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从先生学习琐忆

苏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一、两度及门

昌运宫前，荷清苑中，

先生一去，遗响霜钟。

2003年先生离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随后从昌运宫迁居荷清苑，我读硕士是去昌运宫见先生，到读博期间常去的就是荷清苑了。

送别先生的那天下午，坐公交车经过紫竹桥，望着先生曾住过的楼，似乎还在望京研究生院读书那会儿，我每周和王泽文、陶磊两位师兄来昌运宫的先生家中上课。往事一件件，回想一幕幕，都在凝滞的时间轴中纷纷呈现，勾起了从先生游学那些时光的无尽回忆，恍惚之间，潸然泪下。

硕士毕业前，先生把我们仨召集到家中话别，和师母在餐厅请我们吃晚饭，祝贺我们顺利完成学业，当天章启辉师姐也在座，她是岳麓书院的教师。趁着时机，我表达了继续随先生攻读博士的愿望。先生同意了，说有招生的话会通知我，如果北京没有，也可以考虑到西安，西北大学还指导博士生呢。留在历史所工作，还得看所里的安排，具体到时候再谈。

于是我就安心到历史所上班，也随时留意先生招博士生的信息。所里要求刚工作的人员先坐班一年，硕士必须工作三年之后才能申请在职读博。先生很清楚这些情况，所以让我先在所里稳定了之后再说。

二、绛帐春风

先生的工作关系正式调入清华大学时，此前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点也批下来了，先生开始陆续带博士生，先是李锐，接着2004年是任会斌，2005年是陈颖飞和张德良，2006年是我，不过我与上述几位同门的培养方式和学籍归属都有别，他们都在人文学院历史系，专门史方向；我考的是高等研究中心（后来改名高等研究院）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的名额。先生通知我的时候说，因为该所所长方闻先生请他担任学术委员，并培养青铜器方面的研究生，所以招生目录上我报考的专业方向是青铜器及其艺术，学籍管理方面和该所的学生一并划归高等研究中心，平常学分课程还都在人文学院选修。先生对我的学习进度要求和硕士研究生时类似，第一年先完成校内公开课的学分要求，第二年正式进入论文计划，稍有差异的是原先是在家里开小课讨论，到清华后可以在课堂上听先生讲解。

先生在清华开大课是从2005年秋至2011年夏，讲授出土文献各个方面的课程，包括青铜器、甲骨学、商周金文与《尚书》对读。2011年后虽然由于精力有限，不再开大课，家中给学生的小课仍在继续，一直到住院治疗前。

2004年清华在读的学生还很少，先生在家中为硕士学考古的任会斌开了甲骨文的小课，建议他以甲骨文为选题方向，后来他博士论文主要研究清华藏的一坑甲骨。2005年秋季开始，先生正式在清华开“出土文献选读”的研究生课程，内容是青铜器，教室就定于文北楼309，因为可容纳40人左右，大小正合适，投影仪也非常好用，先生直接从家里带图录来即可直接放映。我最初由于懈怠而没有赶去听课，第二节课后王泽文在所里碰到我，转述了先生的话：怎么没有看到苏辉来?我暗自惭愧，觉得自己不好学让先生不满，下次课得赶紧去，到课堂一听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之后，心里再也没有杂念，唯有后悔前两节课没来听，错过了精彩而完整的学习机会。先生考虑让学生早点下课，课间就不休息了，两节课要连续讲一个半小时，后来知道是三学分的课，又加到135分钟，两个多小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就这么一直站着授课，我们看着于心不忍，非常过意不去，但先生精神抖擞，脱稿侃侃而谈，偶尔拿着一页手写的提纲，胸有成竹，娓娓道来，令人折服。

先生原意是用几年的时间将“出土文献选读”课一以贯之，从甲骨、金文、简帛都依次讲下来，但清华的课程申报网络系统规定，要是课名不变，就只能固定为一个课号，但这样一来学生选课只有头一学期可计学分，其他学期就没有学分了。每学期开学，课业秘书就为在系统设定课名一事头疼不已，囿于系统的规定，从2006年开始，先生只能将课名“出土文献选读”分别后缀（一）（二）（三），以使选课的学生能拿到学分，在聊天时说起这事，先生也是一脸的无奈，好在这个问题还是通过曲折的方式解决了。虽然满堂听众，校内校外，从年轻学者到本科生，火爆异常，最挤时不仅讲台前陛坐满人，教室门口还有一堆听众站立，后来不得已，授课地点移到了能容纳80人的204教室，其实真在系统中正式选课的学生不过四五人而已。一般选课如果不超过五人，该门课程是无法开的，但清华对先生显然特别优待，可以不受此条限制，因为课程内容艰深难懂，许多学生轻易不敢选，2007—2008这一学年由于讲授的是甲骨学，只有我、刘光胜和孙飞燕等几个人选，课程和学分也都计算如常。先生有次聊天时提到，还没有在课堂上讲过甲骨学，正好也为了帮助任会斌的博士论文写作，于是就这么定下了。我明白了，先生之所以费尽心思，排除各种困难开大课，一是向来主张教授要上讲台授课，二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学生能够裨补阙漏，也起到督促的作用。可惜我当时没有很好地领会先生的意图和苦心，把握难得的机会在这些课业方向上用力，以至于成绩和收获都不如人意，辜负了先生付出的辛劳。

