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言 塑造一个有教养的自我

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黑格尔

从“人”谈起

在大学生辩论赛中，有过这样一个论题：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自己。

这论题真有点禅宗“当头棒喝”的味道，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省，不能不让人反躬自问：人类最难认识的是什么？人类最难控制的是什么？人类最难战胜的是什么？给人类造成最大危害的是什么？人类面对的最大难题是什么？经过认真思考，我们就会承认，这些问题的谜底正是人类本身。

古希腊哲学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认识你自己”。20多个世纪过去了，人类创建了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然而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又是如何呢？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梁漱溟先生曾感慨万千地说：“科学发达至于今日，既穷极原子、电子种种之幽渺，复能以腾游天际，且即攀登星月，其有所认识于物，从而控制利用乎物者，不可谓无术矣。顾大地之上人祸方亟，竟自无术以弭之。是盖：以言主宰乎物，似若能之；以言人之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殆未能也。”

古往今来，无数智慧的头脑在追问人的本质，探索人的本性，寻找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每个正常的普通人也总是以“像不像人”、“够不够人”乃至“是不是人”来反躬自问和评论他人。“不是人”，这大概是最刻薄的骂人语言。然而，究竟什么是“人”？

《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给“人”下的定义是：“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学过形式逻辑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所谓“属加种差”的标准定义，即：人“属”动物，与其他动物的“种差”则在于“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因而是“高等动物”。显然，这个定义表述的是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类特性”。在类的意义上，这个定义或许是无可非议的（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更为恰当的关于人类的定义）。

然而，“人类”的特性是每个类分子所共有的，即使是那些仅仅“使用工具”而并不“制造工具”的类分子，以致那些丧失劳动能力或不劳而获的类分子，也不会因为不符合这个关于人的定义而被视作“非人”。人们扪心自问或指斥他人“是不是人”的问题，似乎与关于人类的定义并无关系。“人”的问题另有深意。

人总得有人性、人情、人格、人味。泯灭人性，没有人情，丧失人格，缺少人味，这大概才是所说的“不是人”。然而，人究竟有哪些性（性质、特性）？人到底有哪些情（情欲、情感）？怎样品评人的格（做人的资格）？如何鉴别人的味（不是与禽兽为伍的感觉）？这大概已经是不大容易讲清楚的。

进一步说，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抑或“非善非恶”？人的情欲和情感该抑，该扬，或是任其自然？人的品格乃至资格是亘古不变的，因时而异的，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的区别于禽兽的味是逐步进化的，还是不断异化的，抑或是没有变化的？这大概更是众说纷纭了。

再进一步，每个人的性、情、格、味总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比较鉴别出来的，因而又提出人群、人伦、人道、人权的问题。然而，人究竟何以为群？人到底怎样成伦？人之道何在？人之权何义？这恐怕更是见仁见智了。如果不是抽象地谈论人之性、情、格、味，而是具体地考虑到人的历史性、民族性、时代性等，“是不是人”的问题就会更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了。

人类最难认识的是自己，因而人类最难控制的也是自己。

人类曾经是自然的奴隶。征服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一向是人类的理想和追求。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这种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然而，人类却面对着空前严峻的全球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资源枯竭，能源危机，毒品泛滥，性病丛生，南北分化加剧，地区战争不断，恐怖主义嚣张，享乐主义盛行……于是，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与大自然交朋友之声不绝于耳，缉毒、防止性病蔓延、打击恐怖主义之举遍及全球。然而，这些呼唤与举措是否能够解决日趋严峻的全球问题呢？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费孝通先生曾在《读书》杂志发表《孔林片思》一文，认为全球问题是人类能否共存共荣的问题，其中“共存”是生态问题，“共荣”则是心态问题。共存不一定共荣，所以“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

