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珺”者，美玉也。人如其名，且一生与石结为知交，刘宝珺院士似一方天然璞玉，温润，历久弥坚。作为我国沉积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沉积动力学、岩相古地理学、层控矿床学、成岩成矿、全球变化、盆地分析等方面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这份学术成长经历的价值与意义，于我们而言犹如精金美玉，亦是无价之宝。

刘宝珺院士的学术经历丰富而沛然——如果将其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整个地质科技史背景之下，大约可以在草蛇灰线间厘出他的一条学术成长脉络。

当年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大二时撰写地学科普作品，成为当时班级唯一在公开出版物发表数篇地学专业文章的学生。他是北京地质学院培养的首批研究生，毕业论文系我国较早在岩石学方面深入探讨细碧角斑岩的著作，这成为他从学生转变为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研究人员的标志。北京地质学院助教时期，他从研究岩浆岩、变质岩改行进入冷僻、缺乏理论的沉积岩，则是他研究方向的重要转折点。纵观学术生涯，他在边陲荒漠当过地质队员，在北京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当过深受学生欢迎的教书先生，他同时以敏锐的科学眼光捕捉到国际沉积学发展脉象，通过翻译多部专业著作，成为国内当时创新性引入国际沉积学前沿理论的先驱者，提出的“沉积期后分异与成矿作用”理论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站到了国际领先行列。他是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独树一帜的学术带头人和组织管理者，致力于大力推广当代沉积动力学研究和岩相古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的“资源能源相控理论”被收录《中国百项地质调查理论》，是攀上世界地学高峰、摘取“斯潘迪亚罗夫奖”的首位中国地质学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他提出了“统一地质场”，首次把全球变化的概念引入历史地质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一个转身跨进资源环境保护领域，在历经十二年叫停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以及多个触及地方经济利益的资源开发问题上，不改丹心，无畏臧否，体现了为国为民的科学家风骨，真正担负起这个时代科学家应有的荣光与使命。

中国近代沉积地质学的穹顶之上，星斗满天，许多优秀杰出的专家学者为推动我国沉积地质科学发展和矿产资源勘探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诚实地说，刘宝珺并非是那颗天赋异禀的星辰，他的学术价值在于既富有扎实的旧经验，又具备迭代的新思想，因此能够继承前辈最核心的科学研究精髓，并沉潜钻研，进而触类旁通创造出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历久弥新。他不是我国岩相古地理图集最初的涉入者，但继承前人衣钵，创造了我国南方迄今最为系统详尽的岩相古地理图集，被国外学者誉为岩相古地理研究领域的圣经——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制作的古地理图集至今未有人能取代，这大概是对于一位科学家最有力的褒奖。刘宝珺推崇建立“引进—吸收—创造”的研究体系，以学科交叉渗透的思维形成自身科研特色，他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沉积岩石学》正是集众学科所长，成为我国近代沉积学教育进程中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著作，迄今仍被业内人士视为圭臬。此外，刘宝珺兼有学者和管理者特长，他并不囿于个体取得的多项重大科技成果，而是以迥然不同的胸襟和气度知人善任，提携后进，倡导团队的学术民主，在多个大规模科研项目协同作战中成为难能可贵的旗帜性人物。除了单纯的学术研究，刘宝珺还担任过全球沉积地质计划中国委员会主席、成都理工大学名誉校长、四川省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众多社会职务，他不担虚名，对每项工作皆恳切勤勉，壮心不已，并善于团结更多有能力的人共同深入推进工作，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例如他心存国脉民瘼，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中敢于秉直说“不”的少数人，在组织众多川内专家学者叫停西线工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精研一个人，大约要从家传、师承、教育、经历等入手；而做地质科技史的研究，必须要有对这个人物学术生涯全貌的洞见。明知这是一个无论如何穷尽探究，也无法知道永远有多远的过程，但从接受任务开始，我们视这份工作为己任，心怀对刘宝珺院士的景仰，按照“求全”和“存真”两个原则，通过尽可能广泛收集与院士相关的重要资料，从陌生无序的材料片段中抽出清晰理性的线索，建立具有因果关系的逻辑链条，形成撰写研究报告的核心支撑。

2015年5月，成都理工大学正式领命刘宝珺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11月，刘宝珺院士与中国科协签订“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任务书”。学校成立了由校党委宣传部牵头，档案馆、沉积研究院相关单位人员参与的采集小组，并邀请与刘院士多年工作关系密切的张锦泉教授担任学术顾问。时年八十四岁的刘宝珺院士身体硬朗，谈吐妙趣横生，且记忆力惊人，对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采集小组决定以刘宝珺院士的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重点采集反映刘宝珺院士的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师承关系、工作经历、科研活动、学术成果和学术交流中的关键节点、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以及各阶段的政治历史社会背景、学科发展脉络。内容包括口述资料、实物资料、音像资料三大类。

