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1—13世纪蒙古人到来以前的钦察草原

（波罗维赤草原）

从第聂伯河起到伏尔加河以东很远地方的一片广阔的“南俄罗斯草原”，从11世纪起直到15世纪，在东方文献（阿拉伯文与波斯文文献）中称作“迭失惕钦察”，即钦察草原。[7]“钦察”这个词，在俄罗斯和拜占庭的编年史上都没有。古罗斯编年史使用“波罗维赤”这个词，而拜占庭编年史及拉丁文文献的作者都使用“库蛮”这个词。波罗维赤人的民族起源问题屡次成为学术探讨的对象。晚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的有马迦特、B.B.巴托尔德、Д.罗索夫斯基和А.波诺马廖夫。但未必能认为，这里问题已经完全搞清楚了。[8]我们不去深入探讨，在东方被称为钦察人的民族，是怎样得到“波罗维赤”这个名称的，但我们认为必须强调指出，在11世纪末时他们已成为整个钦察草原的全权主宰者。虽然在东方学和俄国历史科学上，研究者都企图找出波罗维赤人出现在东南欧的准确年月，但在这一方面总是徒劳。直到12世纪初，大的政治事件才开始与波罗维赤人或钦察人联系起来。

马迦特在他的著作《库蛮民俗论》中指出，1120—1221年当钦察人（波罗维赤人、库蛮人）在高加索与格鲁吉亚人一起出兵对穆斯林作战时，他们才作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出现。但是，《古罗斯编年史》从11世纪中叶起已经屡屡提及他们。根据《拉夫连季编年史》的记载，第一次有波罗维赤人参加的游牧民的入侵是在1054年。[9]波罗维赤人是乞马人的西支，他们来到了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上，代替了别彻涅格人，关于别彻涅格人在东方史料上及《古罗斯编年史》中都有记载。鞑靼人到来时，即13世纪初，钦察草原已为波罗维赤人牢牢地占据，甚至可以说，这里已有了若干游牧公国。可惜，由于我们现阶段的知识所限，在留传下来的史料中缺乏记载，我们对这里的社会政治制度不仅不能作全面的描写，甚至不能作概略的描写。但钦察草原生活中的某些特征毕竟还是相当鲜明的。

首先谈一下疆域、经济性质与居民成分。关于钦察草原的疆界不能说得很准确，这一点不仅由于12世纪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少，而且有些地方的疆界连当时的人们自己都搞不清楚，那我们就更难准确地说出那里的疆界了。无论如何，在东南欧境内，从第聂伯河起的土地，南面包括克里木，东北为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直抵不里阿耳城及其所辖地区，东南到伏尔加河口，是钦察人欧洲部分的领土。

在俄国历史文献上，通常将波罗维赤人与纯粹游牧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当然是很大的错误。波罗维赤人的基本群众虽过着游牧生活方式，但一部分波罗维赤人已开始了向定居农业劳动过渡的过程。情况不能是别样。我们都知道，在与农业地区交错的地方，一些处于社会封建化状况中的游牧民可向定居过渡。七河流域（谢米列契）与花剌子模的历史事实便是如此。在七河流域，随着粟特定居居民的突厥化，突骑施、乌古思、葛逻禄等游牧民于9—11世纪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定居过程。[10]在花剌子模，不仅在其邻近地区，而且在花剌子模境内，我们可看到乌古思人（突厥蛮）与钦察人发生了同样的定居化过程。我们从下文可看到，这个长期的过程，在13世纪时使这里原有的花剌子模语发生了很大程度的突厥化。[11]毫无疑问，与伏尔加河下游、顿河沿岸、克里木农业地区接触的，及部分地与第聂伯沿岸与不里阿耳农业地区接触的波罗维赤人也发生了同样的定居化过程。

