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自从第一个总统任期以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与媒体的关系就开始每况愈下。在1933年那段蜜月期里，这位刚刚宣誓上任的总统凭借着一套友善而亲切的举动，成功获得了记者们的信任——他对记者们直呼其名，拿些琐碎小事插科打诨，给他们写生日贺卡，还会邀请他们的全家人来白宫做客。他每周两次的新闻发布会也充满了畅所欲言和宽松随意的氛围。记者们如果来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则会受到那个热情而不失庄重，穿着略有褶皱的整齐西装，坐在大办公桌后轮椅里的总统先生的热情欢迎。他常常会抽着一根烟，袖子上有时还会沾上一点烟灰。对于记者们的提问，他一直是有问必答，而且是脱口而出，不拘一格。和他在一起，气氛总是轻松而愉快。比如有时候罗斯福总统会指出某位记者貌似宿醉未醒，还问屋里的其他人怎么看；他还可能会向管安保的人详细询问某位记者是否接受过搜身检查。有时候总统还会以老师在课堂上教育差生的口吻对记者说：“不，我亲爱的孩子，你全错了。”听问题时，他滑稽地半张着嘴，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脸上则带着卓别林式的夸张，惊喜，困惑，继而警觉。然后他就紧盯着头顶天花板上的石膏总统纹章，深吸一口气，胸部挺起，再长长呼出，琢磨该怎么回答。他的搞笑样子令记者们忍俊不禁。

总统也不总是直面问题——有时拐弯抹角，有时避而不谈。但他对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提问和不按规矩的往来交锋却也并不介意。白宫的速记员们记录了他在998次发布会上说的每一个字，包括每次开场时的寒暄和玩笑。这些记录多达数千页，在纽约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档案馆里占据了超过11万立方厘米的空间。

然而到了1941年，也就是他第三任期的第一年，虽然那些热情和智慧的光芒仍会不时闪现，但是出入白宫的记者们却比数年前更强烈地觉得罗斯福反复无常、易怒，甚至有些难以捉摸，认为他现在成了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有一次他刚刚用他那著名的笑容活跃了屋里的气氛，下个瞬间便又回到了沉闷和攻讦的泥潭。罗斯福总统本身并不喜欢吼叫，甚至也不喜欢大声说话，但他即便是在开玩笑和打趣时也无不透露着怨妇式的情绪。如果他对记者提出的问题感到反感，则随时会恶语相向。根据美联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的说法，总统“时而如同第三大街的流浪画家那样粗鲁凶暴，时而又变得极富魅力、和善，讨人喜欢。这仅仅取决于问题，提出问题的人，以及罗斯福先生当天早晨起床时的心情”。

为了反驳独立撰稿人写的“报道”，他会拿出律师参加庭审时的劲头来吹毛求疵。罗斯福绝不会忍受那些诸如“谬误”或者“不准确”之类委婉的提法，而是直接指责那些独立撰稿人是在“胡扯”——如果这还不够到位的话，那就改成“显然胡扯”或者“绝对胡扯”。这“胡扯”（lie）一词直指撰稿人属于动机恶劣而绝对不是无心之失，这也正是总统想要的效果。为了打压报界向“评论性刊物”转型的趋势，他武断地声称报纸不应当承担新闻解读和批评的职责，即便是社论也不行。至于那些不隶属于报社的自由专栏作家，罗斯福总统则说他们是“社会上的毒瘤”。这些人总是追逐各种小道消息——罗斯福形容这都是“捕风捉影”——而且把那些小道消息当成新闻四处乱发。当时读者最广泛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被罗斯福称为“老骗子”。

在1939年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提及罗斯福总统试图绕过国会的限制将武器运往欧洲时，他立即长篇大论回骂了开来：“美国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读到和听到的东西……都是胡说，胡——说，胡说；这些人利用了美国人的无知、偏见和恐惧，他们这样做，根本不配称为美国人。”

当被问到他是否相信那些反对派的报刊是在蓄意误导读者时，罗斯福反问道：

“我该怎么说呢？是委婉地说还是直截了当？”

“直截了当。”一个记者答道。

“他们是故意胡扯。”

他每天早上会阅读四五份报纸，通常是躺在床上读。罗斯福其实是个很虔诚的人，很少说粗话，但是这些早报常常会让他心生怒火，骂一句“见鬼”（damn），严重时候则是“活见鬼”（goddamn）。当他读报的时候，他的脸色会变得阴沉，下巴会僵直，眼中闪出愤怒的火花。他有时会把冒犯他的文章从报纸上撕下来，带到椭圆形办公室，再扔到新闻秘书史蒂夫·T.厄尔利的手里，然后抱怨道：“见鬼，这从头到尾都是在胡扯。”他开始确信绝大部分美国报刊——他常常说这个比例是85%——都只是寡头政治斗争的喉舌。罗斯福曾说“保守派报社”奸诈、邪恶、无良。它们的老板和实际控制人是一群保守派富豪，他们个人对罗斯福充满憎恨，每天都会来指责罗斯福本人、他的政治盟友、参谋甚至是他的家人，给他添点堵。

在与罗斯福总统对阵的一众媒体大鳄中，有四个报界巨头最为强大。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全国报业联盟经常专门发布社论抨击罗斯福和他的政策。对此，媒体分析家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些恶言恶语都来自“老大”本人，他从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圣西米恩的豪华别墅里直接连线他的编辑部，发出指示。《芝加哥论坛报》的出版人“伯蒂”罗伯特·R.麦考密克会公开攻击罗斯福和他所支持的任何事，他的报纸——这是美国第二大城市里最大的日报，也是美国阅读量最高的报纸之一——即便找不到借口，也会肆无忌惮地贬损政府。麦考密克的表兄约瑟夫·M.帕特森是《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创始人兼老板，这是美国第一份小报。凭借着大幅照片的排版风格，以及靠犯罪新闻、体育新闻、两性丑闻来吸引眼球的套路，《纽约每日新闻报》在大萧条的年月里突飞猛进，印数甚至超过了《纽约时报》。帕特森一度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起初曾是罗斯福新政的拥趸，但是到了1940年，他却站到了孤立主义运动的一边，他的报纸也转而激烈反对罗斯福总统。“锡西”埃莉诺·帕特森是约瑟夫·帕特森的妹妹，也是“伯蒂”麦考密克的表妹，她是个古怪而且粗俗的人，有厌世情绪。她从赫斯特手里买下了两份华盛顿的报纸，把它们合并成一份：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时代先驱报》打赢了美国首都的发行量之战，成了全美国最赚钱的报纸之一。这份报纸极度充满偏见，几乎每天都会攻击政府，甚至有时会在每天的四个版面上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政府，而署名“锡西·帕特森”的对罗斯福极尽辱骂的文章，则都会出现在头版上。报童们每天都会把这些报纸送到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甚至常常会有一两个报童在白宫大门外的人行道上读着这些报纸的头条标题大声叫卖。

这四个大鳄对于罗斯福来说都不陌生。麦考密克和约瑟夫·帕特森是他在格罗顿学校的同学；“锡西”帕特森在刚刚走进社会，加入上流社交圈时曾和罗斯福十分友好。至于赫斯特，罗斯福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曾将他视为盟友，甚至说他是自己的“朋友”。罗斯福和这些人彼此间的厌恶已经很深，而且发自内心。由于这四个人中的三个都是亲戚，第四个人（赫斯特）也在长期的相处和业务往来中与其他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罗斯福总统将赫斯特-麦考密克-帕特森的一系列报刊视为一个联盟。1940年，当罗斯福试图走进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总统任期时，全美国所有报刊中的四分之三都反对他这场竞选连任的豪赌，罗斯福与报界的关系也跌到了谷底。这场斗争似乎永无尽头，罗斯福还特地指责报界没能扮演好它们在美国民主中的重要角色。他说这些报社已经沦为了唯利是图的赚钱机器，它们发现追逐热点和流言蜚语比严谨、准确的报道更能赚钱，于是开始向舆论放毒。同年秋天，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总统决心“鼓励大众抵制报界”，以及“坚定认为报纸媒体不可信，唯利是图”。

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之后，一众记者、编辑、无线电播音员和专栏作家便坚定地站到了总统的对立面上。罗斯福打破了美国此前150年的规则，第三次竞选并且赢得了总统大选，入主白宫。现在，新闻人感受到了一种超乎以往的重任，他们一定要抵制这个强势的总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罗斯福早已是个毋庸置疑的伟大人物，人们很难想象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年代是怎样的褒贬对立并且充满了争议。在媒体圈，即便在那些本身喜欢罗斯福或者是支持他政策的人眼里，罗斯福也理所当然是个无可救药的骗子。他常常显示出一种暗中掌控或绕过报界的能力。他通过无线电直接向美国人民讲话，此举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无线电广播此时仍然是种新的媒体，而且许多人担心它会成为政治煽动的工具。在关于美国是否要卷入欧洲战事的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的辩论中，罗斯福总统好几次指责批评他的人卖国。而批评者们则担心，一旦美国加入对抗希特勒的战争，总统的权力就会不可避免地扩张。所有中年以上的美国人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记忆犹新。当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权威”完全是不可触碰的，任何对总统或者其政策的批评，无论多么柔和或者善意，都会遭到起诉，连报纸都会被查封。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在威尔逊的政府中供职，时任助理海军部长，因此也需要对那时候的权力滥用承担一部分责任。H.L.门肯在回忆1917—1918年那段特殊经历时警告他的同行，“要紧紧盯住那些操纵这个伟大国家的人，他们常常会觉得国家是他们自己的”，这是媒体人的义务，战时尤甚于平时。报界的抵抗如果不够坚决，就会在“政客们自从共和制的襁褓时代便乐此不疲的强压战术之下”败下阵来。当1941年12月7日，20世纪美国最重大的新闻事件在珍珠港的天空中突然炸响时，新闻界的态度便是这样的。

珍珠港遭袭两天后，罗斯福总统举办了他例行的周二记者会，这也是美国参战后的第一场记者会。记者们都被告知要提前来到白宫，因为新的战时安全措施会耗费很多时间。白宫周围到处都建起了新的警卫室和岗亭，每个入口都架起了钢制路障和10英尺高的沙包壁垒。屋顶上架起了机枪。戴着平碟式钢盔的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穿着便衣的特工们则拿着汤姆森冲锋枪。

