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铁拳护卫——罗瑞卿

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政治部工作，负责保卫党中央；新中国成立后，他是首任公安部长，负责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苏联的缔造者列宁曾经不幸遇刺，可在国民党特务数百次的预谋暗杀中，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安然无恙，罗瑞卿真可谓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小档案

姓名字号：罗瑞卿，原名罗其荣

籍贯：四川省南充市

生卒年月：1906.5.31—1978.8.3 卒年72岁

毕业院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军衔：大将

最高军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

一、“假党员”问题

罗瑞卿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入党的经历颇有些传奇性。

1926年初，黄埔军校随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了武汉，改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要在各地招收一批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的老师、共产党员袁诗荛鼓励罗瑞卿投考军校。听到这个消息，罗瑞卿十分高兴，立即离开了成都到了重庆。在重庆，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6年底，罗瑞卿被分配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政治第1大队第2队，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8月，他因为生病脱离了张发奎的队伍。病好了，罗瑞卿便同失掉党的关系的共产党员任启愤等一起找党。

这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他们认识的党员不是被逮捕抓进监狱了，就是被送上刑场了；还有一些是已经在报上登了反共启事的变节者，而这些人已经不成其为党员了。真正的、仍然在进行着革命活动的党员呢？在茫茫人海中却一个也找不到。

天气越来越冷，白色恐怖也越来越严重。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是四川人都是共产党。任启愤对罗瑞卿说，秦汉山部驻在湖南常德。这支部队曾参加过由刘伯承等领导的泸顺暴动，出川后被鲁涤平收编。任认识秦，可以在那里找事做，暂时存身。

于是，罗瑞卿、任启愤即乘小火轮穿洞庭湖经津市到常德。

来到常德后，秦汉山给了任启愤一个差事，对罗却爱莫能助。此时，茕茕孑立的罗瑞卿被困在常德约一个月的时间。不久，他得知任伯芳在澧州由鲁涤平收编的另一支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给他，随后，罗瑞卿由任伯芳介绍到澧州那支部队的政治部宣传科当科员。

此时，任伯芳也失去了党的关系。1928年夏天，他们商量决定到上海找党。

到上海后不久，罗瑞卿又同任白戈、王义林等相遇。五六个人挤住在田汉举办的南国艺术剧院出租的一个亭子间里，过着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这时，罗瑞卿在军校的同学潘先知等人看到他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被罗瑞卿拒绝了。

1928年10月，罗瑞卿得知任伯芳已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便向他提出入党要求。

任伯芳说：“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已经转入地下的情况下，要想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你就说在军校入党，失掉了关系，你写个报告，由我做证明人算了。”

罗瑞卿虽然感到这样做不妥，但由于入党心切，还是照办了。

中央军委随即派欧阳钦同他接上了关系，并送了文件和生活费给他。

这就是罗瑞卿入党的经过，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寻找信仰的一个真实、又有点悲壮的故事。它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反映了当时罗瑞卿不成熟的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瑞卿逐渐步入领导岗位，然而，入党一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他心上的一个阴影。他总觉得自己是做了对不起党的事情，于是，便用加倍的忠诚和努力来弥补。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盖子终于揭出来了。林彪、康生、“四人帮”把假党员的帽子戴到罗瑞卿的头上。罗瑞卿带着悔恨和愤怒，诚恳地向党、向毛泽东陈述这段真实的经历：

1926年夏，我从我那个破产的地主家庭分裂、偷跑出来后，就带着一点进步的倾向（当然是很微弱的）向革命寻找出路。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把我卷进了黄埔武汉分校。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有比较强烈的愿望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大革命失败被敌人打散后，无论是想回四川找朋友，或病困武昌，或因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同任启愤去湘西以致流浪各地，在以后同任伯芳到上海，都没有改变这种愿望……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都未能如愿。从中学起，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接近的人都是当时的共产党员和带有某些进步倾向的人。我没有同坏人亲密接近过，我没有做过或任何反对党，反对革命的坏事。这些，如果党还没有审查清楚，请求党严加审查。

我加入党，没有组织手续，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我到党内来是革命的，不是来混日子，更不是来投机、来破坏的。这是被历史决定也被历史证明了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严重地压迫我，我除革命而外没有别的出路。去年11月我向主席的报告中说：我如果当时不找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同党发生关系后，党要我去湘鄂西红军，我就去。到宜昌后，因交通断绝，党要我去一个县委任秘书暂时隐蔽。去后，那个县委不肯接收，说隐蔽不下来，党又要我回上海等交通恢复，我就回到上海。不久，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就打下了汀州，党又决定我们同行的两人，一去闽西上杭游击队，一去闽西永定游击队，我都是坚决服从的。

