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铁甲骑士——周士第
在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周士第有好几个“第一”：黄埔第一期学员，孙中山铁甲卫队的第一批成员，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的指挥官。在大革命初期，他是叶挺独立团的先锋营营长、独立团参谋长、独立团代理团长。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周士第的每一次出现都是威风凛凛的，号称“北伐先锋的先锋”。
小档案
姓名字号：周士第，又名周力行、周平、周士悌、周士弟
籍贯：海南省琼海县
生卒年月：1900.9.9—1979.6.30 卒年79岁
毕业院校：黄埔军校
军衔：上将
最高军职：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
一、铁甲车队
1924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与孙中山商议，决定组建“铁甲车队”。这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将要毕业之时，周恩来便从军校中挑选了已是中共党员又有实际军事工作经验的徐成章任队长，又从毕业生中挑选了周士第、赵自选任见习官，中共党员廖乾吾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这五个人一同负责筹建铁甲车队的具体工作。
铁甲车队名义上在大元帅府属下，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和调动，都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其工作与生活诸事，都直接请示广东区委陈延年和周恩来。
铁甲车队的装备有铁甲列车及其他车辆。其中，火车头加了铁甲，拖挂着四五辆铁甲车，有一辆顶端还装有旋转炮塔，炮塔上装有机关枪。车厢都装有铁甲，车厢两侧厢壁上都开有长条形射击窗孔，在车厢内可用不同姿势射击以及向外观察等，车内有板凳可以乘坐。平时，铁甲车停放在大沙头火车站，外出时，用装甲火车头牵引。班长、队员一律配备长枪，排长以上干部都配有驳壳枪，每排还有一挺手提机关枪，枪械都是苏联援助的，其装备在当时十分先进。
铁甲车队官兵统一着装，战士戴黄色大沿帽，着黄色斜纹布中山装军服，打绑腿；军官穿黑皮鞋或黑色长筒马靴。
1925年2月，孙中山北上离开了广州，这时，对广东革命政府威胁最大的就是占据东江惠州、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他乘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号称指挥10万兵，倚仗英、美、法等及段祺瑞政府的支持，策划大举进攻广州，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正当革命军出发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英、美帝国主义又收买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唆使他们进行反革命叛变，颠覆广东革命政府。
5月，杨、刘公开叛乱，占据了广东北江、西江一带。6月初，杨、刘军队占领广州省长公署、财政部、电报局、火车站和部分政府机关，广州危急。6月7日，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通电宣布杨、刘罪状，免去其滇、桂军总司令职务。12日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
中共广东区委指示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统一归徐成章、廖乾吾、周士第指挥，配合东征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市区工人、农民军作战。当东征军回师广州时，铁甲车队与飞机掩护队从顺德附近渡河，迅速插入敌人纵深，向敌人背后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龙眼洞方面之敌与广州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作战。
6月20日下午，革命军重新占领广州。敌一个师趁革命军疏于戒备，忽然从广州北面袭来，企图重新夺取广州。这支叛军一直打到了北校场附近。广州市内的部队及人民群众一时措手不及，有些惊慌。此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正由瘦狗岭方面返回广州途中，发现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在广州东北方面投入战斗，吸引了大批敌人，掩护革命军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向敌人反击，最后消灭了敌人这个师。
1925年6月，徐成章调离，周士第担任了铁甲车队队长。
平定杨、刘叛乱后，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也随之改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陈炯明，铁甲车队再次担当重任。他们由广州出发，沿途修复了被敌人破坏了的铁路，迅速进攻石龙。得手后，又迅速攻占深圳车站，并配合主力解决了敌司徒非旅。
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叶挺独立团，铁甲车队作为一支久经战火锤炼的骨干力量编入叶挺独立团。除党代表廖乾吾调第4军任政治部主任外，铁甲车队绝大部分成员都并入叶挺独立团。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进了叶挺独立团后，即被任命为第1营营长。
