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普塞洛斯《编年史》中拜占庭帝王“形象”塑造的特点
赵法欣 邹薇[156]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是11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著名学者和政坛风云人物，他的代表作《编年史》内容涵盖976至1078年前后的史事。这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史学著作，作者在书中不仅详细记述了近一个世纪里拜占庭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且还在作品中塑造了从瓦西里二世至米哈伊尔七世共14位拜占庭帝王的鲜活“形象”。本文旨在以这些“形象”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它们的特点来阐释普塞洛斯的史学思想，进而深刻理解拜占庭历史写作在11世纪的发展演变。需要明确指出一点，本文所涉及的“形象”内涵，并非简单局限于一个人的外貌特征，而是普塞洛斯对14位拜占庭帝王全方位的描绘，包括这些人的内在特性与习得特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普塞洛斯的《编年史》是7至12世纪间最杰出的一部拜占庭史学著作，代表了中期拜占庭帝国历史写作的最高成就，他的写作方法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代的许多拜占庭史家。[157]不仅如此，这部《编年史》也是拜占庭史学写作模式和风格在10世纪以后发生转变的典型代表[158]，它同时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对历史写作活动的深刻影响。因此长期以来，国际拜占庭学界对普塞洛斯的《编年史》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普塞洛斯的政治和宗教立场、《编年史》的古典源流、文学类型以及它的客观性等问题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159]；但是，学者们对该书的评价却存在着较大分歧，有一批学者认为该书存在立场上的前后不一致，作者在书中对某些帝王（如君士坦丁九世、杜卡斯家族帝王等）多加回护，甚至大肆歌颂献媚，贬损了其著作的史料价值。[160]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A.卡日丹和J.柳巴尔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拜占庭学家开始运用文学分析的方法结合传统的史料分析法关注拜占庭史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问题，他们以全新的视角解读各种拜占庭史著，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拜占庭史学作品的认识。[161]因此，笔者不揣冒昧，试图运用当今国际拜占庭学界较为流行的这种史料解读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将普塞洛斯《编年史》中的若干语句或段落还原于其所属的语境当中，不仅仅停留在对字面含义的理解，而是将这些表述与上下文、甚至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及人物社会关系相结合，力求挖掘出作者如此写作的真实意图。笔者希望通过分析《编年史》中帝王“形象”塑造的特点，剖析作者的史学思想进而再至拜占庭史学作品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同时就这部作品的史料价值以及作者的立场等问题做出一些阐释和辨析，以期给予这部《编年史》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定位。通过对普塞洛斯《编年史》的解析，将势必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拜占庭历史写作在10至12世纪间的发展轨迹及其突出特征，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本主义思想在拜占庭帝国的传承及其对后世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
