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跟踪狂一样把物哀（もののあわれ）偷回来

龟山：刚才谈到了纪贯之的《古今和歌集》，我在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思考，那些思考与沼野先生提到的物哀（もののあわれ）、纪贯之的“诗的力量”等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心有余”中的“心”，指的是信息、内容，从“词不足”这里再折回到“3·11”的话题啊，我工作的大学有一本宣传杂志pieria，今福龙太先生曾经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写的是自己在“3·11”以后所经历的失语体验。文中他说，在大地震发生后一个月，我几乎完全写不了任何东西。

那个杂志栏目的名字是《让我们谈一谈世界各地的诗歌》，是今福先生与我的一个对谈，具体来说是我们俩各选十首自己喜欢的诗歌，聊这些诗歌的同时，也聊一聊自己目前的状况。其中有一个规则是，在对谈进行的一周前把自己选好的诗歌发给对方，那时，今福先生当然是按时选好了诗歌并发给我了，我就遇到了一点问题，因为我在自己乱糟糟的书架上没有找到那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名诗集大成》，我就在网上找了找。其时看到了一个叫作《世界名诗》的栏目，收录了大约三十首诗，其中有叶芝、欧文、泰戈尔，还有三好达治[26]。

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写过诗。高三那年高考结束后也写过，还曾经用雕刻刀把诗刻在了木桌上。那会儿还没意识到这么做是不可以的。

沼野：刻在学校的桌子上吗？

龟山：是。把自己写的诗刻在了自己学校的桌子上。

沼野：这么做可不太好。不过那个桌子，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可以作为纪念保存起来了，有展览的价值啊。

龟山：那时候没觉得那样做不好。后来休息的时候老师来到教室，说请大家都闭上眼睛，刚才有个家伙在教室的桌子上刻了像是一首诗的东西，是谁干的？请默默把手举起来。我是真没敢举手。我觉得老师知道是谁干的。对这事没有一点罪恶感当然是不好的，但那时候确实是沉迷于写诗的。

那时我喜欢的诗人就是三好达治，其中特别喜欢他那首《婴儿车》。于是当后来在网上再次读到这首诗时，真的是觉得自己又一次体验到了这首诗传递出来的“aura”。诗本身只是文字的罗列，要从中感受到“aura”，其实需要自己这一方的内心是做好准备了的，处在合适的境况中。那时我每天被工作追得焦头烂额，连找诗的事情都要在网上完成，其实是很匆忙很疲惫的一种状态，但即便如此，当我读到《婴儿车》开头的第一句“母亲啊——淡淡忧愁之物飘落”时，自己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的景象突然一下子就展现在眼前。当时就想，啊，这就是乡愁（nostalgia）啊。今天在这里我想大胆地使用一下这个表达，即，自己与日本是连接在一起的。——而那时我发觉，自己与日本这片土地、与日本的民族性的东西相连接的那个标志，就是《婴儿车》这首诗。《婴儿车》，也正是生命诞生之地、故乡的一个原风景。而且，哪怕只有短短的一个瞬间，正是那份感动，带给一个人活着的感觉。

在与今福先生的对谈中，还有一个约定是两个人各作一首诗拿到对谈现场。而我一直到了对谈的当天才想起这件事，很是狼狈，在去会场的车上才开始写，结果就是一句话也写不出来。当时今福先生已经把他写好的诗发给我了。那首诗里他使用了一个技巧，就是，他把福岛和广岛这两个“岛”的发音作为了韵脚，每一句都押这个韵。

今福先生说，这个韵脚并非是为自己押的。可能不是很好理解，这么说吧，让读者踩着韵脚读这首诗，可以使他们把广岛的经验和福岛的经验合二为一，设了韵脚后，那首诗就像是具备了某种强制性的力量。

当时就想，那我就从别的视角写首诗，也来押一下这个韵吧。在今福先生这首诗的激发下，我开始写诗，想的就是要押上今福先生所写诗的韵脚。诗的内容大致如下——我想写一首诗，写下有关“3·11”以后失语的体验，于是我拜访了某个地方，为什么会去这个地方呢，我去是为了把丢失的“もの（物）”或者“物哀（もののあわれ）”偷回来。

塔尔科夫斯基有一部名为《跟踪狂》的电影。我自己有种感觉，可能对我来说，拜访世贸大厦遗址，就意味着自己成为一个跟踪狂，像一个盗猎者一样悄悄靠近那片土地。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5个月之后，我曾经沿着东北地区的太平洋沿岸，进行了一趟1500公里的旅行，之所以去到东北地区，最终也是为了拿回什么，偷一点什么回来。仍然是一个盗猎者、跟踪狂。

也就是说，在这首诗里，我告发了那个失语的跟踪狂，也就是我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首诗既虚张声势又俗不可耐。为了让读到它的人看不出它是以日本东北和美国纽约为舞台写成的，在诗中我故意模糊了具体信息。我不想让诗中出现广岛、福岛这样明确的词语，因为人们一听到它们就会在脑海中唤起某种特定的印象。最后写成的诗用了一些只有去过这两个地方的人才会懂的词，具体信息则被我一再模糊掉了。

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可能这听起来有些不谦虚啊——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27]。把自己的诗与他的名字相提并论，真的是挺厚颜无耻的，还请大家原谅——其实我想说的是，他的诗作，尤其是晚年的作品，有点像咒语或者说像猜谜语，如果不是熟读他的传记，就读不懂他每句诗的细节。读诗的人能从中直接体验到的只是词语的罗列和节奏。从这些词语的罗列和节奏中能够读出什么，全看读者对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生有多少了解和想象——曼德尔施塔姆写的诗，就是暗号化到了这个程度。

刚才沼野先生提到了震灾发生后古川日出男先生写的小说，我觉得，当前所未闻的那样一个大事件发生时，可能对于作家们来说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此时，到底我该用怎样的手法来写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我也想就这一点听听沼野先生的意见，也就是说，失语也有好几种不同的表现，像今福先生一样，虽然失语了一个月，但一旦开始表达就如滔滔江水有很多话要说；与此相对，我自己的情况则是，只能写出像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那样的暗号化了的诗，而最终也只能以告发自己的深重罪恶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现实。也就是说，那时，我想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一种伦理性态度。沼野先生是如何看待这样不同的失语的方式的呢？

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经历了震灾后的人们，如何写作、写作什么才是可能的？第二个是有关失语的不同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