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李学勤先生治学理念之我见 ——从近两年仙逝的两位学术大师说起
王 晖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南饶北李：现代南北方的两位学术大师
2018年年初，出生并久居香港的学术大师饶宗颐先生在香港去世；2019年年初，出生并久居北京的学术大师李学勤先生在北京去世。这两位地居南北的大家，虽然年龄相去十多岁，但也是莫逆之交，李学勤先生自己说过，他们是志趣相投，做学问的方法也相近。
饶宗颐和李学勤先生可以说是通才式的学术大家。饶宗颐先生在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宗教学、中国古代史、古典文学、艺术史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而李学勤先生在甲骨学、简帛学、以青铜器及铭文研究为主的古器物学、古典文献学、古代哲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如果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说，就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语言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学、哲学等专业方向。所以李学勤先生戏称自己是“杂家”，似乎是带有贬义。但是这两位学术大师在这些方面都有出于一般学者之上的成就，是真正通才式的学术大家。
特别是李学勤先生，他研究的内容实在太宽广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商周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秦汉简帛，到玉器、玺印、钱币，他不仅作了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最新最前沿的成果，被人们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令人惊叹不已!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李先生出版了40多部论著，发表了1000多篇学术论文。而且无论短长，篇篇都有自己的新见解。李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戏称自己是“杂家”，说：“我这个人兴趣相当广泛，所学杂而不纯，又由于工作的经历，从事过不同方面的研究，写过的东西很难理出一条思想发展的线索。”(1)但这显然只是李先生的自谦之词，他于2000年之后概括自己的学术取向，称之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是很符合实际的。
二、“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处理“博”“专”关系的精髓
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总结这一点，对于以后想跨界研究的学人来说，是有一定启发的。
很值得庆幸的是，李学勤先生自己对此有简短却富有哲理的概括：“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一些的一切”是说要研究某一些学问，就要对这个领域的一切内容都懂；“一切的一些”是说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应懂得一些。这就是说，李先生不是“杂而不纯”，而是“杂而又纯”。他的“杂”，是因为他涉猎面极其广博，有了这种“杂”，才能有益于不同知识之间“远源杂交”，找到还无人问津的新领域，很快做出一般学者很难企及的新成果!这就是李先生能够引领学术之先的缘由了。但李先生又是相当的“纯”，从他所写各种不同领域论文看，他对这些领域所有一切问题都了如指掌，所以他写的论文始终处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依此看来，李学勤先生处理学问的广博和精深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表率。他不仅有大量论文论著为处理广博和精深问题作了示范，而且他也有理论上的经验总结：“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
正是由于李先生有广博的知识结构，他很擅长于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而这也正有利于古代文明的研究。他说：“我认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用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的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背景中去考察。”后来他把自己十分广博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历史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
由此可见，李学勤先生的研究貌似“散”“杂”，实际上是“杂而不乱”“散而聚中”，都是为了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问题。
李学勤先生针对目前学术界历史考古学方面的情况就深有感触，他说：“我们学术界的习惯，是把历史学和考古学截然分开。不要看好多大学的考古专业是设在历史系里面的，实际上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把历史、考古分别得清清楚楚。学历史的专搞文献，学考古的专做田野，井水不犯河水，大可不相往来。我看这对历史学、考古学双方都没有好处。”李先生还引用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前言》关于“专业”和“通业”关系的分析：“一个目的是想试试能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证明中国古代的研究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问题。所谓‘本行’的观念我觉得害人不浅。深入研究任何一种事物、现象，都需要长期深入的训练，这是不错的，但现在现实所谓‘行’，其区分的标准常常只是历史的偶然传统，并没有现实的理由。‘中国古史’这个题目常常依照史料的性质而分为专业：有人专搞古文字，有人专搞历史，有人专搞美术，有人专搞考古。搞古文字的人还分甲骨文、金文。这样一来，中国古史搞得四分五裂，当时文化社会各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便不容易看出来了。”李先生还引用《文史通义·博约篇》说明“专”“通”的关系：“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博尔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李先生很有感慨地说：“学科的发展越分越细，也越需要博通的综合研究。试看研究古代文化社会的名宿，无不于专精之后继以扩充，后人评论也无法以这一科那一科为限，这才是大家风范。”(3)
我认为张光直和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是对的。现代学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向越来越专精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方向的优势是纵向的深入，越来越深；但缺点是缺少通才大家。就好像煤矿钻探或石油钻井，开始发掘钻探出来煤炭矿藏或石油矿井，十分丰富，源源不断；但随着钻探挖掘区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最终会出现稀少以至衰弱的趋势。实际上学术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某个学术方向的发现，和某些学术问题的提出，开始总是呈现“富矿”状态，大家兴奋不已，投入者甚多。但这种“富矿”不会是无休无止的，慢慢地就呈现衰减之趋势，“富矿”也就成了“贫矿”!而且这种式微趋势是不可遏制的!所以学术总要有领路人出来，引领学术的发展方向。李学勤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领路人式的学者，始终引领着这一领域的方向!
