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与中国古玉研究的新视野
潘守永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一、跟随先生学习古代玉器与中国文化
1987年，李学勤先生来吉林大学主持考古学系（古籍研究所）的博士论文答辩，其间在文科楼进行了两次主题学术讲座《中国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圈》和《青铜时代的考古新发现》。两次讲座，我都有幸“抢到”了第一排的好位置。第一场讲座中，李先生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中国地图，并依据东周列国疆域和考古发现大致划分出考古文化圈分布。一张地图，讲满全场，中途全无休息、停顿，可谓一气呵成。这场讲座中，先生将文献、考古发现和历史地理三者完全融合起来，现场的师生听众（除了文史哲经管法的文科系师生，还有不少从一二三舍赶来的其他系学生）无不全神贯注，害怕错过任何细节。第二场讲座是青铜时代的考古新发现，主要讲四川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李先生讲座的时候，这个新发现都还没有发表简报，那时候通信也完全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也没有自媒体，不少老师也都是第一次了解这个发现的细节，李先生将自己在考古现场的考察和初步判断，以专题讲座形式与大家交流分享。三星堆是中原以外最重要的青铜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可以用“神奇”两个字来形容，能够第一时间听大家介绍最新考古发现和学术见解，何其幸哉。那时候没有PPT，幻灯都很少使用，李先生用一支粉笔，配合他的演讲天才，让我们这样的大学生也都听得如痴如醉。
我那时候正在迷恋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圈层理论”，对文化圈、文化丛（cultural complex）等概念正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讲座中居然大胆提问，李先生不以我的无知无畏为忤逆，而且系统解释了他的青铜文化圈理论，并建议我看他的《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这两场讲座，对我这样的大二学生而言，完全是醍醐灌顶一般，加上我陆续旁听了陈恩霖、吕文郁、葛志毅等老师们的博士论文答辩，对学术人生充满了渴望。这些答辩也都是由李学勤先生任主席，对先生表达学术观点的优雅方式，提出疑问的角度，特别是先生肯定几位博士论文成绩的坚决态度，都令我心生景仰，对先生的学识、人品都只能用崇拜一词来形容。
1989年我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博物馆学专业本科毕业，被保送到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攻读硕士。当年跨校推免生比较少见，我们年级两位获得保研资格的同学，都选择了外校，考古班的戴向明选择去北大考古系，跟随严文明先生读新石器时代考古（如今已是著名的考古学大家了，主持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工作），我则选择南开大学读博物馆学。这要感谢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段一平（静修）、林沄、刘桂芝、魏存成、陈恩霖、吕文郁等诸多老师的推荐，更感谢南大（在外地都称呼“南开”，到天津则称“南大”）诸位先生们的接纳，博物馆教研室傅同钦、朱凤瀚、傅玫老师帮助最大。
到了南开之后，在傅同钦和朱凤瀚两位老师的引荐下，我有机会跟随李学勤先生学习。在我之前跟随先生读书的有夏之民、温东林两位师兄，他们均已毕业，先生在南开刚好没有学生。入学未久，李先生来南开讲课，傅同钦先生带我去谊园拜见先生，刚好冯尔康先生来访，在几位先生的参谋之下李先生就给我决定了研究方向：古代玉器与中国文化。我在1987年李先生来吉林大学讲学时就认识了先生，当时就表达了跟随先生学习的愿望，但1988年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东北师大朱寰先生刚参加完国际中世纪史学会回国，介绍了诸多国外史学与考古学融合的研究趋势，令我很受鼓舞，经过王松亭老师介绍，朱老师特别希望我成为他的研究生。朱老师还把我接到家里，他的夫人赵德贵老师（中国史教授）还做了一桌子好菜，帮我报名日知先生主持的古典文明研究语言班（希腊语/罗马语）。当时，我的一篇读书报告《读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经历史系李大生老师推荐，参加在吉大召开的全国吕振羽史学思想研讨会，会上华师大吴泽先生看到我这个爱读书的大三学生很高兴，让同行的朱政惠（在读博士）联系我，欢迎我来华师大读研究生。我虽不才，却得到不同学科中“顶级”老师们的厚爱，心中不免暗喜，但如何选择颇为犯难，班主任段一平老师及时帮助（制止）了我。经历一番曲折之后，当跟随李学勤先生学习的这个愿望突然变成现实，内心的激动与感慨难以形容。这次会面，因为是晚饭之后，时间居然有两个多小时。其间某位先生谈到人类返祖现象，李先生说他有一位小学同学就长有一个小尾巴，课间同学们都想摸一摸。先生们的谈话异常放松，李先生还说到他出国时也喜欢吃汉堡，一个“巨无霸”他和师母两个人分，饭量刚刚好。我那时候刚刚知道麦当劳是餐厅的名字，根本不知道“巨无霸”居然是食物的名称，就觉得这个菜的名字好奇怪啊。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李先生，也是如此近距离聆听先生们聊天。中间，还发生过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某位先生不意间“出虚恭”，一旁的我甚觉难堪，感觉空气似要凝固，没承想，仅仅暂停1秒，先生们全都大笑起来。这次见面我了解到先生们的学谊，也感受到学者们的一种人生状态，这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我1989年秋季入学，当年应届毕业生考取硕士的文科生（外语系除外），需要到基层劳动锻炼一年，北大、吉大等结合专业到基层锻炼，我的同学大部分直接去了考古工地。