这将会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为容纳大批与会者，发布会的地点特地从椭圆形办公室改到了白宫东厅。总统的特勤局局长迈克·赖利细心地数出在大厅的警戒线后面居然挤着超过600名记者，“他们互相推挤、挪动，就像关在畜栏里的大群野马一般。我们每次只允许一个人通过警戒线，验明正身，并要求他们在进入总统办公室时丢掉点燃的香烟”。

在刚刚过去的48小时里，媒体都在争先恐后地报道夏威夷发生的事情。然而，除了少数通晓陆海两军的专业人士之外，大部分记者对军事几乎是一无所知，甚至连陆海两军最高将领的名字都叫不出来。总统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从周日开始就在不停地发布例行新闻简报，但他有太多事情不能说了。不过，还是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真相从珍珠港穿过谣言的海洋回流到美国本土：人们知道了有战列舰被击沉，许多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数千军人或死或伤。空气中充满了惊慌和恐惧，而第十四大街的媒体俱乐部则始终想方设法从流言中探寻真相。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新闻审查制度的第一步。美国陆军警告报界不准刊登关于部队调动的消息，海军则接管了国际电话电报局。然而，在开战之初的一片忙乱中，美国政府却还没有告诉报界应该何时、如何把大洋彼岸战场上的新闻告诉美国人民。

由于赖利的安检员要对来者证件做两次检查，发布会不得不推迟了一段时间。当记者和摄影师鱼贯而入时，罗斯福就坐在大厅尽头的办公桌后面，厄尔利站在他身旁。白宫的速记员记下了他二人之间的一个小对白：

“太挤了。”厄尔利说。

“他们大概会白来。”总统答道。

发布会伊始，罗斯福总统宣读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动员的声明，发布了一些关于政府各个部门组织战时配给制，安排民用工业转产军需的消息。关于战况报告和新闻审查制度的内容则直到半个小时后才被提及。真正提到这些内容时的情况表明，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还没怎么开始考虑这些事。

“所有信息在发布之前都必须遵守两条显而易见的规则，”总统说道，“首先是准确，嗯，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发布出来的新闻绝不能资敌，不能让敌人如愿。”

显然，记者们并不愿意受审查规则的束缚。尽管珍珠港的悲剧凸显了保守军事机密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确实渴望着从漫天谣言中发掘出真相。一个记者问道，如果自己从非官方渠道得到了消息，该怎么办？总统告诉他，压在手里，直到军事审查官检查过为止：“战争靠的是陆军和海军，而不是报纸。”

总统还被问到了一些关于珍珠港的杂七杂八的事情，他的解答也只是点到为止。有人要他证实在空袭当天早晨，有数千名水兵获准离开基地到檀香山休假，罗斯福总统立刻回击道：“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这事的？他又怎么知道的？”流言这种东西，在平时已然很坏，到了战时，更是可能会给战争努力带来致命危害。

当天晚上，罗斯福总统向全美国发表了开战后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听众达到了破纪录的6 000万人。总统在讲话里重申并强调了几个小时前他在白宫对记者们说过的事情。他说，这种时候出现一些谣言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这却会给美国人民的士气带来沉重打击。“我诚挚地希望我们的人民向所有谣言说不。这些关于大灾难的小道消息会在战时漫天乱飞，必须把它们揪出来扔掉。”敌人将会散布谎言和假消息，以图迷惑和恐吓美国人民，勇敢面对这种宣传战是美国人民共同的责任。任何非官方来源的报道都不足为信。他还向新闻媒体提出了直接的要求：

战争爆发之初，当珍珠港的爆炸声似乎还在人们耳边回响时，新闻媒体的领袖们接受了新闻审查并报以积极态度。没有任何一个编辑、记者或者广播员愿意被指责危害了盟军，无论说其是有意还是无心。所有人都至少在道理上意识到，至关重要的军事机密绝不应该经由公开发行的报刊落入敌手。一本流行的商业杂志告诉读者：“在记者寻根究底的职业素养和不能向军人背后开枪的爱国道义之间，我们无可犹豫。出版界的自由，并不能允许我们把关于我们优势和弱点的秘密暴露给敌人。”

要知道，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新闻管制做得过了头，因此罗斯福的措施很谨慎。他曾表达过他本人对新闻管制的不情愿。“美国人都不喜欢新闻管制，就像他们不喜欢战争一样，”他在珍珠港事件不久后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过，“但是我们和其他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适度的新闻管制在战时是十分关键的，而我们现在正处于战时。”

1942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确立了这方面的基本政策。只有经过美国陆海两军认证的“战争通讯员”才能撰写关于海外战况的报道，他们的文章也必须先提交军事审查部门，得到批准后才能发表。而美国本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则要严格遵守自主审核制度，因为它们得不到政府的优先审查，也没有什么新机制能强制它们执行。它们被要求遵守“美国媒体战时执行守则”，其中列出了一系列在战争期间不准发表的消息种类，包括部队调动、船只离港、军用品统计数据、天气状况、敏感军事设施或军火工厂的位置。不得提及来自情报渠道的消息，不得报道敌人防御措施的效果，也不得介绍新型武器或技术的开发。由于担心敌国间谍或者破坏分子会通过美国媒体相互联系，报纸被禁止刊登招聘类广告。出于同样的理由，商业广播电台也取消了即兴发挥型和热线型节目，以及“街拍式”访谈。听众们再也不能点歌，也不能广播诸如寻找宠物、俱乐部声明或会议通知之类的消息了。

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新闻审查局，来负责相关工作。不久前来到美联社担任执行编辑的资深新闻人拜伦·普莱斯被任命为局长。上任伊始，普莱斯就发誓绝不会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用一些诸如“公共利益”或者“国民士气”之类含糊不清、前后矛盾的概念来限制新闻自由，否则就辞职。根据1917年的间谍法案——这个法案在1942年初仍然有效，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美国总检察长保留了一定的执行权力，但是普莱斯的审查局不会直接惩罚或者起诉报刊，而是代之以聘请一批职业记者来充当“传教士”——这个词是普莱斯本人选的——周游全国，劝说编辑和播音员们遵守守则。普莱斯说，这套自主审查的模式“维护了报纸和其他出版物的尊严，让每一位作者和每一位编辑都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员”。

珍珠港的惨剧到底有多惨，美国公众还不太清楚，但是各种报道和流言已经使人们确信，太平洋上的这座堡垒遭到了日本人毁灭性的一击。在珍珠港遭袭一周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向媒体发表了谈话，承认有多艘战列舰被摧毁，其余遭到重创；他还指出大约有3 000名水兵和其他军人遇难。相关调查正在国会和军队内部同时展开。诺克斯还说“陆海军部队未能保持戒备”，这就意味着当地指挥官失职。于是，夏威夷海陆两军的最高指挥官，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金梅尔和陆军上将沃尔特·C.肖特被解除了指挥权。他们将会被降职降级，被迫退休，并经受九轮无甚意义的质询的折磨，而这只是为了方便华盛顿方面推卸责任。

与此同时，从太平洋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混乱而令人不安。就在珍珠港遇袭几个小时后，日本人在长达3 000英里的战线上向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缅甸和香港地区的英美两国目标发动了空中闪电战。开战第三天，日本鱼雷机在马来亚外海击沉了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日军进攻部队则已经在吕宋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岛屿的多个滩头上了岸。菲律宾的美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正率领着他的部队与优势敌军进行着绝望而英勇的战斗——至少，那些从地球另一端传来的简略而且有些混乱的早期战报是让人这样觉得的。

虽然真相还要到多年后才会为人所知，但麦克阿瑟在战争第一天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比金梅尔、肖特完全好不到哪里去。珍珠港遭袭的消息给了他9个小时的预警时间，可麦克阿瑟却依旧躲在他的指挥部里，拒绝和自己的航空兵指挥官联系，尽管后者多次试图联系他。结果，他手下的B-17轰炸机和P-40战斗机的主力由于没有接到命令而排列在机场上，日军对菲律宾周围的第一轮空袭就把它们大部分摧毁在了地面上。华盛顿的头头脑脑对这场比前一次只晚了几个小时的“第二次珍珠港偷袭”沮丧不已，但是大部分普通人对此却一无所知。12月7日的媒体报道只是说发现日军飞机出现在菲律宾空域。三天后，白宫宣布日军攻击了马尼拉北面的航空兵基地克拉克机场，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迄今仍无法报告战斗的详情。”

从那以后，华盛顿对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双重标准就一直困扰着历史学者们。菲律宾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正式调查过，麦克阿瑟也从未为自己的错误和玩忽职守给出过解释，他的错误至少和夏威夷方面同样值得被追责，而且原本更加能够避免。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这种差异是美国国内对太平洋战争开局阶段一连串事件的报道方式所造成的结果。如果要解除麦克阿瑟的指挥权，那就要立即执行，否则就晚了——而当时并没有立即这样做。到了战争的第二个星期，美国民众的态度已彻底转变。现在他们渴望看到一个血战救赎的故事，来洗刷珍珠港的创伤和耻辱。而远在半个地球之外，麦克阿瑟那支被围攻的军队在既无援军也无补给的情况下与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苦战，这恰恰满足了民众的渴望。这样一支军队的将领自然也就成了勇敢而高尚的象征，一个顶着主角光环的美式英雄。他的每日战报惊悚而花哨，牢牢攫住了美国人民的情绪。“他穿着时尚，风度翩翩，能言善辩，”一位媒体评论员后来如此评价麦克阿瑟，“在62年的人生中，他一直像推炮弹的推杆那样身形笔挺，双眼清澈，面颊红润，只有一点秃顶。他面容平静，言语霸气，软顶帽的前沿给他优雅的外形平添了一抹浪漫。”

就这样，麦克阿瑟的人气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突然就如同坐了火箭一般扶摇直上，他成了美国媒体口中的超级明星，声誉鹊起，人望远非其他将领所能比肩。他的这枚火箭尖啸着从高空划出一条壮丽的弹道，飞过太平洋，直到十年后被哈里·杜鲁门打了下来。

