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海南岸塞人文化形成问题*

Л. Т. 亚布隆斯基（Л.Т. Яблонский）著 张桢译 伍宇星校

一般认为，保存下来的塞人部落墓葬遗存，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早期铁器时代考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当中包括咸海南岸南塔吉斯肯墓地（Тагискен，Tagisken）1、乌伊加拉克墓地（Уйгарак，Uigarak）2，哈萨克斯坦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塔斯莫拉文化（Тасмолинская Kулътура，Tasmolo Culture）3遗存，以及迈埃米尔文化（Mайэмирская Kультура，Maiemir Culture）4遗存。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这种类型文化形成的最早阶段在公元前7至前6世纪。5

但是，当图瓦地区阿尔然（Arzhan）墓地6的研究结论在学术会议上公布之后7，很快在各种刊物上引发激烈的争论8。首先，围绕М. П. 格里亚兹诺夫（М. П. Грязнов）将塞人文化形成的初始阶段提早的观点进行了讨论。随后的争论，一方面再次体现了考古材料在认识塞人文化从青铜时代向历史时期过渡的困难之处；另一方面，所有人都感觉到：涉及塞人文化形成的早期阶段时，具体的考古材料尚不充足。

大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向大家介绍花剌子模左岸考古发掘所获的新的墓葬材料。这些材料和塞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文将对阿姆河流域古代萨雷卡梅什三角洲一带（土库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9的塔沙乌兹州）的萨卡尔—恰加（Сакар-Чага，Sakar-Chaga）3-6号墓地考古发掘的初步成果进行汇报。

奥斯坦佐维萨卡尔—恰加山丘，位于外温古兹卡拉库姆沙漠（Заунгу-зский Каракум，Zaunguz Karakum）10的北部边缘。它距库尤萨伊2号（Куюсай 2， Kuiusai 2）地点11和图梅克—基奇德日克（Тумек-Кичиджик，Tumek-Kichigjik）墓地12非常近。Б. И. 魏因贝格（Б. И. Вайнберг）就是利用这两个地点的材料辨别出了花剌子模早期铁器时代的库尤萨伊文化（Куюс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Kuiusai Culture）13。

各座墓葬沿着山丘的纵轴线，分布在山丘的表面。边缘墓群间的距离约为6公里。相邻墓群间的距离不超过1公里。

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的基本资料已经发表。14墓地中有8座墓葬，其中一座是空墓。封丘基本上排成平行的两排：一排是火葬墓，一排是土葬墓。这两种墓葬周围都环绕着石灰岩碎块堆砌的石圈。除了空墓的墓8外，所有的墓葬都在地表面埋葬。墓8封丘下面有浅的平面呈鞋底形的墓坑。这些墓有单人葬和多人葬，人数加起来共14人。火葬墓的头向无法确定。多人土葬墓的头向也不能确定。有唯一一例能确定头向的单人葬，其头向是向西。

该墓地陶器遗存可分作两类：当地生产的手制陶器和外来陶器。类似的器物在雅兹—德佩（ЯЗ-депе，Yaz-Depe）15遗址中有发现。16随葬器物中最常见的是石磨盘。其中一座墓葬中发现了雕刻类似野猪形象的骨制物品（图1）。在墓7封丘下（地表多人葬）找到了大量的鱼骨、马蹄及马腕骨。

图1 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骨器顶部图案
（1.平面图；2.全图）

萨卡尔—恰加4号墓地由八座排成一排的封丘组成。除了墓1外，所有的墓葬都有石构的地表建筑，它们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残破的石灰岩石板构成的大片废墟；二是由石板砌成的石围，但体积要小一些。通常，墓上的石头会落入封丘堆里。和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的情况一样，所有的墓葬都在地表埋葬。地表上有石灰岩碎块堆成的石圈。封丘的直径在9~14米之间。

该墓地墓葬为单人和多人的土葬和火葬。有些情况下，火葬在其他地方举行，而遗骸和随葬品则被转移到最终埋葬的地方，于是，地表和封丘下面没有焚烧痕迹，埋葬的地方也没有浓厚的灰烬层，仅能看出一些不大的灰烬斑点，其周围是随葬品。墓8在墓群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实际上，它没有封丘，是直径5.5米的圆形场地，周围环绕石圈。石圈内的地表有强烈的火烧痕迹。其上覆盖的灰烬层厚达25厘米，灰烬层上的封土则形成了天然的道路堆积。这种情况允许我们做出推测：该圆形场地只是用于多次火烧，而并非预先选定。火化后，遗骸被转移到最终安葬的地点，而烧焦的灰层中没有发现任何墓葬残迹。墓8位于墓群的边缘，独占一隅。

