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思念绵绵来
——怀念兴华助学基金会创始人赵家和老师

陈章武

2012年7月19日，我去清华大学校医院病房探望赵家和老师。那天，赵老师精神尚好，他的老伴吴嘉真老师正好也在病房陪伴。赵老师对我说起，这几年来吴老师很累，也需要很好地休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赵老师对我最后的嘱托，也是我见赵老师的最后一面。三天后，7月22日下午5点35分，赵老师脱离了人间一切痛苦，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往事历历在目，到今天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不尽思念绵绵而来。

生命重托

2011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赵老师从家里给我打电话，要我有空到他家里去一趟。两年前的春天，赵老师在体检时，血液生化指标出现了不正常。后来经进一步检查，确诊是肺癌，并发现癌细胞已经有转移，这两年来他一直在积极治疗。

当天下午，我就去了赵老师的家。他告诉我，他退休以后一直在发挥余热，国外讲过两年学，国内也有些兼职，比在职时收入还高了一点，多少有了一点积蓄。他也做了一点投资，小有收获。这些钱对他没有什么用，可以用来帮助寒门学子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他认为，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多年，入学率列入各级政府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初中前的教育较有保障。考上大学后，受到社会关注，困难的学生至少可以通过七条渠道得到帮助。但高中阶段目前最容易被忽视。不少寒门学子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年纪小，知识不足，只能从事最简单的劳动。我们要帮助希望继续学习的寒门学子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他们也应当得到一个多少平等一点的学习机会，即使仍然考不上大学，等年龄大一点、知识多一点再去打工也不迟。

赵老师还告诉我，从2006年起，他开始亲自调研，制订助学计划，并与中国教育电视台展开合作，帮助高中的寒门学子，助学款定在一人一年2000元，受助学生已达1000多人次。甘肃省白银市的白银实验中学，从2009年开始接受定点帮助。但现在赵老师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这样做下去了，因此想委托我帮助他来实现他和吴老师不能继续完成的心愿。

当时听完这一席话，我真是百感交集。1986年，我从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系调到经济管理学院。报到那天，接待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当时担任经管学院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的赵家和老师，至今已经共事25年了。赵老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聪明，智慧超群。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服从组织安排，先后三次改行，每一次都出于国家的需要。赵老师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成一行，每一行都干得非常出色，能力极强，英语非常好。赵老师是经管学院金融教育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不曾想，赵老师退休后，还亲力亲为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将一生的积蓄倾囊相助，深蕴心系民生、奉献社会、关爱未来的家国情怀。赵老师是一位真正的金融教育家，不仅在教我们如何运作和管理资本，更在用无言之教，告诉我们，如何把钱用到最需要、最值得的地方去。这样一位好老师、好同事、好兄长，一位好党员，曾担任学院党委书记十多年的我，竟一无所知，真是失责啊！惭愧之心，内疚之心，油然而起。同时，除认同赵老师的价值理念外，心中也有一丝欣慰，赵老师把这样一件心中放不下的重要善事托付给我，这是赵老师多年来对我了解和信任的积累。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就答应了赵老师，我也看到赵老师舒了一口气，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随后几天，我的主要工作是说服赵老师，不要把积蓄都捐了，给自己和老伴留一点，给孩子们留一点。没有想到，这件事也并不容易做。赵老师和我讲：他历来不认为把钱留给孩子是一件对的事，林则徐有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我已经培养他们上了学，他们兄妹有本事自己挣钱。赵老师还和我讲：他已经为自己和老伴留够了预算，现在看病都有公费医疗，再贵的自费药，治不好的病还是治不好。我哪里知道，当时治疗肺癌有一种英国原产的靶向药，效果较好，但要500元一片，赵老师嫌贵，只用了50元一片的印度产仿制药，服用了全身过敏！经过我反复劝说，好不容易赵老师才答应“少留一点，暂时先不捐”。真是一位好党员啊！

紧接着的一件事，是找律师来签署相关文件。那时，若赵老师把财产全权委托给我，由我按照赵老师意愿，开展慈善活动，就只能算是个人之间的一种赠予，我接受委托后，就需要如实申报所得税。律师建议：只办财产的委托管理，资产的所有权仍属赵老师，我只是受托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能尽快申请成立一个基金会，再将赵老师的资产直接捐赠给基金会。这样就请了两位都既有博士学位又有执业执照的律师，其中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葛敏。4月9日，在两位律师的鉴证下，于赵老师的家中完成了文件的签署。那天，赵老师十分高兴，总算松了一口气。1409万元积蓄委托我来支配，他好不容易同意留下了不到10%，暂不用于助学。文件签署后，在家中照了一张相。

与时间赛跑

赵老师委托我和刘迅、沈铭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作为基金会的发起人，尽快申请成立一个基金会，这是实现赵老师委托的关键第一步。

我当时提议基金会的名称用“家和”，家和万事兴，这个名字很有意义，但赵老师坚决不同意，因为基金会名称不能出现他的名字。事实上，赵老师从2006年起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已经用兴华助学的名义开展助学活动。赵老师提议基金会的名称还是叫兴华助学基金会，兴华、兴华，振兴中华，这个名字很响亮，也比较中性，以后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不排斥任何人。他还特别声明，今后他和他的家人都不在基金会担任任何职务。这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风格与情怀。

