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金帐汗国（术赤兀鲁思）的建立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87]

恩格斯

哲别与速不台的进军，于1223年在伏尔加河流域同不里阿耳人冲突后以大败告终；但这只不过使蒙古人对东南欧的征服推迟一些而已。

成吉思汗的正后所出之子有四：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离蒙古本土极西之地授予长子术赤作为他的兀鲁思[88]与禹儿惕[89]，这片土地中最主要的中心地区是钦察草原。但术赤在世时，整个钦察草原只在名义上是他的领地，因为草原的大部分地区尚未征服。远征东南欧问题，曾两次在忽里勒台（1229年与1235年）上提出过，但直到1236年才举行出征。远征由术赤的儿子拔都统率，在阿里吉河之战中已为我们所熟悉的速不台作为熟悉东南欧的人做了他的副将。几年过后，原定的计划实现了；钦察草原、不里阿耳城及其所辖地区、克里木、高加索（直到打耳班为止），全都落入蒙古人或鞑靼人之手。除此，1238年又征服了罗斯诸公国——梁赞公国、弗拉基米尔公国等地。还宣布了向诺夫哥罗德进军，但由于春天来临，道路泞泥、沼泽遍地，疲惫的鞑靼军队不得不放弃对诺夫哥罗德的征略。1240年侵占了基辅，拔都占领基辅后就打开了通向西方的道路。1240—1242年，拔都的军队蹂躏了波兰、匈牙利与达尔马齐亚。但拔都并未长期占有这些国家，1242—1243年间，拔都经由瓦拉希亚与摩尔达维亚回到了钦察草原。据巴托尔德的见解，拔都西征之中断，一方面是由于他与当时在军中的宗王贵由（窝阔台之子）和不里（察合台之孙）发生了争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大汗窝阔台讣告传至。[90]

这些事实的意义是无可否认的，但鞑靼人折回东方的主要原因在于：与罗斯诸公国作战之后，他们力量大为削弱，已无力与捷克国王的军队及奥地利公爵的部队进行决战。

罗斯人民对鞑靼人的英勇斗争，格列科夫在以后，即在《金帐汗国与罗斯》这一篇中将要谈到。

伏尔加河被侵占后，不里阿耳人与波罗维赤人共同进行的英勇反抗，却很少为人所知。这是拔都西征时名副其实的在鞑靼军队后方的起义。

在志费尼[91]与拉施特两人所写的[92]两部波斯史料中，记载了这次起义。

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不里阿耳部领袖伯颜、只忽，波罗维赤阿里儿里克部（不儿里部）首领八赤蛮[93]，以及阿速（阿兰）人的首领哈赤儿·兀忽烈。看来，这里最刚强的是八赤蛮。为了镇压起义，派来了当时在拔都军中的速不台与蒙哥。鞑靼人长期不能消灭这个爱国主义运动，他们甚至追不着八赤蛮的帐营及其主力部队。八赤蛮隐蔽在森林里，善于及时甩开鞑靼军队。拖雷的儿子蒙哥经长期努力后，才在进到亦的勒河（伏尔加河）左岸时，找到了八赤蛮营列的踪迹；他隐藏在这条河的一个岛上。如果相信志费尼和拉施特的说法，那时暴风雨大作，河水溢出左岸，鞑靼人从干涸的河床上出乎八赤蛮意料地出现在岛上，杀死了大部分起义者。八赤蛮也被他们擒获后杀害。

根据鞑靼人与八赤蛮进行斗争时所耗费的力量，我们可以断言，八赤蛮及其同盟者不里阿耳人与阿兰人，给鞑靼征服者造成了许多麻烦与困难。

蒙古人远征的结果，是在钦察草原及其邻近地区的广大领域上形成了一个大国，这个国家在东方史料中称为术赤兀鲁思或青帐汗国，在各种俄罗斯编年史中，称为金帐汗国。但迄今没有搞清楚的是，“金帐”这个名称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产生了这个名称？

俄罗斯历史文献上只是简单地采用了屡见于编年史和其他俄罗斯史料中的“金帐汗国”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在对东欧鞑靼强国有丰富记载的阿拉伯史料中没有见到。