我在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工作30几年，党给了我职务，并有了不少重要职务。每当想起此事心里总觉不安。职务每提拔一次，自己就震动一次，但是总以“好好为党工作吧，我又没有对党破坏”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确实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利益工作的。除上述这个问题外，我在党内确实没有再做过任何坏事。我的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有些还带有它的严重性，但那是我对于马列主义和主席的思想，对于主席和党的路钱、政策、指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没执行好所致，决非我有意损害党。

这段往事多少年来，甚至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都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罗瑞卿的心上。

后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罗瑞卿恢复了组织生活。他重又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罗瑞卿去世以后，由邓小平宣读的悼词中对罗瑞卿的入党这样写着：

罗瑞卿同志是四川南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罗瑞卿同志于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党通过这种方式，再一次承认了罗瑞卿的党籍。

二、绰号“罗长子”

井冈山时期，在红4军第2纵队中，罗荣桓任2纵政委，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两人都是分管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他们性格上各有特点。罗瑞卿活泼、干脆，罗荣桓沉静、稳重，一动一静，迥然不同，但配合十分默契，开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因为他们都姓罗，又先后任第2纵队、红4军政委，为区别起见，大家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以后，罗瑞卿和罗荣桓长期在一起战斗，大罗、小罗之称一直伴随着他俩。

1929年初，在中央军委的安排下，罗瑞卿、曾省吾由地下交通员带领，经漳州、南靖、龙岩来到了上杭蛟洋。

这时，闽西有两支游击队，一支在上杭，领导人即为傅柏翠；另一支在永定，领导人是张鼎丞。这两支队伍是在1928年6月永定和蛟洋暴动后组成的。罗瑞卿和曾省吾加入了傅柏翠的游击队。

5月间，红4军第二次入闽，傅柏翠、曾省吾闻讯后立即到上杭北面的新泉、庙前去联络。

第二天，红四军路过游鱼坝，罗瑞卿和傅、曾率领游击队和当地群众欢迎红4军，街上摆了茶水，墙上贴了欢迎标语，村口插了红旗。随后，一起攻打龙岩。红4军主力打西门，罗瑞卿等率游击队在东门佯攻，5月23日攻克龙岩。5月26日，上杭一带游击队编为红59团。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

6月，红4军三打龙岩之后，闽西的地方武装又合编为红4军第4纵队，傅柏翠为司令，张鼎丞为党代表，龚楷为参谋长，李力一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参谋主任。随后，罗瑞卿参加了在龙岩召开的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会后，毛泽东离开部队，陈毅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并就红4军的现状及党内存在的分歧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朱德率第2、第3纵队出击闽中。罗瑞卿随第4纵队和第1纵队一道，坚持闽西斗争。不久，罗瑞卿被调到第2纵队第5支队任党代表。在上杭，罗瑞卿又出席了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红4军开完八大后，即奉命出击粤北东江地区，但是战斗失利，只好于11月中旬返回闽西。这时，陈毅已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返回部队。23日，红4军攻克汀州。随即，毛泽东被朱德、陈毅等人请回部队。

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注意到了罗瑞卿。其实，在红四军召开七大时，他们就见过面。但当时毛泽东心事重重，对罗也就没在意。这一次，他注意到了这位看着比自己还要高的罗瑞卿，便问道：“你是北方人吧？”

罗瑞卿回答：“我是四川南充人。”

毛泽东略感惊讶：“哦，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却都是长人，你看来还要比我更高一点。称得上是个‘长子’。”

接着，毛泽东又问了他的姓名和干什么工作。这是罗瑞卿和毛泽东之间的第一次交谈。

随后，罗瑞卿在一个月内几乎每天同毛泽东都有接触。

1929年底，罗瑞卿出席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结束后，秋收起义的参加者罗荣桓任第2纵队政委，随后，罗瑞卿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

由于毛泽东说他是“长子”，从井冈山开始，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外号。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对于“罗长子”有许多的形象说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的：“天塌下来怕什么，有罗长子顶着呢！”

在井冈山时期，报纸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东西。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找报纸，并从第一版直到最后一版仔细阅读，连广告也不放过，从中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了解敌人的动态。

