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危产篇：孙小桃（1951—1967）（1）
谢池是一条巷的名字。你若拿一把圆规在小小的温州地图上画个圈，谢池巷就正正地落在了那个圆心上。从巷口看到巷尾没有一座楼，全是矮秃秃的平房。那平房见过了太多的朝代太多的烂事，那砖、那瓦、那门、那窗，都是一脸的愁苦相。
站在谢池巷口往前走两步，再往右一拐，就到了城里唯一的那家百货公司。三层楼，层层卖的是不同的货，有城里人常用的明星花露水、百雀羚雪花膏、各色绣花丝线，也有城里人不常见的梅花牌手表。再往里就到了金三益老字号，那里卖的是铜板一样厚实的、洗一百水也不褪色的华达呢料子，还有用指头轻轻一抚就能钩出线头来的细软苏杭绸缎。
你若不想朝前走，往后拐也有几个去处。略退几步，就到了小学校。学校不大，甚至可以说寒酸。可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去的人，有几个也成了略有名气的文官武将。于是每任的校长都把他们的画像恭恭敬敬地奉在走廊上，也算是学校的另一幅门脸。
巷不长，走几步就到了底。你若走累了，想歇歇脚，从巷尾往右一拐，就到了中山公园，那里有一座九曲桥，是城里人穿戴齐整了拍全家福照片的背景。你若有个头疼脑热，就往左拐，那里有城里最大的一家医院。那里的医生若治不好你的病，你也就真是无药可救了。
你若不想歇脚也不想看医生，那你就接着走几步去爬一爬山。城里地势平坦，其实没有山。那被人叫作华盖山的玩意儿，其实就是一个土丘。丘上有路，全是大块石板铺的，一路到顶，有座凉亭，你可以坐下，买碗茶水乘乘风凉，顺便看一看山下的花红柳绿。
谢池巷就是这么一条巷子，破烂抠搜，毫不起眼，可是城里没有一样热闹能逃得过它的眼睛。
勤奋嫂的老虎灶，就开在谢池巷口上。
老虎灶听上去有些吓人，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杀人越货卖血馒头的店面，其实那不过是一爿小小的卖热开水的铺子。小城的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说话难免有些夸张。既然能把小河湾叫成江，矮土丘子叫作山，把开水铺子称作老虎灶，也实在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离奇。况且，用老虎二字来形容那灶台和木桶的硕大，还真有那么一两分传神。
勤奋嫂的老虎灶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的静，也是因为它的闹。它的闹是因为这里离哪里都只有几步路，出行一方便，住家就密集。住家一多，来灌暖瓶的人也就多。静是因为这条巷子里没有工厂机关的宿舍，这里的人都是住在平房里的散户，平日不在一个单位上班。各人捧着各人的饭碗，各人归各人的领导管，邻里之间彼此看得就不那么死紧——勤奋嫂喜欢的就是这份闲散。况且住宿舍楼的人，通常单位里都有食堂，吃过了食堂的饭，顺便灌个暖水瓶回家也是常有的事，他们成不了勤奋嫂的常客。
勤奋嫂的老虎灶，最先的时候只卖清一色的开水，一百块钱（旧人民币，合新币一分钱，下同）灌一个热水瓶，两百块钱灌三个。两眼大灶，两个风箱，两个大木桶，至多再算上热水龙头上蒙的那块纱布，那是怕开水溅出去烫着人，这就是勤奋嫂的全部家当。后来渐渐地，那铺子里就摆出了些其他物件，比如一百块钱一沓的草纸，两百块钱一包的牙粉，一百块钱两根的烟——那是勤奋嫂用旧报纸自己卷的。勤奋嫂铺子里的东西，没有一样超过两百块钱。她的利头，得把毫子剥成几瓣来计算。可是她靠着这个老虎灶，硬就是养起了一个三口之家。勤奋嫂的女儿，衣裳虽然有补丁，却总是干干净净齐齐整整的；而勤奋嫂自己，头发上总夹着一枚闪闪发亮的塑料发卡。
勤奋嫂今年二十七岁，脸太扁，眉眼太细，怎么看也不是个大美人。可是勤奋嫂有两样东西，却是街上的女人比不过的。一样是白，一白就把千样的丑给遮盖过去了。还有一样是爱笑。勤奋嫂的眼角拐着一个小小的弯，即使是生气的时候，也像是在笑。勤奋嫂一笑，天上无云，地上无尘，一片月朗风清。巷子里的人暗地里都说勤奋嫂怎么看也不是寡妇相，可她偏偏就是一个寡妇。
勤奋嫂搬进这条巷的时候，就已经守了寡。众人没见过她的男人，理所当然地以为勤奋就是她死了的男人的名字。勤奋嫂听了就笑，说哪里呢，这是我爹给我起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叫我劳碌一辈子呢。
勤奋嫂果真是个劳碌的命，每天鸡还没叫头一声的时候就起床了。舍不得点灯，摸着黑就开始生火做水。两口海灶，生火也不是寻常的生法，得先用引火柴点着了碎柴皮，再用碎柴皮点着大块的木柴。等着木柴烧成了炭，才能往上加煤饼。两大海桶的水烧滚了，至少也得一个小时，那是火顺的时候。若遇着柴湿点不着火，三两个小时也是有的。还没等水开，屋外已经响起了敲门声，那是急等着灌开水洗脸上班的人。一直到把上班的人全打发完了，她才能坐下来歇一口气，已经累得吃不下早饭了。
晚上的忙又是另一种忙。勤奋嫂刚把晚饭端到桌子上，还没来得及伸筷子，灌水的客人又来了，这回是下了班急等着做饭洗涮的人。勤奋嫂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顿安生的晚饭，她一只手端着碗，一只手数钱找钱，嘴也不闲，一边吞食，一边和客人聊天。只要灌过一回水，勤奋嫂就记住了人的名字。若来的是孩子，她还会给人塞一小把爆米花。
午饭前后是老虎灶最清闲的时候，上班的已经走了，下班的还没回来。老虎灶闲下了，勤奋嫂却闲不下，那是她做针线活的时候。勤奋嫂手里忙的是一样事，眼里忙的却是另一样，她爱在飞针走线的缝隙里看书。勤奋嫂断断续续地读过几年书，识字不多，书也不能看得太深。她看的，只能是女儿学剩下来的语文课本。
勤奋嫂家里除了女儿，还有一个姨娘。姨娘排行第二，勤奋嫂就管她叫二姨娘。二姨娘其实不是亲姨娘，她只是勤奋嫂的一个远房表亲。二姨娘没儿没女是个孤寡之人，勤奋嫂的亲爹娘也都过世了，就把她带在身边过日子，算是个帮手，遇事也好有个人商量。
这一天吃过午饭，二姨娘擦净了饭桌，站在灶台边上洗涮锅碗。勤奋嫂坐下了，开始织前一天刚开了头的一只线袜。袜子是女儿的。女儿今年八岁，正在十分淘气的岁数上，新织的袜子还没等穿小，袜头袜底就先磨破了。勤奋嫂把旧袜子上的好线拆下来，织在新袜子的脖子上，再用新线织袜头袜底，是为了耐磨。其实，新线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新线，勤奋嫂从来也舍不得买新线来织袜子，线是从一副劳保手套上拆下来的。勤奋嫂的常客里有一位叫仇阿宝的人，在机械厂里做供销员。他那个厂子，每个月给职工发两副劳保手套。仇阿宝用不上，一年到头积攒多了，便时不时地送些给勤奋嫂。那纱线的质地好，拿牙都咬不烂，看着还有隐隐一层的光亮。勤奋嫂就把手套拆了，洗干净了再染上各样的颜色，用来织袜子围巾。
这时外头走进来一个提着水瓶的客人，二姨娘把油腻腻的手在围裙上擦干净了，才走过来拧龙头灌水，怕弄脏了那块刚换上去的纱布。
“你这里，卖针吗？”客人问。
客人说的是普通话，二姨娘没听懂。二姨娘跟着勤奋嫂从乡下到温州城里也待了两三年了，可是二姨娘笨，连温州话也没听懂几句，更别说普通话了。
“你来你来，这个四只眼的话，鬼才听得懂。”二姨娘冲勤奋嫂喊道。
勤奋嫂抬头看见了来人，就有些吃惊：“谷医生你怎么今天不上班啊？”
谷医生叫谷开煦，是杭州人，省城的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温州最大的那家医院当了内科医生。谷医生的家眷至今还留在杭州，一个人过日子懒得开伙，三顿吃食堂，也时时来勤奋嫂的老虎灶灌开水，两下便都熟了。二姨娘管他叫四只眼，只因为他戴了副金丝边眼镜。
“明天要下乡巡回医疗，单位放我半天假准备行装。”谷医生说。
“不是刚回来吗？怎么又走？”勤奋嫂问。
“没办法，三个医疗队一起走，医院的人手不够。”
“医生都走了，医院里谁看病啊？”
“我提过意见的，没人听。”谷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回去。“天天下乡看病，能看几个人？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应该把基层的医生，轮番送到城里接受培训。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勤奋嫂就忍不住笑：“你说的是什么话啊，难怪二姨娘听不懂。你这些牢骚，别到处乱发，领导不爱听的。”
“是领导让提的……”谷医生有些不服。
“你还真信？谁乐意听难听的话？轮到我也不情愿。”勤奋嫂说。
谷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放到灶台上。勤奋嫂一看，是张五百元票，也不找，就塞了回去。
“这个时候没人来灌水，灶都没添火，水是温暾的，哪能算你钱？”
一个不肯收，一个不肯往回拿，两人在老虎灶前推了半天。“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谷医生的手紧紧地护着衣裳口袋，额头冒出了细细一层汗珠子。
勤奋嫂扑哧地笑出了声：“不就一瓶开水吗？我收了就是了，看把你给急的。你刚才要针做什么？”
“我的蚊帐破了一个洞，要补一补明天下乡用。”
“我不卖针，可是我有针。你一会儿拿过来，我帮你缝两针就是了。”
勤奋嫂便进了屋去找针线箧，出来时发现谷医生还没走，他正在翻她放在饭桌上的一张报纸。
“勤奋嫂你识字？”谷医生问。
勤奋嫂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仿佛穿了一件太紧太小的衣裳，不小心露出了身上的肉。
“瞎看的。生字太多，总得跳着看。”
“哪天我教你怎么查字典。”谷医生说。
“你觉得写得怎么样，这篇文章？”谷医生指了指勤奋嫂的报纸问。勤奋嫂看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是她从卷烟用的旧报里挑出来的一篇文章。
勤奋嫂怔住了。勤奋嫂在谢池巷开了两年的老虎灶，这两年日子不长，她却也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削尖了她的眼睛耳朵磨滑了她的舌头，她的眼目、耳朵和舌头就配搭得很是顺溜起来。眼睛把看见的耳朵把听到的唰地扔给舌头，舌头就飞快地生出一句对应的话来。不知不觉地，她就变得八面玲珑伶牙俐齿起来。可是，这一次不行，这一次耳朵扔过来的话舌头没能接过去，舌头意外地卡了壳。脑子本想接过来的，可是脑子也突然卡了壳，因为这是一句陌生的话，一辈子里没人问过她对一篇文章的看法。
“蛮，蛮感动……”勤奋嫂的舌头一下子笨拙了起来，扯来扯去，才扯出了半句话。
“这个字，你不认识？”谷医生指了指勤奋嫂画的问号，那是一个“淳”字。
勤奋嫂点了点头。
“这个字跟单纯的纯发一样的音，其实意思也差不多，就是单纯。”
“那你，能把这一段，给我念一念？”勤奋嫂的舌头终于松泛了些，再开口的时候，脸上的热还没散尽。
谷医生的近视很严重，戴的眼镜度数有些浅了，屋里光线又暗，他便拿起报纸来，近近地贴着鼻子念了起来：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谷医生的普通话有点大舌头。谷医生说话很慢，念书更慢，仿佛喉咙里有一只手在拽着话尾巴不让走。
长点，那话尾巴再长点就好了。勤奋嫂暗想。她就是爱听那样的柔软。
“我总觉得，出门打战的孩子，可怜啊。”勤奋嫂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谷医生的眉毛，惊讶地扬了起来：“人家说的是可爱，不是可怜。”
勤奋嫂似乎没有听见谷医生的话，她的目光越过谷医生，迷迷茫茫地落到了谁也看不见的远方。
“爹娘老婆不在身边，这些孩子，在别人的地盘上打仗，出门久了孤单啊。”勤奋嫂喃喃地说。
孙小桃不喜欢她的家。
每天进门出门，她闻到的就是两样味道：煤饼在炉膛里烤出来的硫黄味，还有木桶在开水长久的侵蚀中发出的腐烂味。这两样味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泡着她的嗅觉，渐渐地，她的鼻子就忘了世上还有其他的味道。
家里只有一张四尺长三尺宽的桌子，这张桌子的功能向来瓜分得十分明确。靠里的那一端常年放着一个圆竹罩子，罩子底下摆的是剩饭剩菜。外边那一端是妈妈和二姨婆卷烟丝的地盘。卷烟用的报纸，是二姨婆从左邻右舍那里讨来的。纸张的质量差，没放几天就开始变色。在二姨婆的剪刀之下，这些颜色形状各异的报纸就成了一张张尺寸大体相同的方纸片。妈妈拿过纸片，撒上烟丝一捻一卷，再用舌头轻轻一舔，就做成了一根卷烟。妈妈的卷烟散卖起来，比商店里最便宜的盒烟还要便宜许多，所以家里的卷烟卖得飞快，天天得添货。
竹罩子和卷烟纸中间的那块狭小空间，才是她每天做作业的地方。她没有地方摊开课本，她只能把作业本压在课本上，挪来挪去地看。她一只肘子顶着竹罩子，另一只肘子压在卷烟纸上，小心翼翼地躲着烟丝。一只十五支光的电灯，把课本上的每一幅插图都熏得跟旧火柴盒上的商标一样昏黄。每卷几支烟，妈妈总要停下手，凑过脸来抽她的课本看，问她一些她答不上来也不想答的问题。妈妈白天说了这么多的话，到了晚上依旧还有这么多的话。也许妈妈觉得只有晚上的话才真算是话，可是妈妈从来没想过，她的话并不是她的话。妈妈的话和她的话中间，隔着是二十余年的路途。
小桃也不喜欢学校。
小桃报名上学的时候比别人晚了几天，她辖区的小学已经超员，她就给稀里糊涂地划到了离家略有几步路的另一所学校。那所学校校舍大些，有一个刚刚平过的操场。教室里的课桌椅都是修缮过的，上了一层油亮的清漆，连黑板也重新涂过了黑。站在玻璃窗外往里一看，很有几分气派。对刚到城里没多久、几乎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孙小桃来说，这大概就是她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学校模样。
可是当她在最后一排靠里的那个固定位置坐下之后，她才渐渐发现了课桌上那层新漆没能遮住的虫眼和裂纹。
她的班级里有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人数很少，确切地说只有两个，是一姐一弟。姐姐叫坚持，弟弟叫抗战，两人相差一岁。姐姐晚了一年上学，就和弟弟安排在了同一个班级。他们是当时南下干部中为数极少的从老家带出来的子女。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他们这个群体会像面团一样地发酵，因为他们的父辈将和在江南再娶的娇妻，雨后春笋般地生下众多南北合璧的弟妹。
坚持和抗战个子不高，甚至有些面黄肌瘦，江南的和风细雨还没来得及抹平战乱和饥饿在他们脸上留下的疤痕。城市终将慢慢地抹去这些印记，可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们却已经开始在改造着城市，悄悄地，用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晓的方式。
因为他们的缘故，老师上课开始使用普通话。老师的普通话很蹩脚，舌头拐不了弯，像根硬木棍子横冲直撞，在老师的嘴巴和学生的耳朵里划下血淋淋的伤。当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意识到，这所学校普通话授课的历史，是在坚持和抗战手里正式翻开了第一个篇章的。
坚持和抗战从不穿城市孩子穿的衬衫和裙子，一年四季他们只穿军绿和灰蓝的衣裳，冬棉夏单，都是从他们父亲脱下来的旧军装改造过来的。在十几年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他们的这身装束，将成为风靡全国的时尚，那是后话。
他们并不聪明，学习成绩也很一般，一直在及格和良好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徘徊不前，可是他们并不在意，就像他们对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们从不吵闹，却也不专注，眼神远远地飘在一个谁也不清楚的地方。后来学校里请了他们的父亲来讲南下工作团跟随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举，大家才知道：当这里的孩子还赖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坚持和抗战已经趴在母亲的背上参加了支前担架队。当这里的孩子刚脱下开裆裤的时候，坚持和抗战已经是儿童团员，在大人忙不过来的缝隙中守护着土改成果。大家突然就明白了他们看人时眼神里的含意，那是怜悯——是海见到了溪，山面对丘时的怜悯。
他们很少主动和同学搭讪。他们用不着。他们像一座岛屿静静地耸立在这个五十六个人的班级中，总有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把自己像浪花般簇拥拍打在他们的礁石上。一年级一开课，班主任就对全班同学说：“坚持和抗战同学的家长在为全城人民奔忙，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孩子。大家都要多多关心他们。”于是，每隔一两周，班主任就会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宿舍里，给他们洗头发剪指甲。逢年过节，就有人带来粽子年糕，塞到他们课桌的抽屉里。新学期发新课本，也会有人替他们代领，拿回家包上结实的封皮第二天再送还给他们，是那种四个角都加固了的包法。他们接受着众人的好，却从不感激涕零，他们很小就懂得了有一种力量叫不卑不亢。
小桃班级里的另一个群体人数更少，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的周围，却也聚集了一群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赵梦痕，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来自什么样的家境。她家拥有江南最大的绸缎庄，温州城里婚丧寿诞四样大事上，很少有不用她家布料的。她父亲把生意一路做到了南洋，而且从不跟政府为难。温州解放的时候，她父亲是最早把五星红旗插到浙南纵队进城的路上的。抗美援朝的战争刚一打响，她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飞机大炮的认购单上。国庆和春节，她父亲总是以爱国资本家的身份，戴着红花坐在市委地委的领导人身旁。她父亲挥洒自如健步如飞地行走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短暂宁静里，可是无论他走得怎么快，新时代的潮流终究要追上他。当他不无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样报纸上时，他还不知道，一个叫公私合营的大浪头，很快会舔上他的脚跟，先是湿了他的衣裳，最终把他彻底吞没。
他不知道，他的女儿更不知道。赵梦痕活在一个巨大的肥皂泡里，从那里看出去天只是变了点小颜色，她依旧还可以夜夜笙歌到黎明。和坚持抗战一样，她的功课并不出色，倒不是因为愚笨，她只是不肯上心。对她来说，每天上学的目的不过是显摆一下身上的新衣。她家虽然是做绸缎生意的，她的衣着行头，却都是从上海采购过来的洋货。脚上皮鞋一天一个样式，颜色很少雷同。她的可爱，不仅在于小城人罕见的时髦，也在于小城人罕见的大方。若有人称赞她发卡的样式，她会毫不吝啬地摘下来塞到别人手里。夏天天热，看见家境贫寒的同学盯着沿街叫卖的冰棍儿贩子，她会毫不犹豫地买下一打最贵的奶油红豆冰棍儿请客。她甚至记不得请的是谁，因为她压根儿没有想得到感激。
在课间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总有女生围着她探讨蝴蝶结的不同扎法。每天下课，她身后总跟着一群人，要到她家里听她父亲从南洋带来的八音盒、她母亲唱机里存的梅兰芳。在那个旧的审美观还没被彻底打碎、新的审美观还没来得及成形的混乱年代里，朴素是一种吸引，时新也是一种吸引，两种吸引拽着一群孩子时而东时而西地游移着。于是，南下干部子女和资本家的女儿，都在这个群体里找到了各自的追随者。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这个班级里的第三个群体——一个几乎囊括了所有剩下的孩子们的群体。这所学校附近有一大片宿舍区，那里住的是几个大工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这些人的孩子，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所学校的主要生源。农民的革命已经结束，工人的时代即将来临，孩子们隐隐约约知道他们将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尽管他们这个群体围绕着坚持、抗战和赵梦痕分分合合，这些分合不过是漂在水面上的浮油。油迹轻轻一抹就散开了，底下的水才是切不碎的整体。
在这三个群体的边缘地带里，孤孤单单地坐着孙小桃。小桃刚进这所学校的时候暗自庆幸过，因为它离她的家有几步路，没有人会知道她住在哪里。她从来不去同学家里串门，怕的是别人也会上她家串门。每天放学，怕人跟上她，她都要在鼓楼洞里转个圈才回家。可是她的庆幸没能维持多久。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班主任按照她入学登记表上的地址找到了她家。那不过是一次例行的家访，可是那天老师带来了她所属的学习小组的组长。第二天，全班都知道了孙小桃有一个开老虎灶卖擦屁股纸的妈。再后来，孙小桃的名字被渐渐淡忘，替代它的是“老虎灶西施”。到现在这个绰号已经跟随了她整整一年。这个绰号像一根断在她肉里的刺，还将跟随她一生一世。很多年后，当她早已离开了这个小城，这根刺还会时不时地把她从噩梦中扎醒。
从那次家访之后，孙小桃就被这三个群体彻底地摒弃了。
孙小桃在入学登记表上的家庭成分一栏里填的是“城市贫民”，可是这个城市并不待见它的贫民。这个城市已经旗帜鲜明地划分出了它的领导阶级，而这个领导阶级也将很快划分出即将被它打倒的阶级。这两个势不两立的营垒，却在一桩事情上取得了少有的共识：他们都看不起开老虎灶卖草纸为生的女人以及她的女儿。
孙小桃在三个人的家里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孙小桃在五十六个人的班级里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孙小桃在人山人海的城市里还是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孙小桃的心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浮着，没有一个依托之处。
八岁的孙小桃感到了空前绝后的寂寞。
