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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苏州的“日常传奇”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白居易从京城到苏州担任刺史，不久之后就写了《正月三日闲行》这首诗。他眼中的苏州水路纵横、小桥众多，当时桥上的木栏杆会刷以红漆，他特别在“红栏三百九十桥”一句下注明这是“苏之官桥大数”。黄鹂巷、乌鹊河是苏州的地名，乌鹊桥位于城区中南部“子城”正门前直街，相传因春秋时吴王在此建乌鹊馆而得名。白居易另外有诗提及苏州有“七堰八门六十坊”，即城墙外有七道防汛挡水的堤堰；城墙上有八座城门，东有娄门、匠门，西有阊门、胥门，南有蟠门、蛇门，北有齐门、平门；城内的六十个“坊”则是民众居住的六十个单元，号称“里闾棋布城册方”，此时苏州已经是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棋盘状城市景象了。

从唐代开始，小桥流水的城镇景观在苏州古城延续了上千年，也成了苏州著名的标志。同时，苏州也是一座繁荣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纺织业尤为发达，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唐末安徽池州诗人杜荀鹤（约846—约906）在《送人游吴》一诗中如此描述那里的水、桥和纺织业：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到了南宋，《平江图》碑（图0-1）记录苏州古城的街区呈棋盘状分布，城内有295座桥梁钩连彼此(1)，明代苏州城内有桥梁329座，从桥的数目可以判断从唐代到明代的七八百年间，苏州城的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苏州城的繁荣要从商周时代的吴国说起，吴国长期统治长江下游两岸、太湖之滨的土地。周灵王十二年（前560年），吴王诸樊将国都从梅里（可能在今无锡）南迁至今天的苏州城址。春秋末期，周敬王六年（前514年）登基的吴王阖闾命大臣伍子胥把这里扩建为大城，周长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约合23.9公里），名为“阖闾城”，从此苏州就成为东南一座繁荣宏大的城市。

在行政建制方面，秦国一统天下后，设立会稽郡管理吴越地区，郡治位于吴国故都，并将这里设为吴县。到东汉，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朝廷因会稽郡幅员辽阔，拆分为吴郡和会稽郡，其中吴郡下辖13个县，郡治仍设在吴县。三国东吴、南朝时，朝廷陆续把吴郡下属的一些县划归其他郡，其中吴郡、吴兴、会稽三郡有“三吴”之称。

隋代改吴郡为苏州，仅下辖吴县、昆山、常熟、乌程、长城（长兴县）五个县。从隋唐一直到明代，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的苏州府的辖区大致就是上述五县的区域，个别时代略有变动，如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朝廷将吴县从县城中间划分为长洲县、吴县两县。

在明代，苏州府是朝廷六部直接管辖的南方14个府级单位之一，下辖长洲县、吴县、吴江县、常熟县、昆山县、嘉定县、崇明县、太仓州。当时常见“吴地”“吴中”的说法，但人们使用“吴中”时所指的地理范围并不全然一样，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层面：一可指以苏州古城为核心的吴县、长洲两县的县城内外，人口50万至100万；二可指苏州府，包括它管理的全部县和州；三是也有人用来指太湖流域的松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四地，此说较为少见(2)。

在经济方面，吴王阖闾建城以后，西抱太湖、北依长江的苏州水路发达，交通便利，又出产铜、盐，历来有浓厚的商贸传统，西汉时期便是“江东一都会”(3)，隋代江南运河贯通后，苏州商贸进一步发展，唐代后期苏州经济已是江南之首，唐末曾在苏州当官的皮日休用“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臛”(4)的诗句形容这里的商贸之发达。

在宋代，苏州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文教也极为突出，有“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5)的名声。南宋时候有“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苏湖熟，天下足”(6)的说法。苏州不仅城区商业发达，城外县乡出产的商品粮也大量供应外地。

元代时政府对贸易较为支持，苏州城以纺织业著称，临近的太仓则是南粮北运的港口，贸易发达，因此苏州乃至整个环太湖地区整体经济非常繁荣。当时苏州以及环太湖地区居住着许多有文化的富商、地主，他们也成为艺术活动的赞助者乃至创作者。元代收藏四大家之一的姚子章是苏州人（或太仓人），而另外三大家如延祐年间的翰林直学士袁桷（号清荣居士）、至正年间的礼部尚书危素（字太朴）、内台监察御史徐宪（字元度）都曾在苏州活动。苏州卢山甫、卢士恒父子分别在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至正八年（1348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荟萃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听雨楼雅集，昆山富豪顾阿瑛也经常在自己的玉山草堂举行雅集活动。

元代中期的名流赵孟頫、元末的绘画名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都是太湖流域人士，赵孟頫、吴镇曾经多次到苏州，黄、倪、王更是曾在苏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其他书画家如朱德润、姚彦卿、柯九思、杨维桢、顾安、卫九鼎、张渥、张雨、马原、宋克、陈汝言（图0-2）等，要么是苏州人，要么常常到苏州活动(7)。或许因为要频繁为各路朋友、求画者创作应酬画作，赵孟頫、倪瓒等画家不得不“逸笔草草”快速完成作品，刺激了“简逸”类型文人画的发展。同时这一时期园林别号绘画、雅集类绘画也开始流行，这都与当时艺术家和赞助人的互动有关。

