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区分性质，把握分寸

矛盾即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泉源或动力。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不可分离，两者对事物的发展也都不可缺少，无所谓哪一个更重要，但是两者所起的作用毕竟是有区别的。矛盾的斗争性的作用，在于它是使矛盾双方的联系发生改变的力量，从而也是使矛盾总体的状况发生改变的力量。

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在对任何事件、是非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矛盾处理上，首先对其性质进行区分，并从中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他再提出处理矛盾的意见，同时坚持贯彻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把握分寸。

一 明辨是非，历史作证

周恩来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对于经济建设也是这样。他既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也强调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建设工作，从指导思想来说，“左”的倾向比较大，曾经几次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因而在那个时候，周恩来的反对冒进的讲话就比较多。他说：“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1953年经济有些冒进，周恩来说：“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的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周恩来是一个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1956年初，在上年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要搞那些不切合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不小心谨慎地办事了，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

这期间，发生了一次同毛泽东面对面的争执。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在会上，尤以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又亲自去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周恩来一生》，第377页）

周恩来与毛泽东就是否追加基建预算所产生的分歧，应该说是否从国力出发的是非之争。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建设能不能顺利进行的大问题。

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周恩来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

在6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刘少奇要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社论稿写出来后，送刘少奇、周恩来等审阅了。这时，社论稿也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他在上面批：“不看了。”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叫《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否则，“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40页）。

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展，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6%，财政收支平衡有余，保证了市场供应，还补充了上年挖掉的国家物资储备，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但是，毛泽东对这一年的发展速度不满意。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这个纠正冒进的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苏联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前一个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在后一个会上，毛泽东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叫做《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

毛泽东回国后，1958年1月，他在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会上，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会议从11日开到22日，毛泽东接连不断的声色俱厉的批评，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做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做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领导人。最后，毛泽东做会议的结论，说“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即指“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周恩来一生》，第380～381页）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指出：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3月8—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又提到“1956年吹掉三样东西：有痛心的，有漠不关心的，有高兴的——三种态度，是一个教训”。还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

这种批评，从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958年l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反冒进”这个词提高到“这是政治问题”。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中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做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二 分清敌我，划清界限

分清敌我并划情界限，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首要问题。为此，必须分清矛盾的性质，这是处理矛盾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队伍中，人民内部矛盾，是非矛盾是主要的、大量的。因此领导者必须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才能有利和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而这些矛盾处理起来又比较难，因为它纵横交错，相互作用。周恩来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分析矛盾产生原因及其表现入手，科学地处理了这些矛盾。

第一，“分清敌人和人民，才能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

1931年冬，周恩来由上海去江西瑞金，一天来到中共福建长汀县委会，准备稍事休息。却见一位腰系武装皮带，横插手枪的青年妇女兴冲冲地推门进来。周恩来经询问了解到她是县妇女部长李坚真同志，正要“抓反革命去”。便亲切地问她：“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呢？”见小李答不上来，周恩来便严肃地告诉她：“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能冤枉。不能光靠一股冲劲，分清敌人和人民，才能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周恩来风范词典》，第366页）听到这旗帜鲜明的教诲，小李心中像亮起了一盏明灯：干革命原来不能只靠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抓反革命也要首先弄清他是不是反革命。党的政策多重要啊！

由于王明“左”的路线干扰，使陕北革命蒙受巨大损失，刘志丹被扣留，罪名很多，连妻子和5岁的女儿也被打入劳改队，陕北苏区一时乌云满天，红二十五军营以上干部，许多人被捕，连习仲勋也未能幸免，徐海东、郭述申也上了黑名单，很多人愤愤不平：“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既不上前线，又不去筹粮筹款，专靠在党内、军内抓‘反革命’的人却可以称英雄，升官发迹？”

就在这危急时刻，1935年10月党中央进驻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下令：立即释放刘志丹，释放所有被抓起来的干部。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指着他怒不可遏地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党中央决定撤了他的职。刘志丹出狱后任红二十八军军长。

