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发言　一生志业 ——再读李学勤先生《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赵瑞民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82年，李学勤先生第一次在西北大学招收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跟随先生学习历史文献。那时学校对我们特别照顾，允许进图书馆的书库随意翻书，就是在书库里面看到了一本《先秦史论文集》，作为《人文杂志》的增刊出版的，出版于1982年5月，比我们入学早几个月。那本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是先生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印象十分深刻。2019年2月，先生遽归道山，之后时时追忆先生的教诲，总会想到这篇文章，因而网购了这本论文集，再次认真阅读，感佩之余，有些心得，草成小文，与学界同仁交流。

一

当年读先生这篇文章，只是印象特别清晰，但是没有形成什么概念，记忆中的内容都是先生写出的文字。三十多年以后重读，由于阅历的关系，才有了不同的感觉。首先是发表的时间，《论文集》的《编后记》写道：“1981年5月，西北大学历史系和《人文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起，在西安召开了第二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先生在文章的《附记》里说：“本文是在《人文杂志》社和西北大学历史系召集的第二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会后只作了很少修改。”这个时候，还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解放思想的口号十分响亮，但是人们的思想还带着巨大的惯性，沿用多年的思维模式很难一下子就摆脱，研究学术问题也不能例外。即如本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编后记》就说是“着重探讨了先秦社会性质问题，也探讨了先秦史研究中存在的其他一些疑难问题”。这次会议着重探讨的“先秦社会性质问题”，就是1949年以来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古史分期问题”的延续，论文集里大部分文章都是从各个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先生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却如空谷足音，提出的是之后几十年先秦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直备受关注的主题。

先生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和超前精神，在这篇文章中得到很好的展示，先生当时倡导的“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也一直引领着古史研究的方向。

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先生肯定是最勤奋的率先垂范者，简单地列举一下先生著作的一些书名，就可以了解先生的工作和贡献：《中国古代文明十讲》（2003年）、《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年）、《文物中的古文明》（2008年）、《李学勤讲中国文明》（2008年）、《通向文明之路》（2010年）、《三代文明研究》（2011年）、《中国古代文明：揭开夏商周史前文化的面纱》（2011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2012年）、《夏商周文明研究》（2015年）。先生其他著作也都是围绕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无须在此一一罗列介绍。

先生在那次发言之后将近四十年所做的主要工作，都差不多在发言的时候提到了。比如先生在1992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于1994年作为著作的书名公开出版，引起很大反响，正反两方面的声音都有，成为激荡起学术思潮的引信。其实先生当年在发言的时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个观点：“辨伪有时会过了头，每每是由于对古书的形成流传没有足够的理解。……我们主张批判地研究古代文献，反对一味信古，也反对一味疑古。极端的疑古，结果是所谓‘东周以上无史’论。”

又如先生一直倡导“重写学术史”，这是学界所熟知的，这个观点也在当年的发言中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我们觉得，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应该从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求答案。”

再如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参与的文明探源工程，不正是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具体实施?先生当初倡导的学术发展方向，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需求，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先生又能亲预其事，实在值得庆幸，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功绩。无论这些宏大的科研项目是否能够做到尽如人意，我想先生一定是感到欣慰的。

先生最后十几年倾尽心力从事的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无疑是关乎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先生着力阐明中国古代文明、致力守护中国古代文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贯注于其中，由此而树立的典范，一定会使无数后学追慕影从。

二

先生萌生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1958年发表于《新建设》第8期的《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一文中，已经对这一观点有了相当系统的表述。先生那一年仅有25岁。囿于当时的思想体系和话语系统，先生使用的是“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的概念。在200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学勤早期文集》时，先生的“自序”对此有专门的说明：

1958年《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小文，可取之处是推测洛达庙类型文化（今称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关于“早期奴隶制”一词，是来自当时翻译过来的苏联《世界通史》。在此前后，我学习俄文，还读过斯特鲁威、阿甫基耶夫、久梅涅夫等好多苏联学者论古代的论著。1960年以后，我专心搜集阅读恩格斯逝世后有关的理论作品，逐渐摸索清楚种种学说的演变脉络，便不再使用“早期奴隶制”一类词了。

先生很谦虚地说，该文可取之处只有推测洛达庙类型文化为夏文化。郑杰祥先生在198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他选编的《夏文化论文选集》“前言”中即说：