这时，作为2纵的政治部主任，罗瑞卿除协助罗荣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搜集白区报纸。为此，罗瑞卿经常托人为毛泽东购买报纸。在从闽西到江西的途中，罗瑞卿曾为毛泽东买报纸引出过一段轶事。

一天，罗瑞卿拿出一些钱委托一位做邮差的江西老表到白区去收购报纸。

几天后，这位老表满载而归，并向罗交回还剩余的两块光洋。

罗瑞卿看到这位邮差薪水菲薄，家小多，生活很困难，便将这两块光洋送给他。这位老表做了多年邮差，见过各种牌号的军队，但从未见过像红军这样同老百姓心连心的军队，也未见过对老百姓这样和蔼的长官。他将这两块大洋视如拱璧，一直舍不得花。

然而，后来他生活实在困难，家里快要断炊了，便将这两块银元换了40枚五分的中华苏维埃铜币。这些铜币他每用一枚都要掂量再三，当剩下最后一枚时，他决心永远保留以作纪念。

1934年秋，红军长征后，他仍将这枚铜币珍藏在家中。

全国解放后，他从报上看到罗瑞卿已任公安部长，便给罗瑞卿写了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信。当罗瑞卿拆开这封信时，那枚铜币便滚落到他的办公桌上。后来，罗瑞卿将这枚铜币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三、“棺材太短了”

1931年4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率20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4月20日，红军主动后撤到根据地腹部东固、龙冈一带隐蔽待机。

敌军进入根据地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行动十分谨慎。到5月14日，红军已等待了25天之久，敌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准备离开富田坚固的工事向东固推进。红军总部获悉后，立即命令1、3军团分三路攻击运动中之敌。红4军担任右路，抢占观音崖、九寸岭两处隘口，正面阻击敌人。

从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一大山，只有两条大路可通，观音崖、九寸岭是必经之地。5月16日，师长曾士峨、政委罗瑞卿率领11师迅速抢占了观音崖，11师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独立房屋内。这所房屋是老表看山歇脚、以避风雨的，房门很矮，身材高大的罗瑞卿进出都要低头。师特务连长杨得志又领人在旁边搭了一个棚子，作为师指挥所。

部队刚刚进入阵地，敌人便打来猛烈炮火，那个棚子很快被炸塌。曾士峨、罗瑞卿此时正在棚外用望远镜专注地观察敌情。不一会儿，罗瑞卿看到敌人的一路正向左面33团阵地迂回，立即告诉曾士峨，曾士峨点头说：“33团前面还有一个山头，敌人只有通过这个山头才能接近33团阵地。”

随即，曾士峨吩咐杨得志派人通知33团团长聂鹤亭，让他坚决顶住。

杨得志刚把人派出，又是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过来。高高的罗瑞卿首当其冲，左颊中弹，他立即转身去扶那房屋的门框，没扶住便倒在独立房屋面前。这一子弹打断了罗瑞卿的动脉，顷刻间，他满头满脸是血。看到政委倒了下去，曾士峨命令医生抢救后，自己也挥舞着驳壳枪冲下山去迎敌了。

这时，医生叶青山刚刚恢复党籍才四天，他听说罗瑞卿负了伤，飞快赶来进行抢救。

罗、叶有过一段交情。1930年12月，当部队南撤到宜黄时，开展反“AB团”的斗争。第11师的唯一经过科班训练的医生叶青山也被一个看护长供出是“AB团”，于是叶也遭到审查。在动员他招供时，他搜索枯肠，交代道：“我惦念孤身一人在家的老母，有一次卫生队有人怕被抓‘AB团’，要开小差，我也随声附和，想回家看看老母亲，这说明我革命意志不坚定，有危险的动摇情绪。”

然而，11师政委罗瑞卿不相信叶是“AB团”，在“左”倾情绪盛行的形势下，要解脱叶青山，需要转一点儿弯子。于是在一次大会上，罗瑞卿宣布：“对叶青山，还是让他看病治伤，在使用中进一步对他进行考察。至于说他动摇，给他开除党籍处分！”

罗瑞卿这一着在“左”的情绪下，是要承担风险的，终于救了叶青山一命。

后来，毛泽东见到叶青山时常常开玩笑地说：“叶青山，叶青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1931年5月12日叶青山又被恢复党籍。

此刻，叶青山看到罗瑞卿左侧颞颥颌关节已经击穿，颞颥动脉受损，出血严重，应采取压迫止血法，但身边又找不到可应用的材料。他摸摸自己的口袋，发现一块银元，情急智生，于是，他将这块银元用几层纱布裹住，放在罗瑞卿伤口出血处，实行了加压止血包扎，然后让人用担架将罗抬到救护所去，自己又去抢救别的伤员。

