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修养以安身
□勇于改过是真道德
南怀瑾先生说：人对于自己的过错，很容易发现。每个人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自己晓得不晓得呢？绝对晓得，但是人类有个毛病，尤其不是真有修养的人，对这个毛病改不过来。这毛病就是明明知道自己错了，第二秒钟就找出很多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错误完全是对的，越想自己越没有错，尤其是事业稍有成就的人，这个毛病一犯，是毫无办法的。所以过错一经发现，就要勇于改过，才是真学问、真道德。
知错就改，这个道理，人们都明白，但是能够真正做到，确实不容易的。人都是自尊自恋的，看人看事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有自己的看法，很少去顾及别人，而且总是自以为是，对自己要求的少，对别人期望和要求的多，真正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做到严以律己，待人以宽的人毕竟很少。
所以，人的自知之明很重要。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就会自觉地反省反观自己，自觉修养自己，明白要正视现实，客观地看人看事，能够做到一分为二，辩证地看问题。同时，他认识到“人非圣贤”，人无完人，是人就会犯错，而犯错也是成长的一种必然途径。很多情况下，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错误，才能认识到，才能有成长，做到不再犯。所以，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不必太苛求，给自己和别人犯错的机会——当然，这个错不是故意犯的，这样说只是明白而且正视到人的局限性和躲不过的一些错误。当然，能够不犯，做到“防患于未然”，是最好不过的了。毕竟，有几个是先知先觉啊。
由于有这个认识，对于错误，就会多几分自觉的把握。能不犯就不犯，所谓“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一旦犯错，也要做到敢于承认错误，做到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这样才能获得不断的成长进步。犯一次错误很正常，但重要的是改过。当然，有些错误难以改正，如果不妨大碍，再犯一次似乎也不为过，重要的是不要再有第三次，所谓“事不过三”，过了三，就难以改变，说明积恶已久，很难改正，后果将是严重的了。一个人犯些小错没关系，但重要的是少犯大错，不犯那些严重的，或者说难以弥补，给人遗憾的错误。
一般来说，那些取得成功的人，当然是聪明人。这个聪明也许主要不在于天资有多高，能力有多强，机会有多好，背景有多深，而往往在于他有自知之明，善于改过自己。
沈从文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小时候，他很调皮，经常玩得忘了上学。他还特别喜欢看木偶戏，常常在上学或是下学的路上，偷空跑去看戏，每每看得入了迷，经常迟到，耽误了读书。
一天上午，沈从文又从课堂里溜了出来。一个人跑到村子外头去看戏了。
那天的木偶戏演的是《孙悟空过火焰山》。沈从文看得十分投入，不时捧腹大笑。早把上学的事忘掉爪哇国里去了。
直到太阳落山，戏也演完了，他才想起这是上课时间呢，就赶紧匆忙回到学校。可是，此时早已下课，同学们都已放学回家了。
第二天，沈从文刚进校门，老师就严厉地责问他：“你怎么回事，为什么又旷课了呢？”。沈从文因为做错了事，羞红着脸，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
老师很生气，罚他跪在树下，并大声训斥道：“你看，这楠木树天天往上长，而你却偏偏不思上进，甘愿做一个没出息的矮子！”
到了第二天，老师又把他叫去，对他说：“大家都在用功读书，你却偷偷跑去看戏。昨天我虽然羞辱了你，可我也是为了你好。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老师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沈从文细小的心灵，他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这次教训，也让沈从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能再一错再错下去，不能再让老师操心，让人鄙视。而过不受尊重的生活，是他不能接受的——他虽贪玩，可却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脑子里也很懂是非对错。从此，他再也没有跑去看戏，而是专心学习了……
从此，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做一个受尊重的人。此后，他一直这样要求自己，不断自尊、自立、自强着，终于一步步获得成长，最终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学家。他做作家和做学者，都做得很成功，让人称赞感叹。而他真诚生活，有错就改，自尊独立，独立不倚的生活姿态，更让他获得了世人的尊重，真正做到了如人们给他评价的那样“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见义勇为是大勇
南怀瑾先生说：历史上许多人是见义不为，对许多事情，明明知道应该做，多半推说没有办法而不敢做。我们做人也是这样，“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譬如抽香烟，明明知道这个嗜好的一切害处，是不应该抽，这是“看得破”，但口袋里总是放一包烟——“忍不过”。对于许多事，理论上认为都对，做起来就认为体力不行了，这就是“想得到，做不来”。对个人的前途这样，对天下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为政就是一种牺牲，要智、仁、勇齐备，看到该做的就去做，打算把这条命付出去了。尽忠义，要见义勇为。所以把这句话加在《为政》篇的最后，这是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见义而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人的胸怀。
什么才是性格中真正的勇气？孟子说“舍生取义”，说的不仅是一种精神气节，更有一种大勇。这种大勇不以个人的安危而退缩。这就是性格中真正的勇气。而不是你说乘一时之气，硬上冲横，争一时之意气。平常我们所说的见义勇为，就是一种不顾个人安危，而以道义至上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一种真正的勇敢。人心中都有道义之心，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是是否有勇气去做到而已。
战国时代，赵国的蔺相如，应该说就是一个具有大勇，而且有大智的人。
当时，赵国大将廉颇，率兵攻打齐国，打败齐军，攻占了阳晋，因战功显著，被封为上卿，其勇猛善战闻名于世。
蔺相如是赵国人。他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门客。赵惠文王时，赵国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派人送信说，想用十五座城邑来换取和氏璧。赵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与大将军廉颇以及各位大臣商议：一怕被骗，白白送了璧，也得不到城池；但如果不给，又怕泰国出兵攻打赵国。拿不定主意，又找不到可派去回复秦国的人。
缪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出使。”
赵王问：“何以见得他就能不辱使命呢？”
缪贤回答说：“我曾经犯过罪，曾想私逃亡到燕国去。蔺相如阻止我说：‘您凭什么知道燕王会收容您呢？’我告诉他，我在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相会，当时他私下里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你交个朋友’，以此我觉得可以过去。蔺相如对我说：‘如今赵国强，燕国弱，您又受赵王宠幸，所以燕王想要和您结交。现在您要从赵国逃奔到燕国，燕王害怕赵国，此种情况下，燕王定不敢收留您，反而还会把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您不如赤身伏在锧质上请罪，这样也许侥幸能够免罪。’臣听从了他的意见，大王也开恩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是个勇士，有智谋，应该是可以出使的。”
于是，赵王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要用十五座城换我的和氏璧，能不能给他？”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能不答应他。”
赵王说：“得了我的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
相如说：“秦王请求用城换璧，而赵国（如果）不答应，赵国理亏；赵国给了璧，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的话，那就是秦国理亏。比较这两个计策，宁可答应给秦国璧，使它承担理亏的责任。”
赵王问：“那派谁去呢？”
相如说：“如果实在无人，臣愿捧护和氏璧出使秦国。城邑归属赵国了，就把璧留给秦国；城邑不给赵国，请让我把璧完好无缺地带回赵国。”赵王于是就派蔺相如入秦。
秦王坐在章台宫，接见了相如。蔺相如捧着璧，献给秦王。秦王非常高兴，把璧传给妃嫔及左右侍从看，群臣高呼“万岁”。
但是，相如看出了秦王没有要把城邑给赵国的意思，就走上前说：“璧上有点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璧交给相如。
相如于是手持着璧，退后几步站住，背靠着柱子，怒发冲冠，对秦王说：“大王想要得到和氏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所有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婪，倚仗它强大，想用空话得到和氏璧，给我们的城邑恐怕得不到。’打算不将和氏璧给秦国。我认为平民之间的交往尚且不相互欺骗，何况是大国之间的交往呢！况且为了一块璧的缘故惹得强大的秦国不高兴，也是不应该的。于是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璧，在朝廷上将国书交给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尊重大国的威望而修饰礼仪表示敬意呀。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接见我，礼节十分傲慢；得到璧后又将它传给妃嫔们看，以此来戏弄我。我看大王无意补偿给赵国十五座城邑，所以又把璧取回来。大王如果一定要逼迫我，我的头现在就与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