在其余墓葬的封丘下面，地表或偶尔在封丘的底层，会发现典型的器物。所有的陶器，除了带有花环的薄壁圆形陶器外，都是手制，篝火烧造，且具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图2）。随葬器物中，有形状怪异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图3·9，图3·11）、镶嵌绿松石的金耳环（图3·7）、肉红玉髓串珠（图3·1，图3·4）、铁刀（图3·8），使用部位有红色颜料痕迹的圆柱形石杵（图3·5）、整套绵羊距骨（21件）、鱼骨、绵羊骨以及少量雄黄。

萨卡尔—恰加5号墓地，距萨卡尔—恰加4号墓地1千米。墓葬沿山丘纵轴线排成一列。墓1和墓2的封丘是墓地中最大的，位于墓群的东南部。墓1封丘的尺寸为19×14米，墓2封丘的直径达到31米，其余墓葬的封丘直径在6~19米之间。封丘下面是各种形状的墓室。墓1地表露出火烧过的柱洞，且排列有序（图4）。中心建筑复原后平面呈长方形，尺寸3×2.5米，四周围绕以环形石围，直径5米。石围所在的地方一般有两排各种形状的柱洞，有的地方则有三排。柱洞中填满了石灰岩碎块、砂壤土、木炭和灰烬。石围南部有入口。墓葬中央的地表有过强烈的火烧，但是在石围里面却没有灰烬层。墓地边缘的一角聚集了大量的灰烬。由此可以推测：当地表被火烧之后，为了后续利用又对其进行了清理。双重（有的地方是三重）柱洞，整个柱洞中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柱子遗迹，也能证明其曾被多次火烧。

图2 萨卡尔—恰加4号墓地出土的手制陶器

（1，出自墓4；2、5、8，出自墓2；3、4，出自墓5；6，出自墓1；7，出自墓7）

图3 萨卡尔—恰加4号墓地出土的随葬器物
（1、4，肉红玉髓串珠；2、3，玻璃串珠；5，石杵；6，距骨；7，嵌绿松石金耳环；8，铁刀；9-11，石磨盘。1、9，出自墓2；2-4、5、7，出自墓4；10，出自墓7；8，出自墓5；11，出自墓1）

图4 萨卡尔—恰加5号墓地墓1平面图
（1. 灰烬堆积的角落；2. 地表火烧最强烈的地方）

墓群中有两座墓是空墓，其余的墓葬都在墓坑或者地表埋葬。两座地表火葬墓的火葬是在其他地方举行的。有一座墓葬，埋葬时遗骸上没有撒砂，尸骨在墓坑中火烧了一次，由火烧过的尸骨的排列位置可以判断其头向向西。有一座墓葬，墓坑东西向，没有发现人骨残迹，但在填土中找到了下部斜切的圆形酒杯残片（图5·4），随葬品不多。有一座尸骨在其他地方火烧的墓葬，出土了带注流的手制陶器残片（图5·6）。还有一座墓葬中，发现了手制的库尤萨伊类型陶器（图5·3，图5·5），随葬器物有石磨盘（图5·8，图5·9）、铁器残片、带铤的两翼铜镞，以及一对笨重的三翼有铤箭镞。（图5·1，图5·2）

图5 萨卡尔—恰加5号墓地出土的随葬器物
（1、2，青铜箭镞；3、5-7，手制陶器；4，圆形陶器；8、9，石磨盘及石磨棒；1、2、6，出自墓8；3、5、8、9，出自墓9；4，出自墓4）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位于山丘的北端。此处发掘了70座墓葬，其中34座墓葬的归属年代可断定为早期塞人时期17。该墓地封丘不像其他墓地那样排成一排，而是单独集结，如灌木丛一般。这些墓葬至少可以分出五个组。通常，每组中心墓葬的封丘更大一些，周围聚集着较小的封丘。封丘通常平面呈圆形，直径6~50米。有12座墓葬的四周绕以石灰岩碎块堆成的石圈。这些石块并不是墓坑的废弃物。因为石圈是固定的，且墓葬直接在地表埋葬，没有墓坑。有9座墓葬封丘中露出了石灰岩石板铺砌的墓上建筑。大部分墓葬（21座）在古代已被扰动。扰动后，封丘的中心部分塌陷。因此可以推测，原来的墓上建筑的数量应该更多。墓地中有各种类型的墓葬建筑。依据埋葬方式的不同，所有的墓葬可分为两大类：Ⅰ类土葬，Ⅱ类火葬。下面对其进行简要介绍。

