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早期岁月

那一年是1924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已经68岁了，他的临床工作，从一切的意图和目的而言，都已经完成了。在他余下的15年中，他将写一些总括性的著作，关于宗教信仰的神经症性质（《The Future of an Illuison》，1924），关于人类的基本本能对于文明的挑战（《Civilization and Discontents》，1930/1961）。不过那些伟大的医学-治疗学工作已经在他身后。现在是沉思的时候了。9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回忆

有份医学期刊颇为草率地向弗洛伊德索要一份简短的个人生平，于是弗洛伊德决定把这视为一个邀请，由此开始了他的自传式思考。他的回忆把他带回了他在医学学校中的日子。

回忆巴黎　 他回忆起他首次去巴黎的职业旅行，还有当时的希望，他希望能从萨尔贝提耶带回足够的实践资料，以便回到维也纳以后自己能够在神经病学的实践中取得成功。对于那已过去很久的时光，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在那遥远的地方闪耀着沙可这个伟大的名字；所以我计划……去巴黎继续我的研究……我成了萨尔贝提耶的一个学生，但是，作为一大群外国来访者中的一员，我在开头没有受到任何关注。

随即我给沙可写信，建议由我把他的讲座翻译成德文。沙可接受了建议，我于是成了他个人的熟人圈子中的一员，从那时起，我参与了他的一切临床活动。（1925/1964a，p.6）

根据当时法国方面的叙述，这个也许有那么些自我赞美的夸张。不过弗洛伊德曾经被邀请去参加过几次奢侈的沙龙晚会，那是让-马丁·沙可定期为巴黎上层社会举行的，被邀请的有他的朋友、学生，还有医院的同事。

在他的自传文章的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停顿下来，把矛头对准那些评论家——那些评论家当时公开地在法国报纸上声称，弗洛伊德同让-皮埃尔·让内一起在萨尔贝提耶的时候窃取了让内这位伟大的精神病学先驱的发现。对于这些控诉，即弗洛伊德霸占了让内对于谈话疗法的发现，弗洛伊德打断了故事而开始为自己辩护。他毫不含糊地宣称这发现确实是他自己的，并且断言——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眼中也许不那么可信——说，“我将……明确地表示，在我访问萨尔贝提耶期间，让内的名字都不怎么被提起”（1925/1064a，p.7）。这就仿佛是在说，你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习，却从没听人提起过弗洛伊德的名字。

可这桩难缠的事情必须对付，起码得让弗洛伊德自己满意；他继续说道：

与沙可在一起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歇斯底里症的几项最新研究，其中有些是我亲眼看见的。例如，他证实了歇斯底里症现象的真实性及其规律性，确认男性身上也常常会发生歇斯底里症，他还证明催眠暗示能够引起歇斯底里症麻痹和挛缩，而且这些人为症状的特征甚至在细枝末节上，也和通常由创伤引起的自发性发病完全一样。97

沙可的不少演证，一开始就使我和其他来访者感到震惊与怀疑，我们曾试图求助于当时的某种理论，以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对于诸如此类的怀疑，沙可总是耐心听取，善意对待，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决断；在一次类似的争论中，他（谈到理论时）评论说：“a n`empêche pas d`exister”［这不影响它的存在］，这一警句 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然，沙可那时讲授的知识，今天看来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其中有些已经有了疑义，有些已被时间所淘汰。可是还有相当部分保留了下来，在科学的宝库中找到了永久的位置。我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和这位伟大的人讨论过自己的计划，我打算把歇斯底里症麻痹和器质性麻痹进行比较研究。沙可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意，但是不难看出，他对深入观察神经症的心理因素并无特别兴趣。归根结底，他的研究工作是从病理解剖学［器质性损害，外伤性伤害，以及类似的］起步的。（Freud，1925/1964a，p.7）

回到维也纳　 回到维也纳以后，弗洛伊德成了一个私人开业的神经病医师，他的目标是赚取足够的钱，以便和他那位已交往了很久的未婚妻结婚。在这段时期他还用可卡因做实验，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像大部分医学社团一样，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物质”。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可卡因被用作一种补药（和红波尔多酒混在一起，靠药方卖），用作治疗鸦片和吗啡上瘾，还被用作一种兴奋剂，以对抗机体和神经的衰竭。弗洛伊德曾发表过三篇关于可卡因的有益用处的论文，反响都不错；其中一篇说的是在眼部外科手术中试验性地把它用作局部麻醉剂，这篇的题目叫“关于可卡”（On Coca）。

