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综述
1.2.1 考古发现
研究古代丝绸最重要的标本是出土丝织物，因墓葬纪年可为断代提供依据，故出土丝织物的科学价值较高。尽管明代文献记录颇丰，但因丝织物易腐难存，明墓中出土的丝绸较少，加上早年技术的限制，一些织物出土后未能存留，实为憾事。另有一些考古收获的明代丝织物，因难于清理而久存库房，未见发表。现今可查阅的大批出土丝织物主要来自级别较高的墓葬，这也符合明代各阶层对丝绸的占有情况。
最重要的明代丝绸出土物来自帝陵，定陵的发掘使大批精美的袍服和匹料重见天日。匹料腰封上的墨书文字是重要的研究资料，也是辨别名物的可信依据，一些原本只见于文献的名称，如“纻丝”“孔雀妆花”，终于有了实物的印证。考古报告《定陵》［2］对出土的丝织物做了详细的分类登记，并提供了大量纹样线描图，为研究明代后期丝绸品种和图案提供了最可靠的材料。藩王墓的发掘亦有不少斩获，其中出土丝绸较多的是江西南城益宣王朱翊鈏墓，《江西明代藩王墓》［3］对此墓出土的补服有详细的介绍，是了解明代藩王补服图案的重要资料。山东邹县鲁荒王朱檀墓［4］为洪武间入葬，出土袍服虽不多，却是研究明初藩王冠服的珍贵样本。宁夏冯记圈明墓出土的丝织品由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负责鉴定，报告《盐池冯记圈明墓》［5］提供了各类丝绸彩图和织物组织图，赵丰、阙碧芬、万芳、徐峥等分别就明代的兽纹品官花样［6］148-159、丝织技术［7］160-172、女子头巾［8］173-181、斜纹提花丝织物［9］182-190的问题发表研究文章。赵丰在《纺织品考古新发现》［10］175-203中，对南昌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丝绸衣物和匹料做了织物组织的分析，并提供了品质上佳的图样。较重要的还有北京南苑苇子坑明墓［11］、南京徐俌墓［12］、苏州王锡爵墓［13］、泰州徐蕃墓［14］、泰州刘湘墓［15］、泰州森森庄明墓［16］、常州王洛家族墓［17］、浙江嘉兴李湘墓［18］、上海顾东川墓［19］59-65、上海潘允征墓［20］、上海诸纯臣墓［21］、福州马森墓［22］、广州戴缙墓［23］等。这些墓葬中出土的丝绸形式多样，有衣裙袍服、巾帽鞋袜，也有完整的段匹，质料包括缎、绫、罗、䌷、纱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明代丝绸的面貌。相关的考古报告有《上海明墓》［19］、《张懋夫妇合葬墓》［24］，简报则散见于《文物》《考古》《南方文物》《江汉考古》《四川文物》《东南文化》《东方博物》等期刊。
1.2.2 传世收藏
明代国祚较长，去今不远，尚有不少丝绸存世。收藏明代织绣最多的是故宫博物院，藏品多为清宫旧藏，其中既有官府造作的精品，也有从各地采办的织物，其质量之高、类别之全，海内外绝无仅有。部分故宫藏品已刊布于《明清织绣》［25］、《织绣书画》［26］、《经纶无尽——故宫藏织绣书画》［27］，其中包括袍服、匹料、经书裱封、刻丝、刺绣等类别。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2000余件明代织绣，品种多样，其中一批经面已经发表于《明代大藏经丝绸裱封研究》［28］。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明代刻丝和顾绣数量较多，藏品可见于《宋明织绣》［29］和《华彩若英——中国古代刻丝刺绣精品集》［30］。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套顾绣册页及长卷，其中不乏典范之作，集中刊布于《海上锦绣：顾绣珍品特集》［31］。南京博物院藏有一批明代刻丝和顾绣，分别见于《织绣》［32］、《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历代织绣》［33］图册。山东博物馆主编的《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34］收录有数十件明代丝绸袍服，保存完好，极为难得。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织绣品种最为齐备，重要藏品图像可见于该馆官方网站，另有部分藏品被选入《织绣珍品》［35］一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收藏的明代织绣数量不少，大部分为佛经裱封，部分作品发表于《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36］。此外，首都博物馆、南京云锦博物馆等也藏有传世的明代织绣，藏品图片散见于《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37］、《中国织绣服饰全集1·织染卷》［38］、《中国织绣服饰全集2·刺绣卷》［39］、《中国织绣服饰全集3·历代服饰卷（下）》［40］、《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7·织绣印染（下）》［41］。
