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孤岛上海
淞沪会战持续了3个月[1]，是为1937—1945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之一。[2]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事后的最初几天内，中国人面对着来自江中所泊海军舰艇上的毁灭性炮火，体现出了非凡的战斗热情，将日本人驱赶到黄浦江边。[3]由于公共租界的中立，日本人在其远征军9月1日在北面的吴淞与浏河之间开辟第二战场之前，不可能从侧翼包围中国军队。[4]即使到了那时候，蒋介石也仍继续将其最精锐的部队投入这次决战中。[5]至10月，中国配置了71个师以及几乎所有的炮兵，共计50万人。[6]日军则有6个师和6个独立旅，总共只有20万人，但是其飞机取得了制空权，炮火也占有优势。[7]闸北遭受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火灾。[8]但是，中国人仍然以沉着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气概坚守着阵地，凡是目睹其牺牲的人都如此评价。[9]11月5日，第三战场开辟，当时，柳川平助率领第十军（共计3万人的3个师）在杭州湾登陆，向内陆推进到中国军队右翼的后方，于11月9日击溃了沪宁铁路沿线的国军，那里的大部分桥梁早先已被日本的空军摧毁。[10]松井石根将军的装甲纵队不再受阻于闸北的碎石，而是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展开屠戮。[11]约30万中国军队死于淞沪会战，另有17万人死于12月12日南京陷落之时。[12]
上海是二战中被摧毁的第一个世界大都会，其工业所受的损失达到5.6亿元。[13]大片居民区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无家可归。[14]900家工厂、工场和作坊的设备被毁坏。[15]另有1，000个设施被日军摧毁或占领。若将华人区所受的损失都计算在内，则该城市丧失了70%的工业潜力，上海及其相邻工业区的60万人失去了工作。[16]战争损失估计达到10亿、20亿，乃至30多亿元[17]，确切数字不得而知。[18]中国损失了8亿多美元的国外投资。此前集中于上海，并在1937年初显示良好前景的中国的经济复苏，就这样被战争扼杀了，全国经济倒退了数十年。[19]
难民大量涌入只有10平方英里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致使数周之内，租界人口从150万猛增到400万，每户的平均人数达到31个。[20]175个难民营中的大部分人回到农村故乡，但仍有数万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成千上万人睡在办公楼的走廊、商品贮藏室、庙宇、同乡会、娱乐场所以及仓库等地方。[21]随着冬天的到来，疾病、饥饿、寒冷等诸般苦难也随之降临，岁末，街头或废墟上收到101，000具尸体。[22]
但是，难以置信的是，被日本占领军包围，直至4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才结束的“孤岛”上海，却开始享受表面上的反常经济繁荣。[23]公共租界内的棉纺厂以英、美公司的名义重新运行[24]，利润达到两三倍，7家新厂建立起来。[25]面粉厂每年的产量增加10%。美国控制的上海电力公司的规模扩展了10%，设备添置费达200万美元。公共租界内出现了400个小型企业，而大部分都来自日占区，生产化工产品、药用油、玻璃器皿、灯泡、手电、电扇、糖果以及香烟等。[26]由于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只能依赖进口，故海运业和保险业也得以发展。[27]
这种繁荣部分地源自移民（包括为逃避欧洲法西斯迫害的犹太难民）需求之增长所带来的刺激。[28]另一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则来自经日占区交通线与内地“自由中国”的贸易。1940年，这类贸易额估计高达1.2亿美元，日本军官们依靠受贿而发了横财，他们极易接受中国商人的贿赂。[29]出口贸易也得以改善，主要是因为上海的50家德国公司包揽了大量的海运业务——60%的茶叶、70%的芝麻、75%的菜油、40%的猪肠、25%的鸡蛋产品以及上海市场上所有可用的皮革制品，以在饮食、衣服和鞋子等方面支持第三帝国的战时经济。[30]
注释
[1]Fu,Passivity,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2—5）很好地总结了这场战役，而Williamsen在其The Military Dimension，1939—1941（142—144）中则精辟地分析了它。何理在其《抗日战争史》（第101—103页）中对它做了相当不错的叙述，尽管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偏见。关于这些事件的最好的外交记载，则见于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一书（第300—317页）。
[2]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与台湾学者讨论发动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问题》，第1页。
[3]蒋介石于8月16日命令张治中将军“一举歼灭敌军”，见Sun,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第91页）。关于中国军队在此战中有效地使用德国制造的杀伤力强大的15厘米榴弹炮的问题，见Coox,Year of the Tiger，第8—9页。
[4]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40—47。
[5]蒋介石确信，中国人能够击败敌人的唯一途径，是取得制空权和炮火优势后，以步兵与敌人近距离作战，并巩固阵地。他认为，中国士兵在意志和决心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抵抗快速机动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见蒋介石于1937年9月13日给前方指挥官的通电，收载于秦孝仪所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第50—51页）。关于更为总体的战略，见其1937年8月18日对于战略原则的没有特色的长篇声明，收载于同上书，第44—48页。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1，72；Garver,China's Wartime Diplomacy，8，均同意这些观点。
[6]Sun,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91.