H.阿里斯托夫发表于1887年的《波罗维赤地区》是关于这个问题最有价值的专题学术著作。[12]虽然重写这样一部著作由于文字资料及考古材料的缺乏，会有很大的困难，但这样一部著作早就应当重写了。最后，经过长久的期待，1948年终于出版了К.B.库德里亚绍夫的《波罗维赤草原》一书。该书探讨的是历史地理，主要描述了波罗维赤驻牧地与波罗维赤汗帐的位置，以及波罗维赤人与罗斯诸公国来往的道路。从这个观点来看，该书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是第八章：《12世纪的波罗维赤草原》。在这一章里，库德里亚绍夫指出了下列驻牧地：“‘海湾的’或‘多瑙河畔的’波罗维赤人游牧于多瑙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在第聂伯河湾，在河滩两旁，则是第聂伯河畔的或河滩上的波罗维赤人的宿营地。”从第聂伯河到顿河下游游牧着海滨波罗维赤人。“顿涅茨波罗维赤人分布于沙鲁坎、苏格罗夫与巴林城所在的北顿涅茨河与托尔河之间。在顿河流域游牧着顿河波罗维赤人”。在第聂伯河东部的支流奥列尔河与萨马剌河之间游牧着奥列尔河外波罗维赤人。[13]伏尔加河下游至少从可萨王国（965年灭亡）时期起，[14]便开始了繁荣的生活；这里有城市、耕地，进行着活跃的贸易活动。965年斯维亚托斯拉夫毁灭可萨王国的京城亦的勒后，这里的文明生活并没有中断。波罗维赤人占领了伏尔加河下游及伏尔加河、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地区，从前一时期接受了大量遗产。据斡马里说，在包括伏尔加河流域在内的金帐汗国中，有许多耕地。伏尔加河下游两岸有经营农业的可萨人居民点，该地区的新的征服者也逐渐经营农业。只有这种情况才能解释12—13世纪可萨人几乎湮没无闻这一奇怪的事实。在克里木各城、不里阿耳各城及花剌子模京城玉龙杰赤，可找到可萨商人与手工业者，[15]1240年经过钦察草原到蒙古去的普兰·迦儿宾就曾谈到了这一点。农村居民（在这里也即可萨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甚至丧失了独立的人种类型。部分进入顿河沿岸及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从事定居农业劳动的波罗维赤人，在语言与人种上都占有优势。除可萨人外，苏联东南欧部分在波罗维赤时期留下了不少阿兰人。

东方史料、拜占庭史料及罗斯编年史一致地谈到，在11—12世纪，甚至在13世纪，即鞑靼人到来以后，阿兰商人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16]当时沿着伏尔加河从不里阿耳到中亚、高加索、伊朗、远东，以及通过草原到克里木，由此再经特拉布宗到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活跃地进行着贸易活动，当时还与俄罗斯诸公国进行着贸易活动。

关于第一条道路，我们略谈几句，这条路从可萨人时代起直到金帐汗国衰亡为止，即从8世纪到15世纪，在东南欧生活上起着巨大的作用。尽管斯维亚托斯拉夫于965年毁灭了亦的勒，伏尔加河上的贸易虽在一定时期内有所衰落，却并未绝迹。在东方学文献中，伏尔加河上的商业问题（尤其是10世纪），研究得十分详尽。在中亚史的最著名的研究者B.B.巴托尔德的著作《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中列举了10世纪时沿着伏尔加河从不里阿耳运往花剌子模的货物的有趣清单。这份清单是他从10世纪后半期阿拉伯地理学家马克迪西那里转录下来的。下面就是巴托尔德译出的马克迪西的原文：“黑貂皮、银鼠皮、黄鼠狼皮、伶鼬皮、貂皮、狐皮、海獭皮、兔皮、山羊皮以及蜡烛、箭、白杨树皮、高帽、鱼胶、鱼牙、蓖麻油、琥珀、熟马革、蜜、核桃仁、鹰、剑、铠甲、白桦皮、斯拉夫种奴隶、绵羊、乳牛——这些东西都从不里阿耳运来。”[17]从这份清单中可看出，货物并不限于毛皮之类的奢侈品。除毛皮外，还有“熟马革”、鞣革用的树皮、奴隶与牲畜。在波罗维赤人时代有很大发展的不里阿耳城，它不仅靠毛皮买卖，还靠皮革买卖聚集财富。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货物中哪一项在该城的收入中起着较大作用？为了交换从维速、维鲁、玉剌等部落居住的“蛮邦”运到不里阿耳来的毛皮，从高加索运来了金属制品。迦儿纳梯指出，阿塞拜疆的剑在产地一底纳儿可购四柄。一底纳儿相当于五个金卢布，故一柄剑值一卢布二十五戈比。[18]

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奴隶买卖，奴隶大批地通过不里阿耳与亦的勒市场运往伊朗、中亚及其他东方国家。在奴隶中，我们可看到斯拉夫人、罗斯人、不里阿耳人、不儿塔思人、别彻涅格人以及东欧其他各定居与游牧民族的俘虏。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伏尔加河上的奴隶买卖占有重大地位。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宾·鲁思帖（Ибн-Русте，10世纪人）[19]与波斯地理学家迦儿底西（Гардизи，11世纪人）[20]说，伏尔加河上的各民族互相掳掠，将敌人俘获后当作奴隶卖到上述市场，在这些市场上收买奴隶的人主要是东方的奴隶贩子。在波罗维赤人时代，从不里阿耳沿伏尔加河进行的贸易活动继续着，并且我们有充分根据可以肯定，贸易活动的性质，包括贸易对象，一点也没改变。只是贸易中心有了改变。