1926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团，向广州进发。在广州，独立团第1营营长周士第升任团参谋长。曹渊接任第1营营长。然后，叶挺独立团向湖南进攻。
5月31日晚上，叶挺独立团进到湖南水兴县城，接到刚被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唐生智的告急电报：“综合各方面的报告，判断敌即日必行总攻。安仁兵力单薄，贵团务速赴援。”
叶挺独立团接到唐生智求援电报后，立即于6月1日冒雨强行军，黄昏到达安仁的梁城。第二日上午赶到安仁城。此时，解送国民政府给唐生智弹药的独立团第1营，在湖南郴州交点后，也于3日赶到了安仁县城。
3日下午17时，唐生智派参谋詹筠松来慰劳叶挺独立团。叶挺、周士第和团直属队以及刚到达安仁的第1营连以上干部。詹参谋、张团长正在宴会上碰杯，菜肴未及端上一半，突然接到独立团第2营营长贺声洋的报告：“敌2000余人向渌田阵地进攻甚猛，2营已全部加入战斗。”
叶挺、周士第立即回到了团部，立即决定由团参谋长周士第率侦探队、担架队、第1营第3连为左翼队，到渌田方面去增援；叶挺率第1营、机枪连、通信队、特务队为右翼队，到龙家湾方面去增援。并预定4日拂晓攻击，中午12时以前，两队会合。
夜22时左右，叶挺到达龙家湾时，夜黑如漆，各高地上均有枪声，流弹四面飞来，分不清敌我所在，判断第3营必处于与敌混战状态。当即派第1连由当地农民带路去找第3营，幸亏农民熟悉道路，经过几番周折才找到第3营。叶挺了解了各方面情况后，决心以独立团主力于4日从渌田、黄茅铺之间敌人守备薄弱的结合部出击，消灭敌人。
4日4时，周士第指挥部队以一部分向渌田正面之敌进攻，主力从渌田以东插入到敌人侧后向铁丝坳进攻，激战数小时，渌田一带之敌遂全线溃退。叶挺指挥部队，也同时以一部向黄茅铺之敌攻击，主力从黄茅铺以西绕到敌人侧背攻击，黄茅铺方面之敌也全线溃退。
12时左右，叶挺和周士第率领两路部队汇合于桑田后，正在搬运敌人遗失的枪械子弹、清理俘虏的时候，周士第接到第一营第3连排长万献廷的报告，说他已率领全排追击敌人到攸县城南，洙水河浮桥已为我控制。万排长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主动追击敌人的战斗积极性受到叶、周的称赞。全团立即出发，乘胜追击，5日早上独立团占领安仁东北的攸县。此次战斗，叶挺独立团在湘东安仁击溃谢文炳、唐福山部六个团，俘敌200多人，既解救了第8军的危机，也稳定了湘东湘南的局势。
在叶挺独立团占领攸县之后，湘西的敌军不敢再前进了，敌人的总攻计划宣告破产。安仁渌田之战的胜利，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的初战大捷，也是周士第个人军事生涯的新起点。
二、南昌起义
当北伐战争进入到高潮，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大江南北之时，蒋介石逐渐露出其反革命的真面目。1927年4月12日，他首先在上海挥起屠刀，公开屠杀革命力量，随即在全国各地捕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夭折。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中国革命开始转入低潮。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首先筹划南昌起义，尔后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同时，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为委员的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指挥这次起义。
这时，周士第已由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升任为第4军73团团长。73团和从该团抽调骨干组建的六个团，是中共在南昌起义依靠的骨干力量，为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在南昌起义前，周恩来指示聂荣臻设法把25师拉到南昌，并负责接应随后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他们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开出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立即把辎重物资和部队运往南昌。
8月1日早上，周士第接到第25师师长李汉魂打来的电话，要周士第去师部，说是有要事商量。
李汉魂是第4军军长兼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亲信，这时刚从庐山参加张发奎反共会议回来，是否在布置反共事宜，尚不得知。接到电话后，周士第非常着急，因为第73团驻地马回岭离南昌100多公里，具体起义时间还没接到上级党的指示，去李汉魂那里，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不去见李汉魂，就会使李汉魂产生疑窦。如何为好？一时拿不定主意。为此，周士第立即召开第73团党总支会议，讨论周士第去不去李汉魂那里的问题。
开始，多数同志怕周士第去师部之后被扣，不同意周去。第1营营长符克振提出，由他代周士第去。经过反复分析讨论，判断李汉魂还不敢扣留周士第。为了摸清李汉魂的意图，同时为了稳住敌人，最后大家同意，周士第还是以去见李汉魂为宜，并商讨了应急措施。
周士第准备妥当，带了一名骑兵通信员，乘马从驻地马回岭出发，到达北面相距六公里的黄老门。周士第到达师部，先找师参谋长、同乡、中共党员张云逸。张云逸刚同周士第说了句：“今天要注意……”话还没有说完，李汉魂就一步闯了进来。