入校不久，历史系、历史所、马列部、社会学系等研究生同学即到七里台天津大学对面的卫津化工厂“劳动锻炼”，我们先后在第八和第二车间“当工人”，前后十个月。第八车间，也就是工业锅炉车间，基本属于“又苦又累，又脏又差”的工作岗位，当时有职工82人，又有不少“二进宫”(1)的人，整日与他们为伍，一度心情非常沮丧。李先生宽慰我说：劳动锻炼既然是规定动作，自己的定力就很重要，不要影响到研究生学习，先定一个三年的学习研究计划吧，有目标有任务，日子才好一天天过去，无论如何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这些谈话对我的鼓励很大，茫茫大海中，感觉到不远处有一处灯光在引航。我于1993年6月毕业，我们这一届也就成为南开大学文科教育史上唯一一届“四年学制”硕士生。我毕业后入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任教，也成为全校唯一一位读了“四年制”硕士毕业生的员工，评定职称和工资套改时，基层劳动锻炼这一年如何计算，算作工龄还是学龄，还是什么都不算?一直成为一个难题，好在本单位只此一例，属于“可上可下”，学校负责此事的科长韩战平老师也是南开历史系系友，人事处处长是历史系教授，在政策范围内都尽力“照顾”。直到2005年我被评为教授之后，一切才回归正常。对我个人而言，多此一年，能够跟随李先生多学习一年，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1989年，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只招收了三名硕士生，杨平、谢欣淼和我，大部分的专业课也只有我们三人一起上，如果我去工厂上班选课的学生人数就不够，为了他们俩能够按时学完专业课程，我只好跟系里、厂里多次请假，厂里特别“理解”，基本没有阻拦，这样我提前修完了五门课程。后来说我的情况属于“违规”，这些课程还需要重修，所以我又重新学习了一遍这些课程。对我而言，能有机会两次修习黎国彬老师主讲的专业英语课，还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而两次的成绩都超过了80分，与本科外语专业的同学平起平坐。
李先生给我开设了“文物文献学”和“古代玉器研究专题”两门课程，我同时还旁听了他给刘乐贤师兄开设的“《汉书·艺文志》研读”。文物文献学课程中，系统阅读了吕大临、吴大澂、端方等的古玉书，也阅读了喜龙仁、福开森、劳费尔、罗越、那志良等的著作，在先生指导下形成了“古玉研究的主题文献”。李先生说，龙大渊的《古玉图谱》是一部伪书，暂时不用看；劳费尔《玉器：中国考古与宗教学的研究》要和《古玉图考》对比阅读；古玉的考古学研究要从夏鼐和杨建芳两位的论述看起，建立考古学的初步框架，再进入具体器物的研究。玉器考古发现先从熟悉杨建芳的《中国出土古玉》（第1卷）入手；传世古玉要系统查相关图录，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有全套的Orientations（中文版《美成在久》杂志），但最好的考古图书馆还是社科院考古所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也不错。之后，先生帮我联系好考古所王世仁先生、故宫博物院代院长吕济民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两所考古学与艺术史图书馆给了我无尽的帮助。读书期间，先生还帮我联系在北大借宿，认识了在北大进修的臧振老师，结成忘年交的友谊。
古玉实物的研习，仰赖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云希正先生的指导，具体业务上的学习主要跟随天津古玉名家顾德威先生的传人尤仁德老师。艺博（今并入天津博物馆）的古玉收藏系统而宏富，尤先生任保管部主任，相当方便。保管部设在靠近老天津博物馆的一个大院子里，距离南开不远，每天我跟随尤老师骑车上下班，看了不少好东西，对“眼学”又有一点体认和感受。其间，尤老师写出了包括《红山文化葫芦兽》在内的十多篇作品，我也算是见证者。古玉矿物学的学习也是李先生精心安排的，跟随地质所的栾秉璈先生学习了四周，对宝石学算是有了基本的常识。
我那时候并不全然理解李先生为我所做的这些学业上的安排，前面没有同方向的师兄师姐求教，后面也没有同方向的师弟师妹讨论。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将《说文解字》中与玉有关的字梳理过，又和臧振老师一起把《论语》《诗经》中的“玉文献”也整理了一遍，古玉文献整理的工作都在按部就班中进行。臧老师在大学时与唐史名家胡戟交好，下放陕北佳县十余年又浸染了民间文化，对巫文化有很深刻的体认，硕士阶段重回南京大学研习古典文献，是历史、文献和考古三栖学者，与他的交往和交流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我大致检索了一下，李先生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中（包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西北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不同单位），我是唯一以古代玉器为研究方向的学生。又由于特殊的原因，我的研究生学制是四年，论文选题为《新石器时代玉器纹饰研究》，写了九万多字。那时候普遍还没有电脑，写作还是爬格子，“手稿”完成后，老师评阅、修改，初步定稿后才送打字社打印。我的初稿写作中，刚好有一位本科毕业班的刘同学要我协助指导写古代玉琮的毕业论文，我便将自己这部分的手稿、复印的资料等全部交给他参考。他带着这些资料就下福建做田野毕业实习了，刘毅老师带队，考察古代瓷器窑口。某天，在采集完瓷器标本回驻地途中，天气异常炎热，他和另一位男同学下河洗澡，不承想，刘同学不幸溺亡。这些资料和衣物被刘同学的家人和后续赶去的老师烧掉了。研究生期间，已经有“文人下海”的风潮，南开担任古代玉器课的杨东明老师被系里推出担当下海大任，他的这门必修课就由我来教，我讲了两年三个年级。