“心态”问题似乎难于生态问题，这是因为，生态问题本身属于“形下”问题，其是非曲直、善恶美丑大体可以给出或“是”或“否”的回答。比如，环境污染是否必须治理，珍稀动植物是否应该保护，人类自身生产是否需要控制，核战争是否必须制止，人们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出发，总有一个判断的根据和评价的尺度，因而也就有控制自身行为的准则。然而，人们却并不因此就按照“应该”的行为准则去解决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全球问题。这其中的重要根源，就在于生态问题并非仅仅是采取哪些行动去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平衡的问题，而是无孔不入地渗入了制约人类全部行为的“心态”问题。

“心态”问题之难，难在它是人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中国有句成语叫作人心叵测，这倒并非是说人人各自心怀鬼胎。不过，人人总有心照不宣的心想事成甚至痴心妄想，因而总是难以以心比心、推心置腹、心心相印。那“心有灵犀一点通”所“通”的，也往往是心照不宣的“各揣心腹事”。倘若人们以这种“心态”去对待生态问题，就会以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以暂时利益牺牲长远利益，甚至以一己私利牺牲人类利益。因此，“心态”问题之难，首先是难在它包含着遮蔽良知的利益冲突问题。

“心态”问题之难，又难在它不是生态的“形下”问题，而是牵涉着混沌良知的“形上”问题。所谓“形上”问题，总是人类实践、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中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因而使人感到困惑难解和深不可测，比如在知识界中热了又热的文化问题。人类的历史本是“文化”或“人化”的过程，即把自然的世界变成“属人的世界”的过程。而“文化”或“人化”就是人为即“伪”的过程，也就是愈来愈远离自然状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马克思所说的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也有马克思所说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盛行于当代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把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主人话语、权力隐含、基础主义、中心主义等统统指斥为当代人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因此，当代人极力探讨“文化”的正、负效应问题，可这“文化”的正、负效应又总是“剪不断，理还乱”。只从负效应去看，那就只好是什么也别做；只从正效应去看，那负效应又无可逃避地危及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正如一首歌里所说，人们总是“得不到想要的，又推不掉不想要的”。然而，人们又总是费尽心机地去争想要的，千方百计地去推不想要的。人类最难控制的，莫过于人类自己的行为。

《六人》的心灵搏斗

人类要控制自己，就要战胜自己。巴金先生曾经译过德国革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的《六人》，这部书为我们展现了人类心灵的搏斗和战胜自我的艰难。

在这部犹如“一曲伟大的交响乐”的著作中，洛克尔以其独到的思想和凝练的文笔“复活”了六个文学形象，这就是：歌德的诗剧中的浮士德，莫里哀的话剧中的唐·璜，莎士比亚的诗剧中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小说中的唐·吉诃德，霍夫曼笔下的尚麦达尔都斯，以及18世纪德国名诗《歌人的战争》中的歌者冯·阿夫特尔丁根。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吉诃德曾经使几代青年浮想联翩，激动不已。而在洛克尔的笔下，似乎是凝聚了人们的感慨、联想与沉思，并升华为对人和人性的反思。首先，让我们先来读一读《六人》的楔子：

天灰暗。平沙无垠。

一个光黑的云母石大斯芬克司躺在棕色细沙上，她的眼光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

这眼光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她的眼睛是朦胧的，好像给幽梦罩上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着带着永久的沉默。

六条路通到斯芬克司的像前，这六条路从遥远的地方来，引到同一个目的地。

每条路上都有一个流浪人在走着，每个人身上都笼罩着命运的残酷的诅咒，额头上都印着一种不是由他自己支配的力量，他大步走向在天际隐约显露着的遥远的世界，那种在空间上隔得极远而在心灵上相距甚近的广阔的世界。

大家知道，斯芬克司是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兽，她坐在路旁岩石上拿谜语问过路人，不能解谜的人都被她杀死。那么，这六条路上的流浪人的结局如何呢？他们一个个“默默地倒下来，睡在这沙漠的细沙上面”。

