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之三
055 暴风雨的冲击
带着妻儿航行这还是头一次。叙述这段经历时，我常会觉得由于中产阶级的印度教徒的童婚制度，导致了丈夫识字而妻子是文盲的状况普遍存在。夫妻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因而丈夫就不得不当妻子的教师。像我就得思考这一类琐事，比如，妻子和孩子穿什么衣服合适，应该吃什么东西，采取什么礼仪才能适应新的环境，等等。今天回想起当时的那些事，依旧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徒的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当成最高的宗教信仰。而一个印度教徒的丈夫则把自己当成妻子的统治者和主人，妻子必须经常对他笑颜逢迎。
写到这一章时我想起来，当时为了给别人留下文明的印象，我觉得我们的穿着和举止需要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生一点社会影响，而如果没有任何影响，是不可能为侨团服务的。
妻子和孩子们服装的式样是我决定的。我并不想让别人看出他们是来自卡提亚华的班尼亚一族，而纯粹的欧洲式样又不那么适合他们，在那时，帕西人被当成印度人中最文明的一类，因此我们就选定了帕西式样。如此一来，妻子穿上了帕西“纱丽”（Sari）[64]，而孩子们则穿上了帕西式样的上衣及裤子。当然，每个人都要穿鞋袜。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花了好长的时间才逐渐习惯这件事。鞋子让他们觉得夹脚，脚趾也疼，而袜子还散发着汗臭味。[65]当他们提出反对这些的理由时，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说辞反驳他们。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理能让他们信服，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而让他们屈服。他们同意改变穿着，因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同样，他们颇不情愿地在饭桌上使用刀叉（通常印度人都是用手抓饭吃的）。后来，待到我对这些“文明”的迷恋消失以后，他们就立即放弃使用刀叉了。可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适应，从新的生活方式又回到旧的上去，对他们而言也是同样麻烦的。然而如今我已明白，抛弃掉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反而会感到更加自在和轻松。
与我们乘同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常常去见他们以及统舱的乘客，因为这条船归我的委托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随意走动不受限制。
这条船直航纳塔尔，中途不停，所以我们的航程只用了十八天。然而在距离纳塔尔还有四天航程的海上，我们却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仿佛是对我们即将上岸后在陆地上所要遭遇的现实风暴的一种警示。南半球的12月是夏季雨季的月份，因此在这个季节的海上遇到大大小小的暴风雨都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这次我们遇上的暴风雨却是那么的猛烈漫长，乘客们全都开始惶惶不安了。船上出现了神圣庄严的一幕：所有人面临着共同的险境，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所有人都只想到了一个唯一的神。有人许下了各种誓言，而船长也同乘客们一起祷告。船长向我们保证，尽管这次的风暴很危险，但以前有过几次比这更危险的处境，他都安然度过了。他还向我们解释，一条造得好的轮船是可以抵御任何坏天气的。然而这些话似乎都无法给大家带来安慰。每一分钟都听得见类似于爆裂或漏水的响声。而且这条船颠簸摇晃得相当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倾覆。甲板上早就没有人了。每个人嘴里发出的唯一的呐喊就是“神灵保佑啊”。我印象中，这场灾难延续了约有二十四小时。后来天终于放晴了，最后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人们的脸上重现了笑容，随着惊恐的消逝，“神灵保佑啊”的话也从他们嘴里消失了。吃喝、唱歌、玩乐又成了生活的常态。没有了对死亡的惧怕，原先一刻也不停的虔诚的祷告也让给了“玛亚”（Maya）[66]。通常的“纳玛滋”（Namaz）[67]和其他祷告还是有的，但先前的那种庄严神圣已经没有了。
然而这次的暴风雨却使我和别的乘客们有了紧密的联系。我并不十分惧怕这次风暴，因为我已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不怎么晕船，所以能够在乘客之中穿梭奔走，照料他们，安慰他们，并把船长发出的一小时一次的航行情况通报给他们。看到后面读者就会明白，此时和大家结下的友谊对我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那天，船在杜尔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号也在同一天到达了。
然而真正的风暴就要来了。
056 另一种风暴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或19日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按照规定，乘客需经过彻底的健康检查后，才能在南非的任意港口上岸。如果船上有任何一位乘客感染了传染病的话，这条船就得被隔离一段时间。而我们起程时，孟买正在流行鼠疫，因此我们都很担心被隔离。在进行健康检查以前，每条船都得挂上一面黄旗，经医生确认船上的乘客都很健康以后，才可以把黄旗降下。也只有等到这面黄旗降下，乘客的亲友才能上船接他们。
当医生上船来为我们做检查时，照例在船上挂起了黄旗。医生要把我们的船隔离五天，他认为鼠疫病菌最长可以存活二十三天。因此我们的船需要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二十三天之期期满为止。其实这次隔离不单是出于卫生上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考虑。
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杜尔班的白人起了骚动。这此隔离的原因之一便是源于这场骚动。每天达达·阿布杜拉公司都会派人来通知我们城里发生的事情。每天白人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恐吓之能事，同时甚至还利诱达达·阿布杜拉，说只要公司让这两条船的人返回印度，他们便赔偿公司全部的损失。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没有在恐吓面前屈服。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赛当时是公司的股东经理，他想方设法要使这两条船停靠码头，让所有的乘客都能登岸。那时他每天写信告诉我具体的情况。幸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现已故）当时专程到杜尔班去接我。他精明能干，而且无所畏惧，是印度侨团的领导者。侨团的律师劳顿先生同样也是一个无畏的人。他强烈地谴责当地白人的行为，他不但是一位受聘的律师，而且更是一位真正的在帮助侨团的朋友。
如此一来，杜尔班成为实力悬殊的双方决斗的一个场所。一边是人数上占少数的、贫穷的印度人和个别的支持他们的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为数众多的白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受教育程度上和财富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还得到了纳塔尔政府的公开支持，内阁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甚至公开参加他们的集会。
实际上，这次隔离是想通过对乘客或船只代理公司的威胁恐吓，达到迫使乘客返回印度的目的。这时白人开始威胁我们了：“如果你们不肯回去，一定会落得个被抛到海里的下场，但是如果你们同意回去，还可以拿回路费。”我不断在同船乘客中间走动，鼓励他们，还送了慰问函给“纳德利”那条船上的乘客。
他们都保持着镇定和勇气。我们在船上给乘客们安排了各种游戏，大家的心情都得以放松。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和我的家眷是受邀的主宾。宴后，我发表了讲话，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当时的场合并不适合发表一通严肃的演说，可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话好说。我和大家一起欢度节日，但是心里牵挂的却是杜尔班的战斗，因为我是这场战争里真正的主角。白人反对我的两个理由是：一、我在印度时，过度谴责了纳塔尔的白人；二、为了让印度人挤满纳塔尔，我特意带了两船人到这边来定居。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也知道为了我，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正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而乘客们的性命也处于危险之中，我的家眷也同样陷入了危境。但是这绝对是冤枉我。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乘客到纳塔尔去。上船前，乘客中除了一对夫妇是我的亲戚之外，船上数百名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都不知道。在印度时，我所有关于纳塔尔的白人的言论在纳塔尔都曾说过。何况我说过的话更有无数的事实为证。因此我对纳塔尔白人所代表的、所拥护的那种文明感到由衷的悲哀。我心中一直都有对这种文明的想法，所以就借着这个小小的宴会把它谈出来。船长和其他朋友都耐心地倾听我的发言，也接受了我的基本精神。不知道这一席话后来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再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官员又长谈起西方的文明，我在演讲中把西方文明表述为一种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和东方文明风格迥异。那天现场提问的宾客坚定了我的信念，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船长向我提问：“如果白人当真兑现了他们的威胁，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坚持得下去？”我答道：“我相信神灵会赐给我勇气与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必诉诸法律。我不跟他们生气，只是他们的无知、狭隘让我很难过。白人应该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正确合理的，所以我更没必要和他们呕气。”
听完我的回答后，提问题的人笑了，可能是他不以为然吧。
一天一天地，日子就这样拖下去。隔离期满的日期始终没有确定。执行隔离的官员却说这事已不归他管了，只要政府批准，他马上就会准许我们上岸。
我们终于收到了最后通牒。白人们说，如果想要活命，就必须得屈服。乘客们和我的答复都相同，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有权在纳塔尔港口上岸，并向他们暗示了我们甘冒任何代价也要进入纳塔尔的决心。
在二十三天隔离期满那天，这两条船获准进入港口，允许乘客上岸的命令也传达了下来。
057 考验
后来这两条船就开进码头了，乘客们纷纷上岸。然而船长听艾斯坎比先生说，白人还是很记恨我，我还是有生命危险，最好是等到黄昏再携家属上岸，那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会护送我们回家。我答应按照船长的通知办。可说完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劳顿先生找到船长，对他说：“如果甘地先生不反对，我希望我们能一起上岸。我是这家船行代理公司的法律顾问，我觉得艾斯坎比的意见不一定可取。”然后他找到我，对我说，“如果你不害怕，我觉得你夫人和孩子们可以先走一步，坐车去罗斯敦济先生家，而我俩则徒步跟在他们后面。我完全不赞成你偷偷摸摸地在夜里进城，我想不会有人伤害你的。现在天下太平了，白人们全都散了。总之，我的看法是你不应该像小偷一样进城。”我立刻同意了这个提议。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平平安安地坐车到罗斯敦济先生家了，船长允许我走之后，我便随劳顿先生上岸了。罗斯敦济先生的家距离码头有2英里的路程。
我们一上岸就被几个青年认出来了，他们喊着我的名字。紧接着有五六个人过来和他们一起喊。劳顿先生担心人越来越多事情会不好处理，便叫来人力车拉我们走。我向来不喜欢坐那个，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但是青年们不让我上车，还恐吓说要杀了车夫，车夫赶忙逃走了。我们只好继续向前走，而人却越聚越多，终于包围了我们。他们先把劳顿先生抓住，拉开他，然后往我身上扔石子、砖头和臭鸡蛋，甚至还有人把我的头巾扯下来，有人则对我拳脚相加。我瘫倒了，后来抓住房子的一根栏杆，支撑着爬起来站着想喘口气，可不行，他们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一位与我相识的警官的妻子碰巧走过这里。这位勇敢的夫人走过来，尽管当时没有太阳，她却把伞打开，然后站在这些人和我中间。如此一来，阻挡了这群暴徒的野蛮行径，他们再要不伤害亚历山大夫人却又打到我就很困难了。
有一位印度青年看到了当时这个情形，赶忙去报告警察。亚历山大警官派了一队警察围在我身旁，把我安全地护送至目的地。幸好他们赶来及时。警察局就设在我们这条路上，当我们到那里时，这位警官曾叫我暂时躲避在警察局里，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没同意。我对他说：“一旦他们认识到错误，事情一定会告一段落的。我相信他们是明理的。”在警察的护送下，我到了罗斯敦济家，再也没有被伤害。当时我浑身是瘀痕，又青又紫，但只有一个地方流血破皮了。当时在场的还有船上的医生达迪巴若，他尽最大的努力替我医治。
虽然房内很安静，但是屋子外面围满了白人们。天色已晚，外面躁动的群众还在高声喊道：“我们一定要找到甘地。”那位眼明手快的警官已经在现场试图控制局面了，他不靠威胁，而是用调笑的方式来力图稳住人群，虽然他也很焦虑，还传话给我：“要想使你朋友的房屋财产得以保全，要使你的家属平安，你得化装逃出这个屋子。”
于是在同一天内我遇到了两种矛盾。当生命受到威胁还是一种假设时，劳顿先生劝我公开去面对它，我接受了他的劝告。而当这种危险真的成为事实时，另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相反的劝告，我却也接受了。谁能知道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保命，还是害怕威胁到朋友的生命财产以及我妻儿的性命呢？一开始时我勇敢地面对那群人，而现在却要化装潜逃，谁能分得清这两种做法的对错呢？