[7]在上海保卫战的最初4天内，因中国的防空炮火及全国的抵抗，日本人损失了47架飞机，大部分是重型轰炸机。他们在8月31日前，只轰炸上海地区，而在此之后，来自日本的充足援军抵达了上海，使之取得了空中优势。见Hsü，The War Conduct of the Japanese，2。
[8]Pan Ling,Old Shanghai，60.
[9]同上书，第4—11页。虽然突破第八十八师防线的日本军官声称，中国人“毫无协同作战的观念”，但是他们从未怀疑过中国军队的英勇，见Ruffé，La bataille de Shanghai，第23—24页。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将日本对闸北的轰炸看成是超越文明范围的行为，见Dower,War without Mercy，第38页。
[10]李恩涵：《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第341页；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1945，第69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80—283页。
[11]Dorn,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1，76—77；Cook and Cook,Japan at War，31—32.
[12]Hsisheng-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42—43；Snow,The Battle for Asia，48—51；Coox,Year of the Tiger，18.
[13]Coble,Chinese Capitalists，3.
[14]除了少数仓库的巨大石墙能够抵挡火焰之外，整个地区都化成了废墟。见Thomasson,Prise de vuesàShanghai，第283页；亦见Shanghai in Torment，第132页。
[15]上海地区全部工业的50%被摧毁，见Coble,Chinese Capitalists，第4页。
[16]在这场战事中，机器业损失了360家企业，另有66家迁往内地，以致直到1949年之后仍未完全恢复元气，见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505。
[17]李恩涵：《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第342页。
[18]“英国商务部长估计英国产业的物质损失达50万英镑，再加上由此导致的其他损失，则总损失当为此数15—20倍。”见Clifford,Retreat from China，第69页。
[19]Finch,Shanghai and Beyond，259.亦见Hauser,Shanghai:City for Sale，313；Henriot,Le gouvernement municipal de Shanghai，324；Henriot,Shanghai，1927—1937，230。中国主要银行资产的丧失对于民族政权来说，是个重大打击。战争前夕，中国诸银行控制的资产达到5，918，350，357元，其中的5，593，794，057元落入敌方之手，只给“自由中国”留下了324，556，300元（亦即总数的5.48%）。见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第48—49页。
[20]关于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神父设立专门的避难区之事，见Finch,Shanghai and Be-yond，第263—275页。
[21]Hauser,Shanghai:City for Sale，306—307；Feng Yi,Le problème des réfugiésàShanghai（1937—1940），9.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命令其妻弟宋子文使用中国银行的基金救济上海难民，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第50页。
[22]Finch,Shanghai and Beyond，261—262；Candlin,The Breach in the Wall，301.
[23]Fu,Intellectual Resistance in Shanghai，3—4.
[24]1939年上海的丝织、面粉和棉织的生产水平高于或等于1936年。见Coble,Chinese Capi-talists，第5页。
[25]Honig,Women Cotton Mill Workers in Shanghai，27—28；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34.
[26]如1938年秋天，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见Roux,The Kuomintang and the Workers of Shanghai（1938—1948），第5页。
[27]Oakes,White Man's Folly，372—373.毋庸赘言，中国古代的贸易也十分兴旺，见Bari,Halen D.Ling，第5页。
[28]Coble,Chinese Capitalists，6；Ristaino,White Russian and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62—64；Heppner,Shanghai Refuge，42.
[29]Oakes,White Man's Folly，374；Eastman,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278.
[30]Oakes,White Man'sFolly，348—349.在1939年8月2324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以及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前，德国人每月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10万吨的货物。1940年，德—华贸易额达到970万美元，而与上海的贸易量则约占其中一半。1939年2月之前，上海对美国的出口量约为每月100万美元，而这大约相当于1937年中日开战前的2月份的出口量的一半。见RDS，89300P.R.Shanghai/125（Feb.1939），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