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之二
026 赖昌德巴伊
前一章说过，孟买港口的风浪很大，而这种情形在6、7月间的阿拉伯海并不反常。船开出亚丁以后，波涛一直汹涌，差不多所有乘客都晕船；只有我一人状态如常，在甲板上看巨涛滚滚，浪花飞溅。吃早餐时，除我以外，就只有一两个人小心翼翼地紧紧地捧着碟子吃麦片粥，免得粥洒出来。
天然的风暴与我内心的不安相互映照。正如这天然的风暴并没有妨碍我的生活一样，后者也没有让我方寸大乱。原来遗留下来的种姓的麻烦正等着我去对付。我已说过，对如何执行律师业务，我是彷徨无策的。况且，我既以改革者自居，总得盘算着开始进行某些改革。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然而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哥哥亲自上码头来接我。那时他已结识了梅赫达医生和他的哥哥，梅赫达医生坚持留我住他家里，我们便去了。于是这个始于英国的结识在印度继续了下去，两个家庭之间也结下了永恒的友谊。
我热切地想要见到母亲。此时我还不知道她已经撒手人寰，我再也不能回到她的怀抱了。得知了这个噩耗后，我照规矩守了斋戒。在英国时，母亲便去世了，哥哥却一直瞒着我，是怕我在异国难以经受这么沉重的打击。即使现在，对我而言，这个消息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也不想再多说了。这悲痛更甚于父亲的逝世。我感到所有最美好的愿望大多破灭了，但我记得我并没有过度地表达我的悲痛，甚至能够忍住眼泪，假装若无其事地照常生活。
梅赫达医生介绍了几位朋友给我，其中的一位是他的堂弟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后来我们成为终生的朋友。但是在这几位朋友当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诗人赖昌德，也叫拉治昌德罗，他是梅赫达医生的哥哥的女婿，和贾吉望合伙经营一家珠宝店。那时他未满二十五岁，然而我初次见到他便相信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赖昌德还是有名的“百事通”（Shatavadhani）[45]，梅赫达医生曾叫我考一下他的记忆能力。我搜肠刮肚地把我知道的欧洲语言的字汇都说出来，请这位诗人背诵，结果他完全按照我的次序丝毫不差地背诵如流。我十分羡慕他的天才，但是没有为之着迷。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真正使我着迷的，是他那对宗教经典的渊博知识，和他那纯洁无瑕的高尚人格，以及他那自我实现的热烈追求。而且最后一点便是他生存的唯一目的。他反复念诵并铭记在心的，是穆旦纳德的几句诗：
一言和一行，俱与神同在，
唯有如此般，方能得福音，
生命之力量，均来自此处。
赖昌德巴伊经营的是数额高达几十万卢比的生意。他是鉴别珍珠和钻石的行家，生意上的一切难题他都能应付自如，但是他生活的中心并不是生意，而是敞开心胸直面神灵的那股热情。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一本宗教书籍和日记。一做完生意，他便立刻阅读宗教书籍或撰写日记。他已发表的著作多半是从日记中摘录下来的。谈完一大宗生意以后，能够立刻坐下来书写自己内心隐秘体悟之人，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而是一个真正尊崇真理的人。而我不止一次两次地看见他在经营生意时还能这样追逐真理，而且从未为任何事情失去常态。我们没有什么生意上往来或其他私人利益的关系，可是我们十分投缘。当时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律师，但是每次我们相见，认真地谈论有关宗教的话题时，总会获益匪浅。那时我还在暗中摸索，还没有对宗教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但是我一直喜欢听他的谈论。我后来也见过很多宗教领袖或导师，也竭力与各种宗教的领袖接触，但他们很少有人像赖昌德巴伊那样深深地触动我。他的话总能说到我的心坎上。他不凡的才智和诚挚的道德同样使我特别钦佩。我确定他绝不会把我引入歧途，他对我始终是以诚相待。每次当我在精神上陷入危机时，总会向他求助。
我十分尊敬他，但他并不是我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这个宝座依旧是虚位，而我也在继续寻求着。
我相信印度教徒关于精神导师的理论以及精神导师在个人精神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没有精神导师就不会有真正知识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不完善的导师还可以存在于世俗事务中，但在精神事务中就不行了。只有已臻完美之境的“格那尼”（Gnani）[46]才能被崇奉为精神导师。所以人应当永无止息地追求至善。一个人能得到怎样的精神升华，其实完全看他的追求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追求至善的权利，如果不懈努力，就必有所得，至于其他，是由神灵来决定的。
虽然我不能将赖昌德巴伊尊奉为我的精神导师，但毫无疑问，在很多场合下都是他在帮助和指引着我。在我的生命中，有三位当代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和赖昌德巴伊在生活上的往来；托尔斯泰的书《天国在你的心中》；鲁斯金的书《给最后的一个》。它们在我心中各有各的位置。
027 我怎样开始生活
哥哥对我寄予厚望。他的名利心很重，生性宽宏大量，为人朴实，于是他交友甚广，他希望通过这些社会关系能为我招徕一些顾客。他以为不久以后我就会飞黄腾达，他听任家中花销超支，煞费苦心地替我筹建事务所。
关于我出国而在我所属的种姓中掀起的轩然大波，在我回国以后，仍在兴风作浪。种姓里分两派，一派主张立刻恢复我的种姓身份；另一派依然要把我排除于种姓之外。为了讨好前一派，在我回拉奇科特前，哥哥特意带我到纳西克的圣河里沐浴，一回到拉奇科特，又大摆筵席，邀请同种姓的人参加。我不赞同这些做法。但是哥哥是如此爱护我，而我对他也是那么尊敬，我便一切听他的话，这样，恢复种姓的一场风波就这么过去了。
我从未想过得到拒绝恢复我的种姓的那部分人的准许，对于那部分人的首领也不心怀怨恨。他们中有不喜欢我的，但我尽量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我充分尊重开除种姓的规定。按照规定，所有的亲戚，包括岳父岳母、姐姐姐夫，统统不能招待我，连在他们家里喝一杯水也不可以。亲戚们打算偷偷地突破这种禁例，但这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做法与我的脾气大相径庭。
由于我行为谨慎，种姓问题并没有使我感到困扰。那些把我当成是种姓异己的人，待我也是友善的，甚至在工作上帮助我而不指望我为种姓做什么。我确信这样好的局面完全是从我的不抵抗中来的。如果我吵着闹着要恢复种姓身份，并在种姓内部搞分裂，触怒了种姓首领，必然会遭到报复，这样，从英国回来后，我会陷于斗争的旋涡里，或日趋虚伪。
我和妻子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留学英国也算见过世面了，但是我的嫉妒心并没有被治好。每一件小事情都会使我神经过敏，捕风捉影，美好愿望还是无法实现。本打算帮助她学会读写，但是情欲总是从中作梗，她由于我的过错而一次一次地失去机会。有一次我甚至把她赶回娘家很长时间，直到令她痛苦万分时才接她回来。后来我才知道自己那时有多无聊。
我计划对儿童教育做出改革。我有几个侄儿，还有我的儿子，现在也快四岁了。我打算亲自指导，教他们体育，让他们身体强壮。在这一点上哥哥也很支持我，我的努力也有了效果。我特别喜欢孩子，直到今天也还是有和他们玩耍、讲笑话的习惯。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儿童教师。
饮食也是需要改革的。在我们家里，已经有了茶和咖啡的位置。哥哥认为，我回来以后应当在家里保持一点英式作风，因此，从前只在特殊的日子里才使用的瓷器，现在竟也变成日常用具了。我的“改革”更进一步。我倡导吃麦片粥，用可可代替茶和咖啡，其实我是建议除了茶和咖啡以外，还可以将可可作为一种饮品。我们早就有了皮靴和皮鞋[47]，现在加上西服，将欧化贯彻得更为彻底。
这大大增加了开销。家里每天都在添置新鲜的东西。好比我们把一头白象[48]拴在家门口了，可是拿什么来供养它呢？在拉奇科特当律师，一定会被人笑话的。我连一个称职律师的知识都不具备，怎么指望能得到十倍于人的收入！没有这样的当事人愚蠢到要来找我。即便有这样的人，我也不能在无知之上再加上自欺和自大，以加重我对世人的愧疚。
朋友们劝我去孟买的高等法院积累一点经验，顺便研究印度法律，接点力所能及的业务。我听从他们的意见去了孟买。
在孟买，我雇了一个同我一样无能的厨子。他是一个婆罗门（Brahman）[49]，我没有把他当作仆人，而是当作家人一样看待。他有时用水洗澡，但从不认真，他穿的“拖蒂”是脏的，戴的圣丝（Sacredthread）[50]也很脏，对印度教的经典一无所知。可是我到哪儿才能找到比他好的厨子呢？“罗维商卡（这是他的名字），”我问他，“即便你不会做饭，但你总该知道日常的礼拜吧？”
“哦，礼拜呀，先生！耕地就是我们的礼拜，铲草就是我们的宗教仪式。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婆罗门。如果不靠你的慈善过生活，我只有回去种地了。”于是我不得不充当罗维商卡的教师。我有得是时间，我开始亲自去做饭，并且采用英国人煮素食的方式。我买了一个炉子，开始和罗维商卡一块儿奔走于厨房。我不忌讳和不同种姓的人一起吃饭，罗维商卡也不忌讳，所以我们能够无拘无束地一起生活。唯一的障碍就是罗维商卡总改变不了他那不讲卫生的毛病，食物怎么也弄不干净！
然而，由于没有收入来支撑居高不下的生活开支，我顶多在孟买住了四五个月的时间。
我就是这样开始新生活的。律师是一个很苦的职业，徒有虚名，我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028 第一宗案子
在孟买时，我一边研究印度法律，一边同一位名叫维尔昌德·甘地的朋友一起开始实验饮食方法，而我的哥哥则竭尽全力为我招徕顾客。
研究印度法律非常沉闷乏味。我怎么也不明白民事诉讼法，学习见证法的情况稍好一些。维尔昌德·甘地正在准备参加诉讼师的考试，他在向我讲解有关律师和讼师上庭的各种情形时总说：“费罗泽夏爵士的才能在于他精湛的法律知识。他对见证法倒背如流，而且知道第三十二节的所有案例。巴德鲁丁·铁布吉的能言善辩则引起了法官的敬服。”
听这一类激动人心的故事，却使我感到气馁。
他接着说：“当律师熬个五年七年，并不是稀罕事。正因如此，我甘愿签订合约去当讼师。像你这样如果能独立运营三年，就算幸运了。”
花销在逐月增长。门外挂着律师的牌子，屋里却在忙于达到自己做律师的职业标准，这使我无法专心研究法律。我逐渐对见证法产生了兴趣，也怀着巨大的兴趣去阅读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但是我还是没勇气去受理案子。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简直就像新嫁娘刚跨入婆家的门时一样！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个名为马密白的案子。这是一个“小案子”。有人跟我说“你得给中间人一份佣金”，我坚决拒绝了。
“但是连月收入达三四千卢比之多的刑事案件律师某某先生，也得照样出这种佣金呢！”
“我犯不着效仿他，”我反驳道，“一个月能有300卢比的收入，就足够了。我父亲当年的收入也不过这么多呢。”
“但是那种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孟买的消费贵得惊人。你得有点生意头脑才行。”
我坚持不付佣金，照样受理了马密白的案子。这是一件很简单的案子，我只收他30卢比的费用。看起来不用一天就可以了结此案了。
这是我在小案法庭上初次出庭。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必须要盘问原告的证人。我站起来了，可是心虚头晕，觉得整个法庭似乎在旋转，什么问题都想不起来。法官大概也觉得好笑，其他律师无疑地都在开心地看我出洋相。我眼前一片黑，坐下后告诉当事人我不能受理这案子，请他最好去找巴特尔先生帮他，我会把我所收取的费用全部退回。果然巴特尔先生被请来了，他收了51卢比的律师费。当然，对他来说，这案子易如反掌。
我匆匆忙忙离开法庭，也不知道我的当事人是胜诉还是败诉，内心惭愧难当，除非有足够的勇气去处理，否则我再也不受理案子了。事实上，直到我去南非以前，我都再没去过法庭。做这个决定是一个无奈之举。不会有人愚蠢到肯把案子委托给我，因为只有败诉！
然而，孟买还有一个以前留下来的案子待我处理，那是一个尚待起草的“状子”。一个贫苦的穆斯林在波尔班达的土地被没收了，他怀着像儿子对父亲一般的崇敬心情找到我。这案子看来没有赢的指望，但我还是答应帮他写一份状子，印刷费由他负担。我写好后，念给朋友听，大家都很赞许，这增强了我的信心，以为自己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写状子，而事实也是这样。
如果我能靠免费为人写状子使我的业务兴盛起来也好，然而依旧无济于事。因此我打算找个老师的兼职来做。我的英文还算好，也很愿意到大学里去教刚入学的新生。这样我至少赚点钱弥补一部分花销。那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招聘英文老师，每日授课一小时，月薪75卢比”。是一所有名的中学刊登的。我递交了申请，并应约去面试，我兴高采烈地去面试，校长发现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他便抱歉地回绝了我。
“可是我是在伦敦大学通过考试的，还选修了拉丁文作为我的第二外语。”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只要大学毕业生。”
我无计可施，绝望地搓着双手。哥哥也很替我操心。我们盘算了一下：在孟买住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应当回拉奇科特，我哥哥自己也是一个小讼师，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些起草呈文和代写状子一类的工作，何况家在拉奇科特，不在孟买单过就可以节省下来很多钱。在孟买待了六个月之后，我在那儿的小家就没了。
在孟买时，我天天都去高等法院，不过在那里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常常会因为听不懂案情而在那儿打瞌睡。里面还有不少人跟我一样，这大大减轻了我的负疚感。之后我连羞愧的心情都没有了，我发现在高等法院里打瞌睡已成为一种时髦。
如果现在的这一代里，还有人像我当年那样，在孟买当个没有收入的律师，我要给他们介绍一些有关当时生活的实际情况的概念。尽管当时我住在吉尔关，但几乎从没坐过马车或电车。我习惯徒步四十五分钟走到高等法院，当然我也是步行回家，我已习惯了被太阳晒。这样来回步行，确实节省了好多钱，当时，我在孟买的朋友们常常会生病，而我却不记得我生过病。即使到我开始赚钱时，还保持着徒步上下班的习惯，也一直受益于这种习惯。
029 头一次打击
怀着失望之情，我离开孟买回到了拉奇科特，建立起我自己的事务所。我在这里的收入倒还可以。给人写写呈文状子，平均每月大约有300卢比的收入。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与其说是靠我自己的本事，倒不如说是得利于朋友的帮助，哥哥的合伙人在这里已经打下了一个颇为牢固的工作基础。所有真正重要的，或他认为重要的诉状，全都被送到大律师那里去。而送到我这里来代理的，都是那些贫苦的当事人的呈文。
在这里我必须得承认，我在孟买认真坚持的不给回扣的原则向现实妥协了。在孟买，回扣是给中间人的，而在这里却是付给合办案子的讼师的；而且和孟买的情形相同，所有的律师都无一例外地以回扣的形式来支付一定的佣金。哥哥的理论令我无法辩驳。“你要知道，我是在和另一个讼师合伙做事。我们到手的案子，只要是你能受理的，我都设法分给你去办，如果你拒绝给我的伙伴回扣，我一定会为难。假设是你和我合伙开事务所，你的收入就等于我们共同的收入，我自然也要从中分到一份。再说我的合伙人，如果他把同一个案件转给别人去做，他一定也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笔回扣。”我同意了哥哥的说法，觉得如果自己要做律师，就不应当在给回扣的问题上固执己见。我就说服了自己，换句话说，是这样来欺骗自己的。但我应当补充一句：在其他来源的案子上，我没给人拿过回扣。
那时我的收入已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也是在这个时候，我遭受了平生第一次打击。以前就听说过英国官员如何如何，却一直没有机会面对面地遇见过。
在纳萨希布王公（现已故）即位之前，我哥哥曾经给他当过一阵子秘书和顾问。这时有人跑来控告我哥哥在职时提过错误的建议，而且还把这件事捅到一向对我哥哥心怀成见的英国政治监督官那里去。我在英国时就认识这个官员了，他对我还是相当客气的。哥哥想让我借着这一点儿交情去替他说几句好话，以消除那位官员的成见。我很不赞同他的这个想法，我不愿意利用在英国时那点很浅薄的交情来说事儿。假使我哥哥真的有过失，我去说情又能怎样？如果他没有犯错，应当通过正当的程序递交呈文，说明真相，静候结果。我哥哥不赞同我的意见。他说：“你不了解卡提亚华，更不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什么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去向你认识的官员替哥哥说情，是你的责任，你不应当逃避这个责任。”
我无法推诿，违心地去见了这位官员。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去找他，也知道这样做十分有损我的自尊心。但我还是求见了，预约了并获得批准。当我提起往日的交情时，立刻发现了卡提亚华和在英国的情形不同；同一个官员，在职时和休假时简直判若两人。监督官承认我们相识，但提到那些交情只是使他态度更加强硬。“你绝不是到这里套近乎，来滥用交情吧？”他语气生硬，眉宇之间也透露出这种态度。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明了来意。这位老爷不耐烦了：“你哥哥是一个阴险的人，我不愿意再听你说下去了。我没有时间，如果你哥哥有什么要解释的，请他通过正当的途径提出来。”这种回答已经令人不堪了，其实也是我应得的。但是自私令人盲目，我继续往下说。这位老爷干脆逐客：“你现在该走了。”
“但是请您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样说使他更生气。他吩咐听差把送我出去，就在我还在迟疑时，差役进来两手一架，把我推出了房门。
然后那位老爷和差役都走了，我也恼羞成怒地离开了。马上写了个条子让人传给他，大意是说：“你侮辱了我，还让你的差役粗暴地对待我。如果你不道歉，我就要告你。”
监督官马上让他的随从送来答复：“是你先对我不敬，我请你离开，你又不走。我别无他法，只好命令差役送你出去。他来之后叫你离开，但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他不得不把你弄出去。你要怎样，悉听尊便。”
我揣着这封回信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把事情从头到尾地告诉了我的哥哥。他很难过，但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我。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控告这位官员，他便把这情形告诉了他当讼师的朋友。碰巧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为了处理一个案子，从孟买来到了拉奇科特。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小律师，怎么敢去见他呢？于是便通过聘请他的那位讼师把关于此案的文件转托给他，请他指教。他回话说：“告诉甘地，这是许多讼师和律师都会遇到的事。他才从英国回来，年轻气盛，还不了解英国那些官员们。如果他打算在这里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把那封信撕掉，忍下这个侮辱吧。控告那位老爷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反而会毁了他。告诉他，他还不懂人情世故呢。”
这个忠告对于我无异于苦涩的毒药，但我不得不吞下去。我忍下了这个耻辱，也因此而获益。我告诉自己：“绝不再陷入这样错误的境地，绝不再这样滥用友谊。”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打破这个誓言。这次的打击也使我的生活历程发生了改变。
030 准备赴南非
去找那位官员无疑是个错误。但与我的错误相比，他盛气凌人的态度未免也太过分了。他没有必要驱逐我，我最多占用他五分钟的时间，只是他完全不想听我说的话，其实他大可以客气地请我走，可权力已把他迷醉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地步。后来我听说，这位英国官员完全不具备忍耐的美德，经常侮辱来访者，只要他稍感不如意，就会暴跳如雷。
当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他主持的法庭里开展，我不会同他和解，因为不愿意拍他的马屁。况且，既然我说过要控告他，就不甘这样沉默。
我开始在这个时候对小地方上的官场政治有了一定的了解。卡提亚华是由诸多小邦组成的，自然是免不了钩心斗角之争了。各邦之间、官吏之间的争权夺利是家常便饭。王公们都听信身边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像上次那位官员的听差，要被小心伺候着，而那位官员的文书作为他主子的耳目和翻译，则比他的主子还厉害。这位文书的话就是法律，他的收入比他的主子多，也许有点夸张，不过他的确不是靠拿薪水过生活的。
对我而言，这种气氛毒害身心，怎样才能不被沾染倒成了困扰我的难题了。
我深感苦恼，哥哥也察觉到了。我们都觉得，要是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就有机会离开这个钩心斗角的地方。因为如果不耍一点手段，想当上部长或法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且我和那位官员发生了冲突，要在本地继续执业是困难重重。