元末战乱中，张士诚以苏州为首府建立地方政权，统治延续了十年。他待人宽大，喜欢招揽宾客，“江南名士多往依之”(8)，张士诚长期与朱元璋为敌，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的部队围城十月才攻下苏州。睚眦必报的朱元璋次年登基为帝后，刻意打压苏州府等江南地区的富户和文士，也仇视商业和商人，所以实行迁富户、重赋税、杀士人等一系列高压政策，如移江南富民十四万户到自己的老家凤阳，对苏州府课以重赋，以致“天下之赋莫重于东南，东南之赋莫重于吾苏”(9)。洪武九年（1374年），苏州卫指挥蔡本（文徵明高祖父的岳父）诬告苏州知府魏观谋反，朱元璋借机腰斩江南知名文人高启、王彝，也让苏州士林为之战栗。

因此，明初的苏州“邑里萧然，生计鲜薄”，到明代中期正统（1436—1449）、天顺（1457—1464）年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成化年间（1465—1487）“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亦繁盛”，15世纪末期弘治年间已经是“闾阎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樏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10)。这时候的苏州府纺织业兴盛、商贸发达，是东南乃至全国最富有的府。

成化年间可谓苏州经济、文化崛起的重要节点，一方面，苏州的纺织业等商业贸易越来越繁盛，富足人家增多。另一方面，苏州文人的科举事业也越来越成功。明朝前期每次会试、殿试考中进士的苏州府人平均约为5人，但景泰元年（1450年）以后苏州考中进士的文人数量快速增加(11)，苏州状元吴宽曾经回顾“宣德、正统间，士益向风，争相磨濯，攘袂以起。以至于今日，如星列云族，焕然以相辉”(12)。成化二年（1466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总共52次会试中，苏州有799名文人名列进士榜单，占江南进士总数的42.5%，也就是说平均每次会试、殿试有约15个来自苏州府的文人成为进士(13)。同一时期活跃的苏州籍在职官员多达数百人，他们要么在朝廷各部院任职，要么被派任府县官职，然后走上考核、迁调的官场之路。这些来自苏州府的官员因为同乡、同年（同榜录取的进士、举人）、同僚、姻戚等关系形成了庞大的社交网络。他们和在原籍的家族、亲友的家族相互关联，让在朝、在野的苏州士人彼此勾连，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商业城市，商业传统影响了苏州文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商业需要交往与合作，人们熟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交，因此苏州文人历来重视实际，不激进，讲常识，入仕为官者大多也施政温和，如果遭遇不顺宁愿辞官回乡。苏州涌现的绝大多数名人似乎都可以被称为“日常传奇”，他们有温情、韧性，有平常心，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点积累声望，逐渐成为“传奇”，少见震动朝野的激烈行为，不追求怪力乱神的玄谈高论。

在这一经济繁荣时代，无论是科举出身的官宦之家还是富有商人，都滋生了奢侈享受、家居装饰、馈赠答谢等需求。苏州府人士对美食、曲艺、家居、园林装饰颇为用心，盛行收藏书、画、古董、工艺品。成化弘治年间的文人比较当时苏州和杭州的风气，指出“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14)。无论是在科举路上高升、退隐还是掉队、偏离，苏州士人普遍注重日常生活的应对，彼此经常雅集唱和，以游览、送别、茶事、祝寿、宴饮、乔迁等为名目的社交活动时常发生，在这样的场合人们除了赠送常见的食物等礼品，通常也会绘画或题诗。

在绘画方面，虽然早在南北朝时吴地出生的陆探微、张僧繇就享有盛名，但是他们主要在金陵活动，与苏州这座城市的关系并不密切。在元末的动荡中苏州基本保持了稳定和繁荣，许多有文化的富有家族支持文化艺术活动，元末王蒙、倪瓒、黄公望等太湖流域知名画家都曾在苏州活动，遗留下文艺的火种。

明代早期浙派画家（图0-3）受到南京、北京的皇室和权贵阶层的推崇，在江南地区更为流行，但苏州有另外一条隐伏的艺术脉络延续发展了一百多年。

明代早期苏州画坛先后经历了三代画家。14世纪末期的第一代画家是元末明初从外地迁居到苏州的两位文人画家徐贲（1335—1393）（图0-4）和陈汝言（生卒年不详）。徐贲画风近于董源、巨然、黄公望，他长期为官，后为朱元璋所杀，留存的画作不多，影响不大。陈汝言也是宗董源、巨然、赵孟頫、王蒙，风格清润悠远，他的儿子陈继也善画竹木。

15世纪前期苏州出现了两位有声望的画家，谢缙（1355—1431）学黄公望、王蒙、赵原，曾以画技服务宫廷，侨居南京二十多年。沈遇（1377—1458后）则取法北宋的宏大繁茂和精工细作，以善画人物山水名于宣德、正统间，曾一度到宫廷中当画师，后回到苏州，名声颇为响亮，不少人跟从他学画。

