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禹：穿行迷雾中的华夏先祖
大禹（约公元前21世纪）
夏代建立者，出生于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他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即位。划定天下九州，铸造九鼎，第一次确立了君主世袭的政治制度。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
亘古洪荒，天地混沌。传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方使天升地降，世界清明。其后，历时千年，经过了三皇五帝才等来夏禹横空出世，穿越历史迷雾，向我们走来。
此时，正值公元前两千余年，距今四千多年前。
显然，对于万物互联、已将探索触角伸向无垠宇宙的现代人而言，大禹时代，何其虚无渺茫！迷蒙似九霄雾，杳然如天外风，早已消散于历史远端的广袤时空。至于大禹其人其事，更像是一个传说或者缥缈的影子，难以认知和触摸。
故此，若将这个传说或影子形诸笔墨，就好比是在花岗石上雕琢，不只是施展相关技艺，还需爬梳史料，淘涤泥沙，择取融汇，换言之，为影子赋形，使之形体合矩，血肉丰满，生命飞扬灵动。
最早记载大禹的是《诗经·商颂》《逸周书·商誓》《尚书·立政》《尚书·皋陶谟》等文献。
这是大禹最早投在历史上的影子，也可以说是被历史捕捉到的影子。捕捉也是澄清和勾勒，至少能说明两点：一、有大禹治水这件事；二、大禹有他自己的身世。正如《诗经·商颂》所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在尧舜时代，整个地球都遭遇了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大禹率领民众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花费十三年时间才完成治水大业。因为治水有功，大禹受舜禅让继承帝位，建立夏朝。大禹将帝位传给伯益，其子启从伯益手中夺得，由此将中国从禅让的部落时代带入世袭的国家时代，夏朝从而成为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大禹还以治水的经验，将所辖疆域划为九州，形成中国最初的行政区划雏形。作为夏代的开国君主，大禹是华夏国家文明的始祖。
这样的论述，从先秦诸子一直到司马迁，直至当下，已成普遍的常识性历史知识。然而奇怪的是，如果我们进入大禹研究的专业领域，爬梳典籍后会赫然发现，这个普遍性的历史知识绝非牢不可破。深究细节，会发现疑问重重：大禹是实际存在的人还是神话人物？如果是真实的人，他出生在哪里？他治理的是哪几条水？怎么治的？
令人欣然的是，学界对大禹的艰苦爬梳越来越走向理性、客观、清醒，并尽可能将大禹的史实从传说神话中剥离出来，得出了不少让人信服的见解。这些见解是我们写作大禹、还原大禹的基石。对于我们而言，实地考察大禹只是一种态度，学界的见解和勾勒以及对这些见解的甄别才是我们在花岗石上雕琢大禹形象的依据。当然，也包含了想象与直觉。
此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作为一个远古人物，大禹身上不可避免地具有浓重的神话色彩；而在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些神话传说、大禹是如何“被神话”“被传说”的时候，我们也深深地意识到，神话和传说也是我们了解大禹、走近大禹的重要感性素材。事实上，“禹的传说”已于2010年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大禹是一个人
大禹是人还是神？他到底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伟人、一个客观存在的部落联盟首领、夏的创建者，还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中的天神？由于至今没有发现夏代文字和考古材料作为绝对支撑，我们还无法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在走近大禹时不可回避。事实上，长期以来，文学界和史学界都是从神话的角度在理解大禹，很多典籍的记载都带有很强的文学气息。
比如《淮南子·坠形训》说大禹派一个叫太章的人，测量了东西间的距离，又派一个叫竖亥的人测量了南北之间的距离，还测量了洪水的深度，从昆仑取来息壤，治平洪水，划定九州。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也说，大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这显然不太像是一个普通人的作为。近现代疑古学派学者顾颉刚、童书业从论证大禹为天神和神职人员出发，在其《九州之戎与戎禹》和《鲧禹的传说》里，认为大禹只是神话中的人物，是主管山川田土的神，不可能治水，更不可能划定九州，“无论如何，遍治四方名山一事，在禹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进而考证《禹贡》中提到的地名、山川名，都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而《禹贡》作于战国时代，因此禹划定九州的事，纯属神话。
顾颉刚一派的观点影响颇大，但持反对意见者的声音也很洪亮。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专辟“夏禹问题”小节，通过对《齐侯镈》《齐侯钟》及《秦公簋》的研究，认为“在春秋时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确承认商之前有夏，而禹为夏之先祖”，据此已足可论定夏代所传述的禹是人而不是神。