据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1955）——也许是当代关于影响精神状态的自然物质的首要权威——所说，弗洛伊德成了可卡因的热心的习惯使用者。在它的影响下，弗洛伊德告诉他的未婚妻玛莎，他在社会现状中体验到了新的自信，而且他那慢性的神经衰弱症（神经虚弱）得到了缓解。但是他发现对它的滥用给他的同辈带来了损害，其中包括他的一个亲近的朋友，那人最后因为可卡因中毒而死；这样一来他对这种药物的热情就消逝了。最后弗洛伊德否认了先前对于可卡因的热情，断言它是“第三种祸害”，紧随于酒精和吗啡之后。最终，弗洛伊德命令，他发表的选集中不得收入那几篇“可卡因论文”。

在1885年，弗洛伊德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远离了科学研究，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得通过发展他的医学实践来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需要。正如他在自传中写的，98

以治疗神经症为生的人，总要能为病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的治疗库中只有两件法宝：一件是电疗法，另一件是催眠术。因为仅仅作出诊断，然后让病人去水疗所治疗［就是到一个有治疗作用的矿物泉那儿作一番逗留］，这样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Freud，1925/1964a，p.9）

当时人们已经广泛地认识到，电按摩实际上对非器质性的歇斯底里症病人没什么用；而弗洛伊德是通过观看一个巡回施磁者的公开表演而学会催眠术的，他自己承认，他最多也不过是个接近成功的催眠者。出于真诚，弗洛伊德承认，他无法催眠很多病人，而且即使是那些他能够催眠的，他们也极少发展成深度的或令人信服的催眠状态。我个人常常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雪茄上；我觉得，在被二手的雪茄烟呛得几乎窒息的时候，还要获得“彻底的放松”，那是极其困难的。

放弃催眠　 很幸运，除了催眠术外还有别的选择，那是一种可操作的技术，其拥护者是法国的南锡学派，他们是让内的首要对手。你也许还记得第四章中说过，南锡学派的实践者们在治疗歇斯底里症病人的时候用“口头暗示”取代催眠术。实际上，南锡学派的医生们已经开始发展出一大批纯粹心理学的干预，以治疗歇斯底里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他们甚至再也不会搞什么医学了。因此，在35年以后，弗洛伊德关于南锡之行是这样写的：“这当然暗示着我［正在］放弃治疗器质性疾病；它的重要性不大”（1925，p.9）。如果说雄心勃勃的弗洛伊德医生在出发去法国的时候就已经有意识地要放弃机体治疗，那是不可信的；不过有一点也许是真的：弗洛伊德的思想被在南锡的所见根本地改变了：

我目睹了年迈的李厄保（Liebault）为下层贫苦妇女儿童治病的动人情景，观看了伯恩海姆［教授］对院里的病人作的惊人试验。由此我得到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许在人们的意识后面，还存在着一些强有力的精神过程。（Freud，1925/1964a，p.10）

弗洛伊德去南锡的时候还带着一个他的病人，那是一位年轻的女子，据他的描述，“这位女歇斯底里症患者出身高贵，天资聪颖，在别人对她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转到了我的手里”（Freud，1925/1964a，p.10）。他建议希伯莱特·伯恩海姆对她进行检查治疗。不过“伯恩海姆同样未能奏效。他坦率地对我承认说，他的暗示疗法只能在医院里获得巨大成功，这一疗法对他私人收治的患者不太管用”（Freud，1925/1964a，p.10）。

结婚和谋生　 我想，我们得在字里行间多琢磨些，这样才能更完整地理解在这个节点上弗洛伊德产生了什么变化。1886年9月，30岁的弗洛伊德结婚了。他梦想这样的生活：在尊敬的恩斯特·布吕克手下作神经生理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这位布吕克曾经在维也纳大学的赫尔姆霍兹医学学校做过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见第三章）的学生，在1881年他遭遇了车祸。99

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之间有着很大分歧，那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没有继续待在实验室里。反犹太主义显然是大学政策的一部分，它对这个决定是起了作用的；但经济问题起的作用可能更大。无论如何，弗洛伊德直到那时的工作显示了他的能力，得到了布吕克的高度评价。然而，他仍然离开了他的研究位置，怀揣这样的忠告：确保一个医学学位，以便作为一个私人从业者养活自己。这一经历对弗洛伊德的自尊、对他关于医学研究的职业梦想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同时，弗洛伊德和玛莎·本妮已经订婚4年了，这也令他情感苦恼。接受婚姻和家庭的财政责任，就意味着彻底打消他成为一个科学人的展望。不过最终，约瑟夫·布洛伊尔把他从自身的抵抗中解救了出来，布洛伊尔和他都是在赫尔姆霍兹学校毕业的。布洛伊尔在神经病学方面的私人实践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可以把他的一些富有的病人介绍给比他年轻的弗洛伊德。通过这早期的接触弗洛伊德知道了安娜·O.的案例——第五章的主题，那是布洛伊尔在几年前治疗的。

