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序言

这本书原为熊瑛的博士学位论文，讨论的主题是明代的丝绸。古代丝绸的研究如今颇为清寂，但当年却备受关注。

在古贤的笔端，有句话时常出现，这就是：“一夫不耕，或受之饥；

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它的后一半就是在强调纺织的重要。而在中国古代的纺织品里，丝绸是主流，也因之最受关注。中国是发明丝绸的国度，并且长期以之饮誉天下，但这纯粹是今人热议的话题，古人从来不说。古人看重丝绸另有缘由，那是基于经济、政治、艺术的考量。

经济上，男耕女织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基本经济形态，就是说，大约有一半的古代人口在从事纺织，而他们所织的往往是丝绸。因此，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里，丝绸的从业人口最多，产值最高，地位最显赫，其荣枯盛衰直接牵动着国计民生。政治上，古代中国长期是个等级社会，人们所服所用都有严格的等级限定，仅从“释褐”“布衣”等常用的语词，就能判断上层人物的服装，尤其是官服大抵以丝绸为面料。而丝绸的品种、颜色、纹样，乃至纹样的大小，都成了辨尊卑、别贵贱的基本视觉标志，体现着等级制度，联系着社会秩序。艺术上，丝绸大多用以裁造服装，服装于人，不可或缺，着装不仅为了遮羞保温，还要展示着装人的审美趣味。这样，丝绸又因最富展示性，其美妙的新样式也就时时被主人炫耀、被他人仿效。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包括色彩、纹样在内的丝绸装饰是新样式最快捷的传播者，其出现、风靡和演进往往牵动工艺美术的全局，引领着装饰艺术的潮流。

古今同理，重要的事情记载多，重要的文献存留多。丝绸既然地位如此重要，古代文献的存留量也就最大。按照材质，工艺美术可以分为六个门类：丝绸等织物、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漆木器与其他（如玻璃器、象牙器、竹器等）。如果系统地阅读过古代文献，就一定能够发现，在工艺美术领域里，记录丝绸的文献最多，甚至那五个门类的文献相加，文字量也不及一个丝绸。

尽管中国古代的丝绸如此重要，可惜，当代的研究却与其历史地位太不相称：确有建树的学人为数寥寥、可以信赖的著述屈指可数。在有心人那里，这已经成了长久的痛。想来，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导致了研究的困顿。一为实物相对匮乏，丝绸易腐难存，时代越早，遗物越少。二为学界努力不够，相关专家大多不肯在资料，特别是古代文献上用大力气、拼硬功夫。几十年来，信手捋扯材料、乱发议论的做法，居然傲然独霸古代丝绸研究的主流。

研究古代工艺美术，资料不外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和他人成果三类。学术史在反复证明，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有多少资料才配说多少话。熊瑛深明此理，为了写作博士论文，她把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投进了搜集、整理和研读资料。对于实物史料，熊瑛遍读了相关的考古文物书刊，并且尽其可能，四处观摩考察，以获取真切的认识。对于文献史料，熊瑛潜心苦读了大批的明代典籍，所读不仅有《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基本文献，还有重要的方志、笔记、诗文集等。对于时贤的成果，熊瑛更做到了“一网打尽”、搜罗无遗，纳入其视野的，绝不止于丝绸，乃至艺术，还有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民俗等等。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对其努力有充分的展示，仅仅被她征引的文献便有350种之多。

对于明代丝绸的研究，熊瑛占有的资料已经远远超出一些时贤。有了这些资料做基础，她就能够原原本本、有根有据地匡正旧误，阐发新说。由于人在高校，熊瑛无缘像文博、考古工作者那样，亲近古物、详审细节，她提供的新知主要是依靠文献史料获取的。这些新知包含了产区变迁的原因、若干品种的辨析、著名作品的时代、装饰演进的缘由、等级制度的影响等。

年代考订是艺术史的核心工作之一，《明代丝绸研究》于此贡献不小。如果举例，那么改机出现的时代考证或许格外引人关注。《万历福州府志》称，改机由弘治年间（1487—1505）的林洪创制，专家历来据以认定改机肇始于明孝宗时代，从无异说。而熊瑛则依据《明英宗实录》里的两则文献，证实最晚在景泰年间（1450—1457），改机已经归入了御用的段匹。古文贵简，文献的记录难得详尽，名词的真义时而难以捕捉。因此，考订名实也是艺术史的重要内容，熊瑛于此也有重要的推进，于此，可仍以改机为例。改机是哪种丝绸？专家众说纷纭，或相信是双层锦，或认为属彩缎，或称是“用缎机织出的平纹、斜纹或二者的变化组织”。熊瑛则依据《正德福州府志》《宋氏家规部》和江西南城明墓里的成造敛衣清单等，指出改机应为线䌷。

倘若满足于考据，研究一定鄙陋。而熊瑛此著尽管不乏考据，同时又展示出充分的宏观把握。她没有把丝绸视为单一的工艺美术或者手工业现象，还努力寻觅并梳理出丝绸和时代背景、社会风气、造作体系等的内在联系，进而指出了丝绸现象出现的原因和演进的根由。能够显露学术视野的还有，熊瑛的讨论固然以丝绸为核心，但她又尽量以其他门类的作品，甚至绘画、版刻为参照，这令其核心讨论获得了更多支撑，因此，也就越发深入、更可信赖。她相信，制作丝绸虽然与陶瓷器、金银器、玉器、漆器等使用了不同的材质、采用着不同的技术，但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都在服务于那个时代的人，纵然品类不同，而其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受到艺术以外的种种制约，因此，她对其他工艺美术门类也有足够的关注，引入相关艺术现象，以支持丝绸的讨论。正是由于对资料的大力搜集、充分理解，又有开阔的器局、宽广的视野，《明代丝绸研究》的成绩才能高出既有的明代丝绸著述。

初识熊瑛是在2007年的夏日，当时，在去西安不远的秦岭里，西安美院受托办了一个师资培训班，我来讲，她去听。课上，她听得走心，课下，多次发问。几年后，她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按规定，读博士要发表论文，而我从资料做起的方法在学科内又似乎独特，所以她最先拿来的文章不对路，染上了时下流行的种种习气。我一通狠批，她几番痛改。熊瑛不仅勤奋坚韧，还能揣摩、善改过，几年后的博士论文已经十分成熟。熊瑛的学术前路还很长，几年已能大变，日后还有几十年，她应该有大发展。未来将会证明，这个判断不错。

尚刚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20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