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和国际汉学(1)
[美]艾兰（Sarah Allan）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
在相互隔绝数十年之后，中国和西方国家重新建立了关系，迄今已经将近50年了。当前，无论国内外，古代中国研究都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专业领域。而且，我们这个领域的中西方学者之间有着很强的合作关系，开展国际合作业已成为本领域的研究标准，许多学者都为这一良好局面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其中，李学勤先生便是他所处时代里最为国际化的学者之一，我认为他对中西方学术交流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在刚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时，便有幸与李学勤先生相识，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与李先生合作完成了不同的研究项目。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谈一谈我个人对他的追思。文中还援引了部分其他外国学者在李先生逝世后发表的悼念文章，这些内容都已发表在《古代中国》期刊（Early China）上。(2)
第一次接触西方学者
毫无疑问，现在诸多年轻学人很难想象得到，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刚开始对外开放时，欧美汉学家和中国同行间的鸿沟有多深——我们对彼此都知之甚少，西方学者也不知道将来自己是否能够到中国游历，或者遇到我们这个行当的中国专家。所以，对于那时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人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1971年，中美开展“乒乓外交”；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标志着中西方开始打破政治“坚冰”，双方文化交流也随之开始“解冻”。在我的印象中，最早的文化交流活动始于1973年在巴黎举办的中国出土文物展。之后，该展览又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加拿大、美国等地巡回展出。参与组织这次巡展的专家有英国人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他曾供职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当时我也在那里任教。我对夏鼐的来访和随后而来的一些交流学生记忆犹新。这只能算是双方交流的序曲，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学术交流才开展起来。
正是在这一时期，李学勤先生首次出国旅行。1979年，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赴澳大利亚考察该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当时，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学者，李先生具备两大优势：一方面，他英语很好，对西方文化也有较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他的研究著作已经为西方汉学界所熟知。因此，即便是在这趟首次出国访问中，李先生就结识了他一生的朋友巴纳（Noel Barnard）和张光裕。在得知李学勤到访后，这两位青铜器和金文专家便到他下榻的酒店拜访了他。(3)
如今，中国的莘莘学子无论什么专业，往往都会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但当时很少有中国学者会讲英语，古代中国研究学者中会讲英语的更是凤毛麟角。和他所掌握的诸多知识或技能一样，李学勤先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外语训练，而是通过大量阅读英文书籍的方式自学英语。近年来，研究中国的西方学生通常会在本科阶段就出国留学，并会以研究生身份在中国的大学学习几年时间，这让他们有机会练就很好的汉语交流能力。但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汉学家不一定会说很好的汉语。
1949年之前就在华学习或从事研究的老一辈学者能说流利的汉语，但很多稍微年轻一些的著名汉学家——比如伯克利的薛爱华（Edward Schafer）和伦敦的葛瑞汉（A. C. Graham）——就都缺乏口语交流经验，并认为口语对他们的研究无关紧要。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学习的重点仍然在于阅读，尤其是文言文。因此，当时许多西方汉学家汉语都说得不好，而李学勤先生的英语水平则使他成为一位特别受欢迎的访问学者。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汪涛曾经采访过李学勤先生。在那次访问中，李先生提及，西方学者最早注意到他的英语水平是在1978年。那时，他参与接待一个海外汉代历史学家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之一张光直（K. C. Chang）先生后来告诉李先生，当李学勤听到代表团成员间闲聊中所讲的笑话而大笑时，他们意识到他会英语，所以觉得可以邀请李学勤出国。(4)因此，在已经开始增长但仍受限制的官方交流和代表团派遣之外，李先生很快便开始接到各种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出国邀请，包括1979年、1981年出席在伯克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以及赴英国剑桥大学卡莱尔学堂（Clare Hall, Cambridge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