先说浮士德先生。博学的浮士德先生曾痴迷于探索“人智所产生的一切”，寻求“智慧的终极目的”。然而，在岁月默默流转的过程中，浮士德先生却陷入了无可解脱的困惑：“我们的全部知识并不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的终极意义。我们好像盲人似地永远在绕着圈子。我们向着一个遥远的目标走去，但我们总是回到同一个老地方来。”心灵的困倦引来了魔鬼撒旦，浮士德先生自以为“已经埋葬了的欲望”又从他的“灵魂的深处挣扎着出来了”。这些欲望“像烈火似的烧着”，浮士德的灵魂“忍受着它们的那无数的苦刑”。极度的痛苦使他想到，“只要我的心渴求着理解而无法得到满足，我的灵魂受着欲望的折磨的时候，我还管什么死亡与复活、地狱、时间和永恒呢！这种未满足的冲动咬蚀我的心不是比地狱的痛苦还厉害吗？所以我认为与其整日整年在闭着的门前徘徊始终不能够看到谜底，还不如把这确实的痛苦永久担在自己的肩上”。于是，他说：“撒旦，我准备好了！只要能够看到‘无穷’的奥妙，就是短短的一瞥也抵得上一切地狱的痛苦！”

再说哈姆雷特王子。杀父之仇使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陷入极度的痛苦，复仇的烈焰煎熬着他的灵魂：“他那精密的逻辑所苦心建造起来的巧妙思想的整个建筑，像一所纸牌搭成的房屋似的，碰到一个小孩吹一口气就完全倒塌了。他想起复仇，报偿，迅速地行动。”然而他刚刚抓住他的剑柄，却又重新陷入替他的软弱辩护的深思默想之中。他在心里对被杀害的父王说：“你那个不幸用谋杀的手把你害死了的兄弟一生只犯了一桩杀人罪。可是你生我出来，你就把我谋杀了一千次了。你判定我忍受的长期痛苦倒比痛快地一下杀死坏得多。”“你没有要求我替你报仇的权利，但你仍然有权暗算那个凶手，他受了夺取王权（改演你的角色）的野心的鼓动，卑鄙地把你暗害了。”“这不过是人生喜剧中角色的调换！为什么要那一切的喧嚷，那一切认真的做作？对于我人生是苦得不能忍受的。倘使我有了力量，我早就把这个戏结束了，可是知识减少了我的勇气。因此我不得不把这个滑稽戏演下去，一直演到别人的手来把幕放下为止。”这位痛苦的王子终于离开了宫堡，“一路上沉思着走遍了异邦，漂过了海洋，一直走到那最后的边境”。

最后说说唐·吉诃德先生。被人们嘲笑和戏弄的“真的”吉诃德先生（鲁迅曾提出真、假吉诃德的问题），“梦变成了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他看每一样东西都是依照他自己的看法；他为他自己在他的想象中创造出一个世界来，这个世界跟他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离得非常远，所以他一直不断地跟现实世界斗争”，“把精力消耗在疯狂中”。而那些嘲笑与戏弄吉诃德的人们，却认为“这世界里再也没有奇迹了。只有审慎思想的领域，那些审慎的思想早已忘却一切意外的惊奇，它们看这世界和一切的大小事件总是用一种循规蹈矩的看法，仿佛就把这一切当作穿工作衣的人一样，虽然衣服已经穿脏穿破，颜色也已被太阳晒白，可是它仍然不致扰乱世事的既定的步骤，它也不会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关于未知、未解的事物的疑问”。于是，沉湎于梦境的吉诃德先生至死未能战胜他对梦境的痴迷，而嘲弄吉诃德先生的人们也从未战胜他们对超越现实的冷漠。

无法战胜自己的六个人都倒在斯芬克司面前的细沙上，而斯芬克司却总是用她那朦胧的目光和冷傲的微笑默默地望着远方，望着从远方赶来的人们。她似乎在嘲弄难以认识自己、控制自己和战胜自己的人类。

对自我实现的思考

古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司的千古之谜，表征着人类求解人性之谜的渴望与困惑。这种渴望与困惑激励着人类不倦地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的路途上却又不断地出现新的渴望与困惑。

时下，自我实现或实现自我，几乎和“打的”、“大款”、“大腕”、“炒房炒股”一样，成了最流行的时髦话语。然而，透过这走俏的时髦话语，人们所看到、得到的却常常是自我实现的反面——自我的失落或失落的自我。