在整个温州城里，唯一能让她的心落到实处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鼓楼洞底下的画儿书（温州方言：连环画）摊。其实，这样的书摊全城到处都是，在谢池巷口就有一家，可是她不能去，怕被妈妈看见。
每天放学，拐个弯走进鼓楼洞，她就要在书摊前坐下。有钱的时候，她会掏出一百块钱，看两本书再回家。没钱的时候，她就看着那些画儿书的封皮发呆。看书的钱是从家里偷出来的。她知道妈妈每天的进账都锁在楼上的小柜子里，钥匙只有一把，拴在妈妈内裤的裤腰上，睡觉也不摘下，她想都别想能拿到那把钥匙。可是她也知道妈妈每天都要在身边留些散钱，那是第二天老虎灶开张的找钱，还有去小菜场买菜的开销。妈妈把这些零钱随意放在外套口袋里，睡觉时把外套脱下来，往墙上的木钉上一挂了事。小桃和二姨婆睡一张床，妈妈睡在另一间屋里，可是妈妈的外套却挂在两间房中间的过道上。每隔几天，小桃都会强忍着不睡，等妈妈和二姨婆的鼾声响起，才假装小解蹑手蹑脚地起床，从妈妈的衣服口袋里摸出一百块钱。她不用点灯，她早已凭着手感知道了纸币的面值。不多不少，她每回只拿一百块，多了妈妈可能会发现。她从来不用这个钱买零嘴，她只是用它来借画儿书看。
书摊不大，书也不多，看来看去就是那么几本，画儿书的辉煌时代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来临。书在很多人手里走过，旧了，卷着厚厚的毛边，书页上沾满了指痕和鼻涕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还有那本永不过时的《三毛流浪记》。每一本她都来来回回地看过了许多遍，她只是忍不住还想再看一遍。有时她把书摊在膝盖上，闭了眼睛仰着头，仿佛在想一件天大的心事。摊主见了忍不住问：“娃，你花了钱又不看，是为啥？”她笑笑，却不回答。其实她只是想把那些画刻在脑子里，深一些，再深一些。别人看画儿书是看故事，而她不是。故事只消看一遍就够了，画儿却不。画儿每看一遍，总会有新的发现。比如那头发丝的细节，那眼神里的韵味，那手势里的表情，那树叶尖上风的感觉，那裙子上流水般的皱纹……那些画面像一条一条的细线，一闭上眼睛就来牵她的心，心给牵得丝丝地痒，就有了着落。
孙小桃在画的世界里找到了让她神魂颠倒的东西。
小桃拐进巷口，远远就看见妈妈站在门口等她。
每天放学回家，都是妈妈和二姨婆准备晚饭的时候。她们家的晚饭，比别人家里要略早半个小时，为的是避开打水的客人。妈妈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站在门口等过她。
她的有点心慌，步子就乱了。她低着头，想从妈妈身边绕过去。
“站，住。”妈妈说。妈妈的话就两个字。妈妈把这两个字掰开了，又没掰断，中间连着一根细细的铁丝，听起来就有一丝隐约的硬实。
她站下了，依旧低着头。
“我问你，这几天的作业，都做了吗？”
她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开始寻找各样的答案。很快她就意识到没有必要，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回答。
“做了，你都看见的。”她泰然自若地说。
“算术，也做了吗？”妈妈问。
“都，做了。”片刻的沉默之后，她说。她的回答里有一个明显的疙瘩，像是赶车的人碰到了一道高低不平的坎，吃饭的人咬着了一粒硌牙的沙子。
“我再问你一遍，算术作业，也做了吗？”妈妈抬起她的下颌，目光严严实实地骑在她的目光上。
“做，做了……”
她的话还没说完，只觉得眼前刮过一阵风。风太快，她想躲，却没来得及，风就扇在了她脸上。风很奇怪，不凉，反而是灼灼的烫，她的脸颊渐渐地麻了，像裹了一层厚厚的镗刀布。过了一会儿她才醒悟过来，那是巴掌。妈妈扇了她一巴掌。
她一下子怔住了，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惊讶。从小到大，她不是没挨过妈妈的打。妈妈用戒尺，用扫帚，用晒被子的藤条，用手里使用着的各样东西打过她，当然是气急了的时候。可是妈妈总是揪着她的胳膊，打她的背抽她的屁股。妈妈从来没有扇过她耳光。脸是人的门面，小桃的门面被人唰地一下撕没了，没了门面的小桃突然就有了一种豁出去了的胆量。
小桃哇地喊了一声，摘下身上的书包狠命一扔，把墙砸出了一个浅坑。她不知道她喊得有多响，她隐隐觉得她的嗓子撕裂了，呼出的气里有一丝血腥。她不想哭，可是情绪只要裂开一个小口，便再也关不住，眼泪汹涌地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她原先只想哭那一巴掌的，不知怎么的，她却哭起了和那巴掌并不相干的事。她哭起了“老虎灶西施”的绰号，她哭起了她从没见过的父亲，她哭起了那张连课本也翻不开的桌子，她哭起了屋里那股永远也不会消散的木头腐烂味，她哭起了那胆战心惊地偷来的一百块钱，她哭起了她在文具店里看了无数回、却永远也买不起的水彩颜料……所有的不如意排山倒海地涌了上来，她没想到自己八年的日子里竟然有这么多可以哭的事，她只觉得眼泪和嗓子都不够使。
“皇天，我这是，什么命啊。”
妈妈咚的一声坐在门槛上，身子一起一伏抽动得像抛进滚水的虾蛄——妈妈也在哭。
“唉，真是的，真是的。”二姨婆一声一声地叹着气，想劝，却不知劝哪一个。二姨婆掏出手绢，想递给妈妈，也想递给小桃，最后却捂到了自己脸上。
“这是谁惹的谁啊？没看见天下雨啊，怎么屋里到处漏水？”一个男人提着两个空热水瓶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是供销员仇阿宝。
妈妈擤了擤鼻子，站起来，接过男人手里的水瓶。妈妈再生气，也不会扔下一桩生意一个客人。
“还能有谁？小冤家呗。”
妈妈拧开龙头灌水，说话时还带着浓重的鼻音。
“我看这孩子，两眼放光，脑袋好使。”
小桃也止了哭，倒不是因为来了客人，而是因为知道了羞耻。
“就是用歪了地方，用来骗人。”妈妈说。
“来，给叔叔说说，你是怎么骗你妈的？让叔叔也学学。你妈什么脑子啊，你要是能把她骗了，你本事可以啊。”
仇阿宝走过来，拿胳膊撞了撞小桃。仇阿宝是老虎灶的常客，灌完开水很少立刻就走，总爱站着东扯西扯地吹一阵子牛，渐渐地便和全家都厮混熟了。仇阿宝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跑业务，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码头跑多了，说话就免不了有那么一股子油滑，倒也不招人烦。小桃被仇阿宝逗乐了，嘴巴歪了一歪，想笑，又忍住了，扭了头不说话。
“她能说给你听吗？她能先把她自己臊死了。每天看她写作业，原来都在糊弄我。老师今天来告状，说是两个星期没交算术作业了。”妈妈说。
“作孽啊，小桃。你妈这一辈子，为谁啊？还不就你一个指望？你不学好，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二姨婆蹲下身来，收拾着散落在地上的书包。铅笔盒子开了盖，米达尺、铅笔和橡皮擦滚了一地。课本倒都还在包里，只有一个作业本子飞到了桌子底下。二姨婆有些发福了，钻不进去，就支派仇阿宝爬进去把本子取了出来。
仇阿宝拿着本子，随手翻了翻，突然就愣在了那里。
“这是，你画的？”他问。
小桃不说话。
仇阿宝把本子扔给了妈妈。“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女儿。”
妈妈拿过本子，只见那本子正面反面上上下下密密麻麻地画满了画。有的画她认得出来，是武松景阳冈打虎、关云长桃园三结义、刘备三顾隆中请诸葛，也有好些她不认得的，比如有个鬓角簪花的女人躺在一块石板上睡觉——她不知道那是史湘云。还有一个头上长了三根头发的孩子，在身上涂了一层炭黑权当衣服穿着，那是流浪儿三毛。那些人物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各式各样的姿势眼神，都极其灵动。
“真是你画的？”妈妈的眉毛挑到了头顶上。
小桃点了点头。
“你照着样子画的？”妈妈追着问。
小桃摇了摇头。“我自己想的。”
“你凭空，就想出这些样子来了？”妈妈的眼睛睁得如两个铃铛，她只是不信。
“也不是，我是看了画儿，记在脑子里，再画出来的。”
小桃说完了，就知道自己又闯了祸：她的话里有一个大大的漏洞，一个和零钱相关的漏洞。她就是把自己都填进去，也填不满这个洞。
还好，谁也没在意。
“你用了这个本子画画，就没本子做算术作业了，是不是？”妈妈问。
小桃没回答。
她没法回答。一百块钱可以走的路程很短，去了画儿书摊，就去不了文具店。她可以不去文具店，但是她不能不去书摊。
“天才，勤奋嫂你懂什么叫天才吗？一家人里出一个，不叫天才。一条街上出一个，那才叫天才。算术有啥稀罕？是个人叫老师指点一下都能学会。画画可不是，画画的本事是天生的。你看你这个女儿，谁教过她？人家是生下来就会的，她爹娘血里就有的。你得好好培养培养，将来就是个艺术家啊。”
仇阿宝扔下这些话，就提着水瓶走了。当时他并不知道，就是他这番信口开河的话，把一个叫孙小桃的女孩子推上了一条她做梦也没想过的路，一条老虎灶西施们极少走的路。不管他情不情愿，在她今后的幸和不幸里，他都已经无可推诿地担上了干系。
这天晚上来灌水的客人比平常少，妈妈罕见地吃了一顿安生饭。只是这顿饭吃得太寂静，筷子敲在碗沿上的声音响得有些瘆人。
“妈，我爸到底是做什么的？”小桃突然问。
妈妈像被马蜂蜇了一下，手一颤，筷子咚的一声掉了下来，桌上丢了几个饭粒。
二姨婆给妈妈换了一副干净的筷子，又夹了一块咸鱼放到小桃碗里。“你妈不是说过吗，你爸是农民。”
“我爸要真是种田的，我怎么生来就会画画？”小桃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疑惑明明白白地写在了里边。
妈妈看了一眼二姨婆，摇了摇头，说：“这仇阿宝的话，她也敢信？还真以为自己能成什么艺术家。孙小桃你给我听着，你把算术好好学会了，将来能靠上个男人最好，要是靠不上，自己也能有饭吃。”
小桃没吱声，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找，目光遥遥地落在了窗外的夜空上。
妈妈的话，和学校里听到的不一样，和广播里说的也不一样。妈妈的话里散发着一股和家里的开水桶一样的霉味。妈妈和这个时代，中间隔的是万水千山。妈妈只认得一条老路，那不是她的路。她的路只有她自己找了。
“你明天，去文具店买一个算术本子。多下的钱，买根冰棍儿吃。”
妈妈从兜里掏出一沓散钱，放到小桃手里。
小桃小心翼翼地把钱藏好了，正要起身收拾碗筷，又听见妈妈说：
“多下的钱，再买一个本子吧，画画的。”
孙小桃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学校了设立了中学部。于是小桃和她的同班同学连窝也没挪一下，就原封不动地升入了本校的初中。
只是班里少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坚持。
坚持的父亲和老家的原配离了婚，新娶了师范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并很快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坚持对这件事的反应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坚持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当着秘书的面痛骂父亲，还当场砸瘪了他挂在墙上的渡江纪念章。坚持倒是从来不骂那个取代了她母亲的女人，她压根儿不和她说话，她只是不屑。坚持的激烈反抗维持了几个月，父亲忍无可忍，最后只好把她送回了山东老家。有几个同学去码头送行，回来说坚持在甲板上依旧神情激动，骂不绝口。众人这才明白了：先前那些沉着稳重不卑不亢其实只是一层纸，经不起日子轻轻地一捅。纸破了，底下的肌肤跟旁人没有两样，也流血也疼。
在这场家庭剧变中，抗战一直保持着沉默。相对于坚持的激烈，父亲似乎更害怕抗战的沉默。世上所有的激烈都有边界，身经百战的父亲能够对付任何边界，哪怕再深再宽。可是沉默没有边界。沉默不仅没有边界，沉默也没有方向。沉默像一汪表面平静如镜的海洋，底下孕育的却是深不可测的不知要把人卷向何方的惊涛骇浪。父亲不知如何应对这样的沉默，于是父亲看抗战的眼光里，就有了一丝如履薄冰的忐忑不安。
就这样，抗战在由他父亲、他继母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组成的新家里留了下来。他从来不和别人提他家里的事，只是每天很早就来上学，很晚才离开学校。早上他会沿着操场长长地跑上几个大圈才进教室上课，放学了他会练很久的双杠和哑铃才汗流浃背地走回家去。他依旧不怎么主动和同学搭讪，可是小桃觉得他现在的沉默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从前的沉默是两个人的，坚持扯一个角，他扯一个角，两人把沉默方方正正地扯成了一面旗子，沉默就成了一种姿势一个宣言。可是现在坚持走了，沉默塌了一角，就变得单薄起来，沉默就仅仅只是沉默而已了。有几回小桃悄悄地望着抗战，觉得这个十三岁的少年人的额角眉梢竟然有了隐隐几丝纹路，她想这大概就是日子在他脸上磨下的印记。
抗战的学习成绩依旧平平，乏善可陈，可是初一的时候，抗战却在另一个领域里显示出了超群的才能——那就是他的声音。发现他声音的过程其实极为偶然：一次年级里排练歌唱五年计划歌咏会的节目，有一个声音突然从众多参差不齐的声音里钻了出来。那个声音还未经过任何打磨，满是毛刺和瑕疵，却如此原始浑厚坚实，在老师们的耳膜上留下了剧烈的震颤。于是抗战就被挑了出来，做了那一次和后来很多次的领唱。
事后大家都议论纷纷：这不是第一次集体大合唱，也不是抗战的第一次参演，为什么从前谁也没有发现过抗战的歌喉？小桃不说话，但小桃却知道答案：抗战的嗓子从来就埋在他的血液里，就像她画画的本事一样，只是从前它还没找到一个可以钻出身子的破口。现在它终于找到了，是因为坚持的走。坚持的离开在抗战的心里凿开了一个洞眼，声音就从那个洞眼里倏地钻了出来。推着那声音一路往前走的是一股蛮力，那股蛮力的名字叫孤独。
小桃暗暗有些欢喜，因为在这个五十几个人的群体里，她不再是唯一的孤独者。尽管她也知道，南下干部儿子的孤独，和老虎灶女儿的孤独，不是同一种孤独。这两份孤独无论走得多远，也汇不到一条路上。她无法在他的孤独里沾边，他也无法，他们只能遥遥相望，各自守着各自的阵地。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比如有一回，她就非常近距离地撞上过他的孤独。假如把他的孤独比作一座房子，那一次她毫不知情地撞了上去，回头才发现她蹭掉了他的一块砖。当然，她自己也蹭破了一层皮。
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那时他们还在读三年级。那一天他们在上常识课，刚开课没多久，就拉起了空袭警报。
那时候南北的领土基本已经全部解放，新时代的风携带着新时代的热情，像一层沙子似的覆盖住了旧时代的一切痕迹，除了天空。那时候的天空还远远不是清朗的天空。从海峡那头来的飞机，隔三岔五还会在沿海的城市上空出现，不是那种低眉敛目蹑手蹑脚的试探，而是毫不遮掩肆无忌惮的张扬。那时朝鲜正在轰轰烈烈地打着仗，那一岸挑的正是这一岸手忙脚乱的空当。有时那些飞机会变换着各样的队形，像候鸟一样缓慢高傲秩序井然地兜着圈子巡视着小城，有时那些飞机的尾巴上会吐出浓密的烟雾，把天空抹成一张花脸，然后扬长而去。次数多了，大家就习惯了，飞机就渐渐成了不痛不痒的一份日常。
可是那次不一样。那次的飞机飞得很低，低得让人一眼就看清了机身上那块青天白日的标记。轰隆的声音似乎就响在屋顶上，校门口插的那面红旗，被飓风压成了一张满弓。
“要投炸弹了！”有人惊恐地喊了一声，教室里一下子就乱了。
老师也慌了，当即决定带着学生疏散。其实老师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学校附近并没有防空洞。老师跑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临时决定把大家都带到操场上，那里有一片简陋的雨棚可以蹲着隐蔽起来，万一有事，跑动起来也容易些。
小桃刚跑出门就被人踩掉了鞋子，等她终于把鞋子捡拾起来的时候，大队人马已经跑远了。鞋带断了，鞋子不跟脚，她光着脚走了几步就意识到她跟不上了。于是她干脆不走了，找了一片树荫坐下来。炸就炸吧，她想，至少还有棵树挡在头顶上。
飞机俯冲了好几个来回，一回比一回低，巨大的轰鸣声里，地上卷起了一片眯眼的黄沙。等她终于能睁开眼睛的时候，它们已经飞远了，变成了天边的几只蝇子，到底还是没投炸弹。
“你脚上流血了。”她听见身后有人说。
回头一看，是抗战。原来抗战和她一样，也没跟着老师疏散。抗战是班里体育成绩最好的学生，如果他想跑，能跑得过所有的人，包括老师。可是他选择了留下。
那时她已经和抗战做了两年多的同学，可这还是头一回他主动和她搭腔。她觉得她的舌头短了一截，回起话来有些结巴。
“你，你为什么，不跑？”她问。
抗战手里抓着一片树叶子，把它揉来揉去地揉碎了，捏成一团，远远地扔了，才哼了一声，说：“炸了才好呢。”
小桃吓了一跳。抗战的这句话在这个神经绷得很紧的年代里，可以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一种，可以导致一个人的名字被画上一个鲜血淋漓的叉。
抗战从小桃的眼神里看出了她的恐慌，便笑了笑，说：“炸了我就省得回家了。”
两人孩子都沉默了。他不说话是因为他没话好跟她说，她没说话却是因为她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她第一次意识到：他其实和她一样，也没有父亲。不过她的没有是彻彻底底干干净净的没有，她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而他的没有却是黏黏糊糊拖泥带水的没有——他有父亲，却又像没有。
她突然就有点心疼他了。
小桃升上初中之后，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比如谷医生的离去。
谷医生每次来老虎灶打水，勤奋嫂都会拿出几个不认得的字跟他讨教。谷医生倒有耐心，从发音到意义到用法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解，勤奋嫂感叹说谷医生你没当了教书先生真是可惜。谷医生就笑，说还是当医生治病救人更紧要。
后来有一阵子谷医生不来了，勤奋嫂的生字就攒了高高的一摞。勤奋嫂以为他又下乡巡回医疗去了，并没在意，直到有一天仇阿宝来打水，偶然说起医院里的情况，她才知道谷医生犯了事。
谷医生果真是祸从口出。
谷医生平素爱给领导提意见，什么科室的责任分工不明确啊，下乡巡回医疗是形式大于内容啊，领导人员对医疗知识太无知啊，等等。谷医生虽然想到了这些话兴许不招人待见，但他打死也没想到会给他招来灭顶之灾：医院的反右运动一开始，他第一个就被定了性。
有一天谷医生突然来了，勤奋嫂一下子没认出人来。勤奋嫂只觉得是眼镜太宽太大的缘故，再仔细一看，眼镜还是那副眼镜，脸却不是那张脸了。脸整整小了一圈，架不住镜框了。几个星期不见，谷医生瘦得脱了形。
谷医生那天是来辞别的。当然，辞别是勤奋嫂后来悟出来的意思，谷医生自己并没有这么说。
谷医生进了门，站在老虎灶跟前，怔怔地望着大木桶盖上冒出来的水汽不吱声。天冷了，他还没换上棉衣，眼镜片上蒙着一层街上带进来的雾气，人中上结着一块干鼻涕。
勤奋嫂想找一句安慰的话来说，搜肠刮肚，竟没有找到一个字。这才知道，原来世上所有的话，充其量也只够用来抚一抚皮上的伤。遇上刮到了筋剜到了心的大伤痛，话语竟然一丁点儿也派不上用场。她平素在人前之所以能那样伶牙俐齿，只因为那些人都还没遇上什么大不了的事。
“见过孩子了吗？”勤奋嫂终于找着了一个合宜的话题。孩子是指望，孩子在，人就不至于断了念想。
谷医生的嘴角吊了一吊，吊出一朵阔阔的笑。只是那笑有点儿古怪，不像是找着了指望，倒像是放下了千斤的重担。
“刚签了字，孩子归他妈抚养。我总算，这辈子，替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定了吗？下放，在哪儿？”
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勤奋嫂小心翼翼地问。勤奋嫂选择了“下放”这个词，其实她知道，那不是下放，而是充军。
谷医生又笑了一笑，这回，是满不在乎的笑。
“不重要了，上哪儿都一样。”
谷医生递给勤奋嫂两只空热水瓶，又拿出夹在腋下的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到桌上。勤奋嫂刚要去拧龙头灌开水，却被谷医生拦住了。
“这水瓶留给你用吧。信封里有一本新版的《新华字典》，也留给你。”
谷医生走出了勤奋嫂的家门，走路的样子摇摇晃晃，仿佛撑不住衣裳的重量。
勤奋嫂打开信封，里边果真是一本字典，却又不只是一本字典。字典的皮套里，夹着一张十块钱的纸币（新人民币）和两张汤圆券。
勤奋嫂的心咯噔地跳了一下，走到门口往街上一望，谷医生早已不见了踪影。
“二姨娘你看着店，我出去一下。”
勤奋嫂的声音裂开了几条缝，慌乱中她一脚绊在了门槛上。揉了揉膝盖站起来，她咚咚地朝街上跑去。
就是，这儿了。
勤奋嫂在门外站定，暗想。
谷医生曾告诉过她他住在哪个院子，但却没说是哪个门。勤奋嫂是凭门上贴的那张风景图片认定的。那张图上的景致是西湖，谷医生给她看过一张差不多样子的明信片，说他杭州的家就离西湖不远。
门关着，是从里头上了锁。她敲了几声，没人回应，就不敢再敲了，怕惊动四邻。她知道他在里边，因为她看见了他脱在门外的那双布鞋。做学问的人就是爱干净啊，这个时候了，居然还记得要换鞋进屋。
他不应门。她明白他不想开门。
兴许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开不了门。
勤奋嫂的心紧了一紧：老天爷，千万不要，出事。
只剩下窗这一条路了。
窗也关着，但没上闩，她推了几下，居然吱扭一声推开了。窗台很高，可是她攀着窗架一抬腿就爬了上去。她被自己吓了一跳：人真急了，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隔了这么些年她依旧腿脚灵便。
屋里暗蒙蒙地点着一盏瓦数很低的灯，那光亮把一屋子的黑铰出了一个昏昏黄黄的窟窿。她的眼睛在窟窿里走了一遍，没人。她摸摸索索地朝着窟窿之外的那团黑暗走去，却冷不防撞到了一样东西。
是人腿。
皇天！勤奋嫂的脑子轰的一声炸开了无数朵金花，那金花在眼前飘来飘去，渐渐地，就把她的眼睛点着了，她适应了屋里的昏暗。
她看见了他，凳子，还有绳子。
凳子还在他的脚下，绳子还在他的手中。他还没来得及，做那件连后悔都没机会后悔的蠢事。
勤奋嫂膝盖一软，还没来得及哼一声，便面团似的瘫倒在了地上。
醒来时她坐在他的床上，背上垫着他的被子。他端着一缸茶，正用勺子喂她喝。他从不在家里开伙，他的煤油炉子已经锈得拧不动开关，他甚至已经没有了热水瓶。这缸茶是他家里唯一可以入嘴的水，那还是头天夜里喝剩的。
