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蒙古族剪纸及调查村社概述

一、蒙古族剪纸概述

（一）蒙古族剪纸概述

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内蒙古”）地处我国北部边疆，呈东西走向，地域辽阔。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这里是北方多个游牧民族更迭生息之地。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北方草原逐步成为以汉族和蒙古族为主的多民族共生之地，体现出蒙汉交融的基本文化形态。剪纸大致分布为东、西、中三大区域。

在这方土地上生活的蒙古族人，是一个崇尚文化、热爱艺术的族群。他们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也有独立的语言文字。他们擅长歌舞，广袤的大草原就是他们的舞台；他们喜欢漂亮的服饰，不论男女老幼总爱穿戴色彩鲜艳、图案华美的服装和饰品。他们传承了北方游牧民族早期对山川、植物、动物等的原始信仰崇拜，把原本抽象的文化理念变成异彩纷呈的造型艺术形式，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与精神追求，同时满足自我对信仰和艺术审美的需求。然而，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历来居无定所，习惯了流动性的生活，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伴随其生活的造型艺术形式的材质有慎重的选择——必须坚固耐用。因此，在蒙古族人的生活中，用纸来装点生活的现象似乎很少，更多的则是用皮毛类较坚固的材料剪绣而成的镂空艺术图形。这一特点，在内蒙古的牧区尤为突出。也许正因为这样，一直以来，中国剪纸的研究领域对蒙古族是否有本民族原生态剪纸存有怀疑。然而，我们在考察中却欣喜地发现了它的存在。原来它深藏在蒙古族萨满教的民族信仰中，存在于萨满教一系列的巫术活动中，当用纸人代替毡质或布质的“人形衮”后，剪纸就成为一代代口口相传的萨满教宗教仪式中不可替代的法器，被赋予了威力无穷的神奇作用。

蒙古族萨满教巫术剪纸的图案大多数是固定不变的，而且都必须按照老祖先传下来的老样子复制。每一种图案都具有不同的巫术含义。比如蒙古族人把网格图案叫作索那嘎（挡鬼墙），是用来阻挡邪魔鬼魅进入的，当其不在巫术中使用时，则被称为哈那（鱼网纹）。这种网格状纹饰的剪纸在汉族——特别是生活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山西北部地区的—丧葬活动中也经常能看到。它一般用于各类吊幡中，在引魂幡中最常见。其作用是为死者招魂，引领亡魂顺利到达目的地。除此之外，在萨满教巫术剪纸中，还有锯齿形、拉手人，及各种心咒符号等不同的纹饰，其文化含义也更加复杂。萨满教剪纸的存在，不仅推翻了蒙古族没有剪纸的怀疑，也为进一步研究萨满教文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料。

内蒙古的西部地区盛行藏传佛教。这一区域的剪纸和东部地区的一样，也不多见，只是偶尔出现在该区域大型佛教祭祀活动中。比如，笔者在鄂尔多斯准格尔召的查玛舞跳鬼仪式中看到过一例火焰图形的剪纸。这说明，蒙古族剪纸在这一地区也有生存的土壤，只是运用的不多而已。

其实，在蒙古族人的生活中除了以上提到的萨满教、佛教中出现的几种类型的剪纸外，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剪纸的影子。比如蒙古族人的衣帽、旗幡、锦帐、地毯、毡包、荷包等生活用品上补绣的图案，虽然表现形式并非剪纸，但这些图案的原型几乎都是剪纸图样。换一句话来讲，剪纸应该是蒙古族刺绣、补花等艺术类型的母体艺术。尽管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决定了剪纸不便于直接使用，但它的存在并不能因此而被否定。

相对来说，在内蒙古的中部地区，剪纸的出现就显得很频繁。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中部地区蒙汉杂居，导致了蒙汉文化的交融。汉族人擅于运用剪纸来装饰生活，这一习惯对当地的蒙古族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二，这一地区的蒙古族人已经脱离了游牧生活而定居下来。他们生活条件和方式的改变，为剪纸的使用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在这一地区人们的生活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剪纸，岁时节令、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活动中几乎都要用到剪纸，而且在岁时节令活动中用到的更多。

尽管剪纸在内蒙古使用的并不多，但从其剪纸纹样特点及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来分析，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非常久远，而且内容丰富。比如蒙古族萨满教巫术活动中用到的日月纹、火纹、山水纹、拉手人等剪纸图形，具有非常古老的文化特征。还有祭祀活动中各类旗幡上出现的龙凤纹、普斯贺纹（普斯贺是蒙语圆形图案之意，包括寿字纹、火纹等吉祥纹样），衣饰、地毯等用品上出现的云、卷草、卍字、蛇、龙、虎、鹿、鹰等纹饰，与内蒙古草原众多岩画群中出现的日月、星宿、动物、人类生殖、舞蹈狩猎等原始崇拜的图纹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有一定共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兴隆洼出土的距今7000到8000年匕形玉佩饰，它所表现出的高超的镂空意识在当时来说显然是一种伟大的创造。这说明原始人在当时就具备了洞穿物体、组合物体、复合纹样等劳动智慧。这种智慧无疑对最初的剪纸纹样的出现产生了重要作用。

