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奏响建筑音符
“梦是一个内脏，为诞生的灵魂准备。”林徽因少女时的建筑梦想，一旦在坚实的大地上放飞，便散发出生命的异彩，那是深入骨髓的对建筑的一生痴恋。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深爱着建筑，历史的机缘也最终选择了他们。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变得明目张胆，东北形势越来越紧，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校园里再难容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不满于校方行政领导的无理干涉，加之林徽因的肺病日趋严重，彻夜咳嗽，夜不能眠。梁思成携病妻回北平进行治疗。夫妇俩北平赋闲期间，中国营造学社正缺少专门研究古代建筑的人才，慧眼识才的社长朱启钤诚邀梁思成夫妇加盟。两人正踌躇满志，欣然应允。追溯到他们在美国宾大留学时就立下的宏图大志，这不正合他们的夙愿吗？时不我待，应该抓紧时间写一本属于中国本土的建筑史！
在天安门故宫的一角，幽静古朴的西庑旧朝房就是营造学社的办公之地。梁思成夫妇的加入，对于朱启钤来说如虎添翼。他任命梁思成为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为校理，中国营造学社此举实为中国建筑学界的一件大事，自此，也真正开启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学术征程。
世间人并不缺少梦想，但能让自己的梦想真正实现的能有几人？动乱岁月人命惟浅，芸芸众生每天还在为生计而四处奔波，建筑学的研究在当时并不是应急之务，还有几人为自己的梦想而孜孜以求，奋斗不已？可就在那艰难岁月里，偏偏就有梁思成、林徽因这样执著的追梦者。
但要完成这样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当时国内外介绍中国建筑史的资料几乎就是空白，他们必须长年累月地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研究对象，到荒郊野外去亲自考证、勘察和测绘古建。
当时的日本学者，在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悉心研究之后得意洋洋地宣称，要看中国唐代木结构建筑只能去日本的奈良。梁思成和林徽因立志找到中国本土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于是，营造学社第一次古建考察即发现了辽代木构建筑——蓟县独乐寺。
1932年春，梁思成和林徽因首次赴蓟县考察独乐寺，当时的营造学社还没有一支像样的测绘队伍。梁思成只好邀请他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思达同行。六十年后梁思达仍满怀激情地回忆起这次调查：
二哥去蓟县测绘独乐寺时，我参加了。记得是在1932年南大放春假期间，二哥问我愿不愿一起去蓟县走一趟，我非常高兴地随他一起去了。……从北平出发的那天，天还没亮，大家都来到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已塞得很满的车厢，车顶上捆扎着不少行李物件。那时的道路大都是铺垫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样的桥梁，当穿过遍布鹅卵石和细沙的旱河时，行车艰难，乘客还得下车步行一段，遇到泥泞的地方，还得大家下来推车。到达蓟县，已是黄昏时分了。就这样，一批“土地爷”下车了，还得先互相抽打一顿，拍去身上浮土，才能进屋。一家地处独乐寺对门的小店，就成了我们的驻地。我这‘外行’，只参加了一小部分工作。主要和一位姓邵的先生（即邵力工），一起丈量独乐寺的山门。我爬上山门当中的门头去量尺寸，邵先生在下面把我报的数字记录下来，每个斗拱的尺寸，都必须量准记清，学社的人当然任务更重更忙。那次我度过了一个繁忙、紧张又愉快的春假。二哥和学社的工作人员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注重科学的工作精神与作风，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梁思成当年的日记也详实地记载着当时的情形：
这是一次难忘的考察，是我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的旅行。那辆在美国大概早就被当成废铁卖掉了的老破车，还在北平和那座小城之间——或不如说无定时地——行驶。除了北平城东门几英里，我们来到箭竿河。旱季，它的主流只剩下不到三十英尺宽，但两岸之间的细纱河床却足有一英里半宽。借助渡船度过河水后，那辆公共汽车在松软的沙土中寸步难移，我们这些乘客得帮忙把这老古董一直推过整个河床，而引擎就冲着我们的眼鼻轰鸣。在别的难走的地方，我们还得多次下车。为了这五十英里的路程，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使人感到兴奋和有趣。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而毫不以为怪了。
自此，梁思成、林徽因，两个痴迷建筑的人，更加乐此不疲地寻访那些古桥、古堡、古寺、古楼、古塔，透过岁月的积尘，勘定其年月，揣摩其结构，计算其尺寸，然后绘图、照相、归档，夫妇俩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满积尘、梁柱多已腐朽的庙宇里，饶有兴致地去丈量、测绘、探索我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法式。