不久，经周恩来批准，很多被诬为“反革命”的同志陆续被释放出来，刹住了在革命队伍内部大抓“敌人”的歪风。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及时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释放并提升了他们的职务。这给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以极大鼓舞，他手下至今还有300多“反革命嫌疑犯”，有的被关押两年，有的三年。他们穿的是红军服，走的是革命路，却没有人敢公开称一声“同志”。他们从鄂豫皖到陕北，长征一路，被剥夺了拿枪的资格，每天只能抬伤员、挑子弹箱、背东西，不能随便说话，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咽。这些人中，有的还是必杀无疑的，只是由于徐海东坚决反对，甚至拍桌子、大吵大闹才救下来免遭杀害的……此时，徐海东找到毛泽东与周恩来解决此事。

毛泽东问：“海东，你看这些人像反革命么？”“我看不像！”这时，周恩来浓眉蹙动，闪着激动的目光，连声重复：“没统统杀掉就好啊！没统统杀掉就好啊！”毛泽东思索片刻，手一挥，坚定地说：“应该统统释放！”周恩来紧跟着说：“是的，应该马上释放！而且，要好好的安慰这些同志！”

徐海东几乎是一溜小跑返回部队，随即将300名“反革命嫌疑犯”统统释放，一律恢复组织生活。300人听到“同志”的称呼声，个个声泪俱下。

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这样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可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当然，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实事表明，周恩来在处理矛盾中，坚持认定矛盾性质，划清界限，从而使矛盾得以恰当解决。

三 性质分明，方法有别

第一，打击“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反进步力量行为。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为了宣传马列主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团结教育广大师生，便以共产党员徐向前、陈赓等为领导，建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子里反共反苏的学校校长蒋介石为了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便暗中支持军校教授部主任号称蒋介石“第一只手”的王柏龄出面组织了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专门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反进步力量的性质已经分明。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林振雄纠集了一伙人，无理殴打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引起了革命师生极大愤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立即撤职查办了林振雄。王柏龄十分不满，就派人监视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周恩来指示共产党员蒋先云等将王柏龄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的行为，详细开列出来，在全校公布。王柏龄威风扫地，蒋介石慑于众怒难犯，也无可奈何，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眼看着被周恩来打断了自己的“第一只手”。

第二，为严惩叛徒，他亲自制定了惩处叛徒的行动方案。

1929年8月，中共重要领导人和优秀干部彭湃、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4人在龙华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被杀害了。四烈士牺牲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起草了题为《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揭露了敌人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号召人民学习烈士们的高贵品质，以实际行动回答反革命的屠杀。为了惩罚叛徒，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周恩来又在准确掌握敌人活动规律的基础上，亲自制定了惩处叛徒的行动方案。

同年11月11日，当了解到出卖四烈士的叛徒白鑫将于当晚离开隐藏地——国民党特务范争波的住所窜往南京时，特科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晚上11时，白鑫走出住所，还未及上汽车时，只听一声大喝，“不许动！”特科人员对准白鑫射击，第一枪未打中，这个叛徒拔腿就跑，向北狂奔，同时拔枪企图顽抗，然而一颗比他更快的复仇子弹追上了他，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顿时毙命。这件事当时曾震惊中外，但敌人却始终未能破案。

第三，他怒火满腔地说：“张国焘叛党了！”

周恩来对张国焘的挽救没起作用，因为张国焘此时已下决心自绝于党了。他背着中央，以祭黄帝陵为名，私离延安，根本没去祭陵，却到中部县跟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谈了一夜，第二天又私下西安，然后再南下武汉。离西安时才给林伯渠打个电话，大家怎么劝他回延安他也不干。刚到武汉，就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搭上了线，戴笠派汽车把他接走，他到国民党特务那去报到了。行前，他给周恩来留个字条：“已移寓别处，请不必再派人找。”周恩来一拳打在桌上，怒火满腔地说：“张国焘叛党了！”他回到办公室，立即起草了一份特急电报，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叛党经过，即开除他的党籍。

送出了电报稿，愤怒地写下了杜甫的两句话：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第四，鉴于两位民主战士被暗杀，他沉痛写道：“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