当时，波尔班达已属英国人管辖，我在那里还有一点工作可以做，就是替当地的王公争取更多的权利。为了解决佃农负担的地租过重的问题，我还得去见当地的一个行政官。尽管这位官员是个印度人，气焰比上次那个英国官员还嚣张。他很能干，可是当地的农民并没有因此得益。我或多或少给王公争得了一些权益，但佃农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而佃农们的苦难这样被漠视，这实在令我大为震惊。
我的工作令我相当失望。法官对我的当事人并不公道，可我又无法主持公道，顶多只能向政治监督官或省督提出上诉，但他们会以一句“我们不便干涉”便把我的上诉驳回。如果有什么规章条文可以管制他们的做法，我还有办法，可是在这里，官员的话就是法律。
我无限愤慨。
这时，波尔班达的一家弥曼（Moman）[51]商行给我哥哥写信，提出邀请：“我们是一家大商行，在南非有生意，正在那里打官司，涉及40000英镑。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很久了。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讼师和律师来帮助我们。如果你能让你弟弟过来协助我们，对我们彼此都有好处，他能够恰当地指导我们的顾问，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见见世面，结交新朋友。”
哥哥跟我商量这件事。我没搞清到那里只是从旁协助顾问，还是亲自出庭，但我愿意试试。
哥哥介绍给我去见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他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股东，最近才去世的。这家公司就是信上所说的商行。他向我保证：“这不是一件难事。我们有很多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就有机会认识他们。你的到来对我们铺子上的生意很有帮助。我们的大部分往来信件是用英文的，在这方面也需要你帮忙。到那里后当然你是客人，不会承担任何费用。”
“需要多长时间？报酬是多少？”我问道。
“不超过一年。我们负担你坐轮船头等舱的来回船票，另外付给你105英镑。”
这待遇不像是给律师的，倒像是给商店雇员的。但当时我真的很想离开印度，这是一个不该错过的好机会，可以去新的国家体验新的经历，而且那105英镑的收入可以寄给哥哥补贴家用。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准备赴南非。
031 抵达纳塔尔
这回去南非，并没有当年赴英国时所经历的那种离别之苦。母亲已经去世了，心中少了一份牵挂，现在我多少已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并且已经有了旅居海外的生活经验，而且从拉奇科特到孟买的来回奔波更是家常便饭了。
这一次我只是舍不得妻子，因为要离开她而难过。从英国回来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这时我们的爱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肉欲，但已经越来越纯洁了。回国后我很少和妻子住在一起，而且还当起了她的老师，尽管她不怎么关心，我还是帮助她做了某些改革，我们都觉得，要继续进行这些改革，需要有更多的时间相处，然而去南非的吸引力超过了别离的痛苦。我安慰她：“不到一年我们就能相聚了。”然后便离开了拉奇科特去孟买了。
到孟买后，我需要通过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代理人来购买船票，但舱位已经卖光了，而且如果不坐这一趟的话，我就得滞留在孟买。代理人对我说：“我们已想方设法去买头等舱船票了，可是怎么也弄不到。若你坐统舱，仍然可以被安排在餐厅就餐。”那时，我出门都乘头等车坐头等船，而且身为一名律师，怎么可以乘统舱？我拒绝了他的建议，还怀疑是他们故弄玄虚，我不相信他们买不到一张头等舱船票。得到代理人同意后，我设法自己去买船票。我直接登上轮船，找到了船上的大副。他坦白地告诉我：“平常并不是这么挤，因为这一趟的乘客中有莫桑比克的总督，所以所有的舱位都被订走了。”
“能不能给我腾个地方？”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笑着说：“还有一个办法：我的房间有一个床位，通常是不卖给乘客的，不过我打算给你。”我连忙道谢，通知代理人去买那张票。1893年4月，我满怀着期待，动身赴南非去碰碰我的运气。
航行十三天后，我们停泊在拉谟港口。我已经和船长成为好朋友了。他喜欢下棋，但完全是一个新手，特别需要一个棋艺更低的人做他的对手，因此他就邀请我一起玩。我倒是听说过怎样下棋，可是从来没有下过。精于此道的人常说，棋盘里有一片给人施展才智的广阔天地。船长主动教我，因为我很耐心，他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我每一次都输，于是他就更加热心地想要教我。我很喜欢下棋，但绝不沉迷，只在船上玩一玩，我对棋艺的理解仅限于移动棋子。
船在拉谟停泊了三四个钟头，我上岸去参观港口，船长也上岸了，他提醒我这个海港风浪很大，要我快去快回。
拉谟是个小地方。我去了邮局，很高兴在那儿见到了几个印度籍的职员，还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还见到了几个非洲人，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有兴趣，就了解了一下，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在船上认识的几个统舱的乘客也上岸了，他们想在岸上做饭，好好地吃一顿。我发现他们正打算回船上去，便一起搭上一只小艇。港口的潮水在涨，而我们的小艇又超重了。浪潮如此猛烈，这只小艇搭不住轮船的吊梯，一挨到吊梯，就被浪潮冲开了。此时，起锚开船的头一遍哨子吹响了，我很着急。船长在船上看见我们，下令延迟五分钟开船。大船旁边还有另一只小艇，是我朋友花了10卢比为我租的。这只小艇把我从那只超载的小艇上接过去。这时吊梯已经拉上去了，我只好拉住一条长索上去，轮船马上就起航了，其他乘客都被丢在后面。这时我才体会到船长的提醒是有道理的。
拉谟之后的第二个港口是蒙巴萨，然后是赞稷巴。
船在这里停泊的时间很长，达八九天之久，于是我们换了一条船赶路。
船长很喜欢我，可是这种喜欢的方式值得商榷。他邀请了我和一个英国朋友陪他上岸玩一玩，我们坐着他的小艇上了岸。我不知道“玩一玩”意味着什么，而船长也不知道我原是不懂此道的人。有一个掮客把我们带到某些黑人妇女的住处，每个人进一个房间。我站在房里，又羞又呆。只有天知道那不幸的女人是怎么看我的。她大概看出来我为人清白。起初我除了害怕外再也想不起其他事情，后来羞耻感终于消退了，谢谢神灵：我没有对那个女人动心。我讨厌自己的懦弱，并为自己没有拒绝走进房间的那种勇气而深感可悲。
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经历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本来清白的青年，恐怕就是因为这种错误的羞耻感而滑向了罪恶的深渊。我想如果我当时拒绝走进那个房间，我会更信任自己。感谢神灵，多亏他拯救了我。这件事坚定了我对神明的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教会我抛弃错误的羞耻感。
由于要停留在这个港口一个周，我干脆住到城里，成天四处溜达，增长了许多见闻。赞稷巴绿树成荫，印度只有马拉巴才能与之媲美，那些高大的树木和巨硕的果子使我感到惊奇。
过了赞稷巴便到了莫桑比克。5月底我们到达了纳塔尔。
032 若干经历
纳塔尔的港口是杜尔班，又叫作纳塔尔港。
阿布杜拉赛（Sheth）[52]来码头接我。当船靠码头时，我就观察那些上船来接朋友的人，发觉这里的印度人并不被人尊重。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那些认识阿布杜拉赛的人都很藐视他，这使我很难受，阿布杜拉赛却已习以为常了。盯着我看的人似乎都对我很好奇。我的服装有别于其他印度人，穿着长过膝盖的大礼服，头上却戴着头巾，很像孟加拉人戴的“普格里”（Pugree）[53]。
我被送到那家商行，安顿在阿布杜拉赛隔壁的一个单间里。我们彼此都不了解对方。他读着他弟弟托我转交给他的信，更不知如何是好。在他看来，他弟弟给他送来了一头很难伺候的白象。我的穿着打扮和生活作风看起来很像欧洲人，这让他颇为震惊。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可以给我做。他们的案子正在德兰士瓦进行，立即把我送到那里没有意义。那么他如何才能信任我的能力和人品呢？他不会到比勒托里亚去观察我办事，而被告都在比勒托里亚，他觉得被告很有可能对我施加不好的影响。如果不放心把有关这案子的工作交给我做，那还有什么工作可以交给我呢，因为别的职员都能干得好？职员们如果做错了事，还可以责备几句，要是我也做错了，那该如何是好？如此看来，要是不把与这个案子有关的工作交给我，那么，把我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实际上，阿布杜拉赛没有什么文化，但有丰富的经验。他很能干，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点特长。因为经常在工作中用到，他掌握了足够日常对话用的一点点英文，已足够他与银行经理或欧洲商人来往时自如地处理一切事务，以及向他的法律顾问陈述案情。当地的印度人都非常尊敬他。他的商行是当时那里最大的印度商行，或者说是最大的其中之一。他有许多长处，但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天性多疑。
他非常看重伊斯兰教，而且热衷于谈论伊斯兰的宗教哲学。尽管不懂阿拉伯文，但却颇为精通《可兰经》和一般的伊斯兰教文学。他善于旁征博引，能信手拈来各种例子。在和他来往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不少关于伊斯兰教的实际知识。当我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后，常常长时间地探讨有关宗教的问题。
我到了那儿两三天后，他便领我去杜尔班的法院，介绍我认识了几个人，还让我坐在他的法律代理人身旁。庭长一直看着我，后来还吩咐我摘下头巾。我拒绝了，离开了法庭。
我意识到，未来这里也有斗争在等候着我了。
阿布杜拉赛向我解释了在法庭上责令一部分印度人除下头巾的原因：那些身穿伊斯兰教服装的印度人可以戴着头巾，但是其他印度人便要照例除下头巾。
为使读者了解为何有这么一点多余的区别，我必须详细地做个说明。在这两三天之内，我已看出来这里的印度人分成了好几派。一派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还有一派是帕西人，都是当职员的。印度教徒职员，哪一派都不属，除非他们投身于“阿拉伯人”的那一派。帕西职员则自称为波斯人。这三个阶层彼此都有些社会关系。但是为数最多阶层的还是由泰米尔、德鲁古以及北印度契约工人和自由工人构成的。契约工人是指那些签了契约到纳塔尔来工作五年的工人，他们又叫作“吉尔米提亚人”，这个称呼是英文“协议”一词的变音。前面三个阶层和这个阶层之间只有生意上的往来。英国人把这些人叫“苦力”，而且由于大部分印度侨民属于这个阶层，于是所有印度人都被冠名为“苦力”或“沙弥”。“沙弥”是泰米尔文的后缀，放在很多泰米尔人的名字后面，其实与梵文的“史华密”是一个意思，即“主人”。如果有哪个印度人不愿意自己被称为“沙弥”，又有足够的胆识，他就会反唇相讥：“你可以叫我‘沙弥’，但你不要忘了‘沙弥’的意思是主人。我可不是你的主人啊！”有的英国人听了就算了，有些人却会生气，破口大骂印度人，甚至拳脚相加，对他而言，“沙弥”是污辱人的话，把它当作主人的意思，简直就是一种诬蔑！
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我被称为“苦力律师”，而做生意的人也就被称为“苦力商人”了。“苦力”这个字的原意就这样被淡忘了，成为所有印度人的普通称呼。穆斯林商人很讨厌这种称呼，他们声称“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声称“我是商人”，如果遇上的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英国人，便会向他道歉。
在这样的形势下，戴不戴头巾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一个印度人如果被迫脱下头巾，无异于忍受一场耻辱。我想干脆改戴英式的帽子得了，免得遭受这种耻辱，还可能引起不愉快的争论。
然而阿布杜拉赛却不赞成我的想法。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影响一定很恶劣。你将置坚持要戴印度头巾的人于何地？何况印度头巾很适合你。戴上英式的帽子，倒显得你像个餐厅的服务生了。”
他的话里夹杂着真知灼见，爱国思想和一点点褊狭的思想。其中的睿智显而易见，同时，如果不是出于爱国，他便不会坚持戴印度头巾；而那么轻蔑地提起服务生，正好反映了他褊狭的思想。印度契约工人包括了三个阶层的人：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最后一个阶层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印度契约工人的子女。在1893年，这个阶层的人就相当多了。他们穿英式服装，大多以在旅馆里当服务生为职业。阿布杜拉赛批评英式的帽子，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些人的服装。在旅馆里当服务生，被公认为是不体面的事。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我总体上是赞成阿布杜拉赛的话的。我向报馆投稿谈了这件事，坚决捍卫我在法庭里戴印度头巾的权利。戴头巾的问题在报纸上引发了争论，我则被媒体描写成一个“不受欢迎的造访者”。如此一来，我到南非不过几天，这件事便出乎意料地为我做了一回广告。有人支持我，也有人激烈地批评我的冒昧。
我旅居南非期间，几乎一直戴着印度头巾。至于在南非我何时和为何不戴头饰了，后面再谈吧。
033 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不久我便接触到了住在杜尔班的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我认识了法院的翻译保罗先生，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还认识了当时新教会倡办的学校的教员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1924年出访印度的南非代表团成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现在已经过世了。大概也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巴希·罗斯敦济（现已故）和阿丹吉·米耶汗（现已故），所有这些朋友，当时只是工作上的交往，与他们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往来，后来才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关于他们的情况，后面还要谈到。
正当我不断扩大我的社交范围时，商行接到了他们的律师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要充分准备好打一场官司，建议阿布杜拉赛亲自去比勒托里亚一趟，或是派一个代表去。
阿布杜拉赛给我看了这封信，问我愿不愿意去比勒托里亚。我说：“只有从你那里了解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以后，我才有应对的办法。现在我都不知道到那里去我要做什么。”他叫来几个职员向我说明了整个案情。
我开始研究这个案子，感到我需要从头学起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我曾去法庭见识过那里的工作情况。见到一个帕西律师盘问一个证人，问他不少关于账本所涉及的借贷问题，我一点也听不懂。无论在中学读书还是在英国留学时，都没有学过簿记。而我到南非来处理的这个案子，主要和账目有关。只有懂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解释其中的问题。那个给我讲案情的职员滔滔不绝地说着借方、贷方的内容，我却越听越糊涂。我不懂P.Note的意思，在字典里也查不到，只好请教那个职员，才知道P.Note原来指的是期票。我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认真加以研究。这倒使我增强了一些信心。我终于弄清楚了案情。阿布杜拉赛其实也不会记账，可是他有很多实践经验，能够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做好去比勒托里亚的准备了。
“你打算在哪里住？”他问道。
“随便你安排。”我说道。
“那么我就写信给我们那边的律师，他会替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给那边的弥曼朋友写几封信，不过我希望你尽量不要和他们一起住。我们的对手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如果他们中有人设法看到了我们的来往信函，会对我们十分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们来往，对我们就越有利。”
“你的律师叫我在哪里住，我就在哪里住，不然我就自己找个单独的住处，请放心吧。没人会知道我们的秘密。但是我倒是很想认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达成庭外和解。毕竟铁布赛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我提到的有可能解决这个案子的方法，多少令阿布杜拉赛感到意外。然而我到杜尔班已经六七天了，我们对彼此已经有些了解，我不再是所谓的“白象”了。
他说：“那好吧。能够庭外和解再好不过。我们都是亲戚，彼此都清楚对方的脾气，铁布赛不是一个轻易答应和解的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就会想尽办法钻我们的空子，一整到底。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关于这一点，请不必担心。”我说，“我无须和铁布赛说什么，也不必和其他任何人谈起这个案子。我只是建议他同我们达成庭外和解的共识，避免一场不必要的官司。”
我只在杜尔班待了七八天便离开了。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票，如果需要坐卧铺，通常要再付5先令。阿布杜拉赛非要我坐卧铺，但是出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5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赛说：“小心点，这里有别于印度。谢谢神灵，我们还花得起这点钱。只要是你需要的，请你不要舍不得花。”我谢过他，并请他不必担心。
晚上9点左右，火车抵达纳塔尔的省城马利兹堡。照例从这一站开始提供卧铺。有一个乘务员过来问我要不要卧铺。“不要，我自己有铺盖。”我说道。他便走了。跟着来了另一个乘客，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看我是“有色人种”，很不高兴。他马上走出车厢，带了一两个官员来。他们一言不发，后来又过来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转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头等车厢的票呀。”我说。
“那没用，”另一个官员道，“我跟你说，你必须去货车厢。”
“我告诉你，我在杜尔班就获得坐这个车厢的许可了，我会坚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官员说，“你必须离开这里，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把你推出去。”
“那好，你去叫吧。我绝不自动离开。”
警察果然来了。他抓着我的手，把我推了出去，行李也扔了出去，我拒绝去别的车厢，火车就开走了。我拿着提包走到候车室，把其他行李留在原地，交由铁路当局代管。
恰逢冬天，南非高地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那种寒冷难以形容。我的大衣放在行李箱里，但我不敢去拿，害怕又受到侮辱，我就坐在那里任凭自己发抖。房里没有灯，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搭讪，可我却没有心情跟他讲话。
我开始想到自己的职责。是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呢，还是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抛到一边，先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处理完这个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回印度是懦弱的表现。我个人所遭受还只是表面的痛苦，更深层的含义是那种沉重的种族歧视。如果可能的话，哪怕要遭受一些折磨，我也应当设法根除这个病根。我所寻求的无非是消除种族偏见罢了。
我决定搭乘下一班火车赶到比勒托里亚。
第二天早上我给铁路局长发了一个长途电报，一并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亲自去见那位局长。局长的解释是铁路当局的做法没有不妥，但也告诉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将我平安带到目的地了。阿布杜拉赛发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还有其他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去车站接我，给我适当的照顾。于是，那些商人便来车站接我，还把他们所遭遇的不平事都讲给我听以安慰我，说我碰到的事情在这里并不少见，还有，印度人坐头等或二等车厢出门，铁路官员和白人旅客一定会刁难他。就这样听着大家诉苦，那天就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给我定下了卧铺。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买下了在杜尔班时不肯买的卧铺票。