在师救护所，有一位护士不知罗瑞卿的伤情，他看到罗的脸上结了紫黑色的血痂，血痂上还有一些泥土、草棍，便动手去清除污物而把血痂揭开了。这一来，动脉中的血又冒了出来，他吓得手足无措，又到前线去找叶青山。

结果，叶青山赶了十几里路到后方，好不容易才又止住了血。

这时罗瑞卿已经十分虚弱，叶青山怕他再出血，便陪伴着他，并决定马上把他送到后方医院。结果，叶青山和罗的勤务兵王保林还有两个民工轮流抬着担架，一路上小心翼翼，每天多则走三四十里，少则走一二十里，终于在25日把罗平安送到位于上田的后方医院。

在医院内，由医务主任李治和叶青山给罗瑞卿做了动脉血管吻合和颞颌关节复位的手术。手术基本可以，但由于失血过多，加上一路上烈日暴晒、风吹雨淋，罗瑞卿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

有一天，他稍稍清醒，忽然听到外面有锯木头的声音，还有人说话。一人说：“太短了，长点！没见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咧！”

另一人说：“已经够长了。”

罗瑞卿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说的就是自己。原来，他们在为他做棺材。

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罗瑞卿在昏迷数日后，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罗瑞卿这次负伤也落下一个后遗症，这就是嘴不能张大，吃饭困难，不能大笑，说话也吃力，显得有些咬牙切齿。后来，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候选人资格时，有人还提出：罗瑞卿太严肃，没有笑容，一说话就咬牙切齿，人们都怕他。

叶青山立即解释说：“他受过伤，是我给治的，颞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所以以后讲话他一定要咬牙切齿，否则就讲不出来。其实他虽然对敌人狠，但对自己人很和蔼，是一位好领导。”

四、共和国之盾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党政军机关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徐向前率领由晋冀鲁豫一些部队组成的第一兵团在山西转战；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第3、第4纵队编为第2兵团，过平绥路东进。

1949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电召罗瑞卿到北平。

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和杨得志等同志话别后，便与赴青岛休养的徐向前同乘火车前往北平。

抵达北平后，罗瑞卿来到中南海。这时党中央和军委总部机关已从西柏坡迁进北平，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毛泽东还住在香山。罗瑞卿推门进去时，周恩来放下手中的毛笔，哈哈一笑，与罗瑞卿一起坐到旁边的沙发上，说：“叫你来，是有急事。马上要宣布新中国诞生，中央政府里面，有你的位置，是公安部长。”

罗瑞卿从沙发上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还是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吧。”

周恩来微笑着说：“那么，公安部长谁来当呢？”

“李克农。”罗瑞卿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罗瑞卿便不作声了。

当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后，首先率领公安队伍在首都，并指导全国开展荡涤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的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龟缩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便加紧向大陆派遣间谍特务。

这些特务有空投的，有从海上偷渡的，还有从边境潜入的，他们以“杀死一名部长，奖励十条黄金”为诱饵，使一批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把暗杀目标盯在一些高级干部和重要民主人士身上。当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情况时，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他们很不简单嘛！海、陆、空都出动了。这就叫做‘海里爬上来，陆地钻出来，空中掉下来’。不过，他们折腾得再凶，怕是在罗长子面前也讨不了好去呢！”

毛泽东说得很轻松，罗瑞卿却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从全国抽调精兵强将，投入这一斗争。

9月下旬，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为控制敌人交通线和运送破坏器材的运输线，准备选择一些人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去。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指示说：“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甩几个手榴弹，烧两间茅房子，到敌人那里去报告，只要不死人就行。”

说得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

就在这次会谈后不久，名噪一时的国民党特务段云鹏，便落入了罗瑞卿设置的法网。

段云鹏，自幼习武，能飞檐走壁，解放前是京津一带有名的飞贼，1946年为军统北平站所收买，当上了国民党特务。北平解放前夕，为破坏国共和谈，恐吓民主人士，他在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家里搞爆炸，使何的一个女儿当场死亡，何夫妇受重伤。北平解放后，他逃到台湾，但贼心不死，先后于1949年9月和1950年5月两次潜入京津地区，发展特务人员，策划多次爆炸事件。他甚至想利用熟悉中南海地形的特点，阴谋再次潜入北京，行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罗瑞卿得到这个情报后，决定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派秘密人员诱骗段贼入境，终于将这个自命不凡、声称任何人对他也奈何不得的飞贼，在第三次潜入大陆，刚刚到广州时便被捕获，除掉了这个祸害。当罗瑞卿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时，毛泽东听后诙谐地说：