接下来的工作是起草基金会的章程，找到基金会的主管单位和注册登记机构，因那时申请成立基金会必须有主管单位。

申请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在网上可以找到章程蓝本。主要是要确定基金会宗旨，赵老师对此早已深思熟虑：捐资助学，帮助更多家境贫困的学子获得平等学习的机会。受助对象主要是贫困家庭正在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后来改成“高中阶段的学业”学生，加了“阶段的”三个字，将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也包含在内。

赵老师还一再交待我：我们这一点钱，做不了多少事，要坚持雪中送炭，把钱用到最需要、最值得的地方，热闹的地方我们就不去了。当时定下的策略是贫困地区选优秀中学，困难家庭选上进学生，即两个“困中挑优”的原则。

同时，我开始联系各地的清华校友，寻求帮助，尽快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们的基金会主管单位和注册登记机构。清华大学甘肃校友会给予最快和最积极的响应。甘肃地处我国西部，当时甘肃的一些贫困地区，几乎有一半家庭仍属于贫困户。2005年，我曾带领经管学院近200名师生，前往甘肃17个贫困县、区，对60个乡镇的1090家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还考察了34所学校、39家企业。调查为期10天，对当地的实际情况也有一些切身的体会。

2011年5月14日，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兰州。一下飞机，清华大学甘肃校友会接我到兰州饭店，当晚就马不停蹄地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清华甘肃校友会会长马文杰、清华校友兰州友信置业公司董事长李俊、清华校友共青团甘肃省委副书记李西新，还请来甘肃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蔡强。他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表示一定要把赵老师委托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寒门学子身上。当即建议基金会的名称定为“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用“甘肃”两字，利于在甘肃省民政厅申请注册登记，以后主要资助甘肃地区的寒门学子，加“青少年”三个字，以便请共青团甘肃省委作为基金会的主管单位。接下来，以兴华助学基金会（筹）的名义，开始到中学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方向是相对困难、又有良好求学风气的陇东地区，请当地共青团系统给予协助。

次日一早，马文杰会长帮助派了一辆车，我和司机两人开始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第一站前往六盘山西麓的庄浪县，六盘山的余脉分六支绵延盘桓，贯穿全境。那时，到处在修路，早晨从兰州出发，在静宁道口下高速，穿越静宁县域，绕道天水的秦安县，下午近三点，才抵达庄浪县政府所在地水洛镇，行程近400公里。平凉团市委书记刘懿平从平凉驱车三小时专程赶到水洛镇。庄浪县是全国著名的梯田化模范县，有40多万人口，历来重视教育。庄浪一中已有70年历史，是甘肃省示范性普通高中，曾培养出甘肃省理科状元。校长李维仓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我们之间的讨论十分融洽，考虑在庄浪一中设立100个资助名额。兴华助学基金会的资助对象主要面向家境贫寒、要求上进的学生，性质是助学金，不是奖学金，高中三个年级大体平均分配，原则上高中阶段持续资助，可以有适当更换，每人每年2000元，分两个学期发放，每次1000元。我们还讨论了遴选受助学生的程序，我希望整个过程公正、公平、公开，受助学生的名单能够在学校公示五个工作日，但我又十分担心，这样会不会伤害受助学生的自尊心。维仓校长对我讲：这是清华大学教授设立的助学金，能够得到清华大学教授的帮助，对受助学生是最大的肯定和鞭策，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如果个别学生有自卑心理，学校来做工作。维仓校长还告诉我：这是庄浪一中成立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助学金，一定把它管好用好。庄浪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领导也都高度重视，用餐时有两桌人，让我感到有些惊扰当地了。后来我回北京向赵老师报告，赵老师批评说：那可是“罗汉请观音”。从此以后，我们就特别注意，再到各地中学，一定最大限度地不去惊动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

17日一早，在平凉团市委的建议下，从庄浪水洛镇直接去平凉市灵台县的中台镇，考察那里的灵台一中。从水洛镇到中台镇，要绕过六盘山，到达陇东黄土高原的南缘，甘肃省东南部和陕西省接壤的地方，一路都颠簸在黄土高原的沟壑区，近200公里的行程，开车用了4个多小时，到中台镇时已过中午。平凉团市委的李明陪我同行，灵台县团委书记张宾郎接待了我。

灵台县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是密须古国的所在地，人口20余万，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刘凯正在那里挂职当县长，年龄不到28岁，高度重视教育。灵台一中同样是甘肃省示范性普通高中，位于县政府所在地中台镇。县委县政府利用企业改制的机会，出让了一座小煤矿，用出让金为一中建了全新的校舍。学校的硬件条件不错，但学生多数来自贫困家庭，同样需要帮助。我见到了灵台一中的周建荣校长，他大学毕业后就回到母校任教。后来他成为我从事兴华助学活动迄今接触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商谈同样十分顺利融洽，决定在灵台一中也设立100个兴华助学金名额，这也是灵台一中历史上最多的一笔助学金。看到兴华助学的理念能得到受助中学的认同，大大增强了我完成赵老师所托的信心。我在助学活动中的一个深切体会是，没有中学校长和老师们对兴华助学理念的高度认同，爱心款很难落到实处。