我乘火车到了查理斯城。
034 更多的磨难
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火车站，只有驿站，中途还要在史丹德顿过夜。
我手中有一张车票，尽管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票依然有效；何况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驿站的经理人发过一个电报说明了情况。
然而那个经理人想借故把我丢下，所以他一发现我是生客便说我的票已经失效了，我据理力争。其实他真实的想法不是因为没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因为我被当作所谓的“苦力”，又是个生客，那个被称为“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白人，认为我和白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合适的。马车驾驶座两边有两个座位，照例领班需要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而这一次他却坐在车厢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坐。我知道这种做法完全是不正当的，而且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最好还是忍了吧。我强坐到车厢里面去是不可能的，若是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把我丢下，这样便会再延误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即便我心里极为不满，还是不声不响地坐在车夫旁边了。
大约下午3点，马车到了巴德科夫。领班想坐在我的位子上吸烟，顺便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要了一块脏麻布，铺在驾驶座旁的脚踏板上，对我说：“沙弥，你来坐这儿，我要坐到车夫旁边。”这种侮辱太过分了，我忍无可忍，战战兢兢地对他说：“是你叫我坐在这儿的，本来我应当坐在里面，但是我忍了。现在你又要坐到外边吸烟，却让我坐在你的脚下。这我做不到，不过我倒可以坐回车厢里面去。”
当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讲时，领班走了过来，重重地给了我几个耳光，抓住我的胳臂，想拉我下车。我死命地拽住车厢的铜栏杆，即使断了腕骨，也绝不松手。那个家伙对我又骂又拖又打，而我始终不动声色。他强我弱，乘客们都看在眼里，有几个乘客同情我，禁不住嚷道：“伙计，由他吧。别打了。他说得对，不该受到指责。如果他不肯坐在那里，就把他放进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吧。”“我才不怕。”那个家伙叫道，可是似乎也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松开我的胳臂，又骂了我一顿，便把坐在驾驶座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叫过来坐在脚踏板上，自己又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待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继续赶下一程了。我的心急速跳着，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领班不时怒目相视，指着我厉声说道：“当心啊你，等到了史丹德顿，再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我坐在那里不吭声，只求神明保护。
天黑以后，我们到了史丹德顿。终于看见了几个印度人，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一下车，接站的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是来接你去赛伊沙的店的，达达·阿布杜拉给我们发过一封电报。”我自然放宽了心，和他们一起去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了。赛伊沙和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种种遭遇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后很难过，也把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说出来安慰我。
我要通知驿车公司的经理人整件事的经过。于是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发生的一切，并请他留意他的这位手下对我的恐吓，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一早继续赶路时，我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坐在车厢里。经理人是这样回信的：“从史丹德顿开始，我们会换一辆大一点儿的车，是由另外几个人负责的。你申诉的那个领班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这使我稍微放下心来。我本无意要控告那个欺负我的领班，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早上，赛伊沙派人送我上车。我得到了一个好座位，当晚平安到达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不过是个小村庄，而约翰内斯堡却是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发电报到约翰内斯堡，也给了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商店的店名和地址，那儿的人到驿站去接我，然而我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便错过了。于是我打算去住旅馆。我知道几个旅馆的名字，就租了一辆马车，请车夫送我去国民大旅馆。见到了旅馆经理，请他给我开一个房间。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客气地说：“非常抱歉，客满了。”还对我说了再见。我只好请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儿等我，他诚挚地向我问好。他听了我在旅馆里的经历，不由大笑起来：“难道你还梦想住进旅馆吗？”
“为什么不行？”我问道。
“在这儿住上几天你就知道了，”他说道，“只有我们能在这种地方生存下来，为了赚钱，必须忍受一些侮辱，就是这样。”接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的种种不幸遭遇讲给我听。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况，后文中还要谈到。
他说：“这种地方不适合你这样的人待。你等着瞧，明天去比勒托里亚，就只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尔还糟，头等和二等的车票是从不卖给印度人的。”
“大概你们在这方面也没有尽量进行持久的努力争取吧？”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也照例不愿意坐头等车厢、二等车厢。”
我找人弄了一份铁路规章看，发现里面是有很多漏洞的。德兰士瓦旧法令的文字表述本来就不算准确，铁路规章更是如此。
我对阿布杜尔·甘尼赛说：“我想坐头等车，如果买不到票，我宁愿租一辆马车到比勒托里亚去，路上总共也不过37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这样做既费时又费钱，但是他同意我坐头等车，于是我们给车站站长写了张条子。条子上说明了我是律师，出门一向坐头等车船。还说我需要尽快赶到比勒托里亚，因为来不及等他回信，我希望到站上当面和他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听他当面答复自然是别有意图的。我猜想书面答复很可能是个“不”，也许他对于“苦力律师”会有成见。于是我打算穿上最考究的英式服装去和他谈谈，尽可能说服他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我穿上大礼服，系着领带，来到车站，拿出1英镑放在柜台上，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是你写给我那张便条？”他问。
“就是我。要是你能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我将不胜感激。今天我必须赶到比勒托里亚。”
他笑了起来，和蔼地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荷兰人。我理解你的感受，也深表同情。我愿意卖给你车票，但有个条件：如果乘务员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请不要把我牵连进去。就是说，请不要控告铁路公司。祝你一路平安，看得出你是一位绅士。”
说完这些话，他便卖了车票给我。我谢过他，并给他必要的保证。
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为我送行。此事令他又惊又喜，但还是提醒我说：“只盼你能平安到达比勒托里亚。我怕乘务员不会放过你，即便他同意，头等车的乘客也不会答应的。”
我终于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出发了，到了日耳米斯顿，乘务员上来查票。看见我坐在那儿他非常生气，用手示意我转到三等车厢去。我给他看我的头等车票。他仍说：“这不算的，到三等车厢去！”
车厢里除我之外，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替我打抱不平：“你干吗要这样麻烦这位先生？难道你没看见他有头等车票吗？我不介意他和我坐在一起。”然后这位英国乘客又转身对我说，“你就在你原来的位置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乘务员喃喃地说：“要是你愿意和一个苦力坐一个车厢，干我什么事？”说完就走开了。
当晚8点左右，火车到达了比勒托里亚。
035 比勒托里亚第一日
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接我，因为来之前我已经承诺过不在当地印度人的家里住，所以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不料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到的那天是周日，派人来接我很不方便。当时我很为难，不知道该去哪里，又担心没有一家旅馆会收留我。
在1893年，比勒托里亚车站的情形和1914年时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灯光昏暗，旅客稀落。我一直在等所有的旅客都走光，想乘收票员稍微得空时我便可以把票递给他，顺便向他求教我能到哪个小旅馆或其他什么地方可以投宿。不然，我就只能在车站过夜了。应当承认，我连这么点儿事都不敢问他，是怕再受到侮辱。
等到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我把车票交给收票员，向他询问起来。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可是看得出来他帮不上忙。此时，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黑人和我攀谈了起来。
“这么说来，”他说，“你完全是一个生客，在这边没有任何朋友。如果你愿意，请跟我来，我带你去一家小旅馆，老板是美国人，跟我很熟，我想他会招待你的。”
我将信将疑，不过还是向他道谢，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带我到约翰斯顿家庭旅馆去，把约翰斯顿拉到一边说了几句，约翰斯顿同意让我住一晚，条件是：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
“我向你保证，”约翰斯顿说，“我没有种族歧视。但是我这儿只有欧洲客人，所以如果请你到餐厅去吃板，我的客人们可能会不高兴，甚至于离开。”
“谢谢你，哪怕只能住一晚，我也非常感谢！我现在多少了解了这里的情况，也能理解你的困难。叫我在房内用餐不要紧。希望明天我可以另做安排。”我说。
我被带进房间，独自坐在那里等晚餐，陷入沉思之中。旅馆里客人不多，我以为服务生很快就会把饭送来了，没想到约翰斯顿亲自进来了。他对我说：“我叫你独自在这里吃饭，实在是过意不去，因此我向其他的客人说起你，问他们介不介意请你到餐厅里吃饭。他们说他们不介意，并且说随便你在这里住多久，他们都不会介意。所以请你到餐厅去吃饭，还有如果你不嫌弃，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次向他道谢，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早上，我拜访了阿·伍·贝克先生律师。阿布杜拉赛曾大致向我介绍了一下他的为人，所以对他的热诚接待我并不感到惊奇。他很热情，颇为关怀地询问了关于我的一些情况。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一一向他说明了。接着他说：“我们已经请到了最好的顾问，目前这里不能委托你做律师的工作。这个案子拖很久了，也很复杂，所以想拜托你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与我相比，你和当事人的来往会更方便一些，今后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情况都要从你那里获得。这么做是最妥当的。我还没给你安排好住处，是想最好等见到你再做打算。这里种族歧视很可怕，所以替你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穷苦的女人，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我想她应该会收留你，她也可以因此而增加一点儿收入。走吧，我们带你去她那儿看看。”
他把我带到她家里，私下和她商量了一下，她果然同意了，食宿在内，每周35先令。
贝克先生除了做律师之外，同时还是一个坚定的平民传教士。他现在仍健在，而且早已不当律师了，专门从事教会工作。他是个有钱人，直到现在都还和我通信，谈论的都是同一个话题。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基督教是最好的，并认为如果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唯一之子和人类的救主的话，便不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我们初次见面时，贝克先生便开始探听我的宗教观。我对他说：“我天生就是印度教徒，但至今我对印度教的了解也很有限，对其他的宗教更是知之甚少。说实话，在宗教问题上，我并没有什么把握，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我想认真地研究一下自己的宗教，如果可能，也想尽可能地涉猎其他宗教。”
贝克先生听了我说的这一番话很高兴，他说：“我是南非宗教总会的董事之一。我自己出资盖了一座教堂，定期到那里布道。我本人没有种族歧视。我和我的几个同事每天下午1点钟都聚在一起，用几分钟的时间祈求和平与光明。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祷告。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同事，他们一定乐意见到你，而且我敢肯定，你也会喜欢和他们相处。此外，我还可以给你推荐几本宗教书籍读一读，自然喽，《圣经》是最重要的，是我特别向你推荐的。”
我谢过贝克先生，答应尽量按时去参加他们下午1点钟的祈祷会。
“那么我希望你明天1点钟来这里，我们一起去祷告。”贝克先生补充了一句，我们就道别了。
事实上，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地考虑这个问题。
我回到约翰斯顿先生那儿，付了房钱，便搬到新住处去，在那儿吃午餐。女房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妇人。她为我煮了一顿素食。没过多久，我便和这家人熟了起来。
随后我便去见达达·阿布杜拉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从他那儿我了解到旅居在南非的印度人所遭受的更多的苦难。他执意要请我住到他家里，我谢过他的好意，告诉他我已做好安排了。他一再告诉我凡有所需，只管告诉他。
这时天色已晚。我回到住处，吃过晚饭后便回房里躺下，陷入沉思。当时手头上并没有立刻要做的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向阿布杜拉赛反映了。我心想贝克先生为什么对我有这样的兴趣呢？我能从他的教友们那儿得到什么呢？我能对基督教研究到什么程度？怎样才能弄到印度教的典籍？我对自己的宗教还没有研究透彻，怎么能够正确地理解基督教？最后我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我应当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面对我碰到的一切事物，听从神灵的指引来对待贝克先生的团体；在我还没有深入透彻地了解自己的宗教之前，我不会信奉另一种宗教。
这样想着想着，我便睡着了。
036 与基督教徒的往来
第二天下午1点钟时，我去参加贝克先生的祈祷会。在那儿认识了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柯慈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场的每个人都跪下来祈祷，我也是。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愿向上帝请求各种各样的事情。通常都是祈求那一天平安度过，或是请求上帝开启他的心灵。
现在这些祈祷者们为我的福祉也加上了一段祷告：“主呀，请你为这位新加入我们的兄弟指引明路。主呀，请把你所赏给我们的平安也赏赐给他。愿使我们得救的主耶稣也救他。我们所祈求的这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在这种祈祷会上，并不唱赞美诗或播放其他音乐。每天为某件特别的事祈祷完后，大家便散去，各自去吃午餐，因为那时正是吃午餐的时刻。祈祷所花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赫丽斯小姐和嘉碧小姐都是上了岁数的未婚女士。柯慈先生呢，则是教友会的会友。两位女士住在一起，她们给我一个长期有效的邀请：每周日下午4点钟去她们家里喝茶。
每个周日我们都见面，我那时总是把自己一周来所写的宗教日记拿给柯慈先生过目，并和他就我所读的书以及这些书给我留下的印象进行讨论。而两位女士则常常叙述她们一些美好的经验和她们感受到的平安吉祥。
柯慈先生是一个坦诚坚毅的青年。我们常一起出去散步，有时他也带我去见其他基督教友。
等我们彼此关系更为密切以后，柯慈开始有选择地把书介绍给我读，到最后我的书架几乎堆满了他的书。他想用基督教的书使我充实，事实确也如此。出于一种纯真的信念，我答应他我会读完这些书，在读期间，我们还会加以讨论。
1893年我读了不少这一类的书。现在已记不住所有的书名了，其中大概包括贝克博士的《城市教堂评注》，皮尔逊的《确凿的证明》和巴特勒的《对比论》。有些书不知所谓，而有的我很喜欢，也有的我不喜欢。《确凿的证明》主要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来阐明许多支持《圣经》的依据，这本书对我没有多大的影响。贝克的《城市教堂评注》大多是道德上的激励，但是对一个对当时普遍的基督教毫无信仰的人来说，并无用处。巴特勒的《对比论》是一部精湛深奥、打动人心的著作，要反复读四五遍才能正确领悟其中的见解。我觉得作者的目的，是要把无神论者都转变为有神论者。对我而言，书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许多论点我都是赞同的，因为我早就度过了不相信有上帝的阶段。至于它关于耶稣是上帝的唯一之子，乃至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的观点，我依然无法认同。
但柯慈先生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对我关心十足。他看我脖子上戴着罗勒念珠串成的毗湿奴教项链，认为这是一种迷信，为此而难过。“这种迷信是不对的。来，让我帮你摘下这条项链。”
“不，千万不可。这是我的母亲送给我的圣礼。”
“可是你相信这个吗？”
“我并不了解它所代表的神秘意义。如果不戴它，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我绝不能摘下这条项链，因为这是母亲戴在我的脖子上的爱和一种信念，母亲以为它将庇护我。当它因为年久而自行耗损，终至断掉时，我也不会再去弄一条新的戴上。可是不能人为弄断它。”
柯慈先生并不尊重我的宗教，因此也不赞成我的理论，他期盼着终有一天能把我从愚昧无知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努力想使我相信，即便别的宗教有一点儿真理，如果我不全心全意地接受代表真理的基督教，是永远无法得救的，除非经由耶稣，否则我身上的罪恶是无法洗涤干净的，做多少好事也终归无用。他一边建议我读很多书，一边还带我认识了几个他认定的十分坚定的基督教友，其中有一个朋友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
柯慈先生帮我建立的这许多关系都很好。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教徒都是虔诚敬畏上帝的。然而当我和普鲁茅斯教友会接触时，其中一个教友却向我提出了一种令我始料未及的理论。