先说追星吧。不知从何时起，英雄主义时代隐退，科学巨匠、思想伟人、艺术大师都在“星”的夺目光芒下黯然失色了。各种各样的、变幻莫测的“星”们——诸如歌星、影星、视星、球星、笑星乃至文化明星——替代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成了不是英雄的“英雄”。铺天盖地的广告中，“一笑千金”的“星”的倩影比比皆是；人群熙攘的马路上，“星”的发式、服饰几乎是一夜走红。马路书摊上摆的是“星”，电影电视上演的是“星”，街头巷尾议的是“星”，少男少女侃的是“星”。“星”变成了自我，自我幻化为“星”。这究竟是自我的实现，还是自我的失落呢？

再说，“跟着感觉走”。追星，从时间性和普及性看，恐怕莫过于追“歌星”了。《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从歌厅舞厅到大街小巷，从沿海特区到黄土高坡，转瞬间就喊遍了神州大地。这两首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微妙的“逻辑”：要想“潇洒走一回”，就得“跟着感觉走”；只有“跟着感觉走”，方能“潇洒走一回”。于是乎，“找到感觉没有”便成了互相提醒的时髦话语。

“找感觉”这话乍听起来，确实有些奇怪。眼、耳、鼻、舌、身，视、听、嗅、尝、触，这大概是人皆有之的感官和感觉。既然是人皆有之，似乎就不必特别地去寻找，当然也无须谁来特别提醒。如果这感官和感觉需要特别地寻找和提醒，恐怕就要对之刮目相看乃至仔细琢磨了。

一般说来，提醒自己和他人寻找的感觉，大概不能是痛苦的感觉，而是幸福的感觉。因此，“找到感觉”与否，便该是特指是否找到了未必人皆有之的幸福的感觉，而不会是泛指无须寻找和提醒的感觉本身。如此想来，这“找感觉”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人们不仅有了追求幸福的渴望与权利，而且有了追求幸福的条件与行动。

然而，在肯定这种追求现实幸福的渴望与权利、条件与行动的同时，人们不能不再深思一下：究竟何谓幸福的感觉？吃饭喝酒靠三觉（视觉、嗅觉和味觉），观赏模特靠视觉，轻歌低语靠听觉，与舞伴相拥靠触觉，五官感觉统统地刺激起来，灵敏起来，愉悦起来，就是幸福的感觉吗？如此这般的感觉，比较贴切的称谓，似乎应该是感觉的幸福，而不是幸福的感觉。

据说，在现代社交中，谈生意，办事情，拉关系，要效益，基础性和前提性的社交方式（或曰手段），便是有求于人者为被求者寻找感觉的幸福。请吃请喝垫垫底，于是饭店酒楼生意红火；唱歌跳舞消消神，于是歌厅舞厅日见其多……在灯红酒绿、轻歌曼舞、桑拿按摩，外加几陪之中，求人者与被求者，一起进入了感觉的幸福。

不过，单有这感觉的幸福，总是难免过眼烟云。因为，“感觉”这东西必得依赖于感觉对象的存在，撤掉了感觉的对象，感觉的幸福也就消失了。随着感觉的幸福的消失，那实现了的自我也就失落了。因此，真正的自我实现，恐怕不是感觉的幸福，而是幸福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当然与感觉的幸福不无联系，但主要的并不是感官的刺激，而是心灵的体验。这是渗透着理性和文化的“感觉”。体验到真诚而不是虚伪，体验到信任而不是防范，体验到友谊而不是交际，体验到爱情而不是做作，这才会有幸福的感觉。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说法，从生存的需要到安全的需要，从归属的需要到尊重的需要，从审美的需要到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需要不仅是多层次的，而且是不断升华的。这里似乎就有一个从感觉的幸福到幸福的感觉的上升。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多找一找幸福的感觉，少刺激一些感觉的幸福，于国于民，于人于己，恐怕都是一大幸事。