周士第同李汉魂自1925年在广东广宁支援农民运动时起，共事近两年，可说是老相识了。见面寒暄之后，李汉魂故意放低声音，对周士第说：“总指挥很称赞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
谈话间，周士第听到有一列火车鸣笛从南边开来。周士第知道，这是起义的信号。这时起义部队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话、电报又怕不可靠，为解决联络问题，聂荣臻曾预先通知周士第，约定南昌起义开始，立刻发一列火车北上，第25师参加起义的部队，先把辎重装上火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参加起义。
周士第听到火车鸣叫声音，即借故走出师部，探听南昌方面的消息。正好在火车上遇到许继慎。许见到周大吃了一惊。周士第说明了在这里的情况后，许继慎暗地里对周士第说：“南昌起义了，你赶快回部队去。”于是，周士第立刻下了火车，从通信员手中拉过马来，快马加鞭，奔向马回岭团部。
此时，周恩来已派聂荣臻同志来第73团布置起义的事。好在事先已给同志们打过招呼，做了准备。所以，一旦行动，忙而不乱。聂荣臻和周士第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共同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决定立刻将辎重装上火车运走，部队随后向马回岭以南的德安火车站开进。
下午13时，参加起义部队利用午休时间，均按计划行动：驻黄老门西南的第75团三个营先走，驻马回岭以南的第74团重机枪连跟进，驻马回岭的第73团全部断后。担当后卫任务的第73团，做了随时应急的战斗准备。
当第73团进到德安火车站以北时，张发奎、李汉魂等带着张发奎的卫队营乘火车追来。周士第立即指挥第1营对着火车猛烈射击。张发奎见情况不妙，他所属部队，第10、第24师已于25日开去南昌，剩下的仅第12、第25两个师。现在第25师的两个团又已发难，跟前只有一个卫队营的兵力，没办法，只好跳车逃跑。跟张跳车的还有李汉魂等几个人。
由于慌里慌张地跳车狼狈而逃，一些随身物件如张发奎的望远镜等也丢在火车上了，卫队营也顾不上带去，也丢在火车上了。
张发奎、李汉魂等跳下火车之后，列车并未停止，仍在继续前进。此时，周士第听到北面有枪声，判断可能是敌人追来，立即率第73团第2、第3营，占领德安火车站西北端高地，准备迎击。那列火车开进德安火车站时，被第75团包围。火车上的张发奎卫队营，有五六百人，全是使用手提机关枪。
第75团要卫队营缴枪时，他们还不晓得他们的总指挥张发奎已跳车逃走，说他们是总指挥部的，没有上级命令，决不缴枪。聂荣臻找到周士第说：“你赶快去解决这股敌人，你下命令要他们立刻缴枪。”
于是，周士第派了一个参谋，以周士第的名义，去向卫队营营长下命令：“你们马上缴枪！”
敌营长反问：“谁的命令？”
参谋说：“周团长的命令，要你们马上下枪！”
卫队营遂全部缴了枪。经过宣传教育，大部分士兵和下级军官参加了起义军。
第25师经稍加补充，即编成一个完整的师，由周士第负责带领。
在南昌起义后，张发奎责备李汉魂说：“你的第25师呢？”
李汉魂反唇相讥，问张发奎：“你的卫队营呢？”
两人非常懊丧地在互相埋怨。张发奎捎信给周士第，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
这时起义军同张发奎还没有完全决裂，不仅还给他望远镜，就连他的卫队营愿意回去的，也都放了回去。
最后，起义部队到达德安后，火车不通了，改为步行。周士第带第73团，聂荣臻带第75团和第74团的重机枪连，急速连夜向南昌开进。抵达南昌城下，正是第二天拂晓，天刚刚亮，和起义大部队会师。由于中共党的领导，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人心所向，八一南昌起义成功了。
当周恩来见到聂荣臻、周士第率领有着很强战斗力的第25师3000多人到达南昌时，十分高兴，说：“你们的行动很成功！我们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第25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三、身陷囹圄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士第于1927年底到达香港，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聂荣臻也同李立三在一起。周士第向他们汇报了起义军情况，并请示下步行动。
在等待中共上级组织指示的期间，周士第患了虐疾，一阵冷，一阵热，热得要死，冷得要命，甚至连住处都没有，只能流落街头。
一个偶然机会，他遇到了海南岛校友、同事、中共党员、引导他走向革命的徐成章。徐成章在香港见到周士第后，立即把他请到家中居住。周士第睡在徐成章家中的地板上，暂时有了栖身之地，但仍无钱治病。病得实在忍受不住了，有一天，他找到中共党组织在香港的负责人，请示对部队下步行动计划未果，随即他要求住进医院治病，那位负责人没有同意，仅给了周士第十块钱。
周士第拿着这十块钱，走出了那位负责人的住处，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钱太少，无法住进医院。几天后，他遇到了张云逸，向他借了50块钱，这才住进了医院。住进医院后，他又没钱治疗，心中着急，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益加重。
这时，同乡友人陈超鹏由南洋来香港，见到了张云逸。张云逸告诉陈超鹏说：“周士第在此生病，已住进医院，你去看看他。”
陈超鹏听说后，立即到医院去看望周士第。
陈对周说：“我们的族兄弟亲朋、同乡在南洋的很多，你病成这个样子，在这里治病又没钱，不如到南洋去。我们的同乡友人总不能不管你，会帮助你把病治好。”
此时，广州起义又告失败，许多同志流落香港街头无吃住处，风声鹤唳，不少人被巡捕抓去。而有的负责人吃的穿的住的都很阔，却不关心同志们的疾苦困难。周士第看在眼里，心中逐渐产生不满情绪。