Ⅰ类，1型。地表土葬，没有附加结构，共有13座墓葬。通常，这种类型的墓葬利用自然凸起的山丘地形，预先确定埋葬地点，并修理平整。在修整好的场地上举行头向朝西的单人或多人多次葬。相较而言，不同时期下葬的多人葬的特征是人骨全部或者部分损毁的，在入葬时间上早一些。随葬品包括手制的库尤萨伊类型的陶器（图6·33，图6·34）、圆形陶器、武器（图6·1-29，6·30）、磨盘、祭坛（图6·36）、马骨，以及其他家养动物的骨头。墓葬封丘的尺寸在7~19米之间。

图6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3出土的随葬器物

（1-29，青铜箭镞；30，青铜刀；31，青铜带扣；32，铁刀；33、34，手制陶器；35，肉红玉髓、绿松石、玻璃串珠；36，石祭坛）

Ⅰ类，2型。地表土葬，带有柱状结构。其代表性的墓葬仅有一座。其直径12米的封丘下面环绕一圈柱洞。其内是中心建筑，平面呈矩形。柱洞所在的范围之内，在古代即已被扰动。该墓葬为多人葬，发现了零散的年轻女性和婴孩的骨架，此外，还发现有野生和家养动物的骨头。墓葬头向不确定。

Ⅰ类，3型。土葬于小的墓坑中。墓坑带有柱状结构。墓地中仅有1座。墓坑平面近似矩形，东西向。其四周分布的所有柱状结构都得到了系统的探查。这些柱状结构平面呈矩形。墓葬地表经过了轻微火烧，其上覆盖着细小的芦苇灰层。墓葬在古代即被扰动，没有遗物保留下来。封丘的底部发现了圆形的薄壁容器。

Ⅰ类，4型。土葬于长方形墓坑中，坑的面积为20平方米，深度超过2米，共有五座墓葬。墓坑位于大型的、直径达50米的封丘下面。地表以及石灰岩砌成的环形石围被厚厚的芦苇层覆盖。其中一个墓坑的四角有柱洞。这种类型的所有墓葬在古代已经被扰动。但是，其中一些未被扰动的人骨架显示出墓葬头向为西向。墓中不仅有当地生产的手制陶器，还有外来的圆形陶器、武器。（图7·1-66）。其中的一座墓葬发现了用于祭祀的青铜刀（图7·67，图7·68），另一座墓葬中发现了带有雄黄的石祭坛。几乎所有的墓葬中都有马骨和其他家养动物的骨头。墓20还出土了末端包有金箔的打磨过的铁器（图8·1）以及箭箙的一部分——青铜带扣和铆钉。这种类型的墓葬既埋葬男性也埋葬女性。

图7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0出土的随葬品

（1-62，青铜箭镞；63-66，骨镞；67-68，铜刀）

图8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0出土的随葬品
（1.镶嵌金箔的铁器；2.青铜铆钉；3.青铜扣环）

Ⅰ类，5型。土葬于宽阔的墓坑中。墓坑平面呈长方形，四角有柱子结构痕迹（图9），共有三座墓葬。封丘不大，直径6.5~10米。墓葬为单人葬，头向朝西。三座墓葬中有两座在古代已经被扰动。未被扰动的墓23有丰富的随葬品：耳环，上部是缠绕的金属丝，下部是打磨过的圆锥状体，末端镶嵌绿松石和水珠形饰物（图10·11）；武器，10枚青铜箭镞（图10·1-10），预先被打碎的复合金属战斧（青铜銎，铁刃）（图10·14）；部分残损、倾倒的柱子；铁刀（图10·12、13）；马具构件，马衔、马镳（图11·1-3），一副笼头（图11·4-10），特别有趣的是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风格的马带扣（图12·1-8）。