普塞洛斯在《编年史》中力图全面展现拜占庭帝王的风貌，作者以刻画普通人的方法塑造出较为完整且丰满的帝王“形象”。我们将《编年史》中普塞洛斯关于拜占庭帝王的记述归纳分类，大致可以分成8个范畴，分别为外貌、性格、学识、癖好、宗教情结、统治、婚姻爱情、疾病与死亡[162]，其中一些内容涉及诸帝王的外貌和性格特征，其余方面则反映了他们的个人举止和生活态度。作者通过这些内容的记述力求全面展现14位帝王的全貌，而并不是简单拘泥于某些侧面。其他许多拜占庭历史学家往往只关注帝王生平的若干方面，难以令读者形成全方位立体的帝王“形象”。如10世纪的“执事官”利奥在其《历史》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并非面面俱到，而是集中关注尼基弗鲁斯二世、约翰一世等帝王在战争中的表现，对与军事活动无关的行为几乎不予提及。[163]普塞洛斯的塑造手法显然更容易在读者心中树立这些帝王丰满的“形象”。
但是如果我们通观《编年史》中的拜占庭帝王“形象”，那么便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几乎每位帝王的身上都存在形式各异、程度不同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性格上的缺失、私人生活的不检点以及治理国家失当等方面。普塞洛斯力求全方位地刻画每位统治者的“形象”，虽然涉及每位帝王的内容会有不同的侧重，但是这些完整的“形象”却较为统一地体现出每位帝王的不完美。
首先，在私人生活领域，许多拜占庭帝王以奢侈、糜烂闻名，其堕落程度令人咋舌。如米哈伊尔四世继位之初沉迷于奢靡的生活，完全忽略了一位帝王应负的责任。[164]君士坦丁九世更是奢侈无度到了极致，他不仅肆意将国库中的钱财挥霍一空，“连一个硬币都不剩下”，而且为了讨好自己的情妇，不惜花重金进行封赏；另外，君士坦丁还斥巨资修建圣乔治教堂，极尽奢华之能事。[165]所有这些都可以鲜明体现出这位皇帝穷奢极侈的作风。
帝王们“形象”上的缺陷还表现在公共领域，普塞洛斯在《编年史》中为我们展现的尽是一个个缺乏统治才能的君主，这些拜占庭帝王的治国方略构成其“形象”的重要元素。普塞洛斯笔下有多位帝王登基之后逃避君主责任，无心于国家的统治，将一切军政要务皆交付于他人。君士坦丁八世、米哈伊尔七世等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君士坦丁九世更是将皇宫视作自己的港湾，在与惊涛骇浪搏斗之后可以在里面寻求安全的庇护……他需要彻底的休息和绝对的安宁。[166]正如作者所言，对于皇帝的责任这样的君主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他们没有意识到护佑臣民的福祉是君主的职责所在，而且皇帝必须时刻关注帝国的管理，同时维护国家的健康发展。[167]不仅如此，即便有些帝王励精图治，但由于采取的政策或尺度不适当，大大地贬损了其统治者“形象”的完美。普塞洛斯认为伊沙克一世的改革措施过于激进，未能从根本上革除弊端、使国家复兴。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这位皇帝选择了正确的时机实施各项改革，如果他不赞同某项措施……允许暂时以另一项措施取而代之，并且在不久之后彻底废止前者……如果他能够一步一步、悄然无声息、在并不引起旁人注意的情况下进行……他会让国家事务重新走向真正的和谐。”[168]然而，伊沙克的改革措施损害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遭到各界人士的反对，最终失败。
其次，《编年史》中拜占庭帝王身上的各种缺陷可能有一种或几种是最突出的。在普塞洛斯看来，某些帝王的生活简直可以用糜烂来形容，这些人的“形象”便以此为最显著特征。例如君士坦丁八世及其女儿邹伊皆以生活腐化堕落的“形象”示人，前者由于暴饮暴食以及性欲过旺而饱受痛风的困扰，他的双脚因此都无法行走[169]；而邹伊则先后三次结婚并且有数次婚外情的经历[170]，正如安娜·科穆宁描述的那样：“自从莫诺马霍斯皇帝（君士坦丁九世）登基以来，皇宫之内的妇女区已经完全腐化堕落，因为淫乱的‘男女关系’而荣誉扫地。”[171]
最后，普塞洛斯还试图在众多缺陷当中找寻某种内在联系，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拜占庭帝王的各种缺点，而是试图发掘这些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导致拜占庭帝王行为失当的终极原因在于这些人性格方面的弱点，作者列举了帝王们身上存在的诸多性格缺陷，如米哈伊尔四世和米哈伊尔五世的虚伪，君士坦丁九世的多疑，塞奥多拉的刻板甚至吝啬，这些都成为上述帝王标志性的“形象”特征。[172]正是这些缺陷决定了这些帝王在其他层面的失当行为。在普塞洛斯看来，统治者性格方面的缺陷危害巨大，令拜占庭帝王的私人生活腐化堕落，同时统治国家的业绩乏善可陈。例如罗曼诺斯三世和罗曼诺斯四世都因为性格自负给自身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普塞洛斯认为罗曼诺斯三世喜好空谈、不切实际[173]，他在出兵前对将官们的建议和敌方首领的求和之请毫不理睬，贸然出兵，最终大败而归。