在波斯史料中，“金帐”这个名词也见得很少。П.萨维里耶夫从拉施特书与瓦撒夫书中引用了“Орда-и зарин”（金帐）一词，但却没有说明出于原书何处。在拉施特书中，萨维里耶夫曾找到“昔剌斡耳朵（黄帐）被称为金帐”这么一句；在瓦撒夫书中，他曾找到“金帐又名昔剌斡耳朵”这么一句。[94]但我们没能从这两本书中找到这两处。在拉施特书中另一处，还在金帐汗国形成前时期，即成吉思汗本人在世时，却提到了“金帐”这个名词。拉施特谈到成吉思汗从大食人地区[95]回到本国时说，当他到达不合思·只忽地方，便降旨搭起大金帐。[96]大概这是波斯史料上最早提到“金帐”这个名词之处。这使我们不由得想到，“金帐”这个名词最初是用于成吉思汗自己的汗帐，只在他死后才转而成为事实上由术赤之子拔都创建的术赤兀鲁思的一个名称。也有可能，成吉思汗的“大金帐”这个名词是在金帝国（中国北部）的影响下产生的，拉施特把金帝国的皇帝称作阿勒坛汗，即金汗。

已故天才汉学家B.H.卡津曾利用汉、蒙文史料研究过这个名词，并就这个问题写了专门著作。但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一著作是否已经完成，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怎样的。这样，这个问题迄今在学术界还是个空白点。

在伊斯兰教史料（阿拉伯文、突厥文、波斯文史料）中有三个名词，即“术赤兀鲁思”“阔克斡耳朵”“阿黑斡耳朵”，或与金帐汗国相当，或是它的一部分，或其所指范围大于金帐汗国。术赤兀鲁思的准确的疆界，尤其是构成术赤系禹儿惕（封地）主要部分的广阔草原的边界，很难确定。金帐汗国的东北包括不里阿耳城及其所辖州，北与罗斯诸公国接壤；金帐汗国的南部一方面辖有克里木及其沿海城市，另一面辖有高加索（直到打耳班，有时直到巴库）、北花剌子模及玉龙杰赤城；西部领有西起德涅斯特河或更远之处的草原地带；东部直到西西伯利亚及锡尔河下游。14世纪前半期的阿拉伯史学家斡马里所确定的汗国的疆界如下（他是用从前在这里的商人别达剌丁·哈散·鲁迷的话写出来的）：“……这个国家的疆界，从质浑河[97]那边算起，有花剌子模城、昔格纳黑[98]、赛兰[99]、押儿牵[100]、氈的[101]、萨莱、马札儿[102]、阿咱黑[103]、阿合察起儿漫、卡法、速答黑、撒哈辛、兀怯克[104]、不里阿耳等城，有失必儿、亦必儿、巴失乞儿惕、出里漫等州……他说巴库城是设里汪地区的城市之一，离此城不远就是突厥人称作Демиркапy的‘铁门’。”[105]甚至东方史料（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也没有把罗斯算作术赤兀鲁思的领地。罗斯诸公国被看作是尽管要纳贡的附庸国，但却有自己的王公、自己的政权的国家。

但是金帐诸汗，从这个新的蒙古汗国的实际创建人拔都起，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以征服者与新国家的组织者的姿态占领的东南欧在经济上所具有的意义。对于侵占了钦察草原与邻近文明农业地区（克里木、北高加索、北花剌子模、不里阿耳）的蒙古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是完全适用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06]这段话完全适用于鞑靼人征服东南欧。鞑靼人是游牧民，文化发展水平低于花剌子模、克里木等地的城市居民，其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分子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地方对当时世界贸易的重要性，以及自己作为统治者可以从中获得的利益。但甚至这些地方也仍然不能避免鞑靼人入侵后的沉重灾难。斡马里是这样谈到伏尔加河地区的：“这个国家是最大的国家之一，富有牧场与水，如果在这里播种（谷物）可获丰收，但他们（居民们）是漂泊无定、赶着牲畜游牧的民族，不关心播种与栽培。在它（这个国家）被鞑靼人征服前，到处是耕种的土地，而现在耕作在这里已成为一种遗风了。”[107]

拔都及其后继者们使伏尔加河地区成为术赤兀鲁思的中心之后，大力振兴伏尔加河左右两岸的经济生活。但拔都特别关心的是复兴城市生活及与此相联系的商业，他看到国库可从商业中得到大笔收入。

也许，伊斯兰教商人在蒙古帝国的任何地方也不像在金帐汗国拔都及其继承者别儿哥汗时代受到这样的重视，得到这样多的收入。让我引证两种关于这方面的令人特别感兴趣的见解。其一是13世纪术思札尼的见解，他用波斯文写了名为《塔巴合惕·纳昔儿》，即《纳昔儿世系》的著作；作者可说是蒙古入侵东南欧时代的人，因为他是13世纪60年代死的。他写道：“他（拔都）为人十分正直，是伊斯兰教徒的朋友；[108]在他的保护下，他们自由自在地过着生活。在拔都的营列和部落那里，建起了清真寺，寺内有信徒的团体、有主持公共祈祷的人和司祈祷时间者。在他统治与在世的时期，伊斯兰教国家没有由于他（个人）的意志、他的部属、军队而发生灾祸。突厥斯坦[109]的伊斯兰教徒在他的保护下安居乐业。蒙古人统治下的伊朗各州中，每州都有一部分归他所有，他在其采邑内设置了自己的经理人。”[110]

