通过与宋家的特殊关系打通与英、美的关节了。
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努力争取这一联姻的实现。他在与宋美龄初次见面后，便迫不及待地放出了试探性的气球。当月，他在拜见孙中山时，就请求孙中山把妻妹介绍给他，试探地说：“您认为可以说服宋小姐接受我吗？”孙中山作了否定的回答。然而蒋并不灰心，而是苦苦追求，向宋美龄求婚历时5年之久。宋美龄早已关心蒋介石的事业和欣赏蒋的风采，但他们的婚姻一直受到宋老夫人的极力反对。宋老夫人反对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蒋介石是个军人。在旧中国有文化的人看来，行伍出身是粗人，而且在军阀当道的年代，社会名声不好。二是蒋介石不仅已有一妻两妾，而且还不是基督教徒。正因为如此，她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鉴于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又不好得罪，宋老夫人只好回避，到日本住了下来。
宋家对这一婚事有不同的观点，宋家专门就这件事商议过，引起了激烈争辩。赞同的只有宋靄龄。1927年9月，蒋介石在第一次“下野”后，专程到日本，拜见宋老夫人，请求准许他与宋美龄结婚。宋老夫人无法推脱，只好以要蒋信仰基督教作为条件。然而，这一门槛也没有拦住，蒋痛快地应允，表示愿意做信奉洋教的尝试，后来他确实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信徒。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在上海轰动一时。婚礼后，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在我们结婚之后，革命工作无疑地将有更大进步，因为今后我们两人决心尽全力从事中国革命事业。”
评析：对于蒋介石来说，婚姻是他编织关系网、结党营私的一个手段。他与宋美龄的结合，首先是出自于政治目的。因为，宋美龄不仅是一个妙龄美女、才貌双全，而且，还能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所企盼的无形和有形的资本。因此，蒋宋结合是典型的政治联姻。
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执著、认真，并非逢场作戏。从他1922年12月见到宋美龄，要求孙中山引见之日起，到1927年12月蒋宋在上海结婚，前后有5年整。在这5里面，蒋虽然是热脸挨冷脸，仍然苦苦追求。为了实现蒋宋联姻，他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权贵，居然能够接受宋美龄母亲提出的十分苛刻的条件，显示了他矢志不渝的一面。
值得指出的是，蒋宋联姻是双方共同的需求。蒋介石出自于政治目的，急于成亲，宋家为了攀附权贵，也有这方面的愿望。虽然有反对者，但从主导面讲，是有这样的意向的，宋蔼龄主动找蒋介石游说，就包含着促成蒋宋联姻的意思。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政治联姻，对于蒋介石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产生了重大影响。蒋家王朝不仅在初创时期，得到美国、英国的有力支持，得到江浙财团有力支持，而且，后来宋美龄所表现出来的外交才能，为蒋介石赢得国际上的支持，特别是赢得美国的支持、得到美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然，宋家也在这一政治契约似的联姻中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
的确，就自然人而言，很难说蒋宋联姻不美满；就政治人而言，蒋宋联姻，堪称婚姻嫁给政治的成功典范。后来，以蒋宋联姻为基础的“四大家族”发达了，留给中华民族的却是深重的灾难，这大概是人们诅咒这种婚姻样式的根源所在吧。
借办黄埔军校之机，培植自己的嫡系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叫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一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就可以看到醒目的大字标语，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标语、对联。初期的校歌有“以血洒花，以校作家”的词句，后来的校歌又有“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样一所革命气氛很浓的军校，后来怎么会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代名词，成为蒋家王朝培养御用军的地方？这是人们百思不解的问题。
事例：为了解读上述谜团，首先要从孙中山办军校的初衷谈起。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活动中是践行武装夺取政权的，然而，他不太注意建立自己的军队，基本上是借用他人之力，包括帮会和军阀。孙屡战屡败，无数次失败的教训，尤其是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尤感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掌握军权的重要。早在1921年底，孙中山在广西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就谈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的想法。1923年2月，他派廖仲恺与苏联代表越飞会谈时，也商议了设立军校的问题。同年10月，国民党常务会通过了《设立陆军讲武堂于广州的议案》，后来正式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
军校到底由谁主办，这当然是孙中山特别重视的问题。在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政府时，建立军校的问题便马上提到日程上。同年秋冬间，在宣布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孙中山立即派廖仲恺负责实际筹备工作。虽然廖仲恺十分可靠，但毕竟不太懂军事，于是他把办军校的任务交给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军事方面的人才，又在自己广州蒙难时表现了对领袖的忠心，不仅可信而且在办军校方面有为。革命形势的发展给了蒋介石展示自己的平台，而这对于奉行掌握军队为第一要义的他来说，对于肩扛耀眼的将星，却无一兵一卒急于改变这种尴尬处境的将领来说，是天赐良机。蒋介石自接受这一重任之日起，就要把办军校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千方百计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军校办成他培植军事骨干、以保证掌握军权的基地。
首先，竭力争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在黄埔军校筹备过程中，蒋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但孙中山明确表示党务之事由廖仲恺负责。蒋接任后，曾参与制订军事机关计划、预算，召开校务筹备会议，但他感到财源不济，权力不大，因而闹起情绪来。特别是刚刚闭幕的国民党一大选出的领导机构中，没有他的位置。1924年2月，蒋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感到这个职务，权限甚微，很不惬意，加上孙中山还特意指示他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更使他灰心丧气。于是，蒋介石放出不办黄埔军校的风声。随后他又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由，于2月下旬提出辞呈，弃职回老家。孙中山迅即委派廖仲恺代替他的职务，肩负起筹建军校的重任。同时，孙中山对蒋进行耐心的劝导。廖仲恺先后给蒋发出十多次函电，通报情况，批评他的错误，促其早日返回参加军校工作。