亦的勒（位于伏尔加河口）毁灭后，撒哈辛代之而起，可惜关于撒哈辛在史料中记载得很少。在专门文献中，关于它的位置迄今还没有一致见解。有些人（韦斯特别格、巴托尔德）[21]认为撒哈辛位于伏尔加河河口附近，即位于距今阿斯特拉罕不远之地，似乎即在亦的勒的原址上，这个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也许，有关撒哈辛的最重要的佐证，是阿拉伯旅行家安答鲁西·迦儿纳梯所提供的，这位阿拉伯旅行家于12世纪初到过伏尔加河流域，到过从伏尔加河口起直到不里阿耳这一带地方。在伏尔加河上他生活了好几年，因此他的记载具有作见证的价值。可惜，他虽对撒哈辛很熟悉，在自己的札记中却只写到他住在那里，遇见若干人等等，而完全没有描写撒哈辛，虽然也提到了城中的清真寺、市场和各种建筑。[22]

安答鲁西·迦儿纳梯还谈到撒哈辛城中的大部分居民是乌古思人。他谈到了四十姓乌古思人，也即突厥蛮。[23]如果说波罗维赤人时代的撒哈辛在商业方面力求起到可萨人时代的亦的勒的作用，并成了东南欧最大市场，那么在东北面，仍同上一时期一样，贸易活动为不里阿耳所把持，不里阿耳与10世纪比较，有了更大的发展。不里阿耳城及不里阿耳王公富有到何等程度，以及他们的贸易联系如何远达东方，可从下列事实看出。据《塔里黑-贝哈克》的作者说，不里阿耳异密，巴勒塔瓦尔之子马哈麻的儿子阿不·亦思哈克·亦卜剌辛于回历415年（即1024—1025年）拨出巨款于薛卜咱瓦儿及豁思罗乌只惕城建立礼拜五清真寺，并派人将许多礼物送给呼罗珊王。[24]据编年史上的资料判断，不里阿耳是一座大城，其废墟在今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境内伏尔加河上的保加尔-乌斯宾斯科耶村附近。伊帕齐耶夫的编年史描写1182年苏兹达尔公弗谢沃洛德·格奥尔吉耶维奇出征不里阿耳城时说，罗斯人将部分队伍留在岸上后，“骑马进入不里阿耳国，直抵银色的不里阿耳大城前。不里阿耳人见罗斯大军到来，不敢应战，将城门关起；王公们便率部向城门冲杀去”。[25]

从这段记载可知，不里阿耳不仅是一个大城，而且围有城墙。我们上面已提及的12世纪初阿拉伯旅行家的下面这段有价值的记载，就像是对《伊帕齐耶夫编年史》上的资料作了补充：“该城（不里阿耳）是用松木建成的，城墙用橡木筑成，城四周除不里阿耳人外，住有突厥诸部。”[26]

可见，不里阿耳是一座大木城。似乎，该城时常起火。关于这一点，编年史上6737年[27]的记载是很典型的：“神的天谴不久降临到了不信神者的头上，他们的大城（不里阿耳）起火了，全城焚毁大半。”[28]13世纪后半期的作者、成吉思汗侵略时期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也谈到了不里阿耳城人口众多、难以攻占。[29]从不里阿耳沿伏尔加河通往撒哈辛并远达里海的道路（据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说，12—13世纪时从撒哈辛由海路可达满吉失剌克[30]完全为波罗维赤所控制，波罗维赤人也跟9—10世纪的可萨人一样，向商船征收缴给波罗维赤汗的关税，看来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据记载，12世纪时罗斯人的商船及军船沿着伏尔加河直达里海高加索沿岸。巴托尔德在其《高加索、突厥斯坦、伏尔加河》一文（第7页）中写道：“12世纪有一段时期伊斯兰教徒丧失了打耳班及其南诸州。这几次战争，罗斯人也参加了；1175年左右，罗斯舰队败绩于巴库附近。”