屋里又开了一盏灯，略微敞亮了些，勤奋嫂就看清了这个家。房间不大，铺了一张床，便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的地盘了。墙上有几个钉眼，勤奋嫂猜想是原先挂全家福照片的地方。这就是这个男人的所有了，如果不算上那些书的话。书倒是不少，把桌子都摊满了。实在放不下了，就搁在了地板上。地板上的书是一摞一摞叠着的，高的那摞几乎贴到了天花板。
“你终于醒了。”谷医生吁了一口气。
“也不知怎么的，眼睛一黑，就过去了。”
“我把你，着急的……”谷医生一脸愧疚地说。
“我是来救你的，反倒被你救了。”勤奋嫂想笑，却觉得这不是该笑的事，就咳嗽了一声，把笑收了。
“这些，你都看过吗？”勤奋嫂指了指堆在墙边的书，问谷医生。
谷医生摇了摇头：“哪能呢？读书是一辈子的事。”
“一辈子，你还有一辈子吗？我要是晚来一步的话。”勤奋嫂哼了一声。
谷医生叹了一口气，说：“你要是晚来一步，我就在乐土了。”
勤奋嫂抓过谷医生手里的茶缸，往地上狠狠一掷。咣啷一声，缸子瘪了一块，搪瓷豁了，露出底下乌乌的金属皮。隔了天的茶叶像铺开翅膀的灰蛾，顺着水缓缓地流进了床铺底下的那片黑暗。
“乐土？你去过吗，那个地方？”勤奋嫂恶狠狠地问。
“我只是受不了，这个冤屈。”谷医生蹲下身来捡拾地上的缸子，勤奋嫂发现他头发上沾了一层厚厚的灰土。再仔细看了一眼，才知道那是白头发。
“这头的苦再大，也是有边的苦。那头的苦没边。”勤奋嫂说。
“你怎么知道？”
谷医生的话，像一根竹竿猛地插在了勤奋嫂的胸口，把勤奋嫂杵在了墙角。许久许久，她才拔出了那根竿子，脸疼得蹙成一团。
“我去过，那头。”勤奋嫂有气无力地说。
谷医生拿着茶缸的手，惊讶地停在了半空，残水从倾斜的缸口流下来，滴到已经剥了漆皮的旧地板上，嘀答，嘀答，响得瘆人。
“不，要，死。”勤奋嫂一字一顿地说。勤奋嫂把一句话掰成了三个字，每个字中间都灌着水泥捂着铁皮，严严实实的，没有一根针的余地。“没有什么委屈，是熬不过去的，只要你想熬。”
谷医生没说话，只是放下茶缸，把脸埋进了手掌，身子颤颤地抖了起来，肩胛骨尖得几乎要割透那件单薄的中山装。
“活着，只要活着，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什么都能看见。”勤奋嫂咬牙切齿地说。
有一股冰冷的水，从谷医生的指缝里漏了出来。勤奋嫂也不劝，由着他默默地哭过了，在衣袖上擦干了眼睛。
好了，好了。男人只要流出了眼泪，就再也不会，走那条路了。勤奋嫂松了一口气。
“他们到底要送你去哪里？”勤奋嫂问。
“朱家岭。”
“哦？”勤奋嫂的话尾巴往上挑了一挑，她没藏住惊讶。
“你知道那个地方？”谷医生问。
勤奋嫂不说话，只是一下一下地揪着手上的死皮。冬天的风长着尖尖的嘴，在她的手掌上啄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裂口。老裂口结了痂，便是一层老皮。又有新口子生出来，新皮又渐渐成了老皮，一层一层的，手心就厚了许多。勤奋嫂揪得狠了，皮扯开了，血像黑蚂蚁似的从破口里钻出来，越爬越大，爬成了一颗黑豆。
“我没去过。”终于，勤奋嫂开了口，“那里有医院吗？”
“医院？”谷医生一声冷笑，“那里有一间民房，他们管那个叫卫生所。除了红汞碘酒，你大概找不着第三样药品，如果你把红汞碘酒也叫作药的话。”
勤奋嫂忍不住扑哧笑了出声，心想有学问的人，发的牢骚都不一样。“那些地方，一辈子连兽医也见不着一个，你去了，他们得把你当神供着。宁当鸡头不做凤尾，你懂这意思吧？”
谷医生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劝慰，虽觉得无知，眉头还是松了一松。
“还有你那些书，不是没看完吗？到了乡下，没人开你的会，你就好一本一本地看啦。”
勤奋嫂站起身来，找她的鞋子穿，她想起了家里那两个嗷嗷待哺的一老一小。突然一阵头重脚轻，又有点要倒下的意思。她赶紧撑着墙闭了一会儿眼睛，方渐渐好些。
“你好像有点贫血。明天上医院挂个号，抽个血查一查。”谷医生说。
勤奋嫂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用不用不用，哪有这么金贵？这都是刚才着急的。你可别再让我急。”
谷医生猜到勤奋嫂是舍不得医药费，知道劝也没用，就说：“你买菜时可以适当买点猪肝，那东西不贵，是补血的。”
勤奋嫂说知道知道了，就走出了谷医生的家门。
拐到街口，只见二姨娘正在门外探头探脑地等她。
“怎么才回来？去哪儿啦？”二姨娘见着她，一脸焦急地迎了上去。
勤奋嫂也不回话，只一个劲地说可怜啊，可怜。二姨娘听得一头雾水，追着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三口人在饭桌上坐下了，勤奋嫂才把谷医生的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二姨娘听了也是唏嘘，说好人啊，那是个好人。
勤奋嫂瞪了小桃一眼，说谷医生的事不许往外瞎说，你记得祸从口出。小桃瘪了瘪嘴，说祸要出也是从你的口出，就你话最多。勤奋嫂说你妈一个家庭妇女，能有什么祸？你将来读了书，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才最容易犯错误。这世道人听不得真话。小桃说那你什么意思，让我撒谎啊？勤奋嫂说谁让你撒谎，你能不能不说话啊？知识分子就是忍不住话。小桃哼了一声，说那我就不做知识分子好了。勤奋嫂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说你要把我活活气死啊？你妈这一辈子什么苦都吃得起，只要你给我好好地当个知识分子。小桃见勤奋嫂真急了，才不吭声了。
吃完了饭，二姨娘拿出卷烟用的报纸，正要开剪，却被勤奋嫂拦住了：“我累了，今天想歇一歇。”
可是勤奋嫂到底也没歇。勤奋嫂拿出一件织了一半的绒线衣，拔出竹针，唰唰地拆了起来。这件绒衣是用一件旧绒衣拆下来的线，合着仇阿宝拿来的劳保手套的新线一起织的。因是两样线，怕染花了，就染了一个深蓝颜色，她是给自己织的。二姨娘有些惊讶，说好好的，怎么又拆了？勤奋嫂说反正我也不喜欢这颜色，给他织件绒衣吧。就要走了，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乡下比这里冷。
二姨娘看着那件深蓝色的绒衣在勤奋嫂的手里渐渐小了下去，最后小成了一个细圈，就对小桃说：“你上楼给姨婆拿牙签来。”待小桃走了，二姨娘才扯着勤奋嫂的衣袖，轻声问：
“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四只眼了？”
勤奋嫂不吱声，只是埋头卷着那拆下来的线，一圈，又一圈。半晌，才轻轻一笑。
“姨娘，其实也不是，我只是喜欢有学问的人。”
二姨娘叹了一口气：“有学问的男人心思多，你又不是不知道。外头天天喊打右派，你还是别沾这个边。”
勤奋嫂对饥荒的最初猜测，是从粮店来的。先是好米越来越难买了，什么时候去粮店，看到的永远是早白（注：一种质地很差的米）。早白硬得像石子，泡上几个小时再煮，煮熟了嚼在嘴里依旧糙如茅草。后来渐渐地，连早白也不能全量供应了，十斤粮票，只能买到八斤早白，另外两斤是搭配的番薯干。番薯干是发了霉洗过了再晒干的，怎么也煮不烂。勤奋嫂只好把它剁碎了拌在糠里喂鸡，可是连鸡也跳过了薯干只吃糠。勤奋嫂没办法，只好扔掉了那两斤粗粮的定量。只是这样一来，家里一人一个月二十五斤米的定量，一下子只剩了二十斤，十六岁的小桃正在长身子，饭量一天大似一天，勤奋嫂量米做饭的时候，就不得不格外仔细地算计了：一天一人三顿饭的量最多不能超过六两半。
没有多少油水的肠胃留不住饭，饭落到肚子里走几步路说几句话打个滚就没了。勤奋嫂的心思，每天都得挪了一大块在伙食上。肉是有钱也买不着的金贵货，一个人一个月只有六两的量，鱼倒是到处可见。小城靠海，海鲜不值钱，潮汐一来满街都是卖鲜货的人，八分钱可以买一斤小黄花，一毛钱能换到一大串螃蟹钳。菜蔬也是贱货，半篮子豌豆才八分钱。勤奋嫂每天换了法子地烧鱼蒸蟹，那是下饭的菜。而豌豆却不是拿来当菜用的，勤奋嫂另有主张。勤奋嫂把豌豆放到锅里炖烂了，剥了壳，用铁勺把豆子碾成泥，再放到饭锅里和着米一起煮，煮出来的饭就多了一半。小桃天天吃这样的米饭，晚上躺进被窝就说臭死了，豌豆吃多了就放屁，勤奋嫂便骂她不知好歹，臭死也总比饿死强。
有一天勤奋嫂正在煮豌豆饭，仇阿宝急慌慌地走进门来。仇阿宝不是来灌开水的，他只是让她赶紧拿粮票和户口本，说农垦到了。农垦是好米，煮起来有一股子油香，粮店里一个月也到不了一批货，到了众人就要排长队打破头地抢。仇阿宝有个哥儿们的小姨子在粮店里当出纳，所以农垦米一到仇阿宝总能比别人先知道。
勤奋嫂拎了个米袋就要出门，仇阿宝拿过她手里的粮票看了一眼，说怎么就十斤？勤奋嫂说不是限量供应，一家只给十斤吗？仇阿宝从口袋里抽出一个户口本在手背上拍了拍，嘿嘿一笑，说我的那份也给你，怎么样？反正我这个月的粮票也用完了，先前都买了早白。勤奋嫂喜出望外，谢了谢正要走，仇阿宝说祖奶奶你背得动吗？我替你走一趟就是了。勤奋嫂说路不近呢，二十斤的东西。仇阿宝又笑，说二十斤的人我背不动，二十斤的米小意思。也不等回话，就咚咚地出了门。
过了三刻钟，仇阿宝肩上扛着一袋米，腋下夹着一个油纸包回来了，颈脖子上全是汗，背上的衣裳也湿了两大片。勤奋嫂赶紧拧了条热毛巾给他擦过了汗。正好饭菜也都摆上桌了，二姨娘看着不过意，就顺口留仇阿宝吃饭。仇阿宝也不推辞，把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果真就坐下了。
“本来不该在你家吃饭，不过我今天带了定量来了，就敢吃你一顿。”仇阿宝撕开那个油纸口袋放到桌上，众人才看清是一个蛋糕。全城所有的粮制品都要粮票，只有这样东西不要，所以它就按天价卖。勤奋嫂在城里那家高级食品店见过，是十块钱一个，那是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
勤奋嫂吃了一惊，说：“皇天，这个价的东西，你也敢买来吃？你咽得下去啊？”
仇阿宝歪了脑壳看着小桃笑：“给革命接班人我舍得割肉。小桃你咽得下吗？”
小桃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糕点，蓬蓬松松的蜜黄色的圆筒，上边洒了一层雪白的奶油。那奶油也不是随随便便洒的，那奶油旋成了厚厚一圈花，海波浪似的，一朵接着一朵地开。小桃没说话，可是小桃的话全都写在眼神里了。
仇阿宝抽出一个汤勺，挖了一勺蛋糕递给小桃。小桃不接，只是扭头看着她妈的脸色。勤奋嫂叹了一口气，说：“买都买了，你就吃吧。”
小桃接过勺子吃了起来。小桃吃得很慢，把一口掰开了好几口。还是不经吃，一会儿就吃完了。就像猫似的，把勺子正面背面都舔了个溜光。
“多大的人了，还是贪嘴。”勤奋嫂骂道。
“这倒挺好，省得洗碗了。”仇阿宝又挖了一勺，递过去给小桃。
这回小桃一口就吃完了。看着小桃的馋样子，二姨娘就摇头。“这孩子，可怜见的，好些日子没有放开肚子吃了。”
勤奋嫂就问：“阿宝你见多识广，是不是咱们国家有饥荒啊？弄得粮食这么紧张。”
仇阿宝回头看了看，见屋里没别人，才压低了嗓子说：“你们天天待在家里，根本不知道外头的事。灾情严重着呢。我刚从四川湖北出差回来，一路听说饿死了不少人呢，又不叫出来逃荒。”
“难怪啊难怪。咱们这里还算好，饿死还不至于，最多勒紧裤带忍一忍，也就熬过去了。”勤奋嫂叹息道。
仇阿宝哼了一声，说：“你去医院门口看看，得青紫病的有多少？腿肿得紫茄子似的，都是乡下来的。乡下的日子不比城里，难熬啊。”
一朵阴云飞过勤奋嫂的眼睛，她的脸一下子暗了——她想起了还在朱家岭的谷医生。谷医生走了有两年了，这两年里她给他邮过两个包裹，一次是织好的绒衣，一次是炒熟的麦粉。她知道他不会做饭，麦粉倒上开水一拌就能吃，放糖放盐都行。不过那也是半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她就是刮牙缝也刮不出多余的粮食可以寄给他了。
谷医生给她写过几封信，每封信都是寥寥几行字，说的都是差不多的话：朱家岭的医疗条件差，不过那边的人很好，他在劳动人民中间学到了不少东西，正在努力改造。也顺便问她那本字典好用不？又学了多少生字？她知道他在那个情况里不能随便说话，他能说的，大概也只有这几句。
吃完饭，送走了仇阿宝，二姨娘避开小桃，拉了勤奋嫂到门口，悄声问：“这个阿宝，老婆死了这些年了，也不娶，是怎么回事？”
勤奋嫂咦了一声，说：“他娶不娶，你该去问他，问我做什么？”
二姨娘正了脸色，说你要是对他没意思，就别让他来了，省得邻居嚼舌头。勤奋嫂恼了，说你这个人怎么啦？是你留他吃饭的，又不是我。他来打水，我还能叫他别来？二姨娘说我就怕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对他没意思，又接受他的好，将来欠人家太多，你拿什么还？
勤奋嫂站在街头，看着那些昏黄稀疏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把一个城市照成了瘌痢头。
“你以为我想白受他的好啊？可是我好歹得熬到小桃上大学。除了他，我还能指望谁？”
二姨娘忧心忡忡地看着勤奋嫂，脸蹙成了一个苦瓜：“你这不是在，耽误你自己吗？”
勤奋嫂咧了咧嘴，扯出一个淡淡的笑：“姨娘，我这辈子被耽误的事情多了，还在乎这一桩？”
二姨娘嘬着牙花，半天没说话。勤奋嫂以为二姨娘把话都说完了，正要往里走，只听得二姨娘吐了一口沾了牙花的唾沫，说：“可惜啊可惜，你没看上这个男人。”
孙小桃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终于戒掉了看画儿书的瘾念。其实她依旧还是喜欢看，只是现在坐在书摊上看书的人，岁数上都比她小了许多。画儿书终于成了一件她穿着太小了而不得不扔掉的旧衣裳。
现在每天放学，她再也不用在鼓楼洞里拐了个弯再回家，因为全班，不，全校的人，都知道了她家是开老虎灶的。“老虎灶西施”的绰号已经跟了她六七年了，渐渐地已经把她的耳朵磨出了茧子，她再也没有理由去死死捂住那块早已经是公众秘密的疤。
现在放学她还是不直接回家。不过现在她换了地方，她会去九山湖边坐一会儿再回家吃饭。湖边人迹稀少，只有一片草地和一棵遮天蔽日的槐树，往那树底下一坐，无论晨昏都是一片幽暗。她坐的次数多了，已经知道朝阳那面的树身上，有一块塌陷的疤，她坐下来，正好可以把身子和脑袋搁进去，那树身就成了她的椅背她的床。靠在那里，她看得清世界，世界却看不清她。她喜欢下午的日头把湖水渐渐变得浓稠起来的感觉，也喜欢风穿过水面和青草地的清凉气息。
她随身带着几支粗细不一的铅笔和一个长方形的白本子。那本子有一个厚实的塑料套，上面写着三个烫金字“速写册”——那是仇阿宝出差去上海的时候买来送给她的。仇阿宝不懂什么叫速写，只知道里头的白纸可以画画。其实她也不懂，不过没关系，懂不懂她都是拿它来画画的。她不画她眼睛里看见的东西，她只画她脑子里存的东西。她眼睛看见的东西若不在她脑子里存过一遍，她的笔就不认。她脑子里存的东西很多，有花鸟景致、山水楼阁。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她很节省地使用着这个本子，把每一页纸都隔开了上下两部分，正面反面都用，可是很快，本子已经用了一半。
当然，她也不是回回都画。有时候她只是在树底下坐一坐，听着头顶上鸟儿叽叽啾啾地叫着，懒懒地看着远处水变成了天的地方发呆。这种时候她就觉得脑子被水洗过了一遭，十几年的日子竟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空得她都想不起来她到底是谁，她就很是快活了起来。
这一天她下了课照常往湖边走，远远地突然就闻到了一股异味。她和她的母亲勤奋嫂一样，嗅觉极为发达。她的鼻子，总要遥遥领先地走在她的眼睛和耳朵之前，有时甚至回过头来阻拦了眼睛和耳朵的路。她那天闻到的，是树林子里的野物闻到自己的窝巢被别的野物侵占的那种味道。
她警惕地停下了步子。她的鼻子引领着她的眼睛一路走过去，停在了那棵熟悉的槐树下。她看见了一个穿着海魂衫的身影，是抗战。抗战这两年一下子长高长壮了，衣服的每一处都有了饱实的内容。青春已经把早些年颠沛流离的痕迹从他脸上彻底抹去，他远远看上去几乎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正靠在树身——她的树身上，悠悠地吹着口琴。突然他的身子斜了一斜，仿佛在跟人说话，于是她就看见了另一个身影，一个穿着白衬衫、蓝花裙子，梳着两根齐腰长辫子的身影。她的心突然停跳了一拍，因为她醒悟过来，那个人是赵梦痕。
梦痕这两年也长高了，却没长胖，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恰到好处的营养搭配。她父亲的绸缎庄已经被公私合营，她父亲现在不再到公司上班，只在家里吃着定息。他的名字，也不再那么频繁地出现在报纸的新闻版上。他们家已经不如从前那么阔了，但远还没到潦倒的地步。真正潦倒的日子，还要过几年才会到来，所以她依旧可以消消停停地享用着她父亲和她父亲的父亲积攒下来的家产。她身上的那件蓝花裙子，就不是一般的货色，那是上海滩最精纺的东方绸，按照最时新的样子剪裁的。本来她裙子上的蓝和他海魂衫上的蓝是截然不同势不两立的两种蓝，可是那天他们头顶的那片天，身前的那汪水，身后的那棵树，突然就叫那两样蓝变得相得益彰。
其实，离他们站立的地方略走几步，就可以看到饥荒的影子。可是饥荒离他们再近，也挨不到他们身上。她有丰裕的过去可以汲取，他有绵长的未来可以预支，在那一刻，他们跟苦难和灾荒都还无缘。
梦痕从口袋掏出一支口琴，也跟着他吹了起来。他们吹的是同一首歌，都是《红莓花儿开》。刚开始的时候，他吹他的调，她吹她的，他们的调子中间有一条阔阔的缝，缝里灌着风。渐渐地，她就试试探探地找着了他的调，他也找着了她的，两个调便严丝合缝了起来。
他们本是一条线上离得最远的两个极端，可是离得最远的两个点，也可以顷刻之间成为贴得最近的，如果把那条线绕成一个圆。小桃暗想。
这天晚上，小桃躺在床上做了一夜的梦，每一个梦里，都有那两种蓝。
第二天到了学校，小桃冷眼看着那两个人，他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中间隔着好几排人，他没看她，她也没看他。他们脸上浮现的，是一种从未认识过的陌生，和一种丝毫没想打破这种陌生的漠然。
后来小桃再也没有在九山湖边见到过他们的身影。
小桃开始怀疑，那天她在湖边见到的，是否仅仅只是一个幻象。
内科医生谷开煦觉得他在医学院接受的五年正规教育和在医院里积攒的数年临床经验，到了朱家岭并非完全学无所用。事实上，在朱家岭的四年里，他的医术在有某些方面进步巨大，当然，这些进步是以其他方面的巨大退步为代价的。
卫生所的条件使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医治重病大病的机会。可是，正是因为诊断设施的严重缺乏，他的眼睛、鼻子和手指却变得格外地敏锐起来，它们是他除了听诊器之外的唯一依靠。人体上任何一丝略微反常的颜色、气味、形状、质感，都能飞快地调动他的脑神经，让他在以分秒计算的时间范围内做出精准的判断。他的直觉可以带他走很远的路，尽管还走不到头，因为他的精准只能停留在诊断阶段。除了头痛脑热、腹泻之外，几乎所有其他的病人都得送往县医院治疗。
除了看头痛脑热和腹泻之外，他常做的另一件事是外伤处理，当然是指简单的外伤。从前一直在内科工作，离开医学院后他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外伤。可是在朱家岭的四年里，他见过了一辈子加起来也没见过的五花八门的外伤，有农器的割伤，有火烛的烫伤，有牲口的踩伤，有两口子打架的划伤……他现在熟知每一种清理和消毒方法，而且能把伤口缝合得像一块精美的绣花布。
他甚至学会了给牲口看病。开始时只是一种无奈，人能送往县医院，而牲口却不能。老乡们是抱着能给人看病就能给牲口看病的盲目信任，把牲口牵进他的卫生所的。他只能一边翻看他从城里带来的一本《兽医手册》，一边寻找对应的症状和治疗方法。几次见效之后，他的胆子渐渐大了，竟然敢给牲口开刀接生。
这一天早上，他起晚了，是被敲门声惊醒的。他就住在卫生所里。所谓的“住”，其实就是一张单人床，铺在卫生所的墙角，来人了就把布帘子扯上。工作和睡觉都在一个地方，就无所谓上班下班，只要有人来就随时开门。
头天夜里朱家岭有户人家娶亲，请他过去做证婚人，免不了多喝了几杯酒，有些上头，就一觉睡过了。醒来一看，日头已经升到院子里的那棵桑树枝上了。他应了一声门，就慌慌地披衣找鞋。已是三月了，风吹过来虽然还有几分寒意，不过那寒意只是一张稀薄的纸，轻轻一捅就破，芯子里早已是一片软乎乎的糖稀一样的春暖了，可是谷医生却还没换下棉袄和那条肥得几乎没了裆的棉裤。床前的那双棉鞋沾满了昨夜路上的灰土，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他懒得掸土，胡乱趿上了就去开门。
今天的病人面生，一问，才知道是从陆家埠头送过来的。脚还没进院子，身后已经跟了一大群人。朱家岭一年到头也来不了几个外乡人，朱家岭的鸡狗都眼浅，见了生人就倾巢出动，更别说是饿着肚子的人。饿着肚子的人格外喜欢热闹，热闹是气，虽然管不得饿，却能暂时填一填肚子里的空地。
病人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一个星期前早上醒来，耳朵突然就聋了，说夜里有鬼附在她脑袋里喊了一宿的话。从那天起，那鬼就昼夜不停地跟她说话，搅得她白天黑夜睡不得觉，人就有些疯癫了。村里岁数大些的都说她中了邪，撞上了不该见的东西。家里人也悄悄请巫师神婆赶过鬼，服过符纸仙丹，却都不管用。后来她儿子听说朱家岭有一个温州城里来的大医生，就走了几十里路把老太太抬了过来。
老太太见了谷医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菩萨神仙啊，你要是能把鬼赶出来，我情愿折几年寿。”
众人便笑老太太脑瓜子糊涂。谷医生把老太太扶起来，早已是一头一身的灰土。搬了张凳子让她当院坐下，就拿出耳镜做检查。谷医生把耳镜伸进老太太的耳道里转了几转，眉毛却越蹙越紧，渐渐地紧成了一团乱线。众人七嘴八舌地问到底看见什么啦？谷医生也不回话，只叫人进屋里拿出一瓶甘油来，往老太太的耳朵里滴了几滴，叫她歪着头坐着，竟不再搭理。
谷医生擦了手，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抽了一根烟出来，点着火抽了起来。
谷医生抽起烟来也急也慢。急是抽进去的时候，三口并作两口，仿佛有人在后头追抢。慢是吐出来的时候，抽进去好几口，才恋恋不舍地吐出来一口。那一口带着几口的劲道，一路悠悠地升到半空，那圆圈才慢慢地打开了，开成一朵肥软的花。
谷医生好不容易把一根烟抽到了烧指头的地步，却也不扔，又掏出另一根来，按在前一根的屁股上点着了，再接着抽。众人急等着看好戏，锣鼓响了半晌，却不见大幕扯开。越等，便越觉得这戏值得等，紧张得连大气也不敢喘，生怕就在那一口粗气里错过了开场。
终于熬过了两支烟，谷医生站起来，拿了张旧报纸垫在老太太的肩膀上，让老太太侧过头来，这回是朝另一边。众人等了半天，慢慢地，就见那张旧报纸上滴下来一团烟垢似的脏东西，是稀释了的耳屎。
就在那团耳屎里，蠕爬着两只黑乎乎的东西。众人凑近了看，啊地惊叫了一声，倒抽了一口凉气。
报纸上爬着的，是两只小蟑螂。
“这就是我给你赶出来的鬼。”谷医生把报纸团成一团，扔进了垃圾堆。
“娘，怎样了？”老太太的儿子们围了上来，急切地问。
“我又不是聋子，用得着这么喊吗？”老太太说。
众人轰的一声笑了，院子里鸡飞狗跳地热闹了起来。
