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坚持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

沼野：您所谈到的内容我非常理解。我的专业本来是俄罗斯文学和波兰文学，在我看来，文学必然要经历一个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互相纠缠中不断被塑造的过程，这恐怕也是文学创作需要一直背负下去的一个必然前提。因此，对于多和田女士提出的所谓“纯粹的文学”这种意见，也许很多专家的评价都容易显得过于严苛了。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多和田女士是在尝试以一种更加纯粹的方式开启某种带有实验性质的语言世界之门。俄罗斯文学或者东欧的流亡文学通常以政治、革命、战争等社会事件为中心，从未考虑过有所谓“纯粹的语言实验”，因此，多和田女士的这番尝试反倒显得不落俗套，也更加难能可贵。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照，利比先生的作品不仅反映出他本身处于支配和被支配的政治权力关系中不得自由的窘境，也正因为这种逼仄的境况，导致作者迸发出试图打破桎梏获得自由的强烈的“越境”意识。我觉得这才是利比先生文学作品中的力量源泉。

既然提到了这本《Exophonie——走出母语的旅行》，我也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利比先生。第一个问题算是老生常谈了，可能您也已经回应过无数次了，而且也是在您的散文作品中有所提及的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坚持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呢？多和田女士说她并不是迫于政治或经济上的原因而进行的文学创作，纯粹是因为用外语写作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创作乐趣。那么利比先生，您究竟是怎么想的呢？特别是如今您已经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日语作家了，在这个节点上回顾初心，您对自己有何评价呢？

另一个可能也是您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利比先生您自己就没考虑过用英语进行创作吗？多和田女士是双语作家，她在创作日语作品的同时，也创作德语的小说、诗歌，还会把自己的作品从一门语言翻译成另一门语言。最近，我稍微计算了一下她的单行本著作的数量，虽然厚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但是两个语种基本上都各有三十本左右，在日语和德语的创作量上可以说大体相当。此外，纳博科夫的俄语著作和英语著作的数量也大致相同。与此相对，利比先生在美国作为日本文化的研究学者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您的博士论文也是用英语撰写的，但是作为小说家，您却一直保持着只用日语创作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您今后也没有用英语进行创作的打算吗？

利比：其实当我过了花甲之年后，就感觉用什么语言写都无所谓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二十岁左右吧，我有一种很浓重的情结，特别是在日本人面前，对于自己不是日本人，因而难以融入日本社会这一事实有着很深的自卑感，这种情结一度令我感到非常苦恼。

怎么说呢，这恐怕还是与日本社会是否真正实现了国际化这个问题大有关联。在我年轻的时候，整个日本社会对所谓“老外”的基本认知就是：这帮老外是看不懂日语的，更别说写日语了。更极端地说，即使他们知道你正在读《万叶集》，他们也会认为从民族属性上而言我们这些老外是无法理解作品内涵的，更有甚者，甚至打算从生物学的角度去否定外国人解读《万叶集》的可能性。这是当时日本社会看待外国人的主流态度。

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很多专家都有着自己的相关评论，但是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也许正是由于二战失败的冲击，相较于战前，这种对于外国人的抵触情绪在战后变得更加极端了。我总是在想，我要是能生于明治、大正或者昭和初期那些对外国人的态度比较和缓的时代就好了！遗憾的是人类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所诞生的时代，我的运气不佳，正好遇到了这么一个世道。如今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创作《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这部小说，一个主要的动机就是极力想要证明“自己虽然是个外国人，但同样可以用日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个人投身文学创作的初衷或许有些荒诞可笑，然而这并不代表其作品也一定就是荒诞可笑的，这大概就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吧。事实上，文学作品的作者本人并不需要非得去树立一个多么宏大的目标，作为文学创作的契机，即便是源自一些看似荒诞的念头也都已经完全足够了。因此，我愿意再重申一次，我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契机，事实上就是来自对日本人抱持的一种情结。一种由日本人的集体性情结衍生出的我个人的情结。而在我看来，这种情结恰恰是支撑日本文化的重要力量之一。我甚至觉得如果丧失了这种情结，日本文化也将不复存在。比如说，如果去中国的话，你就会感受到中国人有着一种很深刻的觉得自我不足意识。那种意识产生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历史，但却并不一定是一种情结，而且也并不一定是多么复杂的东西。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开始觉得所谓“中华思想”的这种说法不过是日本单方面对中国的解读罢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小的时候曾经住在中国台湾，此后在中国香港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可以说自幼年以来我就一直从周边的视角眺望着中国大陆（内地）。但对于只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大概很难有这种认知。更何况，现在的我还没办法用汉语去创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在日本的书面语中，存在着由其他各种语言复合而成的情况吧。古代，从中国传来的文字经过变形生成了平假名，到了我开始认识、了解日本的时候，片假名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罗马字更是把不同文化的文字与日语的发音融合在了一起。可以说，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和感性的层面，很容易就能发现，对于他国的语言，日语中一直存在着能够形塑出某种自卑情结的素材。而中国却没有这种情结。因此我觉得我的小说只能通过日语来进行创作。现在做结论也许过于草率，不过，听了沼野先生最初的讲话之后，我觉得在文学领域中引入“我们”这种概念，可能是只有在日本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才会存在。不知道其他的国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譬如在俄罗斯，也会存在所谓“我们的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观念嘛。

沼野：“国民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内涵，任何近代国家都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就是通过划定“自己国家的文学”这个概念，来突出其特殊的价值。日本所谓的“国文学”也是其中之一吧。但是，根据国家的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存在些许差异的。

事实上，俄罗斯人对于“我们”和“他们”这两个领域的事物，在心理上有着相当强烈的差别意识，这种心理上的差别也很大程度地反映在了俄罗斯的文学教育方面。与日语中的“国文学”相似，俄语中所使用的提法叫作“祖国文学”。而与之相对，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汇集而成的国家，要像这样给美国的文学订立某种一元化的框架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至少要在英语中，去强调所谓“我们的文学”或者“我国的文学”还是比较困难的。而在俄罗斯和美国这两种情形之间，日本显然更接近于俄罗斯。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对于区别属于“我们”的自己人和非“我们”的外人仍然有着很明显的倾向。甚至整天大言不惭地叫嚣着“日本文化冠绝于世”的也还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