在这一时期内，伏尔加河流域与东方的贸易关系和文化关系得到蓬勃发展，以致波罗维赤军队中有了在中亚、伊朗与高加索的封建国家中广泛使用的射击武器。《伊帕齐耶夫编年史》在1184年项下给我们留下了穆斯林专家——制造发射器的工匠们参加波罗维赤军队的极有价值的记载：“可咒的不信神的康察黑带着波罗维赤大军侵入了罗斯，急急前进，来攻取和焚烧罗斯各城。他们找到了一个异教徒，会喷射火焰，他们还有五十个人才拉得开的弩机。”[31]

这段记载无可争辩地直接指出了，在波罗维赤军队中曾采用能射出炮弹的发射器，炮弹中装着特种燃料，主要是石油。值得注意的是，《伊戈尔远征记》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武器的使用，武器的名称则是从波斯语汇中借用来的。让我们引用两段话：“啊，那殴打鸟儿的苍鹰飞远了——飞向迢遥的海滨！伊戈尔的勇敢的军队再也不会苏醒！卡尔娜和热丽亚对那牺牲的军队大声呼唤着，用火角散布着熊熊的焰炷，在俄罗斯的国土上奔驰着。”[32]

另一段为：“要知道，你能由陆路，用活的长矛（шерешир），向戈列勃的骁勇的儿子们投射。”[33]

这几段精彩的话，曾引起突厥学家П.密里奥兰斯基的注意。[34]按照密里奥兰斯基的见解，шерешир即波斯语“梯利彻儿黑”，意即箭或炮弹，彻儿黑在波斯语中有弩弓之意。《伊帕齐耶夫编年史》在1184年项下，也有一段话谈到这个。密里奥兰斯基认为“焰炷”意指石油焰，“火角”则为шерешир一词的俄语同义词。[35]

毫无疑问，会使用上述器械的工匠是花剌子模或高加索的穆斯林，石油就产在那里（巴库）。编年史上明确地谈到了穆斯林：“他们找到了一个异教徒，会喷射火焰。”东方封建时代的这种独特的“炮”在东方获得广泛应用，这一点可从下述事实看出：蒙古以前时代及蒙古时代的一切史料（无论是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资料）在描写攻城时，几乎都提到了发射火焰的器械的使用。[36]

随着贸易活动的进行，伊斯兰教从东方传入了伏尔加河各城。我们知道，10世纪时不里阿耳主要是一座伊斯兰教城市，至于亦的勒，据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宾·哈兀迦勒说，城中有三十个清真寺[37]。鲁勃鲁克于13世纪中叶经过伏尔加河流域到蒙古时，谈到了不里阿耳：“令我惊异的是，是什么把穆罕默德法典传到了这里。”[38]可叹的是，鲁勃鲁克不了解伏尔加河流域的历史，否则他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伏尔加河各城市的伊斯兰化，尤其是像不里阿耳与亦的勒（以及后来的撒哈辛）这样大的中心的伊斯兰教化，是由大量进入并移居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商人与手工业者推动起来的，而不单是哈里发木克塔迪儿的官方使节团于921—922年觐见不里阿耳王的结果。[39]

伏尔加河流域和波罗维赤草原几乎不断地和位于第聂伯河及其支流以及奥卡河流域上的罗斯诸公国进行着贸易。从不里阿耳，从梁赞（Рязан）和第聂伯河地区将粮食以及中亚、高加索、伊朗所大量需要的亚麻运到草原及伏尔加河下游。根据阿拉伯与波斯地理文献记载，打耳班市场在10世纪，即早在可萨人时代，是出卖东欧奴隶的中心[40]，并以罗斯亚麻市场而闻名于世。