按照时下通行的话语方式，“找感觉”似乎还有一层颇为神秘的含义，这就是寻找一种类似于灵感爆发、直觉顿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第六感”。然而，许多人所寻找的这“第六感”，既不是科学发现中的直觉，也不是艺术创作中的灵感，而是多与极为流行的“炒”字相关——炒地产、炒股票、炒证书、炒文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类行当，诚如股市评论员所言，风云莫测。缺少神秘的“第六感”，实难稳操胜券。“找感觉”之盛行，也算是“髦得合时”了。然而，在这普及化的“找感觉”中，人们是实现了自我还是失落了自我？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

最后说说“潇洒走一回”。

进入21世纪，也许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金秋的“八亿人民举金杯”，也不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初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然而，在不知不觉中，这欢快、舒畅、昂扬的曲调，却被“一无所有”、“我不知道”蒙上了一层困惑与惆怅，似乎“天上的太阳”和“水中的月亮”、“山上的大树”和“山下的小树”真的难以分辨了。于是，“跟着感觉走”便应运而生，流行开来，似乎理性成了生活的羁绊和桎梏，唯有感觉才能引导人们“潇洒走一回”。面对现实，在这风靡全国的“走一回”的呼喊声中，我们是否应该理性地思考一下如何才能潇洒呢？

改革开放为每个中国人施展才智、追求幸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市场经济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展现了辉煌的前景。人们脱下了灰、黄、黑的制服，换上了色彩鲜艳的时装；人们告别了低矮破旧的小屋，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人们摆脱了“顽固不化”的咸菜窝头，吃上了大米白面、鸡鸭鱼肉；人们甚至不再稀罕“凤凰”“永久”“飞鸽”，坐上了奥迪、宝马、奔驰。从吃粗粮、穿布衣、住平房、骑自行车到吃细粮、穿时尚、住楼房、开私家车，中国人真是从未有过地潇洒起来了。

然而，人们又常常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另一番滋味，有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而潇洒起来的腐败现象的痛恨，有对滥拿回扣、贩卖假货而潇洒起来的社会现象的忧虑，有对以灯红酒绿、挥霍无度为潇洒的社会心态的困惑，有对平步青云的“款”“腕”们的潇洒的眩晕，当然也免不了对自己的未能潇洒起来的迷茫。这痛恨与忧虑、困惑与眩晕，再加之迷茫混合在一起，于是乎真的感到天上的太阳与水中的月亮明暗难分，山上的大树与山下的小树大小难辨，似乎真的只有“跟着感觉走”了。

认真品品这番滋味，仔细想想人生意义，人们也许又会体悟到许多“潇洒”者们未必真的潇洒，因为总是感到在这潇洒的背后失落了什么。如果仅仅是灯红酒绿、挥霍无度地“走一回”，岂不成了“酒肉穿肠过”，又如何称得上潇洒呢？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浪头中不是失落了理想、信念和真正的自我吗？

真正的潇洒只能是真正的自我实现——知识层次的提高、社会责任的增强、精神境界的升华、理想信念的追求和人生事业的成功。如果一个人失去对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对事业的期待，仅仅把金钱和挥霍视为人生的目的，甚至为金钱与挥霍而不惜道德沦丧，违法乱纪，又谈何自我实现与潇洒呢？自我实现，总要首先认同自我的事业与责任。

在翻看影集的时候，人们只要留心地对比一下，就会不无惊讶地发现，每个人最漂亮的照片，既不是呼三喊六的狂喝乱饮，也不是打情骂俏的忸怩作态，甚至也不是舒心畅意的开怀大笑，而是他全神贯注的工作照。

在思索人生的时候，只要人们真实地体会一下，又会感触颇深地发现，每个人最愉悦的时刻，既不是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也不是混上一顿酒足饭饱，甚至也不是别人羡嫉的目光，而是事业的成功。

事业是潇洒的航船，责任是潇洒的风帆。失去了事业心与责任感，那潇洒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渺小与空虚。