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街头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15日，又在昆明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另一位中央委员、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17日，周恩来、董必武等向国民党政府提交的抗议书指出：“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政府犹不敢肆意为之。”“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竟至续演杀人惨案两起，不知政府当局何以自解耳！”同时，在他给闻一多夫人的唁电中沉痛地写道：“惊闻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和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椎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纪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抗议书和唁电，都在次日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反响。

四 以事证理，认清性质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对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和周恩来首先认清了这起事变的反共性质，并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把握了分寸，击退了国民党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全部开到黄河以北。随即蒋介石便密令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布围皖南新四军。11月9日，我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向国民党发出电文：一方面驳斥了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申明了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的正规部队移至江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的同意，移师江北。1月6日，当部队到达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部队7个师8万多人的袭击。新四军英勇抵抗，经7昼夜的奋战，除傅秋涛率领的2000多人突围外，其余7000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军长叶挺为挽救部队，赴国民党第三战区淡判，被无理扣捕。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党中央从延安给南方局发来急电，告之新四军在皖南被国民党重兵包围，情况紧急。周恩来接到电报，心如油煎。他立即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张冲速报蒋介石，急令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马上撤围，让新四军过江。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分别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人直接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和袭击，国共关系破裂，将由国民党负全部责任！”

1月11日，《新华日报》社举行三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到会讲话。正当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南方局的机要员急冲冲送来了中央的急电，周恩来看完，脸色骤变，他以沉痛的声音宣布了新四年目前的严重局势：我新四军军部9000多人奉命北上，在进入泾县的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已经6天了，突不出去，叶挺将军出面谈判，竟被无理扣留。接着，他愤怒地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行径。周恩来继续说道：“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能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到光明不骄傲，重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转引《周恩来的超群智慧》，第131页）

《新华日报》于翌日发表了周恩来的讲话，把国民党包围袭击新四军的消息公开了。当晚，周恩来召开了南方局的紧急会议，以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策略。他提出，必须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贤达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他还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撤退，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在那些天里，周恩来紧紧地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奋力抵抗这股逆流。周恩来已经三天三夜没挨枕了，他既要出面和国民党当局交涉、抗议，制止国民党军队继续围攻新四军，又带领大家做一切应急准备。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又以一个军事家的才能，从容指挥，力挽狂澜。（转引薛学共、黄小用《周恩来的超群智慧》，第131页）

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将军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周恩来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对他进行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转引《周恩来的超群智慧》，第132页）随即，又驱车到张冲那里，当面提出了质问和抗议。

这时，《新华日报》的同志来向周恩来报告，《新华日报》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全部扣压，禁止刊登。而且他们还不放心，坐在报社等看明天的报样。周恩来思考了片刻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被检扣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查；我还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个地方，不送检，大量印发。除报童外，动员工作人员出去散发。”随后，周恩来提笔蘸墨，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首四言诗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

18日，印着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传遍了重庆山城的大街小巷。这首四言诗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次日，由叶剑英主持军事组起草、经周恩来核准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新华日报》将其印成了单张，通过各种渠道广为散发。这不仅轰动了重庆，也轰动了全国乃至世界。国际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实质，都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无端挑起反共内战。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同情。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联名致电蒋介石，痛陈大敌当前，当共御外侮，斥责其“剿共事实，实足使抗战已成之基础，毁于一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也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战。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办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

为使国际上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指示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和《新华日报》的记者设法与外国记者联系，尽快把“皖南事变”的消息告诉他们。外国记者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真实情况，向各国发出了报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分别在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美亚》杂志上对“皖南事变”做了长篇报道。周恩来还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卡尔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卡尔规劝蒋介石，迅速停止国内冲突。英国政府也致电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周恩来还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他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居里向周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随后，他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居里离渝前，还做了一次公开讲演，对国民党提出了严厉批评。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事变的消息后，面见了何应钦和白崇禧，谴责国民党军队大敌在前，竟蓄意进攻抗日的新四军，屠杀自己的军官和士兵，真是咄咄怪事。并表示将这一情况向苏联政府报告。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由于英、美、苏等国对蒋介石集团的外交压力以及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蒋介石这才发现自己已陷入了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为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表明我党的严正立场，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蒋介石理屈词穷，不得不于3月14日约见周恩来，答应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做出了缓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姿态。自“皖南事变”爆发以来，在全党的努力下，尤其是通过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南方局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强大的政治攻势，无情的舆论鞭笞，处理事变后复杂矛盾的卓越智慧以及高超的统战艺术，历时半年之久，终于把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打退了。国民党当局以军事进攻开始，却以政治失败告终。

