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思考”势在必行

与以色列一样，一场出其不意的军事进攻让美国情报分析系统的局限性暴露无遗。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让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大厦轰然倒塌，五角大楼受到重创，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失去生命。美国成立了自己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调查美国情报机构和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未能及时发现并阻止恐怖分子阴谋的原因。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国家委员会也被称为“9·11”事件调查委员会(10)，它发现：

“9·11”事件令人震惊，却不应该是个意外。恐怖分子已经发出了大量警告，他们打算不加区别地大规模屠杀美国人……2001年春季和夏季，美国情报机构收到了一系列警告，称正如一份报告所说，基地组织计划了“某个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告诉我们：“整个体系的红灯已经亮起。”

那么为什么这些警告被忽略了呢？事件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最大的失败是想象力的失败。”

美国中情局并不是看到了“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才想起补救。恐怖袭击当天，特尼特就下令组建一个新团队，“非常规思考”现在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特尼特把这个团队命名为“红细胞”（Red Cell）。

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专家迈卡·曾科（Micah Zenko）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特尼特决定组织一批逆向思考者来挑战情报界的传统智慧，并通过未来可能性分析法来降低更多意外袭击的威胁。”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个秘密机构内部情况的珍贵参考。

据美国中情局介绍：“‘红细胞’用一种所谓‘打破常规’的策略来撰写备忘录，以此来启发思考而不是提供权威评估。”这些备忘录改变了美国中情局的思维模式，人们认为，“红细胞”非常有效，因此2004年的《情报改革和预防恐怖主义法案》（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要求所有美国情报机构都使用“红细胞”。

从那时开始，美国陆军也开始发展自己的红队。

红队这个词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普鲁士军队使用兵棋或作战模拟来训练其军官。一组军官制订一个战斗计划，另一组扮演敌人努力破坏前者的计划。目的是在作战指挥室中找出普鲁士防御策略上的缺陷或弱点，而不是等到了战场上才发现。这些桌面模拟使用木块代表军事单位。因为大多数普鲁士士兵穿着蓝色军装，所以主队以蓝色木块为代表，被称为“蓝队”；敌军用红色木块来表示，被称为“红队”，他们的工作是找出主队计划和战略中的弱点。红队的名字也就被沿用下来了。

美国陆军在19世纪初开发了自己的兵棋版本，但作战模拟主要用于培训青年军官，而不是用来测试实际的战略或计划。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五角大楼的人开始意识到军队自身也需要使用红队。

“国防部对于其掌控未来军事行动的能力过于自信，甚至到了傲慢的程度，”当时美国国防部负责制订计划和防扩散政策的助理秘书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11)说，“军方有许多人似乎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领先于所有对手的长期技术优势，这将在今后所有军事对抗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米勒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美国在战场上承受不起任何想当然造成的损失。在2000年离开五角大楼之后，米勒帮助咨询公司希克斯（Hicks & Associates）建立了防御适应红队项目（Defense Adaptive Red Teaming Program，即DART），这家公司的业务就包括帮助五角大楼实施作战模拟。防御适应红队项目为这些模拟提供了关于对手、军事理论和政策的逆向分析。

“大部分的工作聚焦于各种概念。我们会使用作战模拟或分析的方法来将它们拆解，”米勒说，“军方高层领导人对我们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9·11”恐怖袭击使这一兴趣达到了全新水平。2003年，一个五角大楼工作组建议扩大红队，超越其传统的威胁模拟，提供逆向分析并“挑战全新的作战概念，以便在真正的对手行动之前发现其弱点”。

那正是史蒂夫·罗特科夫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