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无论是对还是错，再去判断它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去理解它们，如果能从中得到教训是最好的。我们很难断定一个具体的人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而通过一个人的外部行动来推断是不可靠的，因为可以依据的材料并不充分。
无论如何，我身上的疼痛因准备逃亡而被遗忘了。遵照警官的建议，我穿上警察制服，戴着马德拉斯人的头巾缠成的头盔，有两个警探尾随着我，有一位装成印度商人，脸上抹了很多东西才像个真正的印度人，另外一位化装成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们通过一条小巷走进邻近一家店，穿过堆满了麻袋的库房，从那家店的大门出来，穿过人群走向在街头那辆为我们准备的马车。坐上车后，我们便赶到之前亚历山大警官劝我临时躲避的警察局，我向他及那两位警探致谢。
我逃脱期间，亚历山大警官却唱起小调与群众同乐：把老甘地吊在那棵酸苹果树上啊！
他一听说我已安全逃到了警察局，便向群众宣布了这个消息：“好啦，你们的猎物已经从附近一家店里逃走了。现在你们还是散了吧。”有的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很生气，有的人却笑了起来，有的则根本不相信。
“那好吧，”警官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一两个代表随我进去，如果找到甘地，我愿意让你们处理他；要是找不到，你们就得离开。我相信你们是不会做出毁坏罗斯敦济先生的房子，或是伤害甘地的夫人和孩子们的事情来的。”
他们果然派了代表去搜查房子，很快带着失望的消息出来了，终于他们散开了，多数人称赞这位警官应付得体，也有少数人感到气恼不快。当时英国殖民地的国务大臣——张伯伦先生（现已故）发来电报要求纳塔尔政府依法严惩闹事的群众。艾斯坎比先生找到我，对我被人殴打致伤这件事表示歉意，还说：“请相信我不愿看到你受到一点儿伤。尽管你是有权利接受劳顿先生的意见而直面恶劣的处境的，但假若当时你好好考虑过我的建议，我相信不至于发生这次不幸的事件。现在只要你能辨认出殴打你的歹徒，我一定抓住他们加以法办。张伯伦先生也是这个意思。”
我的回答如下：“我不打算惩罚任何人，也许认出一两个人我是做得到的，但是处分他们又有何用？何况我并不怪那些人，他们是听信了谣言，误以为我在印度发表的是一些毁谤纳塔尔的白人的言过其实的观点。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你准许我这样说，我觉得应该谴责的倒是那些领导者，而且，也包括你。你本来可以正确地指导群众，但是你也听信了路透社的报道，以为我确实夸大了事实，中伤诽谤了你们。控告任何人都不是我想做的，一旦真相大白，我想他们会对自己冒失的行为感到后悔的。”
“你不介意把刚刚说的话写下来吧？”艾斯坎比先生说，“因为我要发电报向张伯伦先生转达你的意见。不是打算叫你匆忙地发表什么声明。如果你愿意，可以与劳顿先生及其他朋友再商量一下，然后作个最后的决定。无论如何，我承认如果你放弃了控告那些暴徒，会极大地缓和局面，而且也有助于提高你自己的声誉。”
“谢谢，”我说，“我不必和谁商量。来见你之前我就已经做出了决定。我确信不应控告打我的人，现在我会把这个决定写出来。”说完这些，我便写了他所需要的声明。
058 风暴过后的平静
艾斯坎比先生派人找到我的时候，我还未离开警察局，已经在那儿住了两天了。虽然当时没必要那么谨慎，他们还是派了两名警察来保护我。就是船上黄旗降下而我们上岸的那一天，有一位《纳塔尔广告报》的记者访问我时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在对他的答复中逐一批驳了各种反对我的说法。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曾建议过我，于是我在印度时做过的报告全都有讲稿，加上我以前写的其他文章的副本，我把他们全都带在身边。现在这些文件我全部交到这位记者手上并指明：我在印度所发表的言论，全部都是我在南非说过的，而且也不及在南非时说过的语气强烈。还有，我与到南非来的“戈兰”和“纳德利”的乘客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很多人本是老侨民，而且多数人并不打算在纳塔尔住，而是打算去德兰士瓦。在当时对于那些来南非寻求财富的人来说，德兰士瓦远比纳塔尔提供给他们的前景良好，所以大部分印度人都愿意去那里。
这次谈话以及我拒绝控告闹事的人的态度，使得杜尔班的欧洲人都对自己的行为深深抱惭。报纸宣扬的是我是无辜的，而那些暴徒是应该被谴责的。就这样这次迫害转变成为对我，即对我们的事业的赞许。南非印度侨民的声誉大大提高，我的工作也更加顺利。
三四天后我终于回家了，不久后便安顿下来。我的律师业务因这件事而得到拓展。然而虽然这次事件使侨团的声誉提高了，但也激起了反对侨团的更多的偏见。因为一旦事实证明了印度人也能够展开英勇的斗争，人们便会认为印度人极具危险性。在纳塔尔立法议会上，有人提了两个法案：一个法案将对印度商人极为不利，另一个法案则对印度移民加以更严厉的限制。幸而通过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我们得到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决议，即反对印度人的法案不得通过，也就是说，不得因肤色或人种差异，对其在法律上加以区别对待。而尽管表面上看上述那两个法案的条文适用于所有人，其实真正目的无疑是要更进一步地对纳塔尔的印度侨民加以限制。
我的公众工作因这两个法案而大大地增加了，而且侨团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也因此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将这两个法案译成印度文，并作了充分的解释说明，使侨团能够完全懂得其中隐藏的深意。我们也强烈地呼吁英国殖民地大臣予以干预，然而他拒绝了，于是这两个法案就被通过并成为法律了。
公众工作开始占据我当时大部分的时间。此时，前面提过的那位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已经到了杜尔班，并与我住在一起。由于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公众工作中，于是一定程度上我的负担减轻了。我回国期间，阿丹吉·米耶汗赛卓有成效地替我执行了工作。他发展了诸多会员，积极筹措资金，为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增加的基金约1000英镑。此后，我充分利用了两个法案事件以及白人们反对乘客上岸的示威游行事件在印度侨民中所激起的觉悟，广泛地吸纳会员，募集基金，效果非常好，会员数量明显增加，而活动基金也增加了5000英镑。我希望为大会募到一笔永久基金，以后就可以购置自己的产业以收取租息维持组织的运转了。对我而言，经营公众机构还是头一次。当我向同事们提出这个想法以后，他们都十分赞同。我们把大会购置的产业出租了，租金足够维持它日常的开支。后来这项产业交给一个强有力的托管机构经管，直到今天这个机构还存在，只是围绕这个机构人们争吵不休，现在就把租金存放到法院了。我离开南非以后，这种令人难过的局面才逐渐形成。在这种分歧发生之前，我原先那种以永久基金维持公众团体的想法早就改变了。至今，我已经有相当多的经营诸多公众团体的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靠永久基金来维持公众团体的运转是行不通的。永久基金本身就很可能促使团体道德没落。一个公众团体的存在完全应该依靠公众的支持，要靠筹集公众的资金来维持运转，一旦公众不再支持它，它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依靠永久基金维持的公共团体常常漠视公众的利益，往往逆公众意见而行。在国内，我们运作每一个步骤时都有这层体会。有些所谓宗教团体的托管会根本不对外公开账目，受托管方反倒成为业主，不对任何人负责。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团体生存下去，像大自然那样运转，每天都不停息，但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团体，就没有必要再运转下去。一个公共团体每年接收到的会费就是检验它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它的管理廉洁程度的一个标准，我想每一个公共团体都应当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不过，请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想法并不适用于那些受限于本身性质，没有永久性的房产就无法运转的公共团体。
我认为一个公共团体日常的开支应该来源于每年自愿捐献给它的会费。在南非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事实证实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那一次持续了有六年之久的规模巨大的运动，虽则没有永久基金，但却需要几十万卢比的花销。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就是今天没有捐款就不知道下一天的出路。然而这个都是后话。读者通过后面的叙述会慢慢了解到。
059 儿童教育
1897年1月间我们到达杜尔班，带着三个孩子：我姐姐十岁的儿子，我九岁的和五岁的儿子。让他们去哪里受教育呢？本可以送他们去欧洲人的学校，但是只有破例被录取才能享受优待，而其他印度孩子完全享受不了优待。当地的基督教会为印度孩子办了几所学校，可我不喜欢那些学校的教育方式，而且教会学校全部用英文授课，也许用少量不准确的泰米尔文或印度文，实际上学校很难安排这样的课程。这许多不利的因素令人无法回避。于是我只好试着自己教他们，但是无法保证规律上课，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教他们古遮拉特文。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于是我开始到处登广告招聘英文老师，要求是他的教学必须在我的指导下进行。这样，有一些功课可以由家教有规律地教授，而其他的功课就只好靠我不规律地讲授了。我聘请了一位教英文的女家庭教师，给她的月薪是7英镑。这个办法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并不令人满意。在与我交谈时，孩子们能从中学到一些古吉拉特文，但只是一些日常交流用语。而我又舍不得送他们回印度，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不该离开父母。孩子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家庭里长大，耳濡目染地会受到父母的影响，而在宿舍里就学不到那些，因此我要把孩子们留在身边。我曾送外甥和大儿子去印度的寄宿学校住过几个月，但没过多久我就接他们回来了。后来，大儿子长大了，才离开我们回到印度，在艾哈迈达巴德上中学。外甥还算喜欢我给予他的教育。很不幸的是他得过一场暴病后就夭折了。而我那三个儿子从没进过公立学校，但他们在我为南非参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人们的儿女开办的临时学校里上过正规的课程。
教育实验的结果都不如意。我不能够把我想要用来教导和照料他们的时间全都花在他们的身上。由于我不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照顾，还有一些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使他们没有受到我本来希望给予他们的那种文化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孩子们一致对我很不满。当他们面临硕士或学士学位考试，甚至大学入学考试时，就感受到缺乏正规学校教育的不利了。
不过我仍然认为假若当初我把他们送到公立学校去接受正规教育，他们不可能得到那些只有在经验丰富的学校里，或是只有父母言传身教才能获得的锻炼。而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从不为他们的分数操心。根据我的体验，孩子们今天在生活中所拥有的那种简单纯朴和热爱服务的精神，是英国或南非的矫揉造作的教育绝对培养不出的，而那种造作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从事公众工作的严重障碍。所以尽管我给予孩子们的教育不能使得他们，包括我自己都非常满意，但当我回顾过去时，并不认为自己没有尽到教育他们的责任。没送他们去公立学校去念书，也不遗憾。今天，在我的大儿子身上我能看到的那种不良的习气，正反映了我自己早年未受训诫和不成体统的生活。我把自己早年的那段日子，当作对世界一知半解和放纵挥霍的一个阶段。我的大儿子也有一段令人印象很深的荒唐日子，正与我自我放纵和毫无经验时的所为是一样的。他自然不愿承认，反而认为当时是我生平最辉煌的日子，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则是基于幻想，是我误以为受到了开明的启迪。他要这么想也只有随他便了。不过，他为什么不认为我的早年生活代表的是自我觉醒，而稍后的生活则是充满了激烈的变化、妄想和自大？朋友们常对我表示质疑：让孩子们接受学院教育有什么不好呢？我有什么权利折断他们的翅膀？为何要阻碍他们考学位和选择自己的生活呢？
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地方。我接触过无数的学生。我们总是试图通过自己或是别人把自己的教育“热情”也应用在别人家孩子的身上，而且也看到了结果。现在有很多青年同我的几个儿子年龄相仿，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比我的儿子们优秀很多，或是有诸多值得我的儿子们学习的长处。
不过，我的教育实验的最终结果在未来才能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为了表明，作为一个文明史的研究者，我能够正确衡量严格有序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区别，同时可以充分体会父母生活中的变化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写这一章的目的还为了表明，一个信仰真理的人在践行真理时，需要具备多大的耐性；一个信仰自由的人在追求自由时，需要付出多少牺牲。如果我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并且满足于给予孩子们以别的孩子得不到的教育的话，那么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得到了所谓的学院教育，而失去了可以形成“自由”的观念和“自尊”的意识的家庭教育。如果在自由与学院教育之间作选择的话，谁不会说前者比后者要好上一千倍呢？
1920年，我曾呼吁过那些被束缚在中学、大学等学院教育中的青年努力挣脱出来，与其像奴隶般戴着锁链去获取学院教育，倒不如做个无知无识的人，大胆地为自由而冲破禁锢。如今，他们应该可以明白我这个意见的根源所在了吧。
060 服务精神