林徽因选择建筑这样一个男性化的专业，在那么艰难的野外考察中，林徽因，作为营造学社唯一的女性，跋山涉水，一路上被迫与跳蚤、露宿、风雷、饥饿、肮脏、瘟疫为伍……为一点新发现而欣喜若狂，为一个细节的考据而锲而不舍，林徽因一身病痛，却无怨无悔地陪着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建筑。她不但没有半句抱怨工作的艰苦的话，反而从她心底自然溢出的倾诉，有如艳阳般明媚。1934年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赴山西野外考察，她在给朋友的信里这样写道：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单单在一点什么感情底下，打滴溜转；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
……旬日来眼看去的都是图画，日子都是可以歌唱的古事。黑夜里在山场里看河南来到山西的匠人，围住一个大红炉子打铁，火花和铿锵的声响，散到四围黑影里去。微月中步行寻到田垄废庙，划一根“取灯”偷偷照看那望观音的脸，一片平静，几百年来没有动过感情的，在那一闪光底下，倒像挂上一缕笑意。
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乡村的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中间人物维持着老老实实的鲜艳颜色，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云块、天，和我们之间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碍。我乐时就高兴地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我感觉到一种平坦，竟许是辽阔，和地面恰恰平行着舒展开来，感觉最边沿的边沿，和大地的边沿，永远赛着向前伸……”（引自林徽因《山西通信》）
细致入微的观察、栩栩如生的描述，处处见出林徽因的才情。那正是她心系钟爱的事业所致。即使当她患病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关注的不是治疗，竟是医院建筑：
“……（这所医院）是民国初年建的一座漂亮建筑：一座‘袁世凯式’、由外国承包商盖的德国巴洛克式四层楼房！我的两扇朝南的狭长前窗正对着前庭，可以想象一九○一年时那些汽车、马车和民初的中国权贵们，怎样装点着那水泥铺成的巴洛克式的台阶和通道。”
1936年，为了实地测量古建筑，一身旗袍、婀娜多姿的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登上了宁静肃穆的天坛祈年殿屋顶。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敢于登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在一张存世的经典黑白照片上，知性的林徽因与丈夫并肩坐在一起，笑得那么灿烂。那笑容是在启迪世人：人生在世，能够让自己的梦想成真，哪怕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并流出艰辛的汗水，那又有何不值呢？
苍天也善待勤勉的人，林徽因夫妇和同仁们在古建筑考察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莫过于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了。
1937年初夏，夫妻俩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向五台山进发。山路崎岖颠簸，一行人只有弃车骑着骡子慢慢爬行，后来连骡子也走不动了，他们只得下来牵着骡子步行，辛苦跋涉两天后，终于在夕阳的余晖中远远看见金光四射的宏伟殿宇。他们奔过去，细细打量，硕大的斗拱，飞翘的庙檐，精雕细刻的门窗、柱头，处处都吻合唐朝工匠的巧夺天工。惊喜的发现驱逐了所有人的疲惫，但科学不能只凭直觉，更要精确的考证。身手灵活的林徽因爬上高悬的大殿脊檩寻觅可证的文字依据，经验告诉他们，往往那里会写下建造年代。一片漆黑中，林徽因打开手电，眼前的一幕让她惊慌失措：檩条上栖息了成百上千的蝙蝠和密密麻麻的臭虫……接下来的日子里，林徽因就这样爬上爬下，与蝙蝠、臭虫周旋，终于发现了两丈高的大梁底面有模模糊糊的墨迹：“女弟子宁公遇”，其余则模糊一片。她突然想起，在大殿外的经幡上好像见过类似的名字。她急忙核实，果然，经幡上刻着“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林徽因马上向大家报告了这个喜讯，他们搭了一个高支架，清洗掉大梁上厚厚的浮尘，林徽因第一个攀登上去，又花了三天时间才读懂全梁面的题字，原来女弟子宁公遇是捐资建造佛殿的女施主，大殿建于唐朝大中十一年。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堪称古建筑奇观。这个伟大的发现粉碎了日本人的预言，堂堂中国人不必去遥远的日本看他们的唐代建筑了。
后来，梁思成在发表于英文版《亚洲杂志》里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特别提到：“佛殿是由一位妇女捐献的！而我们这个年轻建筑学家，一位妇女，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难得的古庙的人，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林徽因与宁公遇这场注定的缘分，虽然迟到了一千多年，但她们共同具有的坚韧信念终究让她们四目相对。林徽因还特别在大殿一隅那尊身着便装、面容谦和的宁公遇塑像前留影，她遥想着宁公遇这位女性的性情，她为了自己的信念捐出了家产修筑这座寺院，日日倾听着晨钟暮鼓，千百年来守护着缭绕的香火和青灯古佛，这也是一份信念的执著吧。