他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等写信，在发泄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的同时，要求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指责孙中山对人对事有“赏罚不明，邪正倒置”的毛病。在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之际，戴季陶等人提醒蒋介石，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翼丰满后再说，经他们的点拨，蒋决定返回军校，抢抓实权。
为了掌握对军校的领导权，他刻意在校内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以进步和革命的姿态出现，发表大量训话和演说，长篇大论，口若悬河；在开学后的8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发表长篇讲话达46次，充满革命的词藻，通过大量的训话和演说，吸引学员，激起学员对他的崇拜。在治军理念上，蒋介石以封建军队的陈腐观念和军阀作风来训练军校学生，尤其强调对他的绝对服从。他经常说：“党员一定要服从上面命令，绝对没有平等的余地。”“现在本校就是以校长为领袖，大家就应该服从校长的命令。”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改变了早先花天酒地的恶习，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以树立自己在学生中的良好形象，身体力行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其次，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他在军校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军校初创时，蒋介石就安排由戴季陶、邵元冲等控制政治教育，由顺从自己的王柏龄、何应钦等控制军事教育，由他早年的老师、上海交易所伙伴周骏彦掌握军校的物资供应。同时派陈果夫等在上海、浙江招生，以封建的乡土观念建立自己的军事派系。对各队长都要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对带兵的军官抓得特别紧，不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染指。
再次，以黄埔教导团的骨干为核心，形成黄埔系。蒋介石向孙中山提议，安排黄埔军校学生参加前线的军事行动。孙中山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责成蒋负责实施，黄埔教导团于1924年底东征前夕组建。蒋介石为了掌握这支新军，的确煞费苦心，他的着眼点放在对带兵军官的掌握上，所有连长以上的带兵军官，都安置上自己的亲信。如：何应钦、王柏龄分任第一、二团团长；钱大钧、沈应时、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王俊等任营长；陈诚、郭俊等做副营长、连长等。黄埔第一期毕业生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任副连长以下的军事骨干。这些人不断得到提拔，成了蒋介石的嫡系，为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黄埔系打下了基础。
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假弘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名，指使军校内部的右翼分子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专门与军校的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左、右两派学生间的冲突。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他借故解散上述两个组织，一手操纵，建立了“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实际上使孙文主义学会得以借尸还魂，成为他的嫡系组织。
评析：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蒋介石从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委任之日起，就偏离了孙中山办校的革命宗旨，把办黄埔军校当作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平台。
黄埔军校并不等同于黄埔系。作为蒋介石御用军的黄埔系是他假办军校之名，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在军校内培植亲信，收罗打手，集聚反共势力，网罗军事人才，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逐步形成的一支以他们为核心力量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得意地将自己的这支御用军称为“黄埔系”。黄埔系自形成的时候起，就背离了接受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熏陶，经受北伐战争洗礼的黄埔精神。
从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来说，他借办黄埔军校之机，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是成功的。后来，他依靠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部队打天下，巩固蒋记天下。但事情也不完全如他所愿，在他利用黄埔军校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同时，黄埔军校还“培养”了“蒋家王朝”的拙墓人。一大批黄埔军校的学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毅然拿起枪杆子，武装反抗这位反革命的校长，这是蒋某人始料不及的。
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
有句老话人们常常念叨：“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家乡人。”这句话虽然很直白，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农为本，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农耕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某些特征。这种讲究乡情、亲情的人际交往的传统，一直流传着，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下层社会，而且也对官场产生深刻影响。在官场上，大家可以政见不同，但同乡之间多少还是要讲究面子，关键时候更要互相关照。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这个约定俗成的交往准则，做出了出卖同乡的事情，这个人的声誉就要受到很大损害。当然对同乡关系要客观地分析，好的一面说，同乡关系可以产生一种凝聚力，增加团结，互相帮助；从消极面说，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小圈子，影响大局。从权术角度看，一些权谋家运用乡情、亲情乃至于同学、朋友、师生等关系，培植势力，结党营私，以获得成功。
事例：蒋介石十分看重同乡关系，也善于利用同乡关系网罗人才，集聚力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1.利用同乡关系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位后，在国民党内当权的，大都是浙江人。军事上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他们是蒋介石利用乡情网罗的军事人才。
