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柏拉图主义注14
14.从某些方面来讲，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是对早期思想家观念的一种运用和拓展。但他的观念相当个人化，这些观念又被他原创性的思想所吸收和补充，因而发生了重大转变，以至于柏拉图主义必定会跻身于那些最为独特的思想流派。这里我们只需对柏拉图体系中那些对科学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要素略作概述。
柏拉图整个哲学的基本思想是，我们所感知的事物仅仅是一些理想的“形式”（form）或“理念”（idea）（这里最好用“形式”来表达，因为如今“理念”一词已同“观念”或“思想”联系在一起）注15的不完美的摹本、模仿或反映，这些形式独立存在于时空之外的超感觉世界中，只能通过纯思想来把握。
无论这种解释是否源于对数学思想特殊性的哲学研究，的确没有什么思想活动能像数学家的活动那样如此鲜明地表现它。数学家在沙板算盘上画出线条，绘制几何图形的草图，只是为了借此来支持一种推理，它实际上涉及一种理想的几何形式，如果由此导出的结论只涉及画出的这幅图，那么这些结论的严格精确性、普遍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就无法得到解释。这幅图显然只是真正存在的理想形式在物质世界的粗劣摹本。同样，在做算术推理时，数学家只是表面上关注需要确定数目的经验事物的集合。实际上，他这里真正关注的对象仍然是数学的东西，即由这个经验事物的集合所表示的抽象意义上的数。
这也清楚地显示出数学思想的典型特征：经由纯粹推理得出的结论虽然初看起来十分陌生或令人难以置信，但随后却显得清晰而自明，以至于我们几乎不再能够想象，心灵在知道它之前是什么状态。的确，如果灵魂在与肉体结合之前（这种结合被理解为一种幽禁［incarceration］）能够直接直观到关于理想形式的知识，那么就可以设想这种知识仍然在灵魂中沉睡。如果随后通过辩证法（即通过与他人交谈，或者在独自反思中与自己交谈）将其重新带入我们的意识，那么早先的认识就会重新在心灵中闪现。看似获得了新鲜知识，其实只是回忆（άνάμνησις）罢了。
然而，倘若真正的知识只是回忆，那么相比于通过感官对这种理想实在在物质领域的不完美形象进行经验考察，把数学推理和构造直接运用于形式也许更加有益于科学。经验方法或许有助于激发或支持数学-物理思想，比如仔细考察图形也许可以启发和帮助数学家证明某个命题，但要想获得真理，就必须到一定时候抛弃经验方法；即使经由思想获得的结论最终没能在物质领域得到确证，也不能用这一点来反驳那些结果；就像如果有人反驳说，某位数学家证明的某些线段交于一点在其图形中表现得并不十分精确，这位数学家根本无须在意它一样。
15.只有经验方法与数学协同合作，才能获得具有永恒价值的结果。对科学思想中这两个要素的截然不同的评价只是柏拉图哲学体系诸多典型二元区分中的一种，其中每种区分都对应着一种相反的评价。这种对立思维的倾向已经见诸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列出了十对对立概念，如一与多，静止与运动，直与曲，有限与无限，奇与偶，雄与雌等等，并把善和明列于对立概念的左边，把恶和暗列于右边，从而明确表达了他们对左右双方的不同评价。
在柏拉图那里，这些对立被推到极端，以至于两极之间不能有任何逐渐过渡或调和。他所做的对立有έμπειρία（对未经理解的技巧规则的惯常使用）和τέχνη（基于因果认识和反思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模仿性的技艺与创造性的技艺；意见（δόξα）与知识（έπιστήμη）；行动（πράγματα）的世界与概念（λόγοι）的世界；现象世界与形式世界。
对科学史来说，最后三种对立特别重要：如果永恒的形式通过在物质世界被模仿，产生了可以感知的物理对象和过程，这便意味着其存在的纯洁性的蜕化。灵魂应当清除这些杂质，防止物质诱人堕落。它必须从根本上规避这个更为低劣的世界，力求从感觉（α
σθησις）上升到思想（νόησις），即使从这种自然状态中解脱出来意味着与过去痛苦地决裂。
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并不必然会对科学发展造成阻碍。事实上，自然的研究者不可能仅仅记录经验事实。正是因为借助于数学概念和方法对这些事实作了构造性的阐释，他们才能提出物理理论。然而，只要哲学家还没有基于经验清楚地认识到经验研究和数学构造在获得科学知识方面的各自功用，上述看法就很容易导致低估经验要素的作用，而高估纯粹思想在自然研究中所可能取得的成就。柏拉图主义对科学可能造成的阻碍很快便显现出来，特别是在一些时期，宗教上对物质世界的蔑视助长了哲学上对经验自然研究的轻视（I:54—58）。