从20世纪30年代起，至中日战争爆发，林徽因和梁思成两个人坚定的足迹错错落落地刻印在大半个中国上，走遍了全国15个省，近200多个县，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上有他们用标尺划过的痕迹，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林徽因不仅陪同梁思成多次参加了古代建筑的野外调查，而且还同梁思成合作或单独撰写了调查报告多篇。其中，林徽因独立完成了20余篇有关建筑的论文、报告、序跋，发表在专门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它们至今仍被这个行业的专家们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她为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重要工具书《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的序，已成为这个领域中所有研究者必读的文献了。
身体固然病弱，但艺术家的精力是旺盛的。在此期间，林徽因还忙里偷闲，为北平大学设计了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启钤坐镇北平，林徽因一家随同营造学社和史语所，带着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宝贵资料，一同踏上南下的流亡之路。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辗转于云南昆明、四川李庄等地继续着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相对于前期成就而言，这一阶段的中国营造学社因战争和经费拮据的影响，难以进行田野调查与实地测绘工作，工作的重点便转移到学术著述上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建筑设计参考图集》《清式营造则例》《工段营造录》《营造算例》《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等经典学术论著均撰写于这段无比艰辛的岁月。
在四川李庄，当哈佛教授费正清以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身份来华专程拜访林徽因一家时，他震惊了，他们家里一贫如洗，简陋不堪。曾经那么光彩照人的一代佳人林徽因躺在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文稿中，瘦弱不堪，但饱受病痛折磨的林徽因并不憔悴，她依然神采飞扬，见到老朋友更是兴奋不已，打开话匣子后便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从梁思成和林徽因身上他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血性。费正清教授不禁感慨：“林，我已经明白，你的事业在中国，你的根也在中国。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的植物。”
1943年11月，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手稿终于完成，夫妇俩热泪盈眶，感慨万千。这不仅是中国营造学社十二年的心血，更是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部建筑史。梁思成还写了一个英文的节录本《图像中国建筑史》，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梁思成深情款款地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
《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两部开创性专著，破解了中国古代建筑结构的奥秘，实现了对宋代《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现代解读，为中国建筑学作出了独特贡献。
这些论著和相关研究基本上厘清了自汉代至清代古建筑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自北魏至清代的建筑实物资料。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戴念慈将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功绩归结为以下五点：“首先它把中国传统建筑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研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编写了大量质量高的资料和文章，这是第一大功绩；第二个功绩就是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人才，这批人才现在还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骨干中坚分子；第三个功绩是中国营造学社治学方式方法的影响深远，这方式就是从测绘入手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第四个功绩就是把中国的传统建筑学传播到外国去；第五个功绩就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中国营造学社时代写出了多篇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文章。”但是，戴念慈的总结中似乎忘记了中国营造学社所创造的一个最大的历史功绩，那就是它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建筑史学问题的先河，并建立了中国现代建筑史学体系。