这时，他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迟迟没有结果，加上自己又贫病交加，困居香港，实在无法再待下去，就这样，周士第未向中共党组织报告请示，于1928年1月即随陈超鹏去了南洋。
1929年夏天，周士第在新加坡遇见了施卜。施卜是大革命时代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同徐成章一起共过事，与周士第早就相识。他乡遇故知，施卜见到周士第后，谈论时政较多。施向周介绍了国内有个由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和谭平山等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6月29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决定抛弃国民党。11月1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布这是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它继承孙中山先生40年来革命不屈的精神，为中国革命之唯一的新集团，负有领导工人农民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群众完成中国革命之使命。
在施卜的游说下，周士第的思想出现动摇，认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适合时下国情的。
1929年秋天，周士第回到香港后，即找到邓演达的亲戚叶粤秀，大体了解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的情况。
此时，周士第在香港又遇到聂荣臻。聂荣臻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他很诚恳地同周士第谈话，并要周将离开党以后的情况向党组织报告，对党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党说清楚。周士第当即对聂荣臻说：“我对党的现行路线是不同意的。但我决不反党，我要尽可能地帮助党。此话你如不信，以后看事实证明。”
1928年冬天，周士第到了上海，由余洒度介绍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埔革命同学会。
1930年春，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正酝酿中原大战。冯玉祥同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系，谋划反蒋活动。黄埔革命同学会则想利用冯玉祥拿些钱出来作活动经费，于是，同意与冯玉祥一起做反蒋工作。
此时，周士第同许继慎也联系上了，于是积极进行反蒋活动，准备暗杀蒋介石。经常来往的有黄琪翔、谭平山等人。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并派出特务进行跟踪监视。
这年夏天，周士第被捕了，他被押解上了去南京的火车，火车到达南京后，上来几个人把周士第押送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等了一会儿，打开一间客房，请周士第进去休息。又待了一会，又一个人进来，叫人给周士第打开脚镣，并且很客气地给周士第献茶，同周士第谈话。来人说：“邓演达先生已经来南京了。黄埔同学很多都在南京做事，希望你也出来在南京做事，校长不会亏待你的……”
周士第随即同那个来人数落起蒋介石。骂他变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新军阀、卖国贼。来人不等周士第把话语告一段落，就同周士第面对面地吵了起来，不欢而散。
那人走了之后，又来了几个人，把周士第押送到蒋介石总司令部军法司拘留所。这里已关押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20多个人，还有共产党人和其他一些人，两间房子大约关着有100多人。
11月30日早上，周士第在监中得到消息，说的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昨天晚上在南京东外门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了，还将有11个人就要枪决，其中之一就有周士第。为此，周士第就做好了慷慨赴义的准备，就连临刑时喊的口号都准备好了。
过了一两天，周士第得知了宋庆龄从上海到南京蒋介石家里去“大闹蒋府”，要见邓演达和营救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押人员的消息。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的加剧，蒋介石不得不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12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容纳了粤方中委。趁此时机，宋庆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释放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被拘留的人员。当宋庆龄在上海了解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南京被关押的人员大都获得释放，唯独周士第一个人仍在南京被关押着，还没有获得释放时，又第二次到南京去交涉。这样，周士第才得到释放。
四、倦鸟归巢
1933年夏天，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派周士第去福建，帮助推动第19路军反蒋抗日，并与红军合作。周士第于是改名周力行，前往19路军。