我在1981年见到李先生时，他的英语口语并非尽善尽美，但够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英语口语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广泛阅读，他掌握了大量被动词汇。我的汉语口语也不太好，但我喜欢说汉语，我们就经常用中文交谈。然而，当我不知道某个词如何用汉语表达时，我就说英语，李先生几乎都能理解。为了满足准确表达的需要，他往往用汉语作正式演讲，我就给他当翻译。即便如此，他还是喜欢在演讲时加入英文单词，以引起听众的注意，确保交流的效果。吴芳思（Francis Wood）曾这样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她担任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馆员时的情景：“欢迎李学勤到访总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情。他不仅充满魅力、谦虚礼貌，还是位热情洋溢的老师。我记得他给亚非学院的学生们作讲座，桌子上布满了大英图书馆馆藏的一些甲骨。在阐述一种可能的甲骨文作伪方法时，他抬高声调说，‘没有BURN过的钻凿’是伪刻的警示标志。钻凿是低于甲骨表面的凹坑，在灼烧后会留下黑色的痕迹。如果没有灼烧痕迹却带有刻辞，那就颇为值得怀疑了……”
与李先生的英语能力密切相关的，是他对西方社会非比寻常的适应能力，以及他对西方思想史的熟稔程度，这得益于他对西方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的广泛涉猎。他还对西方哲学特别感兴趣，并曾计划研究符号逻辑。博览群书令他对西方社会有一种难得的熟悉感，并使他对西方学术背景有了一定了解。因此，他能轻松自如地直接参与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术讨论。汪涛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1986年年底，那时我刚到伦敦大学不久。我记得葛瑞汉在亚非学院主持了一次研讨会，会后大家一起到地下室的酒吧喝酒。我们点了一轮又一轮酒水，聊了好几个小时。我记得李先生并没有喝红酒或啤酒，只喝了软饮，但是他参加了讨论。”(5)
在正式外交关系和其他联系都受到严格限制的那几十年间，许多西方汉学家觉得没必要阅读当代的中国学术著作。他们仅仅借助历代注疏和工具书阅读传世文献，并根据西方学科专业化的方法分析这些文献。但是，西方的图书馆仍然可以获取到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出版物。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或更宽泛的物质文化）感兴趣的西方学者，确实能够看到中国大陆学者的著作，甚至还可以通过个人订阅，得到大多数中国大陆出版的考古学期刊，比如《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不过，这需要去邮局签一份表格，声明你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宣传”。
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重要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开始引起了更多西方汉学家的注意，包括一些之前从未研究过中国考古学的人。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长沙马王堆帛书和居延汉简的发现。李学勤先生对这些出土文献都做了专题研究，且文风流畅、介绍清晰。一些以往几乎不关注中国学术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开始阅读他的著作，这使得他在西方学界有了更高的名望。
时至今日，绝少有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完全没读过李先生的著作了。他的文章依旧在中西方学术界出类拔萃。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青铜器和金文研究者柯鹤立（Constance Cook）回忆说：“我第一次在伯克利见到李老师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的所有作品我都读过。’能见到多年来所读文章的作者，我非常高兴。李老师宽容地笑了。后来我才意识到，即使在当年，我怎么可能读过他所有的作品呢?”(6)
李学勤先生的文章总是非常纯粹，没有政治语言，论点明确，逻辑清晰，所以备受西方读者青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曾在哈佛大学受教于张光直教授。他这样描述李先生文章的吸引力：“我个人对李学勤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毫无疑问我是受到了他的影响的，因为我读了他一生中大量的著作。和许多他的著名前辈学者一样，李先生是写短文章的大师。他写的文章数以千计，都聚焦在某个关键问题上，并开掘出他自己的独创性发现。一旦有必要的文献支撑，他就能非常清楚简明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他还特别擅长阐释得出结论的原因。喜欢选择性品读中文的西方学者非常欣赏这种表达方式。”(7)
李学勤先生的首次长期外访，是受汉代史研究专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邀请，赴剑桥大学卡莱尔学堂做访问学者。鲁惟一这样讲述李先生对剑桥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中欧学者几乎没有机会开展交流合作。1981年，李学勤来剑桥卡莱尔学堂进行为期6个月的访学，可谓开风气之先。李先生以其自身学养和旨趣，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打开了眼界，使他们跳出当时政治上的条条框框，开始关注中国相关学术研究取得的进展。他的批判性评价和方法给剑桥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本身也非常欣赏西方传统学科，并重视取其所长，以给自身研究带来新的启发。他积极和欧美汉学家进行合作，参与了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at Cambridge）的工作。他既与已经成名的学者合作，又主动提出要面对面地指导本科学生。能够接待李学勤先生前来访学，使剑桥师生有机会与李先生共事，并从他的深厚学养和勤勉工作中获得教益，是卡莱尔学堂莫大的荣幸。在恢复和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顶尖学者交流方面，李学勤是一位杰出的先驱人物。”(8)
倡导推进国际汉学合作
