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学生和普通读者

有一种重要的意识我希望你们能从这本书中领悟到——这种被称为心理治疗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即这种“谈话疗法”，最终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两个本质上相似的人之间强大的、非常个人的关系”。从我对学生的了解来看：有99%的学生把大量精力耗费在人际关系上。因此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忽视这样的基本认识——所有的心理治疗都归结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如此真实而重要，以至于有时候其他任何事情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到目前为止，大约一半读过本书各版本草稿的学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约瑟夫·布洛伊尔一定与可怜的、温柔的安娜·O.有着比单纯的医疗关系更复杂的关系（第五章）。另外，谁知道没有妻子的弗朗茨·麦斯麦与作为他的病人和房客的18岁的玛丽亚·特雷西亚·帕莱兹在维也纳度过1877年冬春两季时，在那美好的六个月中发生了些什么（第三章）。还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eiss）之间的关系（第六章）……我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这些故事的背后，有着超出维多利亚时代的礼节允许范围之外的故事。但我觉得学生们对这种事情通常比任何一位学者都更有理解力。而且，你们很可能是对的，特别是在你们看了第十八章中临床医生与他们的病人之间不正常性关系的数据之后。

但我希望你们对人际关系这一概念的关注范围再扩大一些；我希望你们对所有类型的心理治疗的中心任务提高灵敏度，即在心理治疗成功前，治疗者和来访者之间必须对心理治疗的核心价值问题共享并进行交流。我在第十九章中指出：这些价值是心理治疗的终极目的之本质——也就是对真理的共同的、勇敢的探求。但我想要你们明白的是：我所说的“真理”，不是那些对我们所知现实的有限、沉重、数学可能性的陈述。从我的立场出发，我所说的“真理”必须引申为：我们对这个我们积极创造的世界作出诠释的积极过程。这个“诠释”（我喜欢把“诠释”说成“真实地拥有这个世界”）要求一个人对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正如保罗（Paul Watchel，1984/1992）所评述的那样：

一个人所认为的自身处境往往可以被理解为这个人主观特征的产物，而不是完全外在的事件。也就是说，这些事件不是简单地“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我们的内在状态及其所引起的行为的可预测的结果。比如说，一个专横的丈夫对妻子不加掩饰的冷淡导致妻子对专制感到恐惧，而妻子的恐惧又助长了丈夫的态度。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女士曾惊讶地发现，一旦她开始站直腰板，她的丈夫就成了一个“很容易被打败的对手”，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以为他是我所面临的境遇，但事实上，他是我所制造的境遇。”（p.430）

成功的治疗合作关系可以帮助人们更真实地观察、思考和行为。减少的是痛苦，增加的是康乐。但此外，成功的治疗合作关系包括更完整地认识我们潜在的幸福和有待于重新发现的能力：爱、公然地交往、创造性地生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归纳为人类成长的“终极阶段”的反映、最理想的“生殖型性格”。

因此，治疗关系并不是基于利害关系的策略婚姻（尽管金钱经常转手），也不是简单的“买卖友谊”，而是一种建立在忠诚的道德条款上的关系。正如约瑟夫·玛格里斯（Joseph Margolis，1966/1992）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这是一种“双重屈从于道德评价”的关系（p.89）。首先，这是专业的联合，屈从于伦理的详细审查（保密性、知情同意、职业许可证等）。第二，

它直接并专业性地关系到影响人类的行为和动机的变化。一般而言，这属于道德领域……无论心理治疗的学说有多少种信条，其宗旨都清楚地预示着一套以承诺改变病人的生活为名义的价值观。（Margolis，1966，p.89）

所以，治疗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一套“极端幸福”的价值观上的。极端幸福指的是幸福的形而上学的理论，美国人民非要用如此高大上的词语来解释简单的概念。沿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大多数西方心理治疗的极端幸福是以充实而理性地生活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大概没有哪个心理学家会将心理治疗的功能表达得比卡尔·罗杰斯（第十五章）更雄辩了。他写道：

心理治疗的主观经验和与之相关的科学发现都显示：个体有改变的动力，而且在帮助下能够改变，向着更为丰富的人生经历，向着对自身和社会有益的（而不是破坏性的）行为改变。（1955，p.277）

《谈话疗法》一书会引导你塑造自己的极端幸福吗？也许不会，但它可能会提供一个大致的指南，带你去一些地方，可以使你看得更深远。这本书中的思想很可能会使你的生活变得更重要、更丰富。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