中共中央处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周恩来表现出卓越的处理矛盾的才能和智慧。对此，中共中央给予其充分的肯定。2月2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在14日的来电中又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并断言：“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五 调整关系，严肃政策

作为领导者如何处理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和其他工作的关系，这是很难把握恰当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正确地处理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关系，有力地推进了这个时期各项工作的展开和任务的完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进行了各种社会改革的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但在运动中或多或少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左”的现象。周总理在政务院或国务院决定和处理有关的问题时，他都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及时规定实事求是的政策和办法，使运动顺利进行。

1950年，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在准备全国大规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前，4月15日周总理在公安部一份简报上批示：起草指示时，应掌握既坚决又慎重的方针。必须认清新区暴乱有敌特组织或利用的，有落后群众在地方匪霸诱骗之下参加的，也有的是落后群众自发的。我们决定政策必区别不同情况，对反革命的敌特匪霸头头必须坚决镇压，对被胁迫或诱骗的落后群众要进行教育。

5月政务院第31次政务会议讨论司法部1950年夏季工作计划的时候，周总理又指出当前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护人民；其次是惩罚犯罪，保护善良；再次是处理人民间的纠纷。现在强调镇压反革命，但不能乱捕乱押。

根据党的一贯方针和周总理上述指示精神，7月政务院第42次政务会议通过并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发布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联合签署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明确规定镇反必须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所有反革命案犯的处理，均应切实调查证据，认真研究案情，并禁止刑讯逼供。

“三反”运动，是涉及到全国所有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团体的一次伟大运动。运动初期，各机关的绝大部分人都投入到运动中去，因而业务工作受到一定影响。1952年2月15日，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并提出解决办法，毛泽东于次日即批示：“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周总理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今日政务会议散会后，我与陈云、一波两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我们认为照中央级“三反”斗争的目前情况看来，每个机关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这里所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每个机关的各级领导同志，并非指一般科员和勤杂人员而言，但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

回后，读了主席复黄敬的电报，觉得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所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没有这一面，黄敬所提有关经济工作的四点意见，便有三点因与此有关而得不到解决。这正足以证明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顷又与彭真同志通电话，他认为目前各机关抽出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可能的，到25日以后便可抽出二分之一的人来。我想，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这样做，在全国至迟3月1号也可以这样做了。我们这种想法，如主席同意，请予批示，以便先在中央及京津开始执行。（《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464—465页）

对于“三反”、“五反”运动中有关人员的定案处理，周总理更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从宽办法。1952年5月政务院第138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周总理签署的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指示指出：对于“五反”问题，必须继续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务求做到合情合理。对违法工商户，一般只令其退财补税，少数才予以罚款。在严重违法户中，除极少数严重者须判处较多罚金外，一般亦应尽可能少罚；对其中若干表现较好的，还可宣布降级（例如从严重违法户甚至完全违法户降为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处理，免判罚金，对完全违法户，除极少数情节十分严重须判处较多罚金或没收其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外，一般亦应使其在罚款后还能继续维持生产和经营。

7月，政务院第143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周总理签署的政务院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指示也指出：对于“三反”有关人员核定定案工作应采取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不枉不纵的方针。无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全部或部分具结了案，不留尾巴，如确无贪污而被误疑或核定为贪污分子的，必须予以平反。对贪污分子的处理，赃款赃物原则上应予追缴，但应防止盲目地无范围地穷追乱追。行政处分应尽量少用开除。刑事处分应严格遵守既定的批准手续。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周恩来密切关注每一项运动的开展情况，发现偏离政策等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并明确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意见。这些意见即包括：如何处理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在运动中如何严格执行政策，以保证各项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