正如鲁惟一明确指出的，李学勤先生热衷参与并积极推进中西方的学术交流。他在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过程中都一如既往，极大促进了古代中国研究的发展进程。1981年，李学勤先生在剑桥访学时，我与他首次见面。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我有幸与他在多个项目中进行合作。他直截了当，脚踏实地，思路灵活，善于合作，所以我们的项目通常都很成功。其中最早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合作，便是著录出版藏于英国的甲骨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齐文心先生也在这项合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个合作项目缘于偶然。有一次，在大英图书馆考察馆藏的甲骨资料后，我提出带李先生去探访英国境内的其他甲骨。李先生后来建议我们合作出版英国所有的甲骨材料，这可能是改革开放后中西方学者之间的首次学术合作。当时，我们既无前例可循，也无资金支持。正如李先生自己喜欢说的，我们必须“想办法”，我们决定最终成果一定要在中国出版，不然，码洋将会非常昂贵，导致中国学者难以购买。此外，我们需要制作拓片，因为甲骨拓本比照片要清晰。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既懂甲骨文字又会拓印甲骨的学者。李先生推荐了历史所的齐文心，她具备这些专业才能。
我们没有资金进行实地探访，但我们通过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远东系之间的学者交流机制，解决了这一问题。齐文心是首位借此机缘访问英国的学者。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获得英国所有收藏甲骨的学术机构许可，让我们进行拓印，因为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先例。所幸年轻的大英图书馆中国藏品部馆员吴芳思和马克乐（Beth McKillop）对此项目给予了热情支持。他们回忆道：“花了一段时间才说服大英图书馆的管理员们相信，拓印甲骨不会对文物本身造成伤害。而当他们看到齐文心仔细精致的操作时，所有疑虑一扫而空。”由于大英图书馆素以其严格的文献保护规程而闻名遐迩，所以我们甫一获得他们的许可，其他藏有甲骨的英国机构也随之效法。这一项目的成果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英国所藏甲骨集》，其上编两册（拓片）于1985年出版，下编两册（释文、作者的研究论文、索引、收藏单位简称表等）于1991年出版。
我与李学勤先生合作的第二个项目是著录出版收藏于欧洲的中国青铜器。和出版英国收藏甲骨文的项目不同，欧洲的青铜器恒河沙数，我们也缺乏必要的资源。但是，凭借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和亚非学院的有限资金，我们寻访了西欧大部分藏有中国青铜器的机构。每到一处，我们就挑选一些我们觉得很有兴趣的青铜器用以出版。李先生还曾冀望我们能在很多器物上发现之前未曾公开发表过的铭文。然而，我们很快便发现，西方收藏者对中国青铜器的艺术价值更感兴趣。所以我们选录的大多数器物，都更多具备艺术史价值，而非文字学价值。此项目的最终成果系《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于199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李学勤先生还就他此访所见青铜器撰写了学术笔记，以《海外访古记》为题发表在《文博》期刊上。(9)
当我们和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一起观察青铜器时，李学勤先生展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向博物馆方面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他会讲解这些青铜器最重要的器型特征，为他们补充介绍有关的考古发现材料。博物馆方面则把这些信息记录在案并存档。在很多地方，他是首位探访这些青铜器藏品的中国专家，所以博物馆方面热情接待并帮助我们，他们有时还会将藏品移出展柜，好让我们近距离仔细察看，然后还会从贮藏室内拿出相关资料或让我们直接接触这些材料。在告知他们我们将在中国出版著录后，他们还会免费赠予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青铜器照片。
欧洲最大宗的中国青铜器收藏者，可能是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它早就闻名于世，所以一定有古文字学者先于我们探访过。每到一家机构，在看青铜器和其他中国早期艺术品之余，我们也询问他们那里有没有甲骨，但我们所获往往只有几块。令人惊喜的是，远东古物博物馆的馆员梅特—玛丽·希格斯泰特（Mette-Marie Siggstedt）告诉我们，他们有一小批数量过百的甲骨藏品。我们被安排在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曾经的书房中查看这些甲骨，之后询问了将之发表出版的事宜。他们的管理员不允许拓印，但同意免费提供照片。这一项目的成果就是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它依然是在齐文心协作下完成的。
我们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的帮助下完成了上述项目，这种交流机制的影响超出了我们自己的研究，使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不同专业的学者能来到伦敦，研究英国博物馆和图书馆里的藏品和资料。比如，宋家钰和张弓调查英国所藏的敦煌文献，他们的成果为十四卷本《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7年）。该项目后来衍生发展为“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这一跨国合作项目旨在“通过互联网公开出自敦煌和在东方丝绸之路考古遗址里发现的所有手稿、绘画、纺织品和其他文物的图像，供免费使用”。最近，爱丁堡、伦敦和剑桥的博物馆员和学者开始合作，将他们收藏的甲骨拍摄三维照片放到网上，这可以视为我们甲骨文项目的后续发展。
学术交流