15世纪中期活跃的苏州画家有吴县人杜琼（1396—1474）（图0-5）和长洲人刘珏（1410—1472）（图0-6）。杜琼隐居不仕，以卖画自给，画风宗董源、王蒙，以繁复细密的山水画著称，他也是当时苏州著名的收藏家。刘珏虽为官，但擅长绘画，师法吴镇、王蒙，以风格苍润著称。

苏州城临近的无锡、昆山等地也有善画之人，如永乐年间无锡的王绂以画竹著称，稍后昆山县的夏昺、夏昶（1388—1470）（图0-7）因为书法特长获得官职，他们也擅画竹石，夏昶曾向王绂、陈继学习。夏昶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昆山官宦子弟吴愈，吴愈和夏氏生的三女儿后来嫁给了文徵明。

以上都是文人画家，吴地还有一派职业画家也在延续自己的技艺，吴县人陈暹（1405—1496）是个高寿的民间画师，取法李唐一派，章法严谨，用笔纯熟，善设色山水、人物，他把技艺传给了同乡周臣（约1450－约1535(15)）（图0-8），但在1470年时周臣还默默无闻。

可以说，从元末到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左右，苏州的书画家仅仅是“本城名人”或者“吴中名人”，之后二十年苏州在文化上的影响力才开始与它在经济上、科举上的成就相匹配，苏州朝野文人将沈周的声誉传播到了江南、邻近的省份乃至首都北京，使他成为苏州第一个在世时就在整个江南乃至更大范围地域享有盛誉的“名流艺术家”。

这是文徵明诞生、成名之前的苏州。接下来，就到了文徵明生活的那处苏州。

0-1　《平江图》碑旧拓本（局部）

原碑由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李寿明、吕梃、张允成等刻绘，民国六年（1917年）再次深刻；碑高248厘米，宽146厘米，深30厘米。

0-2　《百丈泉》纸本墨笔，115.2cm×46.7cm，元末至正庚子（1360年），陈汝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陈汝言元末明初居住在苏州，与画家王蒙、沈周祖父沈澄等交往密切。陈汝言之子陈继（1370—1434）为沈周父亲沈恒吉之师，其孙陈宽为沈周之师，两家可谓世交。百丈泉是苏州西郊穹窿山半山的一处泉水，周南游览此地后请陈汝言作画并赠予招待自己的允元禅师。图绘两山之接合处有山泉流下，山脚有茅屋、楼阁错落其间，画风近似王蒙。游山玩水之时以诗画唱和遣兴，已经成为苏州文人的风雅乐事。

0-3　《溪堂诗意图》绢本设色，194cm×104cm，（明）戴进（辽宁省博物馆藏）

浙派的开创者戴进（1388—1462）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宣德年间（1426—1435）以画供奉内廷，后回到杭州居住。他擅画山水、人物、花鸟、虫草。山水师法马远、夏圭，所绘山林雄俊高爽，用笔劲挺方硬，水墨淋漓酣畅，卓然一家。画风影响了他的儿子戴泉、女婿王世祥以及夏芷、夏葵、方钺、仲昂等人，对吴伟、张路、蒋嵩、汪肇等人的“浙派”后学影响深远。

0-4　《狮子林十二景图》册页之“狮子峰”，纸本设色，34.8cm×61.6cm，（元末明初）徐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狮子林的绘画里，明代徐贲《狮子林十二景》图册可能是最接近禅宗本意的。

元至正二年（1342年），高僧天如惟则禅师在苏州的信徒为其在苏州城东北隅买地，修建了一座“狮子林菩提正宗寺”，园中一块奇石状如狮子，号称“狮子峰”，后世文人雅士多有题咏。明洪武六年（1373年），如海禅师请倪瓒绘制了一幅《狮子林图》（此图是否为倪瓒所作有争议）。洪武七年（1374年），如海禅师请徐贲绘制了《狮子林十二景图》册页。徐贲图中所绘的十二景包含卧云室，雪夜兀立，冰壶井，禅窝，含晖峰，狮子峰，吐月峰，问梅阁，小飞虹，玉鉴池，指柏轩，竹谷。

清代乾隆皇帝因为收藏了倪瓒款《狮子林图》，误以为这是倪瓒的别业。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南巡时曾特地到苏州寻访当时已然残破的狮子林（清初称“涉园”），因为乾隆皇帝格外喜欢倪瓒和狮子林，此后几年苏州官民参照《狮子林图》重修了狮子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南巡时再次到狮子林园游赏，并让内府词臣画家钱维城画了《狮子林全景图》记录重修后的狮子林，并将自己临摹的《狮子林图》赏赐苏州“永藏吴中”。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两次南巡也都到狮子林游览。他还让人在长春园东北部、避暑山庄文园仿造了两处狮子林园。但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最后一次南巡时获得徐贲所画《狮子林十二景图》册页，从画上题跋可见他这才意识到这处园林并非倪瓒别业，而是禅僧惟则创立的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