“你们莫要这么性急嘛！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一个样子看看嘛！”

在此前后，公安人员还先后除掉了企图在广州刺杀叶剑英的赵一帆，混入中央机关内部企图暗害中央领导人的高元龙；妄图在上海暗杀陈毅的刘金德等敌特分子；还把几批空投到东北地区，企图搞反革命暴乱的敌特和数名美国间谍悉数就擒。把敌人一次次阴谋利用“五一”、“十一”重大节日搞爆炸，制造重大事件的图谋彻底粉碎，使新中国革命政权日益巩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满意，多次指出：国家政权的巩固，公安战线功不可没！

五、长江搏激浪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川原野几乎到处都留下了他巨人的足迹。毛泽东外出，作为“大警卫员”的罗瑞卿，除了相随相伴之外，更多地是为他的安全做保卫工作。

毛泽东每次外出或出席各种活动，罗瑞卿都要亲自安排保卫人员，对毛泽东将要出入的场所、行走的路线、乘坐的车辆，亲自过问和检查。有时甚至他自己要先走一走，椅子要先坐一坐，东西要先摸一摸看一看，力争做到缜密周详，无一纰漏。毛泽东的专车到达或离开，都由罗瑞卿开道。儿童上天安门献花，也是他亲自带上去。罗瑞卿相随毛泽东左右，使得毛泽东戏谑地说：

“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毛泽东酷爱游泳，他外出，经常提出要游泳，而罗瑞卿对此则常常持反对意见，不同意毛泽东冒这个险。当毛泽东1953年在武汉时，曾打听长江可不可以游泳，回答是否定的。195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一天突然又提出要去武汉游长江，罗瑞卿等知道后，都坚决反对。因为长江水情复杂，还可能有血吸虫，无法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罗瑞卿亲自去劝毛泽东：“主席，长江不能游。”

“为什么？”毛泽东脸色不悦。

“因为太危险，万一出点事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出什么事？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可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毛泽东言辞咄咄逼人，罗瑞卿听了连忙解释道：“主席，我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们不能眼看着您去冒这个风险。”

毛泽东还是听不进去，并吩咐道：“先派人去试试水性再说。”

警卫一中队长先被派去实地考察。他也很不同意毛泽东游长江，便沿江走了一趟，问了问岸边的老乡，听大家说，长江漩涡很多游不得，就回广州报告毛泽东，说长江不能游。

“你下水了吗？”毛泽东问道。

“我没有下水。”

“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再派人去！”毛泽东有些发火了。

第二次又派副卫士长去。他水性好，毛泽东还亲自交待要他一定下水试一试。结果，这次考察回来说长江可以游。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决定先由广州到长沙，去湘江里游一游，作为游长江的准备；然后再到武汉，去游长江。

5月31日，罗瑞卿提前来到“武康”轮上，挑选了一些游泳好手陪同毛泽东游泳，又对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做了充分准备，然后亲自扶毛泽东走下轮船扶梯下水。毛泽东高兴地跳入水中，回头招呼罗瑞卿也来下水游泳，罗瑞卿苦笑着摇摇头：“我不会，我是个‘秤砣’。”

其实，这时罗瑞卿自己真恨自己少年时代为什么没有学会游泳，不然，这会儿也可以陪着毛泽东游一游，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自己也好处理。

毛泽东这次在长江一直游了两个多小时，尽兴后才上船。他得意地以一个胜利者的口气对罗瑞卿说：

“谁说长江不能游？我一游就是十几里！你不让我游，我偏要游。明年我还要来，还要把你拉下水！”

毛泽东说的也许是玩笑话，可罗瑞卿听了却暗暗下定决心，为了保卫毛泽东，自己说什么也得学会游泳！

转眼到了1959年。这年毛泽东在江西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就已经能够陪同毛泽东下水了。后来，他还陪同毛泽东在韶山水库、十三陵水库等地方游泳。但是人们可能很少知道，为了学会游泳，年过半百的罗瑞卿，该要付出多少精力和体力，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呵！人们可能更不知道，为了能尽快学会游泳，罗瑞卿不仅自己下决心学，而且还把他夫人“拉下了水”，一块学会了游泳。

时光荏苒，十年韶光弹指一挥间。1959年9月，罗瑞卿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不久，又辞去公安部职务，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此他便离开公安战线，又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