当代学者中持大禹是人的说法者占上风，认为大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王，而不是一个天神。大禹身上有如此多的神话色彩，是因为有后人崇敬之情的渲染神化。在夏以后的文字记载中，尤其是在西周中叶以后，不但在《诗》《书》里大禹被神化，在青铜器铭文中也出现了对大禹的神化。从西周后期开始，全社会出现了对大禹的造神运动，直到战国时代，诸子重返理性，大禹作为人的身份才得到还原。
有研究大禹的学者特别指出一条大禹是人不是神的证据——战国时代，诸子都宣传大禹，且没有出现大禹是真人还是神话人物的争论；如果大禹是神不是人的话，那么战国诸子就会互相攻击，然而没有出现真假大禹的论辩。从这一点来看，战国诸子都相信大禹是人。在弘扬人文精神的战国时代，诸子多抛弃神化大禹的传统，恢复了禹作为人王的本来面目。在一个崇尚自由的批判精神的“百家争鸣”时代，假如有人伪造古史，怎么可能不遭到其他众多学派的指责和批驳？诸子典籍中引证上古传说极为丰富，并未被诸家指为伪作，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引证材料的真实性乃是为诸家所公认的。
在《墨子·兼爱下》引有《禹誓》，是禹征有苗所作誓词。《墨子·明鬼下》也引有一篇《禹誓》，说是“姑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此篇全文记载禹伐有扈氏、大战于甘（今河南洛阳）的誓词。从禹伐有扈氏的《禹誓》在商代即写成文本的情况看，底本必然是从夏代流传下来的口传本，出自殷人伪作的可能性不大。正是因为口传材料在其累代相传的长期流传中难免有所损益，而不同的文字写本又是采取不同的口传本，所以各种写本之间往往在文字上甚至内容上有所出入，但基本内容却是大同小异。墨、儒两家所传《禹誓》略有出入，原因即在于此。而且《秦公簋》《齐侯镈》《齐侯钟》等青铜器铭文中有关“禹迹”的记载，当可与《诗》《书》互参，证明“东西二大国（引者按：此指齐国和秦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
缺乏夏朝的材料，后世关于大禹的论述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一种追述。既是追述，就存在被增生、附加的可能，就要经受考证。这是事实。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大禹的时代没有文字流传下来，或者至今没有发现有关大禹的物证，我们就认为大禹不是历史人物；其实，对后人追述的记录进行一番考究之后，大禹的存在还是值得信赖的。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族群关于自己祖先的出生传说的文字，一代代传下来，虽然有所添加，但核心的东西不会夸张到不可信的地步。如果大禹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那我们从西周的文献到《史记》就显得可笑了。
在中国要追溯很古老的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物确实很难，因为一些厉害角色，往往都是以神的形象出现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有把人神化的倾向和传统。学者要做的就是尽量把这些神化的、梦幻的内容剥离开来，还原成真实的人物。
和大禹相似的例子是商代在发掘出土文物之前也被认为是虚构的，但是后来出土了甲骨文和青铜器，就证明了商代是确实存在的。
考古还在进行，未知仍在变成已知，假如明天我们发掘出夏代的文字和器物，那么夏代，包括大禹，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禹兴西羌 生于石纽
大禹是人不是神，那么大禹出生在哪里？
由于大禹治水是在中原，很多人误以为大禹是中原人。就大禹的出生，今天学界多持“西兴东渐说”。此一说主要文献依据最早可以追溯至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之说。继司马迁之后，南朝宋时期裴骃的《集解》引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语：“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是也。”唐代学者张守节《正义》进一步解释说：“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
裴骃《集解》依据《帝王世纪》所引孟子“禹生石纽”之传说，为《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作注。司马迁之说依据在先秦古书《孟子》，然而，我们今天读到的《孟子》已无“禹生石纽”一语，或可理解为《孟子》在流传过程中有文字散佚，而“禹生石纽”恰在其中。《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记载“禹兴于西羌”。汉初重臣陆贾所著《新语·术事篇》也明确说到“大禹出于西羌”。汉昭帝时桓宽所著《盐铁论·国疾篇》亦指出“禹出西羌”。《史记》《新语》《盐铁论》《蜀本纪》《越绝书》《三国志》等文献关于“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的记载如此广泛，古人的指认如此一致。可见，“禹兴西羌”“禹生石纽”或许可考。
西羌在哪里？它跟今天羌族聚居地有什么关联？