11月上旬，第19路军由五个师十个旅扩编为五个军十个师，改称为人民革命第1方面军第19路军，蔡廷锴任总司令。第4军军长张炎，第49师师长阮宝洪，周士第任第49师第21团团长。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第19路军将领蔡廷锴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翔等，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独裁政策，转变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上来，响应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的号召，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政变。22日，发表通电，宣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成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蔡廷锴委派周士第团负责保卫福建的南大门漳州。
12月，蒋介石自封为“讨逆军”总司令，调派15万军队向福建进攻，并派出飞机狂炸福州、漳州等地。同时请日本派军舰开往马江，协助蒋军占领厦门。蒋介石还派人潜入福建，以金钱、地位收买第19路军将领，从内部进行破坏瓦解。
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解体以后，周士第计划将部队带去苏区。但是部队中排以上军官多是蔡廷锴、张炎的亲信，要将部队拉进苏区，必须换上自己信得过的人，才能把部队带走。于是，周士第借故先将通信连长调出，换上自己的祖侄周成德。
周士第正在不动声色地逐步撤换不可靠分子，准备行动时，部队突然奉命调动。当部队开到龙岩西南的坎市附近时，周士第从部队中抽出50支步枪，在夜晚秘密交给永定县一个姓张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党员，要他组织武装与红军取得联系，以接应他带部队回苏区去。
周士第将部队拉到坎市附近时，已引起黄任寰的注意。当部队开到永定县附近时，黄任寰将蔡廷锴送走后，即宣布凡第19路军的军官都到广州去原职任用。随即将周士第调到师部，将他的21团编散。周士第在师部与几个参议员住在一起。这几个参议员，都是土豪劣绅、亲国民党的政客，实际是暗中监视周士第行动的，把周士第软禁起来了。周士第准备带部队回苏区的计划付诸东流。
一天，黄任寰对周士第说：“陈济棠来电报要调你回广州工作。”周士第为了麻痹敌人，即假意表示愿意去广州，回广东老家（当时海南岛隶属广东省）去。
1934年1月的一天早上，黄任寰派其特务连长带武装“护送”周士第和其他几个人去广州，并要周士第坐轿走。周士第暗想：坐轿，前后有人抬着，可就没法跑掉了。于是，周士第向特务连长提出，要求仍骑自己骑惯的那匹马走，他说：“我过惯了军旅生涯，不习惯坐轿，一坐轿，头就发晕、头痛。”
特务连长经过请示后，允许周士第骑自己的那匹马去广州。
周士第等一行出了永定县城，周士第就和特务连长边走边交淡，拉近乎，并给特务连长100元钱，请他先行打前站，找宿营地，准备饭菜食宿，等等。过了永定城外的浮桥之后，周士第就请特务连长骑马，说是你打前站，需要骑马。特务连长有了那100元钱，说话也客气起来了，说：“不客气，还是请周团长骑马。”
说着，特务连长拿着周士第给他的100元钱，就先走了。周士第同他的勤务员磨蹭了一会，看看四周无人，抽个空子，突然上马，快马加鞭，直向苏区方向奔去。
周士第冒着生命危险，一股劲儿地向西北江西瑞金方向奔去。
周士第在乘马行进的途中，一连经过了黄任寰部队的三道封锁线。每次哨兵查问时，周士第借身上穿的这套军官服装，用命令的口气说：“有紧急公事。”就冲过去了。周士第冲出黄任寰部队的防线后，依靠预先准备好的地图和指北针，和他到过苏区边界的记忆，向西北瑞金方向前进。在登上一个高坡时，马失前蹄，连人带马滚到山坡下，幸好人、马没受重伤，周士第爬起身来，牵着马走了一段路，又继续前进。
一天下午，周士第到达一处地方。老百姓一看见周士第穿的那身军装，就都吓跑了。就在周士第努力寻人问路的时候，河沟那边小山岗上出现了一个青年，在向周喊话：“你是第19路军同志吗？快过这边来。”
黄昏时分，那个青年领着周士第到了小山背后当地苏维埃政府，领来一位负责人，询问了周士第的情况。
第二天一大早，苏维埃政府派武装护送周士第去瑞金。
周士第从1928年春离开党，到1934年2月回到中共中央苏区，经历了五年多的漂流、曲折的道路。
1934年2月底，周士第到达瑞金。周恩来、朱德接见了他。周士第当面汇报了这几年离开党的情况，并向中共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检讨自己离开党是极大的错误。并将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交给了党组织。
周恩来同周士第谈话中，拿出了一封信，是以贺昌和聂荣臻名义写给周士第的。信中大意是，要周士第推动福建政府、第19路军蔡廷锴等人来苏区，如果蔡等不来，也要周士第回来。结果现在周士第已来苏区，此信已经不需要发出了。
周恩来说：“信虽未发出，但你所作所为的实际行动，同信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是符合中央的意图的，你回来了就好。”
周士第到达瑞金后，组织上经过考虑，分配他到红军大学训练部当军事教员。
1934年9月间，红一方面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准备长征。“红大”改编为上级干部队，周士第被任命为上干队指挥科科长。
五、万里转战
1935年7月21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松潘以西的毛儿盖时，中革军委决定调上干队队长肖劲光去红3军团任参谋长，政委周桓调走另有任用。上干队队长由周士第升任，政委由董必武接任。