老太太的儿子拉着谷医生的手，谢了又谢。围看的人说光谢顶屁用？有米就送些过来，谷医生的口粮不够吃。那儿子脸上就有了几分难色，说这日子谁家能有闲米呢？要不就挑些番薯来吧。围看的人就起哄，说吃番薯都放了一年的屁了，谁稀罕。谷医生推着那儿子往外走，说你也真是，一句玩笑也听不懂。你妈没事了，还可以活一百年。
那家人又千恩万谢了一番，终于走了。众人正要各自散去，却突然听见有人扑哧笑了一声，说谷医生你的医术越发高明了。众人转身一看，才发现院子里的那棵桑树底下，站着一个陌生女人。女人臂弯上挽了个竹篮，大约赶过了路，面颊上泛着两片汗湿的潮红。女人剪了一头齐耳的短发，一侧的头发被一枚塑料发卡夹起来，露出一个白白净净的耳垂。女人身穿一件洗过了多水的蓝布夹袄，衣裳的袖口已经薄得挂了丝，却依旧干净合体。女人的穿着原本是素净的，肩上却围了一条红色的方巾，那红便烧得一个院子噌地一下亮了起来。
众人先前的心思都在老太太的耳朵上，竟没留神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朱家岭安静了很长时间了，朱家岭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突袭而来接二连三的热闹，一时慌了手脚。半晌，才有一个抱着娃的女人说了句话：“是谷医生的老妪（温州方言：老婆）吧？”有人就说瞎扯淡，没听说谷医生有老妪。人群立时就分成了两拨，一拨说是，一拨说不是。相持不下，便都转过脸来看谷医生。
“谷医生你给个话，是还是不是？别不好意思。”有人大声嚷了起来，众人便又哄哄地笑了开来，一下子找回了感觉。
谷医生有些窘，不知如何回应。倒是那女人大方，仰脸冲大伙一笑，说别乱点鸳鸯谱，我是谷医生的妹子。众人见女人不认生，胆子也大了，就说别看谷医生长得不怎么样，妹子却是漂亮呢，到底是城里人。谷医生挥挥手说散了散了，看了半天热闹了，肚子不饿吗？赶紧回家吧。众人哪里舍得散？里三层外三层的，圈子围得越发紧了。女人解下围巾，啪啪地拍打着衣裳鞋面上的土，只觉得前襟后背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眼睛，连颈脖子都烫。
“谷医生跟妹子也总有几句话要说。都回家吧，家里要是有吃的就拿点过来。”终于有个年长些的，扯着嗓门嚷了一句，众人才百般不情愿地散了。
谷医生接过女人的竹篮，领着女人进了屋。女人正想坐，却被谷医生一把拦住，说那张凳子什么病人都坐过，别脏了你的衣服。便把床铺上的被子往里推了推，腾出一块空地来，让女人坐下。被子蟒蛇似的盘成一团，露出一个油渍渍的被头。女人心里抽了一抽，心想从前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现在的日子怎么就过得如此对付？
屋里只剩下了两个人，空气突然就重了，一扭身子撞上了，硌得人浑身都疼。谷医生已经把方才的自如都丢在了院子里，他想说话，可是他的话像一管用得只剩了一个底的牙膏，他费尽气力终于把话挤到了嘴上，却发现嘴短了一截舌头。
“勤奋，我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谷医生哆哆嗦嗦地扭上了一直敞开着的棉袄扣子，他依旧还没有从巨大的惊愕中挣脱出来。
勤奋嫂的心很响地跳了一声。
他叫她勤奋。他从来没有这样叫过她。勤奋和勤奋嫂，只相差了一个字，可是那个字里却藏着万千玄机：被人叫作勤奋嫂的时候她是一个寡妇，而被人叫作勤奋的时候她是一个女人。
勤奋嫂想说的话也很多，可是说出来的，却不是最想说的那一句。“仇阿宝，你认得的，他们厂子在朱家岭旁边有个外包加工车间，我搭了他们的便车来的。”她说。
谷医生倒了半杯水给勤奋嫂。他是想倒一满杯的，可是热水瓶只剩了一个底，杯子的水里浮着几片蛾子似的瓶渣。勤奋嫂顾不得，她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就喝，她真是渴了。喝完了，就问你在这边，好吗？谷医生说还好。勤奋嫂说那些人，像是待你不错呢。谷医生说是不错。勤奋嫂又说听仇阿宝讲，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在开始摘帽了，你争取争取。谷医生说知道了。勤奋嫂抿嘴一笑，说你这样，我真不习惯。谷医生说什么不习惯？勤奋嫂说你话怎么这么少了？你不发牢骚的时候我真不习惯了。
两人便一起笑了起来。那笑把厚硬的空气戳出了一个孔，便有风在屋里流动起来。
“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勤奋嫂问。
“乡下，人人都抽，就跟着学了。”谷医生说。
“为什么，把头发剪了？”谷医生歪过头来看着勤奋嫂。
“难看吗，剪了？”
谷医生沉吟半晌，才说：“好看。只是剪了头发，就真像城里人了。”
“城里人，不好吗？”
“不是不好，只是我已经习惯了乡下。我现在，就是一个农民。”
勤奋嫂张了张嘴，却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咬断在了舌尖上——她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是。四年的光阴不算长也不算短，却刚够把谷医生从上到下变了个样。不在老，不在黑，也不在瘦。再老再黑再瘦，只要眉眼还在，总能认出个样子来。谷医生变的是样子，不是眉眼。从说话的口音，到穿衣的样式，到走路站立的姿势，谷医生看上去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除了鼻梁上那副裂了一条缝的眼镜。
勤奋嫂取下盖在竹篮上的毛巾，说这是我给你带的豌豆饼。其实都是豌豆，没几两面粉。要在从前，这也就是喂牲口的饲料，可现在只能凑合了，粮票实在不够。谷医生说你该留着给小桃，这个年纪，胃口正开。勤奋嫂说城里的供应再怎么也比乡下强，乡下的日子难熬，也不知你这里怎么样？谷医生说我在老乡家里搭伙，虽然不能顿顿都吃饱，倒也没太饿着，总有人送吃的。我给哪家都治过病，不是人就是牲畜。做医生就剩下这么点好处了。
谷医生便问小桃怎么样了？勤奋嫂说今年上高二，再过一年就考大学了。谷医生问想好了考什么专业？勤奋嫂说这孩子爱画画，就考个跟美术多少有点关系的专业吧，最好进个包吃包住的学校，家里少点负担。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屋外有人声。开了门，只见院子里站了一群人，手里都端着锅碗瓢盆，是送饭来的。谷医生说这么多东西，我们也吃不了，不如大家都在这儿一起吃了算。众人也不推辞，当下便有两个年轻汉子进了屋里，把卫生所看病的那张桌子抬了出来，摆在那棵桑树底下。众人就放下了手里的物什。勤奋嫂一眼望去，只见有蒸番薯、烤番薯、番薯粉丝海米汤、番薯粉掺面粉做的窝窝头。都是海碗，却见不着米。菜有水煮萝卜、盐腌雪里红、豆腐乳、炒青椒片、芹菜豆腐丝，也都是清汤寡水的找不见几个油星子。还有人拿的是瓜子、北枣、麦芽糖的干货。只有一户人家端来了一碗面，那面上头撒了厚厚一层葱花，还窝了一个鸡蛋。众人的眼睛，便都落在了那碗面上，却谁也不敢动筷。
谷医生拿出勤奋嫂的竹篮，说这是我妹子带来的城里货，一人一口，别打架。我知道你们都盯着这碗面，那就一人一口分了算。不过鸡蛋是我妹子的，你们谁都别想。众人便笑，围着桌子站成了一圈，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地吃了起来。有人就叹气，说妹子，拿这种东西招待你，真是给朱家岭丢脸呐。勤奋嫂说这里的番薯，不知比城里的强多少。城里粮店卖的，跟铁砂似的，连我家的鸡都咬不动。谷医生说你先别拣好听的说，我要是告诉你这些番薯粉丝是在哪里晒出来的，看你还敢不敢吃？勤奋嫂说我什么事没见过？你轻易吓不着我。谷医生说都是在坟头盖上晒的。勤奋嫂嘴里的一口番薯粉丝，就哽在了喉头。终于咽下去了，就哼了一声，说只要不是在茅坑里晒的，我有什么不敢吃的？众人哈哈大笑，说妹子果真和谷医生一样爽快。
话还没说上几句，一桌子的干稀已经风卷残云似的给扫得精光。众人吃完了，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感叹：这最苦的日子，总算要熬过去了，听说上头已经在发救济粮。谷医生说大幸啊，咱们朱家岭没有饿死人。
这是一天里谷医生说的最接近牢骚的一句话了。勤奋嫂朝他斜了一眼，算是提醒的意思。谁知众人看见了，就说妹子你别担心，这里山高皇帝远，谁也管不得谁。勤奋嫂被人看穿了心思，面色就有些讪讪的。
就有人问谷医生听说你跟公社申请了两间房，要扩大卫生所？谷医生说房子批了，县里还送了一批抗菌素。等到县里培训的小张回来，咱们卫生所就能看些小病了，用不着个个都送县医院。众人就兴奋起来，问将来这儿能接生不？谷医生说牛可以，人得看情况。众人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有人拿出一瓶家酿的米酒，倒在碗里就要喝。谷医生瞪了那人一眼，说你酒糟鼻刚好些，又要造次？这回我可不管你。那人在谷医生的眼光里矮了下去，只嘿嘿地笑，说我哪是自己喝的？是带来给妹子尝的。就把酒碗递给了勤奋嫂。勤奋嫂抿了一口，很是清香可口，倒没有多少酒味，便忍不住又喝了一大口。谷医生朝她摇了摇头，轻声说这酒有后劲，一会儿就上头。众人说你别拦我妹子。上头怕什么？横竖是在卫生所，打一针就是了。谷医生说你以为针药是拿来醒酒的？那再开个十间八间的卫生所都不够你用。
众人就说谷医生你干脆留下来别回城里去了，城里有什么好？人人乌眼鸡似的，你掐我我掐你。你在这里管个卫生所，你就是山大王。有个婆姨说那你先给谷医生说个女人，没老妪谷医生能待得住吗？又有人接了这个茬，说陆家埠头有个女人，刚守的寡，三十岁，带一个八岁的儿子，谷医生你看怎么样？谷医生说酒不是你喝的，怎么醉的是你？你都说过好几个啦。是不是天下死的都是男人，要不怎么剩的都是寡妇？
众人笑得人仰马翻。
勤奋嫂看着这一桌子的人，只觉得他们是水，谷医生是桨。桨插在水里，水裹住了桨。桨划着水，水推着桨，两下都是说不出的自如畅快。她在谷医生身上找见了一样城里找不到的东西。
那样东西叫自信。
吃完饭，众人散了各自回家，勤奋嫂就对谷医生说你带我出去走走吧，乡下有乡下的景致。谷医生问去村头还是去村尾呢？勤奋嫂说我是从村头进来的，就去村尾看看吧。
两人便出了院门。
日头极好，照得满枝的新叶毛茸茸的黄。人和狗都撑不住这样的乍暖，沉沉地歇着晌午的困倦。只有鸡还警醒着，四下聒噪着寻食。人饿了多久，鸡就饿了多久，这一路上的鸡看上去都是皮瘦毛长。
谷医生也热了，终于把棉袄脱了提在手上，身上只剩了一件洗得认不出颜色的球衣，脑门上依旧冒着湿湿的汗气。卸了那层陈年老皮，人突然就年轻了。
“十二月党人，是什么东西？”勤奋嫂突然问。
谷医生惊讶地扬起了眉毛：“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你枕头底下的那本书。”勤奋嫂说。
谷医生松了一口气。“那是《普希金诗集》，里头有些诗，是献给十二月党人的，最有名的是那首《致西伯利亚囚徒》。”
“普希金是谁？”
“是俄国有名的诗人。”
“没听过世上还有个党是拿月份起名的。要都这样，指不定将来就有清明党立春党了。”
谷医生禁不住被勤奋嫂逗笑了。“那其实不是党，只是一群人，合谋着想推翻沙皇政府。那场起义发生在俄历十二月，所以就叫十二月党人。”
“后来起义失败，他们全给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放弃了爵位和一切的奢华，跟着男人去了西伯利亚。你知道她们见到久别的丈夫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是跪下来亲吻他们的脚镣。”
这“亲吻”两个字，叫勤奋嫂的脸突然热了一热。她认得这两个字，也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字若印在书里，她看得很是坦然。可是这两个字若挂在一个男人的嘴唇上，突然就有些触目惊心。勤奋嫂低了头，躲开了谷医生的眼睛。
“所以普希金就写了诗，献给这些夫人。”谷医生说。
“那你，给我念一首，给夫人的诗。”勤奋嫂央求谷医生。
“我只记得几句，是长诗《波尔塔瓦》里头的。‘西伯利亚凄凉的荒原，你的话语的最后声音，便是我唯一的珍宝、圣物，我心头唯一爱恋的幻梦。’”
谢天谢地，那口大舌头的普通话还在。勤奋嫂暗想。
“这些十二月党人，是不是跟右派差不多？”她问。
谷医生一把捂住了勤奋嫂的嘴。“这话你千万不能瞎说。十二月党人是反政府的，右派只是跟政府提意见。这里的差别大了。”
勤奋嫂扑哧一声笑了，说：“怎么吓成这样？脸都白了。我不就跟你一个人说嘛，莫非你要举报我不成？”
谷医生的脸色，这才渐渐地平复了下去。
“勤奋，你现在，还学字吗？”谷医生问。
“你送给我的那本字典，都快翻烂了。这些年倒是学了不少字，小桃的高中课本，我基本上都读懂了。”
“勤奋，难为你了，一直给我写信。这些年，只有两个人给我写过信，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妈。”
谷医生说这话的时候，嗓门有些嘶哑。谷医生一离开朱家岭的人群，就像是桨离开了水，突然就抽巴了。
“要谢，也是我谢你。你要是不教我认那些字，我拿什么给你写信？”勤奋嫂说。
“你的信，倒是越写越通顺了。”谷医生说。
“那，你孩子……不给你写信吗？”话一出口勤奋嫂就后悔了。她原先想说的是“你孩子他妈”，话溜到舌尖的时候被她拽住了一半。就是这剩下的一半也是一根刺，一根粗刺啊，他的皮就是再糙再厚也忍不下这样的疼。
他不语，只是呆呆地看着墙上那条已经被雨水淋成白色的超英赶美标语，仿佛那一笔一画里都藏着玄机。半晌，他才叹了一口气：“他们，已经有了，新家。”
勤奋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两人便都沉默了，慢慢地朝村尾走去。
村尾有一所门面破旧的小学校，正是课间休息时间，一群女娃娃正在庭院里跳橡皮筋。见生人来，便都停止了嬉戏，愣愣地望着他们不出声。乡下的孩子没见过世面，不知道怎么招呼客人。
“这是朱家岭小学，只有一个民办老师，教三个年级。岁数大些的孩子，还得跑远路去别的学校读书。”谷医生说。
勤奋嫂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就朝里走去。校舍虽然加搭了两间房，地方还是窄小，庭院叫女娃们占了，男娃就只能缩在墙角拍香烟纸盒玩，拍一下扬起一片飞尘。勤奋嫂在孩子们惊讶的目光中杀出一条血路，一路径直走过去，走到了最尽里的那间教室门口。
停下了，就抚着教室门外的那根柱子发怔。
“这里曾经是一座庙。”勤奋嫂喃喃地说。
谷医生有些惊讶，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勤奋嫂不说话，只是用指甲抠着柱子上的油漆。柱子已经刷过了很多层漆，最后刷上去的那层是朱红。即使是那层，也见过了几阵风雨，指甲轻轻一抠，漆皮就爆了，露出底下的旧漆，还是朱红。她不知道那层朱红底下还有没有另外的朱红。每一层漆就是一个朝代啊，有多少层漆，这根柱子就见过了多少朝的变更。
“你看这柱子上‘普济众生’的老字都露出来了，还能不是庙吗？”半晌，勤奋嫂才对谷医生说。
当然，还有一些话，她是不能跟谷医生说的。即使她跟他走得再亲近，她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是谁也不能进的，包括小桃。
“我得走了，仇阿宝厂里的车在等。”勤奋嫂神色恍惚地走出了小学校的门。
日头有些斜了，便不如晌午那样暖和。天上有一阵唰唰的声响，是一群鸽子飞过，似乎正出发，又似乎要归家。
“勤奋，你不要，再来看我了。”谷医生迟迟疑疑地说。
勤奋嫂的眉毛惊讶地扬了起来，仿佛叫人从背后拍了一掌：“为，为什么？”
“要是传到温州城里，对你影响不好。”
“我一个开老虎灶的，已经低到泥里了，还能再往哪儿低？”
“可是你有小桃。”
“等小桃上了大学，就影响不到她了。”
“还有工作分配，有些事能跟她一辈子。”
勤奋嫂在路边站下了，两眼炯炯地望着谷医生。
“你给我，赶紧，把那顶帽子摘了。”她一字一顿地说。
当那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精瘦老头推门进来的时候，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就给压瘪了，瘪成了一张纸。老头的青布鞋唰啦唰啦地踩过来，仿佛随时要把这张纸踩成碎片。三个考官齐齐地站起来，喊了一声“宋书记”，老头点了点头，算是回应，坐下来，却不说话。老头用不着说话，他的重量恰恰就在沉默上。老头拿起桌子上那一沓纸，随手翻了起来。他看字的速度很慢，似乎每纸页上写的都是些深奥难解的天书。每翻过一页，眉头就紧一分，还没翻到一半，老头的眉心已经蹙成了一团纠结不清的烂水草。
这是布料设计专业考生报名表。确切地说，是通过了美术初选的考生报名表。在美术作业环节里，一部分考生就已经被先行淘汰。现在进行的，是考生的面试环节。
老头终于停了下来，抬头看了一眼坐在桌子跟前的那位考生，又扭头看了一眼考官。靠老头最近的那一位考官最先明白了老头的意思，就拿过那沓报名表，翻到了其中的一页上。
“……基础……差……”考官趴在老头的耳边说。考官的声音轻得几近耳语，可是教室太安静了。太安静的教室就像是一个极善打听的妇人，总能从人的舌头嘴巴里拽出一两个断断续续的话头。
“你是孙小桃吗？”老头问。
老头的普通话带着一点大舌头，一听就不是南方人。那声音实在说不上洪亮，甚至有几分沙哑。老头的威严不在声音里，而在眼神上。老头的眼神是一把质地厚实形状模糊的鞘，谁也猜不出那鞘里藏的是什么样的刀。在那样的目光里小桃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行窃时被当场擒住的贼，她若认了那个名字就是认了刚被拿住的那桩罪。她的嘴唇颤了几颤，颤出来的那个“是”字，轻得连她自己都听不清。
“你爹叫孙粮食？”
小桃点了点头。
“你娘叫刘勤奋？”
小桃听见考官席里发出一阵压抑了的低笑。她知道他们笑的是她父母的名字。这样的名字，不过是有关她身世的那潭水上的一层表皮而已，再往下捞，还会有更多可以引发他们笑声的内容。从坐在这张椅子上起，小桃就没敢抬头看考官。不过她不需要。就在她进门的那一刻，她已经看过他们一眼了。她的眼睛是世上最精准的照相机，只需看过一眼，就已经把他们的长相衣装定格成了永久性记忆。坐在右边的那个人，是三人中唯一的一位女老师。那位女老师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着一件湖蓝色带白花的布拉吉（俄语：连衣裙），两根长辫子上缠着一对天蓝色的蝴蝶结。穿着这样的衣装戴着这样蝴蝶结的女老师，是绝不会有叫“孙粮食”和“刘勤奋”这样名字的父母的，也是一辈子不会被人叫作“老虎灶西施”的。
老头喀地咳嗽了一下，笑声顿时静了下去。笑声虽然止住了，笑意却依旧还星星点点地残留在那几个人的眉眼之间，如同下过雨的天气，雨虽然住了，湿意却还要在地皮上存留很久。
“你爹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老头一边看着报名表，一边问小桃。
“我没见过我爸。”小桃说。
“怎么了？”老头的眉毛又拧紧了一圈。
“我还在肚子里的时候，我爸就死了，是被日本人杀的。”
老头哦了一声，沉默了片刻，又问：“你妈一个人，是怎么把你拉扯大的？”
那个让她最为难堪的问题，终于来了，小桃看见它的影子乌瘆瘆地停在了她的脚前。她知道她躲不过，她只有迎头撞上去了。
“我妈，卖开水，养我，一分钱一瓶。”小桃说。
小桃说“卖开水”的时候，艰难得像是在说“卖身子”。也许是那副金丝边眼镜，也许是那一对天蓝色的蝴蝶结，也许是那一身鲜亮无比的布拉吉，也许是那一团窸窸窣窣老鼠咬纸似的窃笑声。它们像一把细沙子裹住了她的喉咙她的舌头，什么样的话从那样的重围里走出来都会跌跌撞撞，千疮百孔。
“穷苦人家啊。”老头对考官们叹了一口气，“你们问吧，还有什么问题。”
“你练过静物写生吗？”
一个湖蓝色的声音远远地飘了过来。
小桃摇了摇头。
“跟老师上过素描课吗？”
小桃又摇了摇头。
“学过人体透视原理吗？”
小桃疑惑地看着那副金丝边眼镜，仿佛她说的是某一国的外语，可是那副眼镜却没给她任何解释甚至暗示。小桃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考官们咬了一阵子耳朵，小桃只钩着了两个字“……难怪……”。
“你交的那个作业，《吹口琴的少年》，是你自己创作的吗？”坐在中间的那个男考官问。那人说“自己”两个字的时候，停顿了一下。那个停顿中间夹着一根软刺，叫人刚刚觉出来，却又不够疼。
小桃点了点头。
“孙小桃同学，你应该知道，没学过人体透视原理，又没有任何素描写生经验的人，是不可能创作出那样的画来的。”男考官的脸，突然阴沉了下来，阴得仿佛随手能拧出一把水。
“如果美术专业没通过，你还可以转考我们学校的其他专业。可是如果你撒谎，那就是道德品质问题，我们可以取消你的考试资格……”
血一下子涌上了小桃的脸。考官还说了许多话，可是小桃一句也听不清了。小桃不知道她有这么多的血，也不知道她的血竟然有这样大的力气。血像一帘粗大的瀑布，凶猛地击打着她的耳膜。血有多少力气冲过去，耳膜就有多少力气挡回来。两股蛮力撞在一起，满耳便都是惊天动地的轰鸣。
“我没有撒谎，那画是我想出来的！”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那是一声喊，因为她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在一切轰鸣之上。
“你脑子里想什么，就能画出什么吗？”很久没吭声的老头，突然插进了一句话。
“只要是我见过的。”小桃说。
“你娘卖开水，你总见过吧？”老头说。
老头说话的语气很平，听不出是戏谑还是认真。考官们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眉眼间浮出隐隐一丝笑意。这是小桃熟悉的笑意，这是由她父母的名字引发的笑意里残留下来的尾巴。先前的笑意埋是埋了，却埋得太浅，经不起引逗，轻轻一拨弄就要露出痕迹。
血又一次涌上了小桃的脸。还好，先前的潮红还未褪尽，新红藏在旧红背后，没人看得出那是两层不同的红。血在占领了小桃脸上的每一个角落之后，渐渐地安宁了下来，耳朵不再轰鸣，小桃的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的镇定。
“我能画。”小桃说。
穿湖蓝布拉吉的女老师拿来了一个小画板和一支带着橡皮的铅笔。
“草图就行。”她说，语气里带着临终送别的怜悯。
小桃把画板夹在膝盖和肘子中间，双手拄着头，闭着眼睛久久不动。被大同小异的面试折腾了一个上午的考官们，到此时耐心终于给磨出了破洞。中间那个管事的用钢笔敲了敲桌子，说：“算了孙小桃，我们叫下一个吧。”
这时小桃突然睁开眼睛，说：“五分钟，老师，你就给我五分钟。”
小桃开始俯下身来画画。
小桃的脸近近地贴在画板上，整个身子拱成了一个圆，仿佛在竭尽全力地呵护着手底下一个惊天动地的机密。
小桃画得很快，甚至没有用满五分钟。她把画板递给了考官，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书包。她知道，她的梦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梦碎在这个时候，疼是疼，终究还是干净利落的短疼，总比忍半辈子的钝疼强。老虎灶的女儿，天生就懂怎么挑选疼痛。