蔺相如手持璧玉，斜视着柱子，说着，就要向柱子上撞去。秦王怕他真把璧撞碎，就婉言道歉，请求他不要以璧击柱，并召来官吏察看地图，指明要把十五座城划归赵国。
相如估计秦王只不过以欺诈的手段假装给赵国城邑，实际上赵国是不可能得到这些城邑的，他就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敬畏大王，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现在大王也应斋戒五天，在朝堂上安设“九宾”的礼节，我才敢献上和氏璧。”秦王估量此事，终究不能强夺，就答应斋戒五天，把相如妥善安置下来。
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也必定违背信约，不给赵国城邑，就派他的随从穿着粗麻布衣服，怀揣和氏璧，从小路逃走，把璧送回赵国。
秦王斋戒五天后，就在朝廷上设了“九宾”的礼仪，延请赵国使者蔺相如。相如来到后，对秦王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的二十多位君主，不曾有一个是坚守约定的。我实在是怕被大王不守诺言，所以派人带着璧回去，抄小路已经到达赵国了。大王不必担心这个，秦国强大，赵国弱小，大王派一个使臣到赵国，赵国会立刻捧着璧送来。现在凭借秦国的强大，先割十五座城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的罪过应该处死，我请求受汤镬之刑。希望大王定夺。”
秦王和群臣面面相觑，只有无奈。有侍从要把相如拉去处置。秦王说：“现在杀了蔺相如，终究还是得不到和氏璧，反而断绝了秦、赵两国的友好关系。不如趁此好好款待他，让他回赵国去。赵王难道会为了一块璧的缘故而欺骗秦国吗？”终是奉蔺相如为上宾，并放他回赵国去了。
相如不辱使命，获得赵王的赞赏和信任，任他为上大夫。
秦国没有把城邑给赵国，赵国也始终没有把璧给秦国。
事后，秦军果然依势攻打赵国，攻下了石城。次年再次入攻，赵国两万人被杀。秦王派人在渑池相会，想与赵国修好。但赵王害怕秦国，不敢去。廉颇、蔺相如都劝道：“大王如果不去，就明显表示怕他了。”赵王于是前往，相如随行。
廉颇送到边境，和赵王辞别说：“大王此去，可能来回要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超过一个月，请允许我立太子为王，以便断绝秦国的念头。”赵王同意，就和秦王在渑池会见。
宴席中，秦王趁着酒兴说：“我听说赵王喜好音乐，请赵王弹弹瑟吧！”赵王就弹起瑟来。秦国的史官走上前来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盟饮酒，让赵王弹瑟。”蔺相如走向前去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于奏乐，请允许我献盆缶给秦王，借此互相娱乐吧！”秦王听此言，十分不悦，不肯答应。
相如就走向前，递上瓦缶，趁势跪下，请求秦王敲击演奏。秦王还是不肯击缶。相如说：“五步之内，我要把自己脖颈的血溅到大王身上！”
说时迟那时快，秦王的侍从要杀相如，相如瞪起眼睛，呵斥：“退下！”他们都退却了。
秦王只好为赵王敲了一下瓦缶。相如回头召赵国史官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国的众臣说：“请赵王用赵国的十五座城给秦王献礼。”蔺相如也说：“请把秦国的都城咸阳送给赵王献礼。”
就这样，双方一着着地交锋，直到酒宴结束，秦王始终未能占赵国的上风。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蔺相如的大智大勇。能够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挽危局，不失骨气，并占领上风，这确实需要超常的胆魄的。
□什么是真正的俭朴
或曰：“管仲俭乎？”子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南怀瑾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从个人来说，以管仲有三归之堂，可以说他在经济生活上非常浪费。三归堂是建筑物的名称，就是说他的宰相府，还是相当讲究漂亮的，可见他还不够俭朴。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汉文帝的俭朴、节省，是皇帝中有名的，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后来景帝、武帝时代的经济繁荣，就是他打下的基础，因为他本身就非常俭朴。所以管仲的生活，诚如孔子说的并不俭朴。另外在公事上，孔子又说他“官事不摄”。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又不能做到扼要统筹。只知因人设官，重重叠叠设置了太多的部门，其实可简化而他没有简化，这是在行政上的不俭，那他怎么算得“俭”呢？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要真正处理好公事，制度与编制的紧缩很重要，法令也不可烦琐，这是孔子对管仲两方面的批评，也是我们后人应该警惕的地方。
所谓“温、良、恭、俭、让”，其中的“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朝历代，都以节俭为荣。俭，不仅是要懂得物力维艰，当知一食一饭来之不易，如古诗中所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而且，“俭”，更指为人的朴素，作风的简约干练，不拖泥带水。看历史，任何一个朝代在开始时，君主们明白创业之艰难，力行节俭之风，上自帝王，以身作则，下至百姓，齐心协力，共同为一个朝代的繁荣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古代有“文景之治”，有“贞观之治”，后有“康乾盛世”，直到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初，都曾有过节俭建国的一个时代。今天的我们，回顾起来，在学习借鉴的同时，也会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因而更加懂得珍惜。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在个人生活上是十分节俭的。他们的生活，也许是今天生活在物质昌盛中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1964年，为了让毛主席能有个休息的地方，中央机关背着他在京西玉泉山盖了一栋小楼，为使他周末来这里休息。
毛主席知道后，很不高兴，对工作人员说：“历鉴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反对奢侈腐化，以权谋私，谋求制度和政策以外的特殊待遇。因为干部政治和生活搞特殊化，不仅是为政不廉的表现，也是一种腐化现象。”
工作人员们说：“房子已经盖好了，您还是去住吧。”毛主席又说：“要我去住可以，一是盖房子的建设经费要从我的稿费中出，二是必须先让警卫战士去住。”无奈，这栋小楼就成了警卫战士们轮流住的地方。
毛主席一向艰苦朴素，平时的饮食也异常简单，主食是普通大米和小米做成的二米饭，副食每餐不过三四个小碟，偶尔有点鱼或肉，但量都不大。尤其在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更是放弃了他最爱吃的红烧肉，带头不再吃肉，餐饮从简，决心与百姓一同渡过难关。
有一次开完会，他没吃饭，就去游泳池游泳了。服务人员送去两块夹着香肠的面包给他，他接过来一看有香肠，就放在一边不吃了。卫士只好让服务员把香肠拿走，主席这才把面包吃了。平时，主席睡的就是普通的木板床，床上铺一层棉褥子，再铺一层毛巾被或者床单。他的床单、睡衣和毛巾被，都是用了补，补了用，从不轻易丢弃。有一双旧皮鞋的故事，至今给人印象深刻。
五十年代末，有一天，毛主席的卫士拿着一双旧皮鞋，叫毛主席身边警卫中队的一名战士出去修。
战士接过皮鞋一看，那是一双棕色的旧皮鞋，虽然擦过油，但鞋面上起了不少皱纹，每只都裂了一条一寸长的口子，鞋底也磨薄了。战士看罢心中不忍，心想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这样的鞋还再修了穿，叫人怎能不心疼，无奈卫士一再叮嘱：“主席急着穿，一定要抓紧修。”
这位战士下了哨，立即提着这双鞋到西单的修鞋铺去修。修鞋师傅看了这双皮鞋直摇头，半开玩笑地数落道：“小伙子，攒钱娶媳妇哪！这样的鞋哪能修？”战士不能说这鞋是谁的，于是又去了几家修鞋铺，好说歹说都修不了。无奈，战士就坐在修鞋铺里看师傅修鞋，并不时询问。修鞋师傅被感动了，就不时地指点他。最后，战士又去买了修鞋工具和材料，回部队自己修。战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鞋修好了，不好意思地把鞋交给了卫士，并简要汇报了修鞋经过。
第二天，卫士告诉这位战士，毛主席挺满意。晚上，毛主席在院散步，路过战士哨位时，正穿着这双棕色皮鞋。这位战士看了又高兴又崇敬，高兴的是自己为领袖修好了鞋，崇敬的是领袖的艰苦朴素作风。当时卫士告诉主席，就是这位战士自己学着修的鞋。主席转过身来，走向战士，拍拍战士的肩膀微笑着说：“修得不错，谢谢你。”
周恩来总理的艰苦朴素在中南海里，也是尽人皆知的。
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他和毛主席一样，带头不吃肉。平时吃饭，常常是吃窝窝头喝玉米面粥，加几样小菜。那时候，他身边的警卫中队每次吃玉米饼子，都送去几个给总理和邓大姐。他很高兴，风趣地说：“人多吃点五谷杂粮有好处，大锅饭香。”
警卫战士业余时间在空地上种起黄瓜、豆角、茄子、土豆、木耳菜，每次都送一些给总理。总理每次都嘱咐厨房记账付钱。战士们说：“菜是我们利用空余时间在空闲地上自己种的，能让您和邓大姐吃上我们高兴，怎么能收您的钱呢？”总理严肃地说：“毛主席为我们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吃菜付钱理所当然嘛。”
总理的衣着历来朴素无华，他的毛衣是护士给织的。毛衣和衬衣的领口、袖口破了，就修补后再穿。仅有的那套整洁的中山装，只有在外事活动时他才穿上。
1972年，周总理到浙江省杭州视察，中午在西湖“天外天”餐厅就餐。餐后，他特别嘱咐随行工作人员按规定给餐厅交足粮票和钱。餐厅经理再三不肯收，他知道后就指示工作人员一定要交，并严肃地说：“我们要做表率，不能搞特殊化，占群众的便宜。”经过工作人员反复劝说，餐厅经理才把钱和粮票收下了。
还有一次，周总理到辽宁省大连市视察返回北京，工作人员发现当地领导随同专机带了些土特产给周总理。总理知道后当即指出：“我们不能搞特殊化，礼品要坚决退回去！”
工作人员按照总理的指示，当即把礼品如数退了回去。