菲律宾战役从一开始便毫无胜算，即便日本人不去偷袭珍珠港，结果或许也一样。日军向菲律宾群岛和其他盟军控制区发动的进攻十分熟练，而且占据了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但是麦克阿瑟仍然愿意去打，也希望人们看到他在打仗，美国人则因此对他无比敬仰。从1941年12月8日到1942年3月11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签发了142份媒体公报，其中109份只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麦克阿瑟。很少有某支部队被点名表扬或者嘉奖，这些公报里写的通常只是“麦克阿瑟的部队”，或者“麦克阿瑟的人”。公报常常暗示他正亲赴前线率领部队，但实际上他只是待在马尼拉的司令部里。

这位精通公关的将军清楚一句简短却足以上头条的言论具有怎样的价值。“我们会拼尽全力。”战争爆发第五天，他如此告诉记者。当有人提出应该把他马尼拉司令部屋顶的美国国旗撤下以免招来日本轰炸机时，他来了一句：“让国旗飘起来。”这些“金句”都被写进了他的战报，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全美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他太知道该怎样摆姿势照相了：身体立正，头略偏向一边，就像竖立在底座上的汉白玉雕像那样。在1941年12月29日的《时代》杂志封面上，麦克阿瑟骄傲而坚定地站在那里，目视远方。新闻短片的制作者们纷纷把当年麦克阿瑟检阅部队、向西点军校的学员们讲话，抑或是被法国将领亲吻双颊的纪录片片段翻出来再次播放。美国国会投票同意将哥伦比亚特区乔治敦区西边的一条主干道更名为“麦克阿瑟大街”。红十字会组织了一场“麦克阿瑟周”活动以募集资金。多所大学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授予麦克阿瑟荣誉学位。纽约的一个舞蹈协会把新发明的舞步命名为“麦克阿瑟步法”。黑脚族印第安人把麦克阿瑟“请”进了自己的部落，尊他为“Mo Kahki-Peta”，意即“圣鹰酋长”。纽约的几家出版社抢着出版了麦克阿瑟的“速成”传记——实际上都是极尽吹捧之能事的那种——这些书虽然都是粗制滥造的，但卖得都不错，包括《伟大的麦克阿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平生精彩》，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自由而战》。

在1942年1月26日麦克阿瑟62周岁生日这天，国会山上的参众两院议员扯开嗓门，集体给他送上了生日颂词，每个发言者都争先恐后地高调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第二天，《费城纪事》告诉读者们：“他是这场战争乃至整个战争史中最伟大的战将之一。这可是一段传子传孙的历史。”1942年2月12日在波士顿的林肯诞辰纪念日演讲上，曾在1940年总统竞选中败北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提出要把麦克阿瑟召回华盛顿，让他来指挥这场全球战争。“让麦克阿瑟回国来，”威尔基喊道，“让他登上最高宝座。不要让那些官僚和政客阻碍他……让他成为总统麾下所有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样美国人民就可以让这位能人而非愚蠢无知的人来指导他们奋战了。”

对于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军事首脑们来说，整个国家都全神贯注地屏息盯着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带来了一个十分让人头痛的难题：事情该怎样收场？有可能去增援麦克阿瑟，或者哪怕只是给他提供一些补给吗？乔治·C.马歇尔上将要求他新上任的副参谋长，最近刚刚晋升准将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全面考察这个问题，给出个解决方案。艾森豪威尔在1935—1939年曾于菲律宾在麦克阿瑟手下任职，他比华盛顿的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注意到马歇尔完全没有提到菲律宾对美国人民的“精神影响”，但他也认为这一点是不可能忽视的：“很明显，他觉得任何蠢到会忽略这个问题的家伙都不配当上准将。”

简而言之，菲律宾既无可挽救，也不能立即放弃，这就是难题所在。菲律宾的守军无法获救，因为盟军手里的船舶、海军力量和空中力量远远不足以打过太平洋，连一丁点这样的力量都使不出来。这样的营救行动只能是徒增这场败仗的规模而已：任何想要突破日军封锁，前往麦克阿瑟部队被困的巴丹半岛的船只，其结果都只能是要么被击沉，要么被俘虏。无论怎么算，巴丹半岛的军火和其他所需的补给品都不可能撑到盟军集结起足够规模的部队并打回菲律宾的那个时候。但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也告诉马歇尔，被围困的守军不应该被“冷血地”丢给敌人。即便军事逻辑决定现在需要止损，美国也毕竟是个大国，需要捍卫自己的荣誉。必须努力通过潜艇、飞机和渗透人员把至少一部分补给送进巴丹半岛。即便这只是杯水车薪，至多也不过把不可避免的最终投降的命运推迟几个星期而已，但“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竭尽所能”。马歇尔同意了，他授权艾森豪威尔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这些象征性的运输做起来。

麦克阿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抛弃自己军队的意思。他随身带着一把装满了子弹的短枪，发誓绝不会被活捉。但是他年轻的妻子和四岁大的儿子也和他一起待在巴丹半岛外科雷吉多尔岛（又译科雷希多岛）上的地洞里。若是把这位将军和他的家人丢在那里自生自灭，公众会起来造罗斯福的反的。绰号“老爹”的沃森将军是罗斯福总统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助手，他急切地请求总统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还声称他“值得上五个军”。他建议，把这位将军秘密接回澳大利亚，之后让他去指挥最后的反攻。

2月23日的日记里，艾森豪威尔在深思熟虑之后记下了这么一段关于麦克阿瑟的极富预见性的评价：“他在现在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但我怀疑他在更复杂的环境下是否还能如此。巴丹半岛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地方：这是公众眼中的焦点，也让他成了公众眼里的英雄；这里具有所有的舞台元素，他则是这里毋庸置疑的统治者。然而一旦离开那里，民意就会把他推到一个新的位置上，而在那时，他对聚光灯的热爱就会毁了他。”当罗斯福总统最终决定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并任命他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时，艾森豪威尔失望地写道：“我忍不住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受到了报界的干扰和‘民意’的裹挟，而不是出于军事逻辑。”艾森豪威尔的角色不在太平洋上——他另有舞台——但是在1942年初，他就预见到了麦克阿瑟将会带给华盛顿领导层的所有麻烦。麦克阿瑟将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在美国媒体上无与伦比的发言权来索要更多的部队、舰船和飞机。他将会拒绝把“欧洲优先”理念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他将会干涉澳大利亚内政。他将会坚持由自己主导太平洋上的海上战争。他将会要求先解放全部菲律宾再向日本发动最后的总攻。艾森豪威尔预见到，在随后战争中的所有阶段，华盛顿的领导层都将不得不去对付麦克阿瑟的个人影响力，因为“公众已经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超出他自己想象的大英雄”。

欧内斯特·J.金，这个领导着美国海军的板着脸的老水手，决意不沾媒体的边。当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遇袭一周后任命他为美国舰队总司令（COMINCH）时，他是以不出席任何新闻发布会为条件才接受任命的。他说自己此举是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他的幕僚在拒绝采访请求时也会解释说金不希望做“有利或有助于敌人的事情”。但是华盛顿的记者们却正确地猜到金上将对媒体深深的敌意——他认为这些记者只会追逐流言蜚语，是些不请自来的卑鄙小人。根据一位记者的说法，金看起来对记者“如同对待鼠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

这种想法在海军高层中很普遍。海军军官总是将记者们视为害虫——危险的害虫，他们随时会偷走海军的机密。他们对报界以某些个人为中心，尤其是以那些个性鲜明且强势的个人为中心的宣传习惯很反感。这类个人聚焦大部分都给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海军军官们相信，这和海军中“集体大于个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金他们这一代海军将领都是在20世纪初美西战争结束后这一阶段开始海军生涯的。在那些年里，威廉·T.桑普森和温菲尔德·斯科特·谢利二人在媒体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们在1898年7月3日的古巴圣地亚哥海战中各率领着一支海军舰队。两人都声称是自己打赢了这场海战并且贬低对方的贡献。两名将领及其拥趸想尽办法在媒体上争宠，并相互指责和辱骂。1901年9月，一个针对此事的调查庭成了媒体关注的头条，尤其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旗下的报纸，但问题是庭审给出了一个完全不着调的结论，结果便是火上浇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试图压灭关于此事的公开讨论，担心这会辱没美国海军对西班牙的胜利，但这件糗事还是在报纸上被持续议论了数年之久，甚至还被拍成了电影。美国最早那批无声电影中就有这么一部《桑普森-谢利之争》（1901）。

对于那几年进入海军学院的学员们而言，这一糟糕的公众事件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海军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军事力量。他们此时本应享受公众的欢呼，规划自己的未来，巩固这个军种在华盛顿的地位。然而，桑普森和谢利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却只为了自己的那点私利，而把海军的家丑公之于众。那一代年轻的海军军官发誓决不让此事重演，其中包括金（1901届）、威廉·莱希（1897届）、威廉·哈尔西（1904届）、切斯特·尼米兹（1905届），以及雷蒙德·斯普鲁恩斯（1906届）。到了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美国人即便听说过桑普森-谢利这档子事也记不清楚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将领们却对此记忆犹新。他们以团队协作、冷静专业、谦虚谨慎为荣，对于报社记者，则是能躲则躲。

然而，严酷的战争很快就让美国海军感受到了轻视宣传带来的风险和困难。由于没有及时发布关于海上战事的确切消息，公众对此的了解便出现了真空——于是，各种流言和揣测便如同物理定律一般不可避免地填满了这一真空。没人会质疑保守军事机密的必要性，但是在战争爆发初期，当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之时，华盛顿有些有话语权的人便开始指责海军利用对战况信息的控制权来掩盖自己的惨败。更糟的是，共和党的首领们还指责海军成了罗斯福总统和民主党的爪牙，利用公布新闻的权力来影响194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这当然是污蔑，但破坏性也毋庸置疑。金上将最终意识到，他必须对这些污蔑予以反驳，否则就会在政治与战事之间的非军事地带备受指责。