三、引领一代学术风尚的学者
我们大家都会记得，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李学勤先生还是青年学者，就发表论文提出了商代先王甲干庙号“卜选说”(4)，否定了古代流传两千多年的“生日说”“死日说”等。“卜选说”虽是李先生这篇论文的副产品，但因为李先生是以甲骨文材料来论证的，从此成为商代甲干庙号来源的主流说法。杨希枚先生就说：“商王十干庙号命名起源的问题早于1957年由李学勤提出的卜选祭日的卜辞实证而得到解决，且无论就商周的卜筮之俗或商代唯以干支纪日之制而言，庙号源于卜选祭日说都是合理的。”并说：“就著者所知，古文字学家于李氏引据的卜辞似犹未提出异议。”(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李学勤先生年仅24岁，以24岁的年龄就提出这样颠覆古人的说法，我们还不得不承认“天才”式学者的存在!
时隔仅仅一年，李先生又在《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上发表了《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李先生后来修订了“非王卜辞”为帝乙时代的说法），首次在“王卜辞”之外提出了与之相对的“非王卜辞”，尽管之前日本学者1953年提出“多子族”卜辞(6)，陈梦家先生1956年提出“子组卜辞”(7)，但“非王卜辞”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首次。这是一个引领甲骨文断代分组研究的重要学术切入点，犹如挖开了一座富矿，使人看到了大量需要探索的问题，后来更多的学者作了一系列更为深入而专精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了李先生引领风向的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李先生提出把历组卜辞从董作宾的第四期（武乙文丁）卜辞提前到武丁后期到祖庚时代(8)，从此掀起旷日持久长达40余年的争议。一派坚持董作宾旧说，以地层关系为主主张历组为武乙文丁说；另一派以人物事件为主主张历组为武丁后期到祖庚时期的卜辞。至今谁也不能说服谁，争论仍在激烈进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科技“九五”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启动，这一项目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相结合，设立9个子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自然测年学等方面的170多位（一说是200多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以研究我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作为目标，而李学勤先生就是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并为专家组组长。
这一工程到2000年9月15日结项，最后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尽管这一工作在中外学术界存在争议，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能够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的学者集中在一起，利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用理工科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历史年代学的具体内容，无疑具有开创性作用。
总而言之，李学勤先生从事学术事业60多年，写的论文论著之多，是可惊叹的!李先生是近代以来的著名学术大家，也是引领人文学科学术风范和航向的领袖式学者!而且，李先生也真是人如其名——“学勤”，一直到最后在病榻上，还口述撰写论文，真是可叹可敬!我们纪念李学勤先生，向这位为学术事业勤奋努力、死而后已的前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李学勤：《李学勤集·自序》，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2)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十讲·序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2—63页。
(4)李学勤：《评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5)杨希枚：《论商王庙号问题——兼论同名和异名制及商周卜俗》，《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年。
(6)[日]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探讨——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卜辞为中心》，《东方学报》第23册《殷代青铜文化研究》专号，1953年。
(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8—161页。
(8)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