罗曼诺斯四世在出征小亚之前也有类似的表现，最终在曼齐科特战役中兵败被俘。[174]这次军事上的失败直接带来帝国领土的丧失与国力的进一步衰落，恶果深远。因此无论是从个人修为还是国家治理的层面考量，帝王身上的性格缺陷经常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综上所述，《编年史》中的各位帝王从先天性格到后天行为，从个人修为到国家治理，均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作者普塞洛斯在很多时候却无法做到直言不讳，只能采取迂回婉转的方式予以表达，这便形成了《编年史》中帝王“形象”塑造的又一重特点——善于使用隐晦的曲笔。
二
由于受限于自身地位和所处环境，普塞洛斯在记述和批判帝王时并非总能那么随心所欲，因此他常常利用一些曲笔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最常见的主要有欲抑先扬、明褒暗贬和弦外之音等几种方法。因此，他笔下的帝王“形象”在直观上并非那么清晰明了，我们必须紧密联系上下文才有可能看清楚作者心中真实的拜占庭帝王“形象”。
首先，普塞洛斯使用最频繁的是欲抑先扬的手法，最常见的模式便是他先对某些帝王的外貌大加赞扬，貌似要给读者留下英武高贵的形象，但是接下来关于这些人其他方面行为的叙述则真实地反映出作者截然相反的批判意图。
普塞洛斯笔下的拜占庭帝王通常都是外貌俊美、气质高贵之人，因为根据拜占庭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身体上有残缺的人无法登上帝国的皇位[175]，体格健壮、容貌俊美之人，往往才是拜占庭帝王的理想人选。于是自然地，为了迎合这种需要，普塞洛斯赋予他笔下的帝王各种形体上的美感。因此，即便出身平民的米哈伊尔四世也是“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脸上永远泛着红晕的光泽”[176]。与外表的美相伴随的，是帝王们的高贵气质，他们往往都是风姿卓著，气质不凡。普塞洛斯说罗曼诺斯三世“拥有一副英武之躯，举手投足皆流露出帝王风采”[177]，说邹伊“一言一行皆有帝王风范”[178]。
但实际上，普塞洛斯笔下的一群俊男靓女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庸之才，欠缺优秀帝王所必备的素质。普塞洛斯大肆渲染这些统治者外貌的做法，并不应该被误解为一种阿谀奉承的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普塞洛斯对于帝王身体外貌积极的描写，实际上是为了反衬他们作为统治者的无能或者失败，作者在此使用的是一种欲抑先扬的手法。因为在称赞帝王们的外貌之后，普塞洛斯通常会指出他们在私人空间或公共领域的各种不当行为，与先前的赞美形成强烈反差。普塞洛斯这样的处理可以令读者感到，拜占庭帝王的选择机制或许存在问题：有时往往只注意帝王外表形体的高大俊美，但是忽视对其内在修为涵养的考量。
其次，普塞洛斯还善于使用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来评价某些帝王，我们如果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分析这些内容便会看出，作者实际上使用的是一种明褒暗贬的手法。例如，很多学者认为普塞洛斯对君士坦丁十世的评价是赤裸裸的献媚与吹捧[179]，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多次运用了反讽手法对自己的这位好友皇帝予以评价。我们承认普塞洛斯确实留下许多这样的语句，如“在他统治期内，国库虽未能再次充盈，没有达到溢满的程度，但是至少满了一半”[180]，并且总结君士坦丁的统治“是宁静而令人愉快的”，“结局如此令人满足”[181]。然而这些都应该是普塞洛斯的一种讽刺，因为帝国当时的状况已经岌岌可危：诺曼人占领了意大利，匈牙利人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塞尔柱突厥人侵占凯撒里亚进而渗透至该地区内部，1071年曼齐科特战役的失败使局势更加恶化。[182]考虑到普塞洛斯与君士坦丁十世的亲近关系，我们认为作者上述评价有勉为其难的因素，甚至可以被视作暗中的讽刺。
同样受到学者们指摘的还有普塞洛斯关于米哈伊尔七世的记载和评价。作者着重突出米哈伊尔的学识，称赞这位皇帝醉心于各门学问，并且取得了高深的造诣，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直白的歌颂。但是历史的真实状况是，米哈伊尔七世皇帝完全沦为太监尼基弗里基斯的工具，帝国真正的统治大权落在了后者手中，于是皇帝也只能在各种书籍当中寻求安慰了。[183]普塞洛斯此处的赞誉实际上是暗讽米哈伊尔皇帝不能自己掌控和胜任帝国的统治大任，重点并非在于赞颂这位皇帝对学术的热情；我们更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普塞洛斯专门以米哈伊尔七世作为称颂的对象，同时贬低其他的拜占庭帝王。