我于18日一早离开中台镇，与庆阳团市委书记毛鸿博取得联系后，决定下一站奔赴庆阳市镇原县的三岔镇，考察三岔中学。从中台镇到三岔镇有大约200公里，一路向北，直指陇东黄土高原的深处，塬高沟深，中午在镇原县城吃了个便饭，到三岔镇已经下午三点多了。顾名思义，三岔镇地处甘肃庆阳市的镇原县、环县和宁夏固原市的彭阳县三县的交会处。三岔中学是陇东黄土高原深处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迄今为止，它是我们资助的中学中办学条件最差的一所，而孩子们学习十分自觉，学习积极性不需要动员，大山深沟时时刻刻都在激励学生奋发学习。三岔中学覆盖了镇原县北五乡、环县的演武乡、车道乡及彭阳县的约10万人口，上学，几乎是大山深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的唯一通道，是千家万户的希望所系。三岔中学校长郭忠伟在学校的荣誉室接待了我，在荣誉室的墙上办学理念赫然映入眼帘：“培养一个学生——改变一个家庭，带动一座村庄。”近十年来，这样的办学理念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鞭策并激励着我和兴华助学的爱心团队。这正是赵老师委托我们最希望做的事——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三岔中学逗留了约一个小时，陪同我考察的庆阳市团委副书记云晓野已在催促：行程紧迫，要争取在天黑前赶到西峰，即庆阳市政府所在地，第二天还要去另一所中学。我们只得匆匆告别，但已经决定：虽然三岔中学高中部一个年级的人数不多，但贫困学生的比例很高、困难程度大，兴华助学金资助本校的名额也是100名。忠伟校长见我没有在三岔中学喝上一口水，坚持要在我的车上放一箱矿泉水，请我们一路上慢用，这份情意让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也由此更深刻地理解赵老师的委托：兴华助学要坚持雪中送炭，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脑海里开始逐步形成了兴华助学资助中学的遴选标准。

19日一早，从西峰出发，考察这次行程的最后一所中学——华池一中，它在华池县政府所在地柔远镇，那里是我国长庆油田的核心区，相距西峰也有百许公里路程，虽是梁沟峁相间，山川塬兼有，但由于长庆油田第二采油厂的油田在那里，路况稍好。华池县处于甘肃省的东北角，县境内的南梁乡是当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南梁革命根据地，从1935年11月起即属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历史悠久的革命老区，自然环境条件较差。在10多万人口、近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华池一中一所高中，学生主要来自农村。华池一中校长徐占库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到华池一中参观考察的人不少，但真正出资助学的人不多，有一点奖学金，但一直没有一项持续且有一定规模的助学金，他们热切地期盼着。华池一中在历史上还没有一名学生考上清华大学，十分欢迎清华大学教授在华池一中设立兴华助学金。我最后决定在华池一中也是设立100个资助名额。

20日离开庆阳，一整天奔波，在水洛镇路边小面馆用过午餐，再绕道秦安，又回到了兰州，考察活动告一段落。一周累计行程2000多公里，可把司机累坏了。

一路上与各受助中学校长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兴华助学金的金额多少比较合适？每人每学年2000元，是赵老师在患病前，到北京远郊实地考察后提出的建议，这是否适合甘肃陇东的实际情况？比较一致的最保守估计，当地一名高中生一年的各种费用总和在7000～9000元。学校在县财政的支持下，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通常有1000～2000元不等数额的减免；对于学习努力的学生，经常会有几百元形式各异的奖励。每人每年2000元已经是学校最高等级的助学金，多少还应当留点缺口，让学生家长自己来解决。这既有利于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受助学生更加健康地成长。兴华助学金每人每学年2000元，分两个学期发放，一直延续至今。后来根据吴老师的提议，在协议书的正文中，又加上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个别学子，可以弹性资助。

和中学校长商量的另一个主要话题是：要求每一个受助学生每学期给基金会写一封关于自己学习、生活、思想的汇报信。那不是我们基金会的爱心团队希望听一声“谢谢”，更不是赵老师希望听一声“谢谢”，赵老师根本就不同意我把他的名字告诉受助学生。基金会希望有一个了解受助学生的渠道，同时，也希望这样的沟通能成为感恩教育的一个平台，成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一种方式。这个要求得到校长们的一致赞同，并且同意写入双方协议书和受助学生个人承诺书。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的要求很得当，因此就一直坚持下来。不同的是，后来要求受助学生给实际捐赠人写信，但仍通过兴华助学基金会转交。

回到兰州，李俊校友推荐他的副手——友信置业公司副总经理白瑞刚，协助办理基金会的申报工作。当时，白瑞刚从部队转业不久，自主择业到友信置业，他在部队里是一位优秀的团政委。从此，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到北京，我向赵老师详细报告了甘肃之行，赵老师听了十分高兴，兴华助学向前迈出了一步。不久，通过远程网络联系的方式，以兴华助学基金会（筹）的名义，和这四所中学分别签订了兴华捐资助学临时性协议书，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这多少有点像在“抢跑”，因为筹备申请还没有正式得到批复。