先生的课程安排一般都把每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作为交流互动主题，2008年上半年课快结束时，先生已经计划秋季学期讲两周之际青铜器金文，先生的意思是近些年两周之际的青铜器金文发现很多，地域上也分布较广，需要做全面系统的整理。德良还向我出示了先生手写的课程大纲，包括山东枣庄小邾国、陕西韩城梁代村遗址等。当年夏天，一次我在文北楼前碰到刘国忠师兄，他看上去特别高兴，正好边上没人，他兴奋地低声告诉我：清华刚刚通过校友捐赠，入藏了一批流失到香港的战国竹简，由先生来主持整理工作，其中有真正的《尚书》篇章，这消息你知道就好，暂时不要外传。我当时听了点头称是，也觉得很震撼，不由得感慨这批流散的竹简碰上先生，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而且心里还暗想：这要是再发现《周官》的战国简，经学史真要彻底重写了。

课程计划就这样发生了变化，就像历史长河中许多意料之外的转折一样，而这个契机正是清华简的入藏。随后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迫在眉睫，都将相继展开，由于简中有关于《尚书》的内容，学校对此特别重视，希望能尽快整理出来，以飨学界。为了配合相关的工作，出土文献课程的计划临时变动为商周金文与《尚书》对读。第一讲绪论重在阐述“二重证据法”，李先生在随后的讲解过程中，以简帛、《尚书》与金文互证的主线贯穿其间，显然是对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课的继承与发扬，一时传为美谈。

备课的确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就是先生这样博闻强识的学者也不例外。2011年春季课程结束时，照例那天安排问答交流，李先生表示，由于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日渐拓展，再加上偶有眩晕，恐怕已无足够精力分心，因为不备课而上台教学，是对学生的不负责。在座的同学听了都觉得分外遗憾，每周三上午10点我们都习惯了准时来教室，聆听先生分享的学术心得与新知。今天再忆当日情景，历历在目，而先生已经和我们天人永隔，课堂教导竟已成广陵绝响，思之不禁泫然。

三、眼学实践

先生在青铜器研究和鉴赏方面卓有成就，功力深厚。有一位文物收藏爱好者周先生感念先生一直以来的指导和帮助，愿将收藏的一件汉代钩镶捐赠给清华大学，并向先生出示了所藏一件带有纪年的铭文铜戈。先生考虑到我曾研究秦和三晋纪年兵器，就让我一起观摩。汉代钩镶铁锈斑驳，但整体构件齐全，品相完好，先生也赞叹很少见到外形这么完备的汉代铁钩镶，欣然代周先生联系图书馆，洽谈入藏事宜。因为当时清华大学博物馆还未开建，所有文物都收在图书馆，捐赠仪式结束后，清华大学图书馆时任党委书记高瑄老师代表馆方专门设宴款待，以感谢周先生和李先生的贡献，我也叨陪末座，见证了整个过程，对于先生尽心尽力为母校做实事的心情有了更深的体会。周先生所藏的那件铜戈，先生经过研究，认为是中山国的纪年兵器，格式与三晋非常相似，并撰写了一篇文章，即《论一件中山国有铭铜戈》，收在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文集《通向文明之路》里，肯定了其学术价值。

周先生还藏有一件元年闰再十二月矛，与济南市博物馆藏的铜矛同铭，但铭文更完整，可补济南那件之缺。矛属战国魏兵器，济南博物馆的于中航先生当年向先生出示缺铭之矛的材料时，先生曾回信加以讨论，现有了完整铭文的对照，先生嘱咐我写一篇文章再进行探究，我写好后请先生过目，先生觉得尚可，建议我投给西安的《收藏》杂志，并为我写了一封稿件推荐信给《收藏》主编杨才玉先生。此文由此得以顺利发表，获得样刊若干本，我呈给先生一本，并寄赠周先生一本，对他提供资料表示感谢!周先生非常客气，后来上李先生家回访时特地带来一盒各种铜铸件的小碎片赠送我，本来是请先生转交。先生当即打电话给我，得知我正好在学校，于是让我马上到荷清苑来，当面向周先生致谢。先生和周先生都是礼数周到的长者，这次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堂生动的为人处事示范课，先生的言传身教一直都是我作为学生宝贵的人生指导。这篇文章我后来收入2013年出版的小书《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中，并将书寄送已经移居广东的周先生，作为学术交往的纪念。