这就是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们，那可是真正以人民公仆的标准来做的，在生活和为人上，都保持着节俭之风，为后人所景仰。
□轻诺则寡信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南怀瑾先生解释说：这是讲到用仁之重要。孔子说古代的人不肯乱讲话，更不说空话，为什么不随便说话呢？因为怕自己的行为做不到。所以行仁的人，有信义的人，往往不轻易答应，不轻易发言。我们历史上有句话——“重然诺”，这就是说不肯轻易的答应一句话，答应了一定要做得到。我们又在历史上看到“轻诺则寡信”的相反词，这是说随便答应一件事的人，往往不能兑现守信，所以孔子指出这个道理。
老子说：“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一个人动辄随便说话，必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没有心理准备，他不重视，事后也不会当一回事儿，所以，轻诺寡信就产生了。在他自己，也许不以为意，甚至有不少人养成了习惯，开始可能不会影响他什么，但时间长了，此举所引起的后果就出来了。是什么呢？没有人再听信他，他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人没了信用，那他也就完啦，什么事也难做成。就算努力也难成，因为没有人信任，不可能有人真诚帮助他。
所以，信任是一个人做人的根基，十分重要。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其中的“信”，就是交人要交于信义的意思，话不能随便说，出口要三思，要言行检点，这绝非儿戏。所谓“言必行，行必果”，这才是君子所为。
语言并不能做到完全表达人心中的意思，真正的自圆其说其实很难，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毕竟“言为心声”，多少能表达心中所想，能反映一个人的心志、性格和情绪。而所有这一切，都处在变化中，所以，语言同样有规范的必要，这个规范不只是形式上的，更有心理上的，就是指不能胡言乱语。虽然滔滔不绝也许不能代表什么，但语无伦次和吞吞吐吐毕竟不能给人信任。这就是说，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也许不见得合适，有时沉默寡言也许更见明智聪明；语无伦次和吞吞吐吐也许不能让人信任，但也许另有隐情。
所以，语言的运用需要心智上的理性把握，如果你轻易然诺，而自己做不到，那么就坏了，所谓祸从口出，麻烦来了，信任也丢了。所以，说话上的分寸把握，也说明一个人不能随便说话，不随便然诺的道理，否则会影响自己的信誉和名声。
如果是为了面子问题，随便答应人家，结果做不到，那更是丢人。现实中，我们常有这种经历：某些人平时与你十分热情，说得也十分好听，但真要与他合作，或者让他做点事情时，他就不行了；而有些人，平时不大说话，看似与你关系平常，但如果真有事求他时，也许他很痛快地答应并做到。孔子所谓“巧言令色”，就是说，越是爱做表面文章的人，可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华而不实的人。与小孩子一样，人们常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同样不能让人放心信任。你想啊，他轻易就说了，没过脑子，说明太不冷静，思维也不周密，这样的人，纵使有心，办起事来也难认真可靠。
历史上有一诺千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季布的官员。在楚汉相争时，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项羽一边，他多次明帮暗助，使项羽得过胜利，陷刘邦于困境。
在刘邦最后夺取天下，击败了楚霸王项寸后，曾想杀死季布。在夏侯婴的极力劝说之下，刘邦才做到了宽容大度，要利用季布的才能为汉朝效力，于是封官留用。
季布有个同乡，叫曹邱生，能言善辩却爱巴结权贵，季布很看不起他。
有一次，曹邱生来看望季布，说道：“楚地到处流传着关于你的流言，大家都说‘得到黄金千两，不如得到季布一诺’，你一句承诺这么厉害，我要向全国广做宣传啊！”
季布见他挺真诚，就以礼相待，视为上宾。后人根据“得到黄金千两，不如得到季布一诺”压缩成“一诺千金”，这个成语自此流传开了。
“一诺千金”，体现了贤人君子的高风亮节，人无虚言才赢得信用，足见诺言的重要。
当下社会，经济至上，唯利是图的多，虽诚信天天讲，但诚信危机出现；通讯发达，联系日益便捷，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拉大，真诚成为一种奢侈的向往。“忽悠”成了全民最害怕但又最常用的一个东西，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值得人深思。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都成了利益关系，合作关系，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就会受到轻易地践踏，人心中的温暖神经日益被紧锁起来，人间温情变得越来越罕见，即使是一个家庭中，也会为了一套房子的纷争而血亲失和，骨肉相残杀，实在都是利益惹的祸。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任危机出现，人情冷漠至此。
事实上，古今中外但凡杰出成就的伟人们，无不具有“赤子”之心。什么是赤子之心？就是至诚之心。这是他们最大的天性，也是他们坚持一生的为人处世原则。因为追求的真诚，志怀高远，不想苟且而活，就必然要真诚而认真地活，真诚地面对自己，不自欺；也真诚对人对事，不欺人。相反，往往表现出他们与生俱来的可爱和童真，让人感觉到的至诚，总能以此感召周围人，甘心帮助他，为他效力。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没有什么比真诚更能打动一个人的心。这个真理伟人们无不明白，所以不随流俗之风的左右，坚持奉行，并视之为行事为人之重要策略。最终因不计小失，不患得患失，因真诚而成就大事。所以，根本来说，真诚绝对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可利用的智慧，只有聪明人善为之。
□独立不倚的操守
南怀瑾先生说：在现实的人生社会里，必须在逆境中操练出自己独立不倚的操守和性格，才能挺拔在“位高金多”的俗世之中，并因而有一番作为和成就。
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十分注意人格和精神的独立不倚。为了维护自我尊严和人格的独立，不食嗟来之食，可以“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节操和道义，为此可以“舍生取义”。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操守，
《碧岩录》中有个“不为俗人拭涕”的故事。懒瓒和尚长年隐居在衡山的一座石窟里。唐德宗慕其高名，派使者召他入京。
使者行至石窟，口中念道：“圣旨到，和尚请起立，谢恩接旨。”
懒瓒和尚正扒开火堆找烤山芋充饥呢，哪顾得什么王法、圣旨。
天寒洞湿，鼻涕清水流到了和尚下颚上。一本正经地宣读圣旨的钦差看到和尚的这样子，忍不住笑着对和尚说：“尊师，请先揩一下清水吧。”
和尚答道：“我哪有工夫替俗人拭鼻涕呢！”说完又一言不发，端坐在地上不起来。
使者回到宫中禀告了皇帝，德宗也大为感动。
孟子说：“古代的贤明君子，为什么却不是这样呢？是因为他们尊崇心中的大道，而忘记人的尊贵的。所以，王公对贤明君子，如果不致以尊敬之礼，就不能见到他；见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叫他来当臣子呢？”
这就是说君主当以道德重视君子，君子当以道德自重。
可见，孟子提倡为人要守正道，而鄙视并拒绝纵横之术等偏邪之道，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维护作为士（即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人格、气节和操守。守正道，守正气，不苟且，不贪慕虚荣，不惧权贵，遗世独立，坚守道义。古代尹伊不食嗟来之食，后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都是士人坚守气节和操守的表现。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不遇，则“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独善其身，也不会消极怠惰，虚度光阴；一旦有遇，则施展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造福于民。但是，士人绝不会为了得到名利或地位而降格以求，委屈自己，向现实和权贵妥协，失去自己的气节，失去自我。
从前，战国的游说之士，大多愿意屈身拜见诸侯，以寻求个人发展。而孟子坚守道德，以个人气节和操守为重，于是就不免显得寂寞清苦。
孟子的学生陈代对老师的行为表示不解，于是问道：“君子坚守进退之礼义，固然应以保全名节为本，但施展平生抱负，及时济世，也是君子毕生的追求。现在先生不去拜见诸侯，作为保全个人名节，是当然的，但如果拘泥于此小节，则是不必要的。现在先生如果去见诸侯们，就可行道济世，大则拨乱反正，安邦定国；小则可以诚信往来，互利修好，成就霸王事业，功成名就，只在一眨眼的工夫。先生却不能为此稍微委屈一下自己，有所放弃吗？而且，《志书》上说：‘丢掉一尺，得到一丈。’就是说，失去小的，得到大的，不去因小失大。现在先生如果去见诸侯，成就王道和霸王之业，舍小得大，这样应该是可取的。”
孟子回答说：“我不是不想施展抱负，济世为民，但如果考虑到节义，去就是不妥当的了。从前，齐景公在外打猎，当时应有虞人来为他做些事情。于是齐景公派人用旌旗来召见他。当时君王，如果要见臣子，都要持有一件信物，以为凭证。召见虞人，应该用皮草帽子，但齐景公用的是旗帜，不合虞人的原则操守，所以遭到拒绝。齐景公为此大怒，几乎要杀人。孔子赞美虞人说：‘有志节之人，本来就甘守清贫寂寞，即便死于沟壑，也不忘保全自己的志节；有勇气的人，本来就甘心舍生取义，即便为此捐躯，丢掉脑袋性命，也要保全自己的义气。这就是虞人的可贵之处啊。’孔子为什么单拿虞人来赞美？就是赞赏他的‘召见我却不用合适的东西，那我宁死不去’的精神。现在，如果我不等诸侯来召见我，我自己就去了，那我的志气就不如虞人啊！这算什么呢？所以，君子的出处进退，要有所坚持和操守，绝不能苟且屈节，岂是成就霸王之业就可打动他的心呢？而且，《志书》上说的‘失尺得丈’，主张失小得大，这是从利益的角度谈的。如果目的为了利益，那么就可以蝇营狗苟，无所不为。即便是名节败坏，甚至失丈得尺，失大得小，认为只要有利益可得，就不会顾惜什么，无所不能做了。这是做人之大节不能允许的。你相信吗？君子的进退取舍，是衡量节义的屈与伸，而从不去考虑利益的多与少的。”
所谓君子，以修养自我，独立不倚为重。
春秋的曾参，生活穷苦。鲁国君主听说了，便派人送他钱财，对他说：“请添些衣服吧！”曾参再三推辞。来人说，“并非你去求他人，是他人要送给你，为什么不受呢？”