同样重大的压力，来自海军在战后国防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珍珠港一战之后，美国国会两党的领袖们都决意要优化军队组织架构的运作效率。美国的战争部和海军部，从约翰·亚当斯时代起就一直彼此独立，平起平坐，现在，这两个部门将要被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防部，由一位文职内阁官员掌管。虽然具体措施还有待磋商，但将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整合入一套统一的指挥架构，这将是大势所趋。罗斯福总统成功说服国会将这一改组推迟到战争胜利之后——但所有人都能看出，这次军种融合将必定是一场百年难遇的政治恶斗，而海军的独立指挥权和影响力都会受到重创。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他的次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又译福里斯特尔）都有媒体背景，他们警告金和海军将领们，这场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海军最好去向美国人民“讲自己的故事”。福莱斯特发现陆军已经通过私下渠道把自己的整合方案提交给了国会领袖们，“据我判断，从现在起，海军已经输了，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公众眼中，陆军的观点都将占据统治地位”。1944年8月，福莱斯特告诉金：“现在，宣传已经和后勤或训练一样成了战争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珍珠港事件之后数个星期的时间里，数百名在职记者向战争部和海军部申请成为战争通讯员，也就是今天“战地记者”的前身。根据军方的《通讯员战地基本守则》，这些前线报道员将要接受军队的领导，而且要“把所有用于公开出版发行的声明、文字材料和照片提交审查”。他们虽然仍是平民，但也必须穿着卡其色军装，并佩戴表明其身份为“通讯员”“摄影师”“无线电解说员”的铜制肩章。到战争结束，总共有1 600名战争通讯员获得了军方的认证。

那些作为战争通讯员随船出海的记者都被告知要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在十个小时内离开本土。和陆海军军人们一样，他们也禁止泄露有关出海日期和目的地的消息，即便是对他们的编辑和爱人也不行。他们将要通过空运或海运与部队一同行动。虽然没有军衔，但他们却可以享受军官待遇，也就是可以在军官餐厅吃饭，享受军官的住宿和起居标准。作为民间人士，他们按说既不用敬军礼，也不该有别人向他们敬军礼——但是他们毕竟都穿着卡其色军装，因此经常会有军官或士兵向他们敬礼。这就难办了。严格说来，按照礼仪规范，他们不该回礼，但另一方面，谁也不想因为未回礼而冒犯别人。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说法。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驻澳大利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无线电通讯员威廉·J.邓恩说，他的大部分同僚的做法都是：不首先敬礼，但是会“仅仅出于礼貌”向别人回礼。然而，当与那些戴着“一排将星”的高级将领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会立刻情不自禁地把手举到额前。礼仪规范？见鬼去吧。

战争通讯员和军队媒体联络官是天然的“敌人”。在军队的大部分海外司令部里，他们的工作关系难免由于误解和缺乏好感而变得紧张。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双方的职业习惯和态度不同导致的。无论什么军衔的军人，都习惯于服从上级指示。如果一道命令看起来前后矛盾或者不合逻辑，军人们的第一本能也不会是要求得到解释或者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传很广的一句俗语“SNAFU”（“Situation normal, all fouled up”），意即“一切正常，全部搞砸”，就体现了军人们对看似不合情理的规则和流程的淡然接受。身为平民的记者显然不会认同这种隐忍态度，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就毫不介意找他们的编辑辩个明白。

在有些海外司令部里，媒体部门采取的是一种“盲审”制度，尤以战争第一年为甚。审查官们拿着红色铅笔阅读每一篇报道，把任何他们觉得不合适的语句或段落删掉，然后直接把删改后的版本发回美国本土。作者本人则既不知道作品受到了怎样的编辑和修订，也没有进行解释的机会，更不可能获准重新撰写提交。有时候，报道会湮灭在审查官的“枪毙文件”里，而撰稿作者则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只能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自己的报道是否通过审核，又被审查官的红铅笔改掉了多少。看到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作者肯定会暴怒，接下来的火星撞地球便是躲不掉的了。而那些新闻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出于保守机密的职责，自然是不会妥协。在新西兰司令部，五名战争通讯员向他们的媒体审查官列数不满事项，结果后者答复道：“我不怕你们，我更怕来五个日本鬼子。”另一位新闻官则油印了一封信件并分发出去，以回应这些抗议：

但是对于新闻官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对手是一群不惧权威的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全世界最能言善辩、赤口毒舌的人。《纽约客》通讯员A.J.李布林曾描述自己在伦敦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里遇到的那些新闻官。李布林留意到，参军之前他们原本都是些公司里的宣传干事，或者是“芝加哥改写员”——但是战争让这些从来没进过训练营，也没见过战场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军队里的少校和上校。他们只是些没用的“花边”，依附在合身、笔挺的军服上，带着刻意练习过的奉承和谄媚为军队说话。战前，没人拿他们当记者；现在，也没人拿他们当军官。凭借着在诡辩和敷衍方面的天赋，他们“蹚进了这一摊污臭的泥潭，如鱼得水”。1945年5月欧洲胜利日后不久，由于不必再担心失去媒体资格证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李布林在自己的杂志上撰文，向新闻官开了炮。他宣称新闻审查只是出于“政治、个人，或者仅仅是任性的目的”，他还说，现在是时候来曝光“以军队公共关系为名所掩藏的数不清的蝇营狗苟之举了”。

在夏威夷，也就是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CINCPAC）的地方，通讯员们很快郁闷地发现，这个冷漠的白头发得州佬决意不向他们提供任何有趣或值得一写的东西。新闻人们似乎都以为这个被派去给珍珠港报仇的人，看起来或者聊起来会像男孩子们的冒险小说里的炫酷游侠那样。但是据一位记者观察，尼米兹更像是“退休的银行家”。根据《时代》杂志通讯员鲍勃·谢罗德的说法，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是公关人员的绝境，他根本不想要发布大范围的讲话，或者提供精彩的受访内容”。

尼米兹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1942年1月29日，也就是他接管珍珠港后一个月，还是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逼着他举办的。战争通讯员们被带进了他位于海军码头潜艇基地内司令部里的办公室。他们看见尼米兹坐在一张普通的木质办公桌后，穿着卡其色常服，没有打领带。他没有站起来迎接访客。办公室的墙壁没有粉刷，只是挂着一个时钟、一份日历和一张太平洋地图。记者们坐在专为这场发布会而布置的折叠椅子上。尼米兹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介绍了美国陆军与海军之间已经建立起的指挥协同关系。不过这所有的信息，华盛顿方面此前都已经发布过了，所以不算新闻。之后他开始接受提问。是的，他预计能够守住并保护夏威夷群岛。不，他不能提供更多细节。《纽约时报》通讯员福斯特·希利请求他“就12月7日以来海军的作战情况，向国内的民众做一些介绍，好让民众放心”。他得到的答复是：“尼米兹将军说，关于舰队作战的任何声明都必须通过华盛顿发布，这是战争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全场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同一个月，同样是在诺克斯部长的逼迫之下，尼米兹引进了一个全职公共关系专员。这个人就是沃尔多·德雷克，一个海军预备役中校，他原来是《洛杉矶时报》的海运新闻记者。这种任命民间记者担任新闻官的做法是出于“河马内部好交流”的考虑。他刚一上任，就向战争通讯员们表示，自己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的办公室大门随时向他们敞开，因而赢得了不错的第一印象。但他的工作基本上是费力不讨好，因为他的上司还是一直把和媒体打交道视为需要去解决的麻烦，而不是和公众沟通的机会。德雷克的地盘从没有超出过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范围，但是瓦胡岛上还有很多其他军事单位，包括美国陆军、陆军航空兵和第14海军军区的单位，这所有的指挥部都有自己的新闻审查人员和公共关系策略。

通讯员们日复一日地敲开德雷克的办公室向他抱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给出的新闻都是些已经众所周知的事情；德雷克拖沓迟缓的审查流程，意味着记者们的报道发回本土时已经成了旧闻；还有就是获准随舰队出海的记者太少了。记者们要抱怨的事情太多了。当威克岛被日军占领时，审查官们去掉了报道中的“威克岛”一词，代之以“一个岛屿”。于是一位通讯员问：“海军里是否有人意识到，这会让日本人觉得自己攻占的是另一个岛屿？”有一次，由于管理混乱，通讯员们获邀参加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罗伯特·英格利希将军的一次新闻简报会，问题是，尼米兹已经明令禁止潜艇部队发布新闻，于是德雷克只好临危受命，跑到会场上宣布简报会取消，而且他还收走了所有记者的记录本才允许他们离开。还有一次，约瑟夫·海勒写的广受期待的新作，讽刺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原本已经通过了陆军和海军的审核，但是海军的审查官窜改了其中一段。结果陆军发现海军改过的版本不合自己的胃口，于是吊销了作者的战争通讯员认证，但实际上这个可怜的作者在新书付印上市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改成了什么样子。

随着珍珠港里通讯员的数量逐步超过了100人，大家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响，经久不息，德雷克的“开门政策”渐渐维持不下去了，变成了“有时候开门政策”，继而又成了“通常关门政策”。《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鲍勃·凯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德雷克，他说：“这里的宣传办公室应该交给那些军衔更合适、处事更老练、经验更丰富的人来管理，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得能看懂表上显示的时间。”

尼米兹基本没什么时间来考虑公关问题，战争最初几个月尤其如此。他有比这重要得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作为太平洋战区总司令（CINCPOA），他要担负起他这块巨大战场上所有军兵种的指挥之责。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的竞争是个老大难问题，尼米兹必须把他优秀的政治手腕和领导艺术全部发挥出来，才能缓解这种绵延不绝的摩擦争斗。在这一方面，战争通讯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人的天性就是深挖矛盾，就像路灯旁的飞虫那样群集、环绕在各种矛盾的聚合点周围。对于瓦胡岛上的这种内部竞争，他们做了很多第一手的报道。他们挑动陆战队去抱怨海军，挑动陆军去鄙视陆战队，还挑动海军航空兵军官去和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吐槽。他们在军官俱乐部里守株待兔，等到军官们酒后吐真言的时候，就变着法子旁敲侧击，来问出真实的情况。这种话题，审查官们当然一个字都不会让它们发出去，但是他们的观点很快就会经由口耳相传回到本土，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新闻编辑部或者政府部门的大厅里自由谈论这些事。美国本土作者撰写的新闻报道不必被人拿着红铅笔去审核。报社虽然会受到自主审查守则的限制，有些硬性的事实不能公布，但发表一些观点还是没问题的。许多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正是靠那些从前线通过非法渠道传回来的消息编写的，而提供消息的正是这些通讯员和他们毫无顾忌的议论。