1946年7月，林徽因一家由昆明乘飞机返回魂牵梦萦的北平。梁思成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但一切尚未就绪，梁思成被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委派赴美国考察战后美国的建筑教育。同时，他接到耶鲁大学邀请，请他作为1946-1947学年的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建筑和艺术，普林斯顿大学则邀请他参加“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在此期间，梁思成又被外交部推荐，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梁思成临出发时，把清华建筑系成立和运转的初期工作交给了爱妻林徽因。经历过和夫君在东北大学创建第一个建筑系的白手起家的全过程，林徽因经验十足，她义不容辞地为丈夫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后，作为建筑学家的林徽因，生命中的巨大创造力再次燃放出了璀璨的火焰。
1949年7月，为了给新中国的成立进行筹备，梁思成、林徽因迅速组建了国徽设计组。他们决定设计出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更具有新中国意志的国徽。林徽因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几位教师共同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在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提交的设计图稿中，选择了用稻穗做外廊，用齿轮来连接左右两边的稻穗，并用富丽的帷幔铺底，以加强国徽整体的稳重感。时任总理周恩来见到国徽设计稿后大加赞赏：“稻穗向上挺拔，可以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嘛，从造型上也更为美观。”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提议全体代表起立，鼓掌通过了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设计的国徽。病弱的林徽因在掌声雷动中热泪盈眶。
生活中缺少的的确不是美，而是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对于美丽的国宝景泰蓝，在其制作工艺的发展中，也应该感恩于一位美丽女子的垂青和眷恋吧？哪怕就是一次病后的散步，一次偶然的发现。因了一个女子的慧眼、慧心，于景泰蓝的传统工艺，那一刻便获得了得以改造并创新的机会。
为了拯救日渐衰落的景泰蓝工艺，清华大学的建筑系专门组建了一个工艺美术设计组，它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景泰蓝的新图案。此时的林徽因已经病弱到不能提笔构图，但她依然不断为景泰蓝的艺术创作寻找新的突破口。她拖着病体参观了常书鸿举办的敦煌艺术展，在美丽的敦煌壁画前，她灵感乍现，如此绝美的图画如能用于景泰蓝工艺该多好！于是，立刻着手绘制以飞天为主题的景泰蓝图案，烧制出来的景泰蓝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后来，林徽因设计的这款景泰蓝作为和平礼物，赠送给了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与会人员。当时，苏联著名的芭蕾舞演员乌兰洛娃捧着飞天景泰蓝，爱不释手，连声赞叹：“这是代表新中国的礼品，真是美极了！”
林徽因却无暇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人生中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正等着她去完成。那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纹饰和浮雕图案的设计。
1952年，严谨的女建筑家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了工作。尽管那时她已经病得不能下床了，她的办公桌就安排在病榻的隔壁，由助手帮忙绘制她的创意。
无数个不眠之夜，她和助手绘制了数百张草图，最终选定用花环来做纪念的装饰，象征和平的橄榄枝环抱着牡丹、荷花、菊花。这个花环，寓意着革命先烈的高贵、纯洁和坚韧，因为正是先烈们用宝贵的生命换来了和平。
美丽智慧的女建筑师用圣洁的花环来祭奠英灵，也用圣洁的花环来默默告慰自己为建筑艺术执著追求的一生。国徽、景泰蓝、人民英雄纪念碑，世人哪怕只参与其中一项工作，也足可引以为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