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唐高宗的历史问题

唐高宗李治，唐代第三位皇帝，公元650—683年在位。任何时代，政治斗争都是难免的，因为权力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围绕皇位的斗争，史不绝书。在你死我活般斗争的浪涛中获得优胜，“武功高强”是自然的。唐高宗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最后获得胜利。但是，政治的胜利并没有为他赢得历史的胜利。历史与政治的距离，竟然会如此遥远。这里，把这个问题概括为“唐高宗的历史问题”。

唐高宗之后，唐朝的皇帝都是高宗的子孙，所以唐高宗的历史地位是稳固的，贬低唐高宗的言论在唐朝显然是危险言论。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后的唐玄宗逃往四川，发布诏书《命三王制》，提及列祖列宗有如此说法：“我高祖神尧皇帝，奄有大宝，应天顺人。我太宗文武圣皇帝，堪难造邦，光宅天下。高宗天皇大帝，修文偃武，惠绥四方。”高度赞扬高宗的功绩，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的。《改元光宅诏》中，列举高祖、太宗和高宗的功绩：

高祖神尧皇帝，披图汾水，仗钺参墟，廓氛祲而安四维，扫搀枪而清六合。太宗文武圣皇帝，负日月而膺运，鼓雷霆以震威。荡海夷山，功浃八荒之外；救焚拯溺，仁沾万域之表。乐和礼洽，天平地成，茂绩光于遂初，鸿名冠于阖辟。高宗天皇大帝，云房诞睿，虹渚降灵，受绿错之祯符，应朱绨之景命。飞车乘毳，臣轩顼之不臣；没羽浮金，服禹汤之未服。开边服远，更阐于先基；富贵宁人，重增辉于前烈。

高祖、太宗是创业皇帝，在此基础上，高宗带领唐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臣轩顼之不臣”“服禹汤之未服”，还有开边服远、富贵宁人，都是超迈前烈的。这是高宗评价的基调，后来也变化较少。在后人的印象中，能够与高宗媲美的，只有玄宗的开元之治。但是，高宗和玄宗都遭遇了其他问题，历史评价陡然不同。唐玄宗有了安史之乱，唐朝的盛衰转变在唐玄宗治下发生，无论如何玄宗逃脱不了干系。高宗呢？随后发生的武则天篡唐，这是唐朝前期的重大挫败之一，可与安史之乱相提并论。武则天的政治生涯中，唐高宗的角色显然重要，武则天的事，高宗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这是唐高宗的核心问题。唐朝评价唐高宗，或有为尊者讳的理由，而唐朝一过，所有唐朝问题都变成了历史问题，后世史家于是能够纵横放言，直书心意。对此，可以《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评论为代表。《旧唐书·高宗本纪》之后的“史臣曰”，内容如下：

史臣曰：大帝往在藩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

在这里，除了说高宗登基之前有长者之风外，评价的都是即位之后的事，其中没有一句是好听的话。祖宗打下的天下，差一点被高宗彻底废了，“宗社为墟”。其中，“中宫被毒”“元舅衔冤”指的是废王立武事件，至于武则天篡唐，还是比较含糊的。再看《新唐书》的评价，就更清楚了，唐高宗的历史评价，每况愈下。《新唐书·高宗本纪》之后的这段赞语，应该出于欧阳修之手，言辞犀利，入木三分：

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

欧阳修直接从“武氏之乱”下笔，认为武则天给唐朝带来的损失，比西周时期的褒姒更严重。唐太宗伟业，差一点就被毁，包括宗室、士大夫遭受的巨大伤害。为什么会出现武氏之乱呢？欧阳修把责任首先归于唐太宗，知子不明，“卒用昏童”。至于唐高宗，溺爱夫妻之间，一无是处，是导致武氏之乱的直接推手，“毒流天下，贻祸邦家”。武则天被称作“武氏之乱”，唐高宗是罪人，还连累了唐太宗。

唐高宗以后的唐朝皇帝，不仅是唐高宗的子孙，也是武则天的子孙。当朝评价祖先过甚，很可能有违孝道。但是，这个政治禁忌到了北宋早就烟消云散，武氏之乱被归纳出来，相应的责任，自然也要得出清晰的结论。可见，历史事实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历史评论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可以称为历史，后者，叫作历史学。距离历史越远，历史学越发达，自由施展的空间越宽广。

历史应该表现得更具客观性，历史学则允许有主观立场存在。问题是，历史并非纯粹客观史料，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著作中，历史与历史学并存，历史叙述依据史料，也会贯彻史家的历史观。古代史家同样会用自己的历史观驾驭史料，在看上去很客观的叙事中，他们的历史观已经无声无息地占据所有空间。

唐高宗的历史问题，因此变得错综复杂。要弄清历史真相，首先得穿过历史著作的层层迷雾，如何既要与传统史家划清史观界限，同时还要使用他们著作中的史料？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如何贯彻他的“武氏之乱”观点，当事人不论是武则天还是唐高宗，他们一言一行的记载，是否都是“武氏之乱”的证明？

把武则天篡唐称作“武氏之乱”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包括唐高宗甚至唐太宗，都要服从“武氏之乱”的这个重要的历史逻辑，是否有可能导致在史料上大动手脚，甚至舍弃其他史料？武则天称帝篡唐，是在唐高宗去世之后，唐高宗生前对此如何能够预料？武则天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女性成为皇帝，武则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此唐高宗怎么可能会有先知先觉？有史家把武则天称帝解释为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高宗时已经暴露很多，只是高宗浑然不觉，因为高宗是弱智昏童。这正是用史观驾驭史料的典型。所有叙事安排，都会指向这个结论，读史如何能够识别真相？说到人物故事，至今依然是传统史学的天下，这是有缘由的。因为传统史学占据了时间上的优势，更多的客观史料消失了，史学著作的影响力更加重大。传统史家的历史观点，如同史料本身一样，难以撼动。

为了后世史家的观点，牺牲了历史主人公，唐高宗不是唯一的。唐高宗的历史问题，说起来众多，核心只有一个，历史真相何在？求解历史真相，是历史学的本义，也是历史难题，又无法回避。

真相，至少是个良好的目标。

讨论唐高宗的真相，至今也有十年多的历程。很多具体问题，比最初更加明朗，但要获得更多读者同意，并非易事。所以，退一步想，就算多一个参考答案吧，毕竟历史思考胜过历史结论。

浙江人民出版社希望出版此书，证明此书还有一些阅读价值，这对我激励很大。编辑们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令我十分感动。

历史真相，至少是史学的魅力之一，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孟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