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业化之前的繁荣

到了18世纪，欧洲的技术前沿已得到极大拓展，然而这种拓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所产生的影响仍颇具争议。格里高利·克拉克甚至认为“公元前8000年的消费者们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包括肉类）和更大的空间，就能轻易享受到1800年英国工人们梦寐以求的那种生活方式”。1

对熟悉简·奥斯汀所描写的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人来说，无疑有一些人享受到了远优于狩猎采集者们的生活方式。在1811年的《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中，布兰登上校（Colonel Brandon）提到一个年收入300英镑的教区长时说：“这个小小的教区长能让费拉斯先生成为一个舒服的单身汉，却没法让他结婚。”2当时一般农场工人的年收入大约是费拉斯先生的十分之一，但费拉斯先生仍然没有娶到妻子。为了更明确地理解费拉斯先生的收入，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在《理智与情感》出版的同一年，第五代德文郡公爵的继承人、哈廷顿侯爵威廉·斯宾塞·卡文迪许（William Spencer Cavendish）成年了。第六代公爵继承的财产包括四处房产：位于德比郡的查茨沃斯庄园和哈德威克厅、位于约克郡的博尔顿修道院和位于爱尔兰南部的利斯莫尔城堡。他在伦敦还有三处宅邸：奇斯维克庄园、伯灵顿宫和德文郡庄园。他的房产由爱尔兰和英国的八个郡的土地来支撑，年收入7万英镑。3这些观察性证据表明的极端收入差距也得到了统计数据的证实。1801年，收入最高的那5%的英国人年收入占据了全国家庭总收入（按实际价值计算）的三分之一以上，到1867年甚至还略有提高。4那一年历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在参观了上议院后评论道：“在场同僚们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巨大财富——最多每年有30万英镑。贝德福德公爵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是22万英镑，里士满公爵仅土地就有30万英亩。威斯敏斯特侯爵是整个伦敦地区的大地主，如果现在的长期租约到期，他每年将获得100万英镑的收入。”5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平等现象？首先要指出的是，富裕贵族们（比如德文郡公爵和威斯敏斯特侯爵）的收入来自土地资本而非劳动。在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资本是产生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估计，1810年英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80%以上的财富。6他们的财富大多来自土地。国民财富大约是国家收入的七倍，农业用地就占了国家财富的一半左右。7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农业这项重要的技术，地主阶级的财富就将不复存在。没有农业，18世纪的英国将不可能出现地主阶级。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变革带来的福利，在约1万年后的18世纪仍影响着人类社会。这一事实表明，虽然技术变革已历经数千年，经济生活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大部分人仍在家庭生产体系的农场中工作，这表明劳动力取代技术寥寥无几。虽然中产阶级逐渐出现，但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获得仍来自土地。

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不存在财富，也没有不平等。不平等的时代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变革而开始。相比于之前的采集狩猎时代，接下来的时期只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短暂篇章。如上所述，缺少储存肉类的技术，即时食用就不可避免，人们也无法大量储存剩余粮食。农业发明后，人们才能够储存食物、拥有土地，积累大量个人财富——这反过来促进了财产所有权概念和保护这些权利的政治机构的出现。当然，史前时代没有关于第一批政治机构的诞生情况的任何记录。但在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一种封建体系，这显然建立在农民用劳动换取骑士的保护这种交换关系之上。早期政权的建立可能遵循了与此类似的模式。政权提供了稳定，但代价就是不平等。8从公元前1500年迈锡尼的希腊墓葬中出土的骷髅来看，王室成员的骨架比普通人的骨架高2—3英寸，牙齿基本上也更好，这说明王室成员摄取的营养更好。公元1000年左右的智利木乃伊提供了更多证据。从展出的木乃伊来看，精英阶层由疾病造成的骨骼损伤的比例要比其他人低得多。此外还有一些显著的财富特征，如装饰品和金发夹。9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政治上的不平等源于农业的发明，这一观念似乎可以站得住脚。10