我的业务发展得很快，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一次，有一个麻风病人上门求助，使我想到如何能进一步简化自己的生活，多替同胞提供具体的服务之类的问题，于是寝食难安了起来。我不忍心打发他吃完饭就走。因此收留他住了下来，替他敷药并加以照料。但我不可能一直这么做，我担负不了这个责任，也没有永久收留他的意愿。于是便设法让他去政府的医院里做契约工人。
然而，我总是不安，盼望着能做一些长期的慈善工作。布斯医生是圣爱丹教会会长，他心地善良，常免费替人治病。由于巴希·罗斯敦济捐献了一笔善款，我们得以设立了一家小型的慈善医院，于是将其交由布斯医生负责。当时我热切地希望来这家医院当护士。医院配药的工作每天需要一两个钟头来做，我决心抽出这些时间来做药剂师。当时我的大部分业务是在事务所中完成，主要是出证书和仲裁。同时在地方法院里也常有一些案子，不过大部分都不是争执性的。同我一道来南非的可汗先生，当时和我一块儿住，我不在时，工作便交由他处理。于是我可以每天早上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去为医院做志愿工作。这个工作多少让我感到心安了。工作内容包括询问病人的意见，向医生汇报情况，以及配发药方。通过这个工作，我密切地接触到了印度病患，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做契约劳工的泰米尔人、德鲁古人以及北印度人。
在医院做义工的经验对我很有帮助，后来在布尔战争期间，我因此而能够参与看护伤病员的工作。
我一直在关心着如何抚养孩子的问题。在南非时，我又有了两个儿子，在医院的工作经验对于解决照料他们的问题非常有帮助。而我独立自主的精神则是实验的主要源泉。妻子和我商定好在她生产时应当得到最好的医疗帮助，但倘若医生和护士在紧要关头出岔子，我们就会陷入危境，到时我又该怎么办呢？还有一定要是印度护士，可要在南非很难找得到在印度同样也不好找的训练有素的印度护士。于是我便开始自学一些有关安全分娩的必备知识。我阅读了特立普望达斯医生写的《人母须知》，并且按照书中的方法去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同时还用上了从别处得到的全部经验。每次妻子分娩前我们都会请护士来照顾两个月，主要是为了帮助我的妻子，而非照顾婴儿，照料婴儿的工作由我自己来做。
最小的孩子的出世是对我的一次最严重的考验。妻子突然来了阵痛，但一时又找不到医生，为找接生婆也浪费了不少时间，而且就算接生婆在场，也未必就能帮助接生。因此，我得全程照料孩子的安全诞生。此前我对特立普望达斯著作的仔细研读，在这时带给我一种巨大的帮助，因而我并不紧张。
我确信，为了采取合适的方式养育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具备呵护婴儿的常识。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后，在抚养孩子的路上我获益匪浅。如果当时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些，没有运用这种知识，我的孩子们恐怕不会拥有今天这般健康的体魄。我们那儿抱着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五岁以前的孩子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恰恰相反，事实上在五岁以前，孩子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却是他在五岁之后再也学不到的。对儿童教育开始于怀胎十月。母亲怀孩子时，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状态的都会体现在孩子身上。所以胎儿在妊娠期间不断地受到母亲的情绪、欲望和脾气等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受母亲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出生后，孩子便会模仿父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的成长要完全依赖于父母。
一对夫妇一旦明白了这些道理，就永不应为了满足性欲而性交，只有想要子女时，才可以为之。有一种观点认为性行为是一种独立的生理功能，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生理需求，我认为这种想法无知至极。这个世界是依靠传宗接代的行为而延续，但同时人间也是神灵施展抱负和实现光荣的地方，因此为了世界的秩序得以安定，人类繁衍后代的行为必须加以节制。凡是明白这些道理的人，都会竭力控制自己的性欲，并增加自身在体力上、精神上必备的知识修养，并且使这种知识造福于他的后代。
061 禁欲（上）
故事讲到这儿，那时的我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施行“禁欲”誓言了。自打结婚后，我一心一意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把忠于妻子当作信仰真理的一部分。到了南非以后，我逐渐认识到了“禁欲”的重要性，对我妻子而言，“禁欲”也是同样重要的。我不敢确定是在什么环境下或是看了什么书导致我有这个想法，不过我记得主要是受了赖昌德巴伊的影响，我在前面曾经提过这个朋友。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一次，我对葛莱斯顿夫人极其忠实于她丈夫这件事大为赞扬。我看过一本书，里面谈到哪怕是葛莱斯顿先生[68]出席下院会议时，葛莱斯顿夫人也坚持给他泡茶，那俨然是那对模范夫妇一种生活规律，他们的行动是那么和谐。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诗人听，随带着赞扬了夫妻间的恩爱。“你最赞赏的到底是什么？”赖昌德巴伊问道，“是葛莱斯顿夫人身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呢，还是她那种全心全意的侍奉——假设不谈她和葛莱斯顿先生的关系？如果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耿耿的仆人，同样也这样关怀他，你又会有什么看法？难道我们从未见过像那样忠心的姐妹或家仆吗？如果你发现一位男仆也有同样的忠诚，是否也会像赞美葛莱斯顿夫人那样去赞美他呢？请你思考一下我的这番话吧。”
赖昌德巴伊也是已婚的人。即便在当时他的话听来有些刺耳，但依然让我无可抗拒地去思考，我认为一个仆人对主人的忠诚要比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忠诚更超过一千倍地值得颂扬。妻子对丈夫的忠诚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的关系是难解难分的，于是这种忠诚就极为自然。但主仆之间要达到同等的忠诚却需要异乎寻常的努力。这位诗人的观点逐渐在我心里滋长。于是，我反问自己：和妻子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所谓的忠实是不是就在于将妻子视为满足性欲的工具呢？那么只要我仍是性欲的奴隶，这种忠实就一文不值。平心而论，妻子从不对我加以引诱，所以只要我有意愿“禁欲”，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其实唯一的障碍，是我脆弱的意志或过度的性欲。纵然下了决心要“禁欲”，也还是有过两次失败的经历。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当时我努力的动机仍然不是最高尚的，那时我主要目的在于避免生育更多的小孩。在英国时，我曾读到一点有关避孕的书。在有关素食那一章，我已经谈过艾利生医生宣传过节制生育这件事。如果说这件事曾一度对我产生影响，那么希尔斯先生反对的，即反对利用外力而主张靠意志力来解决节育的问题，却对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以后我就实践了这种办法。我不愿意再要孩子，便开始自制。这个任务真正执行起来遇到了很多困难。我和妻子开始分床睡觉，我每天工作到精疲力竭时才上床睡觉。不过，这一切努力似乎没有见效，可是今天再回顾过去时，最后的解决之道正是在那些失败的尝试的基础上摸索出来的。
直到1906年，最后的解决办法才出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而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它会来临。布尔战争结束后不久，祖鲁人在纳塔尔发动“暴动”，当时我还在约翰内斯堡做律师。我认为在那种形势下应为纳塔尔政府服务。我的提议被采纳了，下文还要谈到。然而这份工作使我强烈地产生了自制的想法，按照我以往的习惯，我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和同事们商量。我认为生育以及随之而来对孩子的照顾是与为公众服务相冲突的。在发生“暴动”期间，为了服役，我放弃了在约翰内斯堡的家。服役后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离开这栋精心布置过的房子，带着妻儿转移到凤凰村，领导归属于纳塔尔部队的印度救护队。在当时艰苦的行军途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彻底地投入到为印度侨团服务的事业里，就必须抛弃养育孩子、追求财富的欲望，过着“瓦纳普罗斯达”（Vanaprastha）[69]般的生活。这次“暴动”的战时服务工作占去了我六周的时间，但是这个短暂的阶段却成了我生平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禁欲”誓言在我心中渐渐长成。我终于知道这誓言并非禁闭而是打开了真正的自由之门。我之所以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作为，就在于我意志薄弱，自己也缺乏信心，甚至对神灵的赐福也缺乏信心，所以我的心总悬在怀疑之上。那些不敢发誓的人，终将沉溺于诱惑里，而那些为誓言所约束的人，就可以远离放纵的生活而过上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我相信自己的努力，无须被誓言束缚！”这是一种脆弱的说辞，它恰恰反映了一个人想要逃避责任的软弱。要不然，为什么做出最后的决定这样难？我发誓要摆脱将要吞噬我的情欲之蛇，一定要做到，而不是努力逃避。我知道单靠努力最后可能意味着无果而终，意味着我并没有认识到情欲之蛇终会害我这个肯定的事实。所以假如我只满足于自己的努力，就意味着我还未搞清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然而如果将来我的看法改变了，我如何以誓言约束自己的行为呢？”这种疑虑也常令我犹豫不决。但那种疑虑也正好显示了一个人对于必须舍弃某种特殊的事物还缺乏明确的理解。因此尼斯古兰纳这样唱道：抛弃而不厌恶，终难持久。
所以一旦消除了欲望，“禁欲”的誓言便自然而然地得以履行了。
062 禁欲（下）
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我于1906那年立下了“禁欲”的誓言。直到发誓时，我才和妻子商量这件事，以前从未和她谈过我的这个看法。她没有异议，但我在作最后努力的关头却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扶助，我如何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欲呢？在当时，舍弃与妻子的肉体关系其实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后来我出于对神灵的力量的坚定信心，开始了一生中新的体验。当我回想立下誓言后这二十年的感受时，心中充满了欣慰奇妙的感觉。其实自1901年，我便已开始在对情欲的自制上做出努力，也多少有了一些成效。但在1906年前，我却从没体验过立誓之后所体会到的那种自由和达观的感觉。立誓前，其实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诱惑征服，而如今我的誓言已成为抵御诱惑的强有力的武器。对我而言，彻底实现“禁欲”的可能性日趋明显。我是在凤凰村立誓的。当时一结束救护工作，我就去了凤凰村，然后回约翰内斯堡。回到那里一个月前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有了眉目。“禁欲”誓言助我准备了这个行动，但是我并未意识到，其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不是预先制订好的计划，而是在我的意料之外自发产生的。然而我明白此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向那个目标迈进的。在约翰内斯堡，我大大地削减了家庭开支，随后跑到凤凰村去许下了“禁欲”的誓言。
后来，我发现好好去奉行“禁欲”誓言就象征着“婆罗门”的实现。这一点看法并非于经书中得来，而是我慢慢地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的。读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宗教典籍还是之后的事。奉行誓言的每一天都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禁欲”拥有保护肉体、精神和灵魂的力量。现在对我而言，“禁欲”已不再是一种克己忏悔的过程，而是给灵魂带来安慰和愉悦的过程，每天都有一种清新的美好。
尽管它带来的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欢乐，但千万不要以为这对我而言是一件轻松之事。如今我虽已五十六岁，依然懂得这件事操作起来有多么艰难。我越来越明白，坚守誓言无异于行走在刀刃上，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警惕。
奉行这个誓言的先决条件就是克制食欲，我发现克制食欲后就很容易奉行誓言，所以现在我对于饮食的体验不仅是从素食者的角度出发，也是以禁欲者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实验的共同结果是，我认为必须限制禁欲者的饮食，要简单，不放香料，如果可能，最好是生吃。
我六年来的经验证实，禁欲者的理想食品是新鲜水果和坚果。在改变饮食习惯以前，我一向不清楚靠吃这种食物可以做到禁欲。然而在南非时，我每日只吃水果和坚果，奉行“禁欲”誓言就变得很容易，可自打我开始喝牛奶后又变得困难了。为什么我由吃水果改为喝牛奶，下文还要交代，需要阐明的是，我深信喝牛奶会使“禁欲”难以执行，但希望人们不要因此就得出所有禁欲者都不能喝牛奶的结论。不同食物对不同禁欲者的影响，只有经过多次实验以后才能断定。我一直想找到可以代替牛奶的那种水果，而同时又具有与牛奶同等的有助于补充营养并易于消化的功用，然而西医、印度教医生还有穆斯林医生都没有给我带来启发。所以虽然我知道牛奶算是一种有刺激性的食品，却还不敢劝别人放弃食用。