自我实现总要实现自我的充实与升华。时下有两句时髦话儿，一句叫“别活得太累”，另一句叫“欣赏自己”。要想事业有成，要想承担责任，恐怕总要活得“累”一些。如果既要不累，又要欣赏自己，那到底欣赏什么呢？酒桌上有人请吃饭？牌桌上有人替付钱？马路上有人给“打的”？舞厅里有人找舞伴？这样的潇洒，怎么能不让人看到其反面——自我的失落呢？潇洒，不是外在的装腔作势，而首先是一种内在的充实与崇高。记得有一首歌，里面唱道，“你不用涂红又抹绿，只要你不断充实自己，人人都会喜欢你”。这样的道理，似乎是每个人都应该懂得。

现代化与现代人

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这些本来是振聋发聩的话语，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无须多论了。然而，放开何谓“现代化”不议，仅就人而言，人为何要现代化，人如何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标志是什么？这就很值得琢磨了。

我们先来看一段对话。这是在1994年的一部电视专题片中，记者采访一位16岁的放羊少年的对话。

“你为啥放羊？”

“赚钱。”

“赚钱干啥？”

“娶媳妇。”

“娶媳妇为啥？”

“生娃娃。”

“生娃娃作啥？”

“放羊。”

读完这段对话，也许有人会感到有趣，觉得可笑；也许有人会感到震惊，觉得可悲；但更多的有识之士，也许会联想到“人与教育”、“教育与现代化”这些话题。

确实，这段对话不能不使我们重新返回到“人”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这段对话不是发生在1994年，而是发生在1894年，甚至是1000年前的994年，又有谁会感到时间上的“错位”呢？换个说法，如果这位放羊少年不是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而是生活在19世纪90年代，甚至是公元前的90年代，又有谁会感到这不是同一个少年呢？

如此想来，恐怕就很难用“现代人”来称呼这位放羊少年。生活在20世纪末，却又难以称作“现代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不是单纯的生物性的存在，因而也不能单纯地用生物性来解释人的存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人、古代人、近代人和现代人，并不是单纯的自然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历史时间概念。历史时间是以人的生存状态为标志的。

人的生存状态是以特定的历史文化为内容的。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历史性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人的具有时代性特征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它包括人的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关于自身的处境、理想、选择和焦虑的自我意识。每个人只有与自己时代的历史文化相统一，他才能生活于自己时代的生存状态之中，他才是该时代的人。人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生物式的存在，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性的存在。“是不是人”，从根本上说，首先在于他（她）是否生活于该时代的生存状态之中。就此而言，如果我们说那个以“放羊”、“赚钱”、“娶媳妇”、“生娃娃”、“放羊”为全部生活内容的少年不是“现代人”，也就等于说，那个少年不是“人”。

对于这样的结论，也许有人会提出抗议：这不是对那位少年（以及众多的类似的人）的侮辱吗？对于这种抗议，我们想提出反问：有谁认为那位少年的生存状态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生活在现代而又不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能否说是“人”的生存状态？现代社会的全部努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其根本目的不就是使每个人都生活于现代生存状态之中，也就是使人成为“人”吗？如果把那位少年的生存状态视作无可非议的“人”的生存状态，还谈什么“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我们认为，把人的现代化视为现代化的根本，并切实地去实现人的现代化，就必须从人与现代的统一去理解“人”。

现代教育与现代教养

人与现代的统一，最根本的途径与方式，莫过于普及和升华现代教育。

教育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递活动，执行着社会遗传的特殊功能。人之为人，不仅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性的获得，而且更在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获得性的遗传。每个时代都以教育的方式使个人掌握前人的经验、常识以及各种特殊的知识与技能，以教育的方式使个人掌握该时代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各种行为准则，以教育的方式使个体丰富自己的情感、陶冶自己的情趣和开发自己的潜能，以教育的方式使个人树立人生的信念与理想，形成健全的人格。教育是个体向历史、社会和时代认同的基础，又是历史、社会和时代对个体认可的前提。教育是个体占有历史文化与历史文化占有个体的中介。