当然，如果普通人也能从农业生产中获利，不平等的代价可能就会很低。因此考古学要探究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农业对普通人富裕繁荣的影响。虽然关于前工业时代生活水平的数据仍然很少，但食物消耗显然构成了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人的身高由基因决定，但人口身高反映了人们的食物消耗模式。基于这一直觉，考古学家们经常通过身高来推测人们摄取的食物量。11特别是在一些非常贫困的社会，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食物的需求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身高就是反映食物消耗的合理指标。除了身高，人类学家也关注多种健康指标（包括骨骼和牙齿特征），这些指标有时候会提供另一些状况。但总的来说，已有的证据表明，随着新石器时代之后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下降了。

一直以来，人们相信农业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农业减轻了人类为寻找食物而不断迁徙的负担。但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大量数据表明，人们对农业生活方式的理想看法是一场误会。人们对从采集转向以农业来勉强维持生活的社会展开研究发现，这种转变与个子更矮、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营养不良情况的增加有关。比如人类学家乔治·阿米拉戈斯（George Armelagos）和马克·科恩（Mark Cohen）记录了21个向农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其中有19个社会的健康状况恶化了。12另一位人类学家克拉克·斯宾塞·拉森（Clark Spencer Larsen）在综观已有的资料证据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随着农业的推广，人们整体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而这点可以从各种骨骼和牙齿的病理状况得到印证。13虽然之后又有一些研究，但阿米拉戈斯和其他合著者们最近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来。他们发现从事农业与成年人身高的下降及整体健康状况的恶化有关。他们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在不同的大陆，当农业得到推广，人们的身高普遍变矮了。14有证据表明狩猎采集者们的饮食更加多样，而从事农业以后人们食用食物的种类减少了，这种情况导致了某些必需营养素的缺乏。阿米拉戈斯的发现与这些证据相吻合。15

农业出现后人们的生活条件反而变差了，这一事实让许多经济学家、人类学家以及考古学家感到困惑。为什么狩猎采集者会愿意将他们的生活转变为《共产党宣言》描述的那种“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idiocy of rural life）呢？16随着冰河时代即将结束，狩猎采集者的人口密度逐渐变大，人口压力增加，搜寻食物变得更加困难，这当然可能是人们从事农业的原因之一。17比如生态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如果必须在限制人口和增加食物产量之间做选择，我们选择了后者，结果导致了饥荒、战争和暴政”。18实际的因果关系可能相反。另一种理论认为，生产率更高只会带来更多的人口，人均收入却不会增加。人们之所以从事农业，是因为它在技术上更先进，在初期能带来大部分人收入的提高。但农业时代到来后，妈妈们不再需要带着孩子寻找食物，生养多个孩子的成本便降低了。更高的收入能供养更多的人口，人口数量因此而激增，抵消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当然，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因果关系发展方向。两种解释很可能都有道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随着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人口数量猛涨。狩猎采集者的人口密度极少超过每平方英里一个人，通常还会更低，但农民的平均人口密度是前者的40—60倍。19

人口诅咒

更好的技术只会带来更多的人口这一观点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它也解释了为何大部分人类历史都处于增长停滞的状态。正如农业的推广一样，促进生产率的每种发明的传播只会带来人口增长。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的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构成了这一直觉的思想基础。这一模型描述了一种有机社会，在那里主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同样主宰着所有动物社会。人类和动物的种群规模取决于可消费的资源有多少。马尔萨斯人口模型认为，从长远来看，人们的收入（以及可供消费的资源）是由生育率和死亡率决定的。生育率越高，人口越多，每个人享有的资源份额就越少。相反，如果疾病或干旱导致死亡率上升，剩下来的人就能获得更大比例的资源。因此，即使前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具有累积意义，但技术推广过程缓慢，意味着它们无法带来收入的持续增长。由于人口调整需要时间，技术发展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收入的提高。但从长远来看，收入提高会使死亡率降低；而当出生率开始超过死亡率，人口就会开始增长。最终，技术迈上更高平台的唯一结果就是人口增长。当人们的收入退回到只能维持生计的水平，人口增长就会停止。20