胡宗南出身于浙江镇海，1924年报考黄埔军校，初试体检时，因个子过于矮小，检察官准备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正好被来到体检室的廖仲恺看见。廖见这个青年言语激昂，参加军校心切，个子虽小，比较机灵，于是手谕予以录取。在黄埔军校，他学习训练很刻苦，但思想右倾，是孙文主义的成员，是反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的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对于这个老乡蒋介石予以特别的关照，因此 胡宗南黄埔毕业后青云直上。
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也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对这个老乡形成深刻印象，纯属偶然。一天夜里，蒋介石查夜，发现一扇窗户还透着微弱的灯光，推门进去，发现是炮兵区长陈诚在读《三民主义》一书。次日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这一偶然的机会，成为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起点。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的事业紧紧联在一起。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早期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后弃学回国到军阀孙传芳下属师长陈仪那里请求资助，再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陈仪部任职。陈仪在北伐期间投靠蒋介石后，把汤举荐给蒋，此后，成为蒋介石的红人。
这三人掌握着国民党势力最大，武器最先进的军队。
而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人，成为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郑介民和湖南人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他们忠诚地辅佐蒋介石的统治，一直追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
2.利用同乡关系，笼络国民党中的要员。
国民党员中地域分布很广，有的早年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名声和地位都很高。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大佬们，充分利用别人讲究乡情的心理，在涉及到这些人的家乡事务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和蒋介石的合作时间最长，虽然中间发生过几次插曲，但两人基本是合作的。于右任是陕西人，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担任监察院长。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陕西人中间的影响，在处理陕西事务，安排陕西官员的时候，经常征求于右任的意见。于右任被蒋介石信任，又被经常叫去商讨陕西的情况，所以陕西人也将与于右任的接触，作为攀附蒋介石的捷径。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率领军队，孤军深入，直捣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北军的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靠蒋介石，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公布，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后决定的。
西安事变后，由于于右任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大家都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西安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宣慰使，赶赴西安，疏通关系，以求达到放蒋的目的。
于右任有感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利用他的陕西人身份，担当起此重任。他说：“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同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他给杨虎城发电，要求“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面详言也”。当时杨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做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原因。
3.利用地域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对手。
同乡关系具有自我封闭性，容易造成地域矛盾；而且同乡是一个几乎可以无限分解的圈子，在全国范围，同省是同乡，在一个省的范围，同县是同乡，以下还可以细分。因不同的同乡关系，造成地域矛盾，特别是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小派别、小集团，而同乡关系是一种表征，其内在联系纽带，还是利益关系。蒋介石正是利用同乡关系，特别是因为同乡关系所产生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别的时候，特别注重利用对方集团不同籍贯人们之间的矛盾。
在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成功利用桂系地域之间的矛盾，达到打败桂系的目的。当时，桂系拥有30万大军，大部分是广西人，也有相当部分是湖南人，他们是在桂系进入湖南时，湖南的一部分军队投降的。湖南人进入桂系当兵，有一种客居他人屋檐下的感受。广西人的老乡观念很强，对湖南人持排挤态度，这种排挤在高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军队中下层则十分明显。蒋桂战争之初，湖南唐生智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要利用桂系省籍之间的矛盾，予以分化。当时，唐生智的旧部李品仙和廖磊是湖南人，是桂系军长一级的将领，这两位都是唐的旧部下，桂系在打败唐生智的时候，他们投降了桂系，得到桂系重用，但手下大都是湖南人。当时，李品仙和廖磊驻扎在北平，他们的司令官是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
唐生智携带20万元的大洋，到李、廖处做工作。李、廖看到“老上司”亲自前来给了他们很大的面子，答应反桂。结果，战争没有打响，李、廖两军先投降，宣布服从中央，这是桂系在此次与蒋介石抗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成功地利用因同乡关系所引进的地域矛盾，兵不血刃，打了个胜仗。
4.利用同乡关系，实现对地域的控制。
在讲究地域血缘关系的中国，人们通常是不满意外人治理自己家乡的。为了对抗蒋介石，他们往往打出自治的口号。蒋介石为了使地方统一于他的领导之下，也充分利用这种心理，他常常委派自己的亲信，到他的家乡去当最高长官，管理自己的家乡，从而达到统治地方的目的。
四川是大后方，但四川从满清王朝垮台时起，就成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蒋介石管不着，于是内部长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到了紧急情况时，便迁都重庆，四川的战略地位本来就十分重要，这样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但四川的大军阀刘湘对蒋介石是阳奉阴违的，四川成为蒋介石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地方。为了让四川地方势力臣服于他，蒋介石决心利用四川同乡，打入四川内部。