“你无法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伟大。照你说的，你生命里的每一个时刻几乎都用在忏悔自己的过失和改过自新的补救工作上。这种周而复始的行为怎会使你得救呢？你是永无宁日的。你也承认世人都是罪人。但请你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无须改过自新，却必会得救。我们怎么背得起如此沉重的罪恶的包袱呢？只有把负罪的重担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唯一纯洁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者，必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的无限慈悲。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将会替我们赎罪，我们就不会受到罪过的羁绊，我们必然是免不了要犯罪的。没有人在世活着而从无罪过。耶稣就是为此而受苦，并为全人类承受和救赎所有的罪过。
只有那些接受他伟大的救赎的人，才能够得到永久的平安。试想你的一生是多么惶惶不安，而我们则得到了永远平安的许诺。”
他的这番话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谦逊地说：“如果这便是所有的基督教徒所认定的基督教，恕我不能接受。我并不寻求对罪行的补救，我希望的是从罪恶本身，或不如说是从罪恶的念头本身得到拯救。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我宁可不要安宁的生活。”
那位普鲁茅斯教友接着反驳道：“我敢保证，你的努力无济于事。请再仔细考虑考虑我所说的话吧。”
这位教友真是言出必行。他不惜故意犯罪，借此向我表明他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安。但在我遇到这些朋友之前，就已经知道并非所有的基督教徒都相信这种救赎论。柯慈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敬畏上帝、心地纯洁的人，他也相信人可以自我净化。那两位女士也赞成这种看法。我所读过的书中有几本也是同样充满着这样虔敬的态度和观点的。所以，柯慈先生对于我前面那一次经历深感忧虑，但我反复向他说明：一个普鲁茅斯教友的歪曲之谈不至于使我对基督教产生偏见。
我的疑惑是在别的地方，也就是关于对《圣经》的看法及其已被人承认的解释。
037 设法与印度人联系
在更详细地讲述与基督教徒更密切的往来之前，我必须谈谈这个阶段的其他经历。
在比勒托里亚，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的地位和达达·阿布杜拉在纳塔尔的地位是差不多的。但凡公众活动没有他参与就不行，我到比勒托里亚的第一个周就认识他了，我告诉他我想联系上那里每一个印度人，了解一下那里印度人的情况，请他帮忙协助，哈齐汗欣然同意。
我的第一个行动是举行一次会议，召集比勒托里亚所有的印度人来参加，告诉他们德兰士瓦印度人的生活处境。会议是在哈齐·穆罕默德·哈齐·朱萨布赛的家里举行的，我是靠着一封介绍信结识他的。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基本上都是弥曼商人，只有少数的几个印度教徒，比勒托里亚的印度教居民也不太多。
这一次会上的发言，可以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公众演讲。讲演的主题是论商业活动的诚信，演讲之前，我已做好充分的准备。
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是不能讲诚信的。当时我就不认可这种观点，现在也是。到如今还有些经商的朋友说诚信和商业是无法并存的。他们认为，商业是实际的事情，而诚信则是宗教的事情，现实是一回事，而宗教又是另一回事，做生意没有纯粹的诚实可言，只有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在演讲中我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力图唤起商人的双重责任感：在国外经商诚信更是格外重要，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象征着他们亿万同胞的品行。
我发现同胞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身边的英国人比起来，很不卫生，我便提醒他们加以注意，还强调不必刻意区分诸如印度教徒、穆斯林、帕西人、基督教徒、古吉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苏尔特人等等的差别。在演讲快结束时，我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以便将印度侨民的苦处向有关当局反映。我承诺尽可能抽出时间为协会服务。看得出来，这次会议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发言结束后，大家便进行了讨论。有人表示支持我的说法，我很受鼓舞。听众中懂英文的很少，而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懂点英文知识是大有帮助的，我建议大家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英文。我给他们举例，即便是上了年纪的人，也能学会一种语言。我计划开办一个英文班，此外，我愿意为那些想学英文的人进行个别辅导。
后来英文班没有开成，但有三个年轻人表示愿意在方便时跟我学习，只是要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去上课。三人中有两个是穆斯林，第一个是理发师，第二个是职员，第三个是印度教徒，是一个小店员。我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对于自己的教学能力毫不担心，我的学生可能不够有耐心，但是我绝对不会。有时候到他们那里时，他们却正忙着做生意，可我并不会失掉耐心。他们都没想学得多深，不过有两个学了大约八个月以后英文大有进步，学会了用英文记账以及写普通的商业信函。那个理发师的水平仅限于学会招呼顾客。学习英文的结果是，三个人中有两个通过学习提高了收入。
我觉得那次会议的结果还算圆满，会中还决定每周或者每月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会议基本是按时举行的，大家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样一来，我几乎认识了当时住在比勒托里亚的所有印度人，对他们的情况都有所了解。这促使了我采取下一步行动，去见比勒托里亚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尽管他很同情印度人的处境，但他的影响力很有限。他答应尽力帮助我们，还表示在需要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此时，我还写信给铁路当局，告诉他们按着他们自己的规章规定，印度人所受的乘车限制是不公正的。我得了一封回信：只要是穿着得体的印度人，都可以买头等车票、二等车票。这回复远不能改变现状，因为怎样才算“穿着得体”，决定权仍然在站长的手上。
那位英国监督官让我看过一些关于印度人事务的文件。之前铁布赛也给我看过类似的文件。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印度人是如何残酷地被排斥于奥伦治自由邦之外的。
总之，在比勒托里亚的居留期间，使我有机会就德兰士瓦及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进行一次深入的研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研究对我以后的工作会有那么大的价值，因为，我原计划是，如果那个案子年前可以结束，年底就回国，或者更早一些。然而神灵却另有安排。
038 “苦力”
在这里详细描述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的生活情况是不合适的。如果有人愿意全面了解那里的情况，建议他读一读我写的《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可是，在这里简略地谈一谈还是有必要的。
由于1888年或者更早前颁布的一个特殊的法律，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如果他们想在那里留下来，就只能到旅馆去当服务员或者做一些其他类似的服务性工作，政府只给了一点象征性的补偿，就把做生意的全部赶走了。虽然商人们也请愿，也递申诉书，但徒劳无功。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部非常严苛的法律，并在1886年略有修改。根据修订过的法律，所有进入德兰士瓦的印度人都必须缴纳3英镑的人头税，除非是在专门划给他们居住的区域内，他们没有私有土地，也没有选举权，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专为亚洲人而立的特殊的法规而来，适用于有色人种的法律也适用于亚洲人。这些法律规定，印度人不得在公共人行道上行走，倘若没有通行证，不得在晚上9点以后出门。对于印度人而言最后一项规定是很偏激的。凡被称为“阿拉伯人”的印度人可享受一种优待，免受此限。如此一来，谁能享受优待自然全要仰仗警察了。
我吃过这两项规定的苦头。我常在夜间和柯慈先生外出散步，很少10点以前回家。如果被警察抓起来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柯慈先生比我想得多。他可以给他的黑人仆人发通行证，可是他怎么可以给我签发？只有主人可以给他的仆人发通行证。就算我要一张通行证，柯慈先生也愿意发给我，但他不能这么干，因为那是违法的。
于是，柯慈先生和他的一些朋友便带我去见当地的检察长克劳斯博士，原来我和他还是校友。得知我需要有一张通行证才能在晚上9点以后出门这件事后，他也很难过，向我表示同情。但他并没有给我通行证，而是给我一封信函，授权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出门，警察不得干涉，只要出门，我身上总带着这封信。不过我倒是从没用过这封信，这只能说是意外。
克劳斯博士请我去做客，我们后来成为朋友了。我偶尔也去拜访他，得以认识他名气更大的哥哥——约翰内斯堡的检察官。布尔战争期间，这位检察官因密谋刺杀一名英国军官，被军事法庭判处七年的徒刑，还被取消了律师资格。战争结束以后，他获释并恢复了名誉，重新获准在德兰士瓦当律师。
这些关系后来对我从事公众事务大有帮助。
关于使用人行道的规定，给我造成严重的困扰。那时，我常穿过总统大街到一块空旷之地去散步。克鲁泽总统的寓所就在这条街上，是一栋不带花园的、非常普通、不起眼的建筑物，同周围房子都差不多。比勒托里亚当地有很多百万富翁的房子都是花园环绕，要比他的豪华许多。克鲁泽总统之生活俭朴的确是有口皆碑。只有在他门前站岗的一名警卫能表明房子的主人是某某官员。平时我总是沿着人行道静悄悄地走过这里。
站岗的警卫是常常轮换的。有一次，一个警卫事先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甚至也没叫我离开人行道，便突然把我推到街上去。这使我感到惊慌失措，还没有来得及责问他，正巧遇上骑马经过这里的柯慈先生，他说：“甘地，我什么都看到了。如果你想去法院控告这个人，我愿意为你作证。看到你受到这样粗暴的侮辱，我很遗憾。”
“你不必难过，”我说，“这可怜的人知道什么呢？在他眼中，每一个有色人种都是一样。毫无疑问他对待黑人也像他对待我一样。我早已立意不为任何一己之利打官司，因此我不打算控告他。”
“你总是这样，”柯慈先生说，“可你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必须给这样的人一点儿教训才行。”然后他便对这个警卫加以申斥。警卫是布尔人，他们讲的是荷兰话，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最后，他向我道歉了，这原是没必要的，我早已宽恕他了。
此后我再不走这条马路了。还会有其他警卫来接替这个人的工作，还会做出同样的事来。我何必再吃这种不必要的亏呢？于是我换了另一条路散步。
这件事加深了我对印度侨民的处境的体会。见过英国监督官以后，我便和大家讨论，如果有需要，是否针对这一类的案子对规定进行一次控告。
因此我便深入地对印度侨民的苦难进行了研究，亲身去体验，读了很多材料，做了很多访谈。在我眼中，南非简直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能住得下去的国家，如何能够改善这种局面成为我越来越操心的问题了。
不过，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
039 准备打官司
在比勒托里亚的一年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获得了学习公众事务的机会和从事这些工作的能力。在这里，我的宗教信念转变成了一种活力。在这里，我作为一个资历甚浅的律师，向一位富有经验的律师学习，学到了真正的知识。也是在这里，我得到了一种自信，相信自己不至于做一个失败的律师。我获得了做一名成功律师的秘诀。
达达·阿布杜拉的官司牵涉40000英镑，算是个大官司。这桩案子是由商业交易引起的，所以涉及琐碎的大量账目。有一部分诉讼要求是根据已经交付的期票提出的，另一部分则是根据对方交付期票的承诺提出的。被告的辩护律师说这些期票是用不合法的手续得到的，而且缺乏充分的证据。这个微妙的案子涉及了相当多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请了最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因此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我负责给律师提供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利于他的案子的事实根据。我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观察我准备的材料有多少能够被律师采纳，又被舍弃了多少，同时也可以观察到主管律师准备的材料究竟有多少是由法律顾问采用的，我知道这种准备工作会提升我的理解力和强化我运用证据的能力。
我对这个案子怀有极大的兴趣，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我看过了关于这些商业交易的所有文件。我的委托人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也绝对信任我，这使我的工作方便得多。我认真地研究了簿记学。因为来往信件大部分是用古吉拉特文写的，通过翻译信函，我的翻译能力也大有提高。
尽管前面我已经提到，在宗教交流和公众工作上，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也投入不少时间在这些事务上面，但它们并不是我当时最主要的兴趣。我最主要的兴趣还是为打官司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我首先要做的是读法律书籍，必要时还要查法律案例。最后，恐怕连原告和被告都比不上我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因为两边的文件都在我一个人手里掌握着。
我想起宾卡特先生（现已故）说过：事实只占法律的四分之三。后来，南非著名律师李昂纳先生（现已故）充分地证实了这种说法。在我所负责的一个案子里，我发现尽管我的当事人的理由明显很充足，但法律似乎不利于他。无计可施之下，我便去请教李昂纳先生。他也觉得这个案子的事实依据是很充足的，他突然叫道：“甘地，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们集中精力关注一个案子的事实方面，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让我们深入到这个案子的事实方面去吧。”说完这些，他叫我回去就这个案子的事实依据做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再去找他。我回来重新审视了这个案子的事实依据，获得了新的看法，同时我甚至还在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和这个案子颇为类似的南非旧案例。我大喜过望，又去见李昂纳先生，告诉他一切。“对了，很好。”他说，“这场官司我们能打赢。不过我们还必须要弄清楚是哪个法官主审这个案子。”
当我准备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时，还不能充分理解事实的重要性。其实，事实就是真理，我们一旦追随着真理，法律自然就会站到我们这边。
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在事实方面是占优势的，因此，法律方面当然也是有利于他的。然而我也知道，官司继续打下去的后果只能是原告和被告双方两败俱伤，而他们既是亲戚又是同乡。谁也不知道这个案子何时才能了结。如果非要在法庭中弄个结果出来，可能会无限期地打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有可能，双方都希望早些了结这个案子。
我去见铁布赛，劝他找人来作仲裁，建议他去见自己的法律顾问。还向他提议，如果能找到一个双方都信任的仲裁人出来公断，这个案子便可迅速得到解决。即便双方都是大商贾，急速增长的律师费还是会令人吃不消。这个案子占据了他们过多的注意力，甚至使得他们丧失了做别的业务的时间，同时相互间交恶的程度也在增加。这个案子甚至于使我对这份工作感到厌恶，因为双方的律师和法律顾问都是不惜一切代价各自找寻法律根据来支持他们的委托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胜诉那方永远收不回因官司而破费的一切费用。根据诉讼费法规，双方要按固定的比例共同来承担法院的诉讼费，还要支付给律师高额的律师费。我对这官司的后果无法视而不见，我想我的责任便是使双方握手言和，尽全力也要促成他们和解。最后，铁布赛总算接受我的提议了。请来了仲裁人。双方在仲裁人面前申述案子，仲裁人当面裁决，结果达达·阿布杜拉获胜。
然而这结果并没有使我满意。如果我的委托人要求对方立刻赔偿所有的款项，铁布赛一定无法全数付清。而侨居南非的波尔班达弥曼商人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宁愿死也不能破产。要铁布赛一次全部付清37000英镑的讼费是不可能的。他绝不会少付1个铜板，但这样他就会破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同意铁布赛分期偿付款项。达达·阿布杜拉倒是慷慨地答应了，也给了铁布赛很长的还款期，对我而言，取得这个让步比促使他们同意仲裁还要困难。无论怎样，双方都很满意这个结果，也因此获得舆论的赞誉。我感到无比的快乐。我不仅学会了法律的真实的实践知识，也学会了体察人性之善良并深入人们的心灵。我明白了律师的真正职责是使反目成仇的双方言归于好。这个经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此后在二十年间的律师生涯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尽心尽力促使上百成千的案主私下和解。
这样做并未使我蒙受任何损失——甚至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更不必说精神方面了。
040 宗教精神的升华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我和基督教朋友们相处的经历了。
贝克先生越来越担忧我的前途。他带我去威灵顿大会。每隔几年新教派的基督教徒便举行一次像这样的大会，以对信徒们广施教化，或促使他们自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宗教维新或宗教复兴，威灵顿大会就属于这种类型。大会主席是当地著名的安德禄·穆莱牧师。贝克先生原本以为大会上催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与会者的笃诚热忱必将感染我皈依基督教。
他对于祈祷的信心坚定不移，也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祈祷上。他确信只要是热诚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听见。他举了好多例子，比如，布里斯托尔的乔治·缪勒就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祈祷，哪怕是世俗的需要，也需要靠祈祷来实现。我不带有任何偏见去倾听他阐述祈祷的功效，并向他保证只要我感受到呼唤，没有什么能阻拦我皈依基督教。做出这个保证时我是毫不犹豫的，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学会了顺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乐于顺从的。如果违背这种声音行动，对我而言不但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
我们一起去了威灵顿。带着像我这样的“有色人种”赴会，贝克先生实在是有些为难。有好多次，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而使他不便。碰巧有个周日，贝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不愿在安息日赶路，于是我们便在途中停顿了下来。费尽诸多周折后，车站旅馆的经理总算是同意留我住宿，但拒绝让我进餐厅吃饭。贝克先生也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他竭力为我争取身为旅馆客人的权利。我了解他的困难。到了威灵顿，我仍然和贝克先生住在一起，尽管他竭力掩饰他所遭到的种种不便，我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大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的集会，他们的诚心让我感动。我见到了穆莱牧师，也看到好多基督教徒为我祈祷。我喜欢他们唱的一些圣歌，非常好听。