六、爱情与爱人

对于自己和夫人郝治平的爱情，罗瑞卿曾在诗中写道：“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

其实，要说相识，应当说是郝治平先认识了罗瑞卿。

郝治平原是开封第一师范的学生。1938年春天，她不满16岁，便同当时成百上千的热血青年一样，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到陕北公学后，她不到两个月就入了党，随后又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到抗大不久，她见到了时任抗大的副校长的罗瑞卿。

罗瑞卿认识郝治平，要晚得多。

大概是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郝治平参加了抗大的演出队到会进行慰问演出。她表演的节目是跳工农舞。一些较矮的女同志扮农民，而她和几位个子高一点的女同志则女扮男装演工人。郝治平女着男装显得更加俊俏，而白衬衣、蓝色背带工装裤在当时的延安不啻时装，吸引了大家的眼球。罗瑞卿等与会的领导坐在台下观看，第一次见到了郝治平。但是，这次演出只是使罗瑞卿知道了抗大有这么一批文艺骨干，仅此而已，他连郝治平的名字也不知道。

1939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1938年陕北大旱，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在号召根据地的军民自力更生、上山开荒后，又决定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去。

7月7日，罗瑞卿等率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单位离开延安东进。此时，郝治平已结业，留校任第2大队的技术书记。

当抗大转移到延长县时，一天，郝治平在路上同罗瑞卿迎面相遇。她向他敬了一个礼，便走了过去。罗瑞卿发现她个子高高的，便停下脚，把她叫住，问她是哪一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她有些拘谨地一一作答后便又走开了。

对于这一段往事，罗瑞卿在和郝治平结婚后，他对她说：“那个时候你好高傲呐！”

郝治平回答说：“你是副校长，我是一个基层干部，我们以前又不熟悉，难道还要我主动同你拉呱儿不成？”

罗瑞卿听后禁不住笑出声来。

1940年6月，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离开了抗大。同年底，郝治平也从抗大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继续深造。这一期间，郝治平收到过各式各样的情书。有知识分子写的书法工整的长诗，也有工农干部写的字迹拙朴的约会便条。对这些，她一概置之不理。

一天，她刚下课，又收到了一封信，一看前面的称呼是“紫萍”。

自从抗大转移到太行山后，她即改名赤茜，是谁用谐音叫我原来的名字呢？再看信尾，署名是“洛水清”。这三个字如果用四川话来读，即是罗瑞卿的谐音。她脸上不禁飞起一片红晕。再看信的内容，是约她晚饭后在村口相见。此信虽只寥寥数语，但她已能猜出其含义。但她又想：也许是罗主任要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呢。于是，她依约而去。

从此，在夕阳中的村外河边上、小树林里，常常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双方都感到对方正是自己所要寻找的伴侣，于是，罗瑞卿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她轻轻地点点头，但提出：“要等我毕业以后。”

罗瑞卿询问她：“你哪一天毕业？”

郝治平说：“是4月3日。”

罗瑞卿立即说：“好，婚期就订在4月3日。”

4月3日，桃李芳菲。党校毕业典礼结束后，女同学们便簇拥着新娘郝治平，唱着歌，说说笑笑，向野战政治部驻地桐峪镇走去。罗瑞卿在镇口迎接，把她们都请到新房——一座在太行地区少见的新式两层小楼。为了避免惊动更多的人，罗瑞卿没有将举行婚礼的日期通知彭德怀、左权等领导人，出席婚礼的只是野政的一些同志。

傍晚，客人们陆续散去。在小油灯下，他俩相对而坐。伙房送来了晚饭。有小米饭和特地炖的一碗鸡汤。吃饭时，罗瑞卿将鸡肫夹到她碗内，对她说：“这个最好吃了。”

她说：“最好吃你怎么不吃？”又将它夹回他碗里。让来让去，最后他将它一分为二，一人吃一半。从此，罗家吃鸡，鸡肫总是剖成两半，他俩各吃一半。

郝治平毕业后分配到政治部秘书处。为了适应频繁的反“扫荡”的需要，政治部机关也军事化了，共编为第4、第5连两个连队，郝治平任4连指导员。

1942年初，郝治平分娩刚刚11天，便赶上了反“扫荡”。孩子被放进一个垫了小棉垫的木筐，盖上小棉被，由通信员背着走。这一天，风雪弥漫，郝治平的头发、眉毛都结上了霜花。她十分想看看女儿，但部队在转移，沿途又无处可以避风。罗瑞卿也十分担心女儿的处境。他解开马褡子上的一块油布，盖在木筐上面，然后，又策马去指挥部队和机关的反“扫荡”。天亮后，敌机轰炸，通信员避入一个窑洞，刚把木筐卸下，一颗炸弹把窑洞震塌，通信员赶忙把木箱从土中扒出救出孩子。

