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队大学的建立

2003年8月，彼得·斯库梅克（Peter Schoomaker）将军接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职位。这位传奇的特种作战指挥官讨厌所谓“大部队”的官僚作风，也震惊于军方想象力的匮乏。虽然军方警告美国人民“反恐战争”会持续多年，但没有人真正相信过。因此，斯库梅克接手了一支缺少弹药和士兵、迫切需要新思维的军队。他对新的想法如饥似渴。

罗特科夫就是新想法的贡献者之一。退休后，罗特科夫回到华盛顿。在那里，他被邀请来领导美国陆军情报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中将的“经验教训”小组。罗特科夫和他的团队在五角大楼倡议成立一支由逆向思考者组成的常设小组，负责对军队的战略和计划进行独立的批判性分析。

“从历史上看，军队拥有一套工程思维。军官们喜欢尽快弄清他们想要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样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研究如何实现它。问题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急剧变化，你永远无法停止思考。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也许——只是也许——你是错的，”罗特科夫说，“我告诉他们我们如何创造这个空间，就战略和计划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对话。因为知道它的价值，我才会如此推崇——如果得到推广，这种方法真的可以有所作为。”

斯库梅克将军喜欢这个想法。对他来说，这听起来很像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不受军队官僚决策过程的约束，一个团队制订计划，然后把计划交给另一个团队去分解。斯库梅克下令在整个军队中建立红队。他还下令建立一所新学校，培养核心的红队队员和领导来为这个学校工作。

2004年，军方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建立了红队培训学校。除了拥有安全级别最高的军事监狱，这个基地还是陆军司令部和参谋学院及其高级军事研究学院所在地。作为“军队的智力中心”，主办者决定称之为外国军事和文化研究大学。这个名字能够掩盖新学校的真正用途。但军方大多数人仍然称之为“红队大学”，鉴于军方对首字母缩写词的喜爱，它也被叫作UFMCS(12)。

红队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退休上校格雷格·方特诺特（Greg Fontenot）。方特诺特和罗特科夫一样，是一位勇于从内部变革的战士哲学家。但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如果说罗特科夫是霍默·辛普森和维托·科里昂的混合体，方特诺特则是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中库尔茨上校的升级版，兼具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13)的一些良好特质。作为一名坦率的坦克指挥官兼军事历史学家，方特诺特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甚至是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他的口无遮拦最终让他丢掉了成为将军的机会。在任命他为红队大学的校长之前，军方让他以平民作战模拟专家的身份为军方工作(14)。

“他们告诉我，他们想训练一些魔鬼辩护人，从内部来挑战军队的各种计划，”方特诺特回忆说，“而且给我一年的时间来弄清楚到底该怎么做。”

方特诺特开始组建团队来开发课程。他知道罗特科夫曾经建议在五角大楼组建红队，所以请他帮忙，还聘请他担任第一堂课的首席讲师。虽然两人风格迥异，却一致同意军队需要改变做出重大决策的方式。

“红队已成为军队教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红队大学传授的工具和技术已成为规划和讨论每一项新任务的一部分。”罗特科夫说。2013年方特诺特退休后，罗特科夫接管了红队大学：“我们的理念已经反映在我们的机构每天所做的无数细小决定中。而这些细小决定正在改变军队，使之能够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