不要忘记，术思札尼是不受蒙古政权控制而进行写作的东方作者。他对这些征服者与其说有好感，不如说有反感。

另一个是波斯史学家志费尼（1283年逝世）的见解，他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浸透了对蒙古政权明显的好感，有时简直是颂扬，但他所谈的关于拔都及其政策的话却是不可不听的。不可忘记，志费尼是在蒙古汗宫廷中度过大半生的，他在几乎所有的蒙古国家都逗留过，从蒙古本部以迄波斯旭烈兀汗国西陲的报达城。据他说，“拔都住在亦的勒河上的帐营里，选定了地段建设城市，并把新建的城市称为萨莱。他的政权遍及所有的国家。他不信奉任何宗教与教派，同样也不信真主……

“……商人们将货物从四面八方运来给他（拔都）；不管是什么他全都收下，并对每种货物偿付比原价高出好几倍的代价。他将特惠文书、诏敕赐给鲁迷、叙利亚等国的算端；到他那里朝觐的人，无不受赐而归”。[111]史学家读到以上这几行时，即使认为志费尼偏袒蒙古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话有很大的真实性，因为金帐诸汗，从拔都、别儿哥以迄月即别汗此后的全部政策都为的是最大限度地振兴城市生活、城市手工业与商业，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将要谈到。

13世纪蒙古征服时代的亚美尼亚著名史学家基拉科斯·干札克也指出奖励商业和给予商人种种特权这个特点，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谈到某一个剌班·阿塔时，他指出，这个人从蒙古汗处取得了享有特权的文书。“他的随从、商人们，带有玺书，可到处随意游览，当他们说出他们是剌班·阿塔的随从时，谁也不敢触犯他们。鞑靼统将们还把掠夺来的战利品送给他做礼物。”[112]这件事发生在13世纪40年代的亚美尼亚，也即术思札尼与志费尼所谈到的年代。

稍后，基拉科斯·干札克又说：“后来，国王、王子、公侯和商人以及一切丧权辱国的人都到拔都那里去了。他按照公正的判断，将世袭领地与公国发还给每个人，并颁发给他们文书（诏敕），谁也不敢违抗他的意志。”[113]

对东南欧、特别是钦察草原的民族成分，迄今还存在着不正确的观念；钦察草原这个名称在蒙古时代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在当时从中国直到安达卢西亚的整个文明世界中广泛流传。许多人认为，大批蒙古人（鞑靼人）随着拔都进入了钦察草原，因此蒙古成分在游牧人口中显然占着优势。不少的蒙古人携带全家老小与全部财产、首先是牲畜，进入了术赤兀鲁思，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迁移是与蒙古人的征服活动紧密联系着的，无论如何不能看成为移民运动。蒙古基本群众仍留在自己的故土蒙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被征服国，即钦察草原的蒙古化。原来的突厥成分在东南欧大到何等程度，钦察人在何等程度上仍是钦察草原游牧民的基本群众，可从斡马里下面这段话看出：“这个国家（金帐汗国——作者注）在古代原是钦察人的国家，当它被鞑靼人侵占后，钦察人成了他们的臣民。后来，他们（鞑靼人）与他们（钦察人）杂居、互通婚姻。土地战胜了他们（鞑靼人）种族与天性的禀赋，他们都成了钦察人，仿佛他们（与钦察人）原来就是一个氏族似的，因为蒙古人（鞑靼人）住在钦察人土地上后，与他们通婚，在他们（钦察人）的土地上住下来了。”[114]

斡马里这段话表明，当时的文人清楚地看出了鞑靼征服者的突厥化。鞑靼人在数量上比起钦察草原游牧民基本群众来要少得多，因此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这个突厥化过程是如此迅速、浩大，关于这一点可从下列事实看出，即14世纪时在术赤兀鲁思（金帐汗国）中开始形成的文学语言不是蒙古语而是突厥文，这种语言带有锡尔河下游及花剌子模所具有的钦察语与乌古思语成分的标志；然而在金帐汗国各城中，甚至在伏尔加河下游各城中，操突厥语的民族却根本没有占据多数，这一点我们从下文就可看出。至于草原本身，钦察人显然占据多数，鞑靼人在那里只是享有特权的少数，只是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系的汗室为首的几千名蒙古军队及随军家属。

