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没能以史为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对此感到疑惑。在历史上，当有一批人发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机器的威胁，技术进步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们现在生活在另一段劳动力被取代的进程中，反抗似乎正在迫近。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85%的美国人支持限制机器人兴起的政策。1杨安泽（Andrew Yang）声明他将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他的竞选意在避免人们的工作被自动化所取代。2人们的担忧不难理解。在人工智能（AI）、机器人、机器视觉、传感器等技术的帮助下，许许多多在几年前只能由人类完成的工作现在都能由计算机完成了。实现自动化已不再需要自上而下的编程。在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机可以自主学习。在计算机领域，曾经遥不可及的事情如今已成现实。

2013年9月，我和我在牛津的朋友兼同事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一起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预测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工作的潜在影响。我们发现，美国47%的工作岗位最终很可能被自动化所取代。3几个月后，我受邀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当时的出席者阵容相当豪华：一位前总理、一位财政大臣和几位劳工部长。在我演讲后，观众席中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我们就叫他比尔吧）来到我身旁，不屑一顾地说：“这不就是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吗？……那时机器不也取代了工人的工作？”比尔说的当然没错，但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才意识到他说得非常正确，现在和当时并无二致。一些岗位会消失，但人们也会和以前一样找到新的工作——因此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不幸的是他只说对了一半。

正如比尔所言，工业革命带来的长远经济利益是毋庸置疑的。1750年以前，全世界的人均收入每隔6000年才翻一番，1750年以后每50年就翻一番。4但是工业化进程本身又得另当别论了。经济史学家们仍在争论工业革命给劳动者带来的痛苦是否值得——它对后人来说当然是值得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要是工业世界从未到来，当时的许多劳动者（他们眼看着自身技能过时、赖以生存的生计消失）的生活会更好。机械化工厂代替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体系，传统中等收入工作机会消失，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利润飙升，最终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听起来很熟悉？没错，到目前为止，从经济角度来看，自动化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早期工业化的镜像而已。普通人要经过半个多世纪才能意识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好处。因而毫不奇怪，随着许多人生计日渐窘迫，反对机器的呼声此起彼伏。所谓的卢德主义者愤而反抗机械化，尽其所能地进行抗争。如果现在发生的一切“仅仅是”另一场工业革命，那我们就该有所戒备了。

本书要表达的观点很直白：技术进步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决定了人们对它的态度。经济学家们从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和取代技术（replacing technology）的角度考虑进步。5望远镜发明后，天文学家能够凝望木星的卫星，这并没有造成劳动者大量失业，反而让我们能够完成一些新的、之前无法想象的工作。动力织机（power loom）则相反，它取代了手工纺织工人的现有工作。纺织工人发现他们的收入受到了威胁，之后奋起反抗。因此当技术以资本的形式取代了工人时，人们更有可能反抗。每项技术的推广都是人为决定的，如果人们会因此失去工作，它就不会一帆风顺。进步并非无可避免，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不可取的。人们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允许技术创新蓬勃发展，但并没有根本的理由来解释为何一定要这样。正如我们将了解到的，历史记载表明，对技术的接受与否取决于受其影响的那些人是否从中获利。取代工作的技术变革经常会带来社会动乱，有时候甚至反噬自身。从这方面看，随着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革命而兴起的自动化时代，与机械化工厂大量取代中等收入工匠的工业革命时代是相似的。和当时一样，如今中等收入工作岗位已被机器取代，许多人被迫从事收入更低的工作，甚至退出劳动力大军。