当时，蒋介石的亲信中，戴季陶、张群和康泽是四川人。他们或是四川籍，或出生于四川，但都在四川有自己的关系网。张群早年从四川到日本留学，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当时四川在蒋介石所把持的中央中最有实权的人物。康泽则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学生。为了进入四川，蒋介石命令康泽先行入川。
康泽入川，担任了四川省保安政训室主任、四川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副组长等职，蒋把四川方面的事情全部委托给康泽负责。以康泽为代表的蒋记势力进入四川后，充分利用他的四川人的身份，与地方势力明争暗斗，发展了很多地方势力加入国民党，使刘湘受到很大威胁。后来，刘湘指使自己的部下抓捕康泽，康泽在副官的帮助下，得以逃生。虽然强龙难压地头蛇，但毕竟为以后蒋介石入川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虽然进入了四川，但四川地方势力仍然强大，蒋介石感到对四川势力指挥不灵。打算换掉四川省主席，而由自己的把兄弟张群取而代之。蒋介石之所以要把这一重任交给张群，所看重的是张群的四川人身份，认为这样一层同乡关系，可以软化四川军阀势力的抵抗，缓和因权力的让度而激化的矛盾；因为，这既可以照顾四川人的“川人治川”的面子，又能通过张群的同乡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使四川处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下。
评析：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是曾国藩培植势力的成功之术。蒋介石精通此术，并有所发展，他利用同乡关系编织关系网络，收罗人才，集聚势力，结党营私；同时，他还利用乡亲、亲情关系，去瓦解政敌营垒、传递重大信息、控制地方，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屡屡收到较好的功效。
不过，他在这方面也有失误的时候。究其原因，同乡关系天然地有一种无限可分性、内聚性和排他性。因此，既会因为圈内有圈，产生内耗；同时，他又可能遭到另外的同乡结成的势力集团的顽强抵抗。所以，同乡关系适应范围是很有限的。从技术层面而言，它并非良策，更深层地分析，它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是落后的、没落的阶级的笨拙表演。
建立特务体系，加强内外控制
封建君王为了控制臣子，巩固皇位，总是要亲自掌控一支秘密队伍，充当耳目和工具。这支秘密队伍，称呼五花八门，到了明朝叫做“东厂”，也最为发达。尽管各朝各代的叫法不一，组织各异，但功能都一样，是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在西方一些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建立了组织严密的特务机构。
蒋介石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在建立特务组织，运用特务组织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方面，与封建统治和法西斯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例：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庞大，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中统特务系统，另一个是军统特务系统。这两个特务系统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相互制约，都只效忠于蒋介石。
CC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掌握着国民党党务大权的特务派系。1927年为了拥戴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二陈与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组织起“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Central club，简称CC，恰好与二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相同），纠集了一批亲信，从而形成了以二陈为中心的CC集团。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为基础，逐步扩大，在各省市党部设置“肃反专员”等，形成了全国性的特务系统。
CC派系内有一个核心组织。1931年，CC集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出一些骨干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模式，准备在国内建立类似的秘密组织。1932年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组织一批亲信，秘密成立了“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作为整个CC集团的核心组织。这两个组织均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正副干事长。他们招纳一批盲目崇拜蒋介石的分子，仿效德意法西斯和封建帮会的做法，入团、入会者都要在阴森恐怖的气质场景里，改造手续，并举行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宣誓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一切唯蒋之命是从，如违背誓言甘受严厉的制裁。二陈通过这种核心组织，操纵整个CC系统。还成立了各种外围组织，把势力渗透到政府部门和文教、经济等机构中去。
CC系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使命成立的，自它成立那天起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控制国民党内部是他全部的罪恶勾当。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党部都组织了“清党委员会”，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彻底反共，肃清进步力量。蒋介石亲自部署“清党”工作，指出：“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人遏抑乱萌；第二期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CC系秉承蒋的旨意，大量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各省市“清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清党委员会”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确定党籍。CC特务机构把一些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或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有所怀疑者视为异端，不予恢复党籍，甚至进行打压、迫害。据浙江14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28年初有国民党员29万人，参加登记者1.7万人，被审查确定准予重新获得党籍者仅为1.2万人。
CC系还设有变相的监狱。1929年1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颁布《反省院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一些省市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的委员中的二陈的亲信兼任院长。“反省院”名义上是各省最高法院的一个机构，实际上是CC系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对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反省院自成一个子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人事任免和工作处理办法，完全听从CC系统安排，只有经济开支由法院承担。