考官们的脸近近地凑在一起看着小桃的画，半晌没人吱声。
也没人笑。
小桃推门出去的时候，突然听见背后有人说话。那话不是说给她听的，只是顺道刮进了她的耳朵而已。
说话的是那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老头。
“阶级感情啊。”他说。
这个夏天小桃闲得无所事事，不用上学，不用赶功课，也没有返校日，时间多得如同空气，一抓一大把，可是无论抓了多少把，却也不见少。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起了床也是坐在窗口发怔，一坐就是一两个钟点。勤奋嫂见不得她这副样子，便轰她出门找同学玩。实在被母亲催不过，小桃只好百般不情愿地出了门，当然不是去找同学玩。
她原先的学校没有高中部，所以上高中时她换了一所学校，依旧没有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一毕了业，同学里有的参军，有的嫁人，有的回乡务农，有的参加了工作，日日碰面的一群人，忽的一声就散成了一把沙子，顺着城市的筋脉无影无踪地流走了，仿佛从来就不曾相识聚首过。
小桃走到街心，才醒悟过来她原是无处可去的。心没主意，脚却自有主张，拽着她的身子浑浑噩噩地朝九山湖走去。脚并不是听心调派的，脚只是跟着记忆走，这些年里那汪湖那棵树一直是她无处可去时的去处。心糊涂，脚不糊涂。
天很热，日头把石板路晒得滚烫，凉鞋踩上去有些稀软，鞋底仿佛随时要化在石板上。知了扯着嗓子吱呀吱呀地喊，把人的脑瓜子喊成了一块什么也兜不住的破布。树叶子被日头晒蒙了，蜷成一排排纹丝不动的拳头。街上没有一丝风，连狗都懒得跑动，蹲在树荫底下哈哧哈哧地吐着舌头。小桃没走几步路，汗水就把眼睛眯住了，却又懒得回去拿草帽，终于走到湖边时，早已浑身湿透。
在那棵槐树底下坐了，脊背和脑袋一下子就找到了树干上那个凹陷之处，那也是凭记忆认的路。天终于裂开一条缝，刮起了一丝风。风很轻，还不够叫湖面上的水略略地蹙一蹙眉头，却已经把小桃的睡意勾起来了。自从那天从考场回来之后，她就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早也困晚也困，每日三餐，还没放下饭碗，眼皮已经沉涩不堪。困意像是一匹匹长得扯也扯不断的布，而清醒的时刻，反倒像是布匹之间细细的接缝。
她知道，那是因为她已经彻底放下了心思。心思原来是有重量的。心思像沉甸甸的铁钩，一个一个地挂在睡眠上，就能把睡眠钩出千疮百孔。可是现在她放下了，她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铁钩，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捅破她的睡意。
前几天她在街上闲逛，偶然看到一张通告，是一家街道皮鞋厂的招工消息。她也没和母亲商量，就自己去报了名，当场就给录用了，因为她是这个小厂里唯一的一名高中生。下个月正式上班，学徒工，十五块钱工资，满一年加两块，直到满三年出师。出师后每月能拿二十六块钱，外加三块营养费，因为做鞋底的橡胶有毒。
那天她回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勤奋嫂一天都没说话。晚饭的时候，桌子上出现了一碗油汪汪的红烧肉，那是一家人一个月的肉票。母亲和二姨婆都没动筷子，却都往她碗里夹肉。她一连添了两碗饭，饥荒的年代总算过去了，她现在终于可以略微地纵容一下自己的胃口。母亲和二姨婆忧心忡忡地看着她，眼光里的怜悯很沉很黏，压得她无论如何也打不出那个裹了油腥的饱嗝。后来她终于张开了嘴，笑笑说没事，挺好。
是的，挺好。
从考场回来之后，她就把画纸画笔和颜料打成一个卷，扔进了阁楼。她今生不会再去碰那个梦。梦是肥皂泡，日头一照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只是梦太经不起摔打了，梦轻轻一碰就碎，碎得那样彻底，连团水迹都找不到。若不想忍受那份破碎时的痛楚，兴许从一开头就不要去吹那个肥皂泡。
她突然就很是认命了。
小桃的头一挨上树干，就轰的一声跌入了黑甜乡。这一觉像一张刚刚从本子上撕下来的新纸，干净得没有一星半点的梦迹。睁开眼睛，饥肠辘辘，才明白自己已经错过了一顿饭。惊醒她的不是饥饿，而是一个人。那人站在她跟前，用一把拢成一束的纸扇，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肩膀。见她一脸茫然，便扑哧一笑，说孙小桃你不认得我了？我是赵梦痕。
小桃一下子就醒透了。
升高中时赵梦痕分在了另一所学校。两所学校其实相隔不远，温州又是这么小的一个城市，两人本该有千个百个机缘在某一个街角相遇，可是三年里她们竟然没有见过一次面。梦痕长高了许多，长辫子剪成了齐耳朵的短发，身上穿的是一件洗得有些挂丝的白短袖衬衫和一条灰布裤子。裤子没有裤缝，膝盖裤腰处有几条深刻的褶皱。小桃从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梦痕，一时怔住，半天才问你，你怎么在这儿？梦痕指了指前方，说我陪爸爸出来透透气，家里太闷。
顺着梦痕手指的方向，小桃看见不远处的林荫道里，行走着一个半老不老的男人。男人和梦痕一样，穿的也是白短袖衬衫灰布裤子。男人手里捏着一把裹了布边的葵扇，此刻正挡在头顶遮阳。其实日头已经偏了，没有多少气力，那抹灰黄涂在男人的背影上显得有些肮脏。男人走路时鞋跟低低地黏在地上，仿佛没有力气好好抬一抬腿。这样的一个男人若扔在街上，寻常得大概连狗也不会多看上一眼。小桃暗暗地叹了一口气：世道真像是一把粗沙子啊，在人身上滚过一回，就把一个显赫一时的公子哥儿磨得走了样。其实还没有人认真碰过他呢，碰他的日子还在后头。他只是经过了一场公私合营而已，他不过仅仅是感觉到失去了用场。
“今年考大学了吗？”梦痕摸出一条手绢铺在草地上，在小桃身边坐了下来。
这是一句已经在小桃喉咙口堵了半天的话，她一早就想问梦痕的。小桃没问的原因，是怕她反过来问自己。结果却是梦痕抢了她的先。
小桃摘了一根狗尾巴草，在手心搓来搓去搓成了粉，扬在风里吹散了，才哼了一声，说考了也是白考。梦痕问怎么说这个话？小桃叹了一口气，说你是明知故问吗？我是什么基础，你不会不知道吧？
梦痕哦了一声，像是不知道如何应答。小桃就问你呢，你也考了吗？梦痕咬了咬嘴唇，说和你一样，考了也是白考。
怎么能一样？小桃暗想。梦痕如果考不上，绝对不可能是成绩。自从升了初中之后，梦痕突然就对功课上起心来。她父亲专门给她请了最好的私人教师，在家辅导她的俄语和数学，她的成绩一下子跃到了年级的前几名。她若落榜，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她的家庭出身。虽然“一视同仁”的话一直在报纸上喊，可是就连二姨婆这样大字不识一个完全看不懂报纸的人都知道，功臣的儿子哪能和罪臣的儿子坐在同一条板凳上？这几年出身不好的学生，想上大学是越来越难了。
此刻老虎灶的女儿和绸缎行的千金突然有了一丝同病相怜，他们都被大学摒弃了。赵梦痕的生活之路拐到这一程的时候，和孙小桃有了小小一段的集结。可是，在赵梦痕的路还没拐到孙小桃的路上来的时候，赵梦痕拥有过什么样的风光？而她孙小桃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兴许到老到死，都永远是老虎灶的女儿。她的路一眼就看到了头，她的路永远也不会拐出什么惊心动魄的弯道。
“我到这儿这么多次，后来就一次也没看见你了。”小桃说。
“你见过我，在这儿？”梦痕有些吃惊。
小桃定定地看了她一眼，说：“我看见了，你和抗战，在这儿吹口琴。”
梦痕愣了一愣，半晌，才转过身来，也定定地看着小桃，说：“那你为什么不叫我们呢？”
梦痕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像一汪好天，清朗得没有半丝云翳。小桃想找一句话来回，搜肠刮肚地，竟然找不出一个字，只觉得脸颊渐渐地烫了上来，便很是恼怒了自己：遮遮掩掩的应该是她，到头来脸红的竟然是自己。
好在梦痕也没往下追问，只是摇了摇头，说：“抗战嗓子不错，口琴也吹得好，可是他就是听得太少。他以为俄罗斯民歌只有《红莓花儿开》和《喀秋莎》，后来我妈给他放唱片，他就听傻了。他耳朵很灵，一听就听出来什么是好东西。”
“他去你家，听唱片？”小桃想掩饰，可是没用，她的嗓子不服她管，没出息地裂着惊诧的口子。
“我妈会弹钢琴，家里存了很多音乐唱片。柴可夫斯基的全套，肖邦的大部分都有，格林卡的也不少。抗战想好好学唱歌，光嗓子好没用，得有音乐素养。”
没变，赵梦痕没变。赵梦痕就是剪成了秃头，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裳，她还是赵梦痕。她身上有些东西，是生下来就有了的。不，是还没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了的，那是从她爹娘的血里传到她身子里去的。她爹娘活着，这东西就活着。就是她爹娘死了，这东西也还活着，再透过她的血，传给她的儿女，长长远远，世世代代。哪怕这会儿她没了耳朵没了舌头，成了聋子成了哑巴，那东西还能从她的汗毛孔里一丝一丝地往外冒，叫人一眼就认出来了。抗战身上没有这个东西，抗战也想要这个东西。抗战的父亲打了一辈子的仗，就是为了消灭梦痕父亲这样的人。他即使再打上三辈子的仗，也阻挡不了他儿子想要梦痕身上的那些东西。只是抗战的父亲也给了抗战一张脸皮，这张脸皮让他要起梦痕身上的那些东西时，有些羞羞答答躲躲藏藏，总也不那么理直气壮。
小桃突然就明白了为何抗战会在人前对梦痕冷漠。
“抗战，怎么样了？”小桃问。升入高中后，抗战分在了梦痕的那所学校，所以小桃和抗战，也是有一阵子没见面了。
“抗战回山东老家了。”梦痕说。
“为什么？”小桃又吃了一惊。
“他妈为了一点小事，和他吵了一架。他爸下班回家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几天，后来就回了山东老家。”
“后妈。”小桃喃喃地说。
“其实，也不是天底下所有的后妈都是这个样子的。”梦痕说，“我妈也不是我的亲妈。我亲妈很早就死了，我这个妈嫁过来的时候，我才三岁。可是她对我，就像是亲妈。”
小桃没想到梦痕会和她说这些话。从小学到初中，她和梦痕一起上过九年学。九年里她和她说话的次数，加起来也不够一双手十个指头。这些年里赵梦痕从公主沦为了平民，可是她身边总还围着那么几个人。喜欢她也好，恨她也好，她自始至终是班级里的一个话题。而小桃不是。小桃是话题边缘上的那团暗影，所有的话题都长着脚，绕着她走开去了，没人在意她的看法。现在她和赵梦痕不再是同学了，偶然的重逢，竟然撞出了这么多的体己话。隐隐地，小桃心里就有了几分感动。
“我爸也死得早，我都没见过他，连张照片都没有。”小桃说。小桃从来没和人说过父亲的事，除了那个考官，那也是他问了，她躲不过去才说的。
“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不能父母双全，那我还是宁愿有妈。”梦痕说。
两人突然就安静了下来，都觉出了话题的沉重。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半晌，小桃才问。
梦痕择下落在头发上的一片树叶，微微一笑。“走一步是一步，我不信，这么大的世界，就找不到一只写着我名字的饭碗。”
“你呢？”梦痕问。
小桃就说了自己下个月去皮鞋厂上班的事。
“也好，做皮鞋西……”
话还在喉咙口的时候，梦痕就知道了错。可是已经晚了，半截话已经顺着舌尖滑出去了，梦痕想拽，却死活拽不回来了。
“不就是皮鞋西施吗？你说好了，我不在乎。”
“小桃，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桃是从梦痕的声音里听出了她的真心懊悔的。梦痕的话吊起了一个尾巴，尾巴太高，从话身子上生生地扯断了，断口处满是瘢痕。
小桃忍不住扑哧一笑，说：“真的没事。我这样的人，干哪行都得让人叫‘西施’。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你怎么努力，终究也落得个‘千金’。”
那日小桃往家里走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白日的暑热已经散去，夜晚的清凉正在徐徐揭开帘幕。小桃的脚踩在路上，觉得有些沉。是饿，又不全是饿。这一个下午赵梦痕给了她太多的惊讶，跟一早出来的时候相比，她的身子似乎添了重量。
一拐入谢池巷，小桃就看见母亲站在路口等她。母亲很少在门外等她。母亲若等她，那必定是她闯了祸。可是今天，母亲的脸上没有怒意。非但没有怒意，眉眼上甚至有一团肥肥的笑纹——母亲的脸被欢喜浸泡得走了形。
“你疯到哪儿去了？”母亲远远地对她扬着手，手里有一封拆了口的信。
“你的，录取通知书！”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仿佛跑了很远的路。
消息最早当然是从勤奋嫂这里传出去的。可是出了口的话就像是出了锅的糍粑，走一路沾一路的灰，再传回到勤奋嫂的耳朵时，已经全然不是原先的样子了。
谢池巷的人来老虎灶打水的时候，都免不了要跟勤奋嫂道一声喜。有的说小桃考上了工程师，有的说小桃进了裁衣裳的大学，也有人说小桃被挑去学怎么织布。勤奋嫂忍不住笑，总是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跟人解释：“我女儿考上了大学，是纺织服装学院，学的是布料设计专业。”
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过得如一阵旋风，所有的事情就像是刮在半空的粉尘，一件跟一件混在一起，又快又乱，却是不着地的模糊虚晃。
勤奋嫂先是请了一个弹棉花的匠人，把家里的几床被褥都重新弹过了一遍。屋里没有放弹花架的空地，只能把摊子摆在门口，于是老虎灶里里外外都飞扬着细柳絮般的棉尘，来打水的人，只能侧着身捂着嘴从嗡嗡的弹花声中进进出出。一连弹了三天，才总算完了工。最厚实的那套被褥，当然是留着给小桃带到学校去用的。
接着，勤奋嫂把一家人剩下来的布票统统找出来，给小桃裁了一件布拉吉。小桃从没穿过布拉吉，挑布料的时候就乱了神，竟不知挑什么花色好。其实一整个店面里总共也没有几匹布，小桃在那几样有限的色布格子布和花布跟前转了好几圈，才终于指着一匹湖蓝色带小白花的东方绸点了点头，算是定了。
三天后衣服从裁缝铺里拿回来了，小桃试了试，哪儿都好，只是略微地长了几分。小桃的身量长在前头，小学里一直是全班女孩里数得着的高个子。等十四五岁来了月经，便停住了不再长。二姨婆说把裙子送回去让裁缝再改一改，勤奋嫂懒得这麻烦，拿出针线箧来，自己动手把裙边拆了重新收口。
老虎灶还没打烊，客人却已经稀少了。二姨婆坐在门口，在给小桃篦头发。小桃的头发很长，梳成两根辫子，一路能垂到腰下。小桃洗起头来是件烦死老天的事，满满一脸盆的热水，才刚刚够把头发浸湿。换了四五盆水，还淘不清那些肥皂花。勤奋嫂见一遍，唠叨一遍，说要不是老虎灶谁供得起那样的热水？可是小桃还是舍不得剪。
洗起来是一样麻烦，干起来是另一样麻烦。从水里捞出来，擦干了，还得花一两刻钟才能把那一头乱草慢慢梳通。若遇见有风的天，还好说些。若遇见阴雨的日子，有时候一整天也干不透。平常洗头，只能挑在星期天一大早，可是今天吃了晚饭，小桃心血来潮非要洗，说是头痒难熬。勤奋嫂说你这一洗，怕是要等到天明才能干透。小桃说不怕，我湿着也能睡，多垫一条枕巾就是了。勤奋嫂拧不过她，只好由了她。
洗过了，就央求二姨婆来篦头。二姨婆用的是一把细齿的竹篦，那篦齿走在头皮上嘶啦嘶啦酥酥痒痒的，小桃一身的骨头就散了架，再也挂不住一两肉。
篦头发这样的事，小桃是从来不会叫妈妈做的。小桃是牵着二姨婆的衣角长大的，走不动路时背她的是二姨婆而不是妈，从小她都是闻着二姨婆脚上的汗馊味入睡的。淘气的时候，二姨婆和妈都会骂她，可是二姨婆的怒气是一层稀薄的纸，一捅就破，里头是一团软面泥。而妈妈的怒气也是一层纸，却是一层她从来不敢去捅的纸，因为她不知道那纸底下藏的是什么东西。在这个家里，二姨婆其实更像是妈。小桃没见过自己的爸，却见过别人家的爸。她觉得她的妈倒有点像别人家的那个爸，撑着家里的一片天，整天担忧的是天别塌下来，就没有多少细致心思管她。
二姨婆的篦子咝咝地行着路，小桃觉得脖子上时时有股细细的风，那是二姨婆无声的叹息。自从小桃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二姨婆就常常这样叹气。二姨婆不说话。可是她用不着说话，小桃猜得着她的心思。二姨婆看不懂报纸，不晓得朝鲜、越南、美国在哪里，完全不知天下事。在二姨婆的心思里头，一个女人最好的出息，就是嫁一个顾家的男人，生一群活得下来的孩子，所以二姨婆心底里更愿意小桃别去上那个劳什子大学，而是守在家门口安安生生地做一辈子的皮鞋西施。
不过叹息归叹息，二姨婆明白这件事上她做不得主，所以她就闭了嘴。其实这件事非但二姨婆做不得主，甚至连妈妈也做不得主，小桃自有主张。只是幸好妈妈的主张恰好也是小桃的主张，要不然小桃可以翻了脸六亲不认，一条窄路独自走到黑。
勤奋嫂的针在箧里放过一阵子，沾了潮气，有些锈涩，走起来便不怎么顺畅，一不小心扎了指头，便忍不住哎哟了一声。二姨婆见了就摇头，说你这个手艺，难怪你婆婆当年就看不上眼。勤奋嫂哼了一声，说她家里有压箱底的货，她瞧得上谁，除了她儿子？
小桃听了，免不得好奇，就问妈你不是说我爸家里是农民吗？那我奶奶怎么会有压箱底的货？勤奋嫂一怔，便笑了，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好日子也不能都让她一个人过。到了你爸手里，他们家就败落了。
小桃又问我爸家里就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吗？我爸死了，怎么就没有堂叔堂伯什么的呢？勤奋嫂说你爸是独苗，他死了我们又搬了家，亲戚就远了。小桃想了想，像是有几分不甘，又问妈你也没有亲戚，二姨婆也没有亲戚，为什么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是独苗，没有堂亲、表亲、远亲、近亲？
勤奋嫂抬头剜了二姨婆一眼，二姨婆立时就明白了那意思：她在怪她一不小心张嘴啄了一个小口子，没想到那小口子底下连着一个大坑。现在她想填那个小口子，却已经晚了，她首先得填住那个大坑。
“你去路口风大的地方吹一吹头发，就这样睡下了，还不给你捂出一头虱子？”
二姨婆停了手里的篦子，推着小桃往屋外走去。
小桃披着一头湿发走到了街上，木屐在石板路上踩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天黑透了，头顶上飘浮着几片薄云。云虽不厚，却长着牙，把月亮啃成了一张边角残缺的麦饼。走到路口，风越发急了，枝叶沙沙地在路面上投下大团大团的鬼影。刚吃过夜饭的街市还很热闹，夜风里裹挟着层层叠叠的街音：受了委屈的狗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呜咽；挨了打的孩子在撕心裂肺地哭号；不知哪家把收音机开得震天响，里边广播的是一桩关于越南的新闻。再往前走几步，就听到了一阵隐隐约约的口琴声。琴声很轻，像一条细细的棉线，被压在重重的杂响之下。小桃的耳朵兔子似的竖了起来，听了半晌，终于挑出了线头，原来是《小扁担三尺三》。
小桃忍不住暗暗地笑了：这阵子电影《李双双》红遍了大江南北，每一支口琴里吹出来的，当然都是《小扁担》。吹这支口琴的大约是个新手，断断续续的，半天也找不着音准。小桃知道不是抗战，可是她忍不住还是想起了抗战。那年抗战在九山湖畔吹口琴的样子，如一把雕刀在她的脑壳里刻下了一个磨不烂的模子，从那之后，仿佛世上的每一支口琴都与抗战相关。她这一辈子后来听到的所有口琴声，都不过是从那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副本。
也不知抗战在山东，还吹不吹口琴？也不知道他今年，有没有考上大学？
由抗战想开去，小桃就想到了梦痕。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她曾动过心思去找梦痕，问问她是不是也接到了通知。前几天在九山湖的偶遇之后，梦痕突然成了她心思里的一个角落。可是踌躇再三，她还是没去。她不去，是因为害怕：要是梦痕落了榜，她怕自己声气里掩藏不住的喜气会伤着了她，也怕梦痕眼里掩藏不住的失望会伤着了自己。虽然她的录取和她的落榜没有任何关联，她在她的命运里是个毫无分量的过客，可是一个人的喜气在另一个人的哀怨面前，总多少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她免不了要生出那么几分愧疚。
可是，她实在是不愿意承担那本该不由她承担的愧疚，哪怕是一丁一点。十九年，她活了十九年了。这十九年里，只有这个夏天的这两个星期，是值得她放在记忆里时时拿出来翻晒一下的。抗战、梦痕、老虎灶，甚至整个温州城，都是她生命天幕中的流星。无论他们在她的心里留下过什么样的划痕，他们都已经属于过去。而几天之后，她就要乘船离开那条叫瓯江的河流，驶向东海，驶向一个她一无所知却注定要成为她的未来的都市。既然终究要成为过去，不如现在就让它们过去吧，为什么要让那些与她无关的愧疚，打湿这或许只是昙花一现的快乐？
不知不觉间，小桃就走到了五马街口。
如果把温州城比作一盏灯，五马街就是灯泡里的那根钨丝。如果把温州城比作一颗汤圆，五马街就是汤圆里的那团麻心。小城的白天是从这里揭晓的，小城的黑夜也是从这里落幕的。这是小城肉中的肉，心中的心。小桃从前也来过这里，可是她从来不敢驻留。她觉得这样的街是给梦痕抗战这样的人行走的。梦痕可以理直气壮地走在这里，因为她兜里的那个荷包，能买得起任何一家店铺里的任何一样货色，还有任何一家店铺里的任何一个笑容。而抗战走在这里，也可以抬头挺胸，因为他免不了要想起十几年前他父亲的布鞋踏上这条街，把一面蓝旗扯下来换成一面红旗时的情形。可是她孙小桃呢？她走在这条街上，脚是软的，眼睛也是软的。她的眼睛不再是眼睛，而真正的眼睛，却是街两边的橱窗。那些镶着霓虹灯的眼睛张得大大的，无声却放肆地嘲笑着她的寒酸和贫穷。
可是今天，她突然不同了。她依旧寒酸，依旧贫穷，但她兜里却有一张纸，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张纸虽然不够她买任何一家店里的任何一样货色，却叫她有了足够的胆气，可以抬起眼睛把这条街气定神闲地好好看过一遭，她觉得她的脚她的眼睛突然都长了劲道。
五马街口的大众电影院门口，第一场电影刚散，第二场电影正要进场。两拨人马撞在一起，就撞出了一些白天没有的热闹。广告牌上写的是两部片子：《红楼梦》《槐树庄》。其实演什么都不打紧，小桃要的只是嘴里含着一枚糖橄榄，静静地坐在有扶手的椅子上，听着放映机沙沙转的那份感觉，哪怕银幕上放的只是新闻纪录片。上次进电影院，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还是学校组织去的。小桃很后悔今天出门前没问妈妈要一毛钱——那是一张电影票的价格。她知道妈妈会给的。这个夏天她让妈妈在谢池巷的人跟前大大地长了脸，为了这个脸面，妈妈的手指头就松了许多。妈妈既然舍得请人来给她弹一床全新的棉被褥，在她身上花去全家一年剩下来的所有布票，妈妈也一定会舍得请她看一场电影。要是妈妈高兴了，说不定还能提前打烊，全家三口一起来看一场《槐树庄》。