2011年余下的时间里，我先后去兰州三次，不断地填写各种表格，提交各种材料、证明，拜访政府各相关部门，当面说明需要阐明的问题，随后是漫长的等待回复期。同时，我们也在与各方协商理事会的组成、监事的推荐、法律顾问的聘请。基金会章程草案也在反复斟酌、修改。其中大量的工作都由白瑞刚完成。

由于担心基金会在甘肃省的申报工作能否顺利，开始尝试在青海也开展兴华助学活动，作为一种预备方案。十年前，清华大学开始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我作为清华大学经管学科负责人，在青海西宁也结识了不少朋友。我请青海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王建军老师，联系上了青海乐都一中。乐都一中是青海省的名校，已有80年的历史，虽说在另一省份，但距兰州并不远。我们也以兴华助学基金会（筹）的名义，和乐都一中签订了临时性助学协议书，资助人数也是100人，加上从2009年就开始的甘肃白银市实验中学150名学生，2011年秋季学期，共有650名寒门学子获得了兴华助学金，我开始行使赵老师托付的资产支配权。

这期间，赵老师病情恶化，癌细胞侵入他的脊椎，压迫神经，经过有限度的放疗和化疗，虽有所缓和，但也伤害了健康的肌体，体质开始下降，开始是两脚失去知觉，逐步发展到下肢，到了年底，行走已经出现困难。加快推动成立基金会，和生命赛跑，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3月16日由全国人代会通过，2016年9月1日开始实施。此前，慈善性质的基金会被当作一种民间组织在管理，申报注册还没有专用的法律依据和明确的程序。我们一直希望通过正常的程序和努力，来实现兴华助学基金会的申报、注册、登记，每一次努力，似乎也都有进展，但半年时间过去了，似乎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而赵老师的健康状况在不断地恶化，我们十分着急，认为需要通过一些非常规的途径。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一位校友连辑，刚从内蒙古调到甘肃不久，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我们私下猜想，基金会申报注册登记需要经过的相关政府部门，从工作性质上看，多少也都与他有一定关系，不知能否请连辑部长来支持。2012年元旦刚过，我再次赶往兰州。连辑校友的工作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毫无空暇，但听说是学校老师想要见面，马上安排，利用早餐时间见面。我利用这点时间，简单明了地说明来意。连部长当即表示：“我明白了，是经管学院一位已经退休的副院长，在生命即将走向终了的时候，要把自己一生的积蓄委托原先的同事，学院的党委书记，来我们甘肃资助寒门学子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业，这是大好事。这样的院长值得尊敬，这样的党委书记，我也可以信任，我出面来协调，促进基金会尽快在甘肃成立。”并表示要亲自参加成立会议。

有了连辑部长的协调支持，申报基金会的工作大大加快了进程。2012年2月10日得到批复：同意成立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共青团甘肃省委员会担任兴华基金会的主管单位，甘肃省民政厅是兴华基金会的登记注册单位，可以开始办理相应手续。2月16日，趁着连部长的方便时间，在兰州召开了兴华助学基金会第一次理事会，对外宣布兴华助学基金会正式成立。

就在第一次理事会即将召开之时，赵老师给我打来电话，特别嘱咐我两件事：一是在新闻稿里不能出现他的名字；二是回北京时，不要给他带回任何礼物。在事前准备的新闻稿里，确实有赵老师的名字，我们必须如实向外界交待兴华助学基金会资金的由来。经过一再讨论，赵老师才勉强答应，用“一位清华大学退休教授”的名义。我在新闻稿中写上了“一位躺在病床上的清华大学退休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这样一句话。因擅自在前面加上“躺在病床上的”这几个字，我回到北京后，就吃了赵老师一通批评，说我没有写新闻稿的经验，用了“躺在病床上的”，容易让别人能猜到是他，应当用“几位清华教授”这样的字样。这就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给我们的示范。

前几次我从兰州回北京，都因为成立基金会一事还没有落实，一直没有想过要买什么东西给赵老师带去。这次来兰州和几位校友商量，打算买一点冬虫夏草和百合送给赵老师。人们普遍认同冬虫夏草有利于提高人的免疫力，百合是兰州有名的土特产，滋阴润肺，镇咳祛痰。经反复说明，最后赵老师同意，可以用他的钱代购一点，带回北京，并表示了感谢。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

2012年2月16日，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在兰州宁卧庄宾馆正式成立，甘肃省政协主席冯健身和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柯茂盛为基金会成立揭牌。

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连辑指出，老教授用毕生积蓄来资助贫困学生，令人深深感佩。他为国分忧、为民解困，感念民生、奉献社会、关爱未来的义德大爱，更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连辑部长要求，甘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力以赴支持助学基金会的发展，履行好管理、服务职能，及时帮助基金会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为基金会的运行、开展扶贫济困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他还希望基金会按照公开、透明、规范的原则，吸引社会各界加入这项爱心事业，不断壮大基金会的资助力量，为更多贫困学生提供帮助，成为甘肃慈善事业的榜样。