作为能够协助禁欲的外来力量，绝食和选择食物、节食同样重要。人的情欲有一种难以抵挡的力量，只有我们从四面八方将其团团包围并压制，才能够把它控制住。我们都清楚当人食不果腹时，情感这东西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所以我完全不怀疑绝食对于“禁欲”极有帮助。对某些人而言绝食倒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以为单靠绝食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尽管他们不吃东西，满脑子想的却全都是美食，总想着绝食结束以后的食谱。这一类绝食既无益于控制食欲，也无助于节制情欲。只有在坚强的心灵和饥饿的肉体共同起作用时，即当人的心灵对肉体拒绝的事物同样漠然置之时，绝食才是有用的。一切欲望来自于心灵。所以绝食的作用有限，绝食者仍然可能是情欲的奴隶。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不绝食的话，通常性欲很难消失，而奉行“禁欲”誓言的人，绝食更是必不可少。有很多有志于“禁欲”的人都没有成功，那是因为他们跟不禁欲的人一样，没有摒除一些情感和欲望，因此他们的努力就如同在盛夏里求寒冬那样不可能实现。禁欲者和非禁欲者之间应该有一条明确的界线。表面上看起来两者很相近，但其实是有着明确的区别的，虽说他们都以肉眼观察事物，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看到了上帝的光辉，而后者却只看到身边的琐事。他们都用耳朵聆听，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听到了天上赞歌，而后者听到的却是人间鄙语。寂静的夜晚里，他们都难以入睡，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专心向神灵祷告，而后者却在庸俗的欢乐中虚度光阴。他们都信仰着神灵，但不同之处在于，有人精心地修护寺庙，而有人却只自顾自地生活。所以这两类人就像分立的两根柱子，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拉越大。
“禁欲”指的就是从思想上、言论上和行为中控制自己的情欲。日复一日地，我逐渐地认识到了在上述各种欲望中自我控制的必要性。放弃“禁欲”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而坚持的可能性同样也是无限的。“禁欲”是无法通过有限的努力达到的。对于许多人而言，“禁欲”只能是一种理想。一个立誓奉行“禁欲”的人应时常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应不断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缠绵不断的情欲，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克服，只要思想不完全受意志的控制，“禁欲”就不是完美无缺的。不自觉的想法是内心深处的反映，所以克制思想就意味着节制心灵，而这可能比追风还要困难。然而，只要人们内心住着神灵，实现自我控制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人们在困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面对着最崇高的目标，所以需要付出最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它，这不足为奇。
直到我回到印度后才意识到单纯靠人力是无法达到“禁欲”的目的的。直到那个时候我都还以为只要吃水果就可以摒除一切情欲，甚至还以这种信念自慰，觉得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但是在这一章就不谈我的自我斗争的过程了。同时我想阐明一事：凡想通过奉行“禁欲”进而认识神灵的人，都无须失望，只要他们对于神灵的信仰不逊于对自己付出努力的信心就好。
“色与味如影随形，色味绝则得道矣。”[70]因此，神灵的名义及其恩惠便是立志于禁欲的人的力量源泉，回到印度后，我才认识到这个真理。
063 简朴生活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尽管曾经精心装饰过自己的房子，但我并不留恋它。过简单生活后不久，我就开始削减费用了。要付给洗衣匠的账单很费钱，而且他又一向不遵守时间，虽然我有两三打衬衫和领子，但还是不够用，领子每天都要换，而衬衫如果不能每天换一次，至少隔天也得换一次，我觉得没有必要支付双倍的开销。于是便买了一台洗衣机用以省下这笔开支。我专门买了一本关于洗衣服的书，研究了其中的方法并教给我妻子，显然这增加了我的工作量，但是由于工作新奇，就变成了一种乐趣。
亲手洗第一条领子的情形真是令人难忘。当时我撒了过多的浆粉，熨斗也总是不够热，又怕烫坏领子，所以不敢使劲熨。结果领子虽然熨得很平，但是表面沾了好多浆粉。我戴着这个领子去法院还招来了同事们的嘲笑，不过当时我一点也不在乎。
“嗯，”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洗自己的领子，浆得不好。不过也没给我带来麻烦啊，还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笑料。”
“可这里并不缺洗衣店吧？”有个朋友问。
“太贵了，”我说，“洗一条领子的钱差不多可以买一条新的了，而且还离不开洗衣匠。我宁愿自己动手。”
但是我没法说服我的朋友们欣赏自力更生的妙处。不久后，我洗衣服的技术越来越好，差不多成了浆洗专家了，水平绝不逊于洗衣店。领子平整光亮的程度也不比别人的差。
戈克利到南非时带来了一条头巾，是摩诃窦·戈温德·兰纳德送给他的礼物。他非常珍爱这个纪念品，精心保存，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它。一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侨民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可是他的头巾皱巴巴的，需要熨平才能戴出去。不过当时送到洗衣店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帮他熨。
“我信得过你当律师的才能，但是我不信你也能做洗衣匠，”戈克利说，“万一要是熨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条头巾对我有多重要吗？”
于是他心情愉快地对我讲述了有关这件礼物的故事。我坚持要给他熨，还保证不会出问题，他同意了，我熨好了那条头巾，得到了他的赞赏。此后，即使别人都不赏识我的手艺，我也无所谓。
当我不再依赖洗衣匠时，我又自力更生地舍弃了对理发师的依赖。凡是去过英国的人，至少都学会了刮胡子，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理发。理发的本事我也要学会。在比勒托里亚时，有一次我去一家英国理发馆里理发，被理发师很轻蔑地拒绝了。我当然很伤心，立即买了一把剪子，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理发。总算额前的头发理得还算有型，但脑后的却理糟了。法院的朋友们看见后简直笑疯了。
“甘地，你的头发怎么啦？被老鼠啃过吗？”
“没有，白人理发师不屑于碰我的头发。”我说，“所以我宁愿自己动手剪，不管剪得多么糟。”
对我的这个回答，朋友们一点都不惊讶。
其实，那个理发师不肯给我理发也是有原因的。如果他为黑人理发，就会随时失掉顾客。在国内，我们也不允许我们的理发师为“不可接触者”理发。而我在南非经常遭遇这种歧视。我认为这是一种报应，于是也就不生气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简单生活的热情后来发展成一种极端的形式，我将在后面适当的地方另行描述。其实这个种子早就种下了，只要浇水，自然会生根、开花和结果，而后来我确实做了浇水的工作。
064 布尔战争
我必须把1897—1899年间许多其他经历从略，直接叙述布尔战争。
在开始宣战时，我本人是完全同情布尔人的，但当时我认为自己无权依据个人的信念来行事。我在《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中详尽地描述了当时这个问题在我内心引起的激烈斗争，这里无须赘述。凡是对此好奇的人，请翻一翻那本书。别的不说，正是出于对英国的忠心，这时我站到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认为如果我要求享有一位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有责任在这个时候保卫英国。当时我认为印度只有通过英帝国才能获得解放。所以我尽最大的努力召集到了尽可能多的同志，费了诸多周折才使他们变作一个救护队。
通常英国人都认为印度人胆小，不敢冒险，除了当下的私利以外看不到更长远的利益。因此有很多英国朋友不赞同我的计划。但布斯医生却全力支持我。他亲自教我们如何来进行救护队的工作。我们拿到了可以从事医务工作的资格证书。劳顿先生和艾斯坎比先生（现已故）也都热情地支持此计划，最后我们申请去前线工作，政府对我们的申请表示感谢，但是却回复说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面对这样的婉拒，我们是不会放弃的。我经布斯医生介绍，拜访了纳塔尔的主教。我们的救护队里有不少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赞赏我的建议，并答应帮助我们获得许可去服役。而当时的时机也对我们很有利。布尔人的表现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厉害、果断、勇敢；我们的队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我们有一千一百多人，四十人左右为队长；全体人员中近三百名左右是自由印度人，剩下的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生也加入了我们。救护队表现得非常好。尽管我们的工作是在火线以外进行，同时还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保护，但在战事紧急时我们也会被派到火线内去开展工作。我们自己并没有要求这种保护，是当局不愿意让我们处在炮火射程之内。斯比昂·柯柏败退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布勒将军给我们致信，信中说虽然我们没有义务去冒险，但倘若我们愿意去战地救护伤兵的话，政府将感激不尽。我们当然毫不迟疑地去做了，因此在斯比昂·柯柏时，我们一直在火线之内工作。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日用担架抬着伤兵行军20—25英里。还有幸救护过伍盖特将军。救护队在工作六个周后便宣布解散了。自英军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受挫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用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部署，决定放慢发兵的速度，等待英国和印度援军。
当时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作得到了高度的赞扬，印度人的名誉也因此提高。报纸上充满了赞美我们的诗歌，称“我们终究还是帝国的儿女”。
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很感激地提到了救护队的工作，而救护队的队长们也都荣获了荣誉勋章。
这一时期，印度侨团组织也更为完善了。我与印度契约工人也有了更密切的来往。印侨们已有了更高的觉醒意识，他们认识到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吉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祖国的儿女，这种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此时所有人都相信印度人可以摆脱种种不公了。当时白人的态度似乎也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我们和白人的关系非常和谐，接触到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对我们非常友好，也很感激我们去战场上为他们服务。我忍不住要记述一段美好的回忆，它彰显了人性在经受考验时独具的美。有一次，我们前往齐弗里兵营，罗伯茨勋爵的儿子——罗伯茨中尉在那里受了重伤急需救护。幸运的是我们的救护队把他从战地上救了下来。我们行军那一天天气酷热，所有人都渴得厉害，刚好遇到路上有一条小溪，可谁先去喝呢？我们觉得还是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可是士兵们不愿意抢先，执意要我们先去，于是这种温馨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子。
065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依我的个性，要甘心在一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团体里做一个不起作用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向来不会隐瞒或放任侨团的缺点，也不会只争取各种权利而不努力弥补侨团的各种缺陷。因此自打我在纳塔尔定居后，便致力于消除人们对侨团的指责，不过这些指责并不是全无道理的。人们往往指责印度人生活习惯很邋遢，室内室外都不能保持干净整洁。因此，这时侨团里的领导者们已开始带头把自己的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直到杜尔班发布了即将爆发鼠疫的报告后，我们才开始挨家挨户地进行卫生检查。此次行动是与城里的神父们商量后并得到了他们的允许后才进行的，本来他们也希望和我们合作。双方合作会使他们的工作进展得更加顺利，也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因为城里一旦爆发了疫情，当局者通常会沉不住气，采取高压的过分手段招致印侨不快。侨团这一次因为主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承受这种压力。
不过我却获得了一些痛苦的体验。我知道不可能指望侨团像为自身争取权利那样痛快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会受到侮辱，在有些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冷遇。事实上要发动人们保持环境卫生非常的困难，让他们出钱来改善卫生条件更是不可能。这些体验让我明白：没有巨大的耐心是无法鼓动人们去做任何事情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正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给予改革者的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只会是反对、憎恶、甚至残酷的迫害。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把改革者视同生命般珍爱的东西当作一种倒退呢？无论怎样，通过这次广泛的宣传，印度侨团多多少少知道了维持室内和室外清洁的重要性了。当局也十分看重我，他们明白，尽管我好为印侨打抱不平，竭力为大家争取权利，但还是热心公益事业并坚持净化自我修养的。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那就是唤醒南非印侨对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侨们到南非来寻求财富，而当他们的同胞处在困苦的环境中时，他们有义务捐献一部分收入给苦难的同胞们。在1897年和1899年发生可怕的大饥荒时，印侨们做到了，他们捐献了不少钱来赈灾，而1899年的捐献比1897年的还要多。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款，同样也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甚至连印度契约工人也加入到捐献的行列之中。而这两次饥荒期间所建立起来的赈灾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以后一到印度遇到全国性灾难时，南非的印度侨民总会慷慨解囊，献出一大笔捐款。