蒙古族民间剪纸类型主要有宗教信仰剪纸、传统节令剪纸、生活实用装饰剪纸等几大类，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中、西三大区域。原生性较强的民间剪纸主要分布在东部蒙古族聚居较稠密的通辽及中部的赤峰地区。这一带的剪纸透射着浓郁的原始宗教的文化色彩，代表传承人有哈斯巴根、天亮、毛敖海、金秀英、于学龙等。最能体现蒙汉交融特色的剪纸，来自西部的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及周边地区。西部地区最具地域特色的剪纸要算鄂尔多斯准格尔召藏传佛教的查玛舞跳鬼仪式中使用的剪纸了，其代表人物为敖特根喇嘛。生活实用剪纸在内蒙古各区域都有分布，主要代表传承人是通辽的阿席玛、赤峰的萨仁、锡林郭勒盟（以下简称“锡盟”）的萨楚日乐、呼和浩特市的巧云及鄂尔多斯市的诺娜的母亲等。

蒙古族民间剪纸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即强调特定的文化理念与装饰感的高度统一，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表现形式多样，有连续纹样、团花纹样、角隅纹样、单独纹样等，都有一定的象征与隐喻的文化含义。

目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蒙古族人的生活也逐步现代化，内蒙古萨满教等宗教文化特征被弱化，其宗教类剪纸的传承也面临失传的危机。失传原因首先是从事萨满教巫术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其次是蒙古族萨满教剪纸上的秘咒，看上去有些像连续的几何纹，萨满只把秘咒的象征意义口授给他认可的徒弟，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再加上传承人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造成了蒙古族萨满教剪纸的真正宗教含义几乎到了无法破解的地步。

总体来说，在内蒙古，蒙古族民间剪纸的传承大多数属于自然状态的传承，因生活中使用较频繁，所以剪纸目前还不至于消亡，仍然有其生存的意义和传承的空间。

（二）蒙古族剪纸研究学术综述

内蒙古剪纸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0年，内蒙古民间剪纸学会正式成立，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内蒙古民间美术研究学者阿木尔巴图担任会长，内蒙古文联主席明锐、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程旭光担任副会长。学会本着挖掘民间艺术、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原则，充分发动群众力量搜集内蒙古各地的民间剪纸，挖掘了一大批宝贵的资料。与此同时，对埋没于民间的一大批剪纸艺人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积极鼓励并组织他们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特别是在内蒙古高校、城市和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有作为的传承人，为后来的民间剪纸进课堂及剪纸艺术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蒙古族民间剪纸研究方面，阿木尔巴图既是倡导者、组织者，又是领军人物。他与燕亮、程旭光、王宝铭联合主编的《内蒙古剪纸集》于1992年出版，这是内蒙古出版的第一部民间剪纸的专辑，它的出版无疑对整个内蒙古的民间剪纸起到巨大的保护与推动作用。1996年由他主编的《内蒙古青少年剪纸集》也出版了，这是他致力于培养剪纸艺术新人的成果的集中体现。之后，他的专著《蒙古族美术研究》（1997）、《蒙古族图案》（2005）、《蒙古族工艺美术》（2007）也相继出版。在这些专著中，他把蒙古族民间剪纸列为单独的章节加以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很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在《蒙古族图案》一书中，阿木尔巴图教授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迹的时代恰好与夏建国之前的传说帝王时期相符。毫无疑问，红山文化是北方民族文化的发端，也是蒙古族文化的开端。”“源于红山的龙文化，是北方草原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入中原后最终成为中华巨龙的象征。”这些学术观点对于进一步研究剪纸文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程旭光也针对蒙古族民间剪纸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于1996年发表的剪纸论文《漫谈民间剪纸》被收入《中国剪纸论文集》，之后又发表了《寓大巧于方拙、显至美于无华——固阳剪花人刘双全剪纸作品赏析》《民间剪纸艺术与民族民间工艺》等论文。在潜心进行剪纸研究的同时，他在剪纸学会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为内蒙古剪纸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负责编辑《中国剪纸报》的呼和浩特文联主席燕亮，在当时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一方面积极组织稿源，一方面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工资贴进去，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为内蒙古剪纸艺术的研究、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有力地推动了剪纸艺术的发展。

在这些前辈的关怀、指导和影响下，笔者也积极投身于剪纸创作与研究中。笔者的论文《麻池民间剪纸与多元文化交融》发表于《阴山学刊》（2011年2期），《内蒙古科尔沁蒙古族萨满教剪纸文化初探》发表于《美术观察》（2011年9期）；专著《草原剪花人——刘静兰》于2010年12月在民族出版社出版，《走西口剪话》剪纸集于2011年5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著述当中，笔者在前辈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对内蒙古的民间剪纸研究规范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的范畴中，更加注重对传承人和文化空间的研究，提出了内蒙古的“早期石器、玉器洞穿、镂空现象是剪纸镂空艺术理念产生的实践基础”的观点，这一观点提出后，进一步拓展了剪纸艺术研究的思路。

内蒙古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哈斯巴根、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博物馆馆长段建，几十年来深入田野，搜集到大量的民间剪纸，发现了大批民间剪纸传承人。两位前辈为内蒙古民间剪纸的研究、传承与保护做出了很大贡献。

目前，关于内蒙古的剪纸艺术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内蒙古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氛围薄弱，研究群体数量有限，后劲不足；二是内蒙古地域辽阔，考察的范围和深入程度还很不够，需要长期持续地深入生活进行调查与研究；三是用蒙古语进行交流和蒙古文阅读的语言障碍，会直接影响到第一手材料及时地获取；四是各界对蒙古族民间剪纸的文化价值与传承意义认识不够，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与教育方案，直接影响了研究的规模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