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学术价值

汤用彤自留学哈佛回国便开始撰写该书，四易其稿，历时近二十载方问世，1938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在其众多著述之中,《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影响最为巨大的一部。该书贯彻了汤先生“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即主张在弘扬民族文化，吸收、融会外来新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建设中国新文化，也体现出其治佛教史所倡导的同情默应、心性体会、广搜精求的理念。该著条理清晰,资料宏富,论述必据事实,故自问世以来,驰誉海内外。举凡研究中国佛教史、佛教哲学史的人莫不视之为瑰宝。以致迄今为止,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料方面,还没有别的著作能够超越它。1937年1月17、1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注4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写道：“写中国哲学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晋以来几百年佛学在中国的发展，许多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写到这一时期，都碰到礁石了，然而这一关却被汤用彤先生打通了。”^注5国外学者誉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既能于宏观处系统全面，又能于微观处细致周密，于当时而言，能够借古喻今，深蕴抗日救国之深情，在另一维度增强了抗战时期的民族自信心。

1.促成中国佛教史学科的建立

晚清以来，研究佛教的学者颇多，有梁启超、胡适、蒋维乔、黄忏华等人。他们的研究特质基本上仍循乾嘉遗风，偏于考证考订佛教史上的一经一典、人文轶事为主，对中国佛教史提供些许片段记忆，总体创见不著。1938年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标志着中国佛教史成为一个系统的学科登上学术舞台，并带动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研究。该书既不偏重教理，亦不偏重教团，却又能切中精髓，侧重思想的推衍发展,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其后，用彤先生尽管对宋元以下佛教只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但是先生特别指出，隋唐以前佛教追求发展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加之宗法思想的影响，佛门已非昔日光景，佛法必然由缁衣流入居士与学者之间。循着汤先生的结论，后世治斯学之学者就有了典型的研究范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之前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史实，逻辑理路以及其后中国佛教的发展趋势均起重要作用。

2.比较、考证的研究方法被后学奉为圭臬

汤用彤留学哈佛期间，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系统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之训练，对中印欧思想均有造诣。研究佛教思想、佛教史，汤先生开风气之先，采取宗教学、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佛教在中国传播、演进以及与本土文化的碰撞融摄过程。不但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铺陈，范畴、宗派、人物思想轨迹，中外素材均能稔熟掌握运用，因而其结论的得出无不契理契机，极具理论与逻辑力量，每论均以确凿雄辩之史实佐证，又非纯依陈迹之搜讨，以心性体会与佛教文化的精髓同情默应。或能从该现象的政治经济等多维度史实予以说明，或能从平面、立体视角透视思想变迁之内在逻辑，以上均体现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之中。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佛教势力消长、佛教传布、佛经传译、重要撰述、高僧学行等均作了翔实严谨的考释，建构出佛教从传入到全盛期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框架。在汤用彤佛教史研究范式影响下，我国佛教学界形成了以史学意识为主导的佛教研究特点。

3.确立本土文化主导的文化观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体现了汤用彤先生的文化观。他认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触碰之际,必须适应新的环境而作出改变,由于其本土化的改变,因而更容易被既有文化所吸收。从该书中可见，不论是佛教传入时对道术的攀附，还是魏晋时期的玄佛合流，以及南北朝时期的佛玄交融，都体现了本土文化的主导性、主体性特征，即佛教发展尽管有自身的逻辑，但是本土文化在其中居于决定地位，起决定作用。相对于一些教内学者，汤先生多了更多研究者的客观视角，既不顶礼膜拜佛教，也不曲意回护既有传统，而是以严谨缜密理性科学的态度、宏阔翔实的材料阐明文化交流之中的渐进性、连贯性、发展性以及内在契机的作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既立足于史料的精详缜密总结过去的经验，为思想文化的积淀做出显著贡献，又能立足现实，把握中国文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