我们可以想象，弗洛伊德在他的私人工作期间是多么的沮丧；他在平凡世俗的工作中奔走跋涉着，用当时标准的神经学治疗方法对付紧缩的神经、紧张的后背、周期性偏头痛、月经的抱怨，以及别的神经疾病。他才30岁，他失去了勇气，他在他的工作中凄楚不堪。而同时，在5年中他们生了6个孩子，有了这样的财政压力，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作为一个不怎么令人信服的催眠者，弗洛伊德尝试着专攻歇斯底里症的治疗方法——这一选择让他的大部分神经病学同行们觉得他倘若不是彻头彻尾的傻瓜，就是个超级怪物。倘若他妻子玛莎知道了他内心的秘密，那她一定会为他们的财政感到恐慌了。不过她会想到忍耐多年的秘密的订婚，等待的岁月，大学里的职业方面的巨大失望给他带来的痛苦，还有他长久的离家远行。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我想，是她忍耐了他和怪人威廉·弗利斯的友谊。

热情的科学家们：弗洛伊德和弗利斯

我相信这样说是公平的：当弗洛伊德第二次法国之行结束后，弗利斯就成了弗洛伊德的生活中心。弗利斯是个来自柏林的平凡的耳、眼、鼻、喉专家，他和弗洛伊德差不多年纪，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都对神经病学深感兴趣。弗利斯同样也是个沮丧的由科学家变成的从业者，而更有意义的是，他也是个反活力论者。

对于有抱负的年轻医生，布洛伊尔总是作为慈父般的形象出现；他见到了弗利斯，那时弗利斯正在维也纳接受毕业后的医学训练。布洛伊尔鼓励他的两个年轻朋友见面，到了1886年末，他们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和睦关系。弗洛伊德离开大学给他的生命造成了智力和学术的真空，而弗利斯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两个人经常见面，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谈话，有时谈上整个周末，分享他们那革命性的科学观点。100

弗洛伊德的事业有所好转了，不过他还是沮丧，因为每天的医学常规活动太乏味了。他同弗利斯的联系是他智力和科学兴趣的主要发泄口。1888年，他给他的朋友这样写道：

我的业务，如你所知，不怎么可观；不过近来有所增长，这也许是沙可的名字带来的好处。马车费很贵，拜访人，和人们就某些事谈进谈出——这就是我的职业——把我可以用于工作的最好时间都消磨掉了。大脑解剖学还在它原来在的地方，但歇斯底里症在进展着，第一份草稿已经完成了。（转引自Freud，1985，pp.18_19）

他们的会面是如此热火朝天、如此充满了彼此的倾慕，以至于弗洛伊德带着些许严肃把这称为“我们的科学国会”。

不过这关系显然不仅仅是两个人脱离肉体的智能的会面。在1894年弗洛伊德承认说“你的赞扬对我来说是甘泉和美味”，而在1896年6月30日，他对弗利斯写道，他“正饥渴地盼望着我们的国会”（转引自Freud，1985）。还有在1898年4月：

每次我们的国会结束后，在接下来的那些个礼拜我就重新获得了力量，此后思想一直在积累，快乐和工作的努力得到了重建，还有那闪烁着的希望，希望能够看到那灌木丛中的小道静静地、光芒万丈地燃烧一会儿。这种匮乏对我来说不是教益；我永远知道我们的会见对我意味着什么。（转引自Freud，1985，p.306）

这份通信中所表达的动情的感觉显得很不寻常。我常常怀疑，这两个男人之间是否有一种无意识的甚至是有意识的同性恋关系。在这段时期，欧洲中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都被赋予了相当的自由——这个我们今天未见得有——可以把自己投入所谓的“热情的友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两个男人之间有性关系，但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难道会不允许这样的解读吗，就是两个男人间的性爱纽带已经升华成了近乎狂热的智力分享？

的确，他们的共同兴趣有不少就聚焦于一位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Sulloway，1979）所说的：对于性的共同兴趣。对于当时的激进观点，即双性体（bisexuality）是一切动物——包括人类——的内在属性，弗利斯是位强有力的倡导者。他主张，双性体是无意识的精神压抑背后的根本动机：

一个人的占支配地位的性，就是得到了更有力的发展的；它把从属的性的精神表达压抑进无意识了。因此每个人内在的无意识的核心（就是被压抑的）就是他的另一面，属于相对的那个性。（Fleiss，1905，转引自Sulloway，1979，p.183）101