本书将大量技术经济学文献和对技术变革的历史叙述与常见评论结合起来，由此来了解数世纪以来人们对待技术的态度。虽然本书心忧未来，但不试图预测未来。预言家也许能预知将来，但经济学家不能。本书目的在于从历史中总结观点。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打趣道：“你向后看得越久，就能向前看得越远。”6因此，向前看之前，我们应该先向后看。工业革命极其重要，但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的巨大后果。我们如今正处在另一场技术变革中，幸运的是我们这次能够以史为鉴。比尔认为我们的研究是卢德主义的，因而对其予以拒绝。确实，经常有人将工业革命与现在对比，以此来说明卢德主义者阻挡机械化工厂扩张的做法是错误的。正是那些情感强过理智的工匠们所反对的机器给普通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人们都是这么说的。这种表述是对长期历史的准确描述，但人们的寿命没有那么长。有三代英国工人的境况随着技术创造力的迅猛发展而变糟。那些失败者并没有活到今天见证这种巨大的繁荣。卢德主义者们是对的，但是后人们仍可以庆幸他们没能如愿以偿。历史是在短期内创造的，因为我们在今天做的决定最终会产生长远影响。如果卢德主义者们成功中止了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就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如果它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生，我们的经济生活就可能仍和1700年保持一致。

这就引出了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取代型技术的发展是否受阻，取决于谁会从中获利和政治权力的社会分布情况。在工业革命期间，卢德主义者和其他组织都尽其所能地阻挡劳动取代型技术的扩张。但他们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政治影响力。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见到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原因之一在于，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机械化中获利的人同时拥有政治权力。土地财富霸权受到商人们的流动财富的挑战。商人们形成了新的工业阶级，其政治影响力逐渐提高。7机械化工厂对英国在贸易中取得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因而是商人实现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这些财富并不会受到政府的侵害。但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有关这种进程的政治观点是，在技术取代劳动一事上，统治阶级不仅得不到多少好处，反而会有很多损失。他们害怕愤怒的工人会反抗政府。例如在17世纪的欧洲，手工业行会是一股正在崛起的政治力量。他们激烈地反抗威胁生计的技术。欧洲各国政府因为害怕发生社会骚乱，通常会选择支持行会。结果，人们很少有经济动机去投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labor-saving technology，或省力技术）。由于机械化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收入，从而造成社会动乱，甚至可能威胁政治现状，因此统治阶级会尽可能地对其加以限制。

经济增长停滞了数千年，原因之一就是整个世界陷入了技术陷阱之中。因为害怕取代劳动力的技术破坏稳定，它一直受到严格限制。在21世纪，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可能重新陷入技术陷阱吗？虽然不太可能，但和四年前我开始写这本书时相比，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了。为了减缓自动化的步伐，有人提议向机器人征税，这已成为大西洋两岸公众辩论的焦点。与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形不同，如今发达国家的工人们比当时的卢德主义者拥有更多政治权力。在美国，如今绝大部分人都支持限制这类技术发展的政策——杨安泽已经开始利用人们对自动化日渐增长的焦虑了。他担心技术所带有的那种可引发混乱的力量可能引发另一次卢德主义反抗的浪潮：“只需要引入自动驾驶汽车，你就可以破坏社会的稳定……我们将有100万卡车司机失业，其中94%是男性，平均受教育水平是高中毕业或者读过一年大学。这一项创新就足够造成街头骚乱了。现在我们还要对零售员、电话中心接线员、快餐店员、保险公司员工、会计公司员工做同样的事情。”8

这并不是宿命论或悲观主义。当然，并不是说如果放缓技术进步的步伐或限制自动化发展，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工业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的开始，从长远来看这场变革造福了每一个人。人工智能系统也有同样的潜质，但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把握当下。如果我们努力去理解未来的挑战，而不是秉持着长远来看每个人都会获益的想法而对其避而不谈，那么我们将更有能力来决定结果。杨安泽很可能无法当选总统，但正如观察家拉娜·弗洛哈（Rana Foorohar）所说，自动化可能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话题。9现在民粹分子在反对全球化，除非我们去处理这个问题，否则我们也应该担心他们可能轻而易举地利用人们对自动化的焦虑。幸运的是，本书在不遗余力地推介自动化时代和工业革命的诸多相似之处的同时，也发现了二者的许多不同。但我们对当前时代的迷恋、对新技术带来的许诺与危险的关注，常常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体验是全新的。但是透过人类历史的悠久镜头，我们发现这不大可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