图9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18墓室平面图

图10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3出土的随葬器物
（1-10，青铜箭镞；11，镶嵌绿松石的金耳环；12、13，铁刀；14，复合金属战斧；15，石头；16，青铜带扣）

图11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3出土的青铜器
（1、2，马镳；3，马衔；4-7，皮笼头；8，半月形饰件；9，皮带扣眼；10，扣环）

图12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3出土器物
（1-8，青铜马带扣）

Ⅰ类，6型。土葬于浅的墓坑中。墓坑平面形状近似长方形，没有附加建筑。头向为西向，共有6座墓葬，分为两种变体：一种墓坑宽而深（2座），一种墓坑窄而浅（4座）。有一座女性墓葬属于第一种变体。墓中发现了外来的圆形陶器（图13·4、5）。第二种类型的变体有单人葬和成对埋葬。成对埋葬的，有同时的，也有前后相续的，后一种情况下，新葬入者会破坏早先葬入者的尸骨。第二种变体的随葬品非常贫乏，只有手制的库尤萨伊类型的陶器和石磨盘。

图13 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5出土的随葬器物
（1，玻璃串珠；2、3，石磨盘、石磨棒；4、5，灰陶圆形陶器）

火葬墓属于Ⅱ类，有3种类型。

Ⅱ类，1型。地表火葬，没有附加建筑，有2座墓。其中一座墓葬的场地直径6米，周围环绕石灰岩堆成的石圈。石圈之内的地表填满了砂子。焚烧过的人骨架保留了下来。由骨架的位置，可以看出死者仰身直肢，头向西。骨架上方是原木搭建的木柴垛，周围绕一圈干树枝。封丘建在未燃尽的篝火堆上面。墓中发现了青铜箭镞、用途不明的铁器、马的牙齿、禽类骨头以及家养动物的骨头。墓地内至少进行了两次火葬，起初埋葬时的篝火残迹能够证明这一点。

Ⅱ类，2型。地表火葬，带有柱状结构。仅有一座墓葬。相似的建筑遗迹在萨卡尔—恰加5号墓地中也有发现。该墓葬封丘直径9米，周围环绕石灰石砌成的石围。石围内部有两圈柱洞，环绕着平面近似长方形的中心建筑。封丘建在未燃尽的篝火上面。在中心建筑的区域内发现了人骨及两件手制的库尤萨伊类型陶器。从火烧过的人骨的摆放位置来看，头向朝西。

Ⅱ类，3型。墓坑中火葬。这种类型的墓葬在墓地中出现过两次。一种情况是：火葬在墓坑中进行，而在此之前墓坑中已经举行了土葬（土葬的部分骨架还保留着）。另一种情况是：火葬在平面近似长方形的坑中举行，坑深60厘米，周围环绕石灰岩石圈。坑壁各边留有黏土涂抹的痕迹，黏土里混有焚烧过的篱笆。女性墓葬中发现了青铜锥管、两枚箭镞、铁手镯、献祭的喙状器物、研磨颜料的杵、陶纺轮、长铁刀以及玻璃串珠。墓坑中所有火烧的尸骨均头向西。

在简要概述墓葬的研究情况之后，我们注意到了萨卡尔—恰加墓群葬俗方面的一些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在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中，墓群排成两排。而在萨卡尔—恰加4号和5号墓地中，封丘排成一排。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葬呈灌木状集群分布。3-5号墓地封丘的数量并不多。地表埋葬占绝大多数。实际上，6号墓地中墓葬的数量更多一些。除了挪动尸骨的火葬墓外，所有墓葬的结构在萨卡尔—恰加墓地中都很著名，地表铺苇席也是该墓地的埋葬特征之一。这种情况仅在5号墓地封丘下面的墓葬中出现过一次，而在萨卡尔—恰加3号和4号墓地中从未出现过。4号和5号墓地一次也没有出现一个墓坑中多次葬的习俗。这里似乎表现出了群体间的差异。