弗洛伊德显然觉得这一观点很有魅力，而且和他自己的观察一致。在1905年他写信给弗利斯说，双性体理论是理解精神神经症的“确定无疑的事实”。“倘若不把双性体考虑进来，我想，理解男人和女人身上实际观察到的那些性表现就几乎不太可能”（转引自Sulloway，1979，p.184）。

因为弗洛伊德和弗利斯之间的通信有许多被丢失、毁坏，还被他们的家庭删改了，所以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个人关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还有，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关系何以在1901年无法挽回地破裂了。我们确实知道，在私人生活中，弗洛伊德所实行的性观点倘若不是过分拘谨的话也完全是符合传统的；而且他抚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对手淫和“其他变态”是持非常否定的态度的。所以我想我们相当有理由假定，无论弗利斯和弗洛伊德之间有过怎样的性感受，他们大概从来没有公然地表达或承认过。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弗洛伊德的职业生活和个人生活都处于骚动中时，他在弗利斯身上发现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同事的特性。弗洛伊德的父亲在1896年死去，而他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极其糟糕的。弗利斯在命理学方面的兴趣也许影响了他，这使得弗洛伊德相信他自己会在60岁前死去。

在所有这些困难中，支撑着弗洛伊德的是他的信念——弗利斯的鼓励和热情也有力地支持了它——即，现代科学正处于揭开神经症样综合征的秘密的边缘。弗洛伊德确信，这个秘密就隐藏在歇斯底里症的谜题之中。他知道，只要他能够解开歇斯底里症这个难题，那么他就将被公认为是那个时代或者甚至是后世最杰出的神经病学大师。

“计划”

正是因为这样的雄心壮志，在他生命的这一时刻，弗洛伊德开始着手他最具抱负的智力冒险：“一个关于科学的心理学的计划 。”在这一工作中，弗洛伊德和弗利斯的目标是对歇斯底里症的瘫痪作一个完全机械论的解释，它将显示出，机体中的一切心理学过程都是“由因果律原则严格而有规律地决定的”（Sulloway，1979，p.94）。

弗利斯提供了热情的支持。他的贡献是一个广泛综合性的关于神经系统的主计划，里面使用了一个命理学，它建立在人类每月循环的周期性之上。在这样的支持下，弗洛伊德甚至梦想在精神病医学的历史上超越伟大的沙可。弗洛伊德倘若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他将被铭记，是他在活力论的心脏上给予了致命一击。102

“计划”的草稿在维也纳与柏林之间的通信上延续着。弗洛伊德相信，神经病人是被来自生殖器官的性毒素（sexual toxin）的异常分泌“神经学地毒害了”。这些毒素常常是由非自然的外部刺激产生的——例如，手淫或中断性交。布洛伊尔还添上了他的观察，那是建立在他的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的：许多已婚女人受歇斯底里症的折磨，那是她们丈夫“变态的要求和不自然的性实践”的直接后果。

弗洛伊德还推测，当孩子的不成熟的性神经受到刺激，作为神经系统损伤的结果，性毒素将不可避免地被释放出来。当一个孩子目睹了性行为，那么这种损伤就会发生。弗洛伊德在卡特琳娜案例——就是他和布洛伊尔的《歇斯底里症研究》中的第一个案例——引证了这一现象。当然，当孩子遭到性侵害时，孩子灵敏的系统所受到的神经学上的损害会更糟糕。

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化工作最具挑战性的是，1900年的整个欧洲，歇斯底里症“几乎达到了流行的比例”（Ussher，1991，p.61）。同神经性厌食和到处遍布的神经衰弱症一道，歇斯底里症成了有些作家所说的“女性伤残时尚”的主要表现形式。

无论手淫还是侵犯，都不能解释如此多的未婚女人和女孩身上发生的那么多歇斯底里症的严重案例。弗洛伊德理论道，确实，既然有那么多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看来想必有这样的可能性：内在的刺激也能“神经症地”产生性毒素——这些刺激也许甚至包括思维不正当的、有性刺激作用的思想。

为了推进这个观点，弗洛伊德给这个伟大的智力难题提供了一个颇为精巧的解答。不过他也已经走到反活力论的边缘了。他不得不直接面对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心理学的心灵同物质的肉体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在1924年进行回忆的时候，弗洛伊德可以回顾性地同南锡学派的先驱性的“心理学化”站在一边；但在19世纪末，“计划”正在进行中的时候，他的思想仍处于沙可拥护的，并且被广泛接受的物理主义传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