到1942年春，在华盛顿和许多其他地方，珍珠港事件之后媒体和军队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报纸在社论版上指责陆军和海军在信息管制方面做错了太多。许多天天搞新闻审查的军官资历太浅，无论年龄还是军衔都不够，还成天担心惹怒上级。一个25岁的年轻中尉，不会因为封杀了一条可能有些毛病的报道而受到任何影响——但如果这篇报道被他通过了，而偏偏又被某位上校或者将军看到还认为有害，那就只有上帝能救他了。“陆军和海军觉得自己掌控着新闻，其行事风格就好像在整个战争中从头到尾都掌控着它们，”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报纸当实习记者的戴维·布林克利说，“就像历史上政府官员们常干的那样，他们随意利用这一点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对于胜利则是大吹大擂。”

为了应对这日益升高的批评声浪，罗斯福总统创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来协调整个联邦政府战争相关消息的发布。1942年6月13日，政令生效，成立“战争消息办公室”（Ofice of War Information，缩写OWI），“承认美国人民和所有其他反轴心国侵略的人民有权获知真相”。总统任命资深报界人士和无线电广播员埃尔默·戴维斯来负责这个办公室。战争消息办公室由四个已有的联邦政府部门合并而成，戴维斯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男人娶了死过四任丈夫的寡妇，还要把她前夫们留下的孩子抚养长大”。戴维斯知道自己将会遭到战争部和海军部的抵制，于是请求政府特许战争消息办公室评估所有来自前线的军事行动报道，并且独立决定哪些新闻可以发布。“但问题是，”布林克利写道，“其他部门，尤其是陆军和海军，不会去阅读罗斯福的声明，即便读了也会装不知道。事实正是如此。”

美国陆军和海军都不喜欢这个主意，不想去对付这个新的非军方宣传机构。当被问及战争消息办公室是否会指导战争部的新闻工作时，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反问了一个问题：“戴维斯先生是受过训练的军官吗？”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自己也是个媒体人——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合伙人和股东——不过戴维斯后来说，虽然诺克斯总是很礼貌，“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被很礼貌地拒之门外”。在战争消息办公室每天的例行晨会上，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会呈上此前24小时里从前线传来的报告综述。戴维斯和他的同僚们就会将这些报告和官方公报做对比。如果他们认为有些消息受到了不恰当的封锁，他们就会要求军队部门把它们放出来。如戴维斯一位下属所说，在有些极端情况下，战争消息办公室会请求得到授权去“直接决定某一消息可以被写入公报，除非军队能够拿出铁证证明这些消息事关安全，不得不删除”。

戴维斯和金上将的沟通毫无进展。他很快得出结论，在公共关系领域，海军是各军种中的“问题儿童”。戴维斯有个评论在华盛顿流传甚广，他说金关于媒体政策的想法是，在战争结束前什么都不说，之后发布一份只有几个字的公报：“我们赢了。”金对戴维斯很热情，这可能是因为总统要他这么做，但是在1942年的整个夏季，他还是能不配合尽量不配合。这一时期，金认为宣传和媒体工作顶多是第二等的问题，或者是第三等，他可以甩给下级去处理，自己则不闻不问。

就在战争消息办公室成立的同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几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媒体泄密事件，这证明金对于媒体的看法是对的，他的态度由此也更坚定了。6月7日，就在中途岛战役结束次日，《芝加哥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海军得知了日本的海上进攻计划》。文中写道，海军在“战役开始几天前”就掌握了中途岛作战的关键细节。这篇报道对美军获知日军计划的手段讳莫如深，但是读者稍加思索就会得出结论，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无线电密码。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可是整个战争中保密程度最高的机密之一，现在这样一份美国大报把此事捅出来，很可能会惊动敌人，让他们采取反制措施。金暴跳如雷，下令彻查此事，最后很快查出捅娄子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战争通讯员，名叫斯坦利·约翰斯顿，5月8日珊瑚海海战中“列克星敦号”航母沉没时，他就在舰上。后来他被护航驱逐舰救起，和一群“列克星敦号”上的军官一起搭乘运输船“巴奈特号”返回美国本土。航行途中，约翰斯顿看到了一份尼米兹上将于1942年5月31日签发的绝密电文，提到了即将开始的中途岛作战的细节。最终，“列克星敦号”的副舰长莫尔顿·塞利格曼中校被认定为泄密事件的主要责任人。

关于是否要以叛国和间谍罪的罪名起诉《芝加哥论坛报》的问题被拖到了8月，原因是担心大动干戈反而会让日本人更容易注意到这条新闻。美国政府将联邦大陪审团召集到了芝加哥，但是海军不愿提供有关其绝密电报破译项目的详细证词，陪审团也拒绝宣布起诉《芝加哥论坛报》。美国海军最终得出结论，日本人没有注意到这条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战后的审讯也没有发现什么与此结论相悖的证据。

随着海军的坏消息越来越多，金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根据华盛顿一位记者的说法，在国会山上，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海军在公报中动了手脚……也就是说，他们隐瞒了一些严重的损失。看起来大家都认为金上将觉得公众无法接受这些损失”。1942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美军军舰在战斗中被击沉，而公众往往要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后才知晓此事。当然每次都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种隐瞒——要么是由于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些军舰已被击沉，要么是需要时间来通知伤亡人员亲属——但批评者们依旧怀疑海军在操控消息的传递，以保住颜面，以及保护金本人。

1942年5月的珊瑚海战役之后，美国的报纸在第一时间刊登了关于这次惊人胜利的报道。报道夸大了日本的损失——实际上日军只损失了一艘小型“婴儿航母”，即“祥凤号”——却对“列克星敦号”的毁灭只字未提，这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仅有的四艘航母之一。金曾亲自要求不允许让公众知道这艘航母战沉的消息，原因是它沉没时周围并未出现日本的飞机，因此敌人应当不知道此事。“列克星敦号”沉没的消息被封锁了超过1个月，直到6月12日才发布出来，而此时美国已经在庆祝中途岛的胜利了。“不公开这一消息是出于海军的安全因素，”公报里如此写道，这当然也是为了辩解，“这也是赢得中途岛胜利的一块基石。”

2个月后的8月8日夜间——美第1陆战师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次日——四艘盟军巡洋舰在萨沃岛海战中被击沉。金下令严格禁止公布关于此次惨败的消息。他的分析是明智的：战斗是在夜间发生的，而且日军舰队很快就撤回了拉包尔的基地，因此可以想见，敌人并不知道自己给美军带来了何种损失。一周后发布的一份海军公报重点介绍了美军在地面和空中的胜利，但是对于盟国海军的损失却未做更多说明，“因为这些消息对敌人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但对于萨沃岛这样的大灾难，总会有一些信息通过流言蜚语零零散散地传回美国本土。到10月初——灾难发生2个月后——这在华盛顿官方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质疑者们认为金如此保密主要是为了自保。瓜岛作战是他的主意，他是强压着具体执行军官的反对发起这场行动的。根据《纽约时报》通讯员汉森·鲍德温的说法，金现在“如坐针毡，因为瓜岛作战是他一意孤行发动的。他就是那个拍板要干的人，虽然目的只是搞些小动作，但现在这些恶果、这些损失，以及海军所表现出的无能，美国人民都不会泰然处之，这对于金的名望和前景也没什么好处”。

埃尔默·戴维斯急切地要求金把萨沃岛的损失情况告诉公众，还有9月“黄蜂号”（又译“胡蜂号”）航母被潜艇击沉的事情也是一样。10月初，戴维斯来到金的办公室，与后者促膝长谈之后，他告诉妻子，这场会商“激烈却不失友善”。这位海军上将看起来意识到他的位置开始摇摇欲坠了。军舰沉没后短期内保持新闻封锁是说得通的，但是要压住消息足足两个月不让见报，就说不过去了，尤其是在数以百计的幸存者已经回到国内的情况下。而随着权威报道的缺失，难免流言四起。有些人就说大半个太平洋舰队已经在所罗门群岛丢掉了，还说日本人即将打过瓜岛。这里还有个政治原因——1942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在11月3日开始——有人就怀疑金上将和海军之所以掩盖损失，是为了保护罗斯福在国会里的盟友。在如山的重压之下，金觉得是时候澄清萨沃岛惨败的真相了，于是10月12日，美国海军发布了一份公报：“所罗门群岛战役初期的一些情况，之前由于军事原因没有公布，现在可以报道了。”于是，那四艘战沉巡洋舰的悲惨故事便被毫不保留地讲述了出来。

就在第二天，一个意外的惊喜突然到来。就在前一场海战发生的同一片水域，又发生了一次海上夜战，这一次——埃斯佩兰斯角海战——美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海军又发布了另一份公报，原原本本地报道了这场战斗的结果。时间完全是巧合，但是新闻界和共和党国会议员们愤怒地指责海军就像在中途岛战役之后再发布“列克星敦号”沉没的声明一样，又一次把坏消息（萨沃岛）压到后面与好消息（埃斯佩兰斯角）一并发出来。这时候恰好是瓜岛战役最危急的阶段，许多人怀疑海军和陆战队守不住这个岛屿，而战争新闻方面的处理不当进一步加剧了华盛顿的紧张气氛。国会议员梅尔文·马斯最近刚刚到过南太平洋，他在议院里站起身来，宣称日本人正在赢得所罗门群岛的战事，并指责政府试图掩盖真相。现在，媒体开始怀疑和蔑视海军的公报了，他们猜测海军还有巨大的损失没有公布出来。

金虽然固执己见，但他来到华盛顿多年，其经验足以告诉他，无论是猜疑还是真相，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他有太多的敌人想把他赶走——陆军、海军、媒体、国会，无处不在——敌人们已经蠢蠢欲动了。举国上下团结应战是攸关生死的事情，在政治斗争中引火烧身的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如果他真让自己成为替罪羊，那他就要走人了。现在到了战术撤退的时候了。于是金接受了戴维斯的建议，把仍然没有公开的军舰沉没事件悉数公布出来。