直到傍晚，郝治平才在一小村庄住下，进入屋内，郝治平赶忙掀开小棉被。一看，心都凉了，只见婴儿浸在屎尿中，冻得皮肤青紫，连哭声也没有了。房东老大娘把孩子抱起来，看了一看说：“别急，我来试一试。”她把孩子放在炕上，用手一遍一遍周身按摩。许久，孩子终于哭出声来，得救了！以后，郝治平将她寄养在辽县麻田村一户老乡家里。孩子是在桐峪生的，在麻田托付给老乡，孩子的奶娘便给她起名叫“峪田”。

5月，日军又发动了2.5万人的“拉网大扫荡”，兵分七路，于24日完成对窖门口、青塔、艾铺地区的包围。25日，在包围圈中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在129师385旅一部掩护下向东、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彭德怀突出了重围，但左权和总部几位干部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罗瑞卿和供给部长杨立三等总部大部分人员仍在包围圈内。罗瑞卿命令大家分为战斗小组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在被敌人包围的这几天，罗瑞卿一直未见着郝治平。她正跟着杨立三率领的另一支队伍寻找突围的道路。一天，她跳上一个高坎，崴了脚。杨立三让她骑自己的马。郝治平说什么也不骑。她对杨立三说：“部队可以没有我，却不能没有你。”杨立三劝之再三，她就是不上马。他只好让她行军时拽住马尾巴。

这一天，罗瑞卿走过一个叫“王前”的地方，不禁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当晚，罗瑞卿与杨立三会合。他看到了郝治平，惊喜地对她说：“啊呀，你没有死啊！”

她点点头说：“我是拽住老杨的马的尾巴走过来的，老杨是我的救命恩人。”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先后在公安部、总参谋部担任领导工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他又投入到没日没夜、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中。他的责任是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不论毛泽东到哪里，他总要随行，特别是每逢节假日，或在天安门城楼，或在怀仁堂，他都要站在毛泽东身边。由于罗瑞卿工作忙，郝治平的担子就更重了。一方面，她有她的工作；另一方面，她要担负更多的对子女的教养责任，自称是孩子们的班长。

七、最后的时光

1965年12月，林彪因罗瑞卿拒绝上他们的贼船，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罗瑞卿横加诬陷，百般折磨，罗瑞卿愤而跳楼自杀，虽然没死，但是摔断了脚，住院监视治疗。

1966年春夏，狂热的斗争席卷北京，郝治平被禁止去医院照看罗瑞卿。

12月20日，红卫兵分别从医院和家里把罗瑞卿和郝治平劫走。24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所谓罗瑞卿篡军反党集团大会。陪斗的除郝治平外，还有肖向荣、梁必业、王尚荣、陈鹤桥、史进前。这次大会表面上是红卫兵在张罗，实际上是林彪、叶群在操纵。这一天，叶群亲临会场，坐在19看台。

在会场上，有人照像拍电影。郝治平低着头。红卫兵揪住她的头发逼使她抬起头来。她就是不抬头，正在争持间，忽然听到身旁的罗瑞卿对她说：“把头抬起来，让他们照！”郝治平受到了鼓舞，心想：“我又没有罪，怕什么？”于是便抬起头来。

会后，罗瑞卿被送往一个警卫部队“监护”起来。随后，便是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直到1967年3月底。罗瑞卿和郝治平只有在这些批斗会上才有见面的机会。

1968年2月，郝治平也被投进监狱。

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的监护条件逐渐改善。并且，可以同家人见面。郝治平在狱中的待遇也有所改善。但她又得了癌症。复兴医院的钱医生认识她，也很同情她，成功地给她做了手术，使她死里逃生，活了下来。

1974年1月5日，郝治平出狱。8日，她到医院去看望罗瑞卿。医院怕罗瑞卿夫妇过分激动，已预备了氧气，准备急救。但郝治平虽然很激动，表现得却很坚强。到了这时她才知道，由于林彪一伙的故意拖延，罗瑞卿的腿伤迟迟得不到治疗，直到1969年因左小腿已无法保存才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并被摘掉了股骨头。她抚摸着罗瑞卿的残肢说：“少一条腿没有关系，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为党工作。”