在CC系的基础上，还成立了“中统特务”系统。“中统”是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该特务机构由徐恩曾具体组建而成的。徐是陈立夫的表弟，在他的主持下，调查科不断扩充人员和经费，大肆进行特务活动。随着特务网的扩大，他们在南京秘密设立“特工总部”。随后，党务调查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把党务调查处与军委会特务处合并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立夫兼任局长。1938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调查统计局进行改组，改组后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蒋介石的另一个特务系统是“军统”，是以“军方”第二处为基础扩建而成。
“军统”前身是“三民主义力行社”。1932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黄埔系三民主义同志会的骨干分子滕杰等人，听取建立组织的详细汇报。然后，将他们召集到中山陵开会，会上就组织的名称、纲领和计划进行了讨论。同年3月，“三民主义力行社”举行成立大会，蒋介石任社长，滕杰等人为党务干事，滕杰为书记。力行社包括组织、训练、军事、特务4个处，戴笠任特务处长。
“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宗旨有两条，一条是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绝对服从蒋介石，维护蒋的独裁统治。它认为“蒋委员长实为中国现时唯一适当之军事最高领袖”，对他要唯命是从，“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二是鼓吹力行哲学和强权政治，践行法西斯主义。
力行社虽为政治组织而非特务组织，但它的原则、宗旨、纪律，已具备特务组织的特征。正是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戴笠组织了“军统”系这样的庞大特务组织。在力行社成立后的第二年，戴笠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了“复兴社”，同样以蒋介石为社长。
1938年8月，力行社特务处在武汉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此后随国民党中央迁至重庆，在重庆这个特务机构急剧膨胀，仅局本部就有5万多人。这时的军统基层组织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乃至于国外，包括6个区、41个站、17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在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了站、组，在越南、缅甸、泰国、印度、菲律宾、新加坡也都设立了组织。
“军统”的组织系统较“中统”更加严密，从工作范围讲，开始两个组织系统有一个大体的分工，军统主要是对军队的控制，而“中统”则侧重于国民党内部的控制。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互有渗透，相互钳制。
评析：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大力兴建特务组织。庞大的特务组织机构，是独裁统治的伴随物。蒋介石建立了绝对忠于自己的两大特务组织系统，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特务政治独立于法统之外，奉行法外之法。它们压迫甚至残酷杀害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控制国民党和军队，在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蒋介石统治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蒋介石的政治行为中，几乎随时可以看到特务政治的影子，特务机构是他巩固统治地位的一大法宝。然而，特务政治是一种没落、反动的政治行为。反抗力与压力是成正比的，压力越强反抗越烈。正是国民党的军警特对人民的控制，对民意的压抑，对民主行动的镇压，激起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务无论怎样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都势头不减，而且越来越迅猛、浩大，但特务政治终究难以挽救蒋家王朝败亡的厄运。
原始、独特的识人术
在古代的中国，科学技术极不发达，巫术业兴隆且万能，观天、谋事、识人都要依靠此术。就识人来说，完全凭感觉相面，察言观色，随心所欲，投其所好，诱其所需。其最大的特点，感觉加实用主义。这种术法在小说戏曲里也屡见不鲜，把人物脸谱化，并涂上神秘的色彩，让人们对贤帝庸君、忠臣奸宦一看即知。此种伎俩，到了近现代，在政坛官场也有人用过。
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象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曾国藩在这方面他相人技术比较高，有些人他只要见过一面，基本就能断定此人能够干什么，能不能重用等等。
蒋介石一生效法曾国藩为人处事，在用人上也套用此法。他通过细微小事、语言交流，观察对方，看其是否有用，然后决定取舍。凡是被他所相中的人就可以提拔重用，反之，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会被搁置起来，甚至被怀疑、提防。
事例：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的时期，就是采用这种识人术得到他后来最为器重的三位大将的。
一个是陈诚。陈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1916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来，他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在邓演达任团长的团任职。黄埔军校建立时，他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到黄埔军校后，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很想表现自己，展示才能，尽管他也是浙江人，但由于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起初，并没有进入蒋介石的视线。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的命运与蒋介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天晚上蒋介石查哨，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灯光，以为是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准备加以训斥。推开门正要发火，所见到的场面使他把将要发作的怒吼声止住。他看见一个人正在点着蜡烛，借助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再看看陈诚，虽然其貌不扬，但眉宇之中透出一种灵气，神态自若，并没有因为校长突然夺书而惊惶失措。第一观感印象颇好。于是，他开始与这个人聊了起来。蒋问道：“你是哪里人？”陈诚回答道：“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蒋介石听后并没有动声色，只是嘱咐他好好休息，就走了。
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