最后，普塞洛斯还经常利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语句来评价某些帝王，点到为止，留给读者结合上下文自行揣摩作者弦外之音的空间。关于米哈伊尔四世的统治，普塞洛斯的评价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戏谑和讽刺的味道，比如作者认为，如果米哈伊尔“没有谋害罗曼诺斯，没有犯通奸罪，也没有只因为自己的怀疑而任意流放他人，那么这个男人在罗马皇帝当中还算是佼佼者呢！”[184]可是在普塞洛斯笔下，米哈伊尔皇帝的“作为”主要也就是上述那些内容，除了谋朝篡位、打击异己之外似乎别无其他，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出普塞洛斯对这位皇帝的所作所为持有的否定态度。这很明显是作者以假设的方式对米哈伊尔四世加以否定，因此更能够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
在普塞洛斯关于米哈伊尔七世记载的一开篇，我们便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我必须首先恳请读者们，不要将我对这个人性格和事迹的记述视作言过其实。相反，其实我在这里还有所保留呢……实际上，我真的无法不赞美他。我请求读者们相信我的记载，不要对我此处留下的文字表示怀疑，因为它们是在米哈伊尔皇帝在世时写就的。”[185]有学者认为《编年史》中关于米哈伊尔七世这一部分作于该皇帝在位期间，并且是在皇帝的强烈要求下普塞洛斯才开始写作的。因此这部分内容带有强烈的歌功颂德的色彩，或者至少显示出作者对自己昔日学生的一种歌颂与回护。[186]然而，这一部分内容普塞洛斯没有全部完成，《编年史》也正是在这里突然结束，所以我们不能就仅有的内容对普塞洛斯这样的处理方法妄下判断。此外，普塞洛斯的记载主要侧重于米哈伊尔七世的外貌、学术旨趣和性格，并没有太多涉及他在位期间的各项政策。前引文字或许鲜明地表露出普塞洛斯在写作米哈伊尔七世这一部分的时候那种无奈的心情，以及把评判权交给读者的隐含意义。[187]
通过以上列举的各种曲笔来塑造帝王“形象”并非普塞洛斯故弄玄虚，他使用这些技巧不过是借用这些手段来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认清其笔下帝王“形象”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客观性，这才是作者著书的归结点所在。
三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编年史》中的各类材料，便能够认清普塞洛斯笔下的帝王“形象”呈现出客观公正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他对待不同身份或阶层、不同利益团体和不同性别的统治者均能够持有较为公允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偏颇立场。
首先，《编年史》中关于14位帝王“形象”的内容在书中所占篇幅与他们各自的身份没有必然联系，作者没有因为家庭出身或社会地位而在书中故意忽略或弱化某些人物，这体现出普塞洛斯对待各类帝王较为公允的态度。这14位帝王的出身来源众多、身份各异，既有正统的马其顿皇室成员，又有贵族和平民出身之人，同时包括省区军事贵族的代表[188]。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普塞洛斯在《编年史》中赋予各种身份帝王的篇幅相差并不悬殊——唯一的特例是关于君士坦丁九世的部分。他一个人占据了182节的内容，为全书的31%，因此大幅提升了贵族皇帝所占的比例。但是普塞洛斯并非对君士坦丁有什么特殊的偏好，只是因为作者与这位皇帝接触最为频繁、掌握的材料最为翔实而已。普塞洛斯对各位帝王记述详略不同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他能够收集到的材料之多少而决定。[189]更为重要的是，普塞洛斯对身份各异的帝王之评价并无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待皇室成员和贵族，在肯定他们高贵出身的同时也会指出这些人的弱点。例如，普塞洛斯对君士坦丁九世的刻画，并非一味地批判或者赞扬，而是有褒有贬，诚如作者自己所言，“实际情况是，这位皇帝的行为是毁誉参半的，其他的那些作家发现他们自己既不会毫无保留地予以谴责，亦不会真诚地加以赞颂，因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在他们脑海中留下了太深的印记”。[190]普塞洛斯在肯定君士坦丁九世的外貌、风度和信仰等方面的同时，毫不隐讳地指出其作为君主的不称职、挥霍无度的奢侈作风以及性格上的某些缺陷。[191]类似地，对待平民帝王，普塞洛斯也不会因为他们出身卑微而一味地予以否定。