古罗斯编年史（《拉夫连季编年史》与《伊帕齐耶夫编年史》）中满是波罗维赤游牧民频频入侵罗斯国土的记载。拉夫连季抄本编年史1093年项下的这段记载可认为是较典型的：“波罗维赤人征服了许多地方后回到托尔茨斯克，城中居民因饥馑不堪而出降，波罗维赤人便进占该城，大肆焚烧，人们都逃散了……”[41]在另一处，在1094年项下，写道：“农民惨遭杀戮，有的被掳走，有的流落四方”。[42]我们未必有根据来怀疑编年史中所载波罗维赤人的多次入侵。在封建制度之下，[43]农业地区与游牧草原的相互关系，在所有各处基本上是同样的形式。罗斯诸公国也不例外。游牧民的经常入侵是一种普通现象。游牧民通过侵袭获得财产（战利品），战利品在他们的“经济”体系中成为很可观的一项。编年史上满是关于各种财产，包括牲畜、人在内，作为战利品大量被劫走的记载。但若仅把罗斯封建公国与波罗维赤游牧草原的关系归结为固定不变的敌对关系：波罗维赤诸汗侵入“罗斯各国”与王公出征钦察草原互相更迭，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一方面，东南欧绝不例外。在封建时代，凡是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毗邻而处的地方，为掠取战利品的军事侵袭总是与和平贸易关系相交替。中亚、蒙古和中国的历史上充满了这类事实。不仅如此，罗斯王公与波罗维赤诸汗间的敌对关系往往无碍于贸易的正常进行。商人带着货物从一方自由地进入另一方，丝毫不必担心敌对双方中任何一方的袭击。伊帕齐耶夫编年史在前面引用过的1184年项下，记载了一件这一方面的有趣的事实：“他们遇到从波罗维赤人那边迎面而来的商人，商人告诉他们，波罗维赤人如何屯驻在霍罗尔。”[44]上述事实不是偶然现象。商队自由通过敌营在封建制度的东方是屡见不鲜的。让我再举一件同时代（12世纪末）十字军东征时的事实。伊宾·术别亦儿指出，在穆斯林同十字军作战时商队贸易没有中断。商人带着货物从穆斯林占领下的大马士革平安地到达了十字军管辖下的阿卡。同时，伊宾·术别亦儿本人也曾通过这一条路，他指出敌对双方之间在这一点上有着默契。

从伏尔加河流域与罗斯诸公国出发通过克里木与特拉布宗的道路在当时的贸易关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运到特拉布宗来的不仅有毛皮、亚麻、奴隶，还有这个设防的港口大城所需要的罗斯的粮食。跟以前一样，即跟11世纪时一样，通过特拉布宗对哈马丹、帖必力思[45]及其他各地进行着贸易。让我列举出有关这种贸易的两段记载，其一是13世纪前半世纪阿拉伯史学家的记载，另一段是1253年经克里木到蒙古的有名的方济各会教士鲁勃鲁克的记载。前一段记载是波罗维赤时代的，第二段记载距蒙古以前时代不远，完全可用来描写波罗维赤人的制度。关于哲别与速不台的远征（1223年），伊宾·阿昔儿写道：“他们到了速答黑城，这是钦察人（波罗维赤——作者注）的城市，他们从该城购得货物，因为该城位于可萨海岸上，有船只运来衣服出售，然后买走少女、奴隶、不儿塔思毛皮、海獭皮、灰鼠皮及他们那里所需的其他物品。”[46]三十年后，鲁勃鲁克从速答黑路过。“锁勒答牙（速答黑）斜对着西那卜勒，所有的商人，无论是从突厥到北方国家去的或从罗斯和北方国家想渡海回到突厥去的，都来到西那卜勒。有些人运来了貂皮、灰鼠皮及别种贵重毛皮；另一些人则运来了棉织物、绒布、丝织物与香料。”[47]这些贸易主要为小亚细亚的突厥、阿拉伯、波斯商人所操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阿兰商人在这些贸易上也起着不小的作用。我们所谈到的贸易对波罗维赤汗及其行政机构的经济利益以及担任高官的波罗维赤别们不会没有好处可言。这一贸易不是波罗维赤人首倡的。波罗维赤人从前一时代继承了克里木、不里阿耳、亦的勒及后来撒哈辛城的繁荣商业生活。无可怀疑，波罗维赤人手中的克里木及其商业城市与伏尔加河下游的政权，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利益。波罗维赤汗生活在游牧社会中，没有达到13世纪，尤其是14世纪在金帐汗国及旭烈兀汗国中蒙古人所达到的水平，蒙古人拥有接近于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

虽然伊宾·阿昔儿谈到13世纪初的速答黑时说，“这是钦察人的城市”，但我们不能将他的话理解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波罗维赤人。他的话只是想说明，速答黑的官员是波罗维赤人，他们监督贡税无差错地缴入波罗维赤汗的国库。如果假定在蒙古时代称作“达鲁花赤”的官员们（其主要职能是监督被征服地区的贡税及国内的赋税无差错地上缴并总揽一方大权）在波罗维赤人时代已经存在，并可能拥有“八思哈”这一突厥名称，那未必是错误的。后一名词还研究得很不够。突厥语“八思哈”在蒙古国家可用于一定的行政意义，那只是由于这个词从现实生活中采取了此种意义或与此相近的意义。贡税在波罗维赤国家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克里木的许多城市向它纳贡，富庶的不里阿耳及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也向它纳贡。如果我们甚至没有把握说“八思哈”这个名词在波罗维赤时代是否使用过，那么说实在的，关于波罗维赤“国家”的行政机构制度，我们又能谈些什么呢？就说“国家”这个词吧——能否将13、14世纪的蒙古人所理解的国家一词应用于波罗维赤人与波罗维赤部落联盟呢？