曾子说：“我听说，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即使他对我赐而不骄，我能受而无畏。始终不肯接受。
孔子听说此事后，赞道：“曾参之言，足以全其节。”
这不是故作清高，而是保全自己的名节为重。所谓“无功不受禄”，“君子生财有道”，君子是绝不轻易收受人礼物，更不取不义之财的。他不想为此所累，被人左右，失去自由，失去自我。
列子生活贫困，面有土色。
有人对郑国的上卿子阳说：“列御寇，乃有道之人，在你的国家却是如此贫困，你是不喜欢贤人吗？”子阳立即派人送给列子米粟。
列子见到派来的官吏，再三辞谢不接。列子的妻子埋怨说：“据说有道之人，妻子们都能够享尽逸乐，可我们却成天忍饥挨饿。郑相子阳瞧得起先生，才送先生食物，可是先生却拒不接受，这难道不是命里注定要忍饥挨饿吗！”
列子笑着安慰道：“郑相子阳并不真正了解我。他是听人说了，才赠与我米粟，据此可知，他很可能因为别人的话而加罪于我，这就是我不愿接受他赠与的原因。”
君子有所不受，因为独立不倚的人格，更因为有自己明达智慧的处世原则。
□古代儒生的“死守善道”
南怀瑾先生说：大学之道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教育，关系的重点在哪里？同时也看出古代知识分子的儒生，那种“择善固执”，“死守善道”的精神。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笃信：忠实地信仰。指对道德和事业抱有坚定的信心，勤学好问。
学生除了要具有“忠”、“信”的品德外，孔子还要求学生要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对道德和学问抱有坚定的信心，坚定坚守，一旦认定，始终如一，至死不渝。这就是有志于道，并“死守善道”。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死守善道，首先表现于坚守道义精神，不倚不求。
孔子见齐景公，齐景公要把廪丘送给孔子，以作为他的养生之资。但是，孔子推辞了，没有接受。
他的学生表示不解。孔子解释说：“君子应当先立功，后受禄。我今天给齐景公提了很多建议，他都不采纳，却要把廪丘送给我，他太不了解我了。”于是，孔子驾车离开了齐国。他要找的是一个真正懂得自己，能够彼此推动的人。既能施展彼此的抱负，又能让彼此心里舒服。在这里，孔子找不到，所以，又踏上了漫漫人生探索路。
为了心中的志节，君子不为权贵所左右。
孔子问颜回：“回呀，你如此贫穷，住得简陋，为什么不去做官呢？”
颜回说：“城外有块土地，可以供我吃饭喝粥；城内有块土地，可以供我穿衣；家里有一张琴，可以用来自娱，老师您教的大道，足以给我无上乐趣，所以我不愿去当官。”
对于君子而言，如果物质的富有以丧失精神上的快乐为代价，那么宁可不要，不慕富足，安贫乐道。这就是颜回的坚节，贫也不忘守道，不改其志，并以此为乐，乐在其中，其乐无穷，这就是死守善道。
孔子让他的学生漆雕开入仕，但漆雕开却说：“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听了十分欣慰。
漆雕开小孔子十一岁，漆雕是姓，名开，字子若，是研究历史的。有一天，孔子对漆雕开说：“你的学养已经可以为社会服务了，出去做官吧。”
可是漆雕开却说：“老师，谢谢了！对这件事，我没有自信。”
孔子认为他的学生可以入仕了，但学生还是保持谦虚，认为自己的学识和修养还不够。就这样去做官，做不出什么业绩来，还不如不去呢。可见他的认真和严谨。
这里，不只是谦虚，更有一层深意是：我做学问和做人的积累不行，修养还不够，做不好人，就没有信心去做事，也做不好事。先做人，后做事。做好人好事，这就是死守善道。孔子的欣慰就在于他十分欣赏学生的认真态度，以人格为重，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
而入仕的知识分子，为了守节守道，同样可以“死守善道”。以做到既能鞠躬尽瘁，毫无尊严地把自己“货与帝王家”，但同时不失知识分子的独立尊严和人格。
南先生在谈到儒生的“死守善道”时，讲了秦始皇时期的一个例子：
由于生母与吕不韦的不正当关系，秦始皇心中十分愤懑。当他登基后，就把生母（太后）赶出宫廷，到边远的小城生活，并且下令：如果有人对此事敢有异议，那就一律处以死刑。
可见，他是下定了决心的。即使在这种威严中，那些死守孝道的儒生们，还是一个接一下地来劝谏了。但结果是，都被秦始皇杀掉了，前后有二十七个人之多。人们也据此说他是暴君。
已经杀了这么多，应该没有了吧。但正在此时，居然又来了一个齐国儒生，叫茅焦的，要求面见皇帝进谏。
秦始皇一听，又有一个不怕死的来了，气得暴跳如雷地大叫着：“快拿大锅来，要活活地烹了这个家伙！
茅焦看了现场一眼，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秦始皇的前面，说：“臣闻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陛下欲闻之乎？”
秦始皇听了，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茅焦说：“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车裂假父（指嫪毐），囊扑二北（指其母与嫪毐所生的两个儿子），迁母开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说着就解开衣服，去伏在砍头的木桩上去。等于说：“你来杀吧！”
谁知道这个时候，年轻的秦始皇，反而一反常态，变了主意了——他走下宝座来，承认自己错了，并且亲自扶起茅焦来，封他为“上卿”。
随后，马上下令车队出发，他亲自驾车，空出左边的上位，去迎接母亲回宫，照旧和以前那样亲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由此可看，茅焦的凛然无畏，大胆忠谏，这就是“死守善道”，维护忠臣忠君但更忠诚于道义的原则，也可看出秦始皇虽然心理有些变态，但终还算是知错就改，不失王者风范。
□难得糊涂是境界
南怀瑾先生说：清朝名士郑板桥，说过几句很了不起的话：“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绝顶聪明的人，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把自己性格中聪明的锋芒收敛起来，而转进糊涂，这就更难了。下一句话说待人接物，遇事退一步，把利益权位都让给人家，心里很舒服，并不希望人家事后报答，只要当时心里舒服就好。
这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境界，也是一种最大的个人修养。古代的有道之人，在不遇时，就“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如潜龙伏渊，韬光养晦，不显山露水；一旦有机可乘，才施展身手，建功立业，显身扬名。而当他功成名就之后，又明白功高震主，懂得示弱守拙之道，有识之士往往选择急流勇退，以明哲保身，保全名节。无论穷通，都不会张扬凌厉。明白中道中庸为人处事。
据说，“难得糊涂”是在山东莱州的云峰山写的。有一年，郑板桥到这里观看古代书法，看这里风景秀丽，一时流连忘返。
天黑了，不得已，借宿于一所山间茅屋。这家农舍的主人，为一儒雅老翁，自命“糊涂老人”，而且出语不俗。他的室中陈列了一块方桌般大小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良，郑板桥十分叹赏。
老人请郑板桥题字，以便刻在砚背上。板桥认为老人必有来历，便题写了“难得糊涂”四字，用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方印。
因砚台上还有许多空白，板桥让老先生写一段跋语。老人便写了“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宝贵之门也”。他用了一块方印，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板桥一看，大惊。方知老人是一位隐退的官员。有感于糊涂老人的命名，见砚背上还有空隙，他便也补写了一段话：“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报也。”
老人为什么自命“糊涂老人”？当然是对于官场和人世的风云已经看遍，有所悟而感发命名的。他以糊涂自命，也以糊涂自修。此情此景，让大才子郑板桥深有感悟，于是，灵感所至，写出千古名言。
只有经过生活的阅历，经过人世的风雨，对人情世故有所体验和感悟，方知人生之艰，为人之难。而要想完成一个人，做一个好人，则更是难上加难。面对世间的纷繁万象，一个人如何安身立命？如何保持独立人格和节操，同时又能保全自己，免遭不必要的祸患？这就是一门值得学习的学问了。而这个学问书本上没有，别人告诉你，如果没有切身体验，也是学习不来的。所以，只有自己用心地生活，用心地感受。
不是你努力，你有才华，就一定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一定能够成功。一个人的成功，当然能力是基础，但更要别人的支持和机缘的际会。如果你有才有德，即便就是怀才不遇，没人支持，也没有机会，不要牢骚抱怨，不要仇恨生活和社会，或许原因不在此，而在于你的修养和为人处世能力的欠缺。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就是说的通晓人情世故的重要性，而学问本身，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有很大一部分在于此。无论你学识有多高，人品有多好，但为人处世不讲方法，不懂圆融，很可能会为你前进的道路制造很多的障碍。
另外一方面，一个人有了成绩，懂得节制自己，不得意忘形，而是注意守柔示弱，不到时机，不表现出自己的野心，不伤害到别人的自尊和虚荣心，同时保护自己，这个修养也十分重要。否则，成功也很快被人打压下去。世情人心险恶之一面，也不能不清楚。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春秋时代的宁武子，是卫国有名的大夫。此人经历卫国两代的变动，由卫文公到卫成公，两朝代完全不同，宁武子却安然地做卫国的两朝元老，可以说算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了。
开始，并没看出他有多大的本事，多高的智慧，只是当国家政治上了正轨，他的智慧、能力、才具发挥出来。
但是有趣的是，到了卫成公时，政治、社会等都进入混乱状态，情况也十分险恶，但宁武子还在朝，并参加了这个政治斗争，自己也没受到多大的影响。
那么，他是凭什么，这样保持稳立不倒呢？简直是个“不倒翁”啊。原因是，他在“邦无道”时，故意表现得十分愚蠢鲁钝，好像什么都无知似的。这样，别人认为他没有野心，也没有什么本事，起不到什么大事，危害不到自己，所以，不对他加以陷害。所以，他能够保全生命，安而无危，但仍不失自己应有的位置。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了不起啊。