所谓“西夷”，亦指西羌也。“夷”是泛称，战国时代用以指称非华夏的中原周边族类。唐代以前，西羌为我国西部的大族，分布甚广，从甘、青以南直到四川西部、西北部草原及岷山、龙门山一带，均属西羌范围。今天的羌族不等于古羌族，而是由古羌族演变而来的。
西汉学者扬雄将先秦史料与西汉史料进行综合考察之后，首次提出大禹所生、所长、所兴、所出的“西羌”指的是西汉武帝时所设广柔县石纽村所在之羌乡。他搜集蜀中典故在其所著《蜀王本纪》中提到：“禹本汶山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
扬雄时代的广柔县所辖包括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茂县、理县和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总的说来，均属岷江、涪江上游地区。广柔县初属蜀郡，后归入汶山郡，但具体地点则在今天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乡。相传禹生日为农历六月初六。广柔县后来也叫石泉县，一度归属龙州、龙安府（今四川平武、江油、石泉等地）。扬雄之后，汉晋间史家也多称禹生石纽，关于大禹的传说故事更是广泛流传于这一自秦汉以来即为古羌人的聚居地。清乾隆帝《御批通鉴辑览》、乾隆版姜炳璋《石泉县志》、清嘉庆版《四川通志》以及当代《巴蜀文化大典》等书籍都沿引了这一观点。
古羌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史诗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至今，在龙门山中的石纽山、刳儿坪仍有很多大禹出生的传说性遗迹，以至秦汉时期被流放到这里的人们，都会把流放看成是“追随大禹的足迹”。除了传说，也有石纽山、禹穴、大禹庙等古迹存在。
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流传着大禹出生于禹穴沟刳儿坪的神话传说。西羌是崇石的民族，在神话传说的流传地产生了以石为标志的夏禹崇拜。西蜀羌乡，以白石为图腾，形成白石崇拜，古称“石夷”。“禹生石纽”之“石”，在专家看来，也是一种石头崇拜的反映。四川大学历史系胡鉴民教授早在1940年就提出，禹生石纽的传说便是羌人白石崇拜的表现。《华阳国志》有载，羌人视石纽为大禹禁地而加以崇拜。
当下，行走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乡会发现，当地人追思大禹的热情极高，“刳儿坪”为传说大禹之母生子之地。据传，大禹母亲是在泉边洗脸，看见月光照在水里，掬了一捧泉水喝下而受孕生下大禹的。当然，这些“遗址”都属传说性的、情感意义的，因为年代过于久远，材料不可确证，大禹具体的出生地自然无法准确到某个具体地方。作为大禹出生地，很大程度上只是后人文化心理折射出的一种认知，属于某一区域内某一处的遗产、景点和文化传承，但并不能说明其他几处就不是大禹出生的纪念地。
大禹出生的具体地点无法确证，但禹生西羌之地的石纽应大致在四川西北岷江、涪江上游地区。及禹长后，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
大禹出于岷江、涪江流域，不少人都会觉得意外，但这却在情理之中。虽然岷江、涪江流域历来远离中原政权，但不少伟大的人物都是从西部崛起而后挺进中原的。大禹兴于西羌，夏朝盛于河洛，夏人亡于东夷。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大禹文化，它的源头在西蜀，它的成功在河洛，它东转江浙，甚至远至日本。后来的历史，也多遵循西兴东渐这一规律。
大禹治水 人神合一
大禹是一个人，出生于西羌，我们由此对他有了一个最初的印象。西羌就是我们要雕琢的花岗石，充满神秘的石纽便是我们在花岗石上找到的一个元点。这个人要走出蜀地去中原。最初去中原未必是为了治水，很可能是与母亲一道作为家属随父生活。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以上内容引自《山海经·海内经》，是较早记载大禹治水的文字，将时代背景和治水事迹交代得很清楚。
大禹治水之前是其父鲧治水。他用“水来土挡”的方法，适得其反，治水九年以失败告终。尧帝命令祝融将鲧处死在羽郊（今江苏东海和山东临沭交界处的羽山附近）。这以后，尧帝令鲧的儿子禹治水，并要他带上尺绳测量、划定九州。
大禹治水有替父受过的心理因素，只能成功不可失败。他从父亲治水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决江疏河，惠利天下苍生百姓。因为治水有功，大禹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相传的英雄，治水之举也是流传最广的英雄事迹。
大禹最早是在哪里治水呢？
大禹研究专家从《尚书·禹贡》“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禹贡》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等史料判断，大禹治水，最早是从江水上源岷江（明代以前认为岷江是长江正源）开始的，且正是因为大禹出生于古代水患频发的西部，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之后才在治理中原腹地大洪水中展示出非凡的治水经验与才能。
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目的，或许在于解决成都平原常年遭受岷江水患的问题。四川盆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整个盆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天然水系的分布由此也多为西北—东南向，加上成都平原东南边缘有龙泉山脉阻拦，造成排水困难，所以每当岷江上游山洪暴发，倾泻于成都平原时，平原就会遭受水灾。大禹治理岷江正是根据地势和水系分布，尽量把分洪水道安排在平原中部偏北，方向与天然水流交叉，自西往东，以顺应地势和水情。这样便于沿流程拦截暴雨径流，向东集中到沱江金堂峡这个出口泄走。这种根据地势和水情设计实施的分洪工程，就是在今天的水利专家看来，也是十分合理的。