在南非为印度侨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这样每一个不同阶段都向我揭示了真理的崭新含义。真理就像一棵大树，你越是悉心培植，越能结出累累硕果。真理就像一片矿藏，你越是深入追寻，越能发掘出无尽的珍宝。我从中开辟了为人们服务的多种多样的工作形式。
066 准备回印度
战时任务结束后，我觉得我要回印度工作，而不是留在南非。并不是说在南非已经无事可做了，而是我担心这样下去我做的主要业务可能只是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而且国内的朋友也再三催我回去，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回印度多做一些工作。而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负责南非的工作。于是我便请求同事们解除我的职务。在费了很大力气与他们沟通后，终于我的请求算是有条件地被大家接受了，附加条件是：如果在一年之内侨团有需要的话，我得准备重返南非。尽管对我来说这非常困难，但是出于对侨团的热爱，我接受了。密罗白曾唱道：主以爱的纱线拴系着我，我是他的奴仆。对我而言，连结我和印度侨团的爱的纱线太坚韧了，永难断裂。人民的呼声就是神灵的呼声，而这里的朋友们的呼声真是太真诚了，我无法拒绝。接受了这个条件后，我的离开得到了他们的准许。
此时我与纳塔尔的社会各界有了密切的关联。临走时，纳塔尔的印度侨民给予我的温暖的爱令我非常感动，到处都有他们为我安排的送别会，还送给我很多珍贵的礼物。
1899年我回印度那次，他们就已经送了不少礼物，然而这一次的送别是异常隆重的。礼物中自然包括金银制品，而且还有名贵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呢？接受了这些礼物，我又如何说明自己是不计酬劳地在为侨团服务呢？除了少数几件礼物是我的当事人送的之外，大部分礼物完全是人们为了感谢我为侨团所做的工作而赠予的，其实我也无法把我的当事人和同事区别开来，因为有的当事人也曾帮助过我进行公众工作。
众多礼物中有一条金项链，价值50金几尼，是送给我妻子的。然而这件礼物也是基于我为公众工作而赠送的，所以它也不能与其他礼物分而论之。
我竟然在收到这一大堆礼物的那晚失眠了。我走来走去，情绪激动，但是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来。叫我拒绝价格不菲的礼物是困难的，但心安理得地留下这些礼物更为困难。
就算我可以收下它们，可我的孩子们，还有我的妻子，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正在受着一种训练，即去过一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生活并将这种服务本身当作一种奖赏。
一直以来，我家中并没有值钱的摆设。我们很快就过上了简朴的生活。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戴上金表、金链还有钻石戒指呢？何况当时我还劝导过人们不要贪恋珠宝，现在朋友们把珠宝送到这儿来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决定拒绝这些礼物。于是起草一封信，将这些礼物转送给了侨团，并为其成立一个托管会，指定巴希·罗斯敦济和另外几个人为托管人。第二天早上我与妻子和孩子们一说，终于把这个沉重的包袱卸下来了。
我知道要劝服妻子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至于孩子们，我想应该是不会有困难的。所以我决定先说服他们。
孩子们马上就接受我的建议。“我们不需要这些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必须将其转送给侨团，而且就算我们以后需要，还是可以随时买到这些东西啊。”他们说。
听了他们的话后我很高兴。“那么你们会说服妈妈，是吗？”我问他们。
“当然了，”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事情。妈妈用不着戴首饰。她一定是留给我们以后用的，不过如果我们不要了，她为什么不同意放弃这些东西？”然而说起来倒是容易，做起来比我想象中困难。
“你也许用不着这些，”妻子说，“孩子也可能用不着。他们经你哄一哄就会听你的话。我可以理解你不让我戴首饰，但是我的儿媳妇也不戴吗？她们是肯定要用的。更何况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这些礼物都是人家好心好意送的，我可舍不得放弃。”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辩，最后眼泪也出来对决了。孩子们是很坚定的，而我也不动摇。
我温和地劝妻子：“孩子们还没结婚，我们不愿让他们早婚。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自己照料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绝不能为我们的儿子找那种热衷于首饰的媳妇。况且假若真的需要给她们买首饰，还有我在啊，到时候你问我要好了。”
“问你要？这一回我算是看清你了。我的首饰早就被你卖了，还指望你会给媳妇们买首饰？我看你是从今天起就想让儿子们当沙陀（Sadhus）！[71]不行，这些首饰绝不能退回去。再说了，你有什么权利处置那条送给我的项链？”
“可是，”我反驳道，“项链是别人为了答谢你为他所做的服务还是为了答谢我为他所做的服务而送的？”
“是，你说得不错。但是你所做的服务其实也就是我所做的服务，我日夜为你操劳，难道还不算是服务吗？你和孩子一起来逼我，害我痛哭伤心，亏我一直为你们当牛马！”
妻子有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下定决心要退还这些礼物。后来她总算勉强同意了。于是我把1898—1901年收到的礼物全部退还。我们签订了一份托管契约，这些礼物就存到一家银行里，根据我或其他托管人的意愿，供侨团在公共服务中使用。
此后，当我开展公众工作需要基金的时候，或是觉得应该动用这笔钱时，我常常尽量设法另行募集所需的资金，尽量不动用这笔款项。这笔钱现在还存在那儿，需要时也曾用过，但还是时常有所积累。
我从来没有懊悔过当时的做法，而且过了若干年后，妻子也感到当年的做法是很明智的，替我们免除了许多诱惑。
我一直有一个明确的观点：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人不应当接受任何贵重的礼物。
067 重返印度
然后我就乘船回国了。船在途经毛里求斯时停泊的时间较长，我上岸观光并了解了一下当地的情况。这块殖民地的总督查理斯·布鲁斯爵士邀请我去做客，我便在他那儿住了一夜。
回到印度后，我又花了一些时间到各地转转。那时是1901年，国民大会党正在加尔各答召开会议，主持会议的人是丁绍·华恰先生（后来受封为爵士）。当然我也参加了。这还是我头一次参加国民大会党召开的集会。离开孟买时我与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搭乘同一列火车，因为我必须得跟他谈一谈南非的情况。我知道他的生活方式高贵阔气。他专门包了一个特等厢房，根据他的指示我到他的包厢里和他一起坐一站，在这段时间里跟他谈一谈。所以我便在指定的车站等候，然后上火车去他的包厢里向他报告。在座的还有华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达华先生（现在是爵士）。他们正在商谈有关政治的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到我便说：“甘地，看来我似乎帮不上什么忙。当然，我们是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的。但是就算是在我们国内，我们自己又有什么权利呢？我认为如果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都没有政权，在殖民地的印侨的境遇也不会有什么改善。”
我感到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赞同这种看法，华恰先生则用他那同情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想要说服孟买的无冕之王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以我提出的议案获准这件事来聊以自慰了。
“当然，你会把提案拿给我看的，对吧。”华恰先生说道，这算是他对我的鼓励。我谢过他，到了下一站便和他们告辞了。
然后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隆重欢迎，并被送到他的住处。
我问一位志愿工作者我应该去哪儿住，他把我送到李朋学院，那里住了很多代表。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和我住在同一栋楼的还有罗卡曼尼亚，我记得当时他比我们晚到一天。自然同以往一样，罗卡曼尼亚还是免不了要接受人们的拜见。如果我是画家的话，一定会把他端坐床上接受“朝拜”的样子画下来——整个场面在我的印象中是那么栩栩如生。当时有无数的人来拜见他，现在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即巴布·莫迪拉尔·戈斯先生（现已故），他是《甘露市场报》的主编。他们纵声大笑，指点江山，论统治人物的倒行逆施的行为，那个场景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安顿下来以后，我想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相关情况，却发现这里的志愿工作者们都互相推诿工作。你请其中的某人做一点什么事，他立刻便推给别人，而另个人又推给第三个人，就这样推来推去的。至于代表们，则是根本找不到人。
我和几个志愿工作者们交上了朋友。我跟他们讲了一些关于南非的情况，他们或多或少地有点感到惭愧。我试图使他们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真谛。他们似乎是有一些理解了，不过不可能指望自觉自动的服务像雨后春笋般很容易就生成。首先要有服务的意志，其次是要依靠经验。那些善良而单纯的青年们并不缺乏意志，但是他们的实际经验可以说几乎等于零。国民大会党每年只有三天的会议时间，会议结束后便没什么事了。一年只有三天的表现时间，人们能受到什么锻炼呢？而代表们也跟志愿工作者差不多，他们并没有受过比志愿工作者们更好更长的训练。他们什么事也不自己做，却总是指手画脚地说：“服务员，做这个，服务员，做那个。”
在这里我还感受到不少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与其他人的厨房隔得很远。对于泰米尔代表而言，如果在他们吃饭时看见了别人，就算是一种玷污。因此就得在学院的综合楼上专门给他们设一个厨房，用柳条板围起来。厨房里面烟熏雾绕，十分呛人。这个密不透气的小隔间既是他们的厨房，也是餐室、洗衣间。在我眼中，这就是“梵尔纳羯摩”（Varnadharma）[72]的一种极为拙笨的外在表现。我心中暗想，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都存在这种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的隔阂，那不难想象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间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深了。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禁叹息。
卫生状况坏到极点，水沟随处可见，而厕所只有少数几个。一想起那种臭味冲天的情形我仍有作呕之感。我把这个情况向志愿工作者反映，他们干脆说：“那不关我们的事，那是打扫厕所的人的职责。”我要借一把扫帚，那个人还诧异地望着我。我终于找到了一把扫帚打扫厕所，但其实是只为我自己而已。这里人那么多，厕所却那么少，所以需要经常清洁打扫才对。然而我一个人没办法干那么多，所以只能满足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就算了。而其他人似乎根本不介意脏臭。然而这还不算完。到了夜里，有些代表干脆就在他们房外的走廊上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给志愿工作者看，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扫，而且我终于看出来也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打扫卫生。后来，情况虽然大大改进了，但是时至今日，随地方便不用脑子的代表还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志愿工作者也不愿意替他们打扫。我看如果大会的会期拖长的话，当时的情况是很容易引发瘟疫的。
068 当起文书和听差
还有两天国民大会党就开会了。我决心为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做些服务，以便积攒一些经验。到了加尔各答后，日常的斋戒沐浴一完毕，我便直奔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
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秦和戈沙尔先生当时是秘书。我去找普本巴布（Babu）[73]，毛遂自荐要做一些工作。他看了我一眼，说：“我这里需要做的事不多，不过戈沙尔巴布说不定会让你做一点儿事情，请去找他吧。”
于是我便去找戈沙尔巴布。他瞟了我一眼，笑道：“我只能让你当文书，你愿意干吗？”
“当然，”我说，“到这里来只要是我干得了的事，我都愿意去做。”
“这态度倒是很对，小伙子，”他说，又对着围在身边的志愿工作者加上一句，“你们听到这个小伙子说的话了没？”
接着他又转过来对我说：“好吧，这里需要处理一大堆信件，请坐到那把椅子上开始干吧。你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来找我，叫我怎么办？我是接待他们好呢，还是坐下来答复这些源源不断的琐碎的来信好呢？我还没有一个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份工作的文书。这些信件大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不过还得请你全都看一遍。把那些应当答复的答复好，凡是需要考虑一下再答复的，就拿给我。”
这种信任让我感到愉快。戈沙尔先生交给我这个工作时，并不清楚我的来历，只是到后来才问起我。这件工作做起来很简单，很快就被我处理完了，这使戈沙尔先生感到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所以常常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当他了解一点关于我的情况后，对分配我做文书这件事感到非常抱歉。我安慰他：“您别多心了，我在您面前算得了什么？您为大会的工作忙得头发都白了，而且您是我的长辈，而我不过就是一个没经验的晚辈而已。您这样信任我，交给我做这份工作，实在令我感激不已。我正想为大会做一些工作，是您给了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得以了解到这些详细的情况啊。”