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众多寺院中藏有大量明代唐卡和官府诰命，唐卡的织绣画心、裱边都是可供研究的资料，藏品图片可见于《西藏博物馆》［42］、《扎什伦布寺》［43］、《金色宝藏——西藏历史文物选粹》［44］等图册和《文物》等期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多件明代刻丝、刺绣和经面裱封，收录在日本学研社出版的《缂丝》［45］和《刺绣》［46］两卷中，并各配有一册藏品解说，部分经面裱封见于《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47］。
海外收藏明代传世织绣的主要是日本东京博物馆和京都博物馆，大部分是丝绸残料，其中有不少织金织物，这两家博物馆官网上有部分藏品图片及说明。另外，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批明代刻丝和刺绣，保存较好，官网图片质量上佳。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批明代经书织绣裱封，可与国内所藏做对照之用。
传世丝织物经历辗转流传，保存至今的多是精美之作，其色彩、品相较出土物更优，艺术价值较高。然而传世品断代困难，研究价值不如出土物，且传世品以织绣书画、经卷裱封居多，衣物段匹较少，难以完整呈现明代丝绸的用途。因此传世品与出土物应结合利用，互补有无。
1.2.3 与丝绸有关的图像
尽管丝绸实物是本书最重要的研究资料，然岁月久远，现存者仅为当时织造的冰山一角，难以全面解说使用的情况。所幸绘画、雕塑及其他工艺美术品中还存有不少与明代丝绸相关的图像，可弥补实物不足的缺憾。
帝王出行、游乐图卷既有风俗画性质，又有政治意图，也是研究丝绸图案的资料，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宣宗行乐图》、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48］、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出警入跸图》［49］等展现了明代帝王出行的种种排场，画中各色人等的袍服对研究丝绸纹彩的等级有较高参考价值。宫廷画师笔下的帝后像、官员肖像则是研究补服花样的珍贵资料。明代风俗画中常有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场景，仇英款《清明上河图》［50］中绘有绸缎铺、染坊、裁衣铺等，从中可见明中期丝绸在民间的普及。
有些明代寺观壁画和塑像保存较好，人物的衣饰彩绘清晰，可作为研究丝绸图案和色彩搭配的参考。如北京大慧寺明代观音殿［51］中的维摩诘像，身着绿地团花广袖袍，配以红地描金游龙袖缘，为研究服饰丝绸色彩搭配提供了依据。
同一时期的工艺美术造作，尤其是宫廷制品，往往因共同的花样来源和审美趣味而具有相似的装饰风格。明代陶瓷、金属器、漆器等的图案，都可能受到丝绸的影响。丝绸实物欠缺的遗憾无法避免，但可借助其他工艺门类的遗存对其图案变化探究一二。
1.2.4 既往研究
工艺美术通史著作中往往包含对明代丝绸的研究，如田自秉在《中国工艺美术史》［52］第十章中对明代染织工艺做出细致的总结，并概括出“端庄、敦厚”的时代特点。尚刚先生在《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1］第九章中对明代丝绸的产地、品种、图案等都有详尽的论述。