同时，我们也对墓地之间相似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所有墓地而言，墓葬建筑的特征体现在分布于封丘底部将各个墓葬隔开的石灰岩石圈，以及墓上石围。所有墓地都有不同类型的地表葬。其中两座墓地发现了野兽纹风格的器物以及箭镞。可以猜想，若不是在古代被普遍盗扰，墓葬中发现的随葬品会更多。最后，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各座墓地不同结构的墓坑中，不仅仅出土了外来陶器，还有称之为库尤萨伊类型的当地手制陶器。众所周知，手制陶器具有非常显著的族群特征。由于存在同一类型的手制陶器，Б. И. 魏因贝格把库尤萨伊2号地点、图梅克—基奇德日克墓地中的一些墓葬以及萨雷卡梅什一带的其他遗存，归入了库尤萨伊考古学文化18。

当涉及各座墓地葬俗的差异时，其起源问题需要做专门的分析。暂时可以作出推测的是，墓地使用期间的年代缺口并不大，这些墓地如若不是同一人群遗留下来的，那么，各座墓地之间在文化关系上不会如此接近。

为了方便建立萨卡尔—恰加墓地的文化特征和年代序列，本文的讨论范围仅限于一些具有特色的葬俗特征上。

随葬器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陶器遗存，包括手制而用篝火烧造的陶器和高质量的圆形陶器；

（2）生产和生活用具，有石磨盘、铁刀和纺轮；

（3）武器，有箭镞、战斧和箭箙构件；

（4）马具，其中有一些具有野兽纹风格；

（5）装饰品，包括串珠、手镯和耳环；

（6）祭祀物品，有石祭坛、青铜刀、研磨颜料和雄黄用的杵、香炉；

另外，祭品残迹、野生和家养动物的骨头（其中包括马骨）也是随葬器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所列举各类器物的简要分析如下。

手制的陶器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平底罐，杯身低矮、带有突起弯曲柄的杯子、缸形器、带有管状注流的陶器。类似制作工艺和形状的陶器，在库尤萨伊2号地点的发掘中十分常见。19总之，这种遗存和萨雷卡梅什草原一带的早期塞人时期的陶器遗存具有一些相似之处。陶器遗存中具有特色的是带有注流的陶罐。

涉及为数不多的圆形陶器时，类似的器物在古代马尔吉亚那（Маргиана，Margiana）与雅兹Ⅱ期年代相近的居址中有发现。20这些居址的年代上限，经研究不迟于公元前7世纪—公元6世纪。21一般而言，萨雷卡梅什地区库尤萨伊文化遗存的特征，是出现当地生产的手制陶器和南部起源的外来的圆形陶器的组合。22这同时也是锡尔河下游早期塞人时期墓葬遗存的特征。23

石杵、铁刀和圆锥形纺轮在墓地文化和年代序列构建方面所能提供的特征非常少。仅仅可以重复的是，相似的器物在萨雷卡梅什地区库尤萨伊遗存中有发现。24肉红玉髓、软玉及绿松石串珠，在早期塞人时期的遗存中有广泛分布。25与萨卡尔—恰加墓地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金耳环相同类型的器物，在库尤萨伊2号地点的地层中有发现。26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和这种耳环非常相似的器物，但是基本相似的器物在哈萨克斯坦早期塞人遗存中十分常见27，其原型可能来自于北部塔吉斯肯28。

石祭坛在欧亚草原早期塞人时期和萨夫罗马特（совро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时期的广大地区曾得到推广。但是，像萨卡尔—恰加墓地发现的这种特殊的鸟喙状的样式，此前仅在南部塔吉斯肯29和乌伊加拉克30墓地发现过。与萨卡尔—恰加墓地一样，这种石祭坛也仅仅发现于女性墓葬中。31这种禽类头风格的样式，使人想起乌伊加拉克和南部塔吉斯肯同一类型的青铜牌饰。32

青铜器，包括箭镞和马具构件，很可能为萨卡尔—恰加墓地提供更为准确的年代信息。这些青铜器物的年代标尺已在斯基泰—塞人考古学中得到了详尽、深入的研究。萨卡尔—恰加墓地中一共发现了120多枚箭镞，其中两只大箭箙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一只（出自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20）箭箙中装有66支箭镞（图7），另一只（同样出自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墓3）装有30支箭镞（图6）。