“说实话，”戈沙尔先生说，“这正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可惜今天的青年认识不到这点，当然，从大会成立那天起，我就十分了解它。事实上关于大会的成立这件事，除了得力于休谟先生（Mr.A.O.Hume）[74]外，我也有一份功劳在里面。”
就这样，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他还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吃午饭。戈沙尔先生穿衣服时总是叫用人为他扣扣子。我自动担负起用人的职责，而且我很乐于这么做，因为我一直是很敬重长辈的。当他了解了我的想法后，也就不介意我为他所做的这点私人服务了，实际上他倒是很高兴的。他叫我替他扣衣服时，总会说：“现在你知道了吧，大会的秘书忙得连扣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总是有很多事情让他忙得团团转。”戈沙尔先生的天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完全没有因为这些小小的服务而有丝毫的不满。因为我从服务中得到的益处真是无法估计的。
没过几天工夫，我便大致了解了大会的工作，也见到了大部分领导者。观察了像戈克利和苏伦德罗纳斯这类中坚人物的言行。我还注意到了，大量的时间被浪费掉了。同时也看到了英文在我们的事务中占据的突出位置，当时我就觉得非常不舒服。谁都不关心如何节省精力，如何高效率做事，常常是一个人就能做得了的事情却由好多人一起做，而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却根本就没有人去做。
我对看到的这些事情是颇有微词的，还好我心中有足够的仁慈宽容，所以我总想在那种情况之下，实在也没法做得更好，这种想法使我不会低估任何工作。
069 在国民大会上
我终于有机会参加了国民大会。高深宽大的天幕，穿得庄重得体的志愿工作者，还有那些坐在主席台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都使我肃然起敬。在这样大型的集会上，我简直不知所措了。
主席致词的讲稿足有一本书那么厚。要从头到尾全部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读了几段。
主席讲话结束后，接下来进行的是提案委员会的选举。戈克利带我去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
当然，费罗泽夏爵士是赞成我的提案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份提案将由什么人在何时向提案委员会提出来。会议上，每一个提案都用英文作冗长的发言，而且背后总有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而在那些老手的响亮的锣鼓声中，我的提案不过是其中一个微弱的笛音，随着夜色来临，我的心跳越来越厉害了。印象中，凡是最后在会上提出来的提案都是匆忙之间就通过了。大家都急着要走，已经到了夜里11点了。会前我见过戈克利，他已看过我的提案。于是我便凑近他低声说：“务请帮忙！”他说：“你的提案我一直放在心上。你看他们现在都是草率地通过各种提案，但是我不会让你的提案像那样一带而过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结束了吗？”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问道。
“不，不，还有一个关于南非问题的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很久了。”戈克利高声叫道。
“你看过他的这个提案吗？”费罗泽夏爵士问道。
“当然。”
“你认为怎样？”
“相当好。”
“那么，请提出来吧，甘地先生。”
我颤抖地把我的提案宣读出来。戈克利附议。
“一致通过！”大家叫起来。
“你可以用五分钟的时间来陈述，甘地。”华恰先生说道。
整个程序远远不能让我满意。谁都没有耐心去了解这个提案，大家都急着要走，而且再加上戈克利已看过这个提案了，所以其他人就觉得无须去了解了。从那天早上起我就为自己的发言担心。五分钟里我应该讲些什么内容呢？我本来已经做了相当充足的准备，可是事到临头又说不出话来。原本决定不念讲稿，即席发言，但是我在南非练出来的演讲能力这时又不见了。
轮到我提出议案时，华恰先生便叫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头晕晕的，好歹把提案念下来了。当时有人刊印并在与会代表中派发了一首他写的鼓吹向外国移民的诗。我念了这首诗，并且结合这首诗谈到了移民南非的印侨的疾苦。就在这时，华恰先生按起铃来了。我敢保证我绝没有讲够五分钟。但我不知道第一次按铃是为了提醒我还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还以为是时间到了。此前我曾经听过有人讲上半个钟头甚至三刻钟，却没有被铃声打断。于是我感到受了伤害，一听见铃声便马上坐下来了。我当时稚气地以为，那首诗已经包含了对费罗泽夏的回答。[75]关于这项提案的通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大会的来宾和代表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举手表决，所有的提案也就一致通过了。而我的提案也是这样通过的，所以对我而言，它失去了一切重要性。但无论怎样，这个提案被大会通过这件事，已够让我快活的了。在大会上通过就等于被全国认可了，这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感到高兴。
070 寇松勋爵的朝觐
大会闭幕后，为了让南非的情况得到更多的关注，我还得去拜见商会以及各界人士，于是就在加尔各答待了一个月。这一次不住旅馆了，经人介绍我住在印度俱乐部。俱乐部的会员中有几个知名的印度人，我希望通过与他们接触，让他们关注南非的情况。戈克利常来这个俱乐部打台球，他听说我还要在加尔各答待一段时间后，便邀请我去和他一起住。我听到这个邀请后心里很感激，但是觉得去那里住不太合适。过了一两天后，他亲自来接我。发现我不太好意思去，便对我说：“甘地，你要留在国内工作啊，这样客气是不行的。你应尽量多地和人们接触。我还希望你为国民大会党工作呢。”
在叙述与戈克利相处的情形前，我想先讲一件在印度俱乐部中发生的事。
正逢寇松勋爵在这个时候举行他的朝觐会。有些应邀参加的王公贵族都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平时我常能看到他们在俱乐部里穿着考究的孟加拉“拖蒂”、衬衫还戴着围巾。朝觐那一天，他们却穿上“坎沙玛”（Khansamas）[76]的裤子和闪闪发亮的皮靴。见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很难受，便问其中的一个人这样做的原因。
“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自己不幸的境遇，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必须得忍受侮辱才能保住财富和头衔。”他答道。
“可为什么要穿‘坎沙玛’的衣服和光亮的皮靴呢？”我问道。
“你认为‘坎沙玛’和我们有什么差别吗？”他答道，接着又说，“仆从们是我们的‘坎沙玛’，而我们呢，则是寇松勋爵的‘坎沙玛’。如果我们不参加朝觐，就得自食其果。要是穿日常服饰去朝觐，就是对勋爵的大不敬。你以为我在那里有机会和寇松勋爵讲话吗？根本不可能！”
我非常同情这位直言不讳的朋友，也替他感到难过。这又使我想起了另外一次朝觐。
在印度教徒大学奠基仪式时，哈定基勋爵举行了一次朝觐。王公贵族当然都来参加了，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特别邀请我参加，所以我也去了。
令我感到难过的是，那些王公贵族打扮得像女人那样，穿着丝绸长裤和长上衣，戴珠宝项链，戴镯子，头巾上挂着宝珠和钻石穗子，腰带上还挂着金柄的宝剑。
这种打扮不是象征他们忠诚的标志，而是代表他们的奴隶地位的标志。原以为佩戴这些萎靡不振的首饰是出于他们的本意，然而我后来才听说在这种场合里佩戴贵重的珠宝乃是王公贵族们应尽的义务。我也听说有一些人非常反感佩戴珠宝，只有在朝觐这样的场合才戴。
不知道我所了解的这些情况是否准确。但是不管他们在别的场合是否也佩戴珠宝，身上戴着只有女人们才佩戴的珠宝来参加总督的朝觐，确实是够难堪的。
为了财富，权力和声誉，人们承担的罪恶与荒谬是多么的沉重啊！
071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与戈克利住在一起的第一天，我便感到完全像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就像待自己的弟弟，尽量多地了解我的需求，满足我的需求。幸而我的需求并不多，而且我也有自力更生的生活习惯，并不需要别人的照料。他对我独立自主的习惯、讲求个人卫生的习惯、坚忍不拔的个性以及规律的生活起居怀有深刻的印象，时常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是毫无保留的。所有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都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是皮·西·罗伊医生（现在是爵士）。实际上他就住在隔壁，是常客。
戈克利是这样向我介绍罗伊医生的：“这位就是罗伊教授，月薪800卢比，但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结婚，而且也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来今天的罗伊医生和当年有什么差别，他的衣着差不多还是像从前一样简朴，当然有一点不同，现在他穿的是土布，而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戈克利和罗伊医生的谈话永远让我有听不够的感觉，他们所谈的全都关乎公共利益，或是具有教育价值的事。有时他们也怀着痛惜之情批评一些从事公众工作的人。原本我认为有些人是坚定不屈的战士，现在倒觉得他们微不足道了。
观察戈克利工作实在像受教育一样令人感到愉悦。他从不浪费一分钟。他全部的私人关系和友谊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的言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而且绝无半点不真实或不诚恳的地方。印度的贫困和所受到的屈辱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人想引起他对别的事情的兴趣，但是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答复：“你干你的事情，我也有我的工作。我所追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我才会考虑别的事情。如今光是这个工作已足够我投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我随时能感受到他对兰纳德的尊敬，他常引用兰纳德的话，在每一件事情上，兰纳德都是最后的权威。兰纳德逝世周年纪念日（或是诞辰，我记不清了）那时，我恰和戈克利一起住，照例是他举行的。当时除了我以外，他的朋友卡士华特教授和一个法官也来参加了。他在会上讲话，深情地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顺便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三人作了比较。他称赞戴朗潇洒的风度，称赞曼德立克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还举例说明了曼德立克是如何热心地为当事人服务的，说他有一次误了火车，竟包了一趟专列，就是为了及时赶到法庭上替他的当事人辩护。然而兰纳德更了不起，他是一个全能型的天才，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法官，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虽说他是法官，却毫无畏惧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会，而且大家对他的贤明是那样深信不疑，凡是他的决定，大家会毫无疑问地遵从。戈克利在讲起这位先辈的高尚心灵和完美品质时，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当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我一直看不出这辆马车的必要性，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不能坐电车吗？难道坐电车有损你身为领导者的尊严吗？”他听了我的话后有点儿难过：“怎么连你也不了解我！我不是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的享受上面。我也很羡慕你能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去，可很抱歉我不能那么做。如果你也成为像我这样的公众人物后，要坐电车到处走动，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会非常困难的。大家没有理由怀疑一个领导者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个人的舒适。我也喜欢你简单的生活习惯，我也尽可能去过简单的生活，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是无法避免某些花销的。”
他这样的回答令人满意，但是他并没有给我另外的一个问题提供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也不出去散步，”我说，“你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为了公众工作就挤不出时间来锻炼身体吗？”
“你看我哪有时间出去散步呢？”他答道。
我非常尊敬戈克利，从不敢和他顶嘴。虽然这个回答不能令我满意，但是我却不吭声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相信，不论一个人有多少工作，每天总得找点时间锻炼身体，就像每天都要吃饭一样。我个人的浅陋之见是：运动不但不会损耗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反而能增强工作能力。
072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住在戈克利家里那段时间，我常常外出。
我曾经对在南非的基督教朋友们说过，回到印度以后要拜访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一点他们的情况。以前就听说过巴布·卡立恰朗·班纳济，对他极为钦佩。他积极参与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这与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参加国民大会，将自己孤立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外的情况是极为不同的，因而我对他没有任何疑惑。我告诉戈克利说我很想见到他。他说：“你见他有什么用呢？他是一个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令你感到满意。我和他很熟，如果你很想见他，当然可以。”我和班拿济约了个时间，他马上答应了。去看他时，他夫人正卧病在床，性命垂危。他的住处很简陋。在国民大会上，我见他穿的是西装，很高兴这一回发现他穿的是孟加拉“拖蒂”和衬衫。我喜欢他简朴的穿着，虽然当时我自己穿的却是一件帕西上衣和裤子。我从容地把困难告诉他，他问道：“你相信人生下来就带着罪恶的说法吗？”