大会开了三天，我充分理解也欣赏那些虔诚的教徒。然而我仍然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信仰而加入基督教。我无法相信只有基督教徒才能进天堂或是得到解脱。当我向这几个相好的基督教朋友坦诚地说出我的想法时，他们都很吃惊，也无可奈何。
我思想上的困惑尚不止于此。我实在无法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只有信仰耶稣才能得到永生。如果上帝有儿子，那我们都可以算作他的儿子。若是耶稣象征上帝或者他就是上帝本身，依此类推，所有人都可以象征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本身。理智使我无法信服字面上所说的耶稣是用他自己的死和血来救赎世界的罪恶。当它是个寓言，也许还有几分道理。此外，基督教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灵魂，而其他生物没有灵魂，所以对他们而言，死亡就意味着完全的毁灭，而我的信仰恰恰相反。我承认耶稣是个殉道者，有着强烈的牺牲精神，是个神圣的宗教导师，但却不能把他当成尽善尽美的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世人来说，固然是伟大的典范，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神秘或奇异的价值的话，我是无法认同的。其他宗教的信徒的虔诚生活没有给我的宗教体验，同样基督教也给不了。正如基督教徒所声称的那样，我在其他宗教的信徒中也曾看见过类似的宗教改革。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原理不高超。从牺牲精神来论，我认为印度教徒远胜过基督教徒。凡此种种，使我不能认同基督救是完美无瑕的宗教，更不能认同它是最伟大的宗教。
只要一有机会，我便把心中的想法讲给我的基督教朋友们听，然而他们的回答远不能令我满意。
尽管我不认为基督教是完美无瑕或最伟大的宗教，但是当时我也不并认为印度教就是最完美最伟大的。我对印度教的缺陷有深切的体会。如果不可接触制度（Untouchability）[54]是印度教的一部分，那就是腐朽的部分，或者说是毒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存在那么多宗派和种姓。说《吠陀》（Vedas）[55]是神灵所启示的，如果它们真是这样，为什么《圣经》和《可兰经》就不是呢？
不但基督教的朋友们在设法改变我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也在做这样的努力。阿布杜拉赛一直劝我研究伊斯兰教，一提到伊斯兰教的好处，他也总是说不完的。
我写信告诉赖昌德巴伊我的苦恼，还与印度其他的宗教权威们联系，并且得到他们的回复，赖昌德巴伊的来信使我平静了下来。他要我以更大的耐心再深一步地研究印度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若以冷静的眼光看待，平心而论，我相信其他宗教没有印度教那么博大精深的思想，没有它对于心灵深刻的洞察，没有它的仁爱精神。”
我买了一部谢礼译的《可兰经》来读，还弄到了其他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后来我还和住在英国的基督教朋友们联系上了，其中有一位朋友把我介绍给爱德华·麦特兰，我们开始通信。他寄给我一本他自己与安娜·金世福合著的《完美的道路》，这本书对当时流行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反面的批判。他又寄了一本《圣经新解》给我。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它们似乎是支持印度教的。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的心中》使我拜服，这本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书中所彰显的独立思考的见解、深奥的道德观念和求真的精神面前，柯慈先生给我的所有宗教书籍全都黯然失色，相形见绌了。
我所进行的研究就这样把我导向了基督教朋友们料想不到的方向。我和爱德华·麦特兰的通信延续了很久，和赖昌德巴伊的通信则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我读了赖昌德巴伊寄给我的几本书，包括《五业》《珍珠环》，华斯陀的《瑜伽论》中的《解脱章》，以及哈利班德罗·苏立的《妙见集》等。
尽管我走了与基督教朋友心愿相违的一条道路，但我永远感念的是他们唤起了我内心对宗教的向往。我将始终珍藏和他们往来的美好回忆。未来的岁月里，这一类甜美而神圣的联系不是越来越少的，而是在逐渐累积的。
04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了结了这个案子，我便没有理由继续待在比勒托里亚了。于是我赶回杜尔班，开始准备回国。阿布杜拉赛执意为我饯别，否则就不让我离开，他在西登罕为我举办了饯别宴会。
当时他们打算在西登罕消磨一整天。我在那儿顺便翻阅报纸，偶然在一张报纸的角落上看到一则题为“印度人的选举权”的新闻报道，文章称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一项法案，旨在剥夺印度人参选纳塔尔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我对这么一个议案一无所知。
我问了阿布杜拉赛这个问题。他说：“这些事情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只知道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你知道的，在奥伦治自由邦，所有印度人的生意都被取消了。我们很愤怒，可是没有用。况且我们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不中用的人。平常看报纸也不过是为了了解当天的市场行情等，哪里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一般是从这里的欧洲律师那儿打探消息。”
“可是这里有那么多生长在这里又受过教育的印度青年，难道他们不出手帮助你们吗？”我问。
“他们！”阿布杜拉赛失望地叹了口气，“他们从不屑与我们往来，而且说实话，我们更不想和他们打交道。他们都皈依了基督教，仰承白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说到底又得受制于政府。”
听了一席话，我的思路反倒被打开了。我觉得这一帮人也算是我们的同胞。就算信仰了基督教又如何？难道皈依了基督教就不再是印度人了吗？
然而由于我就要回国了，当时就迟疑着没有把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只是简单地对阿布杜拉赛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成为法律，那我们的处境会更为困难。这会是钉入我们的棺材上的第一枚钉子，它直接打中了我们民族自尊心的根本。”
“可不是嘛！”阿布杜拉赛附和道，“我跟你说一说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吧。本来我们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但是跟我们最要好的律师艾斯坎比先生——这人你也是认识的，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他是一个伟大的斗士，与码头工程师一向不和，他担心这个工程师会在选举中打败他。所以他就向我们说明了我们的处境，而相应地我们要在他的安排下全都登记为选民，投他的票。现在你该明白吧，对我们而言，选举权并没有你所看中的那种价值。不过我们理解你说的意思。那么，现在你觉得究竟该怎么办？”
其他客人也都在留意这席谈话，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们该怎么做？我看你退掉这张船票吧，在这儿多住上一个月，我们好照着你的吩咐去做。”
其他人纷纷赞成：“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赛，你一定要留下甘地。”阿布杜拉赛十分精明，他说：“现在不只是我留他了，你们都有权利留他。你们说得很对，我们大家一起劝他留下来吧。不过别忘了，他是一个律师，他的费用如何解决？”
提起费用，我很尴尬，我脱口而出：“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是问题。为公众服务是不能收费的。如果能作为一位志愿服务者，我可以留下来。不过你知道，我和这些朋友并不熟悉，如果你相信大家会团结起来合作的话，我就多住一个月。可是我必须要说一件事，你们不必给我什么报酬，但是如果我们打算将这种性质的工作进行下去，没有一点儿资金是运作不起来的。我们总要发电报，要印发资料，要派人出差，要向当地的律师咨询，而且由于我还不了解你们的法律，我还需要几本法律书籍来参考。所有这些事情都要花钱。而且这个工作显然不是一个人可以胜任的，需要很多人来帮忙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真主是伟大而仁慈的。钱会有的，人也有的，你需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你愿意住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于是这个饯别宴会变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我提议尽快吃完晚饭回家去。我在心里已经勾勒出了行动计划。我确认了那些选民名单上的人，决心再多住一个月。
就这样，神灵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础，并在我心中撒下了为民族尊严而斗争的种子。
042 定居纳塔尔
1893年时，纳塔尔印度侨民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是哈齐·穆罕默德·达达赛。从经济上说，最主要的人物是阿布杜拉·哈齐·阿丹赛，但是在公众事务上，阿布杜拉赛和其他人总是把主持大局的重任交给哈齐·穆罕默德赛。于是，在阿布杜拉赛的家里，我们召开了会议，会议由他主持，会上决定提出反对选举法的意见。
志愿工作者的登记工作也在进行中。在纳塔尔出生的印度人，大部分是皈依基督教的青年，他们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杜尔班法院的翻译保罗先生和新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也都出席了，他们还带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来参加会议，所有这些人都主动登记为志愿工作者了。
自然，当地许多商人都登记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穆罕默德·卡桑·康鲁丁赛、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齐和阿玛德·齐华，当然也包括巴希·罗斯敦济。担任办事员工作的有马尼克吉、约希、纳辛赫朗等几位先生，他们都是来自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以及其他大商行的雇员。当发现自己居然也参与了公众工作时，他们又惊又喜，这还是他们生平头一次受邀来参加这种工作。面对所有人都遭受的苦难，大家忘却了高低、贵贱、主仆的身份之别，忘却了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吉拉特人、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宗教种族的差别。所有的人都只是祖国的儿女和公仆。
那时这个法案已经通过，或者即将二读通过[56]。从议会上那些讨论发言来看，没有印度人反对这个不合理的法案，因而这个事实竟被当成印度人不配享有选举权的佐证。
在会上，我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说明。发一封电报给议会的议长就是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我们要求他对该法案延期做进一步的讨论。同时，我们还把同样的电报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议长很快给了答复，同意将这个法案延搁两天再议，这个消息让我们振奋。
准备提交给立法议会的请愿书已拟好了，这得誊写三份，此外还得多写一份提供给新闻媒体，还得尽可能征集更多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而所有这一切工作必须一夜之间完成。懂英文的志愿工作者和另外几个人忙了一个通宵。有一位写字漂亮的老人——阿瑟先生，负责誊写正本，其余抄本则由一个人来念，几个人来写，就这样五份请愿书同时写好了。商人志愿者们有的坐自己的马车，有的花钱雇马车出去挨家挨户征求请愿书上的签名。这个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请愿书也发出去了。有几家报纸刊载了请愿书，并发表有利于我们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给议会留下印象，并且引起了相关讨论。法案的支持者辩护了原议案，反驳了请愿书中的论点，显然这种辩护是很软弱无力的。然而最终这个法案还是通过了。
我们早就预料到必然是这个结果，可是因此而引发的激动情绪却给我们的团体注入了新的活力，给大家带来了坚定的信念：印度侨团是不可分割的团结的整体，为争取这个侨团的政治权利和商贸权利而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国务大臣是李朋勋爵。大家决定递交给他一份大请愿书。这个任务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我们又招募了一些志愿者，大家各有分工，共同工作。
我花了很多心思来起草这份请愿书，读遍了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我的观点集中在一个原则和一项权宜之计上面。我提出就像印度侨民在印度享有选举权，我们在纳塔尔也应该享有选举权。我呼吁当局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保留这种选举权，因为在纳塔尔，能够行使选举权的印度人究竟还是少数。
在两星期左右很短的时间里，我们便征集到一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到这么多人签名并不容易，尤其许多志愿者此前是完全没做过这种工作的。我们特别挑选出几个能干的志愿者来承担这项工作，因为大家决定除非签名者充分地了解这份请愿书，否则绝不勉强任何人签名。再加上有些村庄分布在很偏远的地方，如果没有一群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志愿者，是不能迅速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的。而他们确实做到了，全都积极地完成了分配的任务。当我提笔写到这几行时，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罗斯敦济、阿丹吉·米耶汗和阿玛德·齐华的形象又鲜明而生动地涌现在我的心上，他们是征得签名最多的几位志愿者。达乌德赛几乎整日不停地坐着他的马车四处奔走。所有的志愿者完全是出于爱而付出这样艰辛的劳动。他们中没有人索取报酬。达达·阿布杜拉的家立刻成为人们的大旅馆和公众的办公所。有很多受过教育的朋友过来帮助我工作，还有很多人需要在那里吃饭。所以每一个帮手都会有不少开销。
这份大请愿书终于递交上去了。我们还印了一千份散发出去，纳塔尔印度侨民的情况第一次被公诸于世。我把这份请愿书的复写本分寄给了我所知道的所有报馆和出版商。
《印度时报》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有力地支持了印度侨民的要求。同时我们还把几份请愿书的复写本寄给了英国各党派的报刊和出版社。伦敦的《泰晤士报》因此发文支持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开始对这个法案会被否决抱有希望。
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不可能离开纳塔尔了。印度朋友们联合起来，要求我长期住在这里。我说出了自己的难处。我早就打定主意不能依靠公众的开支来维持生活。我需要单独有一栋品质好地段好的房子，而要是一年没有300英镑，想租一个这样的门面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要印度侨团提供给我最低限度的律师业务，我就能够住下来，于是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大家。
“不过，”他们说，“我们宁愿你在从事公众工作中领取报酬，而且这笔钱我们可以轻易地募到。自然，这是你从事私人的律师工作之外应得的收入。”
“不，我不能因为从事公众工作而收取费用。”我说，“这项工作不需要做律师的才能。而我的工作不过是动员大家都来参加。我怎可因此收钱呢？何况今后我还要经常为公众工作而向你们筹集经费，如果我需要靠你们的捐款来维持生活的话，那今后我怎样向你们募集大笔款项呢？最后我们会寸步难行。再说，我还希望侨团每年为公众工作筹措超过300英镑的经费。”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很清楚你的为人了，我们相信你不会购置那些你不需要的东西。而且是我们要求你留下来的，难道我们不该承担你的开销吗？”
“你们能这样说，是出于你们的关爱和眼下的热情。但谁能保证这种关爱和热情会永远维持下去？身为你们的朋友以及仆人，我可能随时向你们诉苦，天知道到时候你们是否还是一样地爱护我。无论如何，我不能因为公众工作而收取任何费用。你们肯信任我，把案子委托给我办理，这已是对我十分信任了。这样的决定已经给你们增添了不少麻烦了。毕竟我不是一个白人律师，也不能肯定法院一定会支持我。况且我也说不准作为一个律师的我前景如何。所以即使你们聘我当法律顾问，可能也是冒风险的事。对我而言，大家肯把法律事务委托给我，就是付给我从事公共工作的报酬了。”这次讨论的结果是，有二十几个商人聘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为期一年。此外，达达·阿布杜拉用他原先打算在我走时送我的一笔钱，替我购置了必要的家具。
就这样，我在纳塔尔定居了。
043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
律师的工作曾经而且一直是我的次要职业。当时我必须集中精力做公众工作，毕竟这是我继续留在纳塔尔的目的。散发反对选举权法案的请愿书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坚持鼓动印度侨民起来抗争，要给殖民地国务大臣留下印象。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需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于是我便和阿布杜拉赛以及其他朋友一起商量这个问题，大家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公众组织。
为给这个新组织起个合适的名字，我花了不少心思，它最好不和任何特定的政党有所混淆。我知道在英国保守党中，“大会”这个名称的名声不太好，可是“国民大会”却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生命所系。我决定在纳塔尔加以推广。为了使大家敢于毫不犹豫地采用这个名称，我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理由，并建议将新组织定名为“纳塔尔印度人大会”。5月22日，我们的组织宣布成立。
那天，达达·阿布杜拉的一间宽敞的房子里挤满了人。大会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支持。会章很简单，但会费却负担很重。只有一个月交得起5先令的人才能成为会员。我们鼓励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人尽量多交一些会费。阿布杜拉赛每月交2英镑，他是最多的，还有两个朋友也交同样的数额。我想自己不能太落后了，决定每月交1英镑会费。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不过只要再节俭一些就没问题，而且神灵还在帮助我。后来，我们有了一大批每月交1英镑会费的会员，每月交10先令的人也在逐渐增多。此外，还有一些捐款，当然我们都满怀感激地接受了。
经验证明，单靠催收，谁也不会主动交纳会费。尤其是住在杜尔班以外地区的会员，要经常上门收取会费也不可能。看起来一时的热情很快就要消退了。即便是住在杜尔班的会员，如果不是再三催取，也不会主动交纳。
我是大会的秘书，因此收取会费便是我的工作了。我不得不专门雇一个文书全天专职收取会费。这位职员最后也非常厌烦这份工作，我觉得如果要加以改进这种状况，就得由月费改为年费，还得严格采取预先交纳的方式才行。在我的动员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大家都赞成把月费改为年费的提议，并规定每年最少要交纳3英镑的会费。如此一来，收取会费的工作大大地方便了。
从一开始我就懂得，不能靠借贷来开展公众工作。人们可以在大部分的事务上相信别人的诺言，只有金钱是例外。我从没见过谁抢着交纳会费的，纳塔尔的印度人也是如此。于是没有经费时我们便不开展工作，所以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从来没有负过债。
我的同事们对联系会员的工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这是他们感兴趣的一种工作，同时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经验。多数会员都愿意用现金来交纳会费。在偏远的内地村庄，由于人们不甚了解公众工作的性质，工作开展起来相当困难。不过我们还是常会接到来自远方的邀请，每一处的知名商人都很殷勤热情地接待我们。
