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场所

小野：说起巨型烟花，我想起来了，可以说吗？

沼野：请。

小野：在小说里写巨型烟花的故事时，有个比我小一岁的男子，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在农村大家都叫我“麻君”，那位小我一岁的男子说：“是麻君你朝着别人家放的巨型烟花呀！”哎呀哎呀，我可没干过这种事情。放巨型烟花的故事完全属于创作，我感觉读过之后自己的记忆被人捏造了。

沼野：是啊！实际上，这种记忆的捏造也是有的。

小野：感觉有趣的是，他读过我的小说后说我们小时候确实干过那种事情。之前的话还好听，后来他居然说是我指挥他朝别人家放烟花的。

沼野：文学作品有一种力量，一旦文本完成，它就成了历史，或者大家根据这个文本将记忆更替。我认为书写的力量很强大。

关于场所，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各种作品，我认为通过描写那些远离世界的产业和经济中心的边境或小地方的内容，或者通过自始至终描写边境或小地方，反而可以达到世界文学的高水平。这是很好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刚才也提到过，作家不是为了某某而写作的，仅仅是为了不断挖掘自己。挖掘了自己也就等于为大家提供了场所。通过一直描写的场所，就可以跟广阔的文学世界相联系，这一点你怎么看？

小野：发生这种事情是文学和艺术的不可思议之处。托老师的福，《停泊在热闹海湾的船》这本书翻译成了越南语。

沼野：是去越南旅行讲演时翻译的吧。

小野：是的。沼野老师前一年去的，第二年沼野老师替我打了招呼，我就去了越南。以此为契机，作品被译成越南语了。结果，读我作品的越南读者说，他以为我写的是越南农村的故事呢。

沼野：他们有一种亲切感。

小野：他们说，明明描写的是日本一个小地方的故事，读者却以为描写的是自己的家乡。大城市虽然有不同之处，但基本上都很相似，有一种共通性。同样，我认为狭小的边境也有相通之处，日本的边境、越南的边境、俄罗斯的边境也都有相似之处。前一阵子我去了俄罗斯，在当地的图书馆讲了自己的小说，那里的听众也觉得像是讲的俄罗斯乡村的故事。我听他们说“去到俄罗斯乡村，那里有些事情比起你写的还要厉害”，他们觉得很有趣。

沼野：小野你的作品还没有翻译成俄语吗？

小野：是的是的。关于这一点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我去俄罗斯的图书馆之前，有人问我要不要去亚美尼亚。建议我先去亚美尼亚讲演，然后再去俄罗斯讲演。当然，我的小说没有翻译成亚美尼亚语，有人说为了读者，他准备把小野小说的一部分进行翻译。于是那个人把我的《九年前的祈祷》全部进行了翻译。我原以为我的小说被翻译成亚美尼亚语的，结果被翻译成俄语了。因为亚美尼亚是苏联的成员国，他们国家的人会讲俄语和亚美尼亚语两种语言。只不过呢，因为译成俄语了，在亚美尼亚和俄罗斯，他们可以用俄语对我的作品进行交流。

沼野：果然啊，那种小国家的语言状况相当复杂。关于小语种的话题回头再说。在此我想多说一点的是，即便是小的空间，深入挖掘的话也可以变为更广阔的舞台。一方面，小的空间自身的特点之中有可以共通理解之处，但是大城市的生活也有相同之处。比如村上春树描写的都市中上层知识青年们的感觉，估计这种感觉全世界是相通的。所以我认为他的作品不管在东南亚还是在东亚，不管是欧洲还是美洲都有理解它的土壤。只不过，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开头部分的名言那样：“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十分相似；每个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总之不幸的状态有很多种，各不相同。我并不是说边境（偏僻之所）就是不幸的。城市里那种看起来安稳富足的生活在全世界感觉都一样，与此相比，地方上富有特点的小地方也各有其闪亮之处。不能简单地以偏概全，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小地方的。

小野：小说或物语中必定要有场所，如果只有人物没有场所，不可能写出作品来。我认为都市的确有都市的丰富，但到了地方，有一种跟都市风景迥然不同的景象，那里有田地，有河流，有大海或者高山，有了这些，土地的表情就大不相同了，人际关系依然浓厚。所以，以地方的小场所为舞台进行创作的话，就必须触及人们所编制的浓密的关系网以及地缘、血缘的关系网，必须要描写人际关系。当然即便在城市或其他地方，人与人的关系是重要的媒介，但对于这种关系的描写方法有了一点变化。

沼野：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无济于事。我最初去美国留学是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美国的饮料自动售货机比日本要先进。不仅就机器性能而言，美国的自动售货机故障多一些，投入钱币也不出东西，或者不出零钱，有各种纠纷。这个话题暂且不提了，我对于美国自动售货机感到惊讶的是居然用声音回答说“你好”“谢谢”等。也就是说，放入钱币从机子上买东西时，和机器之间进行一种疑似的信息交流，没有与人进行任何接触，交流就结束了。但是在过去的苏联，自动售货机当然是没有的，即便买个小东西也需要到柜台上，柜台上老阿姨面目狰狞地站在那里。购买者无法拿东西，跟老阿姨说那个东西给我看一下，老阿姨说是这个吗，然后拿给我看。不过没标价钱，必须一一地询问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不这样就无法购物。农村还有这样的地方吗？

小野：是的。几年前，在日本的学术会议上有一个分科会，讨论和制作针对大学的语言文学领域的教育课程的参照标准，也不知为什么，我和柴田元幸被叫到分科会上参加了会议。其中从事文学教学的文学部的教员们说文学重要，只有他们自己这么说的话也没有说服力，于是在参照标准问世前围绕草案举办了公开的研讨会，请外围的人也参加了。于是，来了一位企业家，他认为文学部教育很重要，从经营方面谈到文学为什么重要。

这位企业家说，从基本上讲，文学部是处理语言的空间。人们的一切活动靠语言来建立。现在到了公司无法进行沟通而迅速辞职的年轻人正在增多，而且因为交流不畅而长期内心痛苦的人也很多。正因为如此，在大学认真学习文学十分重要。

那位企业家说的有些话令我印象深刻：“我前几天去京都出差了。仔细想来，除去工作时间一句话不说，和任何人不说话就出了家门，在自动售票机上买票也不用跟人说话，去小超市买东西，将商品拿到柜台时跟店员也不说话，到达京都坐出租车的时候只说了一句目的地。到了出差地结束工作之后仍然不说话。所以不说话也可以生活，现在的社会跟人接触聊天的机会变少了。”那位企业家的话仍浮现在我的脑海。

沼野：或许生活不便这种情况更适合文学。

小野：是啊。

沼野：在俄罗斯，现在有一位前卫作家叫索罗金[7]，受人膜拜。他初期有部作品叫《排队》（未译）。俄罗斯常出现物资不足的情况，不管买什么东西都需要排很长的队。比如买个厕纸也要排一小时的队。这不是开玩笑，是真事。于是排队的人开始各种聊天，有时候还会发生口角。《排队》这部小说仅仅由排队时人们的会话构成，虽然很前卫但也很真实。我觉得是文学的力量使得这样的作品能够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