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记载，大禹导江，治理岷江上游洪水，主要功绩是从岷江开挖出一条人工河道，用来分引岷江洪水，这条人工河道称“沱”。因而《尚书·禹贡》才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记载。
为什么将此河道称为“沱”呢？按照《尔雅》解释，出于江又还入于江叫沱；《说文解字》解释“沱”为“江别流也”，就是从大江分别出一条水道，这条水道又还流入大江。大禹开挖的这条人工河道，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历代注疏家的意见就是“江沱”。依照清人胡渭《禹贡锥指》等的注疏，江沱的进水口在今都江堰南马尔墩，江沱在这里首受岷江后，东行经徐埝河故道，注于毗河，再向东直入金堂峡，汇入沱江后南行，在今泸州还入大江。
大禹对岷江洪水的治理，使得从川西北到川西南的广大地区都得到惠利，农业发展，水利兴旺，道路通达，推动了蜀中社会的发展。四川历代建有禹庙，铭记大禹治理洪水之功。大禹在蜀中积累治水经验，然后动迁中原。当滔滔洪水来临、泛滥中原时，禹用疏导之法以治洪水，备受推崇，后终为夏王。
根据考古资料和古文献记载，今天尚存的大禹治水遗迹首推禹会村遗址。禹会也称禹墟，在安徽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淮河东岸，属龙山文化遗址，总面积为五十万平方米。涂山有大会诸侯遗址、娶女首领为妻的涂山氏国遗址，并残留有禹王宫、启母石、台桑、防风冢等遗迹。涂山禹王宫留存有狄仁杰、柳宗元、吴文魁、苏轼、苏辙、宋濂、邓石如等历代文人名宦游览凭吊大禹的手迹。
此外，相传黄河上游的龙门山禹门口（今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为大禹所凿。龙门山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河道十分狭窄，洪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时常溢出河道，引起水患。禹到此观察地形，带人在山间凿开一个大口即龙门，河水从此畅通无阻。河里的鲤鱼为激流所迫，不断向下跃出龙门，民间流传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便由此演变而来。
另外，山西芮城县东南五公里处黄河岸边的神柏峪，相传是大禹勘察水情时拴马歇脚的地方。后人在此建有禹王庙，以示纪念。
在中原和江南一带尚有更多大禹的遗迹。安徽境内的禹墟、陕西境内的禹门、山西境内的禹门口和禹王城址自不必说，尚有河南开封的禹王台、禹王锁蛟井，湖北武汉的禹功矶，湖南长沙的禹王碑，浙江绍兴的禹陵……这些遗迹伴随着传说，遍布中国，既是大禹治水的物证，也是千百年来国人对大禹崇敬与纪念的物证。
在殷商以后所传文献中，我们都能见到对大禹治水的记载，《庄子·天下》《山海经·大荒北经》《诗》《书》《孟子》和《吕氏春秋》等古籍都有描述。法家代表韩非子对大禹的记录更为详尽生动——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肱，胫无毛，虽臣虏之劳不若于此也。”《吕氏春秋·爱类》也说，“禹于是疏江决河，为彭蠡之障，乾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勤劳为民，无若乎禹者矣”。
《诗经》有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尚书》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左传》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史记》中则说：“大禹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大禹治水功绩彪炳，他在后人的心目中成为“神”一般的人物，并流传下来诸多关于他的传说。英雄时代，人神合一，这是英雄精神的腾飞，也是自由与想象的抵达。
大禹治水在中国文化中还有更深一层的隐喻，那就是对于国家、政治、教育乃至人性的管理，宜疏导而不宜封堵，疏则通达，堵则灾患无穷。
统一诸侯 建立夏朝
大禹治水获得空前成功，舜禅让王位于禹。
大禹之前，天下是按照氏族划分的，到了大禹，改为按照山川河流划分，具有更宏大的整体观。禹还规定，天子帝畿以外五百里的地区叫甸服，再外五百里叫侯服，再外五百里叫绥服，再外五百里叫要服，最外五百里叫荒服。甸、侯、绥三服，进纳不同的物品或负担不同的劳务。要服，不纳物服役，只要求接受管教、遵守法制政令。荒服，则根据其习俗进行管理，不强制推行中央朝廷政教。
禹继位后，在涂山召开诸侯大会，这即是《左传》所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涂山大会表现了大禹创立夏朝的初心。
大禹当上了九州之主，资源、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已经达到相当程度，此时已无四岳十二牧的羁绊，俨然已是天下共主。此后大禹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征战，征伐同姓和异姓诸侯或酋邦。《史记·夏本纪》《墨子》《韩非子》都记载了大禹征伐诸侯国、征伐三苗，建立统一王国的事迹。