首先要指出，所有箭镞按照安装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有铤和有銎两类，前者占总数的45.6%，后者占总数的54.4%。有趣的是，这两种类型的箭镞在墓20中所占的比例相应地为46.8%和53.2%；在墓3中，两种类型的箭镞数量也大致相当。据此可以认为，有铤箭镞和有銎箭镞在墓葬中均等分布是萨卡尔—恰加6号墓地的特征之一。除了铜镞外，萨卡尔—恰加墓地还发现了各种样式的子弹形的有銎骨镞，它们呈圆锥形及侧面凸起或凹入的子弹形，但这类箭镞数量极少，三翼有銎箭镞仅发现一件（青铜材质），是标准的子弹形，四翼有铤箭镞也仅发现一件。

有铤箭镞和有銎箭镞是哈萨克斯坦塞人遗存的基本特征，而并非黑海沿岸斯基泰人和萨夫罗马特人遗存的特征。33

萨卡尔—恰加墓地中发现的有铤箭镞不多，但还是有一些双翼有铤箭镞。这种类型的箭镞在中亚和伊朗出现的年代为青铜时代晚期。三翼有铤箭镞的原型，在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存中很常见。四翼有铤箭镞以前仅在乌伊加拉克墓地中发现过34，且数量很少，可能是咸海沿岸特殊的型式。

有銎箭镞有各种各样的变体。据推测，截面呈标准菱形的箭镞，起源于咸海沿岸的哈萨克斯坦地区。35这种箭镞多见于锡尔河下游的墓地中。在萨卡尔—恰加墓地中，这种类型的箭镞占有銎箭镞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有突出的銎孔。它们当中有月桂树叶形、叶形（19件）、对称的菱形、不对称的菱形（16件），一些銎孔底端有倒刺，一些呈塔形，也带有刺的（2件，有1件銎孔下部有突出的边框），还有叶形样式、截面菱形（2件），等等。

如果不深究细节的话，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所列举的各种样式在木椁墓—安德罗诺沃墓葬中能找到原型，或者在欧亚地区前斯基泰时期的遗存中也能找到相似的器物。这些遗存包括：东部的图瓦地区的阿尔然墓和西部的黑海沿岸、前高加索地区的钦麦里人（киммерский）时期遗存。

根据И. Н. 梅德韦茨卡娅（И. Н. Медведеская）的报告，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境内公元前6世纪的遗存中，很少出现有铤镞和有銎镞共存的情况。36她得出的结论是：三翼有铤镞和三翼斯基泰类型有銎镞不共存，这些遗存的年代应该不晚于公元前7世纪。37显然，这即是萨卡尔—恰加墓地箭镞的年代上限。

应该说，库尤萨伊2号地点38，以及锡尔河流域早期塞人墓葬39中发掘所获的箭镞，在类型学方面与萨卡尔—恰加墓地最接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乌伊加拉克墓地发现的137枚箭镞中，仅有13枚属于三翼有銎类型40，而在库尤萨伊遗址中，50枚箭镞中仅有2枚此种箭镞。Б. И. 魏因贝格这样写道：“大约有8枚还仅仅是残片。”41

不反对通过箭镞和其他重要的随葬器物——马具——来建立墓地的年代序列。马具包括外环呈马镫形、沿着中心分布两排齿状浮雕的马衔，末端为蘑菇形、带有三孔的马镳（末端和孔口分布在同一平面）。42

谈到野兽纹风格制作的器物时（图12），在乌伊加拉克墓地发现的卷曲成环的猫科猛兽带扣和它们有相似之处。多齿的格里芬（Griffin），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还没发现在类型学上与之相似的器物，但它们在团豹饰片上出现过。其风格无疑属于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风格形成的最早阶段，从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发现的顶部雕刻野猪图案的骨器中，可以看出这一点。43与之风格和类型上最接近的，是阿尔然墓中发现的鹿石。关于阿尔然鹿石的可能年代，学者们的意见仍有分歧。44萨卡尔—恰加墓地的发现，间接证明阿尔然鹿石和此墓属于同一时期。

重新回到萨卡尔—恰加墓地的墓室结构上来。应当指出，首先，它们无一例外地具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在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的墓地中也有发现，其中包括一座墓葬中出现火葬和土葬两种葬俗的组合，而这是哈萨克斯坦中部安德罗诺沃文化晚期遗存的特征。45大体而言，火葬习俗在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址中普遍流行，特别在安德罗诺沃木椁文化区族群文化相互渗透的地带。46