教育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创生活动，执行着社会发展的特殊功能。教育是形成未来的最重要因素，它激发个体的求知欲望，拓宽个体的生活视野，撞击个体的理论思维，催化个体的生命体验，升华个体的人生境界。教育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传递活动，也是历史文化的批判活动。它赋予个体以批判地反思文化遗产和创造地想象未来的能力，激励个体变革既定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从而创建人的新的生存状态。

教育还是集德、智、体、美、劳为一体，集传递历史文化和创建未来文化为一体的。把教育的功能归结为一点，就是把“毛坯状态”的人变成自我实现的人，把自然状态的人变成自己时代的人。国外的一项测试报告，曾给出这样的基本数据：在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中，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人的平均比例是13%；而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人的比例占49%。教育使人成为“现代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现实：未曾受过必要教育的人，由于缺少文化认同的基本条件，因而难以融入时代文化的主流，也就难以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公民，难以自觉地承担起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未曾受过必要教育的人，由于缺少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审视、批判能力，因而难以成为未来文化的创造力量，反而容易成为对任何文化都构成威胁的破坏力量。一位心理学家说：“一个人，只有在适当的年龄受到适当的教育，他才是人。”如果不是钻牛角尖，谁都会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应有的震动，并汲取到应有的启示。

毫无疑问，教育并不是万能的。从形式逻辑上说，教育只是使人成为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使人成为人的充分条件。尤其值得人们反思的是，由于对教育的种种误解与误导，教育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它的根本功能——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

对教育的最大误解，莫过于把教育仅仅当作培养“某种人”的手段。这里所说的“某种人”，是指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具有某种特定身份、扮演某种特定角色的人。为了培养“某种人”，当然就需要教育——传授经验、知识与技能。然而，仅仅从培养“某种人”去理解教育，却会把教育等同于职业教育甚至是职业技能教育，以至于用短训班、轮训班的方式去实施教育，从而模糊甚至是丢弃了教育培养“人”的根本目标和根本功能。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需要全面地培养人的德性、智能、情感、意志、理想、信念和情操。教育具有崇高的人文理想和深刻的人文内涵。从现代教育说，其具体内涵，就是使人成为具有现代教养的“现代人”。

何谓教养？教养是指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它包括如何观察、判断和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如何评价、选择和取舍事物的价值观念，如何看待、鉴赏和仿效事物的审美情趣等。它表现为人的自尊与自律、信念与追求、德性与才智、品格与品位等。

现代教养就是指现代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它包括现代的思维方式及其所建构的现代世界图景，现代的价值观念及其所规范的现代行为方式，现代的审美意识及其所陶铸的现代生活旨趣。它表现为现代的求真意识、理论意识、创新意识、批判意识、效率意识和辩证意识，它表现为现代的自尊意识、自律意识、自强态度和自主境界，它表现为现代的审美情趣、审美体验、审美追求和审美反省。现代教养就是现代人的真善美。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具体地说，现代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使人成为具有现代教养的人。记得《读书》杂志曾先后刊登《清华园里可读书》与《清华园里曾读书》两篇文章。品味这两篇文章，会使我们对教育与教养有新的体悟。

《清华园里可读书》写于1994年清华大学83周年校庆之际，作者由慨叹于清华不再出王国维、陈寅恪、梁思成这样的大师级人才而追问“清华园里可读书”？《清华园里曾读书》则由此抚今追昔，是那样亲切地向我们描述了作者在清华园里的读书生活。作者首先写的是图书馆，“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接着，作者追忆“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在课堂上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随时提到种种名人、名言、佳作、警句乃至历史公案，像是打开一扇扇小天窗，起了吊胃口的作用，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都想进去看个究竟，读到胜处不忍释手，只好挑灯夜读”。于是乎学子们便孜孜于“以有涯逐无涯”，乐此不疲。

作者由曾读书的清华园而发出议论：“大学的校园应该是读书气氛最浓的地方，有幸进入这一园地的天之骄子们，不论将来准备做什么，在这里恐怕首要的还是读书，培养读书的兴趣，读书的习惯，尽情享受这读书的氛围，这里可能积累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或是日后回忆中最纯洁美妙的亮点。”这“取之不尽的财富”，这“最纯洁美妙的亮点”，就是教育所陶铸的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教养。