甘肃省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和爱心人士60多人出席大会。兴华助学基金会第一次理事会选举陈章武为理事长、李俊为常务副理事长、马红富为副理事长，白瑞刚担任基金会秘书长，通过了基金会的章程。同时，基金会建立党支部，陈章武、白瑞刚、李俊三人组成支委会，陈章武担任党支部书记。

兴华助学基金会正式成立，先后办理了法人证、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章、捐赠发票等证照票据。从此可以开始接受爱心人士的捐赠，兴华助学的各项工作依规开展。

求仁得仁，了无遗憾

为了更好地弘扬赵老师的义德大爱，甘肃省委宣传部决定派一个小组到北京，拍摄一点赵老师的影像资料，要我回北京先和赵老师打一声招呼。赵老师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说了句：“要拍你去拍！”清华大学也想用学生记者采访的形式留下点影像，同样被拒绝了。我曾轻轻地问赵老师为什么不同意，他也轻轻地回答我：“清静点。”只有这三个字。这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利观，做了好事，就怕别人知道。

2012年的春天来了，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赵老师看到兴华助学基金会正式成立，兴华助学活动可以依规开展，很高兴，精神也一点点好了起来。赵老师和我说：今年5月1日，是和老伴吴嘉真结婚五十周年的金婚纪念日，想在清华园里转一转，拍几张照片。1934年，赵老师出生在清华园的新林院21号，除了日本人侵占北平，不得不随父母去了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童年，其余的日子里，几乎一直生活、学习、工作在清华园，现在也是躺在清华大学的校医院。不巧5月1日那天，北京天气不佳，有点阴，还刮着风。到了5月3日，风和日丽，天气十分晴朗，但这时赵老师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在轮椅上，于是借了一辆可以把轮椅直接推上去的小面包车，在清华园里转一转。当天，还特地请了一位化妆师，赵老师一大早就起来化妆。摄影师是清华园里的摄影“一哥”王建一老师，他同样是一位从小就生活在清华园里的“清二代”。王建一老师为赵老师夫妇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大礼堂、清华学堂、工字厅前一一拍照。我建议赵老师再到二校门、新林院21号留影。可能他已经累了，说了声“见好就收”，又回到了校医院病房。这是赵老师最后一次游览清华园，再看一眼他梦萦魂绕的地方。那天，赵老师的精神特别好，从照片上完全看不出已经病魔缠身三年了。

基金会成立以后，需要更换原先“抢跑”时用“筹”的名义与各受助中学签订的临时协议书，资助的范围也要适当扩大。5月7日，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连辑亲自陪同兴华基金会的爱心团队，到白银实验中学召开现场会，出席会议的有省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连辑部长要求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学校要用好每一分助学金，记好这本“良心账”，把受助学生培养好。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与基金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全员推动助学活动，资助更多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接着，从5月8日至16日，兴华助学基金会爱心团队，在团省委和省教育厅资助中心等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回访了乐都一中、三岔中学和华池一中。在陇东地区，先后又考察了庆阳市教育局推荐的五所中学，决定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再资助环县一中、孟坝中学、合水一中、镇原二中等四所中学。这次以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的名义，先后与十所中学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兴华捐资助学协议书，每所中学每年资助20万元，各设立100个兴华助学金名额，每人每年2000元，分春秋两个学期发放。明确受助对象的基本条件，规范了遴选资助对象的申请、调查、评审、公示、确认的程序，共资助千名高中寒门学子，每所中学都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兴华助学领导小组，和专人负责的兴华助学办公室，每名受助学生也签署了承诺书。赵老师所倡导、奠基的兴华助学基金会在各级政府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有了一定规模，影响力也正在形成。

就在此时，我受到了赵老师最严厉的一次批评。2012年4月，我也在清华大学办理了退休手续，回顾自己从学生时代开始，直到退休，在清华园里度过了47个春秋，受到清华大学老师们的无数教诲，感激无限。我给工程物理系桂伟燮老师写了一封信，其中特别提到赵家和老师，他将一生积蓄捐资助学，推动成立了兴华助学基金会，而坚持隐姓埋名，淡泊名利，对我心灵上的触动很大。但我没有想到，桂老师竟是赵老师在清华大学学习时的同班同学，桂老师特意拿着我给他的信，去看望病中的老同学。赵老师看了大为生气，马上把我找去，当面向我说明那封信件中的每一处错误，初期的兴华助学活动，后来成立基金会等都还有谁谁参加，我都没有说明清楚，会让人误解为都是他赵家和做的，说我这是陷他于不义，让他有剽窃之嫌。在这个还说不上的荣誉面前，他又分得那么清楚。这样的严肃批评，是赵老师再一次给我的深刻教诲，我将终生铭记、受益。

在一年前，赵老师经律师鉴证委托我管理的资产，有一部分是信托资产，委托北京一家信托公司理财，户主名不是我，当时也无法变更。现在兴华助学基金会正式成立，可以办理变更手续，正式过户到兴华助学基金会的名下。赵老师委托我管理的1 409万元，加上其间投资收益140 914.35元，扣除基金会成立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抢跑”支付的兴华助学款593 250元，还有13 637 664.35元，全部进入兴华助学基金会的账户。赵老师一生积蓄捐资助学全部落到了实处。