其次，普塞洛斯对14位帝王“形象”的塑造手法，并不明确体现某个政治集团或宗教派别的立场，而是能够反映出作者较为公允的判断。[192]普塞洛斯自己虽然属于君士坦丁堡文职官员集团成员且官居要职，但是他对军事贵族集团成员、对出身卑微的平民皇帝并无固有的偏见，他在书中对这些人（应该说是对所有帝王）的褒与贬皆言有所指，并非没有原则的一味谄媚或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攻击和谩骂。相比于一些出身贵族的帝王推卸责任、玩忽职守，作者认为军人出身的皇帝（如罗曼诺斯四世）能够认清帝国的危难局面和自身应负的职责，从而积极应对帝国的内外困境[193]，就这一点而言普塞洛斯给予了这些人正面、肯定的评价。当然，普塞洛斯在赞扬军人皇帝积极投身于帝国事务的同时，也会毫无避讳地指出这些人的鲁莽和失误所在（如前文提及的伊沙克一世的改革）。
如果我们将普塞洛斯与其他拜占庭历史学家进行对比，区别立显。《瓦西里一世皇帝传》的作者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在作品中极力贬低前朝皇帝米哈伊尔三世[194]，意在证明瓦西里一世取而代之是合乎天意、顺应民心的做法，并非大逆不道的篡位行为，这体现了马其顿王朝初年较为流行的政治理念。又如在米哈伊尔·阿塔里亚迪斯的《历史》中，军人占据着非常显赫的位置，他们身上的男子气概和勇武正是作者极力称道的美德，那么作为军人皇帝的尼基弗鲁斯三世和罗曼诺斯四世自然受到阿塔里亚迪斯特殊的赞誉。[195]类似地，9世纪的《塞奥发尼斯编年史》采用单一的评价体系，以帝王的宗教政策尤其是他们对待圣像、教会和修道院的态度为标准，机械地将书中人物分成“好”与“坏”两大类，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抹杀了许多帝王的成就与贡献。[196]以上述几位作家为代表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无疑站在特定的立场上品评人物，代表了特定政治集团或宗教派别的主张。我们在普塞洛斯的《编年史》中难以见到类似的内容。
最后，普塞洛斯的客观性还体现在他对女性统治者所持的态度上。普塞洛斯所处的时代先后有3位女性统治者掌握帝国最高统治权，即邹伊、塞奥多拉和尤多西娅，她们无一例外地在《编年史》中占据重要的篇幅，作者并未因为她们是女性这一特有的“形象”而持有男性的偏见，而是能够较为客观地对这三位女性予以记述和评价。这种做法在对女性具有普遍否定倾向的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和突破。
普塞洛斯对待女性统治者的公允立场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尤多西娅的记述上，作者并未因为自己与后者的特殊关系而对尤多西娅或是其代表的杜卡斯家族大肆歌颂回护，而是尽力做到秉笔直书。普塞洛斯本人与尤多西娅的父亲是精神兄弟（spiritual brothers），因此普塞洛斯相当于尤多西娅的精神叔父。[197]然而二人之间的这层非血缘亲属关系却没有令普塞洛斯对自己的这位侄女一味地称颂赞扬，而是力求对她做出应有的评判。他肯定了尤多西娅在君士坦丁十世去世后对国家管理所做的贡献，在勇于承担统治重担的同时不忘对两个儿子的辅佐与教育。普塞洛斯写道：“尤多西娅并没有把政府托付给任何人。她完全没有在家中悠闲度日，或是让那些官员管理国家事务，而是亲自掌控帝国管理。她令自己洞悉一切职责，尽可能参与一切政府事务，无论是任命官员，还是内政、财政或税收事务。她的表态具有权威，与皇帝无二。”[198]但与此同时，普塞洛斯对尤多西娅否定其子米哈伊尔七世皇帝的权威、大权独揽的行为也给予明确的指斥，尤其对她违背誓言、再嫁罗曼诺斯四世表示反对。[199]这样，一个完整的尤多西娅女皇的“形象”便赫然出现在读者面前；类似地，普塞洛斯笔下其他几位女性统治者的“形象”皆具备这样的特点，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拜占庭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普塞洛斯在塑造各类帝王“形象”时，反复使用种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并非作者卖弄文学伎俩与辞藻，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他难以在历史学和修辞学（或者其他文学体裁）之间做出区分的表现。普塞洛斯如此塑造帝王“形象”的目的，只是为了客观公正地评判11世纪的各位帝王，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那么这一特性则会准确无疑地显现出来。