时间上早于萨卡尔—恰加墓地而在墓室结构方面与之最为接近的，是北部塔吉斯肯的陵墓。其中心墓室为长方形，周围环绕火圈。47四角带有四根柱子的墓坑，显示出和这种遗存结构上的渊源关系。更晚一些，到了早期塞人时期，这两种丧葬习俗在锡尔河下游南部塔吉斯肯墓地和乌伊加拉克墓地也有发现，地表铺苇席是这两处墓地的特点之一。48地表以及墓坑中带有柱状结构的建筑，在黑海北岸青铜时代晚期和前斯基泰时期也有发现。49火葬在其他地方举行的墓葬形式，在从乌拉尔河上游到第聂伯河下游的广大地区的木椁墓文化遗存中非常著名。50

头向也是葬俗的另外一项重要指标。在萨卡尔—恰加墓地，不论墓室建筑的形式如何，头向几乎总是朝西。大体而言，这样的头向是萨雷卡梅什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墓葬的特征51，且在乌伊加拉克墓地52和南部塔吉斯肯53中也占绝大多数。更早一些，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还发现了安德罗诺沃时期头向西的地表火葬。54到了前斯基泰时期，仰身直肢头向西的土葬，在黑海北岸偶有发现。55另外，这一地区的土葬也呈现出由屈肢葬向直肢葬过渡的趋势。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头向为西向的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8—前7世纪。56到了塞人—乌孙时期，这种头向的葬式已经在七河流域稳定并占绝大多数了57。

本文只是陈述一些考古材料而远非作全面的概述，但这似乎已经能够证实对萨卡尔—恰加墓地葬俗的古老性及其存在一些借用特征的推测，这些特征可以说明使用这些遗存的时间接近青铜时代晚期。

显然，前述提及的萨卡尔—恰加墓地的每一项葬俗特征，都需要在今后积累科学的考古材料的前提下进行专门的分析，这将是以后的工作。但是，前面对墓地材料的大致梳理，使我们能够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

最主要的一点在于，萨卡尔—恰加墓地包含了斯基泰三要素的所有要素，但在类型学方面却属于中亚塞人文化（广义上的）。该墓地的墓室结构、遗物与锡尔河下游被公认为塞人文化墓葬的遗存存在相似之处，证实了这一结论。

萨卡尔—恰加墓地和乌伊加拉克墓地、南部塔吉斯肯墓地之间，在葬俗和随葬器物方面的大量对比，至少证明所列举遗存的群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在这些群体的物质文化形成过程中，咸海沿岸北部塔吉斯肯墓地遗存所代表的的民族文化成分很可能也参与进来了。58

各种各样物质文化器物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显然说明库尤萨伊2号地点和萨卡尔—恰加墓地（两者之间相距不超过2千米）是同一人群遗留下来的。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库尤萨伊文化的起源，就像М. А. 伊季娜（М. А. Итина）推测的那样59，其基本文化要素需要与草原相联系。其他重要的结论在于，现今的阿姆河左岸在早期铁器时代是塞人部落的活动区域；而萨雷卡梅什一带的墓葬和居址，则是目前所知的塞人分布的最西界。

萨卡尔—恰加遗存的年代情况要复杂一些。在我看来，其年代上限——公元前7世纪——足够可信。特殊的青铜箭镞和在类型学上特殊的其他随葬器物，在东部的阿尔然墓和西部的公元前8—前7世纪中叶的前斯基泰时期的遗存中，都发现有相似例子。

同时，应该再一次指出，萨卡尔—恰加墓地的圆形陶器（图5·4；图13·4、5）60与古代马尔吉亚那与雅兹Ⅱ期同时期的地层中发现的器物相似，但不能因此认为公元前8世纪是萨卡尔—恰加墓地的年代下限。考虑到葬俗和随葬器物大部分组成要素的特征，公元前8世纪末—前7世纪比较可靠——这是笔者对萨卡尔—恰加墓地阶段划分的认识。

对萨卡尔—恰加墓地的葬俗及其体现的古人类学材料的详细分析，可以准确地考证出萨雷卡梅什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墓地的年代和类型。现在已经明确的是，花剌子模左岸的墓葬资料不但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塞人文化的形成问题上非常重要，而且在欧亚草原地区同一时期文化的形成问题上也颇为重要。

* 本文译自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的《苏联考古学》1991年第1期。作者Л.Т. 亚布隆斯基（Л.Т. Яблонский），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斯基泰—萨尔马特研究部主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