但有一次，我们在这种类似的拜访中遇到了相当棘手的局面。我们希望那家主人捐助6英镑，可是无论说什么他也只答应最多给3英镑。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金额，别人就会仿效，那我们收费的有关规定就会受影响了。已是深夜了，我们都很饿。然而我们计划收取的费用还没有收到，怎么顾得上吃饭呢？好话说尽了，但主人的态度极为坚决，当地其他的商人都替他说话，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个通宵，双方都不肯退让。我的同事们都很愤怒，可是他们都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最后，天已破晓，主人让步了，交了6英镑的会费，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这事虽然发生在东卡特，但远至北海岸的史丹泽和内地的查理斯城都能感受到他的影响。这件事也促进了我们筹措会费的工作。
然而筹措基金并不是唯一的工作。其实我早有原则：钱不在多，够用便可。
我们通常是一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如果有需要，也有一周一次的时候。开会时照例要宣读上一次会议的记录，然后讨论各种问题。很多人没有参加公众讨论的经验，也不知道如何做简明扼要的发言。每个人站起来讲话时都有些犹豫。我详细说明了会议的章程和规则，他们都加以遵守。大家都意识到这对他们是一种宝贵的教育，后来有不少不习惯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的人，逐渐养成了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独立思考和公开发言的习惯。
在公众工作中，小的开支积少成多便会造成大的支出，于是从一开始，我便奉行节约，连收据也不铅印。我买了一架油印机放在事务所里，无论收据还是各种文件都采用油印。直到后来大会有了充足的经费，会员和工作量都有所增加了，才改为铅印。对每个团体而言，这种节约都是必要的，但我知道并不是每个团体都能做到。正因如此，从这个不断成长的小团体成立开始，我就提倡节约。
会员们交纳会费并不在意有没有收据，但我们总是坚持要开。所以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我敢说，直到今日，1894年的账簿还能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档案资料中完整无缺地查到。对于任何组织来说，妥善保存账目是必要的，做不到这一点，这个组织就会失去公信力，很难维持其原有的纯洁。
大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吸收了当地侨生印度人以及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参与其中来为大家服务。在大会的领导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了，绝大部分会员是这些受过教育的侨生印度青年。他们象征性地交纳一点会费，协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进行思想启迪，为他们提供与印度商人接触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整个侨团范围内的服务项目。同时协会还是一个辩论的场所，会员们定期集会，研读和讨论关于各种问题的论文，还建立了一个和协会有关的小图书室。
大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宣传。包括向南非和英国的英国人以及印度的人民宣传纳塔尔的印度侨民的真实情况。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为《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进行呼吁》，里面以大量的事实说明纳塔尔印度人的普遍状况。另一本为《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倡议》，用翔实的事实和数字概括了关于纳塔尔印度人选举权的发展简史。为了写这两本小册子，我研究了大量资料，付出了很多心血，结果令人欣慰。两本书都曾广为流传。
我们开展的这一切活动为南非的印度人赢得了很多朋友，并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深切同情，也为南非的印度人今后的斗争指明了一条明确的行动路线。
044 种族隔离
象征法庭的徽章是一架不偏不倚的天平，由一个公正、双目失明，但又睿智的妇女操持。上天有意使她双目失明，好使她公正裁判，不会以貌取人。然而纳塔尔法律协会却想让最高法院逆此原则而行，背弃法庭徽章的象征。
事情如下：我要申请去最高法院当律师，递交了孟买最高法院发给我的许可证。而我的英文证书是在孟买登记时就交存孟买最高法院备案了。这一次申请，我还需要附上两份品行鉴定，考虑到这两份证书出自欧洲人之手会更有分量，于是我就设法找到阿布杜拉赛介绍我认识的两个有名的欧洲商人给我开具这种证明。申请书必须通过一名法院的律师递上去，按照规定，如果由检察长提交是不收费的。当时的检察长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坎比先生。我去拜访他，希望他为我呈递申请书，他欣然同意了。
法律协会却通知我，我的申请被否决了，这使我颇为惊讶。他们反对的理由之一，竟然是我的申请书没有附上英文证书的原件。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在设定律师入会申请手续和规则时，他们未曾料到有色人种的律师有可能申请入会。纳塔尔的发展得力于欧洲企业，所以欧洲人在律师界占绝对优势。一旦接受有色人种加入，在数量上他们会逐渐超过欧洲人，那欧洲人苦心经营的法律保护屏障就要垮掉。
法律协会聘请了一名优秀的律师来支持他们的做法。因为这名律师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也有往来，他便托阿布杜拉赛传话给我，邀请我去看他。他很坦率地与我交谈，还问起了我的家世，这些我都一一作答。后来，他说：“我不想说那些反对你的话，只是担心你是一个殖民地土生土长的冒险家，而你的申请书未附原件一事也增加了我的怀疑。现在有不少人冒名使用别人的证件。还有欧洲商人为你开具的品行鉴定，我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他们了解你多少？你们之间的交情能有多深？”
“但是，”我说，“对我而言，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陌生，就连阿布杜拉赛也是来到这里后才认识的”。
“可你刚刚不是说你们是同乡吗？如果你的父亲做过那里的首相，阿布杜拉赛一定了解你的家族。如果你能让他写一份保证书，我绝对不会加以反对。到那时我自会向法律协会说明我无权反对你的申请。”
这一番话激怒了我，但我还是克制了。我暗想：“即使我附上了阿布杜拉赛的证明，还是会被拒绝的，那时他们可能只要欧洲人的证明。而且我申请入会和我的出身家世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出身贫贱或令人厌恶就不能加入律师协会吗？”然而我保持了镇静，泰然答道：“尽管我不认为法律协会有什么权利来了解这些细节，但我还是尽量准备，呈上一份你要求的保证书。”
阿布杜拉赛为我准备好了保证书，而且也及时送交给法律协会。他表示满意，但法律协会仍不以为然，并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反对我的申请，然而最高法院甚至没有传艾斯坎比先生出庭作答，便否决了法律协会的申请。首席法官宣布：“因申请人未附上原件而拒绝其申请的理由不充分。倘若申请人伪造证件，他将被起诉；倘若他被证明有罪，他会被除名。法律对于白人和有色人种并无差别。所以本法庭无权阻止登记人甘地先生登记为律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现在你可以宣誓了。”
我站了起来，在登记官面前宣誓。宣誓完毕后首席法官对我说：“现在你必须除下头巾，甘地先生。你必须遵守法院对于律师穿着的规定。”
我明白自己会受限制，为服从最高法院的命令，我除下了曾经在地方法庭上坚持不摘的头巾。这样做不是担心会被判为行为不合理，而是想保存力量来应付更大的斗争。我没必要为坚持戴头巾而把力气都消耗殆尽。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这样做是值得的。
阿布杜拉赛和其他朋友们对我的屈从（或者说是软弱）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我应当争取出庭时戴头巾的权利。我设法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有一句格言叫“入乡随俗”。“这句话很有道理，”我说，“如果是在印度，英国官员或法官下令叫你除去头巾，拒绝是对的；但在纳塔尔，作为这里法院的官员，若是我不尊重当地法院的惯例，就不对了。”
我用类似的说法平息了朋友们的情绪，但我知道，我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们从这个例子中接受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应变的处世之道。然而在我的一生中，对真理的坚持这一点已经教会了我懂得欣赏妥协的美妙。以后的生活中，我更是明白这种妥协的精神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必要的一部分。尽管它往往使我陷入险境，惹来朋友们的不满，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真理既坚如磐石，又美若鲜花。
法律协会反对我登记注册的举动，又替我在南非做了一次宣传。大部分报纸都在谴责他们的做法以及其中暗藏的嫉妒心理。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我的工作。
045 巴拉宋达朗
人们心中热诚而纯洁的愿望往往是可以实现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常常看到这一点得到证实。为穷苦的人服务一直是我的心愿，而这个心愿常使我置身于穷人中间，和他们心意相通。
尽管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包括了侨生的印度人和职员阶层，但是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却被排斥在外。这不是属于他们的组织。他们没钱交纳会费，不能成为会员。而大会只有为他们服务，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当时我和大会都还没做好准备去开展这项工作，有一个机会悄然而至了。我开始执行律师业务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而大会也还在草创阶段，一天，有一个穿着褴褛、手拿头巾、被打掉两颗门牙、满口鲜血的泰米尔人颤抖地跑到我跟前哭泣，原来他的主人毒打了他。我的一个文书也是泰米尔人，通过他的转述，我了解了这可怜人的全部情况。来访者名叫巴拉宋达朗，是杜尔班的一个有名的欧洲人家里的契约工人。主人对他发了火，不能自控，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还打掉了他两颗门牙。
我把巴拉宋达朗送到一个白人医生那儿，当时只能找到白人医生。我要医生开一张证明，说明巴拉宋达朗受伤的原因。拿到证明后，我直接带着伤者去找地方官，向他递交了起诉书。地方官读完起诉书，极为愤慨，当即发出传票传讯雇主。
使雇主受罚并不是我当时的愿望，我只是想要他还巴拉宋达朗自由罢了。我读过有关契约工人的法律。普通用人不报告主人就擅离职守，他的主人可以把他告上民事法庭，而一个契约工人这样做，情况完全两样，他的主人会把他告到刑事法庭上去，并被判监禁。所以威廉·汉特尔爵士认为契约工人制度几乎和奴隶制度一样坏。与奴隶相同，契约工人也是主人的私有财产。
当时只有两个解救巴拉宋达朗的办法：或是请求契约工人的保护人取消契约然后将他转给别人，或是请求他的雇主释放他。我拜访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并对他说：“我不想控告你而使你受罚。我想你也很清楚是你毒打了他。如果你同意将契约转给别人，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位雇主立刻接受了我的要求。然后我又去见保护人，他也同意了，条件是只要我找到一个新的雇主。
于是我便四处去找合适的雇主。新雇主必须是一个欧洲人，因为印度人不能雇用契约工人。当时我认识的欧洲人不多，我还是找到了其中的一个，跟他说明了情况，他十分慷慨地答应了雇用巴拉宋达朗。我非常感谢他的好意。地方官审判了巴拉宋达朗的原雇主，责令他将契约转给别人。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传到了每一个契约工人的耳里，而我则被他们当作朋友。我非常高兴能够建立起这种关系。于是契约工人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我的事务所，我则由此获得了绝好的机会去了解他们的喜乐哀愁。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激起的波浪所及，远至马德拉斯。从这个省份各地去纳塔尔的契约工人从他们的契约工人弟兄那里听说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本身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在纳塔尔有人维护契约工人的利益并且公开为他们工作的这个事实，使契约工人又惊又喜，感到鼓舞，充满了希望。
我已提到，巴拉宋达朗初次走进我的事务所时，手中拿着头巾。那情形显示了一种特殊的伤感，也表现出了印度人所受的屈辱。前面我已经叙述过自己被要求除下头巾时的情形。事实上，每一个契约工人和印度生客在访问欧洲人时，都被迫除下他的头饰，无论头饰是帽子、头巾还是缠在头上的披肩。甚至双手合十行礼的做法还嫌不足。巴拉宋达朗想当然地认为对我也应该遵循这种规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我顿时感到羞耻，马上要他缠起头巾。他照我的吩咐做了，虽然带点迟疑，但从他的脸上我可以看出欢喜之情。
我始终想不通的是，当自己的同胞遭受侮辱时，为什么竟然还有人自以为光荣。
046 三英镑人头税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使我得以与印度契约工人有所接触。然而，促使我去深入研究他们的恶劣的生存境况的，却是与那种企图向他们征收苛重捐税的行为做斗争。
1894年，纳塔尔政府准备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25英镑的年税。这项提案使我震惊。我将这件事提交纳塔尔印度大会讨论，大会当即决定组织必要的反抗行为。
首先，我得把这捐税的起因简要地介绍一下。大约在1860年，纳塔尔的欧洲人发现在当地大有种植甘蔗的发展空间，只是缺少劳工。因为纳塔尔当地的祖鲁人不适合做这种工作，所以若没有外来的劳工，是不可能种植甘蔗和发展制糖业的。于是，纳塔尔政府便和印度政府联系，获准招募印度工人，招募的方式是与工人签订工作五年的契约，期满后，契约工人可以自由在那里定居，并完全享有购买土地的权利。这些条件都是对工人们的诱饵，因为那些白人一心盼望着在契约期间印度工人充分地改进他们的农业。
然而印度人却带来了预期之外的更多的结果。他们在纳塔尔种植了大量的蔬菜，引进了大批的印度农作物品种，而使当地的品种变得便宜，还引进了芒果。他们开创的企业并不限于农业，他们还进入商界，买地建房，不少人从工人的位置一跃而成了土地和房产的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也纷至沓来，在此定居经商。阿布巴卡·阿穆德赛（现已故）就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他很快便拥有了规模宏大的生意。
这种局面，令白种人心怀戒备。最初他们欢迎印度劳工前来，却没有料到这些人竟有经商的本领。他们只能容忍印度人作为独立的农业者存在，而无法容忍他们成为商业上的竞争对手。
就此当地白人心中撒下了仇视印度人的种子，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这种情绪的滋长。我们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大不相同，我们生活简朴，小富即满，满不在乎关于清洁卫生的规定，不善于保持周围环境的整洁，不善于打造房屋的美观——所有这些，再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致使敌对的火焰愈燃愈烈。从剥夺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到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捐税，全都体现了这种敌对思想，除了立法外，还有一大批欺压印度人的做法早就开始了。
头一个提议是强行遣返印度劳工，如此一来，他们的契约期满时就在印度了。不过，印度政府大概不会接受这个提议。因此又有人提出其他提案：
一、印度工人契约期满时，必须返回印度；
二、若工人不愿回去，则每隔两年就要签一次新的契约；每签一次契约，涨一次工资；
三、如果工人不愿意返回印度，也不愿意签新的契约，就必须每年缴纳25英镑的捐税。
由亨利·宾斯爵士和马逊先生组成的纳塔尔代表团去印度谈判。当时的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虽反对征收25英镑的税款，却同意了征收3英镑的人头税。当时乃至现在我还是觉得这是总督的一个严重的失误。他在同意这种建议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印度人的利益。他根本没有责任向纳塔尔的欧洲人做出让步。在三四年的时间内，一个印度契约工人和他的妻子，再加上一个十六岁以上的男孩和一个十三岁以上的女孩，都得纳税。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每年要交纳12英镑的税款，可是做父亲的每月平均收入不超过14先令，这种重税残酷不堪，闻所未闻。
为反对这种重税，我们开展了激烈的斗争。若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还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的话，说不定印度总督连25英镑的税也会同意。从25英镑减少到3英镑，可能完全是由于大会所表达的不满所致。不过也许是我想错了，也可能是无论大会是否反对，从一开始印度政府就不赞成征收25英镑，而将其降至3英镑。总之，印度政府这一次失去了人心。作为印度福利的代表者，总督绝不该赞成征收这种不人道的捐税。
这种捐税已从25英镑降为3英镑，但大会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重大的胜利。反而为不能彻底捍卫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而抱憾，并一直决心要完全取消这种捐税，然而这个愿望却一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实现。它的实现不光是纳塔尔印度人，更是旅居南非的所有印度人共同斗争的结果。由于戈克利先生（现已故）打破了原先的约定，导致了最后的一次大规模斗争，印度契约工人全部参与了这次斗争，而当局断然开枪镇压，致使一部分同胞因此丧失了生命，一万多人被监禁。
然而真理最终取得了胜利。印度人所经历的苦难与抗争正是这种真理的表现。如果没有无畏的信念，没有伟大的耐性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胜利。假如侨团和大会都放弃斗争，顺命屈从交纳重税，还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印度契约工人将会继续承受这种可恶的捐税，直到今天也不会停止，那将带给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个印度永久的耻辱。
047 对各宗教的比较研究
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投入到为印度侨团服务之中，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我内心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我把服务当成自己的宗教，觉得只有通过服务，才能感受到神灵的存在。对我而言，所谓服务，便是为印度服务，这条道路是无须刻意寻求而自然出现的，我天性中就有做出这种选择的倾向。本来我去南非是为了旅行和逃避卡提亚华的政治纷扰，也是为了谋生。然而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却发现我自己走在寻找神灵和自我实现的路上。
基督教的朋友们勾起了我的求知欲，这种追求几乎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即便我想淡然处之，他们也绝不会让我安然懈怠。在杜尔班，南非传道总会的会长斯宾塞·华尔顿先生十分关注我，后来我几乎成了他家的一员。之所以能认识他，得利于我在比勒托里亚与基督教徒的交往。华尔顿先生和我有一种独特的相处模式。印象中他从不曾主动叫我改信基督教，然而他的生活像一本摊开的书一样呈现在我面前，我可以观察到他的全部行动。华尔顿夫人则是一位非常温柔能干的女性。我很喜欢这对夫妻为人处世的态度。我们非常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任何讨论也无法消除这种差异。不过只要有着互相容忍、博爱和追求真理的心态，这种差异的存在也是有好处的。我喜欢华尔顿夫妇的谦逊、毅力和对工作的热爱，实际上我们经常见面。
这种友谊使我对宗教的兴趣长久不衰。现在我已不可能像在比勒托里亚那样有一大把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宗教研究了。不过只要我一有空，我总会好好地利用时间。有关宗教问题的通信，一直继续着。赖昌德巴伊一直通过写信来指导我。这时，有一位朋友给了我一本纳玛达·尚卡的书《达摩维伽》。这本书的序言使我受益匪浅。我以前就听说过这位诗人过着豪放不羁的生活，序言中也谈到因为研究宗教，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些内容令我神往。我渐渐地爱上这本书，开始从头到尾专心地研读。我还喜欢读麦克思·缪勒的书《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和通神学会出版的英译本《奥义书》（Upanishads）[57]。这些书使我越发尊重印度教，并逐渐认识到它的优美精妙。我也并不因此而对其他宗教抱有偏见。此时，我也读了华盛顿·伊尔文的《穆罕默德的一生及其继承者》以及卡莱尔对穆罕默德这位先知的颂词。阅读增强了我对穆罕默德的敬仰之情。此外，我还读了《查拉图斯特拉语录》。