“是的，我相信。”我说道。
“那很好，印度教对这一点没有解脱之道，但是基督教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接着说，“人为自己的罪孽所付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经》教导我们，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把自己交给耶稣。”
我提出《薄伽梵歌》关于虔诚之道的内容，和他辩驳后也没有任何结果。我感谢他的好意，虽然他的说法没有让我满意，但这次见面对我是有所裨益的。
这段日子里，我常穿梭在加尔各答街头，去很多地方都是靠步行。我拜会米特法官和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希望他们支持我在南非的工作。此外，我还见过拉加·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纳济早跟我提过迦里神庙，特别是再加上我在不少书中读到过许多关于这个神庙的故事以后，更急着去看个究竟。于是有一天我就去了，米特法官的家也在同一个地区，我就在拜访他的那天顺便去了一趟神庙。一路上，我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神庙屠祭迦里神。成群的乞丐沿着通往神庙的小巷行乞，还有一些化缘的僧侣掺杂其间。即便在当时，我也是坚决反对向那些身体强壮的乞丐施舍的。他们一拥而上跟着我，其中坐在走廊上的一个人挡住我，和我搭讪：“去哪儿呀，我的孩子？”我告诉了他。
他请我及我的同伴坐下来和他谈谈。我们照做了。
我问他：“你认为这样杀牲献祭就是宗教吗？”
“谁会认为杀害动物是宗教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动员人们去反对呢？”
“那可不关我的事，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拜神。”
“可是你们不能另找一个地方拜神吗？”
“对我们而言，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人们就像一群羊，跟着为首的人向前走。至于去哪儿，这不关我们‘沙陀’的事。”
我们没有继续和他纠缠在这个话题上，而是起身走向了神庙。我们看到了血流成河的景象。我实在受不了那里，感到既恶心又难受，真的永难忘怀那种情景。
那天晚上我应邀参加了孟加拉朋友的餐会，我和一个朋友谈起了这种残忍的拜神形式，而他却说：“羊在那里倒是根本不会有感觉，嘈杂声和擂鼓声会使一切痛苦的感情僵化的。”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告诉他，如果羊也会讲话，它们肯定有不同的说法。我觉得这种残忍的风俗必须被制止。我想起佛陀救生的故事，可惜我却无能为力。
时至今日，我依旧持着与昔日相同的见解。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宝贵程度并不亚于一条人命。我不愿意为了人自身得益而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越是弱小无助的生物，越应该得到人类的保护，人类不可以残暴地对待它。但是那些没有资格去服务的人，当然不可能带给它们什么保护。在将这些羔羊从这种不洁的牺牲中拯救出来之前，我必须经历更多的自我清洁与牺牲。今天我甚至认为自己应当为实现这种自洁和牺牲而死。我一直向上苍祈祷，希望怀着大慈大悲的伟人（不论男女）降生于这世上，将我们从深重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也把那些无辜的生物拯救出来，净化这个神庙。孟加拉有着如此丰富的知识、智慧、牺牲精神和崇高感情，怎么能够容忍这种屠杀发生呢？
073 与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那种以宗教的名义大肆杀生的献祭方式增强了我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心愿。我曾经读过也听说过关于梵教团[77]的许多情况。有关普拉达布·昌德罗·马俊达的生平事迹，我也略有耳闻。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有他发言的集会，还饶有兴趣地读了他写的克沙夫·昌德罗·沈的传记，从中了解到沙达朗梵教团和阿迪梵教团的不同。我还见过潘迪特·许樊纳斯·萨斯特立，也曾在卡达瓦特教授的陪同下探望了玛哈希·戴文特罗纳斯·泰戈尔，但是由于当时禁止他会客，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他。不过，我们都受邀参加了在他家中举行的梵教团庆祝会，亲耳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乐。此后，我成了孟加拉音乐的爱好者。
见识了梵教团后，若不去看看史华密·维卫康纳，就不算完美。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赶往贝禄·玛斯，一路上大部分时间是在步行。我很喜爱玛斯这个环境清幽的地方，适于隐居。但到了那儿却听说史华密那时住在加尔各答的家里，正卧病不起，不接见客人，我顿时非常失望怅然。
后来我打听到尼维蒂妲修女的住处，便去乔林居大厦看她。她家里装饰得富丽堂皇，让我大吃一惊，我们的交谈也不投机。我把这些情况说给戈克利听，他说我和她那么轻浮的一个人谈不到一起是不足为奇的。
此后，我又在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家中见过她一次。我进去时，恰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亲谈话，于是我便为她们两人充当翻译。尽管我跟她没有任何一致的观点，却不能不重视和佩服她对印度教的厚爱。后来我又读了一些她写的著作。
通常我把一天的时间分为两半：一半时间是为了南非的工作而四处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时间用来参观和研究当地的宗教和公共团体。一次我在由穆立克博士主持的会上作演讲，内容是介绍布尔战争中印度救护队的工作。我与《英吉利人报》曾有过交情，这对于我现在的工作也很有帮助。当时报纸的主编宋达斯先生正在生病，但是他还是像1896年那样，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戈克利非常欣赏我这回的发言，他听说罗伊医生也颇为赏识我的演讲时，非常高兴。
与戈克利同住使我在加尔各答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使我有机会与孟加拉最有名的家族往来，并且这也是我与孟加拉密切接触的开端。
在这令人怀念的一个月中，发生过的很多事情我必须从略不谈了。我再简单地提一下我匆匆到缅甸游玩的情形以及那里僧侣的情况。那里的僧侣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的样子，看后令人心里非常难过。我参观了大金塔。我很不喜欢当地神庙里点着的许多小蜡烛，而且圣殿内还有成群窜行的老鼠，这让我想起了史华密·达衍纳德在摩尔维的经历。缅甸妇女的自由和活力非常可爱，但那里男人的好逸恶劳令人痛心。在这短暂的逗留期间，我能看出来仰光并不能代表缅甸，就像孟买不能代表印度一样。在印度，我们已经变成英国商人的经纪人，而在缅甸，我们竟和英国商人联合起来把缅甸人变成了我们的经纪人。
从缅甸回来后，我便与戈克利告别了。这次别离令人非常不舍，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确切地说，在加尔各答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没有必要再住下去了。以前我就想过，在回国定居之前要乘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亲身体验一下三等车厢旅客的痛苦。我把这个想法说给戈克利听，起初他认为我的想法很可笑，不过当听完我说明意图后他却欣然赞成了。我打算先去贝拿勒斯拜望正在病中的贝桑特夫人。要乘三等车旅行，就需要重新给自己配齐装备。戈克利送给我一个金属做的的餐盒，里面装满了甜点心和油饼。我用了12安那买了一个帆布袋，还买了一件恰亚（Ohhaya）[78]羊毛长外衣。帆布袋里只装了这件外衣，还有一条“拖蒂”、一条毛巾和一件衬衫。我还随身带了一条小得刚够自己盖的毯子和一只水罐。做好一切准备后，我便出发了。戈克利和罗伊医生到车站来送行，我本来跟他们说别麻烦来这一趟了，可是他们坚持要送。“如果你是坐头等车走，我就不过来送行了，但是现在一定要送一送。”戈克利对我说。
戈克利进车站月台时，没有人阻挡他。他戴着丝绸头巾，穿夹克短外衣和“拖蒂”。罗伊医生穿的是孟加拉服装，他就被查票员挡住了，戈克利向他们说明这是他的朋友以后，便被放行了。就这样，我带着他们的良好祝愿，踏上了旅途。
074 在贝拿勒斯
这次旅行起点是加尔各答，终点是拉奇科特，我打算途中只在贝拿勒斯、阿格拉、斋普尔和帕兰普尔稍作停留。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其他地方了。在每个城市我都只停留一天，而且像普通香客一样住在福舍（Dharmashalas）[79]，只有在帕兰普尔是个例外。印象中我这一趟旅行消费不过31卢比（包括车费）。
坐三等车旅行时，我多半是选择坐普通车而不是邮车，因为我知道邮车不仅是拥挤，车费也很贵。现在的三等车厢仍然很肮脏，厕所也糟糕，和当年没有大的区别。也许只是稍微改善了一点儿，但是头等车和三等车的设备悬殊仍然很大，比起两者在车票上的差价来，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车的旅客得到的是对羊群的待遇，所以他们得到的舒适感也就是羊群的舒适感。在欧洲时我也总坐三等车——仅有一次是坐头等车，是为了看看那里究竟如何。但是我注意到头等车厢和三等车厢的悬殊并没有我国的这么大。而在南非，三等车上的乘客大多是黑人，可是也比我们舒适得多。南非某些地方的三等车厢甚至还有卧铺和有弹簧的座位，此外位子也是有限额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过分拥挤的情况，而在国内，我发现乘客的数量总是超过正常的限额。
铁路部门对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感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就很脏，卫生习惯不好，对于一个爱干净的三等车旅客而言，坐在三等车厢里绝对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他们大都乱扔垃圾、随时随地抽烟、大嚼槟榔叶子和烟叶，把整个车厢当成大痰盂，又吵又闹，还说脏话，丝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我发现1902年时坐三等车的体验和1915—1919年时坐三等车的体验并没有差别。
面对这种恶劣的处境，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补救的方法——通过让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都去坐三等车，以改正人们的不良习惯；而且不能让铁路部门闲着没事做，当我们有需要时便要提意见；切勿只为自己舒适就贿赂或采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不能听任任何有关人士犯规。我相信如果这样做，会大大改进现状。
我在1918—1919年间生了一场大病，迫使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这是一件一直令我既难过又惭愧的事情，特别是正处于为三等车乘客解决困难的宣传工作已经有所进展时，我却不能继续旅行。那些贫苦的铁路和轮船乘客的苦痛，却因为他们自己的不良习惯而加深了，而政府又给予对外贸易过多的便利，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所造成这些严重的问题，是值得一两个有胆识、有毅力的人将其当作终生事业来进行改革的。
关于三等车乘客的问题我就说到这里了，现在我想说一说我在贝拿勒斯的经历。早晨到达那里后，我决定到一个有“潘达”（Panda）[80]的地方住下，一下车，便有无数的婆罗门围上来，我在他们当中找到了一位最干净而且给我很好印象的人。事实后来证明了我的这个选择是对的。他的院子里养了一头母牛，屋子有两层，我就住在楼上。按照传统的规矩，在我去恒河沐浴前是不能吃任何食物的。这位“潘达”便开始忙着为我张罗起来。我预先跟他说好最多只能给得起他1卢比4安那的小费，请在帮我准备东西时记住这一点。
这位“潘达”当然明白了。“无论香客是富人还是穷人，”他说道，“我们都提供同样的服务。而且我们收取小费的多寡也是完全视香客的心意及能力而定。”我倒没有感觉到这位“潘达”对我的接待有何不周之处。“普佳”（Puja）[81]在12点钟时结束，然后我便去迦尸的毗湿奴神庙参拜。在那里所遇见的事令人极为痛心。我于1891年在孟买当律师的时候曾去普罗坦纳社的礼堂上听过一次关于“去迦尸进香”的演讲。所以我在思想上已不抱奢望。只是不料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很多。
通往神庙的小巷又狭又滑，很吵，有很多苍蝇，再加上卖货人同香客们嘈杂的声音令人很不舒服。本来人们来这里是为了找到冥想和神游的气氛，显然这里没有这种气氛。其实只有从自己的内心去找才能找到。我也的确看过虔诚的人们完全处于冥想之中，丝毫意识不到周围的喧嚣。然而在这方面实在是无法信任寺庙当事人。僧侣们有责任在寺庙内外创造并维持这种纯洁、恬静的气氛，既包括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然而我感觉不到这种气氛，这里只是狡猾的小商人们贩卖甜点心和玩具的市场。
一到寺庙门口，便有人献给我一捆已经凋谢的花。寺庙的地面是由精致的大理石铺成的，可却被这些不懂美学的善男信女们弄碎了，他们捐钱造了一只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纳—伐辟”（知识之井），想找一找神灵的踪迹，但没有找到。因此我的心情不太好。“旃纳—伐辟”四周的环境也非常脏。我没有心情行施小费，所以只拿出了一个铜板。负责的“潘达”生气了，他扔掉了那个铜板，并咒骂我：“对我的侮辱会把你一直打入地狱里。”
我倒没有因此而不安。“王爷，”我说，“不管我的运气如何，你这一阶级的人是不应该说这种话的。你要么就拿走这个铜板，不然你一个也拿不到哩。”
“滚开，”他答道，“我不在乎你的一个铜板。”接着便是一连串的咒骂。我捡起那个铜板就走了，心里正得意着我少花了一个铜板，然而这位王爷并不甘心失去那一个铜板。他又把我叫回去：“好吧，留下那个铜板，我不和你计较。如果不收下，对你也不好。”
我一声不响地把那个铜板又给了他，叹了一口气后走开了。此后我又去过迦尸神庙两次，但那是在我已为“玛哈德玛”（Mahatma）[82]的称号苦恼以后的事了，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的经历不会再有了。人们急于要参拜我，就不让我去参拜那座神庙了。当“玛哈德玛”的苦恼，只有“玛哈德玛”自己才知道，至今那里的那种肮脏和喧嚣还是依然如故。