许多历史学家评论道，这一理论一经马尔萨斯提出就迅速过时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英国终于打破了工资铁律，逃离了马尔萨斯陷阱。21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仍相信前工业世界陷入了恶性循环，人口负反馈阻碍了人均收入的增长。22这一观点可能有些道理，但若认为马尔萨斯人口模型适用于所有前工业社会，那就太牵强了。首先，实证研究表明前工业时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波动主要并不是由报酬的变化造成的，至少在16世纪前不是。23其次，工业革命之前有些地方已经实现了收入的持续增长。24虽然中世纪末之前反映工资的数据很少，但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在公元301年颁布的关于最高价格的法令就包括了规定罗马人工资的信息。在戴克里先公布的收入明细表的基础上，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做出估计，罗马一般的非技术型工人收入大约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与他们在18世纪欧洲、亚洲中南部的同行们差不多。25但在公元1500年之前，英国和荷兰就与西欧其他国家及整个世界出现了小的分化。截至1775年，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劳动者的收入已经领先于他们的同行了（图3）。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最新修订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500年以前绝大部分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几乎都保持停滞，但此后英国和荷兰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6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1990年的700国际元）并不比1世纪拜占庭和埃及的人均收入高，而只是略高于1世纪的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的人均收入（相当于1990年的600国际元）。在公元1—18世纪间，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一直到13世纪，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和英国、荷兰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相当于1990年的900国际元）。但随着1348年腺鼠疫（俗称黑死病）的暴发，欧洲人口死亡了30%—50%，它造成了人口的长期下降态势。之后英国和荷兰的人均收入开始快速增长。27但我们不应夸大这种增长，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缩减的结果。在英国，随着人口增长的回升，1400—1500年间人均收入略有下降。但在1500年后，英国和荷兰的人均收入几乎翻倍，在1800年分别达到2200国际元和2609国际元（以1990年的价格计）。与此同时，包括比利时、德国、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在内的欧洲其他地方没有明显增长。我们当然无法确认这些估算是否正确，但对收入数据和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的估算得出的结论十分相似，这表明在1500—1800年，欧洲各国遵循着不同的经济发展轨迹。

发现的时代

然而，1500年以后收入的增长与取代技术几乎没有关系。如果说马尔萨斯模型为1500年以前的经济生活提供了合理的粗略估计，那么英国和荷兰在接下来两个世纪的情况则更符合亚当·斯密的直觉。由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探索所开创的地理大发现带来了持续的斯密型增长。跨大陆的贸易出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新商品开始为人们所发现并消费：来自殖民地的货物（糖、香料、茶叶、烟草以及大米，等等）被船只从曾经不为人知的地方运来。虽然关于国际贸易的兴起的实证论据比较稀缺，但1622—1700年的数据显示英国的货物进出口量翻了一番。航运的迅速扩张同样表明贸易的重要性正在上升。从1470年至19世纪初，西欧的商船数量增长了七倍。28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殖民地货物和其他进口物品，人们开始喝更多（加糖的）茶，买更多奢华的衣服，向饮食中加入新的香料。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场创造了新欲望的消费革命，它激励着人们更加努力工作，来获得更多新的殖民地商品。29

在供给方面，贸易的激增推动了工业发展。许多英国商人借用贸易扩张建造了第一批工厂。30虽然中世纪传统工艺主要为本地市场制作商品，但日益壮大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商人阶级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出现，制造商品并出口到英国其他地区和外国。经济史学家富兰克林·门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将这一过程命名为“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31统计信息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行业的重要性。1688年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出版了著名的关于英国的状况和条件的著作后，历史学家们长期都在争论为何英国的贸易经济没有反映在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据中。据金推测，大约只有8%的劳动者是商人或工匠。但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森（Jeffery Williamson）的修订版著作表明商人和工匠的实际数量可能要比这一数据大得多：商人、店主和工匠的数量高达38.4万人，约占所有劳动人口的28%。尽管农业仍是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但前工业时代的英国经济是很有活力的。32