谈到教养，我们自然特别想到当代大学生的教养。这里借用作家张炜对大学生的一次讲演，来进一步谈论这个话题。张炜说，“大学应该是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大学应该高瞻远瞩。大学尤其不应该是个时髦的地方。太时髦了就容易遮掩真正的见解，湮没清晰的思路”。正是基于对大学的这种理解，他认为，不管学习什么专业，“在大学阶段都要涉足比较重要的、深邃的思想体系，这种开阔思路、视野的过程，对一生都非常难得，也算没白上了一次大学”。大学不能满足于学些“雕虫小技”。对于大学生在业余时间去做经纪人、公关小姐等，张炜说，“它与一个求学期间心理上应有的一份严整性、与正在进入的专业上的内守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他提出，“大学生时期最重要的，是要有超越职业追求的某些理念和实践，这样才算没有白过了大学生活”。

我很欣赏张炜关于大学、大学生以及大学生活的这些看法，并认为这些看法阐发了教养之于教育，特别是现代教养之于现代教育的意义。从1995年起，我为吉林大学学生开设了一门新课《哲学通论》。这门新课，试图以“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为目标，培养学生的“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着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课程结束后，偶然在校刊上发现两名同学分别写的两篇文章，使我更为真切地体会到现代教养在现代教育中的意义。

在《学子呼唤哲学》这篇短论中，作者写道：

当我们经过小学、中学的基础学习，再经过大学专业学习之后，知识的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受着大学校园里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伴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开始学会思考了。我们想触及心灵更深处，想剖析思想更深层。然而，仅从专业知识的学习中，我们无法获得我们所要的解答，困惑与迷茫总是或近或远地缠绕着我们。

我曾看到很多同学的书架上放着黑格尔、弗洛伊德、老子、孔子等名人的论著，同时也常听到有些同学感叹哲学的深奥难懂，甚至“根本读不进去”。这种想学而又难以入门的矛盾显示无遗。

学子们在呼唤哲学教育，呼唤一种可以与时代相结合的、具有时代精神的哲学。公式化的所谓“哲学”只会枯燥无味令人厌倦。年轻一代所需要的是贴近时代又高于时代的哲学，它扎根于社会现实发展又不囿于具体的一事一物，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脱现实以求对现实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是的，哲学的冷落绝非意味着哲学的无用，我们在呼唤一种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能真正指导人走向更高层次的哲学。如果有一天，真正精辟深刻、启迪人心的哲学基础教育能作为大学生修养的一部分得以在大学校园里普及的话，那岂不是莘莘学子们的一大幸事！

如果说，这篇短论试图表达大学生对提高自身教养的呼唤，那么在《最真的渴求》这篇短文中，作者则真挚地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的心灵体验：

满满的课表，厚厚的笔记，日复一日的“孜孜以求”；学计算机，攻外语，学法学，周末没有了实际意义……不错，一年多来，我翻过的专业书、工具书也算不少，但是，我极少以一种慎思明辨的理性、执着专注的意志去读书，我更无法体会那洒脱通达的境界。我的灵魂长期处于饥渴和贫血，它的底片不断放大而自身却越发苍白，生命的链条越绷越紧却缺乏丰腴的弹性。一种浮华的、实用的东西侵吞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现在也庆幸，奔忙中有这一刻驻足和驻足时那几秒钟的清醒与理智。梦醒时分，我那么深切地感受到，在喧嚣与奔忙的间隙中，多么迅猛地滋长着读书这种不能泯灭的渴求，它无始无终地不竭涌动，逐渐蔓延到我的整个生命里……

读过这两篇短文，我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当代青年，特别是当代学子们对现代教养的渴求。确实，就像伟大哲人黑格尔所说的，“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1]现代化绝非仅仅是高楼大厦耸入云天，高级轿车四处奔驰，高档时装花样翻新，高级享乐炫耀于人。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教养的现代化。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塑造一个现代的、有教养的自我，塑造一个“尊敬自己”、“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的自我——把自己塑造成为有教养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