如果有人对神灵的大慈大悲有疑问的话，请到这些圣地来看看吧。人们将虚伪和叛教都归罪于瑜伽派的神祇，可这带给他神圣的名字多少屈辱？他早就说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训诫。
“羯摩”的法则是亘古不移的，也是无法逃避的，所以实在无须操心。他立下了这个法则后，便休闲地离去了。参拜过这座神庙后，我便等待着贝桑特夫人的接见。我知道她大病初愈，于是递上名帖，她立即出来见我了。因为我求见她只是想问候一下，我便说：“听说您身体欠适。我就是前来问候问候，您虽然身体不舒服，却还是出来接见了我，非常感激您的深情厚谊。我不占用您更多的时间了。”
讲完这些，我便向她告辞了。
075 定居孟买
戈克利非常急切地希望我在孟买定居，一边当律师，一边帮助他开展公众工作。当时的公众工作主要是指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而他负责的主要工作便是大会的行政管理。
我喜欢戈克利的建议，但是对我自己能否当好律师却缺乏信心。过去的那些失败的、不愉快的经验仍记忆犹新，而对于使用谄媚手段获取业务的方式，我仍然深恶痛绝，就像憎恶毒药一样。
于是我决定还是先在拉奇科特开展业务。柯华尔朗·马福济·达维还在那儿，他向来对我寄予厚望，就是他力劝我去英国留学的。他马上交给我三个案子。其中有两个是要去卡提亚华政治监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里上诉，另外一个是嘉姆纳伽的旧案。最后那个案子相当重要。我对他说我对这个案子的胜诉没有把握。柯华尔朗·达维大声说道：“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都与你无关，只要你尽力去做就行了，我自然会帮助你。”
对方的律师是沙玛兹先生（现已故）。我准备得非常充分。倒不是我精通印度法律，而是达维先生给予我非常明确的指示。去南非以前，我就曾听朋友们说过，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见证法是了然于心，而他成功的秘诀正在此。我把这一点一直牢记在心里，在赴南非途中，我曾对印度见证法及其评注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当然除此以外，我在南非所获得的从业经验，也对现在的工作很有帮助。
后来，我赢得了这场官司，也增强了自信。至于那两起上诉的案件，我本来就不担心，都胜诉了。所有这一切激起了我的希望：即使在孟买开业，我也未必不会成功。
不过在我叙述我是在什么形势之下决定去孟买前，我要谈一谈我所看到的那些英国官员完全不顾民间疾苦的情况。司法助理官的法庭是巡回性的，到处走动，所以律师们和当事人们都得跟着他走。只要律师外出办案，收费就必定会增加，当事人自然就要承担双份钱。但是法官对其他人的不便根本是漠不关心的。
我前面提到的一起上诉的案子打算在韦拉沃尔开庭，那里正闹瘟疫。我记得那个地方的人口不过五千五百人，每日病例却有五十起之多。事实上当地非常荒凉，我只好住在离城较远的一个福舍里，可我的当事人住到哪里呢？如果他们是穷人，那就只有祈求神灵保佑了。
我的一个朋友在这个法庭里也有几个案子，他给我发了一个电报，让我向法庭申请移到别处开庭，因为韦拉沃尔正闹瘟疫。我一递上申请书，那位老爷便问我：“你害怕在这里开庭吗？”
我回答说：“我怕不怕倒不是问题。我可以随时搬来搬去，可是我的当事人呢？”
“瘟疫在印度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位老爷答道，“为什么要怕它呢？韦拉沃尔的气候很好（这位老爷就住在远离城镇的海边，他在那儿搭起一顶宫殿似的大帐篷）。人们一定要学会过这样的露天生活。”
和他这种荒唐的哲学去争论是没有用的。这位老爷对他的文书说：“把甘地先生所说的话都记下来，让我看看律师和案件当事人是不是真的感到很不方便。”
这位老爷最后自然是按照他以为正确的方式去办事了。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又怎么会想到那些贫苦的印度人呢？怎么会了解人民的需求、习惯、特性和风俗呢？一个习惯于用金币衡量事物的人，如何能够适应忽然用铜板来计算呢？尽管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寄予最好的期望，但正如一头大象想不到蚂蚁的事情那样，同样，英国人也不会为印度人的利益着想，或者说为印度人的利益而立法。
继续讲我前面还没有讲完的故事。虽然前面的三个案子使我有了一些成就，但我却还是想在拉奇科特多待一段时间。可是有一天，柯华尔朗·达维跑来对我说：“甘地，我们不想让你埋没在这儿，你得去孟买定居。”
“可是到了那里谁会给我介绍业务呢？”我问，“你能为我解决开销问题吗？”
“当然，当然我可以，”他说，“我们还会经常把你当作大律师从孟买请回来，此外，写状子的工作我们也会派人送到你那里的。一个律师成功还是失败，就看我们这些讼师的了。你在嘉姆纳伽和韦拉沃尔已经显出了自己的实力，所以我再不为你操心。你是注定要从事公众工作的，我们不能让你一身的才华埋没在卡提亚华。那么告诉我，你打算何时去孟买？”
“等纳塔尔汇过一笔钱来，钱一到我就出发。”我答道。
两周后，钱汇到了，我便动身去孟买了。在裴尼、吉尔伯特和沙衍尼的事务所挂了牌，就这样在孟买定居了。
076 信仰经受考验
虽然我在福特地区租了事务所，在齐尔关租了房子，可神灵却不让我安顿下来。搬进新房子没多久，我的二儿子曼尼拉尔便患上了严重的伤寒，还伴着肺炎和夜间呓语的症状，前几年他还出过一次严重的天花。
我们请来了医生，他说吃药的效果不大，但是给孩子喂鸡蛋喝鸡汤可能有好处。
曼尼拉尔才十岁，征求他的意见是不现实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就得拿个主意。这位医生是一位很好的帕西人。我告诉他，我们全家都吃素，我不可能让儿子吃这两样东西。因此能不能推荐别的东西呢？“你儿子的生命有危险，”好心的医生说道，“我们可以喂他喝一点兑了水的牛奶，但只是这样他还是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你知道，有很多印度教徒家庭也找我看病，他们并不反对我开的方子。我建议你在对待自己的儿子的问题上最好不要那么固执。”
“您说的都对，”我说，“作为一个医生，您职责在此。但是我的责任也很重大，如果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一定会征求并尊重他的意见。可是现在，必须由我来为他考虑这个问题，并替他做出决定。只有在这时，一个人的信仰才面对真正的考验，是对是错在此一念。不吃肉、鸡蛋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是我们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哪怕那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手段，饮食也必须有个限度。即便是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禁忌也是断然不可破除的。就我了解，即使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宗教也不允许我或我的亲人们用肉或鸡蛋治病，所以我不可以采用您的治疗方法。不过要请求您做一件事情，我打算尝试一下凑巧学会的水疗法。可不知道如何给孩子的脉搏、胸膛、肺部做健康检查。如果您能费心随时来家里给他做检查，并把检查结果告诉我，我将感激不尽。”
这位好心的医生体谅了我的困难，并接受了我的请求。虽然曼尼拉尔自己还不能有所抉择，我还是把我和医生之间的谈话都告诉了他，并且询问他的意见。
“就请您试一试水疗法吧，”他说，“我不吃鸡蛋，也不喝鸡汤。”
这让我感到高兴，虽然我知道如果我让他吃其中某一样，他也会吃的。
我懂得库赫尼疗法，以前也试过。还知道绝食会有好处。于是我便开始采用库赫尼疗法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让他每次坐在水盆里不超过三分钟，同时，接连三天喂他兑水的橘汁。
然而他的高烧还是持续不退，甚至高达华氏104度。到了夜间，他就陷入昏迷状态了，我开始焦虑万分。人们会怎样说我呢？我的哥哥又会怎样想我呢？我们能不能再请别的医生呢？为什么不找个“阿育吠陀”医生呢？做父母的有什么权利把自己的主意强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呢？
这些念头缠绕在我心中。接着我产生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想法。神灵一定乐于看见我以用在自己身上的同样的疗法去治疗我的儿子。我相信水疗法，不大相信对抗疗法。医生也不能保证他们的治疗方法能治好我的儿子，他们至多只是尝试罢了。其实生命之线都在神灵的手上。为什么不相信神灵并以神的名义继续坚持我心中正确的治疗法呢？
我被这两种冲突的思想折磨着。已是深夜了，我躺在曼尼拉尔的床边，打算用一条湿被单把他裹起来。我起床去泡湿一条被单，拧干水后，用它裹着曼尼拉尔，只露出他的头，然后再盖上两条毛毯，还用一条湿毛巾敷他的头。他整个身体烫得像一块烧红的铁，而且非常干焦，身上一点汗都没出。
此刻我已精疲力竭。我把曼尼拉尔交给他的母亲照顾，然后出门到乔巴底去散步，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那会儿有10点钟了，路人已经很少了。我沉浸于自己的忧思之中，几乎不看行人。“神啊，在经受考验的这一刻，我的荣誉都在您的手中，”我自己这样在心中反复默念着，嘴上诵念着“罗摩那摩”。过了一会儿我回家了，心怦怦地直跳。
我一进门，便听到曼尼拉尔说：“你回来了吗，爸爸？”
“是的，亲爱的好孩子。”
“请把我搬出去吧，我浑身烧得厉害。”
“你出汗了吗，孩子？”
“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请把我搬出去吧。”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果然大汗淋漓。温度降下去了。感谢神灵！
“曼尼拉尔，你现在肯定快要退烧了。再出一点汗，我就搬你出去。”
“不，我求求你爸爸，快把我从这个火炉里救出来吧，等以后再裹吧。”
我设法给他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又哄他过了几分钟。这孩子汗如雨下。后来，我解开了包在他身上的被单，擦干了他的身体。父子俩就躺在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我俩都睡的像木头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尔的高烧退下去了。接下来的四十天里，我们就喂他喝兑水的牛奶和果汁。如今，我已经不害怕了。曼尼拉尔患的是一种很顽强的高烧，但是终于被制伏了。
今天，曼尼拉尔是几个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谁能知道他的康复是由于神灵的恩典，还是归功于水疗法，或者是因为细心的看护和饮食的调理呢？让人们依据自己的信仰去判断吧。我相信是神灵挽救了我的荣誉，时至今日，这种信念仍然未变。
077 再赴南非
曼尼拉尔康复后，我意识到齐尔关的房子不适合居住，不仅潮湿，光线也不好，于是我与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商量，决定在孟买郊区租一栋通风好又有走廊的房子。我去班德罗和珊塔·克罗兹附近找寻了好一阵子，班德罗有一个屠宰场，所以不能选择那里。喀特科巴及其附近的地方离海太远了。最后我们在珊塔·克罗兹找到一栋不错的房子，卫生条件也算是最好的了，于是我们就把它租了下来。
我买下了从珊塔·克罗兹到赤契喀特的头等火车季票，还记得自己当时常常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头等车厢里往往仅有我一个乘客。我也常步行去班德罗搭乘直接开往赤契喀特的特快火车。
我的律师业务比预想的还要兴旺。在南非的当事人常会交给我一些工作，而这已足够我的日常开销了。
那时我在高等法院里还没有找到什么工作，但却参加了那时常常举办的“辩论会”，虽然我一直没有勇气参与辩论。我记得在所有参与者中，贾米亚特朗·纳纳巴伊表现得非常出众。像其他刚做律师的新人一样，我去高等法院旁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增长见识，不如说为了享受那令人沉醉的直接从海上吹过来的微风。我也发现享受这种乐趣的大有人在，绝不止我一个。这看上去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了，所以我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后来我却开始使用高等法院的图书室了，也借此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我觉得不用太久我应该能在高等法院里找到工作。
就这样，一方面我开始感到自己的事业顺利地上了轨道，另一方面戈克利也在持续地关注我，忙着为我的未来制订计划。他每周都要来我的事务所两三次，常常会带几个他希望我认识的朋友过来，并设法让我熟悉他的工作方式。
然而可以说神灵总是不容许我依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他以自己的方法为我做出安排。
正当我认为自己可以如愿以偿地定居在此地时，却接到了一封发自南非的意外的电报：“张伯伦有望抵此，盼速归。”我想起了自己的诺言，立刻回电说明一等他们的钱汇到，我即刻动身。他们很快就把钱汇过来了，我关掉事务所，动身去南非。
估计至少得在南非工作一年，所以我保留了租的那栋房子，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那里。
我认为凡是有事业心又没能在国内找到门路的青年人，应当去国外发展一下。因此我带了四五个这样的青年同行，其中便有摩干拉尔·甘地。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家族始终都是一个大家族。我希望找到那些愿意另辟蹊径、敢于出国的人。我的父亲在世时，常常收容很多族人，为他们安排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我希望他们能从这种依赖中解放出来。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为他们找工作，他们应该自食其力。
我将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后，便设法说服这些青年，希望他们的理想同我的理想可以一致，而我指导摩干拉尔·甘地这件事上，确实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不过，以后再谈这件事吧。
再度告别妻儿，眼看着刚安顿好的家又被拆散，而且又要从安定变为不安定——所有这一切不免一时让人难过，不过我已习惯于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了。在这个世界上，指望着过安定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是错误的，因为除了神明是唯一不变的真理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不确定的。在我们眼前以及我们周围出现和发生的一切，都是会变的，是暂时的。然而，这世上只有至高无上的神灵本身代表着一种确定性，如果有人能看见这种确定性并遵照神灵的指引，那么就是有福气了。追求真理就是生命中至高的完美。
我赶到了杜尔班的时间刚好，那里恰有工作等着我。而派代表等候张伯伦先生的日期也已经定好了，我得赶快起草一份准备递交给他的备忘录，随后与代表团一起去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