就在这时，小桃突然在散场的人群里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是仇阿宝。阿宝身上背着一个大包，身边走着一个女人。小桃想躲，却晚了，阿宝已经冲着她大声喊了起来：“阿桃，你怎么在这儿？”
一条谢池巷的人，包括她妈和二姨婆，都管她叫小桃，只有仇阿宝叫她阿桃。闭着眼睛，小桃也听得出那是仇阿宝的声音，高高的，粗粗的，带着点被香烟割伤了喉咙的沙哑。
仇阿宝挤过人群，把一个开了口的纸包塞到小桃跟前：“橄榄，冰糖腌的。”小桃推了推，阿宝就蹙了眉，说：“怎么啦？还没上大学呢，就瞧不起你阿宝叔了？”小桃只好挑了一颗含在嘴里，轻轻一咬，一股清香从舌尖弥漫开来，满嘴便都是甜味。
“我干闺女，艺术家，大艺术家。”阿宝指了指小桃对身边的女人说。阿宝说这话的时候，脸颊上浮开一团油汪汪的笑。
女人是小桃从未见过的，三四十岁的模样，长得还算白净气，只是面颊上有几个淡淡的麻点。女人看了小桃一眼，笑了笑，却没说话。
小桃想说谁是你干闺女了？却碍着那个女人，只好换了句话，说阿宝叔你怎么这阵子都没来打开水呢？阿宝指了指身上背的那个大包，说你看看，我今天出差才回来，还没回家呢。小桃说你没回家，怎么就知道我考上大学啦？阿宝嘿嘿一笑，说我有耳报神，你们家什么事也瞒不过我。
女人在一边听着，神情就有些不耐烦起来，屡屡地拿眼睛催阿宝。阿宝撩起衬衫下摆放到鼻子上闻了闻，对女人说我得赶紧回家打瓶水洗一洗身子，这一路住的都是些什么旅店？都臭了，搞不定还有虱子。女人有些不情愿，嘴唇翕动了一下，像是还有话说。阿宝挥了挥手，刀似的斩断了女人还没出口的话头。
“你先走吧，得闲了我找你。”
女人只好怏怏地走了。
女人刚一拐出视线，阿宝就对小桃挤了挤眼，问饿不，闺女？小桃哼了一声，说谁是你闺女？阿宝想板脸，没板住，反而板出了一脸的笑。在老虎灶所有的客人中，小桃跟仇阿宝最熟，小桃从小就不怕他。
“好你个忘恩负义的童子痨（温州方言：坏孩子）。下回你妈打你，我要是再拉她我不是人。”
说完了阿宝便叹气：“转个眼阿桃你就是大人了，你哪还用得着你阿宝叔拉架？”
一句话说得小桃心里突然就有些难受起来，是那种在快乐上洒了一层细灰的稀稀薄薄的难受。小桃说了半句“阿宝叔你……”，就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阿宝拉了小桃就往街对过走去。“走，叔请你吃饭。叔这辈子还没请你吃过饭呢，再晚就请不上了。”
小桃说我吃过饭了。阿宝说你饱了我还饿着呢，就算是你请我吃饭，我来付账，好不好？
阿宝去的那个地方，是温州酒家，那是小城里最排场的一家餐馆。小城的人结婚娶媳妇，请柬上若写的不是温州酒家，面皮已经丢了一半。小城的人想巴结人，送什么礼也抵不上酒家的一顿饭。小城人吹牛扯皮，堵人心窝子的一句话是：“你有本事到酒家摆两桌给我看看。”小城人赤皮紫脸诅咒发誓的时候，除了拿爹娘猪狗说事之外，也时不时会拿酒家做筹码，嚷嚷一声：“要是骗你，我立马拉你去酒家开一席。”
小桃虽然连酒家的门也没踏进去过，却猜也猜得到那里的价码，便有些犹豫起来，说我还是不去了，我妈等我回家呢。阿宝哼了一声，说有我呢，你怕什么？再说了，让她也知道知道等人的难受。
两人就挑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阿宝跟服务员说说笑笑地，熟门熟路地点了几个菜。小桃问阿宝叔你是不是常来这儿吃饭？阿宝瞪了小桃一眼，说你是不是想让我犯贪污罪啊？我吃得起吗，常来？小桃说不常来你怎么都知道点什么菜？阿宝说我们厂里来外地客户，若是大户，就会拉到这儿请客。老实告诉你，你阿宝叔还是头一回，自己掏腰包在这里吃饭呢。下回你真成了大艺术家，你给我好好记住了：当年你阿宝叔在温州酒家请你吃过一顿饭，那是半个月的工资啊，大小姐。
小桃啊呀了一声，嘴就再也没合回去。阿宝夹了一块热腾腾的鲑鱼肉放到小桃碗里，说这样的炸法，你在家里是一辈子也吃不到的。小桃放进嘴里，那鱼皮炸得脆生生的，嘎巴一口咬进去，刚过了皮尝到了肉，还没来得及品出味道来，那肉便已经棉花糖似的化在了舌头上。
小桃一边吃，一边看着阿宝笑，却不说话，直看得阿宝心里发毛，就说阿桃你有话就讲，别给我装模作样。小桃又笑了半天，才说那个阿姨，你怎么不请人吃饭啊，这么好的菜？阿宝哼了一声，说请她？没的冤枉。小桃说阿宝叔你才装模作样。你要不待见人家，怎么出差回来家也不回先去请人家看电影？阿宝说谁请她去的？我还没下船，人家就来接了，直接接到了电影院，也不管我吃没吃饭。小桃说你要不告诉人家什么时候回来，人家怎么会去码头接你？还是你先招人家的。阿宝无话可说，只骂你这个童子痨什么时候也长脑子了，大人的事，你懂什么？小桃说谁是童子痨？我三千年前就是大人了。我妈说了，你在找对象结婚。阿宝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小桃嘿嘿地笑，说别人说这话你都可以信，只有你妈说这话你可不敢瞎信。小桃问为什么？阿宝不答，只说回家问你妈去。
小桃其实肚子不饿，只是嘴饿，图新鲜吃了几口，便连嘴也饱了，就放了筷子，问阿宝叔这趟你出差去了什么地方？阿宝没好气，说能有什么好地方？刚换了个新厂长，什么好地方都派自己的小舅子去，没人去的烂地方才轮到我。小桃说去哪儿也比哪儿都没去过强。阿宝说商丘宝鸡，连麻雀都不生蛋的地方，你去吗？小桃想了想，才犹犹豫豫地说不去也行，两人便哈哈地笑了。小桃又问上海，好吗？阿宝说世上当然是苏联最好，可惜咱们去不了莫斯科。眼睛能看得着的地方，就数上海最好了。不过再好，那也不是咱们的地盘。你到了上海，就等着挨欺负吧，在上海人眼里，咱们都是乡下人土包子。小桃哼了一声，说乡下人又怎么啦？毛主席靠的就是乡下人，才赶走了蒋介石。
两人扯了半天皮，阿宝才终于犹犹豫豫地问阿桃你妈这阵子，还好吗？小桃说她天天如此，也没什么好不好。
阿宝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烟嘴，点上一根烟，慢慢地抽了起来。从十五岁做学徒开始，他就跟着师傅学会了抽烟，到现在已经抽了二十几年了。阿宝在万事上都得过且过，只在抽烟这样事上穷讲究。他的这个烟嘴，是正经的老坑和田玉料，是他那个当了一辈子烟鬼赌徒的爸，从别人手里赢来的唯一一样值钱货。他爸一死，自然就落到了他手里，从此形影不离。这个烟嘴在两代人的口涎和烟垢里浸润得油光碧绿，夜里关了灯，放在桌子上都能看得出亮。阿宝抽烟不仅一定要用这个烟嘴，而且只认一个牌子，就是牡丹。阿宝一个月也只挣四十六块钱，虽说有几个出差补贴，却还要供养寡母，可是阿宝对勤奋嫂店铺里卖的那些一分钱两支的卷烟，却从来没拿正眼瞧过，说到了阴曹地府再抽那个也不晚。
不仅认烟嘴认牌子，阿宝抽烟的时候还要摆足样子。点上火之后，他总要跷起二郎腿，仰着头闭上眼睛，才轻声轻气地嘬上一口，仿佛那烟嘴里藏着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他若一睁眼，略略喘一口大气，就能把人吓得魂飞魄散。
小桃等得不耐烦，只好又舀了半碗鱼圆汤来喝。汤自然是一等一的鲜汤，只是实在太饱了，几勺下去，就觉得肚子像是一个吹得稀薄透亮的气球，轻轻一捅就要炸。
阿宝终于慢条斯理地把一根烟抽到了尾，拿出手绢擦过了烟嘴，放进兜里，才指了指椅子叫小桃坐正了，脸色是少有的正经。
“阿桃，你从没想过给自己找一个后爸？”阿宝问。
小桃怔了一怔，被这句话，也被这个神情。仇阿宝搬进谢池巷，到现在也有十二三年了，他有一个哥哥在乐清乡下，他的寡母就在两个儿子家里轮换着住。轮到母亲不住身边的时候，阿宝就不开伙了，三餐吃在单位食堂，回家就到老虎灶灌两瓶开水洗脚擦身了事，多年里和老虎灶厮混得滚瓜烂熟。小桃从小长大，看惯了阿宝嬉皮笑脸的样子，他乍一正经起来，她倒给吓了一跳，嘴里的一口汤突然就变成了糠，怎么也咽不下去了。
后爸这两个字要是拆开来看，她从小学一年级就会认了，可是把这两个字摆在一起，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了这个词跟她妈妈的关系。又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了这词不仅跟她妈有关系，似乎还跟眼前这个叫仇阿宝的男人有关系。这个词太生猛，像块砖咚的一声砸上了她的脑壳，她躲不及，给砸得晕头转向，说出来的那句话结结巴巴，文不对题。
“我，我们家，太小，住，住不下……”
阿宝定定地看了她一眼，说：“你家没地方，我家有。”
小桃想找另一句话，一句更切题的，一下子就能把阿宝的话砸死的话，可是那句话曲里拐弯地藏在肚腹的某个角落里，小桃钩扯了半天，也没把它钩扯到喉咙上。
“阿桃你知不知道，你妈是为了你，才不找男人的？”阿宝说。
小桃又吃了一惊，半晌，才嗫嚅地说：“我妈没，没跟我讲过。”阿宝顿了一顿，说：“你妈跟我讲过，要等你上了大学再说。你明白这个‘再说’是什么意思吗？”
小桃今天出门的时候，脑壳还清醒得如同是显微镜底下的新布，经是经纬是纬，经纬交织，有头有绪。可就是这顿饭，把一匹布拆绞成了一团乱线，她找来找去再也找不出一个头。
“回家吧，天晚了。”小桃匆匆站起来，走出了酒家的门。
一顿饭的工夫，天上的薄云就散尽了，月亮终于露出了脸，把石板路照成了一个黑白分明的棋盘，凸的地方很白，凹的地方很暗。晚场的电影还没有散，街上人声稀少，听得见风钻过梧桐叶子的窸窣细响。八月的风没有骨头，轻轻软软的，却带着隐约一丝的香，那是路边卖花女子竹篮里装的茉莉花串。
小桃听见身后有一阵踢踢趿趿的脚步声，知道是阿宝付完账追上来了。
“阿桃，今天的事，不要跟你妈讲。”阿宝期期艾艾地说。
望着阿宝脸上的斑驳汗迹，那句在肚肠里曲里拐弯地藏掖着的话，突然就毫不费力地跳到了小桃的舌尖上。
“阿宝叔，其实，你做我的叔，就挺好。”小桃说。
这一天，老虎灶打了烊，二姨娘提了一桶水在擦地，勤奋嫂坐在灯下清算一天的进账。桌子上摊着一封信，是小桃写来的。小桃走了已经两个多月了，勤奋嫂和二姨娘还没有把小桃留下的那个空填满。二姨娘每天醒来睁开眼睛，一蹬脚还是要叫一声“小桃啊，晚了快起床”；勤奋嫂端上饭菜，还会时不时地摆上三副碗筷。小桃走后，她们再也不用赶着点吃饭，再也不用担心学校里送来的大考小考成绩单，她们甚至可以把卷烟用的旧报纸随心所欲地摊满整张桌子，可是这份随意这份宽松却叫她们心慌。现在她们终于明白了，她们就是在温州城里住上两辈子，叫得出谢池巷里每个人每条狗的名字，她们的日子也还是浮萍，没根没底。小桃是她们的秤砣，是小桃坠着她们叫她们生了根。小桃走了，她们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根。
“桃的信就这几句话啊？”二姨娘问。二姨娘这句话一天里已经来来回回地问了好几遍，每问一遍，勤奋嫂就再念一次信。念得多了，勤奋嫂闭着眼睛也能背得下信里的每一个字，还有字中间的标点符号了。
“天说冷就冷了，你写信告诉她，叫她记得晒被褥。你说她知道怎么晒吗？我忘了给她带晾衣绳。”二姨娘说。
勤奋嫂忍不住笑了，说你最好把自己也打成行李跟着她过去。现在后悔了吧？从小没好好教她做家务。二姨娘却很是不以为然，说那孩子大学都考上了，还能学不会家务？那是阿猫阿狗都会的事。等她哪天嫁了人生了娃，你看她会做不会做？
勤奋嫂听见“嫁人”两个字，就像有根针扎了心，有些麻，也有些隐隐的疼，半天才缓过一口气来。
“那天抱她回家，好像才是昨天的事。皇天，一晃就是二十年了。这孩子命大，七个月就落了地，硬是活下来了。”勤奋嫂说。
“那年走在路上，她拉了十几天的肚子，连肠子都拉出来了，谁见了都说不行了，可她就是逃过了一命。”二姨娘说。
“十三年，咱们到城里都十三年了。二姨娘你说大先生的坟还在不在？这么多年没回去看过了。”勤奋嫂问。
“你还惦记着他呀？”二姨娘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到底，是我害了他。”勤奋嫂喃喃地说。
“是你害了他？我看是他害了你。书读多了，人就读出怪毛病来了。要不是他那副小肚鸡肠，哪会有后来的事？”
勤奋嫂无言。这样的话，二姨娘已经说了许多年。刚开始说的时候，她只觉得二姨娘无知荒唐。后来说的次数多了，这话在耳朵里进进出出地擦出些暖意来，勤奋嫂渐渐地就有些半信半疑起来。
“他要是看过了小桃一眼再走，这些年，我想起来兴许也就不那么难受。”勤奋嫂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死人的事不去管了，咱们只能先顾活人。”
二姨娘拧干了拖把，在勤奋嫂身边坐下，两人不约而同地，就想起了十三年前的旧事。
关于土改的消息，最先是从大先生的一个学生那里听说的。那个学生没毕业就偷偷跑去了延安，后来随解放大军南下，在平阳县委里当了个头头脑脑。那人家境贫寒，在学校念书时常受大先生的接济，心念旧恩，就悄悄来找吟春，说县委工作队就要下乡开始土改了。虽然大先生和吕氏都死了，可是大先生家里留有田产和雇工，吟春十有八九会被评上地主成分。那人让吟春带着小桃赶紧逃走，城里刚刚解放，流动人口多，容易躲藏。吟春开始不想走，说大不了把田地都没收了，总得留一口饭给我吃吧？一个寡妇，还能把我怎么样？那人冷冷一笑，说凭什么不能把你怎么样？脱了衣服搜，掘地三尺找金银财宝，上吊的投河的，这些事都发生过。
吟春听了就打了一个寒噤。
可是最后让吟春定下心思走的，却是那人的另一句话。那人说你不走可以，可是小桃呢？大先生就这么一个后裔，你忍心叫她成为地主的女儿，永世不得翻身？就是这句话，让吟春改了心思，连夜开始收拾行装。那时月桂婶在陶家帮着照料小桃已经好几年了，她无儿无女，舍不下吟春和小桃，便假扮是吟春的表姨，跟着母女两个一起逃到了温州城里。三人改名更姓，和乡下所有的亲戚都断了联系。吟春典当了几样随身带出来的细软，在谢池巷口租了个地方住下，开了这家老虎灶至今。
“二姨娘，不知为什么这一阵子我心里像有一面鼓在咚咚敲，走在路上谁多看我一眼都叫我心慌，怕是哪天要叫人认出来。”勤奋嫂忧心忡忡地说。
“早些年还罢了，现在？谁能认出你来，那得长着孙猴子的火眼金睛。”二姨娘劝慰道。
勤奋嫂摸了摸脸颊，说二姨娘我就老成这般模样了？二姨娘说你这个人啊，有人看你你心虚，没人看你你生气，你到底想怎么样？勤奋嫂扑哧一声笑了，说老就老了呗，除了天皇老子，谁还能扛得住不老？不过到了这一会儿，就是认出来也不怕了，咱们小桃已经上了大学，还能把她给退回来不成？二姨娘说真要退回来倒也好了，她安安心心待在我眼前，将来找个好人家嫁了就是了。不论哪个皇帝当朝，女人最紧要的还是嫁人。
勤奋嫂说二姨娘你不读书不看报，哪里懂现在的事？现在是越来越讲究家庭成分了，成分高的女孩子，连嫁人都难，有户口的嫁没户口的，大学生嫁农民，水不往高处流，只能节节往下走。二姨娘听了，扪住胸口，倒吸了一口凉气，说那你别穿那么鲜亮了，还是往老里打扮，千万不能让人认出你来啊。
勤奋嫂看了看身上的衣裳不吱声。她今天穿的是一件灰卡其的春秋两用衫，洗得已经褪了色，肘子上有一块小补丁。勤奋嫂知道二姨娘说的“鲜亮”，不是指衣裳，而是指她脖子上翻出来的那一条衬衫领子。衬衫是姜黄色带白圆点的府绸料子，去年做的，还有几成新。红的绿的她不敢穿，青的蓝的她敢穿，却又不屑穿，所以她选了这个在不敢和不屑中间的黄。
明天，明天得把这件衬衫换下来，换回那件灰格子的。勤奋嫂暗想。
就在这时，两人突然听见了敲门声。先是一下，很轻。接着是一个小小的停顿，然后又是一下，依旧很轻。这敲门声听起来迟疑警觉，甚至有点鬼鬼祟祟，像是电影里地下党人的接头暗语。
这个时间来人勤奋嫂一般都不开门，因为店铺已经上了门板，卸起来有些麻烦。勤奋嫂喊了一声：“熄火了，明天再来吧。”门外就静了。勤奋嫂以为那人走了，便又接着数点进账。没想到隔了一会儿，敲门声又响了起来。这回的声气比先前大了些，有人喀喀地清了清嗓子，隔着门叫了声勤奋开门，是我。
勤奋嫂的心咚的一声撞了起来，撞得胸腔子一下一下地疼。她听出了是谁——全天下只有这个人不叫她勤奋嫂而叫她勤奋。
她把桌子上的零钱哗地拢成一堆，转身就朝楼上跑去。一边跑，一边对二姨娘说：“是谷医生，你先去开门。”
上次去朱家岭看谷医生，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这两年里她依旧还给他写信，他也回，两下都是疏疏隔隔的，几个月一封。最近一次来信，是半个月前的事了，在信里他说起了摘帽的事。那次他用半瓶甘油从那位老太太耳朵里取出了蟑螂，当即治好了她的“鬼附身”。当时围看的人有半条街，都把他当作了神人。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却传到了老太太一个侄子的耳朵里，那人正是朱家岭所属的那个镇的党委书记。书记当下就给上级写了报告，请求摘除谷医生的右派帽子。上级却没说话。上级没说话的原因，是想让谷医生在乡下多待些日子，帮着扩建乡里的卫生院。谁知这一拖就拖去了两年。虽然谷医生上封信里说过摘帽的事情最近可能会有进展，勤奋嫂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回到了温州城。
勤奋嫂上了楼，关起门来，在屋里慌手慌脚地找衣服换。这几天家里正请泥水匠补灶，衣服头发上免不了沾了些灶泥。她不在乎他看见自己袖子上的补丁，但是她不能让他看见衣裳上的脏。楼下木桶里浸着一大桶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洗，现在能换的只剩下一件棕色的灯芯绒外套。那件外套比身上这件还旧，肘子袖口都已经磨掉了绒，可总还算干净。勤奋嫂换了衣服，把衬衫领子翻出来对着镜子照了一照，还好，黄色和棕色搭在一处，看起来还算顺眼。
又找了把梳子梳头。梳子找着了，捏在手里却颤颤地抖，嘶啦嘶啦地扯断了好几根头发。终于把头梳平整了，勤奋嫂便忍不住暗笑：这是怎么啦？他不是她的男人，她也不是他的女人，她慌的是哪门子的神？
下了楼，一眼就看见二姨娘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男人背对着她，她看不见他的脸，却看见他穿了一件灰色中式夹袄，后脑勺的头发上有几绺灰白。他手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油渍渍的纸包。听见楼梯响，男人转过身来，勤奋嫂就看清了他的脸：他的面皮被日头晒成了紫铜色，笑起来额头眼角上有几条纹路在来回爬动。两年前在朱家岭见到他时，他就已经像个农民。今天再见到他，他依旧还像农民，却是个老农了。
他站起身来，冲她伸出了手。这是一个她不熟悉的姿势，她有些不习惯。正犹豫间，她的手已经被握在了他的手心。他的手掌像锉刀，磨得她的手有些生疼，那是被日头晒爆了的老茧皮。她心里有很多话，一句一句地排长队等着出口，挤到了最前头的那句话其实并不是她最想问的。她听见自己问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今天下午。她问他这次来了还走吗？他说医院把行李也运回来了，一时半刻可能不会走了。
两人便突然没了话。
二姨娘见状，就指了指桌子上的杯子，说：“这是仇阿宝从泰顺带回来的新茶，谷医生你喝一口，我上去洗把脸。”
谷医生上上下下地掏口袋，终于找出了一个烟盒，打开来，却是空的，就揉成一团扔在桌子上。勤奋嫂拿过来，找了几根自己卷的烟把盒子撑饱了，又划洋火点着了一根，送过去给谷医生。
烟丝很辣，谷医生抽不惯，喀喀地咳嗽了一阵子，才把一根烟抽完了，眉眼就渐渐松泛起来。
“到底是‘新擦’，真香。”谷医生端起茶杯闻了一闻，鼻尖上漾起了一小片水汽。勤奋嫂知道他在学二姨娘的蹩脚普通话。
“他们终于放我走了。”他说，“我给他们培养了六个土医生，现在卫生院有好几张床位，发烧、打吊针、小儿种牛痘，都不用去县医院了。”
“摘帽了吗？”她焦急地问。问完了她才醒悟过来，这其实是堆在她喉咙口的第一句话，却叫别的话抢了先。
他点了点头。
“让你回医院工作了？”
他又点了点头：“医院换了领导，新领导是学医出身的，说现有的专业人才不够用，就把我调回来了，还不知道分在哪个科室。”
勤奋嫂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谷医生绕了大大的一圈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最先的起点，只是他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
“还住原先的房子吗？”她问。
“那地方早有别人搬进来了，现在暂时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
“哪天我去帮你收拾收拾，刚回来，肯定乱。”
他没说话，算是认下了她的好意。他慢慢地喝了几口茶，就问小桃上学还好吗？勤奋嫂说她基础差，功课有些难。不过他们班主任是苦出身，特别关照贫困学生。就是他推荐小桃入了团，还叫她争取入党，只是我们小桃政治上不怎么积极。谷医生说这样也好，认认真真学一门专长，省得像我，不懂政治还偏偏卷进麻烦。勤奋嫂就宽慰他说你现在摘了帽，就是普通人了，跟那些右派不一样。
谷医生微微一笑，不答，却问小桃助学金够她花销吗？勤奋嫂说学校给她评了个二等助学金，十二块五毛一个月，一等没轮上，还有比她更困难的农村生。谷医生说这个钱刚够吃饱饭，学美术课还得购置颜料、写生本、画笔什么的，女孩子也总得有几个零花钱买点日用品。勤奋嫂说我每个月再给她寄个三块五块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开水灶的生意不如从前。
谷医生又点着了一根烟，慢慢地抽了起来，这回就摸顺了烟脾气，不再呛咳。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勤奋我现在有正常工资了，我想每个月给小桃寄十块钱。
勤奋嫂被这话一下子打蒙了，是欢喜，但更多的是惊讶。这些年，她一直是牵挂这个男人的。从第一面起，他就让她想起了大先生。在遇到大先生之前，她是懵懵懂懂的，她不知道自己喜欢的到底是哪一路的男人。若没嫁过大先生，她兴许一辈子都是糊涂的，可是她偏偏就是嫁过了大先生。大先生给她开了窍，叫她突然明白了她喜欢的就是读书人。有过了大先生，别样的男人就再也走不进她的心。
这个叫谷开煦的男人一步跨进她的老虎灶，就走到了离她心很近的地方。可是她还来不及跟这个男人熟稔起来，他却又走了。这些年，她似乎在等他，又似乎没在等他，因为她从未真的指望他会回来。没想到他果真回来了，依旧还对她好，可是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好。二姨娘说过男人的钱放在哪里，男人的心就在哪里。现在这个男人要把钱放在她女儿身上，她能断定他肯把心放在自己心上吗？她吃不准这个男人的心思，就像她从前吃不准大先生的心思。可她就是贱，她喜欢让她吃不准的男人。
“不行。”她说，“我们小桃从来不随便收别人的钱，除非……”
这句话其实有个尾巴，这个尾巴被她咬在了舌尖上。她咬得很刻意，一听就听出了断痕。
那咬断的半截话是：“除非你是她的什么人。”
这半截话，若两年以前在朱家岭的时候，她兴许还有胆子对他说，那时她还年轻，身上还剩了些牛犊般的莽撞。那时他们还没分开那么久，先前的记忆还留着些余温，能叫人恶从胆边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这几年里人人都迈过了一道槛，小桃从孩子变成了大人，二姨娘一脚就踩进了老年的门，而她自己走路也学会了前瞻后顾。这些年他们虽然还疏疏地通着信，可是那些信只是一根软软地吊在他们中间的线，只够叫他们知道他们依旧是相识，却不够叫他们有胆气随意去捅破相识这张纸，看看后面到底藏了些什么东西。她故意藏了那后半截话，原是想激他开口的。她期待着他说：“难道我只是那个随随便便的别人么？”