在丝绸专门史中，朱新予的《中国丝绸史》［53］分为通论和专论两部分，是较早的丝绸专门史。通论第八章结合文献史料与纺织科技理论，对明代丝绸的发展做了梳理，不足之处在于实物引证较少。赵丰主编的《中国丝绸通史》［54］是对中国古代丝绸研究较全面的著作，其第七章“明代丝绸”详细论述了丝绸产地、作坊、品种、技术、色彩等，勾画出明代丝绸生产与科技的面貌，运用传世实物较多，文献的证据略显薄弱。赵丰的另一本著作《织绣珍品》［35］在明清部分对织绣纹样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分类，并附以图片解说。黄能馥、陈娟娟的《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36］汇集大量明代丝绸图片，从科技史角度阐释明代丝绸的品种与织造方法，兼及色彩与图案分类，内容丰富。钱小萍主编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55］主要从工艺与技术角度详细阐释了丝绸织染的整个过程，并对不同品种丝绸的织造分类讲解，可谓精微而完善，然而未有对丝绸纹样的论述。范金民、金文的《江南丝绸史研究》［56］论述范围虽然仅限于江南，但对明代丝织生产格外重视，大量篇幅涉及官营及民间丝织作坊、丝绸贸易以及因丝绸而兴盛的江南市镇，文献征引丰富，论断中肯，因此引用率较高。赵承泽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57］则对中国丝织业的发展做出了整体概述，并对织成、绫、起绒织物、改机以及丝绸外传等问题做了深入考证。
目前学界对明代丝绸的断代研究多有限定的实物范围，如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定陵和几座藩王墓中的出土物等，呈现出范围小、针对性强的特点。阙碧芬的博士论文《明代提花丝织物研究》［58］着力探讨了提花丝织物的种类和织造工艺，对丝绸图案也做了归纳整理，但因刻丝、刺绣、染缬和素面织物不在选题范围之内，因此还未能全面体现明代丝绸的面貌。穆朝娜的《明代丝织品的发现、收藏与研究》［59］3-13综述了明代丝绸存世情况和研究成果，《明代大藏经丝绸裱封的图案》［60］对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丝绸经面做了题材和图案组织形式的梳理。王淑珍、刘远洋则在《明代大藏经丝绸裱封的织物种类》［61］49-64中归纳了同一批丝绸经面的品种。在服饰史研究中，有些会涉及明代丝绸的色彩、图案和使用。王熹的《明代服饰研究》［62］系统地总结了明代宫廷、官员及庶民的服饰演变，并深入探讨了其历史原因，对礼制与社会风俗尤为关注。董进的《图说明代宫廷服饰》系列文章［63］主要关注明代宫廷冠服制度，其中有关于礼服、常服、吉服花样及其使用的内容。王渊在《补服形制研究》［64］中梳理了明代补服的发展历程，并对比了明清补子的异同。还有一些研究更关注丝绸流通与贸易，如吴明娣的《明代丝绸对藏区的输入及其影响》［65］、朱鹏的《试论明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贸易》［66］等。
在有关明代丝绸的既往研究中，典型个案备受关注，有些文章专门讨论品种或纹样，如包铭新等的《闪缎》［67］、阙碧芬的《明代起绒织物探讨》［68］、赵丰的《天鹅绒》［69］、芦苇的《潞绸技术工艺与社会文化研究》［70］，薛雁的《明代丝绸中的四合如意云纹》［71］、廖军的《试论明代锦缎纹样的艺术形式及发展》［72］等。也有对单件织物的研究，如包铭新的《“天鹿锦”或“麒麟补”》［73］、陈娟娟的《明缂丝<瑶池集庆图>》［74］164-166等；或是针对某个墓葬丝绸的研究，如王秀玲的《明定陵出土丝织纹样》［75］、《明定陵出土丝织品种》［76］、《定陵出土丝织品颜色》［77］、郭亶伯的《明代户部尚书马森墓出土丝织品的研究》［22］、何继英的《上海明墓出土补子》［78］等。
国外对中国丝绸的研究多为通史性质，如日本西村兵部的《中国の染织》［79］，参考了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龙谷大学、清凉寺、东福寺、知恩院等的一百余件收藏，系统介绍了上起汉代、下讫清代的日藏中国丝织物，其中包括明代织绣。永积洋子的《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80］332-353虽不是专题的丝绸研究，却十分关注明末丝绸外销日本的情况，可为本书提供重要的数据。
关于明代丝绸，国内外的研究已有不少，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然而多是作为丝绸通史中的一环，尚未见到专题著作。并且，现有研究所参考的大多为丝绸实物，而实物总有缺失，唯有通过文献的补充，才可能更加接近真实。因此，本书希望结合文献及实物，梳理明代丝绸发展演变的线索，归纳其时代风格，并探究风格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