二、古玉研究是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李先生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的诸多论述中，从2020年前溯，大约有两个时间最为集中，一是2019年先生去世至今大约有60多篇，先生的故旧、同事、门生所撰写的学术回忆；二是2005年《邯郸学院学报》出版的“李学勤学术专刊”，由于出版质量不佳，2013年扩展后再版，所以会查到两个基本相同的版本。这些论述中，极少有人关注到李先生在古玉研究领域的贡献，不少系统介绍李先生一生学术成就的作品，也对此叙述含糊，基本上没有将古玉研究作为李先生学术成就的一个专门领域，一些关键性的概念也不够准确。
刘国忠是李先生在清华的助手，也是后期跟随先生时间最长的弟子。他先后发表了多篇介绍、评述或回忆先生学术思想的论作，主要有《李学勤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李学勤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等。这些作品大致列举了先生在十个领域的贡献，“玉器研究”是其中之一，其中《李学勤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文，有关古玉研究的评述篇幅不长，特征引如下：
玉器的研究。玉器在中国古代往往被用作礼器，在古代文明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近几十年来在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材料，李学勤先生利用这些考古发现，对许多早期玉器上的刻划符号、图案及作用进行了探讨；他还对各地出土的牙璋作了对比研究；另外像良渚文化所出土的玉器、安徽含山凌家滩所出的玉龟玉版等玉器材料，李先生也都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如指出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纹饰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有较密切的联系，含山凌家滩玉版与古代的八方观念及宇宙观有关，等等。(2)
这段概括文字列举先生在四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新考古发现进行的。的确，内容很不全面，概括也不到位。“玉器研究”的小标题也属于明显的错误。李先生从来都使用“古玉”一词，特指是汉代以前的玉器，不是泛指“古代玉器”，他基本上不笼统使用“玉器”一词。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整体面貌在汉代佛教传入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古玉”是特指汉代以前的玉器，也就是“礼玉”的范畴，汉代以后玉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礼玉体系受到冲击。“古玉”，也就是汉代以前的玉器，才是先生的研究范畴。
为了便于更好地了解李先生在古玉研究中的贡献，将先生古玉研究的相关论著统计如下：
1.1986年，《海外访古记》，《文博》1986年第5、6期（收入《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介绍海外收藏的古玉。
2.1987年，《古玉上的鹰与人首》，《文物天地》1987年第5期（收入《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3.1988年，《海外访古记》，《文博》1988年第1期（收入《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4.1989年，《乾隆帝与古玉》，《紫禁城》1989年第3期（收入《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5.1991年，《从广汉玉器看蜀与商文化的关系》，《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6.1991年，《论良渚文化玉器符号》，《湖南博物馆文集》，岳麓书社，1991年（收入《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
7.1991年，《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收入《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
8.1991年，《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收入《文物鉴赏丛录·玉器》1，文物出版社，1997年；《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
9.1992年，《良渚文化与商代的饕餮纹》（英文），《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意义问题》，英国，大卫基金会，1992年。
10.1992年，《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11.1992年，《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中国文化》1992年第6期[《台北故宫通讯》（英文），第5—6期，1992—1993年；《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日本《古代学》第133号，1996年；收入《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
12.1992—1993年，《海外访古续记》，《文物天地》1992年第5—6期，1993年第1—6期，1994年第1、3期（收入《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说明：海外访古续记中涉及古玉的论文共6篇，但篇名均没有使用古玉二字作为篇名，这里统计为1篇。