东南欧此后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蒙古人（更正确些说，鞑靼人）只保留了名称，却丧失了他们的语言。似乎，15世纪在钦察草原已很少有人说蒙古语了。不仅如此，甚至诸汗的公文，著名的金帐汗敕令，也都用14世纪中亚突厥文学语言写成（1382年脱脱迷失汗敕令）或用“当地钦察语”（1393年脱脱迷失汗敕令）[115]写成。诚然，13世纪的外交书信是用蒙古语写的。在一系列阿拉伯史料（迦剌温传、鲁克纳丁·贝儿巴思书、讷外里书、伊宾·福剌惕书等）中指出，1283年一批使者（钦察法乞黑）带着金帐汗脱脱蒙哥的信件到埃及来觐见算端，这封信先用蒙古文写成，再用阿拉伯语译出。[116]但这道手续逐渐省略掉了，后来就完全取消了。如果在草原上钦察人（波罗维赤人）是主要居民，那其他地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鞑靼政权在各地完全承受了过去的遗产、即众多的民族，克里木和伏尔加河流域都有这个特点。值得指出的是，在伏尔加河流域及克里木，主要是在城市居民中留下了过去的阿兰人、可萨人及犹太人。

鞑靼诸汗在苏联欧洲部分的东南建立横暴的剥削者政权（关于这种政权的结构后面还要谈到）之后，便把注意力集中于提高商业、手工业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生活，这是金帐汗国历史最光辉的一面。由于文字和实物资料中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很丰富，我们对金帐汗国过去的这一个方面比其他方面要了解得多。从拔都开始，金帐诸汗在商业与手工业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其中尤需提出的是别儿哥汗（1256—1266年）与月即别汗（1312—1342年）。前面所引术思札尼与志费尼关于拔都的话，在更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别儿哥汗与月即别汗。当然，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们不会一般地考虑到发展城市的文化意义，而只是单纯地盘算着从商业与手工业上征收各种赋税将巨额收入纳入汗的金库。他们很快就了解到从通过这个地区的旧商道上可以获利。经由不里阿耳、罗斯诸公国、克里木与伏尔加河下游到花剌子模去的（从花剌子模又可以通往中亚、蒙古、中国）旧商道引起了金帐汗极大注意。下面我们会看到，在以往的任何时期，亚洲对东南欧的贸易以及通过东南欧对西欧所进行的贸易，从未达到金帐汗国时代那么大的规模。

前几位汗——拔都与别儿哥——了解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特殊重要性，把这一带作为汗帐的驻地。伏尔加河流域有许多优点，因此被选作新国家的中心。一方面，这里有上述商队贸易干线通过，另一方面从这里可与其他蒙古国家，其中也包括蒙古本土、整个蒙古帝国的中心相接近。下列情况也起了不小作用，即在伏尔加河下游的文明地带，农业地区与城市连成了一片，并且这个地区离草原不远，因此这里不难把定居经济与游牧经济结合在一起，伏尔加河流域也十分有利于游牧，因为这里有许多处富饶的河湾牧场。在月即别汗即位前一直是术赤兀鲁思京城的那座大城，它的建立，与金帐汗国的创始人拔都的名字是分不开的，这个城市后来便得名为拔都萨莱，以区别于拔都之弟别儿哥建立的另一个萨莱城，别儿哥萨莱城（月即别汗时迁都于此）。在历史文献中，这两个城名为旧萨莱城与新萨莱城。不久前，主要利用了波斯史料，这两个城在历史上的真正名称才弄清楚。[117]两个城现在都只剩下一片废墟。拔都萨莱（旧萨莱）城的废墟在今离阿斯特拉罕不远的谢利特连诺耶；别儿哥萨莱（新萨莱）城的废墟在伏尔加河支流阿赫图巴河上，离斯大林格勒不远，即今列宁斯克城、过去的察列甫小城所在地。

最早的作家志费尼与鲁勃鲁克[118]就已提到了萨莱城，由这一事实也可看出早在拔都时代这座新建的城市已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拔都萨莱城很可能是在过去这里的原有居民点或其附近扩展起来的。要知道很少有城市是在空旷无人之处建立起来的，此外，也很少有可能完全撇开鞑靼人从前一时期继承来的各种居民点而形成伏尔加河下游各个新兴的城市。我们在下文将要讲到，两个萨莱城怎样在从别儿哥汗到月即别汗的时代，在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尤其是由于月即别汗所推行的政策，逐渐发展成了巨大的工商业中心与文化中心。这两个城市，特别是别儿哥萨莱城，在金帐汗国史上起着巨大作用，所以还必须详细地谈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