根据文献记载，大禹分三个步骤实施其创立夏后氏家天下的方略：第一步诛杀防风氏以正国之纲纪，第二步讨伐有扈氏以消除同姓诸侯中的异己，第三步征伐三苗以达天下咸服。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大禹已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共主，以胜利者的姿态造成了天下咸服以至家天下的既成事实，为夏王朝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为巩固新兴的夏文明，大禹推行实施一系列举措，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收缴各地诸侯的战略物资，并用收缴的青铜制作“九鼎”，据以征收贡赋。《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可知九鼎是在征服了“九州之牧”（“牧”，即古称的“长”，“九牧”实即九州之长）即众多古国以后，运用其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强制性地收缴九州的青铜，集中铸造出来的。《汉书·郊祀志》也记载：“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
大禹死后，禅让王位于伯益，其子启通过武力征伐伯益，将其击败继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从此，公天下变为了家天下，中国正式告别原始部落联盟，迈入奴隶制社会。启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帝王，而他的父亲大禹则被视为夏的奠基人。夏的建立，标志着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正式进入了国家阶段。
经过上述的梳理，大禹作为人的形象渐渐清晰。在西羌和中原这块花岗石上，不仅呈现出这位上古英雄的轮廓，也呈现出我们伟大先祖的精神品质。
走近大禹，怀着一种崇敬之情，用一种人类文明的价值观与审美视角洞悉大禹、感知大禹，发掘并找回我们在历史迷雾中失却的大禹精神。
（张杰 撰稿）
【延伸阅读】
文化底层
文化底层是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的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或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从底层这个视角出发，对古史传说中大禹的出生地进行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等史传反映了中国上古的历史实际，并可由此进一步看出古蜀与中原古文化所具有的深厚的共同文化因素，它们便是中国西部古文化的原生底层，是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里程碑。
按照我们的认识，文化底层应当具有三层含义：第一，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祖源。第二，积淀为各地区文化序列的底层。所谓底层，是相对于文化序列的发展演变而言。第三，在各地区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底层特征恒久不变地保留并贯穿于各个发展序列，长期而持续地发生着它特殊的重要作用。
仔细考察中国古史传说，我们可以发现它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而且中国古史传说的深厚底层主要来源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和夏禹，其中的西部底层特征表现得至为明显，而西部文化底层恰恰与长江上游古蜀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将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西部文化的重要性，而且还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古史传说的构成格局。
走出疑古时代
有关中国古史传说的真伪问题，历代都有学者提出讨论，尤其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更是开展了将近七八十年的热烈争辩，成果不可谓不丰。1992年，李学勤先生明确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可以说代表了当代先秦史学界在理论、方法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对早年疑古派的主张加以扬弃的最新成果，因而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赞同和支持。我们也曾指出，古史传说尽管有不少衍生增饰之处，它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多元（地域性、族群性）起源到一体（全国性、民族性）发展的综合化过程，所以其中有不少抵牾之处；但是，一旦我们从古史传说中剥离开那些衍生增饰的成分，从综合而成的古史传说中分别出它们各自的原生地域和族群，并证之以相关的考古材料，就能够找出古史传说的原内核，还以古史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