10月26日，海军宣布“黄蜂号”航空母舰已于超过5个星期前在瓜岛以东遭到潜艇攻击而损失。当天晚些时候，海军又报告了后来被称为圣克鲁兹（又译圣克鲁斯）海战的航母会战的第一批结果，承认美军有一艘驱逐舰被击沉，以及“我方有一艘航母遭到重创”。确实如此，这艘未被点名的航母是“大黄蜂号”。但是第二天，后续消息传来，“大黄蜂号”火灾严重，已经失控，不得不自沉。金犹豫了，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发布这一消息。日本人或许还不知道它已经沉没，这条消息可能会被日本人利用。埃尔默·戴维斯警告说，如果这个消息压到选举日之后再发，共和党人会起来闹事的。戴维斯坚决要求立即把消息发出来，他觉得这十分重要，于是直接把要求提到了诺克斯部长甚至是总统那里。但另一方面，尼米兹将军也同样坚定地认为这条消息绝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于是也写了一份语气坚定的提案，从夏威夷发了上去。

战争消息办公室的主任威胁说若不公布消息就辞职，这就把金逼到了墙角，他判断自己已经别无选择。10月31日，就在中期选举的3天前，海军发布公报，承认“大黄蜂号”“后来沉没了”。第二天，尼米兹向金提出抗议，称这次消息的公开“在关键时刻害了我们”。

金有一个极信任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律师，“内利”科尼利厄斯·布尔，他常常称金上将为“船长”。布尔在职业生涯初期曾是一个报社记者，至今仍在华盛顿的媒体圈里有很多朋友。眼见争议四起，布尔开始担心金的脑袋不开窍，于是决定做些什么来帮帮他。10月一个周五的傍晚，他在华盛顿第十四大街媒体俱乐部拥挤的吧台旁找到了《纽约太阳报》的助理总编格伦·佩里。两个人靠在吧台上，一边抿着汤姆·柯林斯鸡尾酒，一边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准备挑选出十几个经验丰富、以“绝对诚实可靠”著称的大报记者。他们会邀请这些人与金进行一番非官方的私下交流，最好是在周末。接下来，这些新闻人将要遵守严格的基本原则，经过类似现代的“深度背景调研”——他们都需要同意，金提供的任何信息均不得见报，只是用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海军公报。他们不会引用将军的话，无论是署名引用还是匿名引用；也不会把金和自己交流过这件事告诉编辑部以外的任何人。布尔把这场会面的地点选在自己家里，这里可以令金感到舒适和放松。啤酒和小点心也是不会少的。记者们不会对将军说的话做任何记录。布尔和他的夫人将尽力创造一个放松和熟悉的氛围，让所有人（尤其是金）不要把这和官方发布会联想到一起。

布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金，令他惊喜的是，后者立刻就同意了。金知道陆军中和自己职务对等的马歇尔将军在战争部他的办公室里也做过这种非正式的战况介绍，后来也没有发生泄密的事。可以相信，知名的记者是可靠的，他们不会违背基本原则（布尔、诺克斯、戴维斯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这么对他说的）。由于会面地点是在布尔家里，金完全可以把这当成是一次偶遇，只是随便聊聊，这样就可以合理地绕过海军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也就不会受到诺克斯部长的监管。

11月1日星期天晚8点，金的黑色轿车来到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公主街“内利”布尔的家门口。这座房子不大，最初还是美国独立战争时建造的，房子正对着马路另一侧粉刷成白色的19世纪的旧监狱，这所监狱曾经因关押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军的战俘而闻名。金离开了他的司机和陆战队卫兵，按响了门铃。此时记者们都已经到齐了，正坐在客厅里呢。于是，一个“穿着标准海军蓝制服，步态悠闲的高个子”走了进来，把他的大衣和军帽递给了布尔。格伦·佩里在写给编辑的一份备忘录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介绍完后，宾主落座——金坐在屋角的一把安乐椅上，记者们在他周围大致围成一个圈。啤酒装在一个盛满冰块的洗手盆里，大家都是拿起瓶子直接喝。

金开始即兴发言。在最初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们都没有打断他。他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了这场世界大战，从1941年时他所面对的将护航船队送过大西洋的问题说起，继而是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危机、中途岛大捷，以及当下瓜岛战事的艰难。

记者们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宏观战略和复杂的后勤突然在他们面前清晰起来。金对于战争重大问题的专业总结本身就是价值连城的知识培训——而当他转向具体问题时，则又展现出了对细节，包括对技术数据惊人的了解。他喝了第二瓶啤酒，接着是第三瓶；他每隔15分钟左右就会点燃一支烟。在记者们看来，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述海军所犯的错误时也同样直言不讳，完全不像是为了自保而隐藏了什么的样子。“他告诉我们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常常还有即将会发生什么，”有人回忆道，“他说的坏消息和好消息一样详尽，许多时候还会一边介绍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一边介绍哪些策略、武器或者二者的结合取得了成功。从头到尾，他都是完全放松的，而且总是很耐心，欢迎大家插话提问，他的回答也直白而轻松。”

许多问题都是关于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周边形势的，美国在那里的空战和海战中遭到了沉重的损失。美国能否守住这个岛屿？或者是否有必要进行战术撤退？

“我们会坚守。”金说道。他说所罗门群岛的战斗残酷而艰难，并承认美国海军遭到了惨重损失。但是在那里狠狠打一仗的理由也很充分。日本人也同样困难，而且他们无法轻易弥补所遭受的损失。当地地理条件也对盟军有利，因为日本在那附近没有航空兵基地。金解释了海军如何以及为何做出公布损失的决定，并且提醒记者们，日军宣布的战果通常会夸张10倍以上。他提到“公牛”哈尔西最近刚被任命为南太平洋司令，还预告了即将于下个星期打响的大规模海战。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正在承担失去舰队的风险？”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问道。

“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呢？”金答道。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金离开之前和每一位记者握了手。有些记者会后留了下来继续讨论，其他人则匆忙离开，他们要把自己能够记住的所有讨论内容写下来。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感到惊讶，觉得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比之前深刻多了。有人回忆道：“金首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没有沉湎于自己的一厢情愿，也没有对那些头痛的难题视而不见，希望它们能自己消失。”对于海军延迟发布军舰战沉的消息引发的争议，记者们接受了金的解释，并觉得他和海军受到了不公正的污蔑。

令金意外的是，他自己也很享受这个晚上的每时每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和自己说话，向自己讲述整个战争的来龙去脉；这甚至也帮他自己厘清了一些思路。第二天早晨他一来到办公室，就给“内利”布尔打电话，问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金的亚历山德里亚秘密媒体简报会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平均下来大约是每6个星期开一次。后来还有更多的通讯员获邀参加，数量最终接近30人。这些记者笑称自己是“阿灵顿游击队员”，他们还像正式的秘密行动一样给金安了个代号——“瘦子”。当诺克斯部长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他由衷地给予了赞许，虽然金将军事先没有打招呼就擅自办了此事，对部长的权威似有侵犯。而且，金说出来的那些秘密，最终也从未在报纸上出现过。

金很快意识到自己获得了华盛顿媒体圈的一股善意。这笔资产看不见摸不着，但金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国会议员马斯曾经在国会和媒体上大肆宣称美军最高指挥层内部不和，同时推动立法把各军种合并入一个统一的指挥架构。金相信现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形式已经足够顺畅，军种合并应当推迟到战争结束后再说。于是金小心地约见了几个“阿灵顿游击队员”。不到24小时，全美各大报刊便充满了声讨马斯言论的文章和社论，对金却只字未提。不久后，在罗斯福总统和国会领袖的支持下，军种合并的事情被束之高阁，留待战后再议。

1941年，金刚刚到达华盛顿时，曾决心不和媒体发生任何瓜葛。而到了珍珠港事件即将满一周年之时，他已经能够如同华盛顿那些老练的幕后玩家那样暗中操控媒体了。猛一看，这似乎是个突然的逆转，但是若深想，就会发现这其实毫不意外，因为没人会误以为欧内斯特·J.金是个不善学习的人。

在麦克阿瑟将军设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里，新闻处的负责人是“皮克”勒格朗德·迪勒上校，他是个职业陆军军官，后来正是在此新闻处处长任上官至准将。迪勒是“巴丹帮”的元老，他们是麦克阿瑟最忠实的部下，战争爆发前就在菲律宾服役，1942年3月又和麦克阿瑟一起从科雷吉多尔出逃。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新闻工作从来不缺人手：迪勒下辖的官兵数量最后超过了100人，里面不乏校级军官，其中许多人到战争结束时都晋升为上校。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和他的幕僚们对于从本土汹涌而来的记者们感到很头疼，迪勒却恰恰相反，他对记者们持“越多越好”的态度，而且总是乐于签发更多的媒体许可证。在布里斯班，获得认证的记者、摄影师和无线电广播员最终超过了400人。

迪勒和他的团队将通讯员们视为尊贵的客人。他们对所有问题都是有问必答，提供了最先进的通信和广播设施，在记者们即将奔赴前线时还会好好招待他们。他们会安排记者们直接面见麦克阿瑟本人，虽然那都是在精心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几乎每天一份的新闻公报都是由迪勒撰写初稿，再交给麦克阿瑟审核，常常还会被他重写。通讯员们很快发现，没有任何或明或暗的批评能够逃过迪勒的红铅笔，而另一方面，他们的赞扬和吹捧越多，就越能得到独家消息或其他令人羡慕的特殊待遇。

新闻界给迪勒和他团队的配合力度打了高分。和夏威夷的情况截然相反，新的报道提交给麦克阿瑟的新闻处之后，会在24小时内得到阅读、审核、批准，并传回美国国内，发表到报刊上时还是热乎的。这种新鲜出炉的新闻更容易登上头版头条，而来自尼米兹战区的那些相对过时的新闻就只好敬陪末座。就这样，1942年到1943年间，美国公众中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太平洋上的大部分仗都是麦克阿瑟打的。