四
普塞洛斯在《编年史》中塑造帝王“形象”的上述特点，是拜占庭历史写作发展到11世纪的逻辑结果，更为重要的，它是作者普塞洛斯个人经历和学术旨趣有机结合的生动体现。
自10世纪以降，拜占庭史学写作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传记体史学作品大量出现，超越了传统的叙事史体例。[200]至普塞洛斯写作《编年史》的11世纪下半叶，这种趋势早已蔚然成风，因此，他的这部《编年史》既可以说是拜占庭史学发展潮流的产物，更可以说是这一趋势的践行者和典型代表。在这种新体例下，历史学家写作的重心从以往关注年代顺序、事件的发展甚至上帝的旨意变成了对人的重视，因此普塞洛斯可以更加自由地围绕中心人物展开叙述，塑造的人物也更加丰满[201]，由此我们才能在《编年史》中见到那些帝王们完整但不完美的“形象”。历史学家对人以及人类活动的关注，集中体现了自10世纪以来在拜占庭帝国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精神[202]，普塞洛斯的《编年史》当属这种精神最为鲜活的体现。这种人本主义精神经过后代拜占庭史家的传承，最终直接影响了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发扬了人文主义史学。
与此同时，普塞洛斯所处环境的凶险莫测，是导致上述特点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言之，普塞洛斯从政期间经常需要面对政敌发起的攻击，这其中包括政治对手的发难与宗教信仰的指责等多种形式。11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政治环境异常复杂与凶险，身居要职的普塞洛斯长期陪伴在君王身边，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被抓住把柄而身败名裂，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普塞洛斯既经历过因为政局突变的隐退[203]，也曾经遭受过信仰方面的质疑[204]，虽然最后都得以巧妙地化解，但他时常会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所以他随处小心谨慎，竭力避免被统治者或政敌抓住把柄。在多位帝王统治之下，普塞洛斯使尽各种手段，殚精竭虑，为的是让自己在朝廷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205]置身于这样的政治氛围，普塞洛斯在写作《编年史》时不得不采用各种变通的手法，既不公开指责批评当政者，又尽量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尽管受到各方制约，但是普塞洛斯还是尽力在书中客观记述和评价各位统治者，即便是那些有恩于他或是私交甚好的君主，他也能以中立客观的态度予以对待。作者努力塑造各位帝王的真实“形象”，力图揭示人的行为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这为我们全面理解拜占庭帝国在11世纪衰微的原因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普塞洛斯将统治者的无能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的思路在中世纪欧洲史学家当中是少见且难能可贵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11世纪的拜占庭史学著作中已经具备了若干世纪后文艺复兴时期布鲁尼、马基雅维利、波利多利·维吉尔等历史学家将历史写作与政治斗争和宗教争论密切结合的实用主义史学的一些观念和方法[206]，并据此引发我们关于拜占庭历史写作及其在西方史学发展中地位的深刻思考。
综上所述，《编年史》中帝王“形象”诸多特点的形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内涵，是作者普塞洛斯的个人经历与其所处社会环境有机交融的产物。普塞洛斯虽然使用了各种可能“误导”读者的文学手段，但是他力求恪守一名历史学家的准则，力争做到“述史如史”，保持作者应有的客观立场。我们只有清楚认识这些特点及其成因，才有可能对《编年史》的史料价值有更为准确地把握，进而对这部著作能够更好地加以利用。
原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6年第1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