可是他没说这句话，他只是放下茶杯，换了一个话题。
“那个送你茶叶的仇阿宝，还好吗？”他问。
勤奋嫂听出了他话语里的一根刺，就哼了一声，说：“你还没问我好不好，倒先问他了。”谷医生嘿嘿一笑，说：“我问他就是问你的一种方式。”
这话有点绕，她没听明白，就问：“这话什么意思？”
“我还没走的时候，就听这条街上的人说，他对你挺好。”他避开了她的眼睛，迟迟疑疑地说。
她的脸一下子紧了，冷冷一笑，说：“你要是多来几趟，人家也会说这样的话。寡妇门前，不就这些事吗？”
他想解释，却觉得越描越黑，一着急，面皮就紫涨了上来。
“勤奋，你，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把眼睛别开了，不看他，只定定地看着墙。
他呆坐了片刻，终于坐不住了，就站起来，拿过桌子上的那个油纸包递给她。
“朱家岭的人知道我要走，昨天特意杀了猪请我，我让他们卤了一副猪肝给你。你贫血，吃这个最好。”他说。
勤奋嫂只觉得心里有一团东西涌了上来，堵在喉咙口。她喀喀地清了几回嗓子，才终于把它咽了回去。
这个男人，对我终究还是上心的。她想。
谷医生起身告辞，勤奋嫂送他走到了街上。外头是个好天，只是月亮累了，蔫蔫地泛着黄边。几乎就是个满月了，却就是差了那么一丁点，依旧还是不圆。天晚了，街上没有几个人，一辆黄包车擦着路面走过，扬起细细一阵风，那是消遣完了的人正赶在回家的路上。
勤奋嫂听着谷医生踢踢趿趿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谢池巷里，就暗叹：其实人哪有什么定性？无非是随了住的那个地方的样子。谷医生原先住在城里，就是城里人的样式。谷医生在乡下待了这么些年，他就成了乡下人的样式。现在谷医生回到了城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蜕下身上的那层乡下皮，再变回城里人。
兴许，她更喜欢那个住在乡下的谷医生。
第一学期的美术基础课让小桃彻底反了胃，现在她终于醒悟她小时候喜欢的那个“画画”和大学美术课程中间，原来竟相隔了十万八千里的路程。她喜欢的那样东西是云，而她脑壳里的想法是风，风走到哪里，云就能飘到哪里，没有束缚羁绊，也没有线条边界。而美术基础知识是绳子，绳子像捆粽子似的捆住了云，她的风再也吹不动她的云，因为她的云不再是云。几次考试下来，她明白了她无论如何努力也是徒劳，因为她不是那块料。
布料设计专业的学生人数不多，二三十个人，只有三名女生。那两名女生是上海本地人，隔三岔五跑回家去改善伙食，和她几乎没什么话可说。她和纺织工程系的几个女生同住一间宿舍，大家专业不同，上的课程也不同，彼此没有多少交集。从小城到了大城，从中学到了大学，小桃不过是从一种孤独走进了另一种孤独，她依旧没有朋友。
一个学期没上完，小桃就坚决要求转系，转到任何一个不用上美术基础知识课程的系。小桃的动静闹得很大，惊动了许多人。从班主任到班委会到系领导，一轮又一轮的思想工作，像一张又一张粗码细码的砂纸，轮番打磨着小桃的脑壳。可是小桃的脑壳是生铁，砂纸改不了形。最后让小桃打消转系念头的，不是砂纸，而是宋书记的几句话。
宋书记是新近才提上来的官。宋书记在担任校党委书记之前，曾经是小桃这个系的总支书记。当时的面试，就是宋书记的一句话，服装学院的新生录取名单里才有了孙小桃这个名字，当然，小桃并不知情。
宋书记把小桃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自己却只顾埋头批阅文件，并不理睬她，他需要好好地把她晾一晾。当了十几年的干部，他知道什么是攻坚战。他在等着她开口，只要她先开了口，他就有了一半的胜算。
果真，小桃站了一会儿，心就虚了。在她有限的眼界里，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是她见过的最大的官。渐渐地，她站不住了，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
“宋书记，你找我，有事？”她嗫嚅地问。
他依旧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手头的文件，仿佛没听见她的问话。过了半晌，才取下鼻梁上的眼镜，抬头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你觉得你身上的衣服好看吗？”他突然问。
她吃了一大惊，她打死也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他们的谈话。这个问题彻底打乱了她的阵脚，她开始慌慌张张地寻找对策。她今天穿的是一件方领白衬衫和一条蓝布裙子，她不能说好看，那实在有点假。可是她也不能说不好看，因为街上一半以上的女孩子，穿的都是这个样式。
看见她无所适从的样子，他从鼻孔里哼出了一口气。
“你说实话就好，我不喜欢人跟我撒谎。”他说。
她终于摇了摇头，说：“不好看。”
“你知道为什么不好看？”他问。
她又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他用手里的钢笔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那是因为你偷懒！你完全可以，却偏偏不肯，设计出好看的布料给人穿。”
她想辩解，刚开了一个头就被他狠狠地切断。
“我跟系里的老师打过招呼了，这个学期的美术基础课程，一定会让你及格。下个学期就是实际应用课程了，你再也不用去画那些没用的空壳大花鳖了。”
她忍不住低低地笑出了声。“空壳大花鳖”她想不出这样的话。可是他说出来了，她突然觉得那其实也是她的话，埋在她肚腹里等待着出世的话。她只是不知道她系里的老师们听见这话是什么感受。
“听说你的色彩感觉不错。我就等着街上的人穿你设计的花布。我老了，别让我等太久。”他说。
他没等她回话，就挥了挥手让她走。她是憋了一肚子话来的，可是他的一句“空壳大花鳖”，像根针在她的肚皮上扎了一个眼，她的话瘪了气，她就再也没有争辩的精神头了。
她走到门口，又被他叫了回去。
“你是劳动人民的孩子，我指望你来打扮劳动人民。我信不过别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神色异常凝重。他的脸紧成了严严实实的一块板，找不到一丝裂缝。
她的眼眶热了一下，她赶紧低头往外走去。她知道她要再在他的屋里待下去，她可能会当场出丑。她不能当着他的面流泪。
就是在那一天起，她安下了心，决定在这个系里待下来。
今天的课是人体写生。
和专业美术学院不一样，小桃系里的美术基础知识是压缩了的课程，只有两堂人体写生。今天是第一堂。
小桃一走进教室，就觉出了气氛的不同。屋里多出了一扇屏风，所有的人都知道那后面藏掖着一个让人耳酣心跳的秘密，一个除了一名已婚调干生之外谁都没有见识过的秘密。没人说话，可是期待却无所不在地潜伏在每一双眼睛之中。窝藏了这样的期待的眼睛像贼，既兴奋又惧怕，所以每一条视线都躲躲闪闪地走着自己的羊肠小路，生恐一不小心撞见了别人。空气犹如一块大玻璃，绷得很脆很紧，任何一声轻微的呼吸和咳嗽，都能在空中擦出噌噌的回声。
今天领课的老师叫宋志成。宋志成虽然才三十出头，却是个老革命。当年解放大军开进北京城时，他是队伍中的一个小小兵。他从小喜欢画画，在鲁艺听过几堂美术课。进城后脱下军装当了几年文化干事，就被保送进了大学，在美术系学了三年的速成班，毕业后分配到了这所大学任教。他的那点功底，只够教小桃这样没有什么美术基础的学生。在班里有些入学前就打下了厚实基础的学生面前，他就有几分捉襟见肘。他对付捉襟见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坦诚。
“要不是家里穷，我也不会参加革命。你们拿笔的时候，我在扛枪。等我放下枪再拿笔的时候，笔已经不听我使唤。可是，时代总是需要有些人为它做出牺牲。我不行，不代表你们不行，你们从这里走出去，将来个个都是专家。”
这就是他第一堂课的开场白。
他把自己的短处做成了一面旗子毫不藏掖地举在手上。他举旗子的样式极是堂正磊落，叫人牢牢记住了他的姿势，而几乎忽略了旗子上的内容。一样短处高声呼喊出来之后，听起来反倒不觉得是短处了，而嘲笑这样短处的人，却反而有了些不恭的嫌疑。所以学生上他的课，都很安静配合。
屏风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小桃知道模特儿就要出场。宋老师在喋喋不休地交代着写生的要求和注意事项，他的话像一颗一颗的珠子，叮叮当当地散落在小桃的耳膜上，却怎么也连不成串。他终于讲完了，便有一个裹着一袭红色纱巾的女人，慢吞吞地从屏风后头走出来，坐在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上。
“身子斜一点，把手靠在椅背上，就这样。”宋老师在给女人做着示范。
女人坐定了，手一松，纱巾轻轻软软地跌落在了椅座上，小桃的眼睛猝不及防地撞上了两团雪白。那两团雪白浑圆饱实，中间开着两朵小小的粉红色的花。小桃飞快地闭上了眼睛，心跳得犹如万马奔腾。可是来不及了，她已经被那样的雪白割伤。
千万，不要脸红。她暗暗地警告自己。
没用，她已经感到了热。血涌了上来，先是脸颊，再是额头，再是颈脖，最后是耳垂。她的头像一个浇了煤油的火把，烫得足够可以点燃一片森林，太阳穴里仿佛有两面大铜锣，当当地敲得她两个耳朵嗡嗡响。
天杀的，小家子气啊，你。她恶狠狠地咒骂着自己。
这时，她发现她的画板上落下了一团黑影，便知道她身边站了一个人。在眼角的余光里她扫到了一双黑色的皮鞋，是宋老师。宋老师没说话，只是递给她一张便条。
“一开画就好。”便条上说。
太阳穴里的铜锣渐渐地敲累了，她就听见了教室里的另一种声音。唰，唰，像油菜花地里蜜蜂的翅膀在相互撞击。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那是铅笔在画板上爬行的声音。
脸凉了，她终于可以抬头正视那个女人。女人的身子依旧雪白，却不再割她的眼睛。她发现她的目光走过女人身上的凹凹凸凸时，是在搜寻埋在肉底下的骨骼筋络。她甚至有些憎恨那些肉，肉挡住了她的眼睛。
拿起铅笔的时候，她知道她已经过了一道坎。那道坎的名字就叫世面。
这堂课的作业，她是最后一个完成的。等她把素描从画板上卸下来时，教室里的人早已散尽了。别人画素描，是把眼睛所见的直接传送到手上，而她却要把人物整个地存进脑子，然后凭记忆再把那些细节一寸一寸地恢复到纸上。别人在临摹，而她却是在默写。她的眼睛和手中间，始终站着一个笨拙的脑子。她像牛需要一个冗长的反刍，而就是这个反刍过程，使得她比别人慢了好几步。
宋老师一直在等她交上了作业，才和她一起走出了教室的门。
“终于，迈过了这第一步。”他说。
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可是她不敢接他的话头，她怕自己一不小心还要脸红。这个秋天她不知犯了什么毛病，风吹草动都会让她脸红。
“我们在鲁艺的时候，纸和颜料都非常紧张，经常用树枝在沙子地上画腹稿。后来进城上大学，头一回画人体素描，我站在教室门口死活不敢进去。”
她忍不住笑了。他在课堂上多次讲到过在延安的日子，那是讲给大家听的。可是这一回不是。这一回他是讲给她一个人听的，是为了安慰她。
“世上所有的事，都有第一关。过不了第一关，你肯定是死。过了第一关，你至少就有指望活下去了。”他说。
“我，能活吗？”她问。
他没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哪天我请你吃饭，孙小桃同学。”他说。
屋顶很高，天花板也许是乳黄色的，也许是粉红色的，上边或许还雕着朦朦胧胧的花纹。楼上那层的楼梯扶手上似乎也有花，却不知是什么花。小桃还想再看一眼，看得仔细一些，可是来不及了，屋顶的灯光已经黯淡下来，只剩下一盏聚光灯，在紫红色的幕布上镂出一个雪白的圆圈。今天的公共汽车误了点，他们刚落座，演出就要开场。
一路上宋老师给小桃讲了许多关于这个戏院的历史。宋老师说的人名里，小桃只听说过梅兰芳、马连良和袁雪芬，这是妈妈和二姨婆说起过的人。几年前仇阿宝做了一个矿石收音机送给妈妈，虽然接收效果不怎么样，讲话唱戏都是一片沙沙声，家里毕竟有了些热闹可听。妈妈爱听京戏，二姨婆爱听越剧，听多了就讲得出几个名角的名字。宋老师还给小桃讲了几个别的名字，比如黄金荣，比如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这几个她就耳生了。
宋老师说1947年曾经有一群妙龄越剧女伶，把法国名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改成了中国式的戏剧《山河恋》，在这个剧院里上演，直演得荡气回肠，动地惊天，散场后接她们去吃消夜的黄包车，排满了整整一条街。小桃有些惊讶，说宋老师你人在陕北，怎么会知道十里洋场发生的事？宋老师笑了，说那时候上海滩的文艺青年，后来有一半去了延安。宋老师讲到“一半”两个字的时候，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放着光。
椅子也是紫红色丝绒的，已经很旧了，布料早已被磨得失去了经纬交织的劲道。小桃暗想这个座位上也不知都坐过些什么样的人，她总觉得自己的屁股底下压着几代的鬼魂。宋老师见她坐立不安的，就问怎么啦？小桃说我是第一次，来剧院看戏。宋老师看了她一眼，说以后还会有许多第一次的。新中国就是要让我们这样的人，享受过去永远也不可能享受的美好。
昨天下课的时候，宋老师叫住了她，说今天要带她出来看看上海。宋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旁边还有别的同学，可是谁也没有感觉惊讶。除了教一门课，宋老师还是他们的班主任。宋老师是单身，没有家累，一个月的工资花不完，都补贴在了学生身上——他会时不时地在周末带家境困难的外地同学出去吃饭。不过，宋老师这是第一次邀请女同学。小桃当时其实是想推辞的，可是她犹豫了一下，最终没说话。她没说话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小桃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怕，小时候是害怕被同学知道家里是开老虎灶的，而现在是害怕被人说成小家子气。况且，她心里也真的想看一看上海。平时周末她都待在宿舍里恶补功课，很少外出。虽然她来到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已经几个月了，她对它依旧一无所知。
宋老师先带她去了一家叫红房子的西餐厅吃饭。宋老师说这是上海最老最好的西餐馆。服务员递上菜单，小桃看得一头雾水，不仅看不懂英文，甚至那上面的中文字也似乎变成了外文。她看懂了每一个字，可是这些字连起来却是一片云雾，似乎与菜名全然无关。宋老师说别看那玩意儿了，你爱吃鱼还是爱吃肉？她毫不犹豫地说吃肉——
饥荒的年代留给她身体的记忆还很新鲜，她的肠胃至今还会在半夜醒来高声呼唤着油腥。宋老师替她点了一个洋葱汤、一客牛排和一份巧克力蛋糕，这三样都是她从未见过的稀罕物。
洋葱汤端上来，小桃舀了一勺，说怪，这味道真怪。宋老师问怎么个怪法呢？小桃说像是煮熟了的烂皮鞋。宋老师忍不住哈哈大笑，说慢慢地，你就习惯了，这可是法国人最爱喝的汤。小桃终于把那一碗汤熬下去了，牛排就上了桌，却全然不是她想象的肉模样。宋老师耐心地给她示范着刀叉的用法，小桃忍不住地问宋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宋老师说我也是在实践中学习生活。过去这些地方只是一小部分人可以进来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上牛排。宋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眉宇之间浮上一丝隐隐的阴影，脸上便突然棱角分明起来。小桃想笑，可是她最终还是忍住了笑意。小桃同时也忍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不就一块肉吗？怎么和人类解放事业搭上边了？小桃的阅历还很浅，浅得几乎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的小桃那个时候还不懂得，世上有一种人永远不能空手行路，他得把一样理念当作行李扛在肩上，即使是快乐的时候，也依旧沉重。
小桃一点不剩地吃完了那块牛排，不是因为味道，而是因为家教：从小长大，妈妈决不允许她在碗里剩东西。这块牛排化整为零地躺在她的肚腹里，却没有往常肉食的那种温润妥帖。她打了一个饱嗝，那东西几乎要随着气流泛上她的喉咙，幸亏这时来了甜食。小桃从没见过巧克力，只觉得那玩意黑黝黝的有些可疑。直到她吞下了第一口，才知道在巧克力面前，世上所有的糖都不过是加工过的面粉。蛋糕虽然早就咽下去了，那股甜却在她的舌头齿间和口腔里黏留了许久许久。小桃咂咂嘴，说这是我一辈子尝过的，最好吃的蛋糕。说完了她又忍不住想笑，因为她记起来她一辈子总共才吃过两回蛋糕，一回是几年前仇阿宝买给她吃的，一回是今天。
宋老师看着她，不说话，眼里流溢着一丝纵容的、几乎接近慈祥的微笑。小桃突然感觉这个比她只大了十一二岁的男人，看起来有些像她的父亲。她虽然没见过父亲，可是父亲的感觉是蕴藏在血液里与生俱来的，不用人教，眼睛认得自己的路，一眼撞上了，自然能从一万张脸里顷刻辨认出那一张来。其实，在她十九岁的生命里也不是没有遇见过让她有父亲般感觉的男人，比如仇阿宝，再比如谷医生。可是那些人和她中间，严严实实地站着她的母亲。那些人对她的好，都得经过母亲。母亲如导体，能量经过母亲辗转抵达她身上时，已经消耗了许多——母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克扣了他们对她的好。可是眼下的这个男人，却是世上唯一的一个与母亲无关，单单因为她而对她好的男人。她很想说一声谢谢，可不知为什么那声谢到了嘴边突然就卡住了，化成了一丝不知所措的傻笑。
她就这样傻笑着离开了红房子，跟在宋老师身后去剧院看演出。天刚下过了一场雨，那是秋的最后一场脾气了，再往后，天气的事就该交给冬来做主了。树叶已经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条像一根根筋脉凸显的指头，颤颤巍巍地指着天空。落叶被积水一团一团地黏在街边，冷风刮起来，街上竟干干净净的，没有半丝飞尘。
小桃正在换季的尴尬上，上身已经穿了厚厚的毛衣，腿上却还是薄薄一件秋裤。宋老师走得快，走到了路口又回过头来等她，说天冷了该穿棉裤就早穿棉裤，不能怕难看，将来要得关节炎。小桃扬了扬眉毛，说棉裤难看吗？宋老师扫了小桃一眼，说当然没有布拉吉漂亮。国庆晚会那天，你穿那件湖蓝色的布拉吉，真的很好看。
小桃唰地涨红了脸，一直红到了发根，不是羞涩，而是兴奋。在她以往的人生经历中，她从来都是所有群体边缘上的那片影子，没有人注意过她的存在，更不要说她的衣着打扮。
“我妈和二姨婆，把一年剩下的布票都给了我。”小桃轻声说。说完了她就觉得愚蠢：不知为什么，在这个男人面前，她忍不住想讲实话，一些也许没有必要讲出来的实话。
宋老师呵呵一笑，说：“那好啊，明年我也把我的布票省一省，再给你做一件布拉吉。下次要做红颜色的，年轻女孩子就该穿红。”
小桃愣住了。一股湿软从心尖尖上涌出来，慢慢地渗到喉咙，正要往舌尖走的时候，却突然改了道，一路攀缘着往上蹿，眼见着就要在眼睛里找到出口，小桃赶紧扭过了头。这一辈子，除了母亲和二姨婆，她还没有受过谁这样多的好。当然，仇阿宝也对她好，可那是十几年里慢慢积攒起来的好。她跟宋老师认识才多久啊？几乎还是陌生人呢。她有些害怕。人对人的好像粮票，得一顿一顿地算计着，慢慢地掰着花，这样才能永远不挨饿。她害怕把所有的好在一天里头花完了，她将来的日子将一无所有。
宋老师看着她窸窸窣窣地擤鼻子，就叹了一口气，说小桃你知道吗？我下面本来还有三个妹妹的，两个很小就饿死了，我和大妹妹跟着叔叔去了队伍上，眼看就要熬到胜利进城了，她却夜里行军从马上摔下来死了。如果我的妹妹们都还活着，说不定也会跟你一样上大学呢。
小桃不知说什么好。两人突然就沉默了，一路无话地走到了剧场。
那天的演出是华东地区歌舞节目会演，内容是小桃从未见识过的精彩。小桃看得很是投入，在每个节目之间的缝隙中忘我而疯狂地鼓着掌，把两个巴掌拍得辣辣地生疼。小桃的兴奋一直持续到男声表演唱上场，在那以后她的心思就再也没有回到节目上。
表演唱的曲目是《我是一个兵》，是那阵子红遍了大江南北的歌。最初只是几个演员在唱，后来那歌声如雪球一路滚一路沾带上了各样的声音，到最后几乎场上的每个人都在那个雪球里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嗓子。看着看着小桃的心咯噔了一下，因为她在八个小伙子中间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她忍不住暗笑：天底下长得相像的人很多，怎么可能会是他？可是第一段歌词唱完了的时候，那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口琴吹起了间奏。刹那间一切疑云迷雾轰然散开，她准确无误地认出了他。
那首歌颠来倒去地唱了好几个来回，终于下场的时候小桃没有鼓掌——她在寻思该怎么办。下一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她终于想定了主意。她对宋老师说了声我去厕所，就弓腰走了出去。她当然没去厕所，她四下打听着找到了后台。
后台的人很多，将要上场和刚刚下场的擦肩而过，碰溅出各样喧哗的声响。小桃像一条蚯蚓在厚厚的人墙里钻出一条细长的坑道，终于在化妆间最靠里的那个位置上找到了那个人，他正用一块涂了凡士林的棉花卸妆。那张在舞台上显得健康红润自然的脸，失去了聚光灯的陪衬之后，顿时变得像漫画一般的荒唐：颊上的胭脂如同两块剪得边角不齐的红纸，嘴唇被丹朱圈囿在一个鲜艳欲滴的椭圆上。望着这张被夸张的化妆术扭曲到男人和女人之间那块模糊地带的脸，小桃突然失去了谈话的兴致。她在他身后默默地站着，直到他擦去了脸上的最后一块油彩，才走上去，轻轻叫了一声“抗战”。
抗战吃惊地转过身来——在这里没有人会用温州话叫他的名字。从他游移的目光里，小桃猜到了他一时还没认出她是谁。来上海之后的这段日子里她变了许多，最大的改变当然是在头发上。失去了老虎灶的随时热水供应，小桃终于把两根长辫子剪了，现在她梳着毫无特色的齐耳短发。那天剪完头发她躲在厕所里偷偷哭了一场，不完全是因为舍不得，其实不舍只是那天诸多情绪中浮在最表层的那一样。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她就一直留着头发，那天剪下来的每一根青丝，都见识过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那天她隐隐觉得是在跟她生命中的某一阶段道别，当然她还要在更后来的日子里才会明白，这只不过是她人生诸多道别的序曲和开场。每一次道别都会有疼痛，但是她会慢慢学会不再为每一次疼痛流泪哀伤。