13.1994年，《越南北部出土牙璋》，《文物天地》第3期（收入《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1994年，《论“牙璋”及其文化背景》，《南中国及临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5.1995年，《论养侯玉佩》，《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9期“建院七十周年纪念特刊”（收入《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文王玉环考》，《华学》第1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关于唐国地望说法后来有修正，参见《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
17.1996年，《余杭安溪玉璧与有关符号的分析》，《文明的曙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收入《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8.1996年，《释战国玉璜箴铭》，《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收入《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19.1997年，《商至周初的玉石器铭文》，《中国玉器》（英文），伦敦大学SOAS，1997年（收入《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20.1998年，《说祼玉》，《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1998年（收入《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
21.1998年，《谈小臣系玉瑗》，《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3期。
22.2002年，《论金沙长琮的符号》，《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23.2004年，《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收入《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以上，共计23篇（海外访古记系列中涉及古玉而没有在篇名出现玉器二字的，另有6篇，合计29篇）。这些篇章有长有短，有的可以归入文字学/文献学的内容，假如不熟悉李学勤先生的学术风格和古代玉器研究的相关学术史，似乎看不出先生研究的独特价值。这些文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玉器上的文字符号研究，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领地和方向，也是篇目最多的；二是某一类器类/具体器物研究，玉器器类的选择，不是从考古器型学（标型学）的一般性角度，也就是综述性的研究，而是从一个具体的小切口入手，解决个案问题，如文王环、牙璋；三是古代玉器与历史文化研究，如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广汉玉器反映的蜀与商文化关系，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篇目不多，但偏偏都是经典。第一类研究中，先生将纹饰、器型作为整体性考虑，同时将不同地域与文化的玉器与纹饰做比较考古学的分析，这种融合性的研究特点，以古文字学、文献学为基础，融合考古学方法、艺术史的风格分析和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要素分析，实现了诸多零的突破，最见学术功力。例如，美国佛利尔博物馆所藏三件良渚玉璧上的符号，过去少有留意，李先生细细观摩，手绘了每一个细节，并与巴黎等地的传世玉琮（吉斯拉玉琮）对比，通过新出土的良渚玉器对这些传世玉器重新定位，以此为基础再做深入的对比分析。这与他不仅熟悉考古发现，也谙熟古代文献材料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同时他对海内外主要收藏了然于胸，他说晚清以来的著录、晚近以来的各大博物馆图册，他都会经常翻一翻，有时就是为了欣赏或换一换脑筋。他论证良渚玉器上的母题纹饰，就是饕餮纹；论证红山“玉猪龙”的造型与饕餮纹有密切关系，他将“玉猪龙”从立体造型转换成一个平面的展开图，兽面纹的特点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这种从“构图法”的分、合入手，发展出来的研究手段，在逻辑上与他早年从事甲骨缀合研究，异曲同工。所谓的红山“勾云型佩”，经过他的构图法分析，兽面纹的特征也得到凸显。这些开创性的思路，都令人惊奇。
三、结 语
李学勤先生没有出版过古代玉器研究的专门著作，这似乎是一个遗憾。他晚年的绝大多数精力集中在整理“清华简”的工作中，填补空白永远是他的首选。他主张“古玉”必须限定为汉代以前，使用玉器的古代文明虽然另有古代墨西哥和近代以来的毛利人，但以古代中国为盛，世界玉器文化的研究必须以古代中国为主。他参与开创并引领了古代玉器研究的当代方向，确立了古代玉器研究的地位和学科基础，他主张古玉研究必须建立在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上，同时融合多学科的视角，将古代玉器纳入古代文明的总体视野即文化史视角是古代玉器研究的基本任务。他倡导并践行对传世玉器的学术“再发现”，亲身进行了“海外访古”的系列工作。他发明了古代玉器的“构图法”分析，一定会启迪更多的后来人。
(1)天津话中，将两次被公安局拘留的人称为“二进宫”。
(2)刘国忠：《李学勤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12月第15卷第4期，第12—14页。同一期王泽文撰写的《李学勤先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54—58页）就完全不涉及任何有关古玉研究的介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