所以，今天看来，他可不是一个安于现状，苟且偷生之小人，也不是一个笨才，而是拥有生存的智慧。就是今天所说的“会干”。邦有道时，他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一展身手，做出应有贡献；邦无道时，他韬光养晦，隐藏锋芒，保全实力，假装糊涂，尽力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所以，在客观上，他不仅保全了实力，而且也以自己的行动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并不是碌碌无为中混日子的。实际对于国家，还是做了事的。所以，孔子给他下了一个断语：“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是说像宁武子那种聪明才智的表现，有的人还可做到，但处于乱世那种愚笨的表演，就难以做到了。可见是一种极高的智慧了。
同难容易共享难，创业时期，往往可以同甘共苦，但到创下基业时，一同享乐就变得格外困难。而且，往往是功高震主，功高遭妒，历朝历代都难免此种现象，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究其原因，也许源于人性中自私的一面。而正因为如此，聪明人能看到人性的这个劣根性，从而在言行上加以注意，以免功高遭妒，遭恨，给自己带来祸患。
但人都是爱慕虚荣的，一般人很难控制自己，做到得意不忘形难，做到急流勇退更难。所以这就不仅需要节制自己的欲望，更需要非凡的修养和智慧了。历史上的那些善于保护自己，懂得功成身退的人，都显示出比一般人都高的智慧。比如范蠡，功成泛于江河，选择悠然自由的生活；张良帮刘邦打下江山后，就选择辞官回乡；郭子仪和曾国藩屡建奇功，但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谦退为上，明哲保身，以持盈保泰为人生宗旨，都体现出一种看透名利，不贪恋富贵，善于糊涂之道，以保全名节为上的高超智慧和深厚的个人修养。
□平常心即是道
南怀瑾先生说：“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这就是儒家了，中庸之道始终不想你推到高远地方去，始终把高远之道拿到平常之间来，平常就是道。
人都有虚荣心，都想往高处走，这种上进心是无何止的，因为欲望不止，所以没有满足的时候。要做到真正的平常心，做到知足知止，是不容易的。
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大起大落，才可能明白人生；只有经历了富贵，才可能明白富贵之如过眼烟云；只有经历过，才懂得；只有懂得，才明白平常就是道。最深刻的，往往也是最简单的，也是寓于平凡中的。而这个道理，我们没有切身经历，是很难体会到的。所以，做到平常心，做到简单，是不容易的。要做到，除了有经历的体验和感悟，更需要有修养。
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认识到平常就是道，简单最深刻的道理，他才能够真正提升智慧，懂得如何把握自己，如何生活。
一次，齐相储子与孟子相遇了。
储子问孟子：“齐王总打发人去探视先生，想必先生一定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吧？”
孟子回答说：“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呢？即使是尧舜，也同一般人一样呢！人具有的我都具有，人没有的我亦不可强求；我跟人一样，人跟我一样。圣人和我也没有什么不同。”
这就是孟子的平常心。他这个平常心，就是一种自知之明，不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平常，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从没失去本来的天性，没被世俗污染，并有自己的道义坚守，在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很自然的，没什么了不起。而平常人看他了不起，是因为人为物役，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本性，所以，面对圣贤人物，就感到相形见绌，一时羡慕不自信起来。其实，就是圣贤，也有常人心，区别就在于他坚持自己的赤子天性而已，从平常生活中做起而已。
因为有这颗平常心，所以不羡慕别人，只活自己；不贪婪，只追求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自以为是，也不妄自菲薄。面对人生的得失成败，面对穷通贫富，都能做到坦然面对，从而显示出高超的智慧和不一般的为人处世的涵养来。他以此为足为乐，也活出了充实快乐，心态保持在安静愉悦的状态，他自己能自得其乐，别人看他也十分舒服快乐，愿意与之交往。所以，这样的人就会有一种人格魅力，也会在人群中产生一种无形的权威来。
一般人为什么成天不快乐？主要是因为欲望太多，而且庸人自扰，自找烦恼，其实这是跟自己过不去。人要求完美，苛求别人，哪里有满意的呢？人要是不看到平凡和平常的真理在，一味执著地追求功名利禄，得到了得意忘形，得不到痛苦悲伤，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哪里会有什么快乐呢？但是一般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生活在无尽的烦恼痛苦中。
平常心是道，就是既要积极进取，力争上游，又要不做无谓的执著，尽心尽力就足够了。不勉强自己，更不勉强别人。懂得把握自己，弹性生活。活在当下，珍惜眼前拥有，在平凡中找到意义，能够自娱自乐，学会感恩，善于调节自己，艺术性地生活，保持有能量，有张力地生活。
古人云：“君子安贫，达人知命。”一个人要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人生，保持平常心是关键所在。这是一种必须的修养，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所谓“高处不胜寒”，历来有多少身处高位的人，因为没把握好自己，一时得意猖狂，心理失衡，为名利所累、所害，一时不能自拔，失去自我本性，结果身败名裂。这是很深刻的教训。
而那些“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人，无论人生经历怎样的风雨顺逆，他都能保持自我心理和生活的弹性把握，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永不失去自我。所以，穷困不幸对他是磨砺自我意志和品质的营养，富贵享受也不能使他留恋而迷失朴素简单的本性。能吃苦也能享受人生，这就是真正的达观。进退自如，宠辱皆忘。
其实，功成名就和荣华富贵固然是人们的普遍追求，出人头地，能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欲望，但做一个平凡人，未尝没有幸福和快乐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快乐。皇帝有皇帝的痛苦，乞丐有乞丐的快乐，这就是百态人生。地位上有高下之分，人生苦乐形态不同，但本质上却没有多大的区别。任凭是谁，都不能摆脱人生的痛苦。区别就在于你如何对待，如何把握。智者能看透人生，能智慧把握自己；而庸者则只会被别人把握。能把握自己的人生，才会感觉到快乐。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有一乐境界，就有一不乐的相对待；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寻常家饭、素位风光，才是个安乐窝巢。
可见真正的快乐，就在平常中。
一个平凡人，只要他也是真诚地活着，尽心尽力做着自己认为适合于自己事情，并从中能找到乐趣，他自己不觉得难受，能够忍受，不以人生为苦，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那么，他就是善于生活，也会苦中作乐，从平凡中找到乐趣的人，是一个智者。这样的人，你能说他没有幸福吗？因为他拥有一颗平常心，这心态让他心里安静着，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生活，活出的是自己的人生，光明磊落，问心无愧，所以他感觉快乐知足。这就是平凡中的道。
如果一个身处权贵中人，能够保持平常心，不骄奢淫逸，不沉溺其中，得意忘形，迷失自我，能够自觉并有意识地为自己的心辟出一方净土，保持一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独立和超脱，不耽耽于富贵，而是居安思危，珍惜眼前，感恩生活，并懂得与人分享自己的财富，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了不起的高人。因为他有一份平常心。他知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的道理，更懂得平凡是福，所以不贪恋功名富贵，而是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
荣氏集团的奠基人荣德生先生，当年，他是从一名学徒做起，一步一步，艰辛奋斗，最终成为当时蜚声中外的实业巨子的。
荣先生拥有亿万财富，锦衣玉食对他当然不是问题。但是，他的生活十分简朴。在他的居室里，挂着一幅他亲书的横幅，上面写的是：“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通过这副对联，我们看到主人那颗平常而又不寻常的心。
德国的前总理科尔，在任时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他从任上退下来后，自愿去做了一位花工，并且认真踏实，平心静气。没有一颗对待生活和事业的平常心，同样不可能达到这种状态。
平常心，让人保持沉静，产生智慧，摆脱浮躁，避免纷争，优雅大度，保持独立，精神充实而自由，获得幸福而快乐的人生。
□越是高人越谦和
南先生说：“道在平常日用间。真正的道，真正的真理，绝对是平常的，最高明的东西就是最平凡的，真正的平凡，才是最高明的。做人也是这样，最高明的人，也最平凡，平凡到极点的人就是最高明的人。老子也说过：‘大智若愚’，智慧到了极点时是非常平实的。”
越是高人，越谦虚。越是超越了平凡的人，越觉得自己平凡。所以，南先生又说：“真是大成就的人，绝对的谦和，谦和到非常平实，什么都没有。真正的佛不认为自己是佛，真正的圣人，不认为自己是圣人，所以真正的佛法即非佛法。如果你有一个佛法的观念存在，你已经着相了，说得好听是着相了，不好听是着魔了。”
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司法部长），后来周游列国，虽很辛苦，但打交道的都是国君一流人物。后来专门教书，有学生三千，七十二贤人，虽然寂寞清苦，但在当时已经算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所以他极受尊重，尤其是他的学生们，把他比作日月来崇拜。
但孔子自己，并不自以为了不得，他说：“有十户人家的小村镇，就有像我孔丘这样的人，只是他们不像我这样好学罢了。”又说：“有人说我是圣人和仁者，孔丘岂敢当，我不过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书匠。”