1975年，罗瑞卿重新被任命为军委顾问，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拨乱反正的工作。

罗瑞卿历来以精力充沛、精明强干而著称。他一恢复工作便进入了不分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的状态。他的家庭从他解除监护后形成的短暂的平静也不复存在，一切都围绕着他快节奏地运转。秘书来不及调来，郝治平也上了阵。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内电话铃声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平时需坐轮椅，行动不便。

为了节省时间，罗瑞卿工作时便不喝水，以减少去卫生间的次数。午休时，他连假腿也不摘，和衣躺着休息一会儿。他生病住院，病房便成为办公室。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亲属和战友担心他累坏身体，劝他放慢工作节奏。他却说：“我今年72岁，要当成27岁来过。”

复出后，短短一年内，罗瑞卿视察了京郊、天津、徐州等地的部队。有的地方坑道太窄，轮椅难以通过，他便拄着手杖走。一些领导出于对他的关怀，便告诉部队，以后罗秘书长到什么地方，汽车、轮椅通不过时，就组织人抬。而这反倒使罗瑞卿于心不安。他不愿意麻烦人，渴望走下轮椅，扔掉手杖，大干一场。

1977年，组织上请了两位西德专家给罗瑞卿安装了一个重量更轻、质量更好的假腿。这两位医生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以改善左腿功能。罗瑞卿听了，怦然心动。

1978年3月，郝治平在体检时，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连续观察，它长得很快。3月13日，她第二次动手术，切除了一叶肺，并证实是原乳腺癌转移到肺部。罗瑞卿知道了郝治平的病情。他心情沉重地对妻子说：“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照顾我。我要治好腿，照顾你。”

随后，罗瑞卿请出访西德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驻西德大使张彤协助了解西德做安义肢手术的情况，搜集一些有关资料。4月间，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写报告，准备去西德治腿，中央表示同意，赴德时间定在7月15日。

7月15日8时许，罗瑞卿夫妇及随行人员和医陪小组，到达专机停机坪，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等也到达。在飞机扶梯前等候的机长向坐在轮椅上的罗瑞卿敬礼，并向罗瑞卿夫妇一一介绍了机组人员。罗瑞卿夫妇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起飞前，罗瑞卿的小孙子和小外孙一直在罗瑞卿膝盖上坐着，同爷爷、外公又说又笑。

预定起飞的时间9点钟快到了。送行的人都劝罗瑞卿上飞机。罗瑞卿摇摇头，他要等王震。

“爸爸，走吧，不要等了。”他的女儿劝说着。

“王胡子说来送我，他一定来。我要见到他再走。”

正说着，王震到了，他一下车就快步走到罗瑞卿面前一面同他紧紧握手，一面说话。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两位将军的亲密情谊而感动。

9点57分，飞机起飞。7月18日19点40分到达波恩。驻西德大使张彤和文化参赞齐怀远到机场迎接。

在波恩，罗瑞卿夫妇受刘伯承夫人汪荣华之托，为刘伯承买了一箱药。然后亲笔给杨勇副总长写了一封信，托返回北京的专机带回。

到波恩不久，罗瑞卿住进了距波恩200余公里的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7月29日，经内外科检查，情况良好，决定8月2日动手术。

8月1日，手术前一天，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在张彤大使陪同下坐了两个半小时的汽车去医院看望罗瑞卿，同他在病房合了一张影。很晚了，她还不想走。罗瑞卿对她说：“走吧，走吧，你回去休息吧，我已经服了睡前的药，明天就做手术。你放心，一切都会好的。”说完，他微笑着，摆着手，目送着她出门。这就是罗瑞卿留给郝治平的最后的影像。

8月2日，当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进了手术室。中午，从手术室传来消息，手术成功。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她激动得掩面痛哭。但因怕感染，医院未让她看望他。傍晚，又传来消息，他已苏醒过来，还用英语对给他动手术的医生道了谢谢和晚安。

眼见一切顺利，郝治平便回到旅馆休息。她刚躺下，就听到了不祥的电话声，接着便有人敲门。等她赶到医院，罗瑞卿因突然心肌梗塞已与世长辞。

历史评说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虽然是开玩笑，可也说明了他对罗瑞卿的信任和重视。在开国将帅中，罗瑞卿文武兼备、勇于开拓，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他长期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职务，有时身兼数职，无论是军事教育、作战指挥还是政治保卫工作，罗瑞卿都善于从感性到理性，创造性地进行探索和总结，为共和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