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第一次当都城

“山东出了一支草军，已经攻陷曹州[25]，不久可能南下，杭州该如何保全？”这是875年（唐乾符二年）的一个秋夜，石镜镇[26]的守将董昌召来一位23岁的当地青年，忧心忡忡地对酒夜话。

安史之乱以后，中央羸弱，各地军阀割据。这一年，山东、河南大旱，王仙芝、黄巢率饥民起事，号称草军，唐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董昌找来的青年名叫钱镠，平日喜欢耍刀舞槊，在淮北贩过私盐，是一个有头脑的孔武之人。据说他出生时相貌奇丑，年轻的父亲把他扔到后院的井里，祖母不忍而抱回，因而有个小名叫“婆留”。钱镠向董昌提议，不妨到四乡八镇招募乡兵，以求自保。

董昌和钱镠募来的这支农民兵，就叫“八都兵”[27]。它先是平定了浙西和安徽一些叛乱。879年（乾符六年），黄巢军果然进袭杭州，钱镠率子弟拼死抵抗，击退来犯。董昌因功当上了杭州刺史，钱镠被封为都知兵马使。

再后来，董昌擅自称帝，钱镠拥军杀之。907年（天佑四年），黄巢旧将朱温灭唐建梁，历史再次进入一个大分裂时期，在短短的七十多年里，先后出现了十多个王朝，史称五代十国。

朱温称帝之后，拿着王爵笼络各地桀骜不驯的节度使，他把东南一片当作顺水人情割给了钱镠，封吴越王。923年，钱镠在杭州设置百官，建吴越国，下辖十四州，统治范围为今天的浙江全境、苏南的苏州、上海和福建东北部的福州市。

自公元前222年秦设钱唐县之后，沧海桑田间，一个蕞尓小城已俨然成长为“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东南大郡，并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都城时代。

吴越建国，第一等大事，就是营造新的杭州城了。

自杨素在凤凰山麓造城之后，杭州的城区规模一直没有更新，而这数百年间，杭州的人口从几千户增加到十万户，区区“周十里”的小城早已无法容纳。钱镠把旧城区改造为“子城”（内城），为王宫、官衙及官员府邸的聚居地，是行政中心。以此为圆点，新建了周长约七十里的“罗城”（外城）。它的范围南抵钱塘江，北达武林门，西濒西湖，东至菜市河[28]，有十二座城门。在形状上，中部窄，南北长，民间就把它称为“腰鼓城”。为了解决新城的饮水，钱镠效法李泌，凿井九十九口，又引西湖水入城为“涌金池”，迄今有遗迹百井坊和涌金门。

据《杭州罗城记》记载，钱镠动员了十三州约20万民工，几乎是倾全国之力而建杭州城。因工程浩大，一时也有民怨泛起，钱镠对部僚们说：

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欤！

罗城的建成，奠定了此后一千年杭州城的基本格局。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钱塘江的“潮患”，钱镠修筑“捍海石塘”。

杭城临江而建，每当大潮来袭，往往会灌入城内。钱镠修的这道新海塘位于今六和塔至艮山门一带。他弃用传统的“版筑法”而用“石囤木桩法”，就是把大石块装入竹笼，层层码放，堆成海塘，再在其前后打上木桩，最后在迎潮面放置大石块。

此法十分坚固，一劳永逸，在古代海塘史上也是一个发明。钱镠曾自作《筑塘》一诗记之：

天分浙水应东溟，日夜波涛不暂停。

千尺巨堤冲欲裂，万人力御势须平。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的时候，大潮最为汹涌，钱镠便在这时举行“射潮”仪式，数千军士张弓开弩，逆潮而射，以示勇武。

钱氏的“独立王国”存续了七十余年，凡三代五王。其间正值乱世，杀戮攻伐是寻常之事，中国史书上最混乱和残忍的年代就是分裂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而钱镠坚持“偏安”国策，遇强示弱，友好周边，居然保全了江南的半壁太平。978年，宋太祖赵匡胤灭南唐李煜，兵锋直指吴越，钱镠的孙子钱弘俶“纳土归宋”，让杭州和苏州避免了一场似难逃脱的战祸。

半世避战，自然带来经济的繁荣。华夏的器物风华，从来鼎盛于北方，晋唐之后，日渐南移，到了吴越一代，江南的手工技艺已经自成风格。其中值得一说的是丝绸和瓷器。

杭州自隋之后，遍植桑麻，到了钱镠建国，他把蚕织立为最重要的民生产业，钱镠把自己的政策总结为：

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蚕织。

吴越国在杭州专设了一家官营的丝织作坊，有锦工三百人，专门生产高级的丝织物，以朝贡上国。杭织以质地轻薄和图案新颖为特色，产量更是非常惊人，仅钱弘俶一朝就曾进贡了“锦绮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千余匹”，多到连赵匡胤都不好意思了，戏说：“这都是我家里的东西，干吗献来这么多呀？”[29]