另一个是胡宗南。胡宗南也是浙江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在浙江吴兴县一所小学当一名老师，教国文、史地课程。在校任教期间多次到南通、上海等城市参观，眼界大开，也吸纳了一些新的风气。有一次，所在小学要举荐校长，他也参加了竞选，竞争激烈，与竞争对手发生了口角。但由于胡不是本地人，而对手却是，对手获得此校长职位，自己却落败。此时的他就已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乡情、亲情在官场中的分量了。他是一个争胜好强的人，不愿屈居于对手门下，拂袖而去，在上海客居在一个亲戚家。恰逢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经过一位同乡介绍，便立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报考军校并不顺利，胡宗南在体检过程中被卡住了。原因是自己身材过于矮小，检察官要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因为太激动，与检察官争执起来。恰好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来到检查室，看到到这名小个子青年言词激昂，参加军校心切，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特批破格录取。在初试步入官场，因乡情的关节受挫的他，意识到他与蒋介石同乡，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很想加以利用。苦于自己也是其貌不扬，攀附无门。他比较有心计，意识到要想与蒋介石接近距离，应投其所好。
他发现蒋介石是一个爱起早床的人，每天天不亮准时到操场跑步，不管天气如何，日复一日，活动很有规律。决定每天要比校长起得更早，到操场练操，期望能够进入蒋介石的视线。果然，此计奏效。原来蒋介石早上跑步，操场空无一人，现在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比他到得还要早，就发问道：“前面是谁？”胡答道：“学生胡宗南！”蒋介石不仅记住了他的名字，而且颇有好感。他调阅了胡宗南案卷，发现这个学生也是一个浙江老乡，于是特别关照，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胡宗南到军校教导团见习，不久就被提升为上尉。同年9月，第二次东征出发前，他又被提升为副营长。北伐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升任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几个月后，又升为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其受提拔的频率之高胜过攀云梯。
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汤恩伯了。他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与上述两人有所不同。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注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汤恩伯被蒋所重用，费了一番周折。与上面两人相比，汤恩伯虽然也是浙江人，但却有些不同，他生就一付行伍相。有人曾对后来已得势的他做过这样的描述：汤恩伯是个黑头大汉，身上的服装，灰的、黄的、连同军帽皮带的颜色，总是凑成几节，暑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腿包着鞋跟，一只裤腿卷上膝盖，除接见外宾，很少见到他有整洁的时候。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恐怕这些劣习不是后来当了大官后才有的，可能在黄埔军校也是一个粗人相。实际上，他是个外粗内细，工于心计的人。
汤恩伯出身贫寒，早有投军之志，但苦于无钱，后来虽然从军，但因为部队溃败，流浪街头。正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一位同乡准备东渡扶桑，急需一名保镖随同护送，于是他就担任起这一角色，与这位同乡一起去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1925年弃学回国，经留日同学介绍，到当时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那里求职，汤恩伯毛遂自荐，陈仪一见便接受了他，并出面负责保送和资助他到日本留学。他对陈仪感激不尽，将自己的名字由“克勒”改为“恩伯”，以示奉陈仪为自己的恩师。
在北伐战争期间，陈仪归顺了蒋介石，把汤恩伯推荐给蒋。蒋介石见了汤后，觉得汤仪表不凡，随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大队长。汤恩伯虽然是由陈推荐，且又是蒋的同乡，但由于不是蒋亲自选拔的人，所以开始对汤并不太重视。后来陈仪予以点拨，说蒋介石最喜欢《步兵操典》一书，建议他写文章以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汤恩伯早年擅长舞文弄墨，写文章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当即写了一篇《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汤的文章，觉得他是一个人才，但还要考验考验。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张治中，蒋介石成立教导师的时候，张治中推荐汤担任教导师的团长，请示蒋介石，却遭到蒋的拒绝。蒋说汤不会管钱，表示对其能力没有把握。实际上这是在考验他，看其反应如何。
几天之后，蒋介石召见汤恩伯，劈头就问：“前次文白提你做团长，我不同意，你是否有意见？”汤挺直身体回答道：“军人自当报效国家，至于个人进退那是委员长的事情，不是我应该问的。”汤恩伯顺势而应，正说到蒋的心坎上，于是越级将他提拔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此后，汤青云直上。
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特别注意第一印象和谈话，他认为谈话可以看出人是否有条理，反应是否快。
对于谈话对象，蒋介石最讨厌的是对方胆怯、惊慌失措，因此见蒋介石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切忌慌乱。曾经有一个旅长被蒋介石召见，竟然吓得浑身发抖，蒋介石问的话一句也答不上，蒋介石很奇怪地问：“你是不是穿得太少啊？”此人竟然号啕大哭，蒋介石很尴尬，拂袖而去。其次，如果对方对蒋介石的发问含糊其辞，不能回答，就可能要倒霉了，然而也有例外。一次，在前线，蒋介石问一位团长，他的部队减员多少？还剩有多少粮食？这位团长虽然回答不错，但用了很多模糊数学的概念，如“大概”、“不少”、“也许”之类，很多人了解蒋介石的脾气，以为这位团长要倒霉了，但蒋介石看对方答得很快，以为对方思路清晰，工作负责，给予褒扬。
蒋介石与人谈话，还特别注重对方是否稳重。在谈话结束后，应该注意蒋介石的表情，如果他有结束谈话的意思，应该马上走，而且不能回头。据说，有一位师长在被提升之前，受蒋的召见，谈完话后，该师长不知是激动，还是见了蒋介石害怕，在下台阶时摔了一下，蒋介石认为此人不稳重不沉着，准备要下发的委任状被扣了下来。
蒋介石虽然喜欢用相面术识人，成功的也有，但也多错失栋梁之材的。徐向前在黄埔军校的时候，有一次蒋介石找他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性腼腆，不爱说话，蒋介石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更多的话，加上一口山西口音，使蒋介石听起来很费劲，又见徐向前的背不直，人长得也不太“威武”。蒋介石见了之后，没有说几句话，就让他走了。待徐向前离开办公室后，他对属下连声说：“不可用也。”而后来，这位不被蒋介石重视的徐向前，在以武装反抗这位叛变了革命的校长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随后又创建了川陕根据地，把昔日的校长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打得惨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蒋家军作战，更是摧枯拉朽，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这是蒋介石所想不到的。