基金会曾经设想要为每一位捐赠者回赠一件纪念品，并根据捐赠的数量多少，设计了不同规格的捐赠纪念品，在征求赵老师的意见时。赵老师对我讲：铜板不分大小，爱心不分先后，只要有这份爱心，都是一样的。不要去区分捐赠多少，也不要给他回赠什么纪念品。后来兴华基金会设计了一封个性化的感谢信，给每一位捐赠者作为捐赠纪念证书。内容不断更新，一直沿用至今。对于赵老师，同样交付一封盖上了兴华助学基金会印鉴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和一封个性化的感谢信。这两样物品交到赵老师的手中，赵老师仔细看过后就交给吴老师，嘱咐小心保管，那已经是2012年7月初的事了。

赵老师看到兴华基金会已经步入正轨，十分高兴，同时担心基金会运行之事会带给我们太大的压力，还专门嘱咐我：以后就按基金会章程办事，把钱用完就完了。赵老师的一片真情厚意，哪能用完就完了呢？应当把它作为炭火，传递下去！当时我代表兴华基金会的管理团队，向赵老师当面做了三个层次的承诺：第一层是保证做到将赵老师委托的每一分爱心捐款，都用到寒门学子身上；第二层是努力做到在保障基金会正常运作的前提下，保住本金；第三层是争取做到在基金会有所发展的前提下，本金也能有所增长。那时，心中无底，用“保证”“努力”“争取”三个不同的动词，来区分三个层次的承诺。只有第一个层次意义上的承诺，用了保证。

进入2012年的7月，赵老师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从生理的角度已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生不如死，度日如年”，这是他的老同学桂伟燮去看望他时，赵老师亲笔写下的一段话。但他在心理上依然坦然，对前来探望的好友刘尚俭说：我已经做了我认为的最好安排，求仁得仁，了无遗憾。7月22日中午，他尚能正常用餐，下午5点35分，就平静地离开生活了78年的人间。当晚，遗体就送到协和医院作医学研究，医院墙上的屏幕显示着：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炭火精神绵延相传

兴华助学基金会资助的中学听到赵老师离世的消息，纷纷表示要派代表来北京参加追悼会。赵老师的遗体已经捐赠，没有告别仪式。赵老师的老伴吴老师感谢来自大山里的心意，就让他们的儿子赵强和我一起去兰州，在当地开个追思会。

8月21日，由清华大学甘肃校友会主持，在兰州召开了30多人参加的赵家和老师追思会，清华校友和10所受助学校的师生代表，纷纷从各地，有的从六七百公里外辗转赶到兰州，为了能给基金会省下一天宿费，多资助一些学生，有的是乘一夜的长途大巴，清晨才赶到兰州。受助学生们第一次知道，帮助他们的清华退休教授名叫赵家和，在赵老师的遗像前动情地说：赵爷爷离开的晚霞更加灿烂，温暖了山区贫困学子的心。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拜见”恩人，师生们无不潸然泪下。他们同时向我和基金会的爱心团队提出了个要求，要把赵老师的感人故事讲给受助的孩子们听，讲给中学所有的学生们听，把兴华基金会的经济帮助转化为心灵的激励、价值的引导。

8月30日，清华经管学院也召开了赵家和老师的追思会，朱镕基老院长送来花圈，追思会持续了三个小时，数十人发言。我在追思会上做了“思念我们永远的赵家和老师”的发言，赵老师是我们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的奠基人，我接过了赵老师的爱心棒，必须在追思会上有个讲话，来还原赵老师的感人事迹，我怕担不了这个重任，在我完成初稿后，就去请教一个人，我的前任，经管学院开创初期的老书记，邵斌老师。他几乎立即就给我回信：“你写的哀悼大老赵的短文，我一口气读完，让我热泪盈眶！大老赵，平时看来不显山不露水，但他却有着一颗纯洁高尚的灵魂！一个人，当他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最能表现出一个人最本质的内涵，你说是吧？我把他永远铭记在心里，时时鞭策着自己！短文写得挺好，朴素真实就好！”“大老赵”，是同事们平时对赵老师的称呼。

2012年9月17日至27日期间，应各所受助中学的邀请，利用发放秋季学期兴华助学金的机会，征得吴老师同意后，基金会的爱心团队到各所中学首次演讲赵老师的故事，告诉受助的孩子们，赵爷爷是一位怎样的人。这次演讲大大拉近了清华大学老教授和寒门学子之间的距离，大山里的孩子知道了，他们有素不相识、像赵爷爷那样的爱心人士，一直在关爱着他们，他们不是被爱遗忘的角落。这次演讲改变了受助学生对助学金分量的认识，增强了助学的效果。赵老师的故事开始在民间口口相传，也以新媒体的方式传播，外界逐渐有所耳闻。

2015年10月11日，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连辑在兰州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兴华基金会的典型宣传、持久发展等事宜。多个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最后还形成了一份座谈会纪要。纪要认为兴华基金会存在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要深入挖掘兴华基金会这个典型，扩大对兴华基金会的宣传，确保兴华基金会持久、健康地运行下去，造福更多的甘肃贫困学子。