她的改变不仅仅是在头发上，还有眼睛。她的双眸在灯光中熠熠闪亮，眼神里已经明显带有小城的天空所不能覆盖的丰富内涵。抗战的目光渐渐移到了小桃衣襟上的那枚校徽上，他在那里找到了答案。
“孙小桃，是你？听说你到上海了，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抗战的声气里带着一丝隐隐的惊喜。
“你什么时候进了歌舞团？”她问。
他扯过一张椅子，推开堆在上面的一摞戏装，腾出空地让她坐下，就给她讲了些别后的事。
他回山东后，在当地上完了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他没有参加高考，因为上学从来就不是他的志趣。他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乡务农，一条是去他父亲老战友的部队里当兵。这两条都不是他想走的路，第一条是因为十几年的城市生活已经使他和土地完全疏隔，第二条是因为他不想让他的父亲来插手他的生活。第一条他是不甘，第二条他是不愿。就当他在不甘和不愿的夹挤中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听到地方歌舞团招人的消息，就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去了，没想到一考就中，就这样来到了杭州。
还要很多年后，抗战才会知道，这第三个选择，其实也是他父亲铺的路。如果当时他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去一步步回溯那些貌似顺利的考试过程，他应该发觉每一个关口都留有他父亲的指纹。可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命运的恩宠，等抗战终于知道内情的时候，他父亲早已作古。
小桃没想到抗战会跟她讲这么多的家事。大约是因为离开了温州的缘故，小桃暗想。参照物变了，人似乎就变了眼界换了心性。
“你是听谁说我在上海的？”她问。
其实她还没开问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可是她要听他亲口说出那个名字。她看见他的额头一鼓一瘪的，她知道他在寻思如何回应。她在他片刻的犹豫中找到了一丝促狭的快活。
终于，他说出了赵梦痕。
她想故作无知地表示惊讶，然后再貌似无心地说一句“哦，原来你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啊”。她想把这场追问一路进行到底，直到把他死死地顶到墙的犄角上。可是话走到舌尖的时候突然走瘸了腿，因为她看见了他额角的汗。这个看起来从来都掌控着局势的人，原来也有乱了阵脚的时候。她喜欢看见他的破绽，那破绽让他从高高的台子上走下来，走到和她平等的位置上，现在她终于可以直视他的眼睛。
“她怎么样了，赵梦痕？”她问。
“高考落榜了，现在在一家街道鞋厂上班，做出厂包装。”他说。
“那家厂子，在哪里？”小桃问。小桃问这话的时候，声音微微发颤。
“在谢池巷边上，是几个私营鞋匠合并成的小厂。”
天，果真就是那家她本来要去上班的鞋厂。小桃暗暗惊叹。赵梦痕一定是从她嘴里听说了招工的消息才去报的名。
“她的成绩那么好。”小桃喃喃地说。
抗战叹了一口气：“她家也有过风光的日子，只是，那日子没落在她身上。”
小桃觉得抗战变了。抗战依旧沉静。沉静是一块覆盖面积很大的油布，底下遮掩着许许多多复杂纷繁的内容。抗战从前的沉静底下盖着的是优越感，一种跟秉性品行无关，却与征服者的姿势相关的优越感——那是他爸从血液里传给他的。他爸不用刻意教，他也不用刻意学，生来就会了。而现在，他的沉静底下或许还藏着优越感，只是那优越感已经有了裂缝，裂缝里长出了各样的杂草，比如同情，又比如怜悯。
小桃突然醒悟过来，撕裂了抗战优越感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父亲。这是征服者自身营垒的内耗，与旁人无关。
“有机会见着梦痕，替我问声好。”小桃说。
回到座位上，节目依旧精彩，可是小桃的心思已经不在舞台上。一整个夜晚，她只是抑制不住地想着赵梦痕。那本该是她孙小桃的命啊，她的半只脚都已经踩进了命运的鞋子里，可是事到临头她逃脱了。她留在身后的鞋子，不经意间却叫赵梦痕穿了进去，于是赵梦痕就给锁进了本属于她的命，从大小姐变成了粗使丫鬟。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她记起了开老虎灶的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
勤奋嫂早上起来坐在床沿上，双脚在床底下钩来钩去地找鞋子，只觉得身子有些倦怠。这阵子隔壁一位大婶给她介绍了织毛衣的新营生，大人织一件三块钱，小孩织一件两块，若是加急就各加五毛。勤奋嫂觉得这是桩无本买卖，挣钱反而比一分两分的卖草纸卷烟省力，还能见缝插针地做，并不影响老虎灶的生意。只是这样的好营生一个月也等不来一两回，而且一来就是急活。昨晚勤奋嫂忙到半夜一点钟，才把一件大红开襟线衫给织完了，今天一早人家就要上门来取，是为了赶孩子的十岁生日。
勤奋嫂每天醒来，都正正在四点十五分的点上，比闹钟还准时。今天醒来，只觉得天色比平素暗了许多，就摸索着找灯绳，想开灯看一眼墙上的那个老爷挂钟。不知怎的那盏灯也比平常暗，昏昏黄黄地照得挂钟上的字像水里泡涨了的芝麻粒，怎么也看不清。她趿着鞋子站起来，想凑到钟跟前，谁知墙壁突然风车似的旋转了起来，还没容她喊出一声皇天，就头重脚轻地摔倒在地上。
睁开眼睛，她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四壁雪白的屋子里。日头从窗玻璃里钻进来，凶狠地炸开一条光带，光带里飞着一粒粒银粉似的灰尘。她不知身在何处，有些心慌，便握起拳头用指甲抠了一下手心。还好，她活着，尚知道疼。
“别动，你挂着吊针。”有人瓮声瓮气地对她说。
她一下子没听懂，但是她顺着声音找见了说话的人。那人身穿一件白大褂，头戴一顶白布帽，嘴上捂着一个棉口罩，一张脸唯一露在外边的是眼睛。其实眼睛也遮了一半，被一副玳瑁框眼镜遮的。
勤奋嫂的身子虽然醒了，可是脑子还没全醒，过了半晌才终于明白过来，那个穿一身白衣的人是个医生。
她的脑子像淋了一盆凉水，一下子脆脆地醒了。她倏地坐起来，说：“不打了，那个吊针，我要回家。”
“你必须等到这瓶葡萄糖打完才能离开。”医生说。
“别劝我，劝也没用，我没钱付你。”
勤奋嫂说着就要拔针，却被医生死死按住了胳膊。医生摘下口罩，勤奋嫂这才认出是谷开煦。勤奋嫂虽然认识谷开煦多年了，却从未见过他穿白大褂的样子，心想这身行头捂得实在严实，一年里能见到多少日头？怪不得从朱家岭带回来的那身乌皮，一到城里就不见了，又变成了一张小白脸。
“你贫血得厉害，昏倒在家里，是二姨娘叫了人把你抬到急诊室的。”谷医生说。
勤奋嫂这才把早上的事，一丁一点地回想了起来。
“老虎灶呢，谁在看？”勤奋嫂焦急地问。
“你放心，二姨娘守着呢。”
勤奋嫂这才略微安了心，便笑，说回去喝一碗热汤就好了，没那么娇气。边说边支起身子找鞋穿，谷医生见拦不住，只好说今天的药费已经交过了，这针打不打由你。勤奋嫂缩回脚，半晌才说老谷，难为你了。
“你的血色素只有七点五克，平时伙食上太省了，你得注意营养啊。”谷医生说。
勤奋嫂哼了一声：“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医生？铜板大的事说成银番钱（温州方言：银圆），要都信你们的，开一百家医院也不够用。”
“勤奋，不是我吓唬你，你知道一个人正常的血色素应该是多少吗？小桃已经没有了父亲，你想让她也失去母亲吗？”
勤奋嫂不说话，脸色却渐渐地有了些变化，终于慢慢地躺回到床上。
窗外的日头渐渐斜了，光带已经缩成了墙上盘碗大小的一块光斑。光斑里有一块乌紫的干血，那是旧年的蚊子留下的尸身。门外走廊里有个病人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哀号，那声音叫人听了头皮一阵阵发紧。
“小桃那里，是你寄的钱吧？”勤奋嫂问。
谷医生一怔，过了一会儿才摇了摇头，正想说话，却被勤奋嫂打断了。
“我知道是你。老谷，我们家是个无底洞，你别管了，你管不了。”
谷医生有些尴尬，扭过脸去看着窗外。
“勤奋，有的事其实我能管，你偏不让我管。你们家不是无底洞，等小桃大学一毕业，日子就宽裕了。一份大学毕业生的薪水，养你们三个人没有问题。只是，你得健健康康地等到……”
这时外头突然跑进来一个护士，谷医生咽下了还没说完的那半截话尾。
“谷开煦，病房来新病人了，刘主任到处找你，你还在这里磨蹭。”
那护士斜了谷医生一眼，把一份病历往他怀里一杵。
“吊瓶浅了，你就喊护士。”谷医生交代了勤奋嫂一声，就站起来匆匆地往外走去。
谷医生走路的时候贴着墙根，眼睛低低地小心翼翼地探着路，仿佛前后左右都有意想不到的拦阻。勤奋嫂不由得就想起了在朱家岭的时候。朱家岭的番薯粉很糙，朱家岭的酒割人喉头，朱家岭的日头晒得谷医生满脸冒油，朱家岭的泥尘叫谷医生屋里剩不下一块干净的角落。可是在朱家岭的时候，谷医生腰身是直的，眼睛也是直的，可以扯着嗓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姑娘，在你们医院里，护士不管医生叫医生？”勤奋嫂扯住护士的衣袖问道。
姑娘不备，脸唰地涨得通红。姑娘很年轻，大概刚从护校毕业没多久，阅历浅显得藏不住一丝惊惶，经不起世上最简直明了的盘问。
“她们，都这样叫他。”她嗫嚅地说。
“凭什么？”
“她们说，他是右派，摘帽的。”
“摘了帽，怎么还叫右派？”勤奋嫂蹙起了眉头。
姑娘踌躇了半晌，才说：“这个我也不懂。”
勤奋嫂哼了一声：“你妈没教你做人的礼貌？他比你年长，又看了这么多年的病，你叫他一声医生也不为过。”
姑娘轻轻地动了动脑袋，看不出是点头还是摇头，就要急急地往外走。走到门口，又被勤奋嫂喊住了。
“你告诉我，正常的血色素该是多少？”
姑娘又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与先前的问题毫无关联的新问题。
“十，十一点五克以上，女同志。男同志是十二。”
姑娘逃也似的离开了房间。
屋里突然就静了下来。走廊上的那个病人大概刚刚打过了止痛针，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鼾声把墙壁扎成一个蜂巢。勤奋嫂的眼皮也渐渐沉涩起来。可是这天勤奋嫂的脑子总比身子慢半拍，身子醒的时候，脑子还在睡；身子要睡了，脑子却还不困。这天不仅勤奋嫂的脑壳和身子在打着架，她的眼睛和耳朵也在闹着别扭。眼睛闭上了，耳朵却不肯歇，依旧还半开半合地打探着屋里屋外的各样动静。她听见自己的鼻息声呼哧呼哧地像蛇在草叶间穿行。过了一会儿，她又听见一阵布鞋踩落在地板上的咚咚声。她知道是二姨娘。二姨娘是小脚，只有裹了脚的女人走起路来才会有这样一脚高一脚低的颠簸。
她实在睁不开眼，她的眼皮沉得像压了两座老天爷也掀不动的山，可是她感到了疼，那是二姨娘的叹息落在她脸上的重量。
“你起来，再不吃就凉了。”二姨娘终于忍不住把她推醒了。
“老虎灶呢？”勤奋嫂一睁眼就问。
“仇阿宝的娘帮我看着呢，你吃完了我就回去替她。”二姨娘说。
二姨娘怀里抱着一件捆成一团的旧棉袄，结子打得太死，二姨娘解不开，只好用牙齿把绳子咬断了，从里头掏出一个油纸包着的饭盒。
“猪肝炒菠菜，说是补血最好，是仇阿宝的老娘做了送过来的，你赶紧吃。”
勤奋嫂支起身子，挑了一块猪肝放进嘴里，嗓子一紧差点想吐。外边天冷，二姨娘走得慢，一路上猪肝已经凉了，嚼在嘴里便有几分腥。她勉强吃了几口，就把饭盒盖上了，说拿回家热一热，你吃。
勤奋嫂便问仇阿宝的娘怎么知道我在医院？二姨娘说你出了事我第一个就去叫仇阿宝，他老娘说他一夜没回来，关在厂里写检讨。
勤奋嫂吃了一大惊，说怎么他也犯错误了？二姨娘说是经济上的事。他们厂换了个新厂长，处处跟他作难。他跟厂里借了五十块钱，说好了发薪水就还，可是厂长知道了，非说他挪用公款。人家会计出纳都出面替他做了证，厂长还是非要他在大会上做检讨。
勤奋嫂摇了摇头，说这个仇阿宝，一份薪水加上出差补贴，一个月也不少钱，怎么还要欠场面（温州方言：欠债）？
二姨娘的嘴唇动了动，却欲言又止。勤奋嫂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想说人家不会等我一辈子，人家也得找人结婚，替别人花钱欠场面，是不是？二姨娘说知道就好，大先生死了这么多年了，怕早就托生做了别人家的男人了，你还替他守什么？
勤奋嫂叹了一口气，说二姨娘，说句心里话，我从来没想过守大先生。从他扔下我那天起，我就想过嫁人。只是，想嫁的那一个，我偏偏嫁不得。能嫁的那一个，我又不想嫁。我和仇阿宝，实在过不到一块。
二姨娘斜了她一眼，说你不想嫁的那一个，我知道是为什么。可你想嫁的那一个，又怎么嫁不得了？你不是向来喜欢识文断字的人吗？
勤奋嫂咬着嘴唇，目光直直地盯着窗外。日头行了一天的路，终于累了，咚的一声坠在天边，砸起一天的血。窗台上不知是谁搁了一个脏碗，有一只饿得只剩了一层皮的雀子，正当当地啄着碗底硬得像铁的剩饭粒。挂瓶里的葡萄糖水浅得只剩了一个底，水走得极慢，水珠子憋足了劲道，半晌才落下去，声气大得惊天动地。
“二姨娘，从前谷医生笑我天真，我还不信。今天我总算见识了，摘不摘帽子他在别人眼里永远是右派。我不怕，可是我不能不替小桃怕。小桃的老师信任她，小桃将来说不定有大前程。我不能害了她。”
二姨娘想劝，却搜肠刮肚也找不着一句能劝的话。两个男人两条路，两条路各有各的难处。身子委屈不得，心也委屈不得。在身子和心的委屈上，又压着儿女的委屈。儿女的委屈是山，在儿女的委屈面前，所有其他的委屈都是粉尘。勤奋嫂没有别的路，勤奋嫂只能是寡妇。
“等等吧，等小桃毕业了，有了工作，那时候谷医生的事兴许就不是事了。”二姨娘说，“再熬个四五年吧，挨一年少一年。”
小桃收到那张三十块钱的汇款单时吃了一惊。虽然那上面没写汇款人的名字，她却知道除了妈妈之外不会有别人。她上学之前，妈妈给了她二十块钱。她收了十块，把那个十块偷偷塞到妈妈的枕头底下。妈妈发现了，又把那十块汇到了学校里给她。后来每一个月，妈妈都会给她寄五块钱。两个星期前她刚刚收到了妈妈寄来的十块钱。妈妈这次多寄了五块钱，是给她过年花的，她没想到那十块钱后面又那么快地跟上了一条大尾巴。她知道家里那口一天要烧十几个小时的老虎灶，每天要吃进多少个煤饼，家里的煤票还不够垫层灶底，所以每个月妈妈都要买议价煤粉。家里那两个几乎高到天花板的大木桶，每天也要吞下好多水，那是妈妈雇人一毛钱一担从供水站挑来的自来水。刨去煤和水的费用，老虎灶一个月的进账只够三口人糊口，连做一件新衣裳妈妈都要想了又想。妈妈就是不吃不喝，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省不下这几十块钱。不知妈妈是不是又把家里的哪样东西送去了委托行？小桃知道家里还有几件衣裳，听妈妈说是奶奶家道中落之前的陪嫁，样子是老旧了，料子却是市面上再也见不着的稀罕。
小桃在邮局取了钱，走到街上，遭冷风兜头一吹，突然就清醒了：她不能收这三十块钱。妈妈几年来一直贫血，却总也舍不得在伙食上花钱。这三十块钱，又要叫妈妈和二姨婆吃上多少顿菜泡饭？她想折回邮局把这个钱寄回家去，转念又觉不值：来回两趟的寄费，岂不白白糟践了？钱还没花出一分，就已经先瘦了身。还不如等暑假回家的时候，再把钱带回家去，但愿妈妈那头不等着急用。
正犹豫间，就听见了身后一阵铃声，回头一看，有人正跨在自行车上冲她打手势，她这才明白过来对面是红灯，原来恍恍惚惚之间她已经走到了马路中间。
她回到人行道上，正想跟那人道一声谢，突然看到那人衣襟上别着一枚和她一模一样的校徽，便忍不住问你是哪个系的？那人的口音很重，连说了几遍，小桃才听清是纺织机械。看见小桃一脸疑惑的样子，那人笑了，说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我是越南留学生。那人笑起来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照得小桃满目晕眩。
那人看上去比小桃略大几岁，穿的是蓝布学生装，衣裳里罩着肥肥胖胖的棉袄棉裤，肘子和膝盖处绽开一条条粗硕的褶皱。那是学校里所有男生的标准打扮，可是小桃还是觉出了不同。或许是肤色，或许是颧骨，或许是眼窝，或许是那副金丝边眼镜，或许是那些被梳子整理得服服帖帖的头发。过了一会儿小桃终于醒悟过来，那人身上和其他男生最大的区别是他的微笑，一种被水冲洗过的透亮澄明的微笑。那样的微笑叫人几乎忘却了，那个人的国度里正在上演一场持久而惨烈的战争。小桃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笑，不禁怔了一怔。
绿灯亮了，她和他一起过了街。她在路边停下来，因为她要等回学校的公共汽车。他指了指他自行车后面的座位，说我带你，路近。他的中文实在还有点生涩，他只能使用很短的词，几乎连不成句子。可是她一下子就听懂了。是的，从邮局到学校的路，只有两站车的距离。而且，她还可以省下三分钱的车票。但这都不是理由。她同意让他载她回去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微笑。他的微笑火信子似的朝着她舔过来，她像一团蜡一样无筋无骨地化成了水。跳上他车座的时候她想到了快活，也想到了死，在这里快活和死几乎是同义词。
刚刚过完年，经过街角时还能时不时地听见几声清脆的爆响，不全是炮仗，也有爆米花，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缕缕的火药味和粉身碎骨之后的米香。云很厚很低，仿佛一伸手就能拽上一个角。小桃抽了抽鼻子，就闻到了雪的湿腥。雪重重地压在云上面，幸灾乐祸地等待着云不堪负荷地开裂，它好乘虚倾盆而下。风像个悍妇，积攒了一肚子的怨气，到了这时终于彻底撕开了颜面，伸出刀子一样的嘴，剜得路人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天太冷，男人抵不住寒气，只好飞快地蹬着车轮子，就蹬出了一身汗。男人的脊背是一堵墙，墙有缝，汗气从墙缝里隐隐渗出来，舔到小桃脸上，小桃的心就有些煎熬起来。照着这个速度，再有十来分钟，男人就会骑到学校。可是她还不想那么快地回去，她还没来得及问这个男人的名字和宿舍楼室。此刻她只想和他面对面地坐着，说一些也许根本无关紧要的话。
犹豫了片刻之后，她终于鼓足勇气用肘子捅了捅男人的腰，说我要下车。男人的脚支着地停了下来，疑疑惑惑地问你怎么啦？一阵热气忽地漾了上来，从小桃的脸颊渐渐弥漫到脖子根，不过这回她镇静些了，因为她知道寒风已经把她的脸吹成了两面红色的旗子，在这层红的掩护下，没人能看得出那底下的红。
“我特别冷，也饿，你能，陪我吃一点热东西吗？”小桃期期艾艾地说。
小桃已经看清了路边这家店铺的招牌。那是一家小吃店，里边卖的是馄饨和汤面，或许还有一些小碟子盛着的咸菜，最贵大概也不会超过两三毛钱。她身上还存着那刚刚取回来的三十块钱。邮局给的是一沓崭新的票号相连的一元票子。那三十张票子个挨个地躺在她的棉袄口袋里，随着她身体的移动发出些窸窸窣窣的快乐呻吟。她原先是想把这钱原封不动地留到暑假，而这顿饭会在这三十块钱里啃出一个洞眼。还好，这个洞眼不大，她总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再把它慢慢补上。反正是吃进肚肠的，以后再从牙缝里省回来，她只是不能错过这个带着阳光和水一样微笑的男人。她若是错过了他，她即使再活两辈子，全身所有的口袋里都攒满了新票子，她也跟从来没活过一样。
男人显然被这样的请求吃了一惊。他迟疑了一下，小桃理直气壮地把他的迟疑理解成蹩脚的汉语在思维过程里设下的路障。小桃没等他回话就率先推开了店铺的门，男人不由自主地跟在了她的身后。刚过了十一点，还没到吃午饭的正点，两人挑了靠窗的一张桌子坐了下来。男人摘下棉手套，用手捂了捂脸，小桃听见了一阵咝咝声，那是脸上的湿气贴上滚热的手掌时发出的响声。两人看了看墙上贴的价目表，小桃要了一碗菜肉馄饨，男人挑了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
在等待食物的短暂空隙里，小桃问男人叫什么名字。男人取下学生装口袋里别的那支钢笔，在手心写下了一行字。那行字有些像英文，却又不全像，因为那些字母上戴了些形状古怪的帽子。男人见小桃一脸疑惑，就笑，说这是越南文，我给你写中文。男人在那行越南文底下又写了三个汉字：黄文灿。男人的汉字有板有眼，一撇一捺的很有几分劲道，倒比他的口语强了许多。
男人写完了，就问小桃你呢，你的名字？小桃拿过男人的钢笔，也在自己的手心写下了三个字。写完了，却吃了一惊，因为她看见自己写的竟然是“孙小陶”。从小她就像憎恨老虎灶一样地憎恨自己的名字，她觉得“老虎灶西施”的绰号是表，而孙小桃的名字是里，这个里衬着那个表真是表里如一的相宜。她一直想改名字，这个念想像一条埋在她肚肠里的绳子，虽然时不时牵扯一下生出些隐约的疼，却还不是那种忍不下的疼，直到她认识了这个叫黄文灿的男人。这个男人嗖地一下把这条绳子点成了一根灯芯，她便再也耐不住那个“桃”字的灼疼。
面和馄饨很快就端了上来，氤氲的热气把黄文灿的金丝边眼镜熏成两块磨砂玻璃。他既看不见碗里的东西也看不见对面的人，只好摘下了眼镜。失去了眼镜的男人看人时，眼睛里就有了一丝丢失了焦距的茫然和温存。
“我们班的中国同学，都回家过年了。你怎么，不回去？”他问。
小桃想了想，才说：“我想省一张船票的钱。”
小桃说这话的时候有些不自在，于是她扯来一张硕大的微笑，想遮掩住这一丝小小的难堪。可是男人还是看出来了。
“没关系，我懂。”他说。
“你怎么可能懂？”小桃指了指窗外树下停着的那辆自行车，扬着眉毛说，“二十八寸锰钢永久，全学校能找着几辆？”
过了半晌黄文灿才听懂了小桃话里的那道弯。他开始寻思怎样作答。其实回答早就在脑子里了，只是从脑子里走到舌尖，中间还要经过汉语曲曲折折的沟坎。他终于慢慢地清完了路障。
“车是政府给的，你们的。”他说。他又指了指身上的学生装和桌子上的那杆金星钢笔，说，“这也是你们政府，给的。我们还有，那个生活补贴，很高。中国对我们，很好，真的。”
他终于把这一长串话扯了出来，累得一头青筋满额是汗。
“你擦擦汗。”小桃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他。手绢旧了，已经洗得挂了丝，却依旧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个污点。黄文灿犹豫了一下，禁不住小桃的眼神一逼，就接了过来，不是擦脸，而是擦放在桌子上的那副眼镜。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过年？听说你们越南人也过春节。”小桃说。
黄文灿终于把镜片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戴起来，眼里有了焦距，脸上立时就有了内容。
“我不能，浪费钱，我的国家在打仗。”他说。
黄文灿说这话的时候，依旧还是笑，可是声气里却带着苍凉。
小桃不知道这样灿烂的微笑，如何能承载得住那样沉重的苍凉，就像是火挂不住冰，水载不了铁一样。可是这个男人的微笑，偏偏就是如此恰如其分地担起了那样的苍凉，叫人觉得那微笑若没有苍凉便有些轻浮，而那苍凉若没有了微笑便有些凄惶。
孙小桃就是在那一刻里，猝不及防头重脚轻地爱上了这个叫黄文灿的越南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