现在已经很清楚，柏拉图完全赞同我们前面描述的作为科学数学化之萌芽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原则。沿着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路继续前进，他立即发现有两个领域能够应用这一原则：音乐和天文学。于是，在其唯一的科学对话录《蒂迈欧篇》（Timaeus）中，柏拉图基于抽象的数学思考用一组数字关系构造了一个音阶。能用耳朵听到的音程仅仅是对这些数字关系的不完美反映和粗劣模仿，因此，其内在和谐无法用耳朵听到，而只能用思想来把握。柏拉图向天文学家提出了一个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将以“柏拉图公理”的名义统治理论天文学两千年之久，那就是：在行星混乱的不规则运动中发现匀速圆周运动的理想数学体系，它描绘的是数学的天空中真正发生的过程，从而把行星运动的经验现象从行星表观的不规则性所招致的非实在性裁决（verdict of unreality）中拯救出来。虽然眼睛只能感知现象，但思想却可以把握现象背后的实在。
16.可感世界只不过是理想实在的一种摹本，真正的存在不可能为感官所把握，而只能为心灵所把握，这样一种观念鲜明地显示在《蒂迈欧篇》的字里行间。这篇对话的基本思想是，一位仁慈的巨匠造物主（Demiurge）从原始物质的混沌中创造出宇宙，把它当作永恒的形式世界的写照，他在创世时始终用精神之眼观照着那个形式世界。指导其思想的是一种数学的东西：土元素和火元素保证了受造物的可触性和可见性，这两种元素之间必须引入另外两种元素，即水和气，这是数学真理的必然推论，因为两个立方数a3和b3（它们必须是立方数，因为目标是创造出一个三维宇宙）之间可以插入两个中间比例项，与它们构成几何级数（a3，a2b，ab2，b3）。根据一种纯粹的数秘主义思路，物理学与理性数学的联系暂时被放弃，用数学构造的音阶为天上的两种圆周运动提供了材料，一种圆周运动使整个天球每日绕轴转动，另一种圆周运动则确定了行星沿着黄道或与黄道平行的方向所做的方向相反的固有运动。原始物质本身最终被等同于几何空间，空间的某些部分被五种正多面体（这是正在蓬勃发展的年轻的希腊数学科学在当时的新发现）中的四种所包围，这样便形成了最小的元素微粒。
17.这里，我们又看到（这次是源于数学想象）一种与德谟克利特的理论相关的物质微粒理论发展起来。柏拉图这里的微粒也是没有性质（或者只有空间中的广延和不可入性）的原始物质的有限部分。两种理论的相似之处还表现在如何用这些基本微粒来解释具体的物理现象。然而，它们之间又有根本区别，因为柏拉图的微粒似乎并非不可分。事实上，将元素微粒从空间物质中切削出来的多面体乃是复合结构，其不变的构造基元（也许的确配得上“原子”之名）是两种三角形，多面体的面就是由它们构成的：一种是等腰直角三角形，4个这样的三角形可以组合成一个正方形，因此需要有24个这样的三角形来构成土元素的立方体微粒；另一种是两个锐角分别为30°和60°的直角三角形，6个这样的三角形可以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因此需要有24个这样的三角形来构成火元素的四面体微粒，48个来构成气元素的八面体微粒，120个来构成水元素的二十面体微粒。各个元素微粒可以分解为这些三角形，这些三角形又可以重新组合成多面体。由土微粒只可能再次产生土微粒，而气微粒却可以变成两个火微粒，反之亦然。由于120＝2×48+24，所以水微粒可以变成两个气微粒和一个火微粒，反之亦然。
18.这些变化（一种数学的元素化学［mathematical chemistry of elements］中的嬗变）显然被设想为发生于三角形的物质薄层（由它们可以构造出正多面体的物理模型），而不是发生于理想的空间形式，后者毕竟不容许这种手工操作。《蒂迈欧篇》的叙述一直摇摆于数学与物理学之间，纯粹思想与自然事物之间，神话与经验实在之间，幻想与事实之间。现代读者习惯了现代科学严格的思想规范，很自然会对此感到困惑和失去耐心，然而，如果他想知道物理科学是如何发展的，他就不能忽视《蒂迈欧篇》，因为在某些时期，人们认为这部著作包含着关于自然的最高知识，这种思考自然的精神占据着统治地位。
但《蒂迈欧篇》的这种精神在任何方面都与原子论者的世界图景截然相反。在原子论者看来，宇宙的创生和其中发生的事件仍然受制于盲目的偶然性，而在《蒂迈欧篇》中，仁慈而智慧的巨匠造物主却将混沌变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原子论者认为神和人的生命是原子普遍运动的特定变式，而柏拉图却为宇宙的身体赋予了灵魂，从而将宇宙变成了一个生命体；原子论者没有回答宇宙因何存在以及为何存在，《蒂迈欧篇》则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巨匠造物主因为善而不能容许混沌保持在恶的无序状态中，这促使他把无序的空间物质组织成一个美妙的整体，使之尽可能地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