评析：知人善任，对于领导人和领导机关来说，是根本大计。中国古代伯乐相马，广为流传，并被引申到识别人才上。那时，科学不发达，主要是沿用巫术的相面术，凭直观及其好恶选人。有如同伯乐慧眼识高才的，而埋没高才错用庸才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近代人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像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
蒋介石很重视对人才的识别，而他识人才，基本上沿袭相面术。其理念原始、独特，但做起来十分讲究，首先，寓识才于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切机会发现人才，从小事、细微之处，留心观察。其次，考察讲究“认真”二字，询问、调档案卷宗查阅有关资料，设情景难题考验，等等。第三，对提拔对象亲自谈话，作进一步考察。第四，相中即用，在实际岗位上培养、锻炼人才，更重要的是，能使被提拔者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忠于自己。
他用这种识人术识别、选用人才，有成功之处，选拔了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且为他夺权、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识别选拔人才的方式过于落后，难免错失良才。他在识才方面还有一个很大偏见，那就是被他相中了的，只要此人对他忠心耿耿，长久不变，他就会信任、重用到底，不管你是否有政绩。例如陈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东北的战役，遭到惨重失败。蒋介石不怎么追究，而是把他安排到台湾任职，看似降了职，实际上蒋介石把经营后退之路的重任委托给了他。
赏给面子，胜过金玉
中国人讲究“面子”，所谓“面子”实际蕴涵的是尊严与价值认同。在世面上闯荡许久的蒋介石，也深知这种社会心理，他在“面子”问题上的见识和运用，可以说达到了娴熟圆滑的地步。
事例：在蒋介石崛起的过程中，他几乎与全国的地方军阀都发生过冲突，双方彼此兵戎相见，几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武戏，在民国时期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但在冲突的同时，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蒋介石也还要做出一种亲热的态度，以拉拢、分化、瓦解对方。为了达到此目的，除了封官许愿，给予金钱物质进行利诱之外，蒋介石还充分利用他的“面子”功夫，同要拉拢的对象结成良好的私人关系。他运用“面子”功夫，调节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紧张关系，就是一例。
阎锡山出身于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6岁丧母，为继母所不容，寄居外祖母家，常遭到别人白眼。成年后，帮助父亲做生意，与各色人物交往，在为人处世方面颇有心计。他的经历与蒋介石有些相似，但出道要比蒋早得多。在蒋介石为在部队争一个实职而奔波时，阎已经成为山西都督。他以山西为基地，先后与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斗过法。北洋军阀历届政府都对山西有过觊觎之心，但在军阀混战的漩涡中，很多地方实力派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有阎锡山站定山西，由都督改称督军，由督军改称省长，岿然不动。他逐步把自己的军队扩充到17个旅，成为独霸一方的山西王。1928年6月，南京政府宣布北伐胜利后，旧军阀被新军阀取代，但新军阀在抢夺地盘、鱼肉百姓方面与旧军阀并无多大区别。从1928年起，阎锡山就发动了多次针对蒋介石的战争。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成为反对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但是事与愿违，战争以阎锡山战败而告终，阎被迫逃亡大连。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阎乘机从大连回到山西，重新上台。
常言道，春秋无义战，这也适用于蒋当政时的军阀混战。他们之间既不是永久的朋友，也不是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是敌人还是朋友，要根据政治利益来决定。阎锡山久居山西，手中实力可观；而蒋介石在华北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又在华南“围剿”红军的战争中损兵折将；拉拢阎锡山，或者至少让其保持中间，是蒋介石的唯一选择。所以，在阎锡山复职一年之后，蒋介石决定展开公关斡旋，以拉拢阎锡山。
国民党宣布对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的“错误”既往不咎，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这就在政治上承认了阎锡山复职的合法性。
1934年8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以与阎锡山共商国事的名义，对山西进行访问。蒋介石访问太原有两个目的，一是拉阎锡山，探听山西虚实；二是争取将“中央军”部署在山西周围，增加“中央”在华北的力量。
阎锡山十分老道，“面子”功夫也不错。对蒋介石的造访，心中虽然不是滋味，表面上又必须表示十分热情。为此，他大事张罗，在太原城内城外，清水撒街，黄土垫道，粉刷墙壁，即使是过去皇帝出巡，恐怕也莫过于如此了。阎锡山还做了一套军礼服，以便迎接蒋介石时显得庄重得体些。
蒋介石一行到达太原这一天，太原城一片喧腾。阎锡山命令各校长亲自带队，一律在小北外汽车道两旁欢迎。如此高规格的礼仪，显然是在为委员长做面子。
蒋介石对阎锡山用意自然领会，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于是，他决定还阎锡山一个更大的“面子”。蒋介石在阎的陪同下，在阎公馆刚一落座，寒暄完毕后，提出要到河边村拜望阎的父亲——阎老太爷。
阎锡山是五台县人，其父早年经商，时运不佳，失败后在河边村流浪，阎锡山发迹后，子贵父荣，阎锡山为其父在河边村盖了高大庭院，供其养老。当时，阎父已经瘫痪在床。
蒋介石要探望自己的父亲，对于阎来说，内外长面子，求之不得。而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一举两得。这既是对阎的心理战，象征着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已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两人的关系业已从一般“同志”发展为“兄弟”，这对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也是一个巩固；另一方面，他也是在为全国做出一个姿态，树立自己的威信。当然阎锡山从内心是感激的，但表面上表现出十分谦让，他再三婉言谢绝。
阎锡山越是不让去，蒋介石越是坚持要去，阎则顺水推舟，予以应允。阎急忙派人到河边村安排。阎在河边建有豪华府邸，一是为其父亲住，另外也是自己回家的临时行宫。他害怕蒋介石看见其家豪华，内心感到其奢侈，特意指示先回河边村安排人，将通往豪华花园的路堵死。并把新的墙皮铲去，保持很普通的样子，争取在蒋介石面前留下简朴形象。为了创造气氛，阎锡山还密令村长在街道边挂上标语，写上“热烈欢迎蒋委员长”。
蒋介石来到河边村，在村边转了一下，直接来到阎府。阎的父亲已经不能站立，但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尊重，阎锡山硬是让人将瘫痪在床上的父亲抬到大门口，以迎接蒋介石一行。蒋毕恭毕敬地向阎父行了三个鞠躬礼。阎父强行站立，双手不断地作揖。