孔子自己谦虚，也教导学生谦虚谨慎。学生中，子路性格直率，过于鲁莽，很多时候也表现得不够谦虚。对此，孔子常常批评或教训他。
有一次，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闲坐，孔子说：“你们平时总是说：‘没有人知道我呀！’假如有人知道了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子路急忙回答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夹在大国之间，加上外国军队的侵犯，甚至还赶上荒年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只需用三年的功夫，我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听了，不以为然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正色道：“治理国家要讲礼让，可是，子路说话却一点不谦让，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还有一次，孔子带着几个学生到庙里去祭祀，刚进庙门，就看见座位上放着一个引人注目的盛酒的祭器。学生们看了觉得新奇，纷纷提出疑问。孔子没有回答，却问寺庙里的人：“请问您，这是什么器具啊？”
守庙的人一见这人谦虚有礼，也恭敬地说：“夫子，这是放在座位右边的器具呀！”
孔子仔细端详着祭器，然后对学生们说：“你们看，放在座位右边的器具，当它空着的时候是倾斜的；当它装一半水时，就变正了，而装满水呢？它就会倾覆。”
学生们听了，都睁大眼睛，觉得不可思议似的。孔子问大家：“你们有点不相信吗？咱们放些水进去试试吧！”
果然，当往器里倒了一半水时，那器具果然就正了。孔子立刻对他们说：“看见了吧，这不是正了吗？”
大家点点头。他又让学生继续倒水，装满。结果，水满，器就倾倒了。
孔子赶忙告诉他们：“倾倒是因为水满所致啊！”
可是，直率的子路发问：“难道没法子让它不倾倒吗？”
孔子语重心长地说：“世上最聪明的人，就应持重而谨慎，以保持自己的聪明；功誉天下的人，应当用谦虚保持他的功劳；勇敢无双的人，应当用谨慎保持他的本领……这就是说要用谦退的办法来减少自满。”
学生们听了，频频点头，深以为然。这就是孔子教育学生骄傲自满，水满则溢的道理。
佛的伟大，也在于他极谦虚而平凡。南先生一次在说佛法时，说：“佛的境界谦退到极点，他要度尽了一切的众生，而心胸中没有丝毫教化人、度人之念。所以，佛同其他宗教解释的教主是不同的，佛没有权威性，非常平凡，很平实，只说你的成就是你的努力。”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为什么那么重视谦虚？就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成长进步。这也是中国人的涵养，与外国文化是大异其趣的。这种涵养说明了我们的修养，是明白了天地宇宙大道和人情世故后深刻的认识，绝非西方那种直接的文化所能比的。但是，曾几何时，国人离谦虚越来越远，甚至不懂得谦虚。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上宣传和炒作之风盛行，对商品宣传，把自我也当成商品宣传，往往有言过其实，夸大其词之嫌，真是贻笑大方。其实，你如果真有本事，不必那么着急费劲地宣传，不必担心没人了解你，不必担心没有出头之日。那种过分的宣传，反而适得其反，让人生嫌厌和拒绝心理。是聪明人不为的。纵使是毛遂自荐，也当讲究方法和智慧，有充分把握时，才能有此当仁不让的积极争取，否则，越争取越得不到，越不争反而越能得到机会。这是中国人的哲学和智慧。直到如今，中国的文化和人情世故都是如此，所以，盲目学西方那套东西，来夸大宣传自己，是不明智的行为。
从另一方面，中国人正是以其浓厚的文化和涵养才引起世人关注和尊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曾以其修养和智慧征服了外国人。
一次，伦敦举行中国名画展。组委会派人去南京和上海监督选取博物院的名画，蔡先生与林语堂都参与其事。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自认是中国通，在巡行观览时口若悬河，滔滔不已。为了向人表示自己的内行，他向蔡先生说：“这张宋画，绢色不错”，“那张徽宗鹅，无疑是真品”，然后，又说到墨色、印章，等等，似乎他真是一个中国通，对中国绘画和文化有浓厚的了解。
而蔡先生呢，他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只是客气地低声说：“是的，是的。”一脸平淡冷静的样子。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伯希和似乎若有所悟，突然闭口不言了，而且脸上表情十分不自然，面有惧色。大概他从蔡元培的表情和举止上，感觉到自己的卖弄是多么幼稚和可笑吧，而且看蔡等人的样子，更是胸有成竹，他不免担心自己的话，恐怕已经说错了什么吧，说不定出了丑还不知道呢！所以，他很快不说话了。
这就是蔡元培先生君子之风的谦谦修养，也是他为人处世的涵养和人格魅力。后来，语堂先生在回忆时感叹地说：“这是中国人的涵养，反映外国人卖弄的一幅绝妙图画。”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之深厚。
□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对此，南怀瑾先生解释说：一般的人说，“知者乐水”的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喜欢水，因为水性流动。“仁者乐山”是说仁慈的人喜欢山。如果这样解释，问题大了。套用庄子的口吻来说，“知者乐水”，那么鳗鱼、泥鳅、黄鱼、乌鱼都喜欢水，它是聪明的吗？“仁者乐山”，那么猴子、老虎、狮子都是仁慈的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正确的解释是“知者乐，水”。知者的快乐，就像水一样，悠然安详，永远是活泼泼的。“仁者乐，山”。仁者之乐，像山一样，崇高、伟大。“知者乐”，知者是乐的，人生观、兴趣是多方面的；“仁者寿”，宁静有涵养的人，比较不大容易发脾气，也不容易冲动，看事情冷静，先难而后获，这种人寿命也长一点。这是连起来的意思，千万不要跟着古人乱解释：聪明的人一定喜欢水，仁慈的人一定喜欢山。那问题就很大了。
这里是说智者和仁者的一个特点。智者乐观好动，如水一样；仁者深沉豪迈，犹如大山。其实，智者的外在表现，不是说他活泼好动，更是说他的灵活变通，如水一样，变化多端，能急能缓，能静能动，动静相宜，温柔而有力。
而智者的智慧，却不是从这种好动灵动的外在表现而来，而应该是从静中升华出来的。如佛家所谓的“定生慧”，定是什么？就是定力，定力出于沉静无扰中。所以，智慧生于宁静中。从这个方面来说，正直的智者，也是最能安静的。在安静中获得那种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状态，达到自然之化境。而自然，虚无，无疑则是智慧的一种最自然的表现。也如老子所说的“自然无为”。
换句话说，人只有入静，入定，才能在虚无中达到自然无为，才能查古阅今，审时度势，又能鉴照天地的精微，明察万物的奥妙，从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抓住最好的时机，得以发展。你看古来那些得道高人，不都是这样吗？善于道法天地，在宁静中冥思遥想，做到“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不得时机时，就“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站在人生边上，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而机会来时，迅速出动，抓住机会，发展自己。这就是智慧。只在合适的时候出动，不动则已，一动惊天。
我国道家的老庄哲学，体现出深厚的智慧。老庄主张自然无为，守柔示弱，甚至抱残守缺，与世无争，藏拙守身等，看似消极，其实体现了一种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反其道而行之的高超智慧。
庄子就是一个对人生、社会和人心看得十分透彻，自己能保持超然的人。很多东西，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经常畅谈山林之乐的人，未必就能真正领悟其乐趣；经常高论讨厌名利的人，心中未必不想升官发财。很多事情，只有临到他头上，才能看出真精神；很多事情，只有经历了，才有资格说真懂得；没有体验，评头论足，不能算是真懂得。正如庄子说：“懂得道不是难事，但要不说出来，就难得了。懂得道而不妄加评论，是达到自然的境界；懂得道就信口谈论，就是一种刻意为之。而古人，是追求崇高天然而无为的。”
老子说：“大音希声”，越是懂得，越是不说。因为觉得没必要，还免得越说越乱相，越描越黑。毕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有时语言并不能真正代表什么。不到用时，少说为妙。真正的智者，从不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往往是保持沉默。“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世事有趣，得之者无言，言之者未得。”所以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自然天成，而自然无为，最是得天地之道的状态，是最高的智慧，也是适合万物生灵的最好的生存方式。
老子的师父叫常枞。常枞临死时，老子及其徒弟们都站在常枞的床前，尽学生之道。
老子问师父：“您还有什么要告诉学生的吗？”
常枞说：“你说牙齿和舌头，哪个刚强，哪个柔弱？”
老子还没回答，常枞就张开嘴巴，说：“你看！我的嘴里还有什么？”
老子看了看，说：“师父，您的嘴里什么也没有。”
常枞对老子说：“这就是我为你上的最后一课。柔弱胜于刚强。”
老子含着泪说：“师父，今后我将以谁为师呢？”
常枞看着老子说：“今后，你应该以水为师。”然后，他说：“上善若水，‘水’最柔弱，但‘水’对人生有着丰富的启示。智者如水。水遇到阻碍物就会转个弯，但是流向并没有改变，这种不硬碰硬，不采取两败俱伤的处世态度，是智者的风范。它看似软弱无力，但却力量无穷。”
老子和学生们听了，深以为然。
所谓“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厚德之下，更有智慧，不停顺势而动，或急或缓，灵活多变，或宁静，涓涓细流，或湍急，奔腾咆哮，水的品格，温柔又有力，作为生命之源，它的确是给人最深刻的启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所谓“水滴石穿”，水的力量无比强大，为古来的智才所效仿。
诸葛亮的智慧，是人所共知的。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善于法天效地，并深得道家智慧之法。