由于郑州二里岗遗址的被发现，人们对商文化的认识大大推进了一步，其后在二里岗文化层次下面发现了“南关外期”和“洛达庙期”两种新文化遗存，“洛达庙期”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二里头文化”，对于这些文化遗存，李学勤先生当时就论述道：“在郑州商族文化层（与龙山文化层）重叠时，其间每每夹有无文化遗物的土层，表明两者不相衔接。在洛达庙、南关外、旮旯王等地果然发现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层，我们称之为‘南关外期’或‘洛达庙期’。它们更接近龙山文化，而有其特异点，如南关外期的棕色陶器、洛达庙期无鬲类空足器等。这两期都早于二里岗下期，最可能是夏代的。”我们知道二里头文化当前已成为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这个讨论追根朔（溯）源实由李学勤先生开其端。

当然，一篇文章有这样的学术贡献已经很了不起了。其实那篇文章规模宏大，从“夏商之际”一直讨论到“春秋战国之际”，对于先秦历史的重大节点都尽量采用考古资料进行了论证和分析，虽然主旨还不是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其架构却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发言已大致相同，具备了全面讨论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是二十多年后那次振聋发聩的呼吁的先声。

先生在1958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和《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先后贯通的一致之处有三点：第一是指出洛达庙类型文化应该是夏文化遗存，也就是说商代以前的历史也有考古资料可以证实，暗含着对于中国古代文明估价偏晚的矫正。第二是强调用考古学的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指出：“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早期奴隶制阶段，也正如别的早期奴隶制古国，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因此，文明研究这一段历史，必须更多地依据考古学的成果。”与后来提倡“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一脉相承，说明先生的方法论在那时已经形成。第三是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到世界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中国阶级社会、国家的起源应与两河区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古国一样的古老，一样的悠久”，而在二十多年后则很客观地提出：“我们应当进一步有意识地加强这一方面的考古工作，同时对照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形成阶段，作深入的比较研究。”其后先生多次谈到过这个意思，为自己不能对世界各古老文明作全面的比较研究而感到遗憾。

从先生发表于1958年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后六十余年辛勤耕耘的园地已初现规模，先生毕生努力的方向已大致明朗，先生将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一生的志业应该在此时就很明确了。

三

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是继“古史辨”之后的又一个历史学上的新思潮，倡导者李学勤先生，则是继顾颉刚先生而起的中国史学界的代表人物。

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是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前提，是学术发展的逻辑要求。从一味辨伪走回实证之路，从文献考据发展到以田野考古为主，用考古资料的证据来重建中国古代文明史，这是又一个崭新的历史研究的发展阶段。

表面上看，走出疑古时代，似乎是与顾颉刚先生提出的疑古精神是相对立的，这也是有些学者不赞成走出疑古时代的理由，实际上两个阶段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是要建立信实的、经得起检验的、证据充分的国史。只不过在初起的阶段，首先致力于检视、批判史料的工作，以期在可靠的基础上撰写中国的古代史；而在数十年疑古思潮之后，使用经过检证的史料已经成为常识，加之田野考古得到充分发展，考古资料异常丰富之后，需要的是深入研究，消化这些资料，使之成为撰写信史的素材，进而完成重建古代文明史的任务。

近代以来，虽然有不少先进人物睁开眼睛看世界，学术界也渐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史学界真正受到冲击，是古史辨思潮的兴起。从思想解放的角度看，是对经典的全盘解构；从史学研究的操作层面看，是最基础的训练，每个涉猎古史的学者必须了解史籍的真伪，然后方能使用。顾颉刚先生引领的古史辨运动，是对西方文化的自觉回应，表现出积极自省的理性精神，努力以极度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历史文献，由此达到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的地位，使史学研究领域实现现代化。尽管如徐旭生先生所说，古史辨用了过多的默证方法，然而自省的彻底和决绝，使整个史学界受到了一次治学精神的洗礼，确实治愈了部分信从权威、信从经典、信从传统的痼疾，把怀疑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落实在了具体的史学研究过程之中。

李学勤先生引领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强调利用考古学的成果。引进考古学和古史辨的兴起几乎是同时，考古学的方法是外来的，得到的资料是客观的，因此具有的优势不言自明；而同时强调“文献的科学研究”，自然会利用古史辨的研究成果。二者相结合，势必超越了古史辨的自省阶段，而跨入正面建设的阶段。所以，走出疑古时代有其必然性，两个阶段顺次发生也是客观事实。

20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与下半叶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是史学界重振民族历史自信的努力。其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李学勤先生，为20世纪的学术史谱写了精彩的篇章。李先生在21世纪初叶依然引领着古史研究不断前进，2019年年初遽然离世，哀痛之余，不觉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