8月27日，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越过了鸟儿也绝难飞过的沼泽草地，到达了巴西、班佑、包座。
这时，蒋介石、胡宗南为了把工农红军消灭在荒无人烟的草地，在红军刚脱离毛儿盖、向巴西进军时，就派第49师抢占了松潘县以北的包座七部落，企图堵死红军北去甘肃之路，与之决战。
8月29日，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包座一战，全歼第49师两个整团，共歼敌1200多人，活捉敌一个团长、一个团副以下800多人，攻占了上下包座，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为了迅速改造和处理这些战俘，中共中央派周士第、王盛荣、王观澜等到包座战俘营去工作。
第49师原是福建人民政府时蔡廷锴派张炎和周士第去改造过的部队。两年以前，周士第还在这个师当参谋处长。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第19路军被整编，一部分第19路军原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人员又补充到第49师。所以周士第一到战俘营，几乎都是故知，熟人多得很。
这些俘虏大都是周士第原来的部下。19路军有淞沪抗日的光荣历史，向来反共消极，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时期，向来视红军为友军。在淞沪抗战中，周士第曾代表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黄琪翔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的支援第19路军淞沪抗战抗日义勇军的队长，与第19路军将士在上海战壕里并肩战斗过，周士第也是当时有知名度的风云人物。之后，淞沪抗战被蒋介石出卖，周士第又到福建第19路军工作。现在，被俘人员一见到了周士第就如见到亲人。
周士第等人在处理俘虏时贯彻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同时又用第19路军淞沪抗战、反蒋抗日的光荣史教育他们。最后，愿留下当红军的，红军欢迎；愿回家或返回国民党部队的，发足路费。
几天之后，周士第等把白花花的银元摆在桌上，俘虏站队表示自己的去向，如果回家发给雪花银。谁知在站队时，竟然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站到留下参加红军的一边。许多人还说：“我早就想参加红军了！”
周士第笑盈盈地对大家说：“你们的师长伍诚仁是我的老同学，他如果不在战场逃走，我还要争取他和你们一块当红军哩！”
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在陕西甘泉附近地区同早先到达陕北的红15军团会合。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辖第1军团和第15军团。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对蒋介石震动很大，于是他重新调整对陕甘苏区的“围剿”部署，成立“西北剿总”，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指挥陕甘宁青的兵力30余万人（与在同一地区的红军是十比一），妄图一举消灭红军于葫芦河、洛河西北地区。
11月19日，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到达了黑水寺、安家川地区。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领导马上决定，诱敌深入，首先歼灭该敌于直罗镇地区。
直罗镇东距陕西鄜县（今富县）、西离甘肃合水各大约50公里，是甘肃合水通往陕西富县大道上的一个较大的集镇。这里有200多户居民，在葫芦河中段南岸，南北群山连绵对峙，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葫芦河最宽不到200米，窄处只有二三十米，犹如沟通东西交通之锁钥。大部队在此很难展开，只能摆开一字长蛇阵，只要将敌人诱进“口袋”，即可关门打狗。
20日下午16时，第109师师长牛元峰亲自带领一师人马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开进了直罗镇。红一方面军当夜将他们包围。21日拂晓四五点钟，红一方面军发起攻击，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立足没稳的敌军展开猛烈攻击。
徐海东、周士第率红15军团从药埠头由南向北拦击敌人，红1军团直插黑水寺，堵住了敌人的退路。上午11时，红1军团攻入直罗镇，红15军团将敌设在直罗镇南山上的阵地攻破。到中午时分，将牛元峰的第109师师直属队及其两个团全部歼灭。
开始战斗比较顺利，激战约半天，红军就攻占了直罗镇，来敌大部被歼灭。只是东山上那座石砌寨墙的小寨子，没有攻下。牛元峰利用这座石砌寨墙的残址，固守待援，接连向军长董英斌发电求救。下午四五点钟，一架敌机在直罗镇上空盘旋，想来援救，但是无能为力，只能遥望一下，然后无可奈何地沿原路飞去。
此时，红军想打下飞机入寨子，但是由于没有重武器，压不住敌人的火力，不能接近它；敌人想逃，由于被红军包围得紧紧的，无缝可钻，也逃不脱。渐渐地，太阳已经西下，敌我双方仍然在进行冷枪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因为寨墙坚固，敌人不少，白天攻击必然伤亡大，先围起来，等到晚上再发动进攻。
待到夜幕降临，红15军团即由周士第带领第78师向东山那个寨子攻击。周士第意识到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仗，必须打胜，他抱着不惜牺牲、攻敌必胜的信念，指挥第78师向敌人冲去。敌人果然支持不住，牛元峰弃寨突围西逃，又被红第75师追击，在直罗镇西一座山上，天将拂晓时，敌师长牛元峰被红军击毙。到24日，直罗镇地区的敌人被红军全部歼灭。