通过这种方式，我学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各种宗教的知识。宗教研究增强了我自我反省的能力，也使我养成了一有所得便付诸实践的习惯。于是，从研究印度教的书籍中了解到一些瑜伽（Yoga）[58]的内容，我便开始练习。但是我的进展很有限，于是打算回印度后找专家来指导。然而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我还专门深入研究了托尔斯泰的著作。他的《福音书概论》《怎么办？》和其他几本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些书中，我开始更深入地意识到实现博爱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大约在这时，我与另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有了往来。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我每周日都去卫斯理教堂做礼拜。那段日子，他们总是邀请我去吃饭。那个教堂留给我的印象并不佳，布道者所讲的内容平淡无味，会众似乎不那么虔诚，没有那种特别浓郁的宗教气氛。他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世俗的人，之所以上教堂做礼拜，无非是消遣或是出于一种习惯。有时我坐在那里，会不由自主地打瞌睡，虽然觉得惭愧，但是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我的心情就放松多了。这样做不大好，不久后我便不再去了。
后来，我和那个每周日都去拜访的家庭的关系突然破裂了。其实，是主人警告我不要再去他们家了。事情是这样的。那家的女主人是一个善良而单纯的女性，但心胸狭窄。我们时常讨论宗教问题，当时我正在重读安诺德的《亚洲之光》，于是，有一次讨论时，我们把耶稣和佛陀的生平拿出来作了比较。我说：“看乔达摩（Gautama）[59]是多么慈悲！他的慈悲并不只对人类，而是推广到一切生灵身上。当我们一想到那快乐地蜷伏在他肩头上的羔羊，心里能不充满了怜爱之情吗？可是人们在耶稣的身上，却看不到有这种对于一切生灵的爱。”这个对比令那位善良的夫人伤心。当然，她的感情我可以理解。我打断了这个话题，和她一同去进餐。她不到五岁的儿子——一个天使般的孩子，同我们一起吃饭。和小孩子们在一起，我最开心不过了，而我早就和这个孩子成为朋友了。我调侃他盘子里的那块肉，而尽情赞美我自己的苹果。天真的孩子被我说服了，站在我这边一起称赞水果的鲜美。
然而做母亲的呢？她开始忧心忡忡了。
我受到了警告。于是纠正了言行，改变了话题。下个周日我像往常一样去她家，但是心里有点惴惴不安，我没有领悟到我不该再去了，只是觉得不去不太好。不过，这位善良的夫人解决了我的矛盾。
“甘地先生，”她说，“请不要见怪，我有几句非说不可的话。我的儿子和你接触没有什么好处。每天他总是迟疑着不肯吃肉，只要水果，还拿你的道理来提醒我。这就太过分了。如果他不肯吃肉，就算是不生病，也一定会越来越瘦弱的，这我怎么受得了？今后你的那些观点只能和我们大人讨论，那些对孩子是有不良影响的”。
“夫人，”我答道，“很抱歉。我理解做父母的心情，我也有儿女。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结束这种不愉快。我对饮食的选择当然比我说过的话更容易影响这个孩子。所以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我以后不再过来打扰你们了，自然，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
“谢谢你。”她说，显然她松了一口气。
048 管理家务
对我而言，居家过日子并不是什么新的体验。不过我在纳塔尔的住所还是不同于我在孟买和伦敦的家。这一次，有一部分开销完全是为了体面。当时我认为必须有这样一个住所，以和我作为纳塔尔的印度律师和代表的身份相称。于是我在一个高档社区找了一栋漂亮的小房子，还配置了一套合适的家具。伙食很简单，但由于我常请英国朋友和印度的同事们来家里吃饭，所以家中的开销一直很大。
每个家都需要好用人。可是我从不知道怎样把一个人当成用人去使唤。
我有一个朋友和我同住，也是我的帮手。还有一个厨子，他也成为这个家的一员。还有事务所的几个文书，也和我同吃同住。
我原以为我有不少这种成功的体验了；但是不愉快的生活体验还是会存在。
我的同伴是很聪明的人，我以为他是诚实的，可是恰恰被他骗了。他对一个常跟在我身边的文书心怀嫉妒，就编造了一个严密的罗网，使我怀疑那文书。这位文书朋友有很强的个性，他察觉到我在怀疑他，很快便离开了我家以及事务所。为此我很难过，觉得可能是我对他不公，于是良心上很过意不去。
刚好这时，厨子因为有事需要请几天假。他不在的那几天，需要找别人来顶替。这个新来的厨子来了不过两三天，就发现家里有人背着我偷偷干些不正当的事，他决定提醒我。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容易信任别人又待人率直的人。所以新厨子发现这点之后，更是震惊。每天中午1点钟，我都从事务所回家去吃饭。有一天大约12点钟，厨子气喘吁吁地跑到事务所来对我说：“请你马上回家一趟，你会大吃一惊的。”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问，“你得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呀！否则这个时候我怎能离开事务所回去呢？”
“要是不回去，你会后悔的。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他相当坚持，我便立即在一个文书和这个厨子的陪同下回家了。厨子走在前头，带我直奔楼上，指着我同伴的房间说：“打开门，你就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我敲门，却没有人应！我使劲地敲，几乎连墙壁都开始晃了。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妓女在里面。我要她马上走开，永远不许再来。
我对那个同伴说：“从此刻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我像个傻瓜一样一直被你欺骗，你就是这样利用我对你的信赖吗？”
他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威胁说要去揭发我。
“我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我说，“尽管去揭发，但是你得马上离开这里！”这更使他恼羞成怒。我无计可施，只好对站在楼下的那位文书说：“请通知警长，说与我同住的某个人有不正当行为。我不愿意他继续待在这儿，可他不肯走。请他们派人来帮帮忙，我十分感谢。”
他看出我是很认真的，有过在先，于是他不敢再嚣张，赶紧向我道歉，请求我不要叫警察，他会立即离开，然后照做了。
这件事的发生，算是对我的一次及时的警告。直到那时，我才清楚地知道我是如何被这邪恶的人彻头彻尾地蒙在鼓里的。当初我收容他，是好心办了坏事，无异于缘木求鱼。早听说他品行不好，我却依然相信他对我是诚实的，试图改造他，结果却几乎毁了自己。我把许多好朋友的警告抛诸脑后，蒙蔽在对他的过度信赖之中。
如果没有这个新厨子，我还被蒙在鼓里，说不定在这个同伴的影响下，甚至不能够在当时已经开始了的轨道上过正常的生活。我会一直浪费时间、精力在他身上，他就会有机会置我于黑暗之中，把我引入歧途。
然而和以往一样，神灵再次拯救了我。我有的是纯洁的动机，所以虽然犯了错误，还是能够得救。这一次早年的生活经历为我的未来彻底地敲响了警钟。
这个新厨子可以说是神灵派来的使者。他不会做饭，而且作为一个厨子，他也不会长期住在我家。但是除他之外，没有别人让我看到真相。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妓女来我家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以前她常常来。其他人都不如这个厨子有勇气，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很信任那个同伴，几乎到了盲目信任的程度。恰如事实所表明的，这个新厨子是专为这件事情而来的，因为那件事以后，他马上提出离开。
“我不能住在你家里，”他说，“你太容易上当，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让他走了。
到那时，我才发现，向我进谗使我怀疑那个文书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品行不端的同伴。后来我竭力设法弥补对那个文书的不公正对待，但始终不能完全令他满意，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无论怎样弥补，裂痕终归是裂痕。
049 回国
到现在，我旅居南非已达三年之久了。对当地人有了不少认识，而他们对我亦有所了解。1896年我申请假期回国半年，因为我明白以后自己可能就要久住在那里了。我已在南非建立了颇为良好的业务基础，而且当地的印度人也需要我留在那里。所以我决心回国接妻儿来这边定居。同时我还打算，也许回国期间还能做一点公众工作，引导公众舆论对南非印度人的境遇给予更多的关注。3英镑人头税是印度人一个已经公开了的伤口，除非彻底废除，否则当地的印度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走之后，由谁来负责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以及教育协会的工作呢？我想到了两个人：阿丹吉·米耶汗（现已故）和巴希·罗斯敦济。现在可以从商界中找到很多工作人员，但是能在常规工作中执行秘书职务，并又受到印度侨团尊敬的，非他们两人莫属。秘书当然需要具备一定的英文知识。我向大会推荐了阿丹吉·米耶汗，大会同意了。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阿丹吉·米耶汗以他的坚忍宽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令大家都感到满意，而且也证明了：从事秘书一职并不一定非要是具有律师资格或受过英国高等教育的人。
大约在1896年，我搭乘开往加尔各答的轮船“彭戈拉”号回国。
当时船上乘客不多，其中有两个英国官员曾和我有过密切的往来。我每天都和其中的一个下一小时左右的棋。后来，船上的医生送给我一本《泰米尔文自学入门》，我便开始学了起来。以我住在纳塔尔的经验，我需要掌握乌尔都文的知识，才能够和当地穆斯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应当学会泰米尔话，才能够与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更密切的往来。
应与我一起学乌尔都文的一位英国朋友的要求，我在统舱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乌尔都文老师，这样学下来，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位英国官员的记忆力比我还好，对生词过目不忘。而我却时常觉得乌尔都文字连辨别都很难。尽管我坚持不懈地学习，但始终赶不上那位官员。
至于学泰米尔文，我倒是进步神速。当时在船上找不到这方面的老师帮助，幸而《泰米尔文自学入门》是一本好书，我觉得自学也可以学会。
本打算到了印度后，继续这样学习，不过真是不行了。1893年以后，大部分书都是在监狱里读的。对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学习确实有些进步，不过都是在狱中下的工夫——在南非的各个监狱中学习泰米尔文，在耶罗弗达狱中学习乌尔都文。但我一直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话，而且通过自学得来的那点儿知识，由于缺少应用，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不懂一点儿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绝对是个障碍。旅居在南非的德罗维达人（Dravidians）[60]对我的深厚情谊，至今仍记忆犹新。每逢遇见一个泰米尔或德鲁古朋友时，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来他在南非的诸多同胞的信仰、毅力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而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文盲，妇女不识字的固然很多，男人不识字的也不在少数。南非的斗争就是为了维护不认字的战士，是为了穷人而斗争，而穷人也都参与了这种斗争。不过，不懂得他们的语言绝不会妨碍我赢得这些单纯善良的同胞们的心。他们会讲几句不太流利的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61]或英语，因此我们在一起工作并没有什么困难。然而我还是想学会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来报答他们的眷爱。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学泰米尔文小有所成，但是德鲁古文，虽然在印度学过一点，但只限于字母。现在恐怕我永远学不会这两种语言了，因此唯有希望德罗维达人能够学会印度斯坦语。旅居南非的德罗维达人中，虽然不会说英语的那些人的确会讲点印度语或印度斯坦语，但是讲得很蹩脚。而那些会讲英语的人却不愿意学印度斯坦语，仿佛懂得一点英文倒成了他们学习本国语言的阻碍了。
我把话扯远了。还是继续讲完我的航程吧。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彭戈拉”号的船长。航行中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这位好心的船长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会员。我们的谈论涉及的精神性话题远多于航海生活。他把道德和宗教信仰明确地分成两个部分。对他而言，《圣经》的教诲如同儿戏，它的优雅之处就在于它的质朴。他只会说，让所有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去信仰耶稣以及他所作的牺牲吧，他们的罪过必定是会被救赎的。很自然地，这位朋友勾起了我对比勒托里亚普鲁茅斯教友会的记忆。我们一直争论的话题，是关于宗教是否强加给人们道德上的束缚。为什么我不可以吃肉呢？吃牛肉又有什么呢？上帝创造的所有下等动物，不就是为了让人类享用吗？举例来说，上帝创造植物世界的目的也是如此。这些问题不免把我们卷入对宗教的争论中去。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坚持自己的见解：宗教和道德是二位一体的。而船长持相反的意见，同样也深信不疑。
航行二十四天之后，愉快的旅程结束了。欣赏过胡格利河的美丽景色后，我在加尔各答上岸，并于当天搭火车前往孟买。
050 在印度
前往孟买途中，火车在阿拉哈巴停留了四十五分钟。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城里逛一逛，还得去药店买点药。药剂师还在半梦半睡之中，配药时慢慢吞吞的，导致我赶回车站时刚好火车开走了。原本站长好心为我延缓了一分钟，但还没见我回来，只好周到地叫人把我的行李拿下火车。
我在当地的克尔尼旅馆住了下来，决定就在这里做一点工作。我曾听人说起过关于阿拉哈巴的一家报纸——《先驱报》的诸多情况，也知道这家报纸是站在背离印度人民意的立场。我记得当时小吉士尼先生是该报的主编。我为了争取到各方面的帮助，便写了一张便条给小吉士尼先生，向他说明我如何误了火车，希望跟他约个时间谈一谈，使我可以在第二天离开。他当即答应了，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倾听了我的意见，答应在《先驱报》上报道我写的任何作品，但声明他不可能赞成和支持印度人的所有要求，因为他必须要在报纸上给予殖民者的观点以充分的篇幅和应有的分量。
“这就够了，”我说，“只要你答应在你的报上研究有关问题并加以讨论。我所要求和希望的，不过就是我们所应得的最基本的正义罢了”。
那天，我把其余的时间都花在参观雄伟壮丽的三河汇合处（Triveni）[62]，并计划着手头的工作。
这一次与《先驱报》主编的意外谈话，为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笔，这些事件最终导致我在纳塔尔受到了刑罚。
我没有在孟买逗留，而是直接回了拉奇科特，开始准备写一本关乎南非局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花了大约一个月的工夫。它的封面是绿色的，此后便以“绿皮书”著称。在这本小书中，我有意识地描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受压制状况的景象。文笔比前述那两本小册子温和许多，因为我知道远道传播的事实可能会显得像夸张之词。
这本小册子共计印了10000份，寄发到印度各大报纸和各派的领袖人物手中。《先驱报》率先刊登了关于这本小册子的评论文章，由路透社摘要后发到英国，接着又由伦敦总社摘要后发到纳塔尔。这份电讯登出来不过三行，尽管内容简要，却夸大了我对印度人在纳塔尔的生活境遇的描述，而且根本没有引用我的原话。以后我会说明这件事在纳塔尔造成的影响。同时各大报纸都大加评论了这个问题。
要寄出去这些小册子不是容易的事，雇人包装也很费钱，不过我想到了一个更简便的办法。我把当地的儿童都集中起来，请他们每天早上没有课时志愿劳动两到三个小时。他们都乐于接受，因为我答应把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作为奖励。很快他们就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初次体验招募儿童为志愿工作者，其中有两位小朋友已成为我今日的同事。
那时孟买爆发了瘟疫，周围地区的人们都惶惶不安，担心拉奇科特同样不能幸免。我觉得我进卫生部门可能会起点作用，便向政府提交了我的申请，政府接受了申请，并委派我去负责这项工作的委员会工作。我特别强调厕所清洁这一问题，委员会决定检查每条街道的厕所。贫苦人家并不反对我们的检查，而且还按照我们的建议去改进他们的清洁卫生状况。然而当我们去检查大户人家时，有的竟然拒绝我们进去，更不必谈接受改进意见了。我们普遍的结论是：大户人家的厕所比穷人家的还要脏。他们的厕所阴暗污秽，臭不可闻，蛆虫横生。我们提的改进意见很简单：用桶来盛粪便，免得遍地都是粪便，拆除厕所的隔墙，使厕所里有充足的光线和空气，也便于清扫。这些人家提出了无数反对这些建议的理由，很多人置之不理，根本不去执行。
此外，委员会还必须要检查“不可接触者”居住的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个成员愿意同我一起去看看。其他人认为去那种地方本身就很荒谬，更不必说还要检查他们的厕所了。但是对我而言，去看看这些地方倒是一件意外之事，令人又惊又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观这一类地区。那里的男男女女看见我们来了都相当惊异。我请他们带着我们去检查他们家里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讶地叫道，“我们都是到外面的空地上方便的。只有你们大人物才有厕所。”
“那么，不介意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屋子吧？”我问。
“十分欢迎，先生。你们尽管随便检查我们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住的算是什么屋子，不过是洞穴。”
我进屋一看，很高兴看到屋里和屋外一样干净。过道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都用牛粪涂抹得整洁美观，少数几个罐子和盘碟也洗刷得闪闪发亮。根本不必担心这种地方会有瘟疫爆发。
而在有钱人家的住宅区里，我们曾见过的一个厕所，不得不让我在这里多写几句。那家的每个房间都有一条小沟，水和尿都排到小沟里，所以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臭味。其中有一栋屋子有一层带楼的寝室，屋里的小沟被用来排泄大小便。这条小沟又有一条管子直通楼下。所以，整个屋子臭不可闻，而住在里面的人如何能睡得着，只有凭读者去想了。
此时，委员会还检查了毗湿奴教徒膜拜的哈维立神庙。哈维立神庙的住持和我的家庭关系很好，因此他同意我们随意检查以及提出任何改进意见。哈维立神庙中有一个地方连他自己都没有去过。人们常常从墙外扔到这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作为餐盘用的叶子，于是这里便成了乌鸦和老鹰的栖集之所。庙里的各个厕所自然也是很脏的。我在拉奇科特待的时间并不长，因此这位僧侣究竟采纳了多少我们的意见，我不得而知。
当看到一个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居然是这样糟糕时，我心里很难过。毋庸置疑，人们都希望一个神圣的地方要非常重视环境的清洁卫生。据我所知，即便在当时，许多宗教经典的作者对于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洁净是同样看重的。
051 两种热情
很多人难以像我这样对英国宪法无比忠诚。现在我明白我对真理的爱的根源就是这种忠诚。我不可能假装有忠诚或是别的什么美德。我在纳塔尔参加的每一个会议，没有一次不和大家一起唱英国国歌的。我并非不清楚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总体来说，我可以接受。当时我相信英国人的统治在整体上对被统治的人民是有好处的。
我在南非看到的种族歧视，的确与英国人的传统背道而驰，而我相信那不过是暂时的或是存在于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同英国人一样，争相效忠于英王，谨慎地坚持学唱“国歌”，只要有人唱起这首歌，我也跟着一起唱。遇到有机会表达忠诚的时刻，我总会毫无矫饰地参加。