采集小组拟定了三四万字的详细访谈提纲，完成了对刘宝珺院士本人的十二次集中对话式访谈，获得访谈音视频一千二百多分钟，整理访谈稿二十多万字。此外的间接访谈同步推进，涵盖刘宝珺院士家人、同学、朋友、同事、弟子、同好等三十二人，撰写访谈提纲两万多字，获得访谈音视频一千七百多分钟，访谈整理文稿约三十万字，为研究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支撑。

刘宝珺自1958年入川以来就一直生活在成都，这为实物资料的采集带来了极大便利。采集小组先后在成都理工大学档案馆、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档案室、四川省科协档案室、四川省老科学家技术协会以及院士办公室获得一系列与刘宝珺生活、教学、科研、学术成果、社会服务、行政管理相关的重要原始资料——这场“地毯式搜索”获取了刘院士近四十年的珍贵实物，对进一步深入了解刘院士的学术成长脉络，以及其后转入资源环境保护领域情况意义重大。

此后采集小组两次北上，实地走访了天津南开中学、天津市第三中学、天津市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档案馆、中国科学院学部档案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档案馆、山东科技大学等留下院士生活、求学、工作足迹的地方，获得了刘宝珺的初中成绩表、南开课程表、清华大学学籍卡、研究生毕业论文、院士推荐表等材料。

因为“求全”与“存真”，采集项目的工作体量越滚越大，庞大的数字背后是结结实实下的苦功夫。刘宝珺院士对采集工作的意义有深入的了解，他积极配合口述访谈，数次邀请采集小组成员到家中做客，翻箱倒柜找出了大量实物，并悉数捐赠。其中有大量的院士青年时代具有纪念意义的老照片、与国外同行专家的往来书信等资料。

通过两年多的上下求索，采集小组形成实物资料采集包括传记、证书证章、信件、手稿、学术著作、报道、照片等十二大类共七百余件，编写了四十多万字的资料长编，形成了两万多字的年表。一个风骨与真容更加生动的刘宝珺徐徐呈现在我们眼前。

仰之愈高，则探之愈精。随着研究工作向更深处掘进，采集小组感受到传记写作，尤其是以学术为主线，对一个历经山河岁月仍温润如玉的老科学家进行深刻洞察，现实困难不少。

其一，刘宝珺院士虽慷慨捐出多件与学术成长相关的实物资料，但由于数次搬家，此去经年的大量具有重要学术史料价值的讲稿、论文论著手稿及往来信件均未保存。此外，院士所从事的地质科学研究涉及的野外地质工作记录本已纳入相关部门档案，这给我们研究传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科研工作的心路历程，以及如何从一个时代跨向另一个时代带来诸多困难。

其二，刘宝珺院士记忆力超强，对许多人名以及背后的典故如数家珍，但也有些事情毕竟时隔苍茫数年，完全回溯到过去，然后再一路顺流而下，这对于一个八旬老人来说确是有点困难。面对历史事件的模糊处,尤其是要在细微之处寻得真章，是我们在传记中下苦功夫的地方。

其三，刘宝珺院士虽是一介书生，但心中盛满家国情怀。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担任多个重要社会职务，将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视为自己的志业。因此期间涉及的人物、事件（尤其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成果以及社会评价头绪驳杂，情节繁复，而且还有各种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毀，信息的采集分析、筛选提炼难度极大——这几乎意味着跳出沉积学，重新启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们深有一叶扁舟惶恐进入另一个烟波浩渺的湖海之感。

其四，研究团队几乎都是文科出身，许多专业领域的知识是写作过程中需要克服和突破的难点。要跨学科了解地质学、沉积岩石学以及世界地质科学发展近百年历史，纵有一腔热血一番孤勇，但也很难啃动那些如同天书一样的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但如若不去死磕，不去逼迫自己奋力抵达认知的极限，研究报告也绝不能完成。

其五，采集工程对传记写作有特殊的要求。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研究报告要求“句句要有出处，字字需要考证”，仅知晓一个大概，几乎等同于“什么都说了，而什么也都没说”。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求全”“存真”不仅是资料的多寡虚实，更是工作态度和方法上的严谨严格，实事求是，但求甚解，格物致知。

困难不一而足，但采集小组始终坚持围绕学术与成长两个关键词，绝不斧凿拼凑，坚持以内容翔实、信息准确为原则，尽力找到科学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平衡。力图通过此研究报告，一方面系统而完整地呈现刘宝珺院士的学术成长道路，让世人了解一个沉积地质科学家是如何炼成的，另一方面通过集结刘院士在沉积学领域所做的研究贡献，以窥得世界以及中国沉积学近百年发展的历史脉络。

传记以时间为序，共九章，外加导言和结语。科学之路从无坦途，全书通过还原刘宝珺院士为国为民的沉积一生，去贴近并探寻他追求科学真理，“上下求索”的精神源泉。

第一章介绍刘宝珺的身世家学。他生于内忧外患、国运维艰之时，幼时旧式大家族的生活背景，使他在诗书礼乐中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初乳”，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启蒙教育，使其具备了中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视野胸襟。世家子弟，多浸淫各种爱好且旁逸斜出，他在父母言传身教之下，读四书，临字帖，画素描，习武术，赏曲艺，弹乐器，念英语，打篮球……在各种兴趣爱好中培养了自身的文化品鉴和精神审美，这与中国传统士人所倡导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君子人格一脉相承。