麦克阿瑟比二战美军其他将帅更能理解视觉印象的重要性。他时刻关注自己的衣着和装饰，也就是反对者们口中他的“道具”——旧巴巴的菲律宾元帅软顶帽，整洁的飞行皮夹克，飞行太阳镜，还有他那看起来越来越大的玉米芯烟斗。他对自己头顶上的秃斑十分介意，如果不得不拍摄免冠照片，他就会找没人的地方花点时间，把头顶上的头发从一边梳到另一边，在双耳5厘米以上的地方留出完美的直发——今天人们常说的“遮秃发型”（combover）。这些照片和媒体文稿一样，也是迪勒的审查对象——麦克阿瑟登出来的大部分战时照片都是从下往上拍的，这样能让他看起来显得更高一些。

布里斯班的宣传机器常常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麦克阿瑟是在亲自率领部队冲锋陷阵。作为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角色并不是亲自上战场打仗，而且他在“一战”中已经表现出了他的英勇，无须再去证明什么。然而在前线拼杀的将士们从未在战场上见过麦克阿瑟，却听美国报纸上说他正在一线和将士们同甘共苦，这就难免令他们愤愤不平了。1942年10月，他飞往新几内亚岛东南部的盟军基地莫尔斯比港做了短暂的视察，布里斯班的战争通讯员们就报道说麦克阿瑟视察了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布纳附近的战场。这样的报道都被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审查官审查通过了。有一张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罗克汉普顿观看部队演习的照片，发表到了媒体上就被误写成了“视察前线”。有一段记录麦克阿瑟坐在吉普车后排，在泥泞的林间小道上颠簸开进的新闻短片，解说员告诉观众，将军正乘车前往前线阵地。但实际上，在他整个视察期间，他和最近的日军部队之间始终隔着一座密林覆盖的大山。

这样明目张胆的胡编乱造令第8集团军司令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十分愤怒，他认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新闻处是在滥用自己的战时新闻审查权来放纵麦克阿瑟个人的虚荣心。艾克尔伯格将军体验到了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同僚此前已经吃过的亏——如果一位下级军官想要和麦克阿瑟共事，那么他最好不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艾克尔伯格在几份关于布纳战役的媒体报道上露了脸讲了话，于是便被召回布里斯班，被麦克阿瑟一顿臭骂：“你知不知道我明天就能把你降成上校，让你滚回家去？”艾克尔伯格知道厉害了，他在战争余下的过程中对媒体一律拒之门外。有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公共关系官员说：“我宁愿你往我口袋里放一条毒蛇，也不希望你去宣传我。”

从战争一开始，麦克阿瑟就一直坚持发布他自己的新闻公报，华盛顿要他低调一些，他也置若罔闻。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都不喜欢布里斯班发出的这些哗众取宠的声明，于是他们开始质疑麦克阿瑟所宣称的战果的准确性。对于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宣传机器来说，真相常常是可以被牺牲的。他们的战报写得天花乱坠，以便看起来显得更精彩和戏剧性，许多时候他们不仅舞文弄墨，甚至会随意捏造“事实”。有些时候，关于敌方损失的数据完全是胡编乱造的。不仅如此，许多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公报看起来并不怎么掩饰对海军或者尼米兹战区作战行动的贬损。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发生在1943年3月。当时麦克阿瑟对新几内亚以北海岸外的日本运兵船队发动了一场成功的空袭，史称俾斯麦海海战。此战，乔治·C.肯尼中将第5航空队的轰炸机群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跳弹轰炸”的新的低空轰炸战术，击沉了12艘敌军舰船，包括8艘运输船和4艘护航驱逐舰。P-38战斗机群击落了大约20架在船队上空掩护的日军战斗机，赶走了其余20来架。这些运输船搭载了大约8 000名日军，其中至少3 000人被炸死或淹死。（准确数字从来都没有被统计出来过，有不少人趴在碎片上游到了附近的岸边，或者被小艇救起。）

这一杰出表现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一次战术上的突破，此前他们一直为怎样命中海上航行的舰船而苦恼不已。但是，西南太平洋战区随后发布的公报却极尽夸大之能事：12艘运输船、3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被击沉，102架日军飞机“目视确认已被摧毁”。不仅如此，公报声称船队搭载了大约1.5万名日军，“全部被消灭”。在同期发布给媒体的另一份声明中，麦克阿瑟似乎光从这一场战斗中就得出了一个实际上还遥遥无期的结论，说空中力量已经从根本上压倒了制海权，也就是说陆军航空队已经赢得了和海军之间持续已久的那场论战。他宣称，未来的制海权将由陆基航空兵而不是海上力量来决定：“盟军的海军部队完全可以打出自己的精彩，但是西太平洋上战争的胜负将由对空地联合部队的合理运用来决定。”此话令海军将领们大吃一惊，于是他们找到马歇尔和史汀生，要他们把自己的人管紧点。

麦克阿瑟和肯尼的牛皮吹得太大了，根本架不住深究。当飞行员的作战报告和对海上救起的俘虏进行审讯的结果显示，他们宣称的击沉数比整个日军船队的规模还要大时，他们开始想办法澄清。但是，当马歇尔将军把订正后的战果评估发到布里斯班，要求西南太平洋战区发布一份修订公报时，麦克阿瑟爆发了。他向后方发了一份长得令人不敢相信的有线电报，列出了他宣称击沉的22艘舰船中21艘的名称，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战果统计已经得到了缴获的日方文件和俘虏审讯记录的充分证实，并要求华盛顿方面修改统计数字，与自己先前发出的报告保持一致。他还说，他已准备好为自己公布的战果做辩护，“无论在官方内部还是通过公开的形式”。不仅如此，如果战争部执意要公开文件“质疑我作战报告的真实性”，那就要告诉他这幕后的黑手是谁，“这样我就会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在环境允许时收拾这个应该负责的人”。

其实麦克阿瑟在媒体公报上的这些瞎吹乱捧既无价值也没必要，因为在1943—1944年，他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是实打实的。他沿着新几内亚海岸推进，在新不列颠岛登陆，向洛斯内格罗斯-马努斯岛发动了大胆的两栖突袭，在新几内亚北部沿岸长距离跃进至荷兰迪亚——所有这些行动的计划和执行都很完善。肯尼的轰炸机确实将一支重要的日军船队大部歼灭；他们真的首创了一种全新的致命战术以击沉海上航行的舰船，而这种打法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麦克阿瑟的部队有充分的理由毫无顾虑地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他在南太平洋的反攻本来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这些公报带来的争议反而是在给这场胜利抹黑。

这些批评让麦克阿瑟在世人眼中成了一个沉醉在自我幻想中的自大狂，但是他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作自有其目的。他是在给自己的国内政治影响力下注。迪勒后来说，麦克阿瑟将军“是努力在自己所处的层级上最大限度地为太平洋战区和我们的部队争取援助，因此他尝试把故事讲得更加精彩，这样人们就会出于同情而支持他”。在麦克阿瑟眼里，他这是在与华盛顿的一众敌人坚持斗争。他最大的敌人是罗斯福。他很熟悉，但又十分瞧不起这个人。他不止一次对拥趸们说，总统在战争爆发之初就“背叛”了自己，没有派部队到菲律宾去解救他。他对于把太平洋分割成两个独立的战区，并把北边部分交给尼米兹指挥很不满。他觉得海军就是罗斯福总统的狗腿子——这倒也不算全错——他对所有海军军官都不怎么信任，觉得他们都是间谍或者是搞破坏的。但是，麦克阿瑟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力给陆军带来的麻烦比海军更甚。马歇尔、史汀生和华盛顿的其他陆军高层想尽了办法让西南太平洋战区守规矩。麦克阿瑟总是在抗命犯上的边缘反复试探，常常或明或暗地威胁说要让大众给自己的事情评评理，而任何内部的矛盾捅到报纸和国会都可能会引发巨大反响。

麦克阿瑟发自内心地相信战争部辜负了他在菲律宾的军队。他愤怒地控诉那些身份不明的坏东西——“他们”——“他们”操控了军队，暗地里密谋削弱他。“他们”把“欧洲优先”作为盟国全球战略的基石，他痛恨这个政策，总是宣称这是个历史的谬误。“他们”拒绝向他提供遏制日本在南太平洋的进攻和发动反击所需的部队。“他们”是一群坐办公室的官僚，“政治将军”，这些人妒忌他的公众声望，因此想尽办法打压他。“他们”把持着华盛顿，而他却在距离权力中心半个地球远的澳大利亚。自从1935年离开以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华盛顿和美国本土；在罗斯福1941年7月任命他为远东美军总司令之前，他甚至已经从美国陆军退役，转而当上菲律宾军队的元帅。长时间的两地分离，令他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必须用尽所需的手段来让华盛顿感受到他的影响力。只有这样，他才有希望获得他需要的部队、武器、军舰和飞机去打赢太平洋战争，并且是根据他自己的计划表去打赢。他必须在“他们”自己的游戏里打垮“他们”——他在华盛顿的敌手，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比对手更能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他想要统治整场战争，想要把尼米兹的部队纳入自己麾下；这既然做不到，他就想要让自己的战区得到盟军在太平洋上的绝大部分资源。他想要让自己的战略主张压倒海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乃至同盟国的主张，这意味着他应当首先尽快解放菲律宾群岛（尤其是北边的主岛吕宋岛）。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容许菲律宾被绕过，让位于那些能够更直接通往日本本土的路线。

在私下的谈话里，麦克阿瑟毫不隐讳地承认他积极的媒体关系策略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选择的手段。“他们怕我，鲍勃，”他在1944年初这样对艾克尔伯格说道，“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在报纸上和他们斗。”一位在他司令部工作的通讯员观察到，麦克阿瑟必须“每天早晨在他的公报里赢得这场战争，他要向公众证明，是罗斯福和邪恶的参谋长们扣住了那些原本应该属于他的武器”。