2015年11月6日开始，《甘肃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综合报道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捐资助学活动。甘肃电视台《今日聚焦》栏目，连续三天对赵家和老师捐资助学的感人事迹进行专题报道。参加拍摄的甘肃总台电视中心记者李周勤对我说：“开始确实是当作领导交给的任务，拍摄的过程中，自己越来越受感动，后来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尽全力了。”

2015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党委做出开展向赵家和同志学习活动的决议。决议指出赵家和同志用一次次实际行动书写了优秀共产党员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党性修养，体现了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与品格，他是全校师生员工学习的榜样。

2016年7月4日，《光明日报》记者邓晖、周华、李晓以“这是一次等待了四年的采访”开头，在《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雪中炭火”赵家和——一位清华大学教授的生命之歌》的长篇报道，随后四天连续发文报道。《光明日报》新媒体中心予以全面配合，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2016年9月10日教师节，《人民日报》头版以《蜡炬成灰光愈灿》为题进行报道，并配快评《只求天下利，不求万世名》；新华社9月4日、9日连发每日电讯：《赵家和：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和他的生命选择》和《心灵之火，永不熄灭》；《中国教育报》9月8日头版头条以《炭火燃尽照后生》为题进行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和国内各大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纷纷报道和转载。清华大学在校内举办“优秀共产党员赵家和先进事迹展”。

《光明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让“雪中炭火”精神绵延相传》指出：“当‘理性经济人’欲行其道之时，这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以躬行实践诠释了‘经世济民’的理想真谛，也用无言之教标示了‘一秉至公’的精神高度。这种精神的来源无疑正是中华民族历代知识分子血脉里绵延传承的‘雪中炭火’精神：常存家国情怀、常思脊梁之责、常怀仁爱之心；淡泊名利、坦荡无私、宁静致远。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彰显，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髓所在。”

“在平凡的生活与工作中，常怀炭火之心，常做炭火之事，厘清是非臧否，守牢原则底线，凝神聚气、步稳致远，当是我们对这位可歌可敬的老教授最好的感怀与致敬！”

也许这样打扰了赵老师在天堂里的安静，但因此触动了千百万人善良的心灵，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参加了助学队伍，有越来越多的寒门学子得到了及时的帮助，这并不违背赵老师的初心。

赵老师的动人故事传到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侯为贵的耳中。赵老师在退休后，曾担任中兴通讯的财务顾问，协助中兴通讯成为第一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的H股公司。侯为贵提出“珍惜机缘，精诚合作”，立即派出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刘珂女士，到北京来找我。也许是想考验中兴通讯的诚意，预定出发的那一天，2016年7月19日下午，深圳暴雨倾盆，航班全部停飞，刘珂女士在深圳机场等了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上午，搭乘那天唯一起飞前往北京的航班，而北京正是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的“720”大暴雨，从首都机场到清华，“打船比打的容易”，在清华园见到我时，已经下午5点，刘珂和几位在北京的同事已经是全身多次反复淋透。双方的商谈超乎寻常地顺利，8月22日签订了捐赠协议书，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代表中兴通讯8万名员工，连续五年每年捐赠300万元，共捐赠1500万元用于兴华助学。

更加感人的故事发生在2018年。那年，中兴通讯公司遭受了外界致命性打压，企业几乎停滞运行了一个季度，经济损失巨大。在这样极度艰难的时期，中兴通讯一诺千金，克服困难，痛定思痛，重新出发，竭尽全力帮助寒门学子，在新学年开学之际，如期捐资300万元，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心，弥足珍贵。2018年9月7日，兴华助学基金会陈章武理事长、李俊常务副理事长专程前往深圳，向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表达感激之情。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先生率领新团队，再次表示，继续与兴华助学基金会展开信任合作，相互勉励，秉承“珍惜机缘、精诚合作”的原则，坚持雪中送炭，坚持“钱到、人到、心到”。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赵老师的动人故事进入了国家电网天津电力公司退休女工王娅女士的心中。王娅女士通过手机，看到了《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赵家和炭火教授的感人事迹，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第一次就捐了6000元。王娅女士告诉我：她从1986年开始捐款，最初是救助大熊猫，后来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资助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后，改为黄河上游植树捐款。这些年汶川和玉树的地震、云南的旱灾，也都捐款了。她告诉我，自己是工薪族，没有大笔的钱，现在是个老年人了。她表示，我们若愿意接纳她，她很愿意持续捐助下去，虽然退休了，自己还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还说，想到在西北有一个孩子，因为有她的帮助能持续学业，上大学，甚至读研，真是一件使人快乐的事。她要做赵老师那样的人。

后来，中央电视台《朗读者》栏目要拍摄赵家和老师的故事，我推荐了王娅女士，作为普普通通好心人的一个代表出镜拍摄，但她却坚决地推辞了。事后她和我说：“我不过是捐了几千块钱，与赵老师无法相比。幸亏没有同意出镜，要不然真是得羞愧死了。”她以赵老师为榜样。

从此，我和王娅女士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一起评审受助人的申请，一起到贫困地区家访，一起和寒门学子互动交流、促膝谈心，坚持“钱到、人到、心到”的兴华助学活动，其乐融融。

