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治疗：启蒙对于疯狂的冲击

在第一章中，我就曾试图说服你，心理治疗和它的历史背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18世纪末，这个交互决定论有了一个清楚的例证。1789年，致力于自由、博爱、平等的法国革命被“人类可以通过生来就有的理性的力量来自己统治自己”这样的“新观念”所鼓舞，深刻地塑造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建立于其上的基础观念。

在18世纪有一种乐观主义，它建立在对自然界的或未受管束的事件的和谐一致的信仰上。和卡尔文主义者恰恰相反，启蒙时代的主要作家们相信，只要每个人都遵从自己自然的倾向追求他自己的快乐，那么事情对每个人都会变得美好。一个公共意志会显现，而结果将是对于生命的财富更广泛的享受。（Coan，1977，p.38）38

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方式的变化由于法国和美国革命才变得可能，而且受到了启蒙哲学家和同时代的贵格派教徒的作品的鼓舞；它们总体上被称为道德治疗运动（moral therapy movement）。这种努力是令人钦佩的，它通过把人们从工业社会和腐败的人类机构的疾病中释放出来，达到改善精神疾病的目的。它标志着现代精神病学的开端。

启蒙精神病学家如菲利浦·皮内尔，受了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作品的鼓舞，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他们相信“高贵的野蛮人”和“简单的庄稼人”是自然人（Natural Man）的原型——未被社会和它的拘束玷污的人类，他不屈服于一致的压力或政府的压抑性的奴役。

所以法国人冲进巴士底狱，释放政治、经济和社会压迫的受害者。1792年，由皮内尔自己领导的革命者们释放了巴黎收容所里的精神病人，在那儿病人们被

铐在他们房间的墙上，用铁项圈让他们紧贴着墙，只允许很小的动作……他们晚上也无法躺下，作为规矩……时常地，病人的腰上还要加上一个铁环……双手双脚都上了锁链……这些锁链［是］足够长的，以便病人可以从一个碗里吃东西，那食物通常是糊状的面包粥，浸在稀薄的汤里……他们被假定为动物……不管食物是好是坏。（Selling，1940，p.54，转引自Davison＆Neale，1982，p.21）

在第三章，我们将更详细地探索道德治疗的法国根源。

循环摆、英国棺材和水疗法

尽管皮内尔把巴黎的疯子们释放了出来，对于那些慢性的精神病人来说，生活状况比起他们早先在收容所里的日子也并没有多少改善。还有，尽管治疗是一个包含着一些医学权威的概念，这个时期的“治疗”并不一定比它们想要驱除的疾病好。

这些新的治疗法中有很多建立在关于大脑对血液混乱的敏感性的流行观点之上。本杰明·拉什医生，曾经在美国（1783年，在费城）为精神错乱者建立起第一所人道医院的那个人，喜欢那样一种疗法，这种疗法要求每过几周就从病人身上放出6夸脱血液。接下来受折磨的病人就得在一大堆装置当中“团团转”了，这些装置看上去就像中世纪的刑具。正如拉什所申明的：“任何管理良好的机构都必须配备循环摆。”39

有一种在欧洲曾受到过欢迎的疗法，它以“英国棺材”为特色。病人站在一个装置里面，这装置就像老爷钟的箱子，门被锁上，直到病人恢复知觉。

拉什曾建议说，很多疯人可以通过惊吓被治好；一个新英格兰的医生遵从了这个建议，发明出了一种疗法，它至少可以毫无疑问地从真正的受折磨者中区分出装病的人：

在他的房屋地面上有个装满水的水槽，一个病人，被装在一个棺材似的盒子里，盒子上开了小孔；通过一个杠杆式的设备，病人被渐渐浸到水里。他被留在水下，直到气泡不再冒出；到这时候他被取出来，按摩，苏醒——倘若他没有死掉！有人怀疑，这种“水疗”是否是古老的女巫搜捕中“水测试”的直接继承。那时有嫌疑的女巫被捆着从水里拖过去，人们相信，如果她们漂起来，那么她们有罪；如果沉了下去——让上帝怜悯她们的灵魂吧！（Deutsch，1949，p.82）

这种治疗法也许是对付所有女巫的万灵药，不过它大概不能减轻任何人的抑郁，也不能再做更多。

茶会疗法

也许因为我太太是个忠于饮茶的英国-加拿大人，在这段时期中，我最喜欢的创造性疗法就是“茶会疗法”，它是由了不起的英国的威廉·杜克引入的。杜克的疗法不仅很人道，它还预言了今天会被称为“社会角色理论”的对于精神疾病的解读，还让人想起一点点现代的“环境疗法”（milieu therapy）。

杜克论述道，恰当地喝茶，正是文明人同野蛮人的区别所在。如果以一种文雅的方式喝茶，这种方式保留了正当的行为和思想的标准，那么无疑，学习怎样喝茶对治疗慢性疯狂是有帮助的。于是杜克把一大批不幸的精神病人聚集到茶桌前，教导他们喝茶时恰当的行为方式，包括言辞上的和非言辞上的。（在你把这种治疗当成一个怪念头打发走以前，请记得，每个希望自己被社会接受的日本人，直到今天都还在学习这些东西。）当病人能够通过几次茶会而没有什么明显的失礼，他或她显然就已经足够好了，可以被放回社会了。

我爱这个故事，首先因为它可以给我太太的所有加拿大的和英国的亲属都造成美好的感觉；其次，因为它是个美妙的提醒，提醒我们：我们关于正常、非正常、治疗，还有心理治疗结果的那些观念，是如何地同日常世界捆绑在一起，而我们就在这个40世界中生活着。如果你是个大学生，离开家住在宿舍里，那你一定会觉察到那些有点古怪的规范和仪式，而每个大学生，只要他想在公共机构存活，他就必须学会这些。作为一个大学里的顾问，当我向教务长和你们的家长保证你们足够“清醒健全”，因此能够在你的宿舍、姐妹会、社团或协作会中生活时，我指的是什么？我指的是你有能力按照某种方式、在某种条件下行动，而这方式、这条件你父母是不会知道的。要点在于，你必须足够“清醒健全”以便适应你的世界，尽管它少于中产阶级的健全和礼仪图景。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杜克直觉地明白适应社会环境的重要性。杜克是个实干的人。至少他不会试图通过把人拖下水来治疗他。

在离开杜克的茶会以前，我得揭露一下，他的病人中有很多是做买卖的帽子制造者。那时候，做帽子的溶剂对于那些整天得吸入它们的人来说是有毒的。许多帽匠最后由于脑组织损伤疯了。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杜克医生的茶会成了刘易斯·卡洛尔的灵感，他在《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中写下了一出“疯帽匠的茶会”。

作为仓房的医院

关于道德治疗运动，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效果是如此之好。举例来说，皮内尔，声称治愈率达95%。人们确实恢复了，当他们离开收容所，来到乡下，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有营养的食物、清新的空气，还有那悉心照料的治疗者的支持。哎，那得花费多大的努力啊，这也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精神病人太多了，而资源又太少了；再说精神病人又很少有政治上或经济上的特权。

所以在19世纪中叶，旧的收容所（现在被叫作医院）中，疯子数目又增长起来，他们对接受有效治疗不抱多少希望。不过仍有一线光明：精神病学。它将成长繁衍，到了20世纪它将成为最有力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然而它对于慢性精神病人也没能提供多少帮助，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发展出了强有力的新镇静剂。而那时候以前，严重的精神病的基本地位就再没有变过。即使在今天，说谈话疗法（这将在以下的章节中“被发现”）在对于疯狂的治疗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显然是极少数派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