评析：从理论层面分析蒋介石人际交往中的“面子”术，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位社会学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生目标追求进行了研究，将纷繁复杂的目标追求归纳为三个层次，即：生存、刺激、“面子”，而“面子”处在人生追求的最高层次。此说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就拿中国人来说，最讲究“面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千古绝唱，陶渊明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妙传说，则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在政界给人以“面子”，尤其是对曾经是敌手的人，以礼相待，可以得人心，至少可以缓和矛盾。从实践角度评价蒋介石的山西之行，他的“面子”功夫比较老道。首先，有明确的目的性，主要是为了拉拢阎锡山，在华北作为一个依靠。其次，他的高明之外就在于投其所好，觉得单纯地给银子、给军火，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所以上演了这样一场大戏。第三，假戏真做，态度显示“诚恳”，尤其是专程到阎锡山的老家看望病重的父亲，效果最好，他的这一着的确成功了。蒋虽然是在演戏，但做得逼真，放下架子，给足面子，而且把握尺度，不失大雅。
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小恩小惠，说的是人们的施舍不大方，小家子气，难成大器。在官场中运用权术，大方和小气都可能得到回报，也可能都会颗粒无收。这里面的关键，看是否对路。一般来说，权术高手能因人因事而宜，看人打发。蒋介石就是善于施行此道的高手。
事例：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常常以小恩小惠进行公关，对于比较贪财、恋权的，为了借助“偏师”，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方给地盘，显得十分大方；而对于自恃清高者，则不然了，虽然你给她馈赠，但他会觉得比较小气。因此采取何种方法，孰重孰轻，要看人做菜，投其所好。在这方面，我们列举蒋介石惯用的如下手段。
一是感情投资。对于那些元老级别的人物，最怕的是后来者的冷落。蒋介石深明此理。表面上他对元老派毕恭毕敬，使他们从内心感到蒋介石是注重情义之人，从而死心塌地为维护蒋介石统治地位献策出力。
赵戴文是山西地方政坛的元老，比阎锡山年长，阎锡山可以说对赵戴文是言听计从，以师礼相待。不但阎锡山如此，当时晋军中的很多将领与赵秉文都能扯上师生关系。鉴于赵的特殊身份，蒋介石对赵尊重有加。第二次北伐胜利后，阎锡山委派赵到南京任监察院长，实际上是他的耳目，蒋介石以高姿态欢迎赵到南京任职，为了拉拢赵可以是说绞尽脑汁。
对赵戴文给予高规格的礼遇，凡是开会总是让他坐到前排，与另外一个国民党元老吴雅晖同坐。吴是蒋介石以老师相称的人物，将赵与吴并列相坐，自然也是对赵戴文表示以师礼相待。每当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总是要问一句，这个问题不知道赵老如何看？在上下台的时候，蒋介石怕赵戴文摔倒，还要亲自搀扶，直到赵到了平地才放手。蒋介石的尊重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表率，南京官场上上下下，无不对赵恭敬。对于蒋介石的“尊重”，赵是十分清楚的，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以“蒋委员长”之尊，对自己如此的关照，不感动那才怪哩！事实也的确如此，赵戴文渐渐改变了对蒋的看法。
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为了劝说阎锡山不要与冯玉祥合作，先后委派了两名大员前往太原去劝说，但都无功而返。蒋介石决定劳赵的驾，到山西去做工作。
蒋介石对赵如此器重，他也要知恩图报，于是立即前往太原。赵秉文与阎锡山一见面，便指责道：“听说你想造反，有这事吗？”阎锡山忙说：“你回来得正好，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赵立即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委员长率军北伐已经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经建立。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下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此时，正好阎锡山的两个谋士贾景德和薛笃弼来找阎议事，赵拿着拐杖气势汹汹地对这两人说：“听说就是你们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们再这样说，我就用拐杖打你们的头。”他接着说：“委员长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不怕天下苍生骂你吗？”听了赵的一番话，阎锡山开始犹豫起来，最后虽然还是反蒋，但已经推迟了日子，为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留出了时间。
二是金钱收买。对于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注意金钱收买。蒋桂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命令韩复榘趁火打劫，但蒋介石很快获胜，只好罢休。蒋介石获得胜利后，知道了韩的意图，但装作不知，电召韩到武汉与他见面。韩到武汉之后，蒋显得非常热情，使韩不安的心平静下来。
蒋介石专门宴请韩复榘夫妇，让宋美龄作陪。由于韩的夫人是唱戏的出身，在官场受人鄙视。蒋介石如此以上宾相待，使韩十分感动。临走时，蒋介石还说，你们在北伐中劳苦功高，特地送你10万元现金，慰劳一下弟兄们。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率10万人马投靠蒋介石。
三是虚虚实实，文雅为重。张治中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也是国民党中操守比较好的一个人。蒋介石知道他既不爱财，对地位也没有特殊的要求，为了让张忠于自己，蒋介石十分注意度的把握。
张治中的生日除了家中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没有人送礼祝贺了。当张治中40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自己都忘记了，而蒋介石却委派他的侍卫官送来祝贺生日的一封亲笔信，内附条幅，是蒋介石亲自手书的“自强不息”四个大字，另外附6000元支票一张，作为贺礼。张治中收到信件，自然非常感动。后来他坦陈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时说：“对那独夫异样忠诚。”
四是照相留存，笼络朋党。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深知维系校长与学生之间关系的重要，同时，还要保持校长的尊严。若送钱物，显得关系有失身份。他采取了既能让他与学生的纽带连接更紧，又不失身份的做法。蒋介石经常与学生在会面时合影，采用赠送照片这种方式，给人“面子”，显示亲疏。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持下来，即使成了最高统治者，也还是要这样做。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成立了中央训练团。每期结业，他都要接见受训人员，与大家合影，每人赠送一张蒋亲笔题字的照片。可别小看这张小小的照片，对于受此殊荣者来说，是政治资本，对于蒋介石来说，是维系嫡系的信物，或者说是“虎符”。
评析：小恩小惠，被作贬义词用，意指小气。蒋介石在政坛以“小恩小惠”拉拢、收买人心，是一种公关术，其中虽有“诈”的成分，但运用得比较圆熟得体。一是区别对待，投其所好，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需求，给不同的礼物，既节约资源，又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二是重在“情”字，礼物虽然不大，寓意深刻，态度显得真切，“感情”投资易与受礼者产生“情感”共鸣。三是虚虚实实，比较文雅，双方都觉得体面，得到“面子”。
蒋介石惯施小恩小惠，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他完全是以此笼络人心，为其培植死党对自己的忠心，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的。蒋从本质上作为反动政权的代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是他的本质特征因而最后落得失败、众叛亲离，是其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