李学勤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我认为，这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确实，即便他晚年还担任各种职务，但他从未放弃执教，甚至在他不再正式公开上大课后，仍在家中给学生们讲课，他的教学热情还跨越国境。李先生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讲者，并似乎对演讲过程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他曾对我说，作讲座就好像唱戏，娓娓道来之间要穿插足以吸引人注意的高潮段落。1996年，法家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CNRS-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INALCO）的游顺钊（Yau Shun-chiu）先生邀请李学勤访问巴黎。当时，麦里筱（Chrystelle Maréchal）正师从游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她回忆道：“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来说，能有机会聆听李先生有关中国古文字的四场讲座，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李先生在论述观点和解释某些技术细节时是那么简明扼要，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是那样的思路敏捷，尽管我们的问题都很天真。”(10)
我认为，李学勤先生十分乐意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展开合作，这体现了他对国际学术交流价值的信念。因此，他不仅不遗余力地鼓励西方汉学中的中国史研究，还推动在中国开展“国际汉学”（International Sinology）研究，如在清华大学建立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他还在著作和课堂上向中国受众推介西方汉学的成果。他不仅参加外国的学术研讨会，还在中国倡导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此外，在之后几年，我们还共同合作组织举办了有关出土文献的国际会议，包括2000年8月19日至22日，会同李伯谦教授在北京大学举办“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8月29日至9月2日，在美国与邢文教授一起举办“达特茅斯—清华‘清华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国际会议的共同特点是，中外与会者的数量都大致各占一半，而外国学者来自许多不同国家，采用不同学术路径。因此，这些会议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对出土文献重要性的广泛关注。
李先生还鼓励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他有时候还会亲自指导这些留学生。
在他生活的时代，李学勤先生对国际汉学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我真诚地希望他留下的合作、协同的这份遗产能被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掌握着我们这一专业领域未来的年轻一代所继承。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感激李先生对我个人的深厚情谊，虽然我觉得一定会言不尽意。他在我职业生涯的初期便对我的研究兴趣给予了巨大鼓励。而我的研究轨迹显然是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我有机会向他那样一位伟大的学者请益学习；二是多年来我与他进行了许多讨论，包括讨论我们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方法上的差异。同样重要的，还有他那份纯粹的对于学习的热爱，他从发现新事物中获得的快乐，一直是对我的激励。所有这些，我都将永远铭记于心，感念不已。
（原载《出土文献》2020年第1期）
(1)本文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许可翻译。
(2)Sarah Allan, Geneviève Barman, C. A. Cook, Carine Defoort,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Li Feng, Michael Loewe, Chrystelle Maréchal, Christopher Rea, Edmund Ryden, Edward L. Shaughnessy, Francesco Sisci, Helen Wang Wang Tao, Frances Wood and Beth McKillop, Yau Shun-Chiu, Crispin Williams, and Robin Yates，“Remembrances of Li Xueqin（1933—2019），”Early China，vol.42（2019），pp.25—37.（艾兰、白而曼、柯鹤立、戴卡琳、罗泰、李峰、鲁惟一、麦里筱、雷勤风、雷敦和、夏含夷、郗士、汪海岚、汪涛、吴芳思与马克乐、游顺钊、魏克彬、叶山：《纪念李学勤》，以下简称“Remembrances”。）
(3)“Interviews with Li Xueqin：The Life of a Chinese historian in Tumultuous Times，”Part 1，by Sarah Allan，Early China，vol.35—36（2012—2013），p.34.（原文中年份记为1978年，实际应为1979年。）
(4)“Interviews with Li Xueqin，”Part 2，by Wang Tao，Early China，vol.35—36（2012—2013），p.37.
(5)“Remembrances，”pp.33—34.
(6)“Remembrances，”pp.26—27.
(7)“Remembrances，”pp.27—28.
(8)“Remembrances，”p.29.
(9)共八篇，分别见《文博》1986年第5—6期、1987年第2—6期、1988年第1期。后又收入李学勤：《四海寻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10)“Remembrances，”pp.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