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聘元是从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毕业的博士，师从陈启伟先生。当时外哲所与哲学系是两个单位，在校时我们接触不多。2006年我到海南大学访问，得知他出版了“西方文化大故事”丛书，共五匣：《西方文学》，《西方历史》，《西方哲学》，《西方艺术》，《西方科学》，每匣四册，按照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现代四个时期，分别介绍西方文化精品。这五匣书和他写的其他几种书，都在香港出版，装潢精美，文笔流畅，是雅俗共赏的畅销书。我对这个同行的才能感到惊讶。我知道国外有一些学哲学出身的人写作畅销书，但国内这样的作者很少。恕我孤陋寡闻，像文聘元在文史哲和科学艺术各领域都写出博古通今畅销书的哲学博士，即使在国外也是罕见的。

记得当时浏览了几匣书，与文博士有段对话：

我：你写的文化大故事实际上是文化史。

文：什么是文化史？

我：比如，《西方哲学》中世纪部分大部分是基督教史，只有几十页写了托马斯的神哲学。

文：有你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我就不用写中世纪哲学史了。

我：你写的不一样，通俗易懂，以后可以写一些思想史方面的著作。

十几年后，文聘元告诉我，他完成了《中世纪思想史》。当我看到初稿，感到十分意外：其一，这不是十几万字的概览，而是八十多万字的大书；其二，读完之后，感到名副其实，这确实是本中世纪思想史的书，与国内中世纪哲学通史的几本著作交相辉映。

与哲学史相比，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一般认为，阿尔图·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于1936年发表的《伟大的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标志着思想史学科的诞生，而著名的《思想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则是这个学科的主要阵地。思想史有不同写法，比如，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是一种写法，而在法兰西学院持“思想史”教席的福柯采取的是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写法，盖因history of ideas中的“观念”范围太广太泛，举凡文学、历史学、哲学、科学、社会科学的观念，都在“思想史”范围之内。洛夫乔伊把观念局限于哲学概念，把思想史当作哲学概念史，斯金纳追溯政治观念的社会起源，福柯追溯社会政治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制式，脱离或解构了哲学史，而文学界、历史学界出版的为数众多的文明史、文化史，面面俱到，大多缺乏思想深度。

有鉴于此，彼得·戈登（Peter Gordon）提出了“智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intellect 和idea都可译为“思想”，但intellect有“理智”的意思，而理智是哲学思维的特征；此外intellect的形容词复数Intellectual指称知识分子。综合这两层意思，智识史可谓思想家（intellectuals）创作思想（ideas）的历史，记载的是思想家从事哲学活动的历史。智识史算作思想史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认为，观念不能与创造和使用它们的人分开，我们不能把思想观念当作抽象的命题，而要理解产生思想观念的文化、生活和历史背景。

一般的哲学史著作当然要交代哲学家的生平，思想的历史背景，包括社会政治状况和同时代其他思想领域的影响，但这些内容往往一笔带过，论述的重点放在这个哲学家继承的哲学传统、关注的哲学问题、对后世的影响、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等主题。思想史则要求强调思想的背景知识，区别思想承前启后发展的“内史”，以及这个思想领域之外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外史”。思想史不同于哲学史之处，在于要把握“内史”和“外史”的平衡，但把握这个平衡很难：如果侧重于“内史”，那就接近于哲学史，如果侧重于“外史”，那就接近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或文明史等等。前述思想史的多种写法没有解决这个难题，或者写成比哲学史狭隘的哲学观念史，或者写成比哲学史宽泛的社会思想史。

智识史试图以思想家做哲学的历程来结合“外史”和“内史”。哲学家的思想从来不能脱离他所在的社会环境，离不开同时期文化和思想的影响。正如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是同样愚蠢的。”“时代的产儿”是哲学家的“外史”，而“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则是哲学家的“内史”。历史学家写的哲学家，是哲学的外史，比哲学家写的哲学史更有历史感；而哲学家写的观念史，是哲学的“内史”，比其他领域学者写的观念史更有哲学意蕴。通过哲学家思想传记把“外史”和“内史”结合起来，是一种新型的哲学史研究径路，也是与哲学史结盟的思想史的新写法。美国有一套名为《在世哲学家文库》（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的丛书，每本书先由一位哲学家写思想自传，然后研究者们分专题讨论传主的思想，最后由传主回应研究者的批评。这样的编排贯彻了哲学“外史”与“内史”相结合的思想史的径路。

中世纪的哲学家不是古希腊和近现代意义上的纯粹或专业意义的哲学家，大多是神学家。把富有哲学思想的神学家称为思想家更合适。由此之故，中世纪哲学史可被写成思想史。比如，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中世纪部分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几乎完全是“外史”，充满了关于神学家和修士们的漫画式故事。严肃的中世纪思想史，如大卫·瑙尔斯（David Knowles）的《中世纪思想的演化》，米切尔·哈伦（Michael Haren）的《中世纪思想》（Medieval Thought），戈登·莱夫（Gordon Leff）的《从奥古斯丁到奥康的中世纪思想》（Medieval Thought from St. Augustine to Ockham），偏重于“内史”，可读作简明中世纪哲学史。

我觉得文聘元博士的《中世纪思想史》不同于上述国外流行的那几本同类书籍，接近于上述智识史的写法，但中文书名没有必要使用“智识史”的冷僻术语，合适的英译书名应是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s。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本书达到了哲学“外史”和“内史”的大致平衡。本书开始对中世纪哲学三大背景的阐述是“外史”，对三大先声的概述是“外史”。此后对中世纪思想家的评述总要先介绍他们的生平传记和思想历程，而后切入他们为什么需要哲学、需要什么样的哲学、从何处发现这样的哲学，以及如何达到目标等问题，对中世纪哲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发展线索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刻画出西方哲学在公元2世纪到16世纪的全景。如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文笔流畅，把艰涩繁琐的中世纪哲学思想简明扼要地呈现出来。我写哲学史的经历告诉我，由简入繁易，化繁为简难，前者靠积累的功夫，而后者需要见识和才能。这本书写了八十多万字，一定是在数百万字的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归约出来的要言。要言而不繁，虽然篇幅很大，但引人入胜，故读起来不累。

这本思想史的书也有改善之处。本书论及的一千五百年思想史的跨度很大，除了本书论及的重要哲学家之外，思想史取材范围应比哲学史更广泛。比如，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等重要社会背景，应有涉猎；再如，教会法兴起、中世纪异端、宗教改革等领域的重要思想，需要重点评述；至于中世纪逻辑和14世纪布里丹等唯名论科学思想，那就更不能忽略了。要把这些内容都补充进来，这本书的内容将更充实，更丰富，当然篇幅将更大。我与作者第一次对话，他写了一本思想史的大书；我把本书序言当作与作者的再次对话，希望结果将是更加详实宏大但仍保持简明扼要风格的思想史著作。

是为序。

2018年7月7日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