我们对波罗维赤人与其较文明的邻邦——罗斯各封建公国、克里木各城市及不里阿耳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就是如此。但是，В.А.戈尔德列夫斯基院士的近著《什么是“赤足狼”？》[48]（这一著作实际材料丰富，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引人入胜的思想）所作的一般历史性质的判断，据我们看来，却对罗斯人与波罗维赤人之间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叙述。作者不顾俄罗斯史学在这一方面的正确的传统观点，描绘了一幅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与互助互惠的图画。戈尔德列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史学家关于波罗维赤游牧民给罗斯各国造成灾难与祸害的观点，是“官方的、教会宣扬的观点”。[49]他写道：“波罗维赤人常与教会为敌，他们‘毁灭了罗斯大地，使基督教徒的血横流’——这种词句只不过是陈词滥调。当王公们与他们更接近时，波罗维赤人就变成了亲家。”[50]

苏联史学家，尤其是研究革命前俄国史的史学家，未必能同意这种观点。作者所谓“在连续三代人的观念中，对游牧民的向往日渐增长”，[51]是令人无法同意的。编年史中所载波罗维赤人入侵造成的灾难并非罗斯教会官方观点的反映，它正反映了罗斯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真正苦难，当波罗维赤人入侵时他们失去了亲人、乳牛和靠劳动积累起来的财产。史学家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中世纪时，游牧民对农业地区进行掠夺性战争比进行有利的贸易要频繁得多。

可惜，史料中的记载太少了，因此我们甚至不能对钦察草原社会政治制度的一般特征加以描述。根据现阶段我们所具备的知识，我们只能说，波罗维赤人正如10世纪的可萨人与乌古思人（11世纪的黑“克罗布克人”与“别彻涅格人”就更不用说了），已经在向早期封建社会过渡。乌古思别中间出现了拥有牛、羊十万头的富户这一事实，[52]表明存在着大规模的牲畜私人所有制。在游牧民（直接生产者）经营私有经济，而支配牧场的别对游牧民进行超经济强制的条件下，这种大规模的牲畜私人所有制就在草原上在残存着氏族部落关系的家长制生活的环境下，造成了原始形态的封建剥削。

可惜，由于我们现阶段的知识所限，具体材料缺乏，我们无法对波罗维赤社会内部原始形态的封建剥削进行描述。幸而史料为我们提供的有关12世纪末与13世纪初蒙古社会制度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这一缺陷。因为当时的蒙古社会就其文化发展状况而言，和钦察人或波罗维赤人几乎处于同一水平，所以这个弥补特别重要。

关于11—13世纪波罗维赤人的宗教生活，尤其是关于葬仪方面，有较多的资料可供我们进行判断。以卓越的观察才能见称的鲁勃鲁克对波罗维赤人的墓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他写道：“库蛮人（即波罗维赤人——作者注）在死人埋葬处筑一颇大的土岗，为他树一个面朝东手执一碗于肚脐前的像。他们还为富人建金字塔形建筑，即有尖顶的屋宇，我在某地曾见大砖塔，又曾见石屋，虽然当地是不产石头的。我看见一个新死的人，人们在他身旁用长竿挂起十六张马皮，东南西北每个方向各四张，并在他面前摆上马奶和肉供其食用，虽然有人说他是一个受过洗礼的人。我看到另一些面朝东的墓，是石头铺的圆形或方形的大平台，[53]平台外东南西北四面各立一长石。当有人病倒在床上时，屋前做一标记，意示有病人，任何人不得进入。除服侍病人者外，任何人都不能去看望病人。宫廷中有人生病时，离宫廷周围很远的地方设置警卫，任何人不许进入警卫区。他们怕进来的人会将恶煞或风带进来。他们将占卜者称作自己的祭司。”[54]后面几行文字，直接表明在波罗维赤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萨满教。鲁勃鲁克一开头就提到石像。考古学家现在所知道的这类石像，不仅有11—13世纪波罗维赤草原富裕游牧民墓上的附属物，而且还有中亚细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的石像，其中许多石像还是较早期的。这些石像又称作“石俑”（当时使用“балбал”[55]这一术语），是被他们杀死的敌人的像，而不是死了埋葬在墓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