在他1964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他始终说自己一次也没有想过要获得共和党1944年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真实情况却是，他与一个所谓的“厨房内阁”积极合作，这是一群有实力的共和党人、商界领袖和媒体老板，他们都想要把罗斯福总统赶下台。这些人觉得，想要在这样一次战时选举中击败广受民众认可的现任总统，麦克阿瑟是最佳选择，也是唯一的希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们也和诸多亲朋好友及下属谈到了这件事，包括艾克尔伯格将军，他在1943年6月对夫人说：“我们首长谈起了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事——我看得出他想要得到提名，我想就是这样的。”麦克阿瑟可能参加竞选的第一个蛛丝马迹在当年4月露出了眉目，当时战争部长史汀生宣布，在职军官不允许一边穿着军装，一边参加国内竞选。共和党领袖，包括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和国会议员汉密尔顿·菲什将此解读为对麦克阿瑟的先发制人。这两人都跳出来指责史汀生干预政治，随后他们都收到了麦克阿瑟的感谢信，谢谢他们在危难时帮助自己。

来自密歇根州的参议员范登堡是这个私下小团体的头儿，他警告麦克阿瑟，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想获得总统提名。他的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1944年6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集会，届时共和党两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和温德尔·威尔基将会僵持不下。到那个时候，这个小团体就会在万众欢呼之下提名麦克阿瑟成为总统候选人。这个策略是范登堡和其他一些精英人物一起商议出来的，包括报社老板赫斯特和麦考密克，退役陆军将领及西尔斯百货执行官罗伯特·E.伍德，国会议员卡尔·文森，《时代》《生活》杂志出版商亨利·卢斯及其夫人，女国会议员克莱尔·布斯·卢斯。麦克阿瑟在国内的支持者会定期在其高级幕僚回国时与他们见面。（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许多高级幕僚在搭乘军用飞机往来于澳大利亚和华盛顿之间处理政治事务时一点也不谨慎。）初选季开始的时候，麦克阿瑟写信联系了自己的支持者，这些信件的用词都是格外谨慎，以防万一落入外人之手。例如，他给范登堡的信是这么写的：“为了您全心全意的友谊，我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唯愿终有一日能给予回报。我还有很多话，受限于环境不方便说。另外我想要您知道，我对您的经验和您睿智的伙伴们怀有绝对的信心。”

传记作家和历史学者们一直在为麦克阿瑟是否真的想要登上总统宝座而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他的目的只是想要向罗斯福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施压，让他来负责整个太平洋战争，并给他打赢这场战争所需的资源。他这么做或许是出于内心的矛盾，或许是由于在聚光灯下自我膨胀。麦克阿瑟十分渴望打回菲律宾，拯救他那些被敌人囚禁并饱受折磨的队伍，并让星条旗在巴丹再次升起。若成为总统，他将会看到这一切成为现实，但同时也就不能亲手将其实现了。作为美国历史专业的毕业生，他一定知道自己这样做将会承担成为第二个麦克莱伦而毁掉职业生涯的风险——麦克莱伦是南北战争时北方联邦军的将领，在1864年总统大选中挑战亚伯拉罕·林肯失败。或许麦克阿瑟更喜欢去响应万众的欢呼，这对他来说完全不需要靠什么竞选。而在总统选举中击败罗斯福的前景也确实令他沉醉。这两人相识已久，他们曾是同僚、竞争对手，甚至是“朋友”，当然这只是面子上的，在华盛顿，点头之交有时也算朋友。在罗斯福刚刚当上美国总统时，麦克阿瑟是陆军参谋长。他对罗斯福在1934年缩减国防预算极为反对，甚至差点违抗这位新总统（连他自己都这么说）。和许多政治保守派一样，麦克阿瑟将罗斯福的新政视为布尔什维主义在美国国内的渗透。他私下里带着蔑视称罗斯福为“弗兰克表兄”，或者带着那个时代政治右翼普遍怀有的反犹情绪，不客气地以犹太名字“罗森菲尔德”来称呼他。根据艾克尔伯格的说法，麦克阿瑟好几次说过，“若不是因为憎恨罗斯福，甚至达到了仇视的程度”，他才不想去争那个共和党总统的提名。

1944年初，当共和党正式启动初选工作时，有媒体引用匿名来源的消息称，麦克阿瑟正准备返回美国国内，全职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范登堡在《科利尔》发表了文章《为什么我选择麦克阿瑟》，公开了此事。还有一份经迪勒审查批准后发布的报道，总结了据说是在布里斯班盛行的观点：“如果麦克阿瑟将军——还有此地的其他许多人——认为获得胜利的最短路径是让一位有经验的军人入主白宫，那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在摄像机前被问及关于此事的想法时，麦克阿瑟身边的所有人却又异口同声地避而不谈：“我们还是谈谈打仗吧。”独立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珀曾多次直接问麦克阿瑟是否有意于共和党总统提名，却从未得到正面回答：“每次他都装作没听见我说话。”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已经出现在了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两个州的共和党初选选票上，他从未要求这两个州把自己的名字删掉。

但是有些反对偶像崇拜的记者提出了问题。一位正在与敌人血战的战区司令与国内的政治竞选眉来眼去，这样是否妥当？考虑到麦克阿瑟的公众形象是通过他自己的新闻审查官包装后由战时媒体折射出来的，让他和那些没有这一有利条件的候选人同台竞技，是否公平？美国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麦克阿瑟在他自己这支军队的官兵中是多么不受待见。在竞选的聚光灯下，难免有人会强烈反对。1944年1月号的《美国信使》杂志就是个例子。原先在亨利·卢斯手下供职的编辑约翰·麦卡登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然后回了国，因此绕开了迪勒的审查。在一篇毫不留情的人物概评里，他批评麦克阿瑟作为将领的表现被大大高估了，他醉心于高大的公众形象，但实际表现却无法与之相配，而且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肆无忌惮的新闻审查是对政治进程不可容忍的粗暴操控。麦卡登还重点指出了那些反对罗斯福的媒体对于塑造和维系“麦克阿瑟狂热”所起到的作用。他提出，麦克阿瑟无法胜任他自己所追求的角色，也就是太平洋战场总司令，因为“在一片由天空和海洋主导的战场上……他是个陆地上的将领”。麦卡登写道，麦克阿瑟关于其并未参选总统的声明是不可信的，如果他真想消除外界的猜疑，就应当仿效谢尔曼将军在1884年的名言：“提名我，我不会接受；被选中了我也不会上任。”

《美国信使》的文章令麦克阿瑟暴跳如雷，尤为甚者，这本期刊可是列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图书馆分发给海外军人的读物之中。在一封发给马歇尔的长电报中，他说这篇文章“行文可耻，可以说是诽谤”，还发牢骚说这是跟在日本人的煽动文章后面鹦鹉学舌。但是他没有直接反驳，因为（按他告诉艾克尔伯格的说法）它包含了“一丝令他无法作答的事实”。遭此一击令他备感失望，“越过这道坎，是他必须去承受的”，他说。麦克阿瑟假若能够看到未来，想必会更加懊恼，因为从那以后，类似麦卡登这样的“恶毒攻击”将会在历史学家中变得十分普遍。

无论如何，这位黑马候选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最后冲刺的时刻摔了一跤。而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却在共和党选民和政治掮客中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实力。到3月下旬，事情已经很明朗，杜威将会战胜威尔基，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芝加哥将不会出现僵局，麦克阿瑟也就彻底失去了这张总统竞选的入场券。麦克阿瑟的参选之路最终因他写给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阿瑟·L.米勒的信件被擅自公开而以一团糟的状态收场。米勒急着要让麦克阿瑟接受本党派的邀请：“为了国民和尚未出生的孩子们，你必须接受”，因为“除非能够制止这种‘新政’，否则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将会注定毁灭”。麦克阿瑟将军误以为国会议员都是很稳重的，于是在回信里直接写道，他“毫无保留地”肯定“您的评论充满智慧和政治家风度”。谁知道米勒没有经过麦克阿瑟的同意，就在4月14日把这封信交给了媒体。这封信立刻全文出现在了全美各大报刊上。如果说米勒相信媒体将会拿这封信来鼓吹麦克阿瑟参选，他就大错特错了。范登堡将这次曝光视为“巨大的乌龙”和“悲剧性的错误”。I.F.斯通在《国家》杂志上撰文，结论是这封信令麦克阿瑟展露出“军人不应有的形象——对自己的总司令不忠，是个浮夸而且无知的浑蛋”。

麦克阿瑟在他1964年的回忆录里写道，正是这一刻，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名字已经作为共和党提名候选人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他突然对这件荒唐而且丢人的事情警觉起来，迅速而且坚定地制止了这一切。他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自己没有竞选总统的野心，并将所有对米勒信件的此类解读斥为“用心险恶”。大家都觉得他这声明过于可疑，于是他在1944年4月30日又发表了第二份声明，说道：“请不要把我的名字和总统提名联系在一起，任何形式都不要。对此我既不曾觊觎，也不会接受。”

如此，麦克阿瑟关于总统政治的尝试便告一段落，至少在1944年这一届总统大选中是如此。这段丢人现眼的插曲将成为他军旅生涯中的一个小注脚。然而从更大的方面说，这一场闹剧却给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年留下了一段抹不掉的印记。至关重要的全球战略居然受到了个人政治的拖累，并且在整个大选期间都将如此。杜威州长接受了所在党派的总统提名，他在1944年9月14日的演说中说道：“现在麦克阿瑟将军不会再从政治上威胁罗斯福先生了，他了不起的天才理应得到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瞩目……麦克阿瑟将军在补给不足、空中力量不足、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创造了奇迹。”虽然此番发言语气平和，但杜威的评论却暗含了对总统的严厉指责，他暗暗指责参谋长联席会议纵容政治因素来左右太平洋战场的兵力分配。杜威并没有继续深挖此事，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参联会会来反驳他，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罗斯福从未原谅杜威，1944年的总统竞选将成为杜威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经历。

关于太平洋战争大战略的基本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麦克阿瑟是否应当获准收复整个菲律宾群岛，包括北方主岛吕宋岛？欧内斯特·金关于攻打台湾的方案能否获得通过？美军是否应当在中国大陆沿岸登陆？若如此，这是否意味着美军将会大规模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更远一些看，对日本的最后一战将会是什么样子？日本能否在血腥惨烈的登陆之前接受投降条件？昭和天皇裕仁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会扮演何种角色？这都是些复杂而且无比重要的抉择，而且不可能无限期拖而不决。总统选举的时间安排是不可更改的，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选民们都会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走进投票站。现在，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大选季对太平洋上的重大战略问题做出决定了——人们必定会带上政治的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决策，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历史学者，都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