周瑜有意为难诸葛亮，让他在十天之内，赶制出十万支箭来。他原以为诸葛亮会拒绝，因为这太难为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诸葛亮却说：“操军即日将至，若等十天才造出来，必将误了大事。”
他说：“我不必十天，只用三天时间，就可办完此事。”
周瑜看他如此痛快，大喜。当即与诸葛亮立下了军令状。在他看来，诸葛亮怎么可能办成呢？这样，他必死无疑。他对于诸葛亮的才智，早已妒忌在心，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所以，巴不得此次，公报私仇。
诸葛亮告辞后，周瑜让鲁肃到诸葛亮营地去查看动静，打探虚实。
诸葛亮看到鲁肃来了，就故意可怜地说：“三日之内，如何能造出十万支箭呢？还望子敬救我！”
厚道的鲁肃回答说：“你自取其祸，叫我如何救你？”
诸葛亮说：“只望你借给我二十只船，每船配置三十名军卒，船只全用青布为幔，各束草把千余个，分别竖在船的两舷。这一切，我自有妙用，到第三日包管会有十万支箭。但有一条，你千万不能让周瑜知道！否则，他必从中作梗，我的计划就很难实现了！”
鲁肃说：“你放心。”
可是，他虽答应了诸葛亮的请求，但并不明白诸葛亮的意思。他回去后，遵守诺言，没对周瑜讲借船之事，只说见诸葛亮并没准备造箭用的竹、翎毛、胶漆等物品。周瑜听罢，也大惑不解。
诸葛亮向鲁肃借得船只、兵卒以后，按计划准备就绪。可是一连两天，诸葛亮却毫无动静，直到第三天夜里，四更时分，他才秘密地将鲁肃请到船上，并告诉他要去取箭。
鲁肃不解地问：“到何处去取？”
诸葛亮回答道：“子敬不用问，前去便知。”
鲁肃被弄得莫名其妙，只得听从诸葛亮的安排，随行在旁，看个究竟。
凌晨，浩浩的江面，雾气沉沉，漆黑一片。诸葛亮命令兵士用长索将二十只船连在一起，起锚向北岸曹军的大营进发。
时至五更，船队已接近曹操的水寨。这时，诸葛亮又教士卒将船队头西尾东一字摆开，横在曹军寨前。然后，他又命令士卒擂鼓呐喊，故意制造了一种击鼓进兵的声势。
鲁肃见状，大惊失色，诸葛亮却坦然地说：“我料定，在这大雾之夜，曹操决不敢贸然出战。你我尽可放心地饮酒取乐，等到大雾散尽，我们便回去。”
曹操闻报后，果然担心重雾迷江，遭到埋伏，不肯轻易出战。他急调旱寨的弓弩手6000人赶到江边，会同水军射手，共约1万多人，一齐向江中乱射，企图以此阻止击鼓叫阵的“孙刘联军”。
一时间，箭飞如蝗，纷纷射在江心船上的草把和布幔之上。过了一段时间后，诸葛亮又从容地命令船队调转方向，头东尾西，靠近水寨受箭，并让士卒加劲地擂鼓呐喊。
到日出雾散之时，船上的全部草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箭枝。此时，诸葛亮才下令船队调头返回。他还命令所有士卒一齐高声大喊：“谢谢曹丞相赐箭！”曹操得知实情时，诸葛亮的取箭船队已经离去20余里，曹军追之不及，曹操懊丧不已。
诸葛亮带船队返营后，让士兵计算，共得箭10余万枝，为时不过三天！
鲁肃目睹其事，佩服得不知所云，连称诸葛亮为“神人”。
他对鲁肃所讲：“我不仅通天文，识地利，而且也知奇门，晓阴阳。更擅长行军作战中的布阵和兵势，在三天之前已料定必有大雾，故演出这一出草船借箭之戏。”然后他又说：“我的性命系之于天，周公瑾岂能害我！”当周瑜得知这一切以后，大惊失色，自叹不如。
诸葛亮为什么这么智慧呢？正是他善于法天效地的结果。
□积极进取，乐天知命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对此，南怀瑾先生解释说：孔子说假使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不仁的人，不可以久处约，约不是订一个契约，约的意思和俭一样。就是说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不能长处在简朴的环境中。所以人的学问修养，到了仁的境界，才能像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可以不改其乐，不失其节。换句话说，不能安处困境，也不能长处乐境。没有真正的修养的人，不但失意忘形，得意也会忘形。到了功名富贵快乐的时候忘形了，这就是没有仁，没有中心思想。假如到了贫穷困苦的环境就忘了形，也是没有真正达到仁的境界。
安贫乐道与富贵不淫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说：“知者利仁。”如真有智慧、修养到达仁的境界，无论处于贫富之际，得意失意之间，就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的。
孔子的一生坎坷，碰了不少的壁，遇到了不少难堪事。但他并不垂头丧气、潦倒颓唐，不是愤世嫉俗、怨天尤人。他的做法是：一方面自己很执著，痴心不改，无怨无悔；另一方面又很宽厚平和，很乐天知命，这就是圣贤之道，走正路，不走偏邪道。坚持作为知识分子的中正和气节。努力追求，但不强求，不能为了富贵而失去志节。所以能安贫乐道，乐天知命。贫富均不改其志，即使不遇倒霉，也能调节自己到最佳状态，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因为明白，努力就够了，所谓“成事在天”，不强求一定成功，也强求不来。这就是明白人生。
面对无边的天地宇宙，个人是多么渺小啊；面对有限的人生，个人是多么无奈啊，生命很短，个人能力有限，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心中有了敬畏，学会谦卑自处；但正因如此，人才要追求生命的意义，以期在有限的人生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完成自己此生的使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实现自己。这样才不枉此生。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既能做到乐天知命，不与天争，又能从天地中汲取感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那么这个最大化是什么？道家说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儒家是追求“立功、立言、立名”之三不朽，释家是放下我执，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其实，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在有限的人生中，追求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以此弥补人生有限的遗憾，获得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永恒和长生。
人总要有点追求，无论能否如愿，结果是否能有理想中的意义，但其实，意义在追求的过程中就已经感觉到了。人生，就是这个过程。所以，说起来是目的，但关键在于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尽心尽力做了，就无怨无悔，问心无愧，内心因此获得一种满足和快乐，至于结果，其实已经无所谓了。真正的智者，是这种积极而达观的生活态度。所以，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能做到坦然地接受。不患得患失，不问结果，只管专心致志，脚踏实地地做去，其实该得的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又何必问结果？
对于这种内心的弹性和智慧把握，看似灵活，但有一条不能改变，就是：志节一旦认定，始终如一，一生不变，矢志不渝，坚定执行，不为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所改变，所左右，永远保持这份对自我心志的虔诚，为此真诚地生活，真诚奋斗。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忠于自我，保持自信、自尊，自强不息，上下求索，直到生命的最后。古代儒生坚持道义的志节十分坚定，所谓“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人都想成功，但成功的毕竟是少数。而这个所谓的成功，多是社会标准的，且每个人心里的真实标准也许并不一样。所以，究竟怎样才算成功？并没一个统一的定论。这样，关于成功的结论，就不必那么执著于结果，真正的东西，可能在过程中的所得，真正的标准应该是：你是否感觉到了成长，是否感到快乐和幸福。至于社会上别人的议论，姑且不必计较，任由他们说去，所以，一个人坚持自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只有自己能成全并成就自己，没人可以依靠。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所以说法自然不同，真正了解你的人并不多，自知才更重要，你认为对，那么就是对，借鉴别人可以，做最终决定的仍然是自己。原则是服从自己内心召唤。
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就会有自己的成功标准，而不是受社会或是他人所左右。这样，你才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成功。当然，你必须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样，就不必做无谓的执著，自压自苦自己，增加无谓的痛苦烦恼。而应保持达观乐天，无论结果如何，永远一副乐天姿态。
古人说：“乐天知命，故无忧”，追求的就是一种让生命顺其自然，归于达观自在的状态。在乐天的人眼里，没有灰暗，也没有阴暗心理，永远热爱生活，虽有困苦无奈，虽有挫折困顿，但他能看到太阳每天是新的，日日是好日，如《易经》中所说“生生不息”，也因此他能保持永远向上的姿态，同时能自得其乐。
原宪在鲁国很贫穷，子贡在卫国很富有。由于贫穷，原宪身体受到影响；由于富贵，子贡也为此受累，身心疲惫。所以，一个人贫穷固然是不足，但富贵也有遗憾。快乐安逸最难求。善于快乐的不患贫穷，善于安逸的不图富裕。金钱等物质财富固然能让人过得更舒服，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乃身外之物。而生命中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自己那颗心——你是否迷失了自己，本性不再，失去作为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是否失去了内心的真正快乐。所以，如老庄所倡导的那样，让心不失自然无为的状态，保持一份独立和自由，是十分重要的。