直罗镇战役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以下1000多人，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5300多人，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追击炮八门，无线电台两架，子弹22万发；迫使敌第108、第111师退回甘肃，第117师退出富县。敌分路增援直罗镇的三个师，被红军打援部队歼灭十个团之后，也乖乖地撤离了。
然而，周士第在指挥直罗镇东山战斗中，头部中弹负伤。
直罗镇战役，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红1和红15军团团结一致，协同作战，打得干脆、利落。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毛泽东高兴地说：直罗镇大捷，“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六、防空司令
1950年10月18日黄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周士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23日，毛泽东主席正式发布命令：建立军委防空领导机关。
中国人民防空部队，是由炮兵、探照灯兵、雷达兵、通信兵等专业兵种组成，其基本任务是与空军共同消灭敌空袭兵器，保障国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集团和其他重要目标的安全。
人民军队过去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活动在农村，没有建立统一的防空机构。
1934年10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派飞机轰炸中共中央所在地瑞金，曾在红军总司令部设立防空科，进行部队防空训练，指导部队防空作战，担负保卫苏区、反击敌机空袭。
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发展壮大，解放军由农村包围城市到夺取大城市的增加，城市要地防空问题日益突出，中共中央军委于1948年8月9日决定设立城市要地的地区性防空机构。在陆军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防空部队及其领导机关，以抗击国民党空军和美国飞机。
在1950年9月军委防空领导机关成立之前，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南京防空司令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天津防空司令部、上海防空司令部、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已相继成立。同时，组建了二个高射炮兵师师部、16个高射炮兵团、一个探照灯团、二个雷达营、一个对空监视哨营，总人数6.8万人，担负着城市要地的防空任务。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其第7舰队侵占台湾，将其远东作战飞机500余架投入侵朝战争，并不断由美国本土增调兵力参战，乘机纠集“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很快在朝鲜的陆地上向北推进，战争眼看就要燃烧到中国的领土、领空。
中央军委为了防止美军对我国进行空中袭击，加强中国国土防空建设，准备参加抗美援朝，于1950年9月决定成立统一国土防空的领导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以下简称“军委防司”）。
周士第上任后，经过筹备，12月16日，军委防空司令部机构成立，暂设一室（办公室）、五处（作战、情报、通信、军务、管理）、一科（机要）和干部训练队。共编制352人，其中干部172人。谭家述被任命为防空副司令员兼任参谋长。军委防空司令部在北京东城区棉花胡同六号一处小四合院里开始办公。
1951年7月及以后，军委防空司令部又增设了炮兵处、军训处、军校处、空军处（后改为驱逐机处、歼击机处）、探照灯处、工兵室、防化学兵室、对空勤务处、财务处、后勤检查处、军械处、装备计划处、机要处、气象主任，等等。1952年9月29日，军委防空领导机关又迁入北京鼓楼东大街北锣鼓巷新址办公。
经中共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批准，于1951年1月11日，由周士第、钟赤兵、谭家述三人组成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临时委员会，周士第任书记，隶属中央军委和军委直属总党委领导。临时党委明确分工：周士第负责防空计划的制定和建设工作，钟赤兵负责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谭家述负责教育训练和财经工作。
周士第等报请中央军委批准，1952年11月又成立防空部队干部部，黎映霖为第一副部长，任学耀为第二副部长，下设任免、军衔、奖励、组织统计三个科。1953年6月将科扩编为处，并增设办公室，负责管理全国防空部队的干部工作。
1952年8月，钟赤兵免职。1953年1月，由唐天际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政治委员。