在史书中，吴越丝织物有“金条纱”“吴越异文绫”“色绫”“绢”“绵”等品类，迄今大多已不见实物。而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钱镠大力发展丝织业，为杭州日后成为“丝绸之府”打下了基础。

吴越国的陶瓷业以“越窑”著名，其色釉晶莹如青玉，其中的精品称“秘色瓷”，是日后风靡天下的青瓷官窑的前身。陆龟蒙有诗描述：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钱镠筑塘之后，杭州湾航路畅通，“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吴越国设“博易务”衙门，从事与日本、高丽[30]等国的海外贸易，其中，杭织和越瓷便是最受欢迎的商品。《旧五代史》记载，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这些中土美物到了东瀛，一时间，“叫卖声传内库官，蜂拥总角各争先”。[31]

钱镠崇佛，在他的治下，杭州城佛事大盛。

现代学者汤用彤曾说，“隋唐以后，外援既失，内部就衰”，佛教仅存躯壳，“五代之世实六朝以来佛法极衰之候”。[32]而在佛脉微弱之际，吴越诸王以杭州为据点，大力倡佛，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

在当时，慧理创建的天竺五刹已颓废倾圮。钱镠在下天竺寺的旧址兴建五百罗汉院。钱弘俶主政时期，重建灵隐寺，经扩建，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共计一千三百余间佛堂僧舍，加以四面围廊，自山门绕至方丈，左右相通。灵隐寺因而中兴。

其他著名的寺庙还包括：西湖南山的净慈寺、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灵峰的灵峰寺、南高峰的荣国寺、天竺山的上天竺寺、紫阳山的宝成寺、月轮山的开化寺，以及海会寺、昭庆寺、玛瑙寺、清涟寺等。数十年间，杭州境内兴建了150多座寺院与数十座塔幢，从此号称“东南佛国”。

现在城内最著名的三塔——雷峰塔、六和塔和保俶塔，都是吴越时期的遗物。其中，高近百米的六和塔雄镇江畔，成为杭州的地标。雷峰塔与保俶塔对峙西湖两岸，一个沉稳厚重，一个秀奇玲珑，后人形容曰：“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

中原战乱，而钱氏奉佛，吸引了各地高僧纷纷南下杭城，延寿、义寂、德韶等禅师常年在此宣法。禅宗“一花五叶”（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其中，法眼宗的开派宗师文益便是杭州人氏。

五代大诗僧贯休云游江南，目睹了当时的民生景象，他写农家采桑养蚕：

尝闻养蚕妇，未晓上桑树。

下树畏蚕饥，儿啼亦不顾。

一春膏血尽，岂止应王赋。

如何酷吏酷，尽为搜将去。

这首诗的描写很是真实，既写了养蚕农妇的辛勤劳作，也记下了官府酷吏的无情剥夺，盛世如梦，未必人人尽如其意。为了求见钱王，贯休还很用心思地写了一首七律《献钱尚父》：

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

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

钱镠甚喜此诗，尤其是“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一联，不过，他提了个“小小”的要求，说能不能把“十四州”改成“四十州”。贯休吟诗四句断然拒绝，其中两句是：“不羡荣华不惧威，添州改字总难依。”钱大王哈哈一笑，也便作罢。

在中国的帝王谱系中，钱镠家族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存在。它所在的五代十国时代，以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为五个正朔，吴越仅为十国之一，因为它没有称过帝。有趣的是，正朔五朝没有一个立国的时间超过吴越。在极盛的时候，钱王坐拥天下一半的财柄和十四州雄兵，却没有一份争雄天下的勇气，相比跟他同一年出生的朱温以及李克用、李茂贞等枭雄，善舞大槊的钱镠实在是懦弱得很，他除了每年射一下潮，箭锋从来不敢指向北方。

甚至在赵宋南下伐李唐时，钱吴不但不助近邻，还派兵协助灭唐，最后唇亡齿寒，纳土归宋。这些奇葩操作，在正统史家的笔下，也是颇有不屑。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钱家有两个同代人绝没有的功绩。其一，他们以偏安的姿态力保江南的半世平安，在中原频频发生“人相食”惨剧的时候，这里却是歌舞升平，民生安逸。其二，吴越的王位先传弟，再传子，五轮传承没有发生过一次手足相残的流血事件。钱家后来成为江南的千年望族，名士人才辈出，直到近世还出了钱穆、钱学森和钱伟长等。

钱镠的家乡就在杭城郊外，每逢节庆，他的家人们便会回乡省亲。他也经常回到故里，与儿时的玩伴们醉酒相欢，喝高的时候，还站在那里仰着脖子唱一首自编的山歌：

尔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

子长在我侬心底里。

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同样是回老家，唱的可是：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相比之下，后者是豪情万丈，前者是满心欢喜。钱镠的大丈夫雄心实在是被江南的风给吹软了。春秋史笔，在铁血称霸与平安求生之中左撇右捺，看你愿意听哪一声叹息。

有一年，钱镠的一位妃子在乡下久留不归，他便写了一个帖子让人送去，情长纸薄，只寥寥九字：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