一直以来，我从来不曾滥用过这种忠诚，也从没有想过要借忠诚达到自私的目的。对我而言，忠诚是一种不求报偿的义务。
回到印度那时，举国上下正在筹备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拉奇科特也为此事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获邀参加。虽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但内心怀疑这种庆祝恐怕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我果真发现其中有很多骗局，相当难过。我开始扪心自问是否还该留在委员会工作，最后我决定：只要尽好本职，我就心满意足了。
庆典活动中有一项倡议性活动是植树。我看到许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做做样子以讨好达官贵人罢了。我曾劝告他们：植树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一种倡导；要么就认真地种植，要么就根本别种。我记得他们对我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还讪笑起我来。我也记得我仔仔细细地种植那些分配给我的树苗，还细心地浇水和认真地看护。
我教家中的孩子们唱英国国歌。记忆中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不记得是为庆祝女王登基六十周年还是为庆祝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英国国歌的歌词引起了我心中的震动。随着“非暴力”的观念越来越成熟，我的思想和言论也格外谨慎了，越来越注重自省。歌词中有这么几行：打垮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片甲不留；搅乱他们的政治，粉碎一切阴谋。这几句和我的“非暴力”观念产生了严重的抵触。布斯博士也是同感，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种内容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凭什么判定所谓“敌人”就都是“歹徒”呢？而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祈求神灵赐予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他为听他布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再谈。
我不仅秉性忠诚，还生来就喜爱护理别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在拉奇科特，尽管忙着写作关于南非的那本小册子，我还是有一个机会匆匆去了一趟孟买。我打算在各个城市组织几次集会来引导公众舆论去讨论关于南非的问题，而孟买就是我首选的城市。首先，我拜访了兰纳德法官，他认真地听完我陈述，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拜访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提供给我相同的意见。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能提供的帮助很有限，你知道我们在公众事务中的地位，我们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我们对你深表同情，现在能够有力地指导和帮助你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拜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而两位老前辈建议我按照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点，使我更清楚地知道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确实对公众有很大的影响力。按既定计划，我如期见到了他，而且准备好去承受他的威仪了。以前我早就听说他所赢得的名头，知道我要见的是“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然而真正见面时，这位无冕之王并没有吓坏我，相反，他像一位慈父对已成年的儿子一样来接待我。我们的会面地点是他的寝室，他身边围着一群朋友和信徒，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有人把我介绍给大家。早听说过瓦恰先生是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德·甘地先生也跟我说过他是一个相当优秀的统计学家。瓦恰先生对我说：“甘地，咱们找个机会再谈一谈。”
大家最多用了两分钟的时间互相做了介绍，接着费罗泽夏爵士非常仔细地听我讲述。我跟他提起我已见过兰纳德法官和铁布吉法官。“甘地，”他说，“我看我必须得帮助你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说完转身让他的秘书孟希先生定一下集会的日期。日子定下来后，他便与我告别，让我在开会的前一天再来见他。这次会面消除了我对他的畏惧心理，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这次逗留孟买期间，我还去探望了正卧病床榻的姐夫。他不怎么有钱，而我姐姐也不太会照顾他。他病得很严重，我建议带他去拉奇科特养病。他同意了，所以我便和姐姐、姐夫一起回拉奇科特。他的病比我预期的时间拖得长。我把姐夫安置在我房里，夜以继日地守护着他，有时夜里我完全没有时间睡觉，一部分时间用来看护他，同时还在写那本关于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回天乏术，姐夫还是去世了。但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我有机会尽心尽力地看护他，内心就感到很安慰了。
我喜爱护理别人的天性逐渐发展成一种很大的热情，甚至常常为此抛开自己的工作。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就把妻子乃至全家人都拉进去。
除非一个人真正能从服务中得到乐趣，否则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或者迫于公众舆论不得已而为之，那反而会阻碍人的成长，且不利于他的心智发展。如果为人服务不是基于愉快的心情，那于己于人都没什么好处。然而，当人们心情愉快地为他人服务时，其他一切欢乐和财富都会黯然失色。
052 孟买的集会
就在姐夫逝世的第二天，我必须得赶到孟买出席公众集会，所以实在没有时间好好地准备我的演讲。几日几夜守在病人身边的焦虑劳累，使我精疲力竭，连嗓子也哑了。因此我去孟买后就完全听天由命了，压根没有想到我要把自己的演讲稿事先写出来。
应费罗泽夏爵士的要求，我于大会前一天的下午5点去他的事务所汇报情况。
“你的演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
“没有，先生，”我战战兢兢地说，“我想即席发言。”
“在孟买这种做法行不通。这里的报告环境不好，如果我们想在这次会议中有所收获，必须事先把演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得在明天天亮前印好，我希望你能做到，成吧？”
我非常紧张，但还是表示我会尽力一试。
“那么，告诉我，孟希先生什么时候可以去你那里拿演讲稿？”
“今晚11点。”我说。
第二天出席大会时，我终于了解到费罗泽夏爵士的意见是多么明智了。这次会议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的研究所大厅里举行的。以前我就听说过，凡是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的集会，会场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主要听众是爱听他演讲的学生，他们把大厅围得水泄不通。这是我头一次出席这样的集会。我知道只有少数人能听见我的声音，念讲稿时，我甚至还有点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断地鼓励我大声念下去。但我感觉这不仅没有增加我的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来越低弱。
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起来帮助我，我把演讲稿交给他。他的音量刚好合适，但是听众却不愿意听，大厅里响起了“瓦恰”“瓦恰”的叫喊声。于是，瓦恰先生便站起身来念着这篇演讲稿，效果很好，听众们完全安静下来一直听到最后，还在必要时不时报以喝彩声和“可耻”的喊声来打断他。这使我颇为欣慰。
费罗泽夏爵士很喜欢这次演讲。我非常高兴。
通过这次集会，我引起了德希潘特和一位帕西朋友对南非印度侨民的强烈同情。我想暂时不提这位帕西朋友的名字，因为他现在是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愿同我一起赴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劝阻了这位帕西朋友，因为当时这位帕西朋友正打算结婚，他必须得在结婚和赴南非两者之间取其一，而他最终选择了前者。还好有巴希·罗斯敦济替他把这个失约弥补上了，还有一批努力从事织布工作的帕西姐妹，正在以她们的勤奋劳动替当年那位阻碍了丈夫脚步的姑娘弥补过失，所以我便愉快地宽恕了那对夫妇的过失。然而德希潘特并没有结婚的打算，但他也没有走。如今，他正在为自己当年的食言做着足够的、有益的补偿工作。返回南非途中，我在赞稷巴结识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成员，他也曾答应来帮助我，但是终究没有来。现在，阿巴斯·铁布吉先生也在设法为那次失信做出弥补。而我想劝导其他律师去南非服务的三次尝试，都无果而终。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自留学英国归来后，我一直和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我听说过他的兄弟——以“怪人”闻名的巴若济·巴德夏先生，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从朋友们那里听说他为人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而不坐马车，记忆力非凡却不愿考取学位，他始终秉持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虽然是帕西人，却是素食者。而贝斯敦济没有他兄弟这么大的名气，不过他在伦敦时，便以博学闻名。不过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远不及他。
在孟买我们又相见了。当时他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我们会面时，他正在忙着编纂古吉拉特文高级字典。那时见到任何朋友，我总会劝他们协助我去南非开展公众工作。可是贝斯敦济·巴德夏不但拒绝了我的请求，还劝我不要再回南非了。
“我是不可能帮助你的，”他说，“老实告诉你，连你去南非我都不赞成。难道我们国内就没有工作吗？现在你看，光是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中，就有很多事可做。我要找出一部分科学用字，但是这不过是这个工作的其中一项罢了。你想想看我们国家穷成什么样子了吧，在南非的同胞，不用说，无疑是处境困难，但是我不希望你这样的人为那样的工作牺牲。让我们先在国内争取自治吧，然后自然而然地就能帮助到那里的同胞了。我知道你不会被说服，但我绝不鼓励任何像你这样的人和你一起投入到那里的工作中。”
我不喜欢这种劝告之词，但是却越发敬重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他对于祖国以及母语的爱让我深深感动。这次谈话让我们彼此更加亲近。我能够理解他的用心，但我并没有放弃回南非工作的决心，这种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了。一个爱国者不应看轻任何一项为祖国服务的工作。对我而言，《纪达经》里的几句话极其清晰而且有分量：尽分内之责，虽败犹胜；做分外之事，虽得犹失。尽责而终，方为正道；别谋他途，必将迷失。
053 浦那和马德拉斯
费罗泽夏爵士的帮助使我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接下来，我从孟买去了浦那。当地有两大派，而我却需要得到各派的帮助。我先是去拜见了罗卡曼尼亚·狄拉克。他说：“你要寻求各方面的帮助是正确的。大家在南非这一问题上不会有什么分歧。但你得请一位无党派人士来担任大会的主席。你去见见潘达卡教授吧。近来他不怎么参加公众运动了，不过也许这个问题能把他拉出来。你去见他，然后把他说的话讲给我听。我愿意尽全力去帮助你。当然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愿意你效劳。”
这是我第一次拜见罗卡曼尼亚（Lokamanya）[63]，这次见面使我探悉到了他获得无比声望的原因。
接着我去拜见戈克利先生，在法古逊学院的院内找到了他。他热情地欢迎我，立即赢得了我的好感。尽管也是第一次同他会面，可我们却像是旧友重逢一般。对我而言，费罗泽夏爵士仿佛是喜马拉雅山，罗卡曼尼亚如同海洋，但戈克利却像是恒河。喜马拉雅山是高不可攀的，至于海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恒河却敞开怀抱，带给人们一场清新的沐浴。一只船，一把桨，泛舟于河上，该是多么令人惬意啊。戈克利如同一个校长测试新生一般，细细地考问了我。他告诉我该去找谁，去哪里找，并提出要看看我的讲稿，还带我参观了法古逊学院，保证会一直向我提供帮助，也嘱咐我与潘达卡博士谈完后，把谈话结果告诉他。我怀着极为愉快的心情离开了。从政治的角度上看，戈克利生前在我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时至今日，也还是无人可替代的。
潘达卡博士像一位慈父般接待了我。我是在中午时刻拜访他的。我在这个时刻还急于找人担任主席这个事实，打动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大学者，他也赞成我坚持要找一个无党派人士担任大会主席的意见，他不由自主连声说道：“这倒是的，这倒是的。”
听我说明来意后，他说：“大家都会对你说我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可是这次我无法拒绝你。你的理由是这么强有力，而你的勤奋又这么令人欣赏，使我无法拒绝你的邀请。你事先和狄拉克和戈克利都商量了，做得好。请转告他们：我乐意担任这两个组织联名举办的大会主席。不必考虑我什么时间合适，对我而言任何时候都很方便。”说完后他便与我道别并致以祝福。
不费吹灰之力，浦那的那些学问渊博、大公无私的社会活动家们，便在一个朴素的小地方举行了一次集会，这令我怀着对自己的使命的更大的信心满意而归。
接着我又去了马德拉斯，在那里我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巴拉宋达朗事件给这次集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的讲稿已经印好了，对我而言，讲稿内容相当长，但听众却很用心地聆听每一个字。大会结束后，照例在会场出售那本“绿皮书”。我拿出了10000册修订本，它们像刚出笼的新鲜点心一样十分热销。实际上没必要大量印行这本书，出于热心，我对这本书的需求估计过高。我是针对讲英语的那些公众演讲的，而在马德拉斯，单是这个阶层没有一万人那么多。
在这里，给予我最大帮助的人是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现已故），当时他是《马德拉斯旗报》的主编，曾对这一问题有过细致深入的研究，他常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还给予我指导。《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先生和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是对南非的印度侨民深表同情的。然而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却可以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我来打理，而我也就充分地运用了这个机会。我还记得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主持了巴才阿巴大厅的集会。
我大部分的朋友给予我的眷爱以及他们对于这个事业的热情是那样伟大，虽然我不得不使用英文同他们交谈，但依然觉得毫无隔阂。只要有爱，人世间还有什么障碍不能被消除呢？
054 “速归”
我又从马德拉斯赶去了加尔各答，在那儿碰上很多困难。那儿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便在大东旅馆开了房间住下，后来我才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业务代表叶勒妥贝先生。他邀请我去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当时他还不知道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是被禁止的。得知这条禁规后，他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对于当地英国人的种族偏见，他也感到很难过，并因不能请我到客厅而向我致歉。
既然到了这里，我当然该去拜会一下“孟加拉的偶像”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见到他时，正有一批朋友围着他，他说：“我担心人们不关心你的工作。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不少困难，不过你尽可以试试看。你必须博得王公们的同情，还要去拜见英印协会的代表，最好和罗瘏·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以及席诃罗瘏·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很开明，而且热衷于公众工作。”照他的建议，我一一去拜见了这两位绅士，但没什么结果。他们都待我很冷淡，只是说在加尔各答举办一次公众集会很不容易，如果想在这里办成什么事情，实际上要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
我察觉到自己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我去《甘露市场报》拜访时，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成一个流浪的犹太人。去《孟加拉人报》的情况更糟，主编让我苦等了一个钟头。很明显他要接见很多人，但即便访客全都走光了，他还是懒得看我一眼。我鼓起勇气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难道你都没有看见我们很忙没空吗？像你这种客人总是没完没了。你最好走吧，我不想听你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了这位主编的处境。我早就听闻《孟加拉人报》的大名，知道那里的访客是络绎不绝的，而且大都是他认识的人。他的报纸不愁没有话题讨论，而南非问题在当时是鲜为人知的。
无论哪个来访者遭受过多少的不幸和苦难，他也不过只是众多进入这位主编的办公室的人们中的一个，而大家都各有各的苦难，这位主编怎么能够一一见完呢？何况大家总以为报馆主编是个很有权力的人。但只有主编自己明白，他的权力实在跨不过这道办公室的门槛。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气馁，还是继续去拜访其他各报的主编。像过去一样，我也去找了英印混血的主编。后来，《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认识到南非问题的重要性。在和他们的主编长谈之后，他们予以发表全文。
《英吉利人报》主编宋德斯先生把我看作自己人。他的办公室随我使用，报纸也交给我打理，甚至准许我随意修改他写的关于南非问题的社论，还把校样提前送来给我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答应竭尽所能协助我工作，而且说到做到。我们一直保持通信，到他病重才终止。
我的一生中，享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友谊，往往是不期而至的。宋德斯先生之所以对我报以厚爱，就在于我的实实在在，以及我对于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报以同情和理解之前，曾详细地考察了我，他发现我对南非的白人的情况也可以不偏私地、公正客观地向他说明，并且还带有欣赏的眼光。
经验告诉我，赢得公正最快的方法就是公正待人。
宋德斯先生给予我的意料之外的帮助使我大受鼓励，开始有勇气设想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可能成功。但这时我却接到了来自杜尔班的电报：“议会1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报社，说明了我匆忙离开加尔各答的原因，并即刻起程前往孟买。动身前，我发了一封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在孟买的代理行，请他们给我订好最早一趟开往南非的船票。当时达达·阿布杜拉刚好买了一艘名为“科兰”的新轮船，他坚持要我搭乘那条船，还特别优待我和我的家眷免费乘坐。盛情难却，我满怀感激地接受了，于12月初第二次远赴南非，同行的还有妻子、两个儿子和寡姐的独子。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代理的另一条名为“纳德利”的船也在同一时间开往杜尔班。这两条船的乘客加起来总共有八百人左右，这些人中有一半去德兰士瓦。