《孟子·尽心章句上》中说：“能够充分扩张自己善良的本心，就可以懂得什么是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本身就是我们对待天命的最好方法。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都不三心二意，只是修养身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最好方法。”所以，为人修身之道，只在于回复其淳厚善良的天性而已。庄子在《刻意篇》中说：“恬淡、寂寞、虚空、无为，这是天地赖以均衡的基准，而且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人的天性本纯洁无尘，心如明月，没有乌云遮挡，自然明亮；心如静水，无波不起浪；心如明镜，没有灰尘，不必擦拭。如《红楼梦》中对黛玉的评价：“质本洁来还洁去”，你纯净自守，自然也清净无扰。“云去月现，尘拂镜明”的做到自性不迷，拥有自我，就不会为外物所扰，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做到乐天知命，无忧无虑地快乐生活。
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么，无论贫富穷通，你都能智慧地处理。这种智慧，其实源于一份对人生社会及人与人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于自我的审视，如果一个人有意识地修养自己，就不难达到。有修养的人，往往有超出常人的生存智慧。所以，荀子说：“有涵养的人，处境穷困，心志宽广；身处富贵，恭敬从容；休息的时候，精神也不懈怠；疲倦的时候，容貌仍保持庄重。在显达之时，盛怒之下，罚不过重，喜悦不余，赏不过高。”闲看花开花落，我心自有一份悠然，一份达观。
□修养自己，艺术地生活
南怀瑾先生说：孔子是很喜欢音乐的。过去的知识分子，对艺术与文学这方面的修养非常重视。人生如果没有一点文学修养的境界，是很痛苦的。后世的人，没有这种修养，多半走上宗教的路子。但纯粹的宗教，那种拘束也令人不好受的。所以只有文学、艺术与音乐的境界比较适合。
最近发现许多年纪大的朋友退休了，儿子也长大飞出去了，自己没事做，一天到晚无所适从，打牌又凑不齐人。所以我常劝人还是走中国文化的旧路子，从事文学与艺术修养，会有安顿处。几千年来，垂暮的读书人，一天到晚忙不完，因为学养是无止境的。像写毛笔字，这个毛笔字写下来，一辈子都毕不了业，一定是说谁写好了很难评断。而且有些人写好了，不一定能成为书法家，只能说他会写字，写得好，但对书法——写字的方法不一定懂。有些人的字写得并不好，可是拿起他的字一看，就知道是学过书法的。诗词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几千年来的老人，写写毛笔字、作作诗、填填词，好像一辈子都忙不完。而且在他们心理上，还有一个希望在支持他们这样做，他们还希望自己写的字、作的诗词永远流传下来。一个人尽管活到八十九十岁，但年龄终归有极限的，他们觉得自己写的字，作的诗词能流传下来，因而使自己的名声流传后世，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是永久性的。因此他们的人生，活得非常快乐，始终满怀着希望进取之心。以我自己来说，也差不多进到晚年的境界，可是我发现中年以上，四五十岁的朋友们，有许多心情很落寞，原因就是精神修养上有所缺乏。
我国是一个礼乐国家，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传统。古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注意学问修养，安身立命，而且十分注意生活的格调和情趣。而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修养既有思想上的，更有艺术上的审美陶冶，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德育与美育结合。在古代，德育和美育是真正结合在一起的，不像现在的流于形式。你看，古人写文作诗，道德学问，都离不开内在与外在统一的和谐之美，而这个，既是工作，又是生活的自娱。
孔子作为大学问家，可不是古板的学究。历史上记载，孔子十分注意生活情趣，他精通音乐，深谙乐理，具有很高的音乐美学素养。有一次，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赞不绝口，自称“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还曾向鲁国乐官师襄子学琴，10天后还是弹同一曲子。师襄子说：“可以另学新曲了。”
孔子说：“曲子虽熟，技巧还不熟。”
过了几天，师襄子又说：“技巧已熟，可以学新曲了。”
孔子说：“还没有领会曲子志趣。”
又过了几天，师襄子说：“已经领会曲子志趣，可以学新曲了。”
孔子道：“还未领悟出作曲者是谁。”
再过一段时间，孔子若有所悟地说：“此曲除了周文王，还会有谁能作出呢？”
师襄子肃然起敬：“此曲正是《文王操》！”
在一个热爱生活，有追求和修养的人眼里，生活永远是美好的，天天有新的希望。所以，也能在人生的苦中找到快乐。而艺术，就是生活和工作的点缀，是丰富人生，点燃内心真善美的最主要力量。艺术的核心是美，而最大的美就是和谐，所以艺术能和谐并润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美丽。
日出日落，周而复始，生命短暂，而且有许多无奈，但人生又有许多快乐和美好，令我们永远不失去热情和希望，只要有热情和希望，生活就永远不缺少动力、信心、勇气和力量。而尽一生的力量完美提高自己，一生不懈，忠诚于自己的追求，又可见理想有多么的了不起！而这一切，都能艺术化地被我们再现，所以艺术长存。而我们真实的生活，同样可以艺术地来过。比如，在忙碌中，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情趣，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写作、绘画、旅游，等等，学会忙碌中适当放慢脚步，让节奏慢下来，享受一下生活，享受一下惬意，这就是热爱生活。所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把他与自己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融入自己的生命中，让自己快乐地工作；拥有一份自己的爱好，坚持下去，让自己在闲暇中能够自娱自乐，享受一个人宁静而有事做的日子，这同样是人生的幸福。同时，还可提高自己的修养，何乐而不为呢？
庄子在《养生主》中说：“人生命有限，而知识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势必劳神伤身。无何止地追求，是危险的。做好事不图名声，做坏事却不至于受刑，遵从天道，顺其自然，如此方不伤身心，保全天性，少有忧患，终享天年。”
庄子这是告诉世人，要“应效法大自然的变化”，但人生活在纷扰的世间，难免有烦恼痛苦，甚至纠结不断，这种情况下，调节自己的心态，善于艺术地生活，以此放松自己，也让自己的内心保持一份热情和美感，守护好心中的一方净土，这样才能愉悦身心。
□人到无求品自高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真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必须修养到什么程度呢？要做到“弃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将相而不为”，把皇帝的位置丢掉像丢掉破鞋子一样：为了道德，为了自己终身的信仰，人格的建立，皇帝可以不当，出将入相富贵功名可以不要。孔子所标榜的人格的修养，到了这地步，那自然会真正“坦荡荡”。也是前面提到过的，人有所求则不刚。曾子也说：“求于人者畏于人。”对人有所要求，就会怕人。如向人借钱，总是畏畏缩缩的。求是很痛苦的。所谓“人到无求品自高”。所以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养成“弃天下如敝屣”，然后可以担当天下大任了。因为担当这个职务的时候，并不以个人当帝王将相为荣耀，硬是视为一个重任到了身上来，不能不尽心力。
所谓“无欲则刚”，一个人只有做到无欲无求，才能真正做到如孟子所说“俯仰无愧于天地”，做到真正的不被什么所左右，活出刚强有力。
只是人总有欲求，就会有让别人拿捏的弱点，真正难做到刚强有力。但欲望无止，不加以节制，人生更增痛苦烦恼；弱点虽有，但自觉发送，提高修养，还是可以做到对自己的不断完善。花花世界，欲望太多，永无满足，以为能得快乐，实则得不偿失。其实，人的一生，真正的需要并不那么多，所以何必那么贪婪？沧海桑田，无论世界如何变幻，便生命中真正需要的东西从未改变。生命中真正值得珍惜和把握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不是名利，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内心的充实和快乐。而丰富和快乐来自哪里？来自对自我本性的坚持，对自我的完善，保持独立和自由的心境，实现自己，并能领受人间的真、善、美。
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坚守节操，不为权势所动摇，体现的就是一种高洁自守的生活态度。周敦颐的《爱莲说》，以莲花比喻不与世同流合污的君子，就是一种高洁的品质。
从前，战国的游说之士，大多愿意屈身拜见诸侯，以寻求个人发展。而孟子坚守道德，以个人气节和操守为重，于是就不免显得寂寞清苦。
孟子的学生陈代对老师的行为表示不解，于是问道：“君子坚守进退之礼义，固然应以保全名节为本，但施展平生抱负，及时济世，也是君子毕生的追求。现在先生不去拜见诸侯，作为保全个人名节，是当然的，但如果拘泥于此小节，则是不必要的。现在先生如果去见诸侯们，就可行道济世，大则拨乱反正，安邦定国；小则可以诚信往来，互利修好，成就霸王事业，功成名就，只在一眨眼的工夫。先生却不能为此稍微委屈一下自己，有所放弃吗？而且，《志书》上说：‘丢掉一尺，得到一丈。’就是说，失去小的，得到大的，不去因小失大。现在先生如果去见诸侯，成就王道和霸王之业，舍小得大，这样应该是可取的。”
孟子回答说：“我不是不想施展抱负，济世为民，但如果考虑到节义，去就是不妥当的了。从前，齐景公在外打猎，当时应有虞人来为他做些事情。于是齐景公派人用旌旗来召见他。当时君王，如果要见臣子，都要持有一件信物，以为凭证。召见虞人，应该用皮草帽子，但齐景公用的是旗帜，不合虞人的原则操守，所以遭到拒绝。齐景公为此大怒，几乎要杀人。孔子赞美虞人说：‘有志节之人，本来就甘守清贫寂寞，即便死于沟壑，也不忘保全自己的志节；有勇气的人，本来就甘心舍生取义，即便为此捐躯，丢掉脑袋性命，也要保全自己的义气。这就是虞人的可贵之处啊。’孔子为什么单拿虞人来赞美？就是赞赏他的‘召见我却不用合适的东西，那我宁死不去’的精神。现在，如果我不等诸侯来召见我，我自己就去了，那我的志气就不如虞人啊！这算什么呢？所以，君子的出处进退，要有所坚持和操守，绝不能苟且屈节，岂是成就霸王之业就可打动他的心呢？而且，《志书》上说的‘失尺得丈’，主张失小得大，这是从利益的角度谈的。如果目的为了利益，那么就可以蝇营狗苟，无所不为。即便是名节败坏，甚至失丈得尺，失大得小，认为只要有利益可得，就不会顾惜什么，无所不能做了。这是做人之大节不能允许的。你相信吗？君子的进退取舍，是衡量节义的屈与伸，而从不去考虑利益的多与少的。”
在这里，孟子说的是君子不必委屈自己，不能失去志节而去拜见诸侯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