1953年2月，防空部队党委正式成立。由周士第、唐天际、成钧、谭家述、梁军、樊哲祥、黎映霖、高鹏、周彪、刘秉彦、陈华堂、龙福才、张西三、曹传赞、孙超群、李赤然、王智涛、潘寿才18人组成。周士第任书记，唐天际任第二书记。2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防空部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党委书记周士第向全会报告了《防空部队党委1952年工作总结及1953年工作计划》。会议突出地强调了有关防空部队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26日，全会选举周士第、唐天际、成钧、谭家述、梁军、樊哲祥、黎映霖七人为中共防空部队党委常委。3月16日上报毛泽东圈阅同意。
1953年6月13日，防空部队后勤部与政治部又同时成立。
周士第在抓紧防空领导机关组建的同时，还抓紧防空部队的建设。东北、华东防空司令部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充实和调整，又先后新组建了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安东防空区司令部（东北、安东、华北、华东、中南为五个一级防空区）、小丰满防空司令部（为三级防空区）、广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后改为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西南军区、浙江和福建三个防空处，南京、天津、武汉三个防空指挥所，基本上建立健全了各级领导指挥机关。
周士第还组建了高射炮第101、第102两个师部，高射炮33个团又八个独立营，探照灯四个团，雷达一个团又八个独立营，对空监视17个团，通信四个团、一个指挥营，高射炮兵学校、防空学校、速成中学各一所，高级防空学校及防空部队预备学校各一所。防空部队总人数由原先的6.8万人，很快发展到10.4万人。
1955年3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自即日起，防空部队改称防空军，任命周士第为防空军司令员。
1958年后，周士第逐渐离开一线岗位，积极参加人大、政协活动。
1979年6月30日20时20分，周士第因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七、婚姻之路
周士第在乌皮上小学时就是个高材生，学习成绩突出，表现又好，是个品学兼优的双优学生。校长翁子开特别喜欢他，托人说媒，愿把自己的女儿翁祚昆许他为妻。结果，1916年，周士第16岁时，同翁祚昆结了婚。
1923年，周士第夫妇生了一个女儿，名周竞权。这是周士第为女儿起的名字。周士第提倡解放妇女，争取女权，男女平等。为女儿起名竞权，就是要女儿奋起为竞争女权而斗争的意思。
1928年，周士第在南洋养病期间，翁祚昆带着年仅五岁的女儿，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曾远奔南洋去看望周士第，护理周士第的病体。因周士第在南洋生活困难，在其病情好转后，她又带着女儿回到了家乡。
1930年冬，周士第在广州、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活动时，曾写信叫翁祚昆带女儿去香港。就在翁祚昆准备从家乡出走去香港的前一天晚上，据说有个姓李的地下党负责人派人偷去了周士第的来信，他看了信后怀疑周士第叛变了，就化装为蒙面人，到周士第家中将翁祚昆杀了。
周士第自从发妻被人杀死后，一直孑然一身，很多年也没有谈过恋爱。
194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晋西北军区，并委任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续范亭为副司令员、周士第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
1940年12月23日，在贺龙和甘泗淇及其夫人李贞的介绍撮合下，周士第同张剑结婚。
张剑端庄秀丽、温文尔雅、敦厚忠诚。她原来姓石，是河北省深县西石村人。出生于1922年1月，家境贫寒，父是木匠，不幸早亡。她11岁时，又遭巨大的不幸，母亲病死，比她小两岁的弟弟也夭折。她与比她大六岁的姐姐，在奶奶的照料下相依为命。后来，姐姐出嫁，奶奶病逝后，只剩下张剑一个小女孩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后由姑母收养，随姑夫改姓张。姑母没孩子，对她很好，并且送她上学，一直到高小毕业。但是，幼小的她总觉得去外村姑母家不好，不愿去姑家长住。上高小时，在离家12公里地的回龙庙住宿求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十几岁的张剑参加了革命，在本县前磨头区妇救会工作，从此再未回过姑家。1939年第120师到冀中，她即参军在独立第5支队任宣传员。1940年她跟随第120师到晋西北兴县，一直留在师部甘泗淇的夫人李贞身边。尽管后来她几次要求回第5支队，但是李贞婉言相劝，不让她走。一天，李贞说师领导想吃饺子，但不会做，要她们几个女孩子去帮助包饺子。结果，贺龙和周士第等人全来了，张剑同周士第由此相识。
以后，贺老总经常打电话约她去玩，开始时，张剑不好意思，不愿意去。有人说她架子大，师长都请不动，这样她就常去了。她一去，周士第每一次都在场，一来二往，接触中，她感到周士第人挺好，挺文明。经过贺老总、甘主任，主要是李贞的撮合，并经过组织批准，周士第和她结了婚。
战争年月结婚简单，房子是老乡的，家具也是老乡的，把两个人的被子合在一起，宣布一下就结婚了。
婚后第二天，周士第就上前线指挥部队反击日军冬季的大“扫荡”去了，留下张剑一人和贺龙他们在一起。张剑后来回忆说：“贺老总对我很关心。现在还记得，周士第去了前线后，敌人飞机来轰炸，贺老总总是叫上我一起躲飞机。开始我不好意思，一天，我跑到老乡家去，用被子蒙上头，认为看不到、听不到飞机，就是防空了，留下了不少笑话。”
历史评说
从资历上来说，周士第是黄埔一期，1924年入党，叶挺麾下的悍将，参加了南昌起义，就算授个大将也不为过。可这位资格老、战功大的开国上将，无疑是极为低调、谦逊的，1959年以后他就离开了工作岗位，也不大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