本以为我们可以长久地共同走在捐资助学的爱心路上，没想到不久之后，王娅女士突然告诉我，她的机会不多了，可怕的癌细胞正在侵蚀她健康的肌体，要抓紧机会。她不惜停止正常的治疗，又到甘肃和我们一起参加助学活动，让我们又感动又心疼。随着病情的恶化，她又加快步伐，把自己唯一的房产捐赠给我们兴华助学基金会，并拖着病体坚持办完了生前捐赠的全部手续，还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她坦荡地面对死亡，平静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像赵家和老师一样，把自己捐得个干干净净，求仁得仁、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人间。真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王娅女士为什么能够如此信任兴华助学基金会？主要原因是赵老师的精神感召，是赵老师倡导的兴华助学基金会的宗旨：坚持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热闹的地方都不去，默默地奉献；是赵老师无言之教实行的兴华助学基金会的做法：把“做好”放在第一位，把爱心送到最需要最值得人的手中，在谨慎的基础上适当做大，把好事做到实处；是赵老师默默引导兴华助学基金会“钱到、人到、心到”的助学行动准则。特别是这“三到”的行动准则，深深打动了人心：钱要到，钱不到成了说空话；人也要到，人到才能有温度；心更要到，心到才能温暖心灵，让有限的物质帮助发挥更大的精神力量。正是赵老师的精神感召了王娅女士及无数的王娅们，符合他们的心意，获得了王娅们的充分信任。

赵老师的动人故事，进入了一位1960年毕业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老校友的视野中。而今，耄耋之年的她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在读到赵家和老师的连续报道后，千方百计找到我，诚邀兴华助学基金会到四川贫困山区开展兴华助学。在达州市扶贫移民开发中心，以及开江县、宣汉县两县关工委的鼎力支持下，我们确定了三所中学作为兴华基金会的资助点。之后，她不顾高龄，坚持与我们一起在大巴山里家访，和孩子们促膝交流。当她得知我将在文中写她为四川孩子开展的助学活动后，坚决地跟我说：不能出现她的名字。

目前，兴华基金会与甘肃、青海、四川、河南等四省八市十六个贫困县区的22所优秀中学签订了捐资助学协议书。这些受助中学，12所在县城，8所在乡镇。基金会爱心团队坚持兴华助学活动“三到”的行动准则：钱到、人到、心到。在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在祁连山麓丘陵荒漠，在大巴深山峭谷陡坡，在伏牛山中大小村寨，跋涉的行程逾5万公里。先后召开275场学生、老师、家长互动座谈会，参与人数达数万人次，走访了352户贫困学生家庭，累计资助高中生6120名，其中3860名已经完成高中学业，近80%进入高等院校学习，2260名正在被资助。从2017年夏天开始，已有417名在校大学生获得资助。到2020年底，坚持雪中送炭的宗旨，共向寒门学子发放助学金超过3000万元。目前，基金会持有的限定和非限定性资产近3000万元。

兴华助学基金会做到了以下四点。

一是坚持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兴华基金会始终坚持雪中送炭宗旨，在受助中学校长和老师的热忱配合和全力支持下，坚持按照标准和程序公开遴选家庭贫困的上进学生作为资助对象，坚持把助学金发给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坚持“钱到、人到、心到”的行动准则，与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的教育扶贫紧密切合。

二是坚持严格自律，不负爱心重托。基金会已经初步汇聚了一支以志愿者为主体的爱心队伍。这支队伍不靠经济层面的利益刺激，也不靠法律层面的制度约束，甚至不靠道德层面的良心驱使，而是更多地靠共同理念层面的自觉奉献。所有为基金会工作的同志，为了共同的理想，把社会公益慈善工作当成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义务为基金会工作。从而保证了基金会能够尽可能地降低运作成本，最大限度地确保捐赠善款都能送到家境贫困的学生手中。这些年，基金会全年支出日常行政管理及办公费用，一直为基金会当年实际总支出的1%左右，远远低于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制定的《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不得高于13%的规定。全年实际使用善款一直超过基金会头年末净资产的15%左右，2019年更是达到26.06%，远远高于上述三部局联合制定不得低于6%的规定。基金会由此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是保持纯洁，坚持透明，不忘初心。基金会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慈善组织管理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甘肃省民政厅等各级组织的年度检查，将检查和财务审计情况及时在理事会、监事中进行通报。基金会开展的资助项目和各项工作通过民政部门提供的统一信息平台向全社会公示，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我们努力打造一个纯洁透明的慈善组织。

四是坚持重在做好，忌急功近利。在平时管理运行过程中，我们坚持“做一个成一个”，重在“做好”上下功夫。在兴华助学金发放和使用过程中，将助学与励志相结合，注意弘扬赵老师的仁爱无言精神，将经济帮助和心灵激励相结合，积极组织基金会成员和爱心人士赴受助高中进行实地考察、举办讲座、互动交流、家庭访问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增强与受助学生多方位的接触，提高温度，扩大深化助学成果。几年来，逐步形成了一支以清华大学校友为主体的爱心队伍，并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以各种方式来参与爱心活动，确保兴华基金会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在谨慎的基础上，适度地扩大并延伸资助范围。

可以告慰赵老师，兴华助学基金会一直在健康发展……

陈章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经管学院党委书记，现为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