第二章以他天津时期求学为背景。彼时局势动荡，家道中落，刘宝珺幸得祖荫庇护，加之自己勤奋好学，考入天津私立南开高中。南开名师云集，学术思想活跃，尤其倡导抗日爱国，“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则体现出培养德才兼备者的煌煌气象。这个阶段刘宝珺打下了科学研究的扎实根基，进一步激发了他爱国报国的理想情怀，他的才华志趣也得到更加丰富生动的展示。

第三章叙述他大学本科学习。1950年夏，刘宝珺适国家建设之需，以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地质系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园，从此走上了地质科学事业的不平凡道路。在全国院校调整的洪流之下，大三的他转入北京地质学院学习。这三年求学时光，使他涵养了适应环境、辨识是非的大局观，形成了独立思考，认识、分析并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化基础，同时熟练掌握英俄等多门外语，逐步形成了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的开放视野。

第四章介绍了他工作及学习深造经历。1953年，他作为北京地质学院首届毕业生被分配至西北边陲的地质队，一年后被推荐考取北京地质学院岩石学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期间，他跟随名师，逐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矿床地质勘探及岩石学知识体系。1956年留校任教后，与中苏综合地质考察队深入祁连山腹地，为解放后我国首次规模空前的地质构造及矿产调查研究做出贡献。北京地质学院执教期间，刘宝珺服从组织安排，将研究方向从岩浆岩、变质岩转为冷僻、缺乏理论的沉积岩，完成了他学术研究方向的重大转折。

第五章主要叙述他辗转至成都地质学院的情况。二十余年，他在巴蜀历经时代风雨，但以惊人的毅力沉潜学问，抓住国际沉积学理论发展的重大机遇，成为国内较早地将国际沉积学理论用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学者，提出的“沉积期后分异作用和成矿作用”的理论，促进了岩相控矿的新的矿床成因理论的研究和普及，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沉积岩石学》代表了我国最新研究水平。从“白专”到学术执牛耳者，他开始在沉积学领域大展宏图。

第六章到第七章，是刘宝珺出任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所长后所取得的个人和集体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阶段是他学术思想最成熟的重要阶段，他牵头主持了如“七五”“南古项目”等几项全国性的重大科研项目，将学科热点研究和国家找矿资源应用进行了有效结合，实现了个人为主的科学研究方式到集体科研方式的阶段性跨越，对成矿所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所倡导的学术思想对我国沉积学人才的培养以及梯队的建设价值深远。

第八章到第九章，重点叙述刘宝珺从九十年代转战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通过各个事例切片以及弟子回忆，向世人展示一个老科学家心怀吾国吾民，功成而弗居，如何从小我的科研板块中跳脱出来，以更高的责任价值去坚持和捍卫科学的真理。

在此次工作中，我们采集到了刘宝珺院士在清华求学时以“璋瑢”为笔名发表在《科学大众》上的科普文章，研究生阶段在北京地质学院发表的三篇论文， 1955年至1965年间工作学习手稿，七十年代撰写的一系列有关成岩作用、成矿作用、沉积物质来源、层控矿床、沉积期后分异学说、矿床作用、层控矿床等八份研究手稿，在全国推广岩相古地理的《岩相古地理基本知识》电教片，具有代表性的《沉积岩石学》教材，以及《刘宝珺论文集》《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图集（震旦纪-三叠纪）》等著作；此外还有《探幽缩微绘沧桑——刘宝珺地质工作六十年》画册、《中国地质调查院士传记》《地苑赤子——中国地质大学院士传略》《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等传记资料。这些踏破铁鞋所获得的重要资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刘宝珺院士学术成长历程、创造性科研贡献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采集小组在此过程不断求教于刘院士本人以及张锦泉教授等沉积学专业人士，加强科研思维的训练和锻造。通过定期召开碰头会，深入挖掘对刘宝珺学术成长起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关键因素，讨论传记总体框架、完善写作大纲，反复推敲章节内容、仔细查证相关背景信息，去尽力还原历史细节。在岩相古地理章节遭遇写作瓶颈时，幸得刘院士躬身为该章节拟写大纲、罗列重要事件时间点，并审校传记全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读毕全书后，刘院士亲笔撰文，称该书：“叙述了我个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实际上也了解了百年来国家社会的发展，我国地质矿业发展，尤其是沉积地质学的发展，这一点该书写得特别精彩。”

学术成长传记的撰写是一项极其艰苦且煎熬的工作。但越与刘院士相处久长，越从他身上获得了一种岁月加持的力量，越对敬重诸事、求取甚解有笃定的信仰。写到后期几乎有种慨当以慷的感觉，“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如果说科学是硬心肠的，技术是冷冰冰的，那么采集工作则是有温度的。它用人文思想将二者缝合起来，为世人留一份经得起光阴考验的科学精神财富。我们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是获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