我1999年开始随先生学习的时候，由于是转专业报考，本身基础较差，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入学后，从文献到历史学方法等各个方面一直都在补课，田旭东师姐、王泽文和陶磊师兄提醒我：有效的方式还包括认真读先生的文章，因为都是最新的研究和前沿的课题，根据先生在文中的提示去弥补自身缺陷，可以事半功倍。所以我一直都在补文献方面的缺漏，并没有在观察实物方面用心，甚至2002年硕士毕业留在历史所工作之后也仍未措意。当时刚刚进入学术圈，由于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出差的机会没有今天这么多，又缺乏对外交流的技巧，再加上对考古知识、文博馆藏和遗址分布了解不够，尤其是学术考察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因而在制订出差计划时未能仔细斟酌，错失了多次能增长学术见识的宝贵机会。但2004年与先生的一次聊天，使我改变了原先的思维定势。

那次我去宁夏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回京后正好要去先生家送呈信件，提到了去宁夏开会的事。先生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宁夏我还从来没去过呢，你去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看了吗?杨郎的那批青铜器怎么样?我顿时张口结舌，讷讷地回答道：先生，我这次行程都是会议方安排，看了西夏王陵和贺兰山岩画，没有参观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先生“哦”了一声，就没有再说话了。我十分后悔，没有趁着难得的机会去博物馆观察宁夏地区出土的文物精品。幸好2016年8月固原博物馆和中国秦汉史学会联合在当地办会，我报名参会，特地取道银川去看了自治区博物馆，终于在12年之后一偿夙愿。不过，遗憾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固原博物馆由于装修，只开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展厅，先秦到两汉的文物只能待下一次再饱眼福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对我而言的确是一个难忘的教训，影响深刻，促使我养成了新的考察习惯。从此我每到一处，必定要去当地博物馆参观，并提前查阅资料，尽可能考察周边的文物保护单位和考古遗址，多走多看。这是先生在课堂之外教给我的经验，从那以后我都在努力践行，深感对于开阔自身的眼界，提升文物鉴别力大有帮助。

一次跟先生聊天，说起自己是闽北人。先生立刻非常感兴趣地提到：建瓯出了一件商代风格的大铙，他特别想去看一看，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我说，先生，我找机会去福州，到省博拍照发给您。不料之后我竟多年没去福州，也就未能答复先生。2018年11月17日是清华简第八辑的发布会，正好16—17日在福建师范大学有一个会，如果去的话只能待一天一夜，才能回京赶上发布会。一想到先生提及建瓯出土的铙正好藏在福建省博物院，我作为福建人也还没看过，于是决定哪怕时间再紧迫也值得一去。于是11月15日傍晚我抵榕，16日上午参加会议开幕式，午饭后直接赶往福建省博，这样有足够的时间观察文物，与晚上7点的回京航班也不冲突。从获得先生的提示，到最终得偿所愿，间隔十几年。我最终感到遗憾没有机会向先生汇报铜饶的信息，只好以附图了却这桩心事了。

四、无尽感念

先生自2006—2008年一直承担“高校历史学年度报告”中国历史部分课题撰写，还有高校历史学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报告，刘国忠师兄来具体负责组织青年学者查找资料，他转告说先生考虑到我是编辑，正好参加进来做统稿校对工作。我明白先生的好意，社科院的工资收入不高，我入清华是在职读书，每年都有学费，再加上日常生活支出，经济并不宽裕。先生每每从细微处关照学生，令我非常感动。

先生对于博士论文选题很重视，通常会询问学生自己的想法，希望从事哪些方向的研究，他再提出具体的意见。我记得先生提醒过，论文只是训练，今后的学术道路还需要自己去拓展，但选题要有延续性，至少在毕业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有继续深入探索的价值。硕士选题做战国纪年兵器研究，当时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青铜兵器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大宗，今后的发现会源源不断，不用担心没有材料。

当时先生提示青铜器的纹饰研究仍然较为薄弱，只有张长寿和陈公柔两位先生合作的鸟纹研究等成果便于学者利用，青铜器的夔纹和窃曲纹还可继续深入研究，我和德良正好各选一种，我们俩商量之后，最终我选夔纹，德良做窃曲纹。我由于个人原因，没能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全力以赴，提交答辩时仍然很粗糙，虽然过关，但仍觉得有负先生所望，心中倍感惭愧。

近来我时常会想起课后一群同门骑着自行车，在校园中簇拥先生回家的情形，师生言笑晏晏，其乐融融，现在只能在脑海里再现当时的场景了。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唯有沿着研究的道路专心前行，不断奋发努力，才能不负先生的栽培。

最后谨移录2019年清明节发微信朋友圈纪念先生时的几句韵言，以表达不才弟子心中永远的感恩与怀念。

清明怀先生

廿年亲炙薪传鬯，

两度及门夫子墙。

绛恩如旧温师训，

精妙著书犹溢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