虽然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经济奇迹的时代，但大量可用证据表明英国经济在不断增长。麦迪森估计1500—1800年英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22%。33虽然以1990年的价格来估计前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大量假设，但基于其他数据来源的方法也得出了相似的经济增长率数据。34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不会被支撑这些预测的假设所说服，但是很显然，18世纪的作家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英国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因小说《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而广为人知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他周游前工业时代的英国的时候做了大量的记录。在1724年出版的《不列颠全岛纪游》（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中，他注意到：“劳动昂贵，工资高昂。如今已没有人为面包和水而工作，我们的劳动者不用在路上工作，喝小溪中的水了。因此，尽管我们很富有，但要建造罗马人几乎毫不费力修建的那些大厦、堤道、高架渠、线路、城堡、防御工事和其他公共建筑，仍会耗尽整个国家的财力。”35他并不是18世纪唯一一位为英国的财富感到震惊的观察者。斯密对北美洲的描述是：“〔虽然〕北美还不像英格兰那么富有，但劳动者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在大家庭中，众多的孩子非但不是负担，反而是父母们富裕和繁荣的来源。”18世纪的英国人比前几代人更为富裕，斯密的论述也佐证了这一事实：“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者的年产量……比一个世纪前那少得可怜的产量要多得多。查理二世复辟时，英国土地和劳动力的年产量肯定比我们估计的约100年前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产量大得多。”36

显而易见，虽然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景象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经济现实，地主阶级的财富让工业资本相形见绌，但经济生活正发生改变。37在整个18世纪，土地在财富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下降，与新兴的商业、制造业阶层有关的工作岗位开始大量出现，用笛福的话来说就是“中等阶级的人们经商致富”。38英国的经济结构在很多方面仍是新石器时代变革的遗产，但国际贸易的同时兴起意味着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人群占比越来越高。此外，由于商业资产阶级（commercial bourgeoisie）的生育率首次高过穷人，中产阶级迅速扩大，而任何社会流动都倾向于向下而非向上。39资产阶级的壮大对后续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资产阶级家庭从事的职业要求他们掌握技能，而不是将所有时间花在奢侈的休闲活动上。相比之下，地主家庭能依靠从资本中获得的收入来培养精致的休闲和文学品味。斯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心理和能力上的差异，他认为“商人们惯于把钱花在有利可图的活动上，而普通乡绅习惯消费享受”。40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方面的投资由他们对孩子将来的职业期望所决定，因此资产阶级的职业道德通常随着“资本主义精神”（“spirit of capitalism”）被有效地传给了下一代。41

经济史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总结的“资产阶级的美德”包括节俭、正直和勤勉。42这些美德帮助他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连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都提到了这一阶层的特殊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远超埃及金字塔、罗马高架渠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43事实上，工业革命时期的领军人物通常都来自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商业和工业活动中的家庭。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开创性地汇编了226名大工业公司创始人的信息，这些人的父辈的职业都为人所知。克鲁泽发现有些人有着绅士家庭或工人阶级背景，但这些人里超过70%来自资产阶级家庭，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从事商业贸易以获取财富。44因此，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新世界的发现就已开始，这一直觉是站得住脚的。

然而，前工业时代英国的经济活力不应被夸大。虽然到1700年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有所下降，小规模工业的出现让英国贸易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前，农业和制造业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区别。那时出现的乡村工业是一种典型的淡季活动。许多生活在内陆的工人既是农民又是制造业从业者。冬季农活不多的时候，他们开始纺织。笛福描述过一幅景象：制造业从业者用一匹马给纺织工人运送食物和羊毛，用另一匹马运送布匹到市场出售；牛就在他家周围的土地上吃草。45虽然农业不是他的主业，但他的生计的一部分来自土地，这可以保障他的独立。在这个“家庭体系”（“domestic system”）中，家庭、农场和工场没有明显的区别。在18世纪初的英国，某些时候只有大约30%的工人挣得工钱。绝大部分人依旧是个体经营者，这意味着乡村产业主要由小作坊构成，即使是挣得工钱的工人也大多在自己的家中工作。“家庭体系”盛